張五常 - 獨裁是學術發展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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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 - 獨裁是學術發展之道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三 7月 07, 2010 11:21 am

先談求書名這個玩意,之後才轉入正題。

上期寫《重尋無處》,提到要出版六本有專題的文章結集,其中四本希望讀者提供書名的建議。讀者反應熱烈,建議的不僅多,而且一般不錯,一時間老人家花多眼亂了。

書名這回事,可以等到排版前的一分鐘才定案。但我老是想着《經濟解釋》卷二的開頭三章,要趕着把上述的近於「閑話」的六本書定下名目才可以集中地想。如下是暫定的六本書名,還可以改,希望不要改了。讀者的意見我會繼續考慮。

一、《重尋無處——五常行遊錄》,取自蘇子的《永遇樂》。

二、《多情應笑我——五常散文選》,取自蘇子的《念奴嬌》。原來此書定名《燈火闌珊處》,改為另一本用,下文會解釋。

三、《吾意獨憐才——五常談教育》,取自杜工部寫李白的一首五律。

四、《獨上高樓——五常談學術》取自晏殊的《蝶戀花》。有兩位讀者不約而同地建議用這首詞,可謂巧合。另一位建議用該詞中的「西風碧樹」,不錯,但「獨上高樓」較佳,因為王國維提到「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是做學問的第一個境界。

五、《燈火闌珊處——五常談創作》,取自稼軒的《青玉案》。這是王國維說的第三個最高境界,既然「談學術」採用《獨上高樓》,「談創作」就順王前輩之意,跳到《燈火闌珊處》。這樣,「散文」那本改名為《多情應笑我》。

六、《狂歌五柳前——五常談藝術》,取自王維的一首五律。

學術發展走下坡

上述六個書名,一與五是老人家自己起的,其他來自讀者及朋友。西方的文化沒有以詩、詞作書名的玩意,何況一般讀書識字的都懂得玩。炎黃子孫的文化有其獨到之處吧。

贈書之說當然不食言,中獎者要不要老人家在書中提到名字,請通知。還有,六本不知要先出哪本才對,也希望聽聽讀者的意見。初步的工作——選文、分書、書中分組——做好了,文章太多,還要篩選,也要修改一下文字。我打算先修好一本,付印,轉到《經濟解釋》卷二——《供應的行為》——的大修,梅花間竹,太累時再轉到另一本專題結集。

轉談本文的正題。學術的發展,我認為整個地球走下坡有三十多年了。不是說關於工程或科技等學問,而是那些比較軟性的,例如思想上的概念、創意、啟發力等的進取。這些是基礎性的思維,不容易捉摸,難以界定,一般無從獲得專利註冊的保護。然而,這些「軟性」的思想是人類知識發展的根源:哲學如是,自然科學如是,歷史與藝術如是,社會科學也如是。大學教育的重點是發展這些基礎性的、重視創意與啟發力的思想。西方以大學為最高學府,頒發的可以從求學中獲得的最高學位稱為「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 是也。重視「軟性」的思想創作是西方高級學府的傳統,不管是哪方面的他們以「哲學」作稱呼。美國的芝加哥大學當年就以不提供工科課程為榮。當然不是貶低工科,而是學術的傳統歷來以思想創作為重,哲學是也。

我出道時的上世紀六十年代,西方的大學追求的是思想的發展,有大師,有英雄,但這些是從哲學方向發展的學問,沒有直接的實際用場,市場的價值不高。一九六五年我作助理教授時的月薪,除稅後美元四百多,四年後跳升至稅後一千多,高得行內嘩然。當時沒有誰管我發表的文章有多少,也沒有誰管我怎樣教。管的是我寫下的文章有沒有創意,有沒有啟發力。換言之,當時美國的大學要爭取的,是思想的重要性。這也是歐洲的傳統了。

國際學報與廢物

問題是,思想的「重要性」是由誰判斷的呢?一九六八年,在芝大,我向當時作為社會科學院的院長Gale Johnson提出這個問題。他答得清楚:文章發表的多少不重要,有沒有寫出來也不重要,但思想要表達出來,而重要性是由弗里德曼(編按 本報譯佛利民)等大師「獨裁」判斷的。當時容易相信,因為在芝大舉足輕重的戴維德是靠口述的影響而受到敬重。

一九六九轉往華大,思想重要性的判斷主要是諾斯與巴澤爾的工作。過了幾個月他們把我加進去。我對思想的獨裁判斷的時日短暫,因為幾年後行內轉為論文章的發表數量與發表學報的聲譽。曾經寫過,這個不幸的衡量準則是越戰促成的。一九八二到了港大,以為可以憑一夫之勇把學術的衡量回復到六十年代的西方準則。不成,因為當時的同事能在國際學報發表文章的不多,而過了幾年數學報文章的潮流湧進,有對學問一無所知的政府支持着。區區在下何物哉?人家有文章打進國際學報,你說是廢物從何說起呢?我是個不喜歡爭論的人。我說是廢物,你們說不是那就讓你們「民主」一番好了。二十多年過去,當然是老人家對。對得太離譜了!

在評審學術文章的判斷上,自然科學比社會科學來得可靠。然而,去年我看到一本有分量的書,寫生物學家達爾文,引經據典地說達氏的思想是古往今來最重要的。有趣的是該書指出,以今天的自然科學衡量,達氏的驚天地、泣鬼神的思想恐怕不易發表,因為他對實驗的操作不到家,有點「門外漢」的味道。可見重要的思想不容易有客觀的衡量準則,判斷要講品味,而個人的品味判斷就是獨裁的判斷了。

轉到我熟知的算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我自己的學術發展歷程全靠一些獨裁者給個面子。當年升職快是因為諾斯說他自己是個大獨裁者,還沒有讀過我的文章就拍板。我的大部分英語文章是還沒有寫好就有學報編輯說要發表,也是獨裁的判斷。當時主理《法律經濟學報》的科斯不「審」我的文章,而另一家學報規定要評審,但主編對評審員說:「史提芬的文章我們歷來不改,因為改了就不是他的,規定所限,我給你讀,不是給你審,你讀了就算是審了。」這是獨裁,也是真道理吧。一位作者的文章你要就要,不要就不要,有什麼好「審」的?當然,初出道的文章不妨審一下,但此「審」也,往往失誤頻頻,費時失事,埋沒了不少好文章。文章太多不能不取捨,但取捨以獨裁作判斷最上算是歷史的經驗。

思想判斷要講品味

在我熟知的經濟學而言,升職用民主式的數文章、論學報高下,是災難性的發展。因為這會鼓勵作者重視文章的規格而漠視內容。更頭痛是有創新之見的,民主評審制會使初出道的不敢動筆。當年科斯幾次對我說:「有些文章寫得一團糟,但其中有一點新意,可取的,要設法挽救。這是作編輯的主要困難。」我呢?屢次建議他不要作編輯,理由是有他那樣的腦子的人,作編輯是很大的浪費。

當然是我對。此「對」也,有不幸的一面。今天的經濟學報,作為編輯的大都是些創見不多的人——自己寫得出重要文章不可能有時間作編輯——而評審員不少是某些名校的研究生,不是傑出的,因為傑出的不會有時間多作評審。「民主」裁決就有這樣的困難。獨裁當然也有其不是之處,但二者相較,賭一手,我的觀察是獨裁勝。

好些年前有人作過如下的詳盡統計:把當時被行內高舉的芝大的《政治經濟學報》的文章作重要性的排位,得到的結果是:有重要文章出現的時期,永遠是由一位主編獨裁作決策,而當芝大經濟系的多位教授一起「民主」取捨時,一篇重要的文章也沒有。翻過來,我的觀點是:思想的判斷要講品味,獨裁者不可能沒有品味,民主則不可能有。

獨裁當然可能錯,可能大錯。學術的發展要有成就,要靠一個懂得取捨的獨裁制度。綜觀西方有大成的大學,或學派,或大學內有大成的學系,我想不到有一個例子不是讓獨裁者判斷思想的重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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