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 新年政治經濟展望之十：興衰周期

一


當然俺覺得中國這10年還不會出現不可收拾的場面，並不等於說，未來不會出現麻煩。

現在只要往網上看一眼，倒處似乎都是民情洶湧和危機四伏。其實對這些暗流，俺倒是並不太在意。雖然每年中國的各種群體事件不少，但是這些事件，大多都是非常地域性。這些事件所針對的事情和人物，都是具體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和針對具體的地方官員。

因此這些群體事件，打擊的是地方的官僚，對中央政府的權威並無撼動。而打擊地方豪強，就是說削藩，不正是合乎整個國家以及中央政府的利益嗎？

在幾年前，曾有人問俺，如果中國的地方上亂起來，怎麽辦？俺的回答，非常容易解決。派一個欽差大臣，手持尚方寶劍，帶五千兵馬，揣五萬兩銀票。到了地方，詢問民情，為何而反。原來是地方貪官和豪強官商勾結，魚肉鄉民。

於是把貪官和豪強拿下，滿門抄家，開虎頭鍘刀伺候。鄉民人心大快，分了抄家的浮財，外加朝廷的五萬銀票慰問。然後皆大歡喜，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俺開心打黑，你開心唱紅，大家繼續創造和諧社會。

所以對底下的民情，你只是滿足於高高在上，不認為那是你的助力，反而認為是你的阻力，這樣的政府，那只好杯具。唐太宗說，水能載舟，也能覆舟。洶湧的民意，如果你可以順應而施政，比如說前一陣子的民工要求漲工資的罷工行為，你不把它看成是可以幫助減弱分配不公平的機會，不把它看作自覺的中國百姓，在幫助這個國家的經濟轉型，而是簡單地引申為什麽外部勢力搗亂，或者覺得維穩重大，那麽這些洶湧的水流，就可能成不了載你的舟的水。

中國的穩定自然重要，但是有問題產生，趁機治理官吏惡疾，從而順應民意之所求，體恤民生之艱辛，方才是人間正道。真不知道地方豪強的穩定，有什麽值得你中央政府操心，還怕人家坐大的不夠，撕裂整個國家才甘心？

這讓俺想起一件事情，當年美國密歇根州的工人罷工，資本家請來的打手和當地政府圈養的警察，對罷工的工人大打出手。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發布總統特別命令，派出軍隊來到罷工現場，把槍口對準了當地警察和資本家的走狗們。

而正是羅斯福的中央政府對工人的支持，才真正開啟了美國社會的中產階級出現的局面。

其實一個國家，有問題，甚至有大問題，都不是要命的事。這幾天，俺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有什麽方法，一個國家可以維持長治久安，不會經歷周而復始的周期大動蕩？

苦苦思考的結果，俺終於體會到，一個國家最為重要的，並不是在於一個特別的制度和政策，也不是一個人才選拔的體系，更不是政治權力的互相制衡。

為啥這麽說？因為你實行的政治制度和施政方針，如果把所有的名稱和ism拋棄一邊的話，都是在於一個利益在各個不同階層和不同團體中間分配的問題。在這些利益的分配中間，各階層和團體的代表，就是說大家各自的代言人，不論你的人才如何選拔，能夠為自己代言的集團爭取到最大的利益的人，自然會被推到前臺。

因此如果你看美國前任總統小布什，也許覺得他並沒有資格勝任這個職位。但是看到他在任上的8年，為他的利益集團，美國的軍工企業、國防承包商、和石油產業帶來的暴利，你不能不說是人盡其才。

所以說人才和制度的互動關系，不是人們簡單的理解，一個好制度可以限制壞的政客。同樣的民主制度，可以選出希特勒，也可以選出羅斯福。同樣的獨裁，可以帶來希特勒的失敗，也可以帶來羅斯福的成功。制度可以限制人才，人才也可以變革制度。

但是在很多情況下，就是人才和制度同時腐敗。目前在美國出現的問題，可以說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在三權分立的權力制衡下，一個還沒有腐敗的制度，和還肯為大眾服務的人才體系，基本上可以維系一個國家分配上的相當公平。

可是在腐敗的人才和制衡嚴格的體制的雙重束縛下，那麽就算是少數的領袖人物，銳意革新，打破困局，也是頗有回天乏術的無奈。

比如今天美國要改一個街名，需要60個國會參議員的一致同意，就是這樣的例子。想一下中國歷史上，北宋的王安石，明朝的張居正，都經歷過這樣的手腳被綁縛的局面。而美國的羅斯福可以殺一條血路出來，還是靠借了二次世界大戰的東風，可以趁戰爭之機，突出重圍。

因此看中國的未來，和看全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樣。

那就是處於這個國家權力最中心的政治領袖們，在自身和自己背後的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格局中，如何可以做到為了整個社會的總體利益，可以調整自己的集團利益。因為不是所有的時候，你都可以只是為增加自身的利益而施政。因為不是所有的時候，你都可以靠斬殺過氣利益團體，或者說政治權力利益分配結構中，處於弱勢和代表性不足的團體來過關。

你也不能老是靠剝奪中產階級，來滿足底層貧窮階級的不滿。比如說奧巴馬的醫療改革方案，就是這樣的一個路子。而中國政府的利農政策，也不能建築在讓中產階級出血一樣。

因為在關鍵的時刻，作為一個民族的最精英的人物，俺們小民是看著你作為主心骨的。俺們是有資格要求，政治權力的最高決策人們，可以為了整個民族的福祉和國家的未來而做出個人的小小讓步的。

有人說要人家壯士斷個小指頭，豈非是與虎謀皮？
當年羅斯福就任總統之後，他的一位朋友來訪，說如果你可以實現你的計劃，你就會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羅斯福回答說，如果俺的計劃實現不了，俺就會是美國的最後一任總統。因此羅斯福知道，什麽叫做背水一戰，因此他可以推行帶有社會主義色彩的許多新政，而這些政策是損害他自身的家族和集團利益的

二


在1948年的時候，中國也有一位俺們民族的精英人才，叫做蔣中正。身居高位的他，在整個社會和政治處於危局之時，仍然放任自己的家族人物孔祥熙和宋子文，以擾亂國家經濟次序來中飽私囊。老蔣推行的金元券強行換取民間黃金和外鈔的手法，被人稱為曠古未聞，其實是和羅斯福的繳金令差不多。

可是人家羅斯福收黃金，是為了國家的危機，而蔣介石的收黃金，是為了中飽私囊。結果就算是他把這些黃金全部搬到了臺灣，人家陳雲從北京到上海，就算是手上沒有黃金，也一樣把持續了12年的惡性通貨膨脹壓了下來。

並不是陳雲的本事要比老蔣大，而是當時的共產黨，不是為了自身的私利。所有歷史的經驗說明，坐在高位的老虎，如果不能適當地限制自身的利益集團的膨脹，在該讓利給全民的時候，不能讓利，人家老百姓當時不能和你謀皮，但以後一樣可以打下你這只老虎。

所以俺思考的結果，就是政治核心人物，可不可以在需要限制自身利益的時候，大義滅親，犧牲自己的一點小利益，是整個國家可不可以長治久安的關鍵。

其他的因素，比如說權力制衡和人才選拔制度，當然也很重要，但是這些因素往往在歷史的關鍵時候，起不了作用。當一個體系面臨困境的時候，權力制衡越好，形成的僵局就越嚴重。

當身居高位的人們只為自己和自己集團利益而拼搏，能力越強，社會的撕裂越厲害。

在一個國家的經濟情況比較好的時候，因為整個社會的大餅在不斷的快速擴大，那麽大部分的民眾多多少少的，都享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分紅。這個時候，當權者往自己盤子裏扒拉多一點，老百姓也許罵兩句，也不損害整個社會的安定。

但是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開始出現放緩，甚至停滯的情況下，當政者的個人作為，就會對整個社會造成撕裂作用。遠的例子不說，看一看俺們的臺灣地區，當年當政的國民黨，貪汙起來不比陳水扁要輕微，但是在一個發展迅速的經濟局面和一個停滯的經濟局面，形成的社會的容忍度，就大大不同。

而中國在今後的10年之內，還是可以保持一個快速的經濟增長，因此算是為當政者贏得一些寶貴的經濟轉型和政治改革的時間。如何好好的利用這些時間，真正地推行切實的針對官僚體系自身的制度改進，而不是虛晃一招，打一下太極，是未來中國發展可不可以持續的問題。

最近推出來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一個好的征兆。但是俺的態度，還是聽其言，觀其行。因為這個議題被社會輿論呼籲，已經20來年了，各種各樣的試點啊，特例啊，也體驗過了。現在需要的是中央來個壯士斷腕，自己先來個表率作用。或者是地方的仍然有政治理想的官員，率先實現個人財產的公開化，來形成一個強大的壓力。

之所以要對官員如此苛刻，是因為你掌握做國家的權力，享受著國家的優惠，自然就必須接受大家的監督。總不能好處就是你占了，責任就沒有，那也於常理不符。

考慮到中國歷史的各種選拔制度，從漢朝的舉孝廉、魏晉九品中正、到隋唐的科舉制，在到現在的共青團制度，中國的官僚系統，一直要解決的是，一個是官的問題，另一個是吏的問題。

解決官的問題，以前靠的是道德賢良、人倫孝悌，靠的是貴族傳承和榮譽，靠的孔孟之道和四書五經，後來也出現過共產黨員的修養，和現在提的八榮八恥。當然輿論的監督，那是從古到今，從以前的清流，到現在的互聯網，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但是對官的道德要求，並一定會解決吏的問題。

當年在元朝的時候，科舉制度沒有完全恢復，所以實行了一種制度，叫做吏員入閣制。就是說沒有科舉制度提供人才供應，就從地方和基層的幹吏中提拔能者做官。這個做法，因為沒有讀書人的全面道德熏陶和要求，導致了元朝地方政治的腐敗，更甚於其他朝代。結果導致了元朝成為中國歷史上壽命比較短的朝代之一。

如果看一下今天的官僚制度，可以說官一層，確實有問題，但是問題還不是那麽嚴重。可是吏一層次，已經到了相當惡劣的程度。尤其是在地方和基層上，政府公務員系統的血緣和宗族關系，七大姑八大姨的，已經把最底層的政府結構，給搞得烏七八糟。

比較好的狀況，就是人浮於事，機構臃腫，比較差的狀況，就是黑社會化，橫行霸道，魚肉鄉民。看一看中國近年來的不少地方群體事件，那一件不是和這些小吏有關？從野山關，到馬鞍山，不就是一個所謂科級的小土皇帝，以為自己是國家羅漢，可以為所欲為？

因此嚴吏治，首先就是清除最底層政府，面對最基層人民，開始失去了服務人民的基本功能。在短期，要做到除惡必盡，把黑社會勢力清除出去。在中期，要做到嚴格吏員隊伍，防止地方宗族控制地方政府，建立一套行為考察和監督的制度。在長期，要做到裁減編制，還權於民，把地方小政府化，回到中國傳統依賴地方各種自主的行業協會等等，來協調地方的利益分配。

把吏治搞好了，官治就比較容易了。以前的科舉制度，解決了官員的“紅”的道德問題（當然世界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這個道德，也是相對而言），但沒有解決官員的“專”的問題。結果是培養出來的官員，很多是熟讀四書五經，長於八股套文，但缺乏經世致用的才能。

今天的“專”解決的不錯，很多中高層官員，都有比較專業的知識，要下功夫的是“紅”上面的著重。這個“紅”一定要強調，要大力倡導。前幾十年中國的一個誤區，就是盲目的提倡，以“法“治國。要知道，光靠法律，是解決不了當政者和社會強勢集團，專門做些“不合符道德，但是合法，你奈我何？”的勾當。

這些既違背常理，又違反道義，但就是披著冠冕堂皇的“法律”馬甲的無恥行徑，最後也是會摧毀你一個社會的根本道德基石。這樣的法律，最後就是統治集團、法律訟棍，任意魚肉百姓的工具而已。

三


這裏俺對官吏的劃分，是和人們通常的認知有所不同。

在西方國家裏面，官員大概是分成兩種官員。一種是政治任命，其中包括通過選舉出來的，比如說總統和副總統、州長和市長、國會和州議會議員等等，和政治任命的，比如說高等法院和地方法院的法官、政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國務卿和其他部長之類。

另一種，就是所謂技術官僚，或者準確地說，就是大家通常說的公務員。這些官員，不是因為政治的原因而出任職務，而是因為專業的關系。

而這些人，在俺的眼裏，就是吏。對應中國，那麽就是除了各級政府部門的首腦的其他公務員，都可以算在這個劃分之類。

最近俺附近的一個城市奧克蘭，麻煩比較多。這個城市是美國加州的第4大城市，人口超過40萬，大概有警察800多人，算是每500個人可以攤上一個警察。

奧克蘭的人均年收入大概是3萬多美元。那麽奧克蘭警察的平均收入是多少呢？說起來，你可能不信，超過18萬美元，是大家平均收入的6倍。要知道，在美國矽谷一帶，做一個資深的軟件工程師是很牛的事情。但是你做工程師的平均工資，大概就是8萬多而已。

要想拿到18萬一年，大概得是當CEO的才行了。而這是人家的平均工資。

現在是因為這個城市的財政破產了N年了，要讓警察叔叔們也付出一點貢獻，把收入下降到2006年的水準，就是說16萬一年，結果人家不幹。政府和警察工會談判破裂，於是警察局宣布裁員，裁減警力到695人。

然後警察局長宣布，因為俺們人手不足，所以你見到什麽罪案，如果不是殺人放火，就不要打電話報警來煩俺們了。

結果上一個星期，一個原來來自中國，從弗吉尼亞州跑過來去谷歌見工的華人軟件工程師，就在奧克蘭探訪朋友出來後，遭到打劫，被人一槍索命。

奧克蘭這種官吏的工資制度，可以算作高薪。但是不是養廉了，大家也不清楚。比如說，在奧克蘭做餐飲生意的老板，都比較喜歡提供免費（或者是3塊錢吃10塊錢的價值）的午餐和晚餐，給警察叔叔們。因為你外面停著警車，裏面坐著警察，自然來劫匪的機會就小多了。

而高薪下的治安情況也好不到那裏。前2年有一段時間，俺們附近比奧克蘭治安要好N多倍的幾個小城市，也出現過10天發生11樁打劫餐館的罪案，害得大家那一陣子都不敢出去吃晚飯。畢竟就算人家劫匪手下留情，只對你的錢包感興趣，可是看到一個紅點在你的心口那裏閃來閃去，對你的心臟機能也沒有多少好處，是不是？

那麽其他政府部門的狀況如何呢？其實好不到那裏。反正大家平時也沒有興趣去打聽，但是實際上公務員的收入，尤其是所謂加班收入，是高得驚人的。曾經出現過政府工程部的人員，年收入高到50萬美元，因為人家每個星期加班加了60個鐘頭。這樣的數據，大概鬼都不會相信。

至於政府的公務員隊伍，做事拖拖拉拉、議而不決、推卸責任、態度冷漠等等，大概是全世界通用的毛病。權就想抓在手裏，責就想卸出肩外，事情總是借口一堆幹不完，但是加工資的談判就一點都不落後。翻一翻全世界地方的小報，問一下全世界國家城市的居民，大家都會給你比較相似的法案。

俺就親身經歷過一件事。因為要到本地警察局去報案，以為就是花10來分鐘填個表之類。結果人家接待員說，俺們只有一個警察負責接受報案，現在該仁兄在外面忙乎著呢。請你等一下吧。

結果就是等了一個鐘頭，而同時警察局裏面，十幾個身材是俺兩倍粗壯的警員和文員們，則是邊吃零食，邊談笑風生。後來俺問，要等多久，為啥你們不處理？人家說，俺們一天只是一個人接受報案，再等2個鐘頭，估計那位當班的仁兄就會回來了。

當然美國的政府公務員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你有事要辦，需要他們，自然就是一大杯具。可是如果你平時和他們屁都臭不到一起去，那麽你的生活裏面，還是不需要看到這些可憎面孔的。

相對於中國的公務員，還居然出來和居民對撼，搞出一大堆群體事件出來，那真是得寸進尺了。而要把這些氣焰大下去，就得大幅度削減地方各級政府的權力，慢慢把公務員的編制縮小，完成地方小政府和大社會的轉變。

俺在前面對官，尤其是高官，在道德層面上的要求，也許被人認為是緣木求魚。而且俺對法律體系，可以在這方面達到的實際效果的懷疑，也被人認為是反對法制。

在談到法制，或者說依法治國這個概念的時候，千萬不要懷有幻想。法制，或者是法律至上，從來都是掌握做制定、修改、解釋和實施法律的權力集團，用來壓制一般民眾的工具而已。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個人人，只是俺們這些小屁民。有權和有錢，可以掌握法律運作的人，是比俺們更加平等的。比如說，美國國會通過救助華爾街的金融法案，就是一個立法文件，其中不光要追認這之前美聯儲的所有違法的行為，還要確定被救助的金融公司，將救助金拿去發獎金，是合法的。

對這些人，比如說把美國拖進兩場戰爭、手上沾滿屠殺婦女和兒童的錢尼這樣的惡魔，或者說摧毀墨西哥灣生態環境的BP總裁Howard，如何靠法律去制裁？

刑不上大夫，從古到今，都是事實。真正能夠打擊這些人的胡來，靠的就是大家吐口水。

其實錢尼最怕的就是，他被冊封為“虐待副總統（The VP of Torture）”。BP的Howard在死了11個工人和大面積汙染之後，還忙著參加遊艇比賽，就算是現在下臺，也可以拿著2千萬美元的遣散費，到另一家公司當總裁。

但是他最掛不住的，就是大家一看他，就是各種口水狂噴。

四


所以說，對那些位高權重、一言九鼎的權力集團領袖們，估計真正可以起到制約的，應該是歷史的千秋一筆。這也是中國歷史上，一直設有史官一職，就是把你皇帝和大臣們的作為，一筆一筆記錄在案。如果你敢胡來，就要有敢於承擔千秋罵名的勇氣。

記得唐朝的貞觀年間，發生了這麽一件事。就是唐太宗李世民要求把史官關於他的一段記錄拿來看一看。這個提議，當時受到了大家的抵制。因為按照中國文明的傳統，皇帝是不可以幹預史官對他執政的記錄的評價的。

李世民說到，如果讓我看到自己做得不對的地方，不是可以很好地改正嗎？於是大家給了他一份拷貝，看一看對自己的記錄。結果李世民發現，史官的記載，對玄武門兵變中，李世民殺親一事，進行了為尊者諱的描述。於是要求史官客觀地把整個事件記錄，並表明自己為天下生民，不拘泥於個人行為的態度。

因此天下人之口誅筆伐，其實是一個非常強大的道德利器。當然如果連這個民心悠悠之口，都無法制止領導集團胡作非為的話，那麽天下大亂，大家重整河山，也是不可避免的辦法了。

這裏提倡道德約束，在社會中的作用，並不是要否定法律的有效性和公正性。從中國的傳統文化，從來都認為法律只是人類社會道德體系之下的一個組成成分。

因此法律的作用，只是保證社會的公平性，就是社會中的個體，規定所擁有的權利，應該得到保護，而破壞社會的正常運作次序，必須得到懲罰。而且社會成員之間的利益沖突，必須有一個仲裁的依據，也保證一定的公平性。

因此在中國人的思想體系中，從來都不認為法律是可以真正約束人們的行為。法律至多只是作為一個懲罰的手段，來處罰犯法的人。所以中國傳統的官府，都是勸諭人們，如果大家之間出現爭執，應該先利用協調的方式，在家族之中、家族之間，尋找解決方式，而不要輕易訴訟。

而對個人和社會進行約束的真正利器，是來源於儒家道德體系的教化行為。在這種體系下，基本上你可以說，凡是非道德的，必然是非法的。

這種文化傳承，是和西方社會以契約為基礎發展起來，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法律體系，是不以道德原則為考量的。因此在美國，才可以有《排華法案》存在，才可以有禁止白人和有色人種通婚的法律存在。

最近因為奧巴馬這個黑人當了總統了，所以美國國會算是給了點面子，對美國的販毒法律進行了修改。

以前的法律是，如果你帶有5克重的可卡因塊，那就是5年的監牢。而你要是帶的是高質量的可卡因粉，那要帶足500克，才是5年徒刑。

為什麽這樣？那是因為以美國2009年的價格為例，1克可卡因塊，是10-25美元之間。而1克可卡因粉，是要80-100美元。

因此便宜貨，是窮人們和黑人們和拉美裔人們在用的，而貴價貨，是白人們和富人們在用的。

所以說，這條法律，基本上就是給白人網開一面。你要犯下100倍的罪行，紙面上的法律，才可以讓你和老黑們同罪。

可是具體的執行上，比如說洛杉磯在1995年的報道，人家最後抓的人中間，是一個白人都沒有。

這說的是，本身法律就是不公平和非道德的。但是就算是法律在文本上是公平而道德的，由於法律是由人掌握的，是經過一個一個案例之後，最後形成了非常繁雜和冗長的一個文件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如何對文本的意思進行某種傾向性的解釋，就被熟悉這一套法律系統的訟師們，就是今天的律師們，和官府大老爺的師爺們，就是今天的法官們，來具體操作了。

在這種現實的情況下，出現的局面，就是“法院大門整天開，沒錢沒權莫進來”。

那麽只要人家錢財和權力夠大，就可以來操縱這一套系統。如果犯案的嫌疑人，是某位大人物的公子，你說人家不能以權幹涉，那麽老子有錢，請一個全世界最貴，最牛叉的大律師，你總不能不讓吧？

而人家當地法院，看這個架勢，後面你也不知道有沒有多少利益交割，苦於俺們這個地方，檢察官就是這個水平，出來就是打不過人家牛叉大狀，你也不能怪俺，是不是？

只要是人運作的法律，自然就不可能有不被摻水的法律。

這個時候，一個案子是不是公正，似乎不是由你的法律系統可以決定。無論你自己把法律至上，吹到什麽程度。

這個時候的真正約束，就是公眾輿論。因為你不能犯了眾怒。

如果你犯了眾怒，洛杉磯的黑人們，就上街暴動了。中國的某縣某市，就有群體事情了。而這種群眾的口水，才是真正讓利益集團有所收斂的真正武器。

因此在國家面臨困境的時候，從核心集團，如何開始自我約束，並以此作為表率，要求其他社會各利益集團如法炮制，是一個國家可不可以主動調整的主要契機。只有在這種自律的道德約束下，大權在手的核心利益集團，才可以動用法律和其他的各種工具，強力推行必須實行的改革。

中國歷史上，從清朝的同治中興，明朝的萬歷新政，宋朝的熙寧變法和慶歷新政，都是向這個方向的努力。而從歷史上，俺們可以學到的經驗，就是這樣的努力從來都是不容易，而且遭遇到各種利益集團的重重阻擾。

而在最後，由於這種阻力之大，導致改革功敗垂成，功虧一簣，從而使得中國在多年以後，陷入國破家亡的悲慘結果，令無數生民塗炭，又是常常令俺們這些讀歷史的人，悲從中來，不可斷絕。

五


雖然這個民族最後，還是產生了如李世民領軍的關隴集團，或者是朱元璋帶隊的江淮集團，和近代由毛澤東統率的共產黨集團，最後出來平定山河，由亂到治，但是這中間作為民族和國家這個整體，和作為無數滿天繁星的星鬥小民，要經歷的鳳凰涅磐的地獄之火的翻烤，都不是一個好的選擇。

因此如何保證一種非暴力和非劇烈的變化方式，就是說能夠在體制內部形成一種新的思想共識，能夠組織一個新的關隴集團，做好思想和輿論的準備，在未來可以預見的一個時間段內，能夠保證這個國家和民族的繼續繁榮和穩定，當是對80後人群的期待。

這大概也是俺最終決定寫些東西，而不是繼續隱居山林的主要原因，因為畢竟時間只有10來年可以等待。要是繼續被當政者在位置上，得過且過，做過維持會，就會把這個拐點，給忽悠過去，那麽讓未來的人們形成極大的困擾。

當然中國相比較於美國，這個拐點大概還有10來年，但是美國的拐點已經到了。

這兩天看了美國前任兩位財政部長，一位是民主黨的魯賓，一位是共和黨的奧尼爾，對美國經濟的現況和未來走向的訪談，他們提到美國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美國政治制度悲慘性的破產。

說到底，這種困境是一種囚徒困境。需要很大的自省能力和自絕的決心，才可以走出。這個對中國如此，對美國也是如此，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是如此。

因此中國社會的未來發展，必須包括道德體系的重建，而法律作為這個道德體系的一部分，才可以真正發揮應起到作用。

如果一個國家的權力集團，不能做到對自己的利益約束，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種形式的政府，都與事無補。不要以為有了民選制度，就可以逃避這個囚徒困境。以美國為例，喊著改變的奧巴馬上臺後，送錢給華爾街的大鱷們，不比他的前任小布什要少要慢。

因為只有處於權力核心的華爾街的金融大亨們，決定犧牲他們的小小利益，哪怕只是短短的一年不要發天文數字的獎金給他們自己，而為這個國家和民族盡一份力，才有可能改變美國的困局。

當然除了華爾街，美國的利益集團中的強勢團體，就是以美國國防部和國務院為前臺，以國防工業、國防承包商和石油公司為後臺老板的軍工集團。這個集團，現在在美國政府預算裏面是最大的大頭，也是美國不斷在海外窮兵黷武的主要推手。

而近年這個集團的種種動作，總是讓俺不由自主的想到了後奧勒留時代的羅馬帝國的近衛軍Praetorian Guard。

當然一個制度的建設，就是要在最大的程度上保證一個利益集團不可以霸占權力太久。這也是任期制在中國的出現是一個很好的變化，因為就算是你當政者被大家吐的口水淹沒到了鼻子底下，人家還是可以安之若素。可是，以中國這樣的10年2屆的時間限制，你到了時候，就得走人。而且人一走，茶就涼，那麽在你任上拖而不決的政策，也許就有了一個好的開始。

以美國為例，雖然其總統的選舉，是任期制，可是國會的議員和高等法院的法官，就不是任期制。雖然國會議員靠選舉，但是因為具有劃分選區的權力，因此美國大多數時間的國會選舉都成為走過場，大部分的現任議員，都可以輕松繼任。比如說愛德華-肯尼迪，在死之前，是做了47年。

要是以中國的兩屆為例，那麽現在美國參議員中，有51個，就是超過半數，是超過10年。有24個，就是差不多4分之一的人，是超過了20年。有7個，超過30年。最老的是夏威夷州的井上建，是1963年1月任參議員，現在是超過了47年。

那麽眾議院也是這樣，總共有215個議員，接近50%是超過10年。時間最長的是密歇根州的丁格爾，是1955年出任國會議員，現在是55年了。

要是你霸住權力的位置這麽長時間，說要是不弄權，那才是見怪了。

而對美國這個三權分立的國家，你行政部門，要想做點事情，就不得不受到國會這個立法部門，和最高法院這個解法部門的限制。從限制權力的角度上來講，自然可以防止行政部門的獨斷專行（當然如果人家布什政府那樣，把反恐牌打出來，你也沒辦法制止伊拉克戰爭），但是在另一種局勢下，行政部門想推行任何一樣改革，也會被國會和法院給綁得死死的。

當年羅斯福新政的實現，基本上靠的是美國民眾對政府專權的支持，和對腐敗的國會和法院的抵制。當然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形成的戰爭緊急狀態，也為羅斯福提供的便利。不然的話，他的提高工人工資的做法，就會面臨美國最高法院將最低工資制裁決為違反美國憲法的阻擊，而使得政府政策失去效應。

而現在美國最高法院裁定企業可以無限制地投錢主導選舉的做法，也是幹擾這個制度本來就非常有限的自我修正的能力。

當然現在的一個問題是，大部分世界上的國家，政治權力都是在政黨集團的控制之下。無論是中國這樣的一黨執政，還是日本的自民黨一黨獨大，或者是美國的民主共和黨的兩派輪流（其實美國的兩黨，基本可以看成一個政黨的左右兩翼），有限制的任期可以解決個人執政時間過長，但是還是解決不了權力集團長期執政問題。

因此要打破這個局面，主要的是要解決你是代表誰的問題。

美國的民主黨左翼，代表的主要勢力是華爾街金融界、矽谷高科技界和好萊塢娛樂界，再加上律師和其他各種工會。而美國的共和黨右翼，代表的主要勢力是國防工業、石油能源工業，以及其他的各種宗教保守組織。

在這樣的利益集團博弈權利格局下，當政黨集團不是去代表社會大眾的整體利益，而是代表內部的少數利益集團的利益，那麽你博弈的程序做得再好，最後導致的結果，還是以社會崩潰作為代價。

六

(最近因為比較忙，加上“興衰周期”是一個比較大的題目，算是古今中外很多智者都思考過，而我自己在很多方面還沒有想透。這裏只是先把自己的一些膚淺的想法拋出來，與各位朋友探討，將來會進一步完善這些思考。非常感謝各位朋友，尤其是河裏的梅西兄和新浪的一井兄的批評和指正。)

看了很多朋友對這個系列的一些看法，覺得有必要把思路好好的梳理一下。
大家的主要意見，一個是認為俺對官和吏的區分，不是太清晰，與現在中國的政治現實相距太遠，而且並得出俺認為吏比官腐敗要嚴重是錯誤的推論。這個意見認為，上梁不正下梁歪，與其要花功夫，拿小吏來說事，不如好好考慮一下如何解決官，尤其是高官腐敗的問題，在制度上（比如說通過選舉制度等等）來約束官員的腐敗。
這種看法包括的一個主要觀點，就是俺提出的道德自律，尤其是對核心領導階層的道德自律，是一種靠內在體制驅動力的方法，是達不到效果的。只有靠外在的力量，比如說左手邊的朋友，提倡的人民民主力量，或者是右手邊的朋友，提倡的法律至上和選舉民主的方式，才可以提供這種制衡。
首先再次解釋一下，俺對官和吏的區分，不是立足於現有的實際情況，而做的劃分。俺的區分，就是把你需要政治程序任命的官員，這在選舉民主制度下，就是投票選出來的官員，在中國現有體制下，是通過黨內小圈子投票、廣泛征詢和各派利益平衡，然後通過當地人大投票認可的官員，放在了官這個概念。
俺然後把各種通過官員任命，或者體系裏面的其他各類人等，算作吏。
之所以這樣做，因為在俺的思考裏面，俺認為人類社會的發展，由於科技的進步，信息的廣泛和快速的傳播，加上中國在高速鐵路上的發達，最終的結果，是會形成一個社會結構扁平化的局面。
俺曾經在《說文論武》中提到過這個趨勢。那就是以中國國土的廣袤和人口的眾多，俺們的老祖宗，一直要解決的是，如何在這樣的一個大國，實現政治的統一之下的有效管理。
要解決地理上的客觀限制，除了秦始皇的國家大道、隋煬帝的大運河等等交通基礎建設，來縮短地理上的距離，使得信息流通速度加快，可以快速進行下情上達和上令下傳，可以減低統一市場的經營成本，可以快速投放國家災難救援力量和穩定地方的鎮壓力量。
另外一個解決方法，就是發展一個專業的管理階層，就是官僚系統，來行使國家賦予的代理管理的權力。
簡單的歸納一下，中國的民權概念（不是單一個體意義上的民權，而是整體族群意義上的民權），是巧妙的通過民意和天意的溝通，從而和君權掛上的關系。
這種民權和君權在某種意義上的合一，就代表了中國政府管理國家的合法性。而因為地理和人口的客觀條件限制，那麽作為這種合法管理國家代表的官僚階層，就獲得了代理國家管理的名義，不論是在京都，還是在地方，都行使了這個合法的權力。
所以中國的官員階層，尤其是地方官員階層，才會有異地為官的傳統。也有“當官不與民作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提法。
當然因為文化和語言的原因，代表著廣義民權和君權的異地為官的官僚們，又必須依賴於當地的權貴系統的支持，來解決各種地方形形色色的不同問題和利益平衡。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利益驅使的原因，自然就出現了皇帝派來的地方官，與地方勢力結合，導致了對上敷衍皇帝，對下壓制鄉民的情況。
這種“有負皇恩”的情況，自然就違背了原本作為民權和君權代表的身份，從而導致這套政治系統的失序。而以維護民權和君權出現的制衡系統，除了清流的輿論壓力之外（可以考慮是民間的力量，也可以考慮是內部鬥爭的官僚派系力量），就是東西廠、巡按使和欽差大臣這些體制內制衡制度。
因此有一種分析方法，把處於中間階層，行使國家管理代理權力的官僚階層，稱之為中權階層。並認為官商一體化（以前是官僚地主身份一體化）而導致的中權階層勢力龐大，是中國社會失序的主要原因。
所以在政治和經濟上，出現了所謂“國退民進”（當然大家都知道這個民，是代表中權階層的豪民，而不是俺們屁民），其實就是這樣一個中間龐大的過程。而一旦當下層屁民被壓制到了鋌而走險的地步，上層的君權權威蕩然無存，那麽系統崩潰，生靈塗炭，就不可避免了。
在看一下西方的主要國家，比如美國在政治上是如何考慮治理國家的。
首先美國的民主制度，考慮的是政府管理的權力，是來源於被管理的人民。這個和中國的政治考慮，並無不同。
但是美國的制度考慮，不是通過中國傳統的整體民權和君權聯系的方法，而是通過對民的身份界定，通過特殊身份的民的界定，來達到限制民的目的。
從美國建國1776年開始，民的限制是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有產男性。因此性別上來講，婦女，種族上來講，黑人、印第安人和其他有色人種，民族上來講，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和猶太人等等，都是被排除在民這個範圍之外的。
然後在這個大致是總人口10幾個百分比的特權階層中，訂立了由下到上的選舉制度。從這個角度來講，美國的各個地方政府的權力則是來自於這個特權階層的選舉而授權，然後聯邦政府的權利是來自於這些地方政府（主要是州政府）的授權。
這種以“邦”作為聯系的組織聯邦的方法，當時是參考了印第安人的部落聯盟的經驗。但是一少數特權人群作為選舉的基礎，也可以和希臘和羅馬的做法扯上關系。
當然後來因為歷史的發展，美國的選舉民眾的基礎，慢慢在1910年左右開始有所擴展，最後是到了1970年代，主要是黑人民權運動開始出現對有色人種的憲法權力的落實，和降低選舉年齡到18歲（因為但是要逼人家18歲的孩子上越南戰場），算是真正的把民這個概念普及到了全民。
但是在這近200年的精英民主運作中，各種由財富精英制定的規則，經過長期的運作和修改，已經事實上導致了大眾民主因為是後來加入者而處於不利的逆勢地位。
所以從俺個人的眼光來看，美國的真正全民選舉民主歷史，只不過是短短的40年左右，其中的優劣和長短，還遠遠沒有到蓋棺定論的時候。因此不論是推銷這套民主體制的，還是批評者，大家都有很多功夫要做，有更長的時間可以觀察。
可是要是把美國之前200年的精英民主也給忽悠成了大眾民主，那就是對己對人，都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如果還要把這個作為中國改革的唯一藍圖，那就是要貽害天下人了。

七


因此美國制度要解決的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地方政府和管區內民眾的關系問題，另一個就是地方政府和聯邦中央政府的關系問題。

美國的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許多是依靠法律上的各種攻防戰，通過一個一個的案例而形成今天的局面。最主要的是通過聯邦法律對州法律的優先權，從而確立美國憲法至高無上的地位。

當然在1791年通過的美國憲法修正案第10條中的規定，是聯邦政府只擁有被各州政府授予，而不被各州政府禁止的權利。其他的各種權利，都應該在各州自己的手上。

但是在實際的運作中，這種關系主要是通過各次法律案例來界定。到了法律解決不了的時候，還訴諸了暴力。這主要是當時美國聯邦政府和猶他州摩門教政府的戰爭，以及美國聯邦政府針對南部各州要求退出聯邦（完全合法）的美國南北戰爭。

在南北戰爭之後，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力事實上大幅擴大。然後就是1930年大蕭條之下，羅斯福政府的聯邦權力擴張，和黑人民權運動的後繼行為。

但是美國的中央和地方關系的最終確立，還是主要在於聯邦政府雖然平時和各州民眾的直接交流不多，但是在稅收上，搶占了75%的收入（這一點要勝過中國的 51%的中央政府稅收），而且還控制了貨幣的發行權。這個時候，各州政府在運用其名義上更大的權力的時候，只能通過要麽增加州的稅收，要麽通過發行州債券（而這兩種方法，都令其治下的選民不爽）的渠道來實現，從而受到很大的制約。

而最近出現的以亞利桑那州挑頭，其他各州頗想跟進的針對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州移民法案，其實已經是踩進了聯邦政府的地盤。倒底最後的博弈如何，還未嘗可知。

因此當美國地方的民眾和地方政府有沖突的時候，一個方法是走美國最高法院的路子，另一個方法是走自己選舉投票的路子。

反觀中國，因為地方政府的權力是來源於中央的授權，而且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君主制度消亡，那麽沒有君權的中央政府就扮演了這個君權的角色。

那麽當中國的地方民眾和地方政府出現沖突，因為沒有自己來替換這個地方政府負責官員的渠道，就必須由中央政府來完成這個使命。而一旦中央政府放棄了自身的責任，采取對地方政府的放任，從而摧毀中央政府自身的權威，那麽民眾所代表的民權，就和中央政府所擁有的準君權，俺就稱其為央權吧，產生法理上的脫節。

在這種情況下，就是所謂中央和地方穿一條褲子的時候，你的法理管理基礎就已經消失了。所以俺多次說過，如果中央放棄了對地方政府的監管之權，從而導致了地方政府侵害民眾利益，那麽你中央政府就同時失去了管理國家的權力。

從這個角度來講，美國的地方政府和地方民眾的關系，比中國的同等關系，有更好的合理之處。

當然對那些主張在中國實施美國制度，就是說要走邦聯和聯邦體制的人們來講，應該明白中國的歷史傳承和現實情況，都和美國大不相同。要是把中國的由中央政府授權地方政府權限（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法和香港的基本法），這個基本政治制度，給轉換成像美國那樣，由地方政府授權給中央政府的機制，基本上就是要求推翻和抹殺自從秦朝以後，中國2000多年形成的政治體制，而希望中國走一條歐洲人已經走出的老路子。

而歐洲人一直羨慕的，就是中國沒有形成歐洲式的分裂成大大小小的各類民族國家，一直保持著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的統一。以中國的各民族和各族群的文化差異，要是走歐洲的路子，那可是搞出一百個國家，都不是什麽難事。

因此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的道路，必須考慮的問題，一個是君權消失之後，央權作為替代機制，如何保證央權的構成，就是最核心的權力機構，仍然和廣泛民意（不是資本和利益集團的媒體和互聯網喉舌）的相通。也就是說央權和廣義民權的一體化，必須在制度上得到保障，不然的話，你的法理基礎就不存在了。

從俺自己的實際經驗和觀察來看，雖然現在中國的權力機構人員，比如說政治局的大佬們，是從各個地方升遷上來的，也有自己的組織班子和人脈，但是在具體的立場上，還是做到了屁股動了，腦袋就跟著動了。不乏很多地方大員，在政治語言上，在廣東就將廣東話，在上海就講上海話，在和中央進行央地利益博弈時候，為自己的地方爭取最大利益。但一旦這些大員上了中央，政治語言就改成了普通話，馬上就轉過來為中央爭取最大利益了。

因此那種擔憂地方大員升遷成為全國的權力核心成員，就代表著為自己過去的地方勢力謀求利益的情況，比如說美國的各州來的國會議員在華盛頓為自己的州分豬肉的情況，並未成為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如何保證中國的地方政府管制權力來源於中央政府授權，但是又要極大的允許當地人民的介入，是解決好中國目前比較嚴重的地方政府（尤其是縣一級）和當地民眾的關系緊張的一個路子。

所以俺的思路是，當社會結構因為高鐵的普及，出現多區域的各城市的同城化趨勢，又因為互聯網的出現，出現底層聲音被壓制的成本增加，中國過去那種需要龐大的中間階層來代理管理的需要，應該可以大大減低。

就是說很多中間的政府層級，比如說地區一級等等，是可以消除的。很多的社會功能，就是基本的政府服務功能，警察消防等等之外，是可以取消的。而且這個政府人員的數量上，是可以大幅度縮減的。

這個就是為啥俺有意忽略現在的政府機構裏面的各種功能組成，以及對官和吏的劃分上面，采取了和現有實際情況不符的方法。因為很多現在存在的位子，其實是應該取消的。

因為你考慮到官吏的腐敗，要想很多方法去防備它，那就是神秀老哥的菩提樹和明鏡臺，需要時時勤拂拭，不然的話，塵埃就會布滿了。

而俺的考慮，就是要走慧能老哥的路子，把這些菩提樹和明鏡臺全給取消了，那麽你的反腐工作的責任和成本，都大幅度降低了。

當然另外一個俺比較反感的例子，就是把腐敗合法化和法制化。這個就是海地的一位部長說的那樣：你來的救災款，如果俺拿來10%好處費，用了90%在災民身上，你們說俺這叫做腐敗。可是你換了一個美國的NGO，人家拿走了60%，只有40%用在災民身上，你們叫那合法的管理費用。

所以說精簡政府機構的好處，就是在於一個腐敗的官員，總是好於一群腐敗的官員。

八


其實如果你一直追蹤看俺的思路，那麽大概可以得出這樣一個推論。

那就是俺認為在社會扁平化出現之後，很多處於中間階層的政府功能，是應該從官權還原為民權。

比如說，你南京到上海的高鐵通了，然後上海到杭州的高鐵也通了，最後杭州到南京的高鐵也通了。那麽這個城市圈，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大概就是3小時之內，那麽是不是要每個城市都有個旅遊局啊？然後還要一個馬鞍山市下面的花山區也來一個？

這樣的機構，其實就可以完全回歸民間，由各地方的和旅遊相關的企業，搞一個長三角旅遊促進協會，然後在上海有一個辦公室，就解決了。

而另外一些的政府功能，比如說有關社會福利安全網，就可以由中央政府包辦，靠中央的各地辦事處就解決了。

那麽地方政府的功能應該在哪裏呢？

首先是你地方政府的首腦，就是一個縣長，加上一個縣長助理。這個在美國的一些中小城市裏面，叫做城管（City Manager）和城管助理（Assistant City Manager）。在中國古代，叫做七品芝麻官縣太爺加上其助手師爺。

在美國的地方政府制度裏面，有兩種方式。一個就是很多大城市，比如說紐約和舊金山等地，市長是選出來的，權力很大。這些大城市也有一些城市參議員，是各個地區選出來的，但是對市長沒有多大制衡。

這個時候，市長獨斷專權，如果不出醜聞，一般還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直到下一次選擇，你自己離開這個職位，想去做州長，或者現在經濟情況太差，大家選別人。

而在中小城市，就不是這樣。通常這些地方，是各個區域選出一些市參議員，大概幾個都是兼職，拿部分工資。然後裏面的一位，被推選為虛名的市長，就是大家的召集人。然後這個參議會雇用一個專職的城管和城管助理，來經營城市的義務。

按照美國的經驗，反而越是小的城市，越接近基礎，反而不是靠選擇出管理員。倒是越大的城市，越是由選舉產生。估計這個問題，和中國以及全世界國家一樣，就是國家的人才群體，往大城市集中得比較厲害，使得大城市裏面，出現可以出任的人才儲備要大。當然大城市的肥肉也大，導致競爭趨於激烈。

而小城市，因為人才流失，尤其是中間的壯年人才少，不少青年人上了大學，就離開了故鄉。這種情況，導致的競爭需求少，因此看美國地方新聞，常常出現中學生或者社區大學低年級學生，出任地方參市和市長的例子。

而且從中國在農村和鄉鎮一級搞普選的經驗來看，地方的宗族和氏族勢力有所回潮，出現某種部落化趨勢。而且這種遍地英雄下夕煙，處處皆見祝家莊的局面，又因為各類的地下教會、五花八門的民間宗教、傳統的袍哥洪門，然後通過對地方政府部門的人員輸送關系，已經有種白社會和黑社會合流趨勢。

這樣的情況在美國也有出現。比如說在美國南部各州的地方政府裏面的白人至上團體力量，在中西部猶他州、科羅拉多州等地的摩門教和其他奇怪教派力量等等，都使得地方政府的執政水平，大大有待商榷。

因此俺以為，要解決這些基層地方的問題，光是靠鄉鎮普選，或者並不是出路。也許通過適度的城市化，通過交通工具的提高，讓每一個窮鄉僻壤，都可以在一個中心大城市群的3小時輻射範圍之內，是一個防止地方宗族勢力復興的辦法。

這個情況下，跨地區的帶有大城市思維方法和人才構成的民間部門，取代地方政府的部分功能的意圖，才有實現的可能。

那麽在俺這種城管和助理城管的領導下，一個小地方政府，還有哪些功能呢？

一個就是社區建設，這個應該包括城市規劃、城市建設（指的是城市公共工程，道路路燈等等）和社區服務等領域。

一個就是經濟發展，包括招商啊、稅收啊等等。

一個就是治安和消防。

其他的東西，比如說法律體系，是國家的，就應該由中央政府包辦，把各個地方的法律分支機構，放在中央編制和預算裏面，從而杜絕地方政府和法律體系狼狽為奸的局面。

還有就是地方的群體事件，本來就不是普通的社會治安事件，不是由地方警察處理，而必須有中央政府的武警處理。在高速鐵路通暢的情況下，武警總隊只要駐紮在交通要道，那麽只要中央令一下，馬上就可以調動。這樣的話，地方的警力也不需要那麽多了。

那麽相對於美國的市參事，這個可以由地方的人大來對應。這個在中國古代，就是地方士紳聯席會議。通常這個聯席會議，取決於你一個地方的經濟情況，在山西，就是以前的票號總商會，在美國矽谷，就是高科技企業聯會等等。

最好就是這個人大，也是按照地區名額選舉，然後最好就是兼職的。然後這個代表大家的小圈子，就可以任命一個城管，報省裏和中央批準。頗有點香港特別行政區那樣的走法，就是大家選出來一個行政長官，然後中央具有否決權。

當然小縣城和小城市，是可以走這條路，但是大城市，比如說省城等等，還是維持現在的做法，就是由中央任命，但是必須經過地方人大的認可。

為啥這個層面的政治改革，中國必須進行？這就要談到俺在官吏的劃分上，有讀者批評，說俺認為吏要腐敗過官，是不對的。其實俺從來沒有說過這個，官也許比吏更要腐敗，但是因為吏的特殊性，和老百姓是擡頭不見低頭見，其腐敗相對於上面的官員來，尤其是省城和京城裏面的官員來說，危害性比較大。所以俺的治理方針，是先從吏開始，先從縣城做起。

最近美國發生的一個小城市，加州的貝爾，被人發現城管的工資是79萬美元，助理城管是43萬，消防隊長是47萬。這個4萬人的小城，大家平均家庭收入是2 萬8，卻要花這麽大的價錢，去養一幫不做事情的蛀蟲。而要命的是，這個事情敗露之後，人家城管辭職，還要多拿80萬美元的合法的補償金走路，簡直就是對選舉和法律的雙重嘲弄。

九


美國貝爾城發生的事情，引起了俺的深思。

美國思想家和開國之父之一的傑弗遜，曾經有一個觀點，就是美國的選舉制度，需要對選民負責的政客和有教育水平的選民，才可以合理的運作。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當然這個可以作為一個借口，為啥當年的美國選民，被限制在有錢有教育的白人男人群體。但是從貝爾城發生的事情來看，當時確實是選出來的蛀蟲們，推出了一個議案，就是由他們來決定工作人員的工資。

這個議案，因為利用了美國法律條文繁雜艱澀的特點，因此將法案的危險性隱藏得很好。所以在投票的時候，只有400個人參與了投票，因此非常輕易的通過了。

因此等到一個撿破爛為生的大媽，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從市政府扔出來的垃圾中間，發現了沒有被摧毀的工資單，這些蛀蟲的作為，才曝光了。

可是曝光雖然曝光，鬧得全國風風雨雨，人家一樣大大方方辭職，合法地拿自己的80萬美元辭職補償金，高高興興地走人。法律在俺手裏，法律至上，你奈俺何？

這個也是俺認為法律至上的另外一個問題。除了法律和道德脫鉤，制定、解釋和施行法律的人，可以大行非道德的行為，挖空一個社會的根基（不要以為這些非道德的做法，不會動搖美國屁民對法律的信念），而且這種法律的條文化和繁復化，其實就是用來抵消這麽多年來，人類社會進步發展之中，屁民們開始越來越受到教育，沒有辦法被傳統的政府管理給忽悠了。

就是說，你本來有一個遊戲，就是唯有讀書高。你這幫貴族弟子才有機會讀書，因此壟斷了整個國家的政治和經濟權力。那麽現在教育開始普及了，大家都可以讀書了，開始明白這個遊戲了。

於是俺們不這樣玩了，俺們開始引進繁雜的法律遊戲。反正搞出一套更復雜的東西，你又變成了遊戲盲了，從文盲到法盲，到條文盲，就把你又從權力遊戲給忽悠出去了。

當然傑弗遜的假定，也有一個漏洞。就是俺們這些號稱要為民申命的人，會犯一個大的錯誤。那就是俺們經常確信，在位置上的權力集團，為了一己私利，常常違背了應該為其管制的人民或者是選他們上位的選民的承諾和責任。

正如英文的政治Politics一詞，有笑話說，poli就是希臘詞匯“很多”的意思，而tics就是一幫“吸血的昆蟲”。

但是俺們往往忘記了不在權力位置上的屁民們，也可以為了一己私利，而做出損害整個社會整體利益的事情。

就是說俺們為民請命的時候，也要搞清楚，不是所有民的訴求，都是正確的。

這個在沒有受到教育的鄉村村民裏，和擁有不少學位頭銜的高知人群中，都沒有什麽大的差別。

在西方受教育比較高的人群中，現在有兩個非常明顯的趨勢。

一個就是NIMBY，英文全稱“不要在俺的後院（Not In My Backyard）”。就是說任何對大家，包括俺自己，都有好處的事情，應該去做。可是，只要不在俺的後院。

就是說，俺們城市需要一個高鐵，好事，俺支持。但是不要從俺家後院過。結果全城人民都支持，但是都不要從任何俺們城裏任何一家門口路過。最後結果，可能就是沒有高鐵從這個城市經過。

前一陣發生在香港的一件事情，就是因為中學生吸毒問題比較嚴重，因此社會共識，就是要成立少年戒毒中心，幫助染上毒癮的中學生戒毒。大家完全贊成，只不過，不要在俺們這個區裏做。其他區，一定支持。

另一個是在美國和歐洲，都可以看到的事情。那就是任何增加社會服務，提高大家好處的事情，俺們選民們全部支持。只不過，你要俺們交稅來支付，嘿嘿，修想。

有錢人說，你敢加稅？俺知道你選舉要靠俺的錢，看你下一次怎麽混下去。

沒錢人說，你敢削減俺的好處？俺知道你選舉要靠俺的票，看俺下一次還選你不。

所以美國國會通過醫療法案的時候，國會議員們說，俺們搞不記名投票，免得被你們有錢人和無錢人算賬。

最後的結果，就是俺們舉債吧。街上見到了一個可口可樂空罐頭垃圾，誰都不會撿起來，只是一腳向前踢。倒最後，總會有一天，你整個國家，會混不下去。

因此，現在談到中國政改的方向，大概很多專家註重的，都是如何增加民眾的監督，如何提高中國政府行政的透明性，如何限制政府權力，如何推行以法治國等等。

這種偏重也沒有什麽錯。只不過，不考慮到另一個方向的優劣，尤其是制度缺陷，你就要付出從一個陷阱，走進另一個陷阱的代價。

就像以前推行的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和住房產業化一樣，你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現在造成的社會亂象和發展困境，不是很清楚嗎？

因此俺提出的在道德體系的回歸之下，建立非條文繁復化的法律體系，來治理國家的基本路線，既不是否定法制，也不是強調德治，而是倡議綜合治理。

而且道德體系的重建，也不是只是針對權力擁有者，還針對將來要發揮更大作用的一般民眾。只有這樣的話，在平衡社會整體利益和個人私人利益，在平衡短期利益和中長期利益，俺們才可以有清晰明了的法律規則，有合理合情的道德仲裁，而避免走西方社會短期利益損害社會中長期利益的彎路。

這個是俺對中國政治改革，在底層的一個想法。這個底層，基本上就是以中國的縣，或者縣級市為一個主要的考慮。而俺認為現在中國的政改的爭論焦點，其實沒有關註在這裏，而且為了短期的安定紅利，現在的中央政府，反而有借重縣級政府和警察力量的更密切的結合，來達到目的。

這種做法，和俺說的那種踢空罐子的腳法，是沒有太大區別的，也可以說是另一種飲鴆止渴。

當然現在推行的省管縣，在取消中間層次上面，是一個好的做法。另外就是盡快達到縣一級官員，通過差額推選的方法，解決了上位子的程序。倒是如何發展出一種由管制區的老百姓，對任上官員進行中期評估，對不合格官員進行罷免，來解決下位子的程序，是一個需要好好探討的方向。

十


一談到精簡機構，馬上就會有讀者指出，在N多年以前，一位在寧夏銀川市郵政局工作的郵遞員李自成同學，就是因為在送信的時候丟失了政府文件，正好被中央政府精簡郵政局，而被迫下崗。

當然李同學下崗了之後，經濟狀況不好要借債，借了錢之後還不了，被債主到法庭告狀追債，從而下了大牢。而這期間，老婆又有了外遇。不知道是為了貼補家用，還是因為看你太窮和人跑路。

結果就是李同學的好友們劫牢獄成功，先把債主艾舉人（知識分子啊！）給砍了，然後把老婆也砍了，兩條人命在身，只好參加革命了。

那麽李同學的經歷和今天的官吏們有多大相似性呢？今天俺認為應該被精簡的官吏們，大概油水已經給刮了10來年了吧。因此這些人出來，恐怕做債主借錢給人的機會，要大大多於向人借錢的機會。以他們油水的富裕，老婆和人跑路的機會也不大。更大的機會，是跑到大學去包一個女大學生做小三。

當然在1990年代中期大批工人下崗的時候，失業人士中不少人被人教導轉輪子轉得腦袋有點暈乎乎的時候，俺是不贊成當年的當政者精簡官吏體系的想法的。那個時候，倒是和李同學的時代有些類似了。

而今天在轉換政府功能的時候，就是說把這些政府裏的官員本來就負責的東西，轉移到民間，然後政府財政上扶持一把，給人家一個平穩過渡，就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在人才缺乏的中西部的中小城市，你政府裏面的官員還是這些地方比較優秀的人才。放在辦公室裏面，好一點的話，就是消磨，差一點的話，就是出來殘民。還不如讓人家在外面風風火火搞一場，反而會對經濟發展和地方復興出一點力氣呢。

有讀者說，在中國動一張凳子也是要流血的。這個讓俺想起了範仲淹的話，讓一家哭要好過一路哭。以現在的官吏體系這種腐敗方法，你不治理，怕讓幾個人流血，最後的結果，就是讓全國一起流血。

前面說到中國的基層縣一級改革沒有受到太大重視，反而發現各種輿論的指向，倒是直接指向中央。

俺一直強調，中國的任何政治改革，都不能以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為代價。看來別人的所謂政治改革，其實就是要針對這個關鍵點。

看現在中國的最高層核心權力機構，其實就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然後中央委員會產生的政治局，然後政治局產生的政治局常委會這樣一個體系。

在這個體系裏面，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性還是比較普遍的。大概可以說每個省區、各民族、軍隊等等代表，都有自己的份額。而在權力分配上，你要上升到政治局，當然和上面的推薦有關系，但是也和下面的各地代表的支持分不開。

這種權力分配體系，頗有點像羅馬天主教會的結構。

也許有人會小看羅馬天主教會，但是不知道人家這個教會的教眾，在全世界可能達到12億人口，也就是中國和印度在總人口上才可以與之相比。

羅馬天主教會的基層單位，就是教區，大概有2795個（中國的縣大概是2862個）。在這些教區，都是由主教領導。當然在教區之中，還會有細分的小教區，就是由牧師們帶領了。

那麽在上層機構上，就是由樞機主教組成的樞機團。在2008年的時候，這個樞機主教團，大概是194人（中共17屆中央委員會是204人）。在主教團裏面，又分成不同的三個層級，處於權力最高層的，是主教級樞機，現在是9位成員（相對於政治局常委）。

而羅馬天主教會的財政運轉，主要是靠教眾的十一稅，就是10%的稅收（比較接近中國的井田制的稅率）。當然天主教的教營企業（類似於中國的國營企業），經過N多年的經營，涉及金融、地產、旅遊、高科技等等，都為教會提供了更強大的財政支持。

羅馬教皇，就是大家的領袖，在歷史上本來是由有選舉權的羅馬公民選出來的，後來就被限制到了樞機主教團選舉，而且只有樞機主教，才有資格當選。超過80歲的樞機主教，自然就是去羅馬顧問委員會了，不能參加選舉了。

其實看一下羅馬教會的制度，可以看到其長期穩定的特點。一個就是最高領導人的選舉是小圈子，但是這個小圈子，卻含有普遍教民的民意在內。

首先就是領導人資格認證。在有資格出任教皇的人馬之中，你必須是樞機主教。這個和中國的領導人必須當過地方大員比較類似，就是你要有足夠的領導經驗。在看一下美國的總統選舉，雖然沒有明確的資格認證，但是很大一個比例，是你當過州長，有行政管理經驗。

或者是像艾森豪威爾和老布什那樣，雖然沒有幹過州長，但是有不少軍隊和政府部門的管理經驗，也可以管理國家。

但是以嘴巴為主要經驗的參議員，也有出任總統的。管理國家能力如何，就要看造化了。

其實俺看選舉的訣竅，就是你如何把握候選人資格的界定。如果你把候選人資格界定清晰了，把標準提高了，你可以出來競選的人，大概也就是那麽幾個了。這個時候，你真的靠194人，還是204人，還是香港的800人，還是幾億人投票，差別並非太大。當然你這幾百人，還是要看可不可代表大多數的民意，是不是可以客觀的投票。

而中國在高層的選舉中，從上到下的影響有了，可是從下到上的影響，顯然還不夠。如何增加全國代表大會對上層選舉的影響力，促進黨內的民主程序，是高層改革的一個方向。

當然現在看來中國要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就必然會帶來國內各階層經濟利益的不同分配，而這個不同分配，必然會要求相應的政治改革出現。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非常明顯的是，中國必須一方面揚棄極右派全盤西化，引進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全民選舉的路數，另一方面必須防備極左派的文革復辟，把中國拉回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經濟模式。

不過，俺倒是強烈支持，在中國進行不同方向的政治改革試點。像中偏右的，比如說深圳模式那樣，以香港模式作為終極目標，可以好好探索一下，在行政主導的基礎上，如何將人民代表大會引進香港立法會那樣的選舉和監督機制（當然香港政改方向希望由立法主導，取代行政主導的方法，也不妨實驗一下）。

另外像中偏左的，比如說重慶模式那樣，也可以好好探索一下，在唱紅打黑的引導下，如何找回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執政責任，解決城市化這個大進程中面臨的挑戰，實現貧困山區人民可以搭上共同富裕的發展快車。

對深圳來說，如何解決貧富差距和保障窮人的政治經濟權利（香港在這方面，應該是屬於擔樓梯的表現），而不是將民主監督停留在富人和精英的手裏，在立法上保護窮人，而不是富人和貪官，是一個挑戰。

對重慶來說，如何解決政府執政官員可以真正地遵從民意，將目前實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制度化和程序化，而不是依賴於主要官員的個人努力。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民主監督制度，也是一個難題。

也許中國未來的政治改革方向，就會在這些中間的、中偏左的、和中偏右的幾種不同模式中，互相補充和學習，為中國的政治實踐提供一條嶄新的道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