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 : 論中國,理性論中國——中國觸動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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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49 pm

  一、誰創造了人類普世價值?(2)
  
    但是持平地說,經歷了這些災難之後,西方的有識之士終於開始了深刻的反省,並對歐洲的很多主流價值重新作了評估和篩選,把壞的剔除,把好的留下,並與國際社會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世價值,這才有了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個《宣言》確認了人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應該享受人權的原則。至此,我們才可以說國際社會真正開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偉大進程,這是可喜可賀的。
  
    但歷史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世界人權宣言》誕生之後,種族主義理念還是繼續主導著西方的國內外政策。比方說,為了維護其殖民統治,法國又發動了極其殘酷的越南戰爭和阿爾及利亞戰爭,直到最後實在是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願地放棄了這些殖民地。同樣,美國黑人不堪再忍受種族歧視,於60年代掀起了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馬丁?路德?金1963年大聲疾呼:“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而這離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獨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遙。
  
    追溯這些歷史並非要貶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獻在歷史上曾發揮過的關鍵作用,也無意貶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經取得的進步,而是要準確地找出今天普世價值的來龍去脈,澄清某些認知上的盲點,確認“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過程並非是西方的自覺自願,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經過長期英勇的抗爭,並和西方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漸把這些本屬於世界上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西方國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價值,其內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動過程中被大大豐富了。
  
    從上面對普世價值來龍去脈的敘述中,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啟發:
  
    第一,所謂普世價值的概念在西方得到真正確認的歷史並不長,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國開始在法理上真正允許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樣的“自由、民主、人權”開始,那麽也只有40來年時間,比我們改革開放多十三年。所以普世價值還是個新鮮事物,需要我們共同呵護,中國為其作出自己的貢獻也正當其時。
  
    第二,西方對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采取了一分為二的態度,放棄糟粕的東西,繼承優秀的東西。比方說,西方已被迫放棄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在西方曾經非常風光的“普世價值”,又對“自由、民主、人權”作了對自己有利的解釋,雖不完美,但還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進步。相比之下,我們不少國人對中國自己的傳統還是持一概否定的態度,整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專制史,一切要推倒重來。實際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學者否認在過去的2000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至少在1500年內,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領先於當時的西方。西方整個文官制度是從中國借鑒來的,結果青出於藍勝於藍,我們現在要向西方學習文官制度的建設。
  
    歐洲啟蒙運動的一個主要思想來源就是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詮釋。伏爾泰特別贊賞中國人的宗教觀: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宗教戰爭,而歐洲歷史上宗教戰爭打了上千年。我們今天完全可以在一個與世界良性互動的基礎上,用今天的眼光來認識和發掘我們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資源,這是一個尚未充分開發的巨大智慧寶庫,對重塑民族魂,對解決中國和世界面臨的許多挑戰,對新的普世價值的形成,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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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0 pm

  二、應該失語的不是我們(1)
  
  
    促進普世價值的過程本應繼續是一個不同文明取長補短的互動過程。但是西方主要國家總想壟斷這些價值的解釋權,搞“話語霸權主義”,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例如,他們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樣、操作精致的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還編造了一個神話: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創造了西方今天的財富。實際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資源消費量是發展中國家32倍的基礎之上的。
  
   不信的話,你去掉這32倍的差異,再看看西方的人權會是什麽水平?而西方的財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義之財?光是根據那幾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當年被迫支付給英國的戰爭賠款就足以在當時的英格蘭建立一個完整的養老保險體系,而西方列強在那個時代強加給中國的可是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呀!當然,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世界上總有一些人心甘情願地接受別人的話語壟斷,於是就有了蘇聯的解體(也有了俄羅斯後來的頓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潰,就有了第三世界的眾多劣質民主和混亂動蕩。
  
    西方在推銷自己“自由、民主、人權”話語的時候,很少提及自己財富積累的真實過程:英國有個港口城市叫利物浦,這個城市在1800年左右成為整個英國最富裕的城市,靠什麽富裕起來了?靠的是奴隸貿易。當時整個英國80%的奴隸貿易,40%歐洲的奴隸貿易,都從這裏經過。歐洲的商人們用美洲的棉花、糖、煙葉換取非洲的“黑奴”,一本萬利。主要發達國家在其資本迅速積累的百年間,對外奉行的野蠻的殖民主義,對內享有選舉權的人幾乎從未超過本國人口的 5%。
  
   2001年我去南非德班參加世界反對宗族主義大會,不少非洲國家代表發言,要求西方國家為奴隸貿易進行道歉和賠償,他們提出的賠償額度為:777萬億美金,約等於今天美國經濟總量的60倍。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怎麽計算出來的,但索賠數額之大,是不容置疑的。
  
    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於2008年初正式向幾百年前受害的澳大利亞土著人表示了道歉,令人感佩。如果西方的政治領導人都有這樣的勇氣和良知,我們這個世界就可能變得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道一些,更加和諧一點。但事情沒有這麽簡單。
  
   2008年3月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埃及代表整個非洲集團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題目叫:“從誇誇其談走向實際行動”:其內容是呼籲世界各國,采取具體行動來消除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現象。其中提到:歡迎澳大利亞政府正式道歉這一“劃時代的歷史性舉動”,“歡迎澳大利亞政府對過去給其土著居民造成沈重傷痛、苦難和損失的法律和政策表示正式道歉”,並“促請尚未這樣做的國家政府向過去和歷史上不公正的受害者進行正式道歉,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愈合創傷、取得和解”。這種決議草案遭到了西方代表的反對。歐盟發言認為此提案的語言不妥,不應該把一部分國家單獨列出來進行批評。
  
    實際上,我在意的並非西方一定要就過去的錯誤,包括鴉片戰爭,做出正式的道歉,歷史畢竟是歷史,我們應該向前看,但我比較在意的是西方是否能夠從自己過去的歷史錯誤中汲取教訓,改變那種總是自以為是,唯我獨尊,自己永遠正確的心態。
  
   “自由、民主、人權”是好東西,但如果只能照西方的模式來界定這些概念,並且要不分時間、地點、民情、發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強加於人,從本質上看,和過去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心態無異,結果就造成了今天世界上類似伊拉克這樣的悲劇。
  
    西方謀求話語霸權現在面臨著三個困境。一是國際政治中的困境,中國、俄羅斯等有影響力的國家都堅決拒絕西方的話語霸權,並積極發展自己的話語權。
  
  二是實際操作中的困境,美國入侵伊拉克,推銷“大中東民主計劃”,結果陷入泥沼、騎虎難下。西方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推動的“顏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這些國家更加動蕩不安。
  
  三是在全球治理問題上束手無策。面對棘手的全球性挑戰,如貧困問題、戰爭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文明沖突問題等,西方價值觀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對策。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為貧困;美國主導的“民主輸出”模式使世界變得更加動蕩不安;恐怖主義對美國、對世界的威脅有增無減;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文明沖突”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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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0 pm

  二、應該失語的不是我們(2)
  
  
    而這一切困境的背後是全球化環境下西方政治話語的蒼白。西方文明有其長處,值得我們學習,但也有其短處,特別是過多的自我中心,過多的對抗哲學,過多的好為人師,缺乏一點中國文化中的“整體觀”、“辯證觀”和“天下觀”,怎麽能指望這種狹隘的政治話語來解決今天這麽錯綜復雜的世界性難題呢?倒是中國的崛起,特別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為解決世界性的問題帶來了一些希望。
  
   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和消除貧困的經驗廣受好評;中國在對外關系中奉行的“互利雙贏”理念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中國“和諧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為解決世界“文明沖突”這個難題提供了寶貴的思路。在這些問題上,不是中國接受西方話語的問題,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話語僵化的問題,是西方最終可能要接近、甚至接受我們話語的問題。
  
    前面已經說過,普世價值是個不斷演變和發展的過程,因為人類所面臨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需要更加豐富的價值觀來引導和處理,中國應該為豐富普世價值做出自己的貢獻。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已顯然不足以應付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為什麽“和平”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沒有和平,還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權”?為什麽“良政”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民主是手段,最後都應落實到良好的政治治理。為什麽“和諧”不能成為普世價值?以強調“對抗”為特點的西方文明難道不能從講究“包容”的中國文化中受到啟迪嗎?為什麽“消除貧困”不能成為普世價值?現在世界上饑民人口超過發達國家人口總和,“消除貧困”應當成為普世價值。總之,普世價值的探索和發展正未有窮期,一旦超越西方話語,我們就海闊天空。
  
    法國政治學家多米尼克?馬綏2007年在美國《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稱當前世界存在著“三種情緒”:一種是歐美國家的“憂心忡忡”:他們憂心恐怖主義,擔心經濟衰退,害怕失去競爭力,也害怕失去影響力。一種是伊斯蘭國家的“屈辱之感”,他們感覺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國家過多的欺辱,這種深深的屈辱感已轉化為對西方的仇恨。另一種是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充滿自信”。他認為中國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國內外沖突,專心致誌地發展自己,綜合力量迅速崛起。
  
   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揚言要抵制奧運會。其實,中國對此不必太擔心。2006年曾在北京舉行過一次中非高峰會,來了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西方世界當時驚呼自己被中國邊緣化了。西方目前對中國在第三世界影響的擴大憂心忡忡,因為他們也意識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著資源、市場和機遇。如果西方領袖不來赴會,北京奧運會成了亞、非、拉、俄羅斯和中國領袖的盛會,這才是西方更為擔心的事情。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國家自己。
  
    我們珍視與西方的關系,也願意學習其一切長處,但我們拒絕傲慢與偏見。我們對西方話語的態度既不是俯視,把西方話語看得一無是處,全盤否定,也不是仰視,把它奉為金科玉律,全盤接受,而是平視,用中國人“實事求是”的核心價值觀對其逐一加以審視,一部分要學習、一部分要借鑒、一部分要反詰、一部分要揚棄。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維系了數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其真正崛起必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這個歷史性的進程中,“失語”的不會是中國,而應該是“話語霸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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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2 pm

  三、也談人權(1)
  
    日內瓦有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過去叫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每年開會,都會引來大量的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有要求禁止地雷的,有關心日本“勞累死” 的,還有支持同性戀的,各種各樣,五花八門,好一番熱鬧。外交官們也很辛苦,會場內外,忙來忙去,常常幾天幾夜睡不好覺,為了一些有爭議的決議草案進行沒完沒了的磋商,然後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到會場,不少人簡直就是昏昏欲睡的樣子。這時如果會場上突然來了個“攪局”的,大家的精神都會為之一振。
  
   2008年3月28日下午就有那麽一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討論歐盟提出的一個決議草案,內容涉及聯合國保護言論自由報告員應該獲得什麽樣的“授權”。
    歐盟代表自我感覺良好,從居高臨下的道德高度,詳細介紹了自己的決議草案,認為這個決議草案不應有任何爭議,故提議不經表決通過。這時老資格的埃及大使發言了,而且是代表著有57個成員(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伊斯蘭國家會議組織。他說,眾所周知,最近出現了丹麥畫家醜化真主穆哈默德的漫畫事件,西方一些國家以言論自由加以辯護,對全世界的穆斯林造成了深深的傷害,我們認為這是濫用言論自由,應該受到譴責,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一個修正案,要求聯合國保護言論自由報告員,調查並向人權理事會匯報世界上“濫用言論自由的權利,構成種族或宗教歧視行為”的情況。
  
    斯裏蘭卡大使接著發言,他是科倫坡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講話總是那麽不卑不亢,像是在講堂上給自己的學生授課。他說這個修正案好,因為權利與義務之間要有某種平衡,否則會出現大問題。現在是全球化的世界,信息一瞬間就傳遍全世界,發達國家裏一些人可以以言論自由為名,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而發展中國家內就會立刻出現罷工、罷課、罷市,甚至廝殺。埃及的這個修正案能使歐盟的這個決議變得更加全面。歐盟代表發言反對,認為這純屬另外一類問題,不應該放在這裏討論。
  
    這時古巴代表發言了。古巴外交官在國際場合老是遭到西方的責難和攻擊,所以能言善辯者不少。古巴代表說,這個決議案中有這麽一句話:“承認一切形式的媒體,包括出版、廣播、電視和因特網等,在行使、促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說應該在“行使”這個詞之前加上“公平和公正地”,整個句子也就改成了“承認一切形式的媒體,包括出版、廣播、電視和因特網等,在公平和公正地行使、促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下面傳來一陣笑聲,知道這句話把原文的意思給“閹割”了。
  
   歐盟代表堅決反對。最後主席裁定要進行表決。歐盟代表則要求休會,大概想拖延一下,以求改變這種失控的局面。但埃及大使不買賬,大聲地說,主席剛才已經宣布開始了投票,根據議事規則,這個行為必須進行下去。歐盟代表無奈。表決的結果是:32票贊成,0票反對,15票棄權(歐盟成員等投了棄權票)。這樣,這個最初由歐盟提出的關於言論自由報告員授權的文件,變成了聯合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包含了防止濫用言論自由內容的文件,其意義非同小可。看來西方話語壟斷權在CNN和BBC等媒體中還可以存在下去,但是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內已經越來越行不通了。
  
    言論自由是好事,但言論自由和言論責任確實應該成正比,有自由,就一定要承擔與自由相適應的責任,絕對自由,就和絕對權利一樣,會導致絕對腐敗。以言論自由為例,在西方大部分國家裏,歌頌希特勒也是違法的,挑動民族仇恨也是被禁止的。但是各個國家在言論自由的幅度上,確實差異很大。中國言論自由總體上在朝著更加開放的方向走,只要你比較一下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情況,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這是個大趨勢,隨著網絡世界的發展,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強,這個趨勢還會繼續下去。
  
    剛才提到的這個濫用言論自由的問題,在2008年西方媒體對西藏事件的不實報道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激起了全球華人的憤慨。西方媒體應為此承擔自己的責任。新聞和言論自由被濫用,煽動了民族仇恨,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鐵托在世的時候,他教育南斯拉夫民眾,不分族群,大家都是南斯拉夫人,彼此平等尊重,和睦相處,但後來這一切被西方推動的所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所否定,各個族群隨即都開始強調自己的權利,民粹主義政客一個接一個被選上了臺,結果導致了族群廝殺和國家解體。
  
   從中國的情況來看,雖然少數民族只占中國總人口的8%,但他們居住的面積涵蓋了大半個中國的領土。在言論自由的界定中,我們一定要禁止煽動族群仇恨,一定不能像西方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樣,使一個團結的中國變成一個分裂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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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3 pm

  三、也談人權(2)
  
  
    2008年8月,舉世矚目的奧運會在北京舉行之際,在羅馬也舉行了一場關於全球治理創新的研討會,一位來自美國的學者問我:中國奧運會的口號是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樣的人權”。我說,“很好,但這還不夠,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樣的選票,讓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起來選舉美國總統?”他猶豫了。
  
   其實,各種全球問題治理之所以困難重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總想當全世界的法官,但拒不接受世界人民的監督。西方不少人總認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羅斯人更了解俄羅斯,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養成了指手劃腳,亂開藥方的陋習,但對自己藥方帶來的後果從不承擔任何責任,這種做法不知已經侵犯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光是一場伊拉克戰爭就造成了有多少家破人亡?光是那個“經濟結構調整方案”就給非洲帶來多少災難?光是一個“休克療法”就給俄羅斯帶來了多少悲劇?
  
    中國走自己的路,把中西方的長處結合起來,國家迅速崛起,雖然仍面臨不少問題,但總體效果遠遠好於照搬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就像爭取奧運會金牌一樣,如果你只認可西方一種模式,那麽一個發展中國家大概只能落得個印度的水平,但當你把東、西方的長處融合起來,就出現了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這對中國的人權事業和其他方面的進步都有啟迪。
  
    記得2005年在倫敦舉行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英國女學者曾這樣問我:西方普遍認為中國的人權情況每況愈下,您怎麽看?
  
    我說,“第一、討論中國的人權,一定要先問問中國人,而不是問美國人和歐洲人,否則您會犯常識性的錯誤。您不妨問一下您在歐洲遇到的任何中國人,也可以去中國與您見到的所有中國人了解一下:中國的人權究竟是好了還是壞了。從我自己了解的情況來看,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他們現在的人權狀況比過去要好。
  
    第二,中國使得近4億人脫離了貧困,現在正努力實現13億中國人的全民社保。30年前,中國人擁有一塊手表都是奢侈,而今天中國民眾的住房自有率已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希望您在研究中國人權的時候,既看到中國的問題,也看到中國的成績,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特別是不要忽視大多數中國人自己的感受。
  
    第三,中國確有自己的人權問題,需要不斷糾正和改進,中國也可以從英國、從西方借鑒不少好的做法。中國這30年一直在學習別人的長處,今後還要繼續這樣做。但是西方也要努力去解決自己諸多的人權問題。我在您的國家生活過,知道英國至今還沒有實現男女同工同酬,做同樣工作的女士比男士的收入要少 20%到25%,這是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第23條第2款的。作為一個英國女學者,您不妨也花時間關心一下這個問題,捍衛一下您自己的權利和您的英國婦女同胞的權利”。
  
    如果持平地看一看中國與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大概有這麽五個特點。首先,聯合國界定的人權,主要指政治、公民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西方傳統上,在對外交往中,只強調政治和公民權利,忽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美國不把這三種權利看作人權。這方面,美國真是嚴重落伍了,連很多歐洲人都看不下去。如果我們采用的不是美國自己制定的狹隘的人權標準,而是聯合國確定的人權標準,美國的人權問題應該是發達國家中最多的,比方說,3億人口的美國竟有4000多萬人沒有醫療保險,更不要說伊拉克戰爭所造成的大規模侵犯人權了。
  
    第二、西方喜歡從法律角度來討論人權,認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權問題才可以算是人權問題,但是在對外政策中,又總是把法律問題政治化。采取法律的方法,在法制較健全、律師數量充足的國家裏比較容易做。而在法制較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據我觀察,應該在推動法制建設的同時,註意通過政治方法來促進人權,這樣做更容易取得成效。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消除貧困。美國不認為這是人權,歐洲人權界還在爭論這屬不屬於人權,而中國從政治上認定這不僅是人權,而且是核心人權,並在實際行動中這樣去做了,所以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並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繼續引領世界潮流。我曾就此當面請教過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女士,她個人也認為消除貧困最終應成為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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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3 pm

  三、也談人權(3)
  
  
   第三、西方總是說人權是個人的權利,甚至否認集體權利的存在。中國人則認為這是荒謬的。中國人的哲學觀決定了,有個人的,就一定有集體的,這是哲學上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缺一不可。實際上西方也很重視集體的權利:西方過去和中國簽訂了那麽多不平等條約,代表的就是西方國家和國民在華的集體權利。治外法權就是集體權利。
  
   美國過去制定種族隔離制度也是為了保護白人在各個方面的集體和個人的特權。人權中的民族自決權就更是集體權利了。西方強調人權是個人的權利,也有一定道理,因為他們擔心集體權利會被濫用,最終成為損害個人權利的借口,這個擔心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因為反過來看,個人權利的濫用也會導致集體權利的損害。比方說,丹麥漫畫家一個人的言論自由權,可以損害十億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權。一個理想的人權保護體系應該能夠兼顧個人和集體權利,兼顧自由與責任。在這方面,中國人的哲學觀對於人權理念未來的演變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影響。
  
    第四、中國認為實現人權在實際操作中,應該有正確的優先順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實踐證明,中國把以人為本,消除貧困,推動現代化事業作為核心人權來優先推動,是一個偉大的成功。錯誤的優先順序,效果往往不好。這麽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的指導下,嘗試了政治權利壓倒一切,但結果令人失望。在一個貧困的國度裏,去搞西方式民主,結果就出現了海地這樣的爛民主:饑餓導致暴亂,暴亂導致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又使所謂的民選政府形同虛設,最後只能靠聯合國維和部隊來維持國家秩序。甚至在相對發達的國家裏,如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等,政治權利壓倒一切的結果也是災難性的,其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在具體的人權問題上也一樣,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有限的資源決定了,它必須權衡利弊,確定資源使用的優先順序。比方說,一個政府現在有1千萬美金,這筆錢可以用來改善大學生的宿舍,可以用來改進監獄犯人的居住條件,也可以用來建設廉租屋,這些用途都屬於改善人權,一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做出最合適的安排,不需要別人說三道四。
  
    第五、在涉及人權的優先順序時,也要指出,有些人權屬於核心人權,屬於普世價值,也是所有人類文明都必須接受的共同底線。這些權利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說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和西方的主流觀點一致。美國對關塔那摩監獄的一些犯人實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為其做法觸犯了人類文明的共同底線。
  
    但我們和西方也有不同之處,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價值界定得過寬,而且是以西方的意願來界定,西方認為什麽是普世價值,什麽就是普世價值,整個世界都要跟著他走,這是沒有道理的。比方說,歐洲國家認為死刑就是侵犯了生命權這個普世價值,而世界上很多國家,不接受這種解釋。歐洲首先應該去說服美國人接受這種觀點。
  
   2008年3月,荷蘭外長弗漢根來日內瓦人權理事會議介紹荷蘭的外交政策,提到歐洲人權價值觀中包括保護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戀(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eople)的權利,他還點了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蘇丹、也門五個國家的名,指責這些國家對同性戀者判處死刑,並說世界上還有85個國家把同性戀定位犯罪行為。如何評價各國法律對同性戀的立場是一回事,而荷蘭所認定的這種所謂歐洲價值是否屬於普世價值,則是另一回事,對於世界上多數人來說,荷蘭的看法可能超前了一些,別人還跟不上。
  
   這些權利代表了荷蘭和歐洲不少國家內部人權的主要關切,但對於其他國家來說,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他們有許多更緊迫的人權問題需要解決,他們為什麽要跟著早已進入後現代的歐洲國家來確定自己的人權議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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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3 pm

  三、也談人權(4)
  
   在處理人權問題上,如果各國都能真誠交流經驗,取長補短,攜手並進,這將是值得稱道的,特別是全球化帶來的諸多挑戰更需要各國之間的通力合作才能解決。發達國家消費的人均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32倍,美國消費的人均資源是中國的11倍,但西方迄今為止的人權觀決定了:我的就是我的,半點兒也不能少,因為這是所謂的“天賦人權”,也就是所謂造物主賦予的“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你如果想享有同樣的權利並使用相應的資源,他就要和你較勁,甚至圍堵你。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對本國部分選民負責,不對別國人民負責,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權觀和民主觀,怎麽可能解決今天的全球氣候變暖、貿易保護主義、消除赤貧等世界性的難題呢?
  
    西方消耗著比發展中國家多幾十倍的資源,但自己的人權問題還是不少,西方還總想壟斷人權理念的解釋權和世界人權議題設置的主導權,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這真有點說不過去。
  
   歐美有這麽多移民工人,但為什麽沒有一個歐美國家參加聯合國的《移民工人公約》呢?為什麽不少歐洲國家裏穆斯林女學生在學校連戴面紗的權利都沒有?為什麽西方不能帶頭改變其浪費資源的生活方式,從而讓世界人民享受更多的環境權呢?為什麽美國至今尚未加入聯合國的《經社文權利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呢?為什麽歐美不能把男女同工同酬這個涉及一半人口生活品質的大問題,放在一個更為優先的地位呢?
  
   荷蘭和英國女性的工資比男性的工資平均要低20%到25%。法國低10%左右,這是國際勞工組織2004年的統計。而且這些數字與十年前的1994年相比,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德國在這個方面的差別還擴大了:由20%上升到25%,美國的差別也在20%以上。(順便說一句,日本和韓國差別更大,日本在 40%,韓國在45%左右,說明這些國家婦女權利還大有改進的余地,福田首相2007年訪問北京時對中國女大學生說:你們可以來日本介紹男女平等,恐怕不完全是客套話。)
  
    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正未有窮期,這個進程無人可以壟斷。中國要向世界各國學習保護和促進人權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時也要為世界人權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文化傳統中有豐富的“人本精神”,這可以豐富西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人權”理念:人權應以人性為基礎,人權可以和先人後己的責任感結合起來,參加四川抗震救災的無數國人和北京奧運會的無數誌願者都展示了這種可貴的精神,整個世界為之動容。就像中國奧運軍團的崛起,中國在人權領域內也會不斷學習,探索和創新,從而使中國的人權事業更上一層樓,同時也為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註入更多的中國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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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張維為 : 論中國,理性論中國——中國觸動全球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5 pm

  四、公民社會之我見(1)
  
  
   與人權有關的還有個公民社會的問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利益日益多元化,各個社會群體追求的利益也開始分化,於是出現了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公民社會,特別是各種非政府組織,它們促進了社會利益相對的均勻化和平衡化,這確實是今天西方社會的一個特點。
  
   中國現在也出現了大量的非政府組織,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體,處理了很多政府不該處理,也處理不了的事情,這是社會自治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於人民學會自己管理自己,對於加強人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對於優質民主社會的形成,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我們鼓勵和支持。真正的公民社會總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這在2008年抗震救災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我真是希望我們國家能產生一大批優秀的公民社會組織,不沾官氣,展示自己的自主性與活力,大大推動我們的各項事業。
  
   我還希望其中一些組織最終能擺脫不合時宜的體制束縛,馳騁於國際舞臺,代表著崛起的中國公民社會,憑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與世界其他地區主持正義的公民社會一同努力,改變現在世界上為西方利益服務的公民社會比例過大的狀況,為建立一個更為公正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作出中國人的貢獻。
  
    但我同時也認為,在公民社會問題上,照搬西方推動的公民社會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效果並不一定好。西方公民社會理論有這麽一個預設:公民社會相對於政府而存在,公民社會的作用就是限制政府的作用,它與政府的關系是一種對峙的關系。西方還有自己的戰略考量,扶植了一大批親西方的非政府組織,來對付與西方走不同道路的國家。西方支持的公民社會在蘇聯、南斯拉夫、東歐政治變革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我去過進行了“顏色革命”的烏克蘭,看到示威遊行的群眾揮動的不僅是烏克蘭的旗幟,也有歐盟的旗幟、美國的旗幟,英國的旗幟、德國的旗幟,反映出這些國家很多非政府組織都是西方資助的。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也是這樣,廣場上很多遊行者揮舞著西方國家的旗幟。西方鼓勵這種民間與政府對立的方法,公開扶植親西方的政權,而不考慮這種做法給這些國家的百姓帶來什麽結果。“顏色革命”使得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斯坦陷入動蕩,總體效果不佳,但迄今為止西方對此進行反思的人還不多。
  
    公民社會必定與政府對抗這種哲學也體現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一次,我在巴西參加一個討論消除城市貧民窟問題的研討會,貧民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挑戰,他們城市的人口經常一半以上住在貧民窟。怎麽解決這個問題?
  
   一位歐盟代表在會上發言說,公民社會應該動員起來,與政府作鬥爭,讓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動來解決貧民窟的問題。會議主席問我,中國人怎麽看這個問題?我說,走訪了大量發展中國家後,我認為在消除貧民窟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中國。中國的經驗是:不要老是搞什麽公民社會與政府的對抗,而是促進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的有效溝通和互動,確立消除貧民窟能夠造福各方這樣一種大的共識,然後制定盡可能兼顧各方利益的貧民窟改造方案。我說,你們可以組團到中國去訪問,實地了解一下中國是怎樣做的。中國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但總體上利大於弊,比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得要好。
  
    西方公民社會理論強調對立和對抗,這在族群比較單一、法制比較健全、教育普及、中產階級壯大的國家,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但是在那些不具備這些條件的發展中國家,這種對抗容易帶來社會分裂和沖突。我1994年曾訪問過黎巴嫩,當時整個黎巴嫩已經擺脫了長達15年的內戰,一派百廢待興的景象。
  
   從我在實地了解的情況來看,黎巴嫩的公民社會在內戰之前、之中和之後,都是相當活躍的。但是這種公民社會是完全分裂的,分別附屬於不同宗教、不同派別,如馬龍教派、德魯茲教派、遜尼派、什葉派、長槍黨等,更像是中國文革時期的各種鬧派性的組織,它們實際上加劇了黎巴嫩的分裂和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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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張維為 : 論中國,理性論中國——中國觸動全球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5 pm

  四、公民社會之我見(2)
  
  
   我在黎巴嫩駐埃及的領事館辦簽證時,看到領事館的墻上掛了一張畫有和平鴿的宣傳畫,上面寫著:“黎巴嫩:死去1000次,再1001次復生。”表述了一個民族經歷無數大劫,仍然堅毅不屈的生存信念,使我感動。
  
   但這是詩人的浪漫表述,現實要殘酷得多。我到黎巴嫩實地一看,這個曾被稱為“中東巴黎”的城市裏,到處都可以看到戰爭的痕跡,整個市中心,包括希爾頓飯店、假日酒店等都只剩下殘垣斷壁了。這場內戰使這個人口才300多萬的國家失去了14萬生命。
  
   我的導遊是個60來歲的過來人,他對我說,“戰爭已經過去了幾年了,但黎巴嫩人的薪水還在一路走低,誰都想離開這個國家,如果我有女兒,一定讓她嫁給你。”老頭有兩個兒子,一個在德國工作,一個失業在家。黎巴嫩的公民社會現在也很發達,2006年該國又成功地舉行了一次大選,產生了一個親西方的政權,得到了西方的高度贊揚,但那年夏天一場突來的以、黎沖突,美國遲遲不讓以色列停火,使黎巴嫩多年的戰後重建化為烏有。直到本書完稿之時,黎巴嫩還未能產生自己的政府,各種教派和黨派的利益無法整合,外部的各種幹預使黎巴嫩的局勢更趨復雜。
  
   我真是希望這個美麗的地中海國家能第1001次崛起,但我又覺得,照西方這個思路走下去,包括西方主張的那種公民社會,黎巴嫩恐怕很難走出自己的困境。
  
    非洲的盧旺達也是這樣,它的非政府組織大概可以算是整個非洲大陸最活躍的了。據說按人均計算,盧旺達的非政府組織為非洲國家最多,但它們沒有能夠阻止後來的種族大屠殺。西方人權理論和公民社會理論的很多內容都形成於西方單一民族國家,形成於經濟和教育發達的社會,而第三世界國家大多數是多民族、多族群國家,經濟和教育都不發達,盲目使用西方概念產生的最大問題就是族群沖突。一旦以族群為基礎的非政府組織大量產生,就會導致族群關系的緊張和對抗。
  
    尼日利亞也是一個公民社會頗為發達的國家。但我去過它最大的城市拉各斯,那裏白天治安都非常差,晚上更是危險。我的感覺是,你能白天在拉各斯市中心大街上太太平平地散步半個小時,就是一種奢侈。尼日利亞有那麽多促進人權的非政府組織和政府組織,但究竟保護了多少人權?非政府組織越多,社會管理得越好,民主就越成功,這個觀點至少在發展中國家還不能成立。
  
    印度的非政府組織比中國多幾十倍,但印度方方面面的工作與中國的差距都很大。從表面上看,印度公民社會非常活躍,但從我的實地了解來看,相當一部分組織被黑社會控制,甚至就是黑社會的組成部分。我去印度的貧民窟觀察過,貧民窟裏有很多非政府組織,它們可以呼風喚雨,控制著貧民窟裏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不少組織是真正在為勞苦大眾做事,但也有出於其他目的的組織,如專門負責偷電的組織,從某個地方把電偷偷地接過來,再賣給貧民窟的居民。還有負責貧民窟安全的黑社會組織,你要交保護費。為什麽印度改造貧民窟這麽難?因為貧民窟裏的人都組織了起來,而這些組織中相當一部分受黑社會控制,黑社會又與各級政客勾結,貧民窟永遠是各級政客的票倉。孟買市中心通向孟買國際機場的大道旁有大規模的貧民窟群,印度政府想拓寬這條公路,但幾年下來了,條件談不妥,一些劣質公民社會組織與政客利益結合在一起,輕而易舉地“綁架”孟買市民的整體利益,阻礙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這是印度民主體制在現代化建設中遇到的一個嚴重瓶頸。
  
    美國福特基金公民社會項目的負責人Michael Edwards倒是個比較坦率的人,他寫了一本叫《公民社會》的書,其中提到了公民社會與政府必然對立並不一定是公民社會運作的最佳模式。他說,現在很多公民社會“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公司,不相信媒體,只相信自己。但是公民社會自己也需要制衡,否則也會出問題”。他贊成走協商共識的道路,不要老是強調各方的對立,而是強調如何最好的解決問題。這個建議值得我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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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6 pm

  四、公民社會之我見(3)
  
  
   我認為一個公民社會的形成一定要與一個國家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相結合。實際上西方國家自己的公民社會也是這樣的。丹麥雇主協會主席馬丁森先生曾對我說,丹麥人就像一個部落,大家有同舟共濟的感覺,社會上對抗比較少,議會裏討論問題也比較容易形成共識,一般總有80%的議員意見接近一致或完全一致。
  
   瑞士也很少出現罷工,為什麽?因為在1937年整個瑞士面臨德國法西斯入侵威脅之時,瑞士機械制造業的勞資雙方代表通過談判,達成一項《和平協議》,約定一旦勞資雙方發生了糾紛,雙方都要通過協商來解決問題,或者請第三方進行調解仲裁,資方不得隨意裁減工人,關閉工廠,工人一般不進行罷工。這樣做既保護了雙方利益,也保證了生產。
  
   後來,瑞士其他行業也紛紛效法,簽訂類似協議。1941年戰爭最困難的時候,聯邦政府通過法律把這種形式固定下來。這樣,瑞士幾乎很少發生罷工事件,即使發生了,往往規模也有限。
  
    臺灣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臺灣在民主化方面,學習了美式民主,強調對抗,結果出現了嚴重的水土不服,在過去的十幾年裏,導致了政黨惡鬥、商業化炒作、族群關系撕裂,經濟嚴重滑坡,人民痛苦指數上升,難怪2008年大選前,臺灣《天下》雜誌一篇文章《懷念沒有藍綠的日子》,引來多少人的噓唏,甚至到了今天,全臺灣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還是關註民生的強勢領導人蔣經國先生。
  
   國民黨統治臺灣時期沒有中斷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還吸收了不少西方的市民文化,每次去臺灣訪問,特別在臺北,你可以體察到臺灣社會存有這種讓人感到溫馨的文化底蘊,人與人很客氣,很禮貌,溫良恭儉讓,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臺灣社會雖有不少問題,但濃濃的中華文化氛圍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大陸借鑒。
  
   我個人覺得臺灣社會本應該在這種和諧的中華文化基礎上發展出一種理性的、精致的、包容的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但臺灣卻走上了一條照搬美國對抗式的民主模式的道路,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代價。現在主張族群和諧的馬英九先生上了臺,提出了“臺灣民主再造”的口號,能否成功,還需觀察。
  
    總之,一個公民社會,如果它能使一個社會最終變得更加團結,更加繁榮,更加活力四射,而不是更加分裂,更加蕭條,更加混亂不堪,那麽就是一個高質量的公民社會;如果它使一個社會從團結走向分裂,甚至從分裂走向更大的分裂,那就是劣質的公民社會。我看黎巴嫩、盧旺達等國家的情況屬於後者。公民社會和政府可以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
  
   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種社會,一般認為,中國屬於社會共識比較容易形成的社會,這和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長處。一個容易形成共識的社會,是成熟的社會,沒有必要為了所謂“民主”,去人為地強化對立。自然形成的共識文化是非常寶貴的政治資源,在這個基礎上探索協商民主的道路,對中國更有意義。那種認為搞民主就要學美國,就要搞黨派對立,就要為反對而反對,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夠形成共識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夠形成共識的社會是好社會。
  
   我們應該從中國自己的傳統出發,少學一點對抗式的美國模式,多學一點丹麥、瑞士、日本等良性互動模式,逐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這應該是中國政治體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2008年抗震救災體現出了中國公民社會的巨大能量,幾乎在一夜之間呈現了一個全民參與的、開放的、透明的現代救援體系。這種民間和政府之間建設性的互動關系大大提高了我們社會的凝聚力,不僅為我們的抗震救災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也為中國今後公民社會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啟示。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在於民心的崛起,在於每一個公民對自己國家的責任感、參與感和自豪感。
  
   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把中國人上上下下地凝聚在一起,把我們的政府和公民社會團結在一起,把我們的軍隊和人民團結在一起,真是13億人眾誌成城,整個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國人民,不分階層,互相提攜,團結一致,共赴國難的偉大力量。我希望中國式公民社會也因此而逐步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並大大豐富國際社會關於公民社會建設的理論和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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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6 pm

  五、讓理性的聲音占上風
  
  
   1986年6月我陪一位副總理訪問加納,拜會了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他的總統府設在當年歐洲人運送奴隸的石堡裏,緊挨著大西洋邊,用他的話說,“我在這裏辦公,為的是永不忘記這段屈辱的歷史。”
  
   在一個布置得非常簡樸的會客室裏,這位喜歡談哲理的非洲領袖和李鵬探討起了非洲問題,他說,“我們人民缺少一種理性精神,好像這種精神已經被殖民主義閹、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難做。”
  
   我自己走訪非洲也時常有這種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識界大致是兩種觀點占主流,一種是激進的非洲民族主義,把非洲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殖民主義和全球化。
  
   不久前我再次去加納訪問,專門去參觀了加納開國元勛恩克魯瑪紀念館,紀念館的小賣部裏賣得最貴的一本書,是加納學者的專著,談的是結合加納實際,學習朝鮮的“主、體”思想,與全球化徹底脫鉤。還有一種觀點就是激進的全盤西化,主張跟著“華盛頓共識”走,采取的政策也是先削減政府開支,再一人一票的民主化,結果是艾滋病嚴重失控,經濟雕敝,最近又有了糧食危機。隨著世界糧價飛漲,這些領導人突然發現自己完全忽視了農業,老百姓飯都吃不飽了,又要開始鬧革命了。
  
   為什麽忽視農業?用聯合國貿發大會秘書長素帕猜的話來說,造成當前糧食危機的原因之一就是“數十億美金花在政治治理上,而只有數百萬美金花在農業上”。非洲這種情況,用中國話說就是要麽極左,要麽極右,而真正獨立的、理性的、實事求是的聲音很難成為主流。
  
    回過頭來看,中國在整個“文、革”期間, 非理性的極、左思潮占了主流。1976年文革之後到1989年,在中國知識界,非理性的右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響。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蘇聯的解體和南斯拉夫的崩潰,中國堅持改革開放、走自己的路、穩健改革的理性聲音,才逐步成為主流。2
  
   008年西方歪曲報道西、藏、騷、亂,鼓勵西、藏、獨、立,又使更多的中國人堅信只有走自己的路,中國才有希望。這實在是壞事變成了好事。但我們今天還會聽到不少非理性的聲音,有的人想用過去極左的方法來解決今天的問題,有的人則覺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西方國家已經進入了後現代,知識分子的主流話語是“解構”一切,我們一些知識分子喜歡步西方的後塵,學著“解構”中國的一切,但恰恰忘記了,西方社會通過幾百年的發展,其經濟基礎、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經非常成熟(確切地說是過分成熟),其人均收入高於發展中國家數十倍,其人均占用的資源也比發展中國家高30多倍,所以即使西方社會上有很多不滿,其體制自我調節的能力,明顯大於發展中國家,再亂也很少出現傷筋動骨的大亂,按照2008年初的一個民調,意大利人是歐洲人中最悶悶不樂的,只有4%的人對現狀滿意,整個社會籠罩著悲觀氣氛,但因為有過去積累的經濟實力和體制因素的支撐,意大利社會沒有出現劇烈動蕩。
  
    西方的知識分子經常說,我的任務就是批判,就是“解構”。對於那種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經太多,繁瑣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已經束縛了人和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情況,確實需要松綁,需要批判,需要“解構”,需要福柯。相比之下,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光進行批判是不夠的,中國需要的不僅是批判和“解構”,還需要肯定和建構,包括法律和體制的建構,我們應該腳踏實地地研究中國的問題,在批判醜惡現象的同時思考建設性的辦法。對中國來說,建構和解構至少一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
  
  
    我們文化中還有某種泛道德化、走極端的傾向。這不是我們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視這種支流可能對我們事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實際上,我們充滿魅力的漢語中有許多對仗的句式,瑯瑯上口,富有音樂美,但都是把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做一種道德化的對比,比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細想一下,在我們的真實生活中,極端的情況畢竟是少數,絕大部分都是中間狀態。好中有壞,壞中有好,喜中有憂,憂中有喜,當然有個喜多還是憂多的問題。我們語言中的這種表述方法和儒家道德傳統有關,“士不可以不弘毅”麽,但是儒家傳統也講究中庸之道,要求“窮理致知”和“慎思明辨”。
  
   總之,在繼承我們的文化傳統時,在使用我們珠圓玉潤的文字時,我們也應註意某些語言習慣可能會造成的某種思維定勢,影響我們對事物的準確判斷。
  
    英格蘭民族有一個特點值得我們學習:英國人喜歡sophisticated的人,sophisticated這個詞不容易翻譯。《英漢大詞典》中把它譯成“成熟老練”,可以說是相當貼近了,但這個詞還包含了一些與此相關的意思,如見過世面、思維縝密、判斷得體、做事講究一個度,不情緒化,不走極端,見解深刻而全面。說一個人sophisticated,那是很高的贊揚。民主制度在英國的成功一定與英國人崇尚這種特性有關。
  
    相比之下,我們文化中這樣的人還不夠多。從網上討論就看得出來,動不動就是謾罵,就是道德訓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就是國家到了災難的邊緣,就是中國要被開除球籍了,又要來一場革命了。我不反對在中國某些問題比較嚴重的時候,有人出來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視,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
  
   我也不反對從道德高度,對各種缺德的行為揮斥方遒。但我們一定要防止激進思想和道德沖動重新成為我們社會的主流思潮,因為道德評判最容易把復雜的世界簡單地歸為好壞兩極,而世間絕大多數的事情就是好壞摻雜,進步往往也伴隨著問題,關鍵是要確保進步能夠占主導地位。
  
    整個人類進步的歷史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純而又純、沒有代價的變革。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一個民族總是激進思潮和道德沖動占主導的話,只能說明這個民族缺少理性思維的能力,最終對這個民族可能是一種災難,等待這個民族的會是一場又一場的無休止的動蕩。我們要學一點英國人的經驗主義和“成熟老練”, 這和我們講的“和諧中道”相通,是一種大智慧,一種非常值得在中國和世界發揚光大的思想。
  
   簡言之,我們必須讓理性的聲音在中國占上風,只有這樣,我們中華民族的崛起才會比較順利、比較可靠,因為這是一個民族真正成熟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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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張維為 : 論中國,理性論中國——中國觸動全球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7 pm

  第五章 中國:不要自己打敗自己
  
  
   中國的發展道路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如果不去積極地解決這些問題,中國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同樣,如果我們自己亂了方寸,以為這些問題就意味著天要塌下來,國將不國,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中國雖然存在不少問題,但只要橫向地比較一下,我們做得不比別人差,中國還是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處在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只要我們沈著應對,中國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只要中國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外部力量能夠阻礙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一、貧富差距:一些國際比較(1)
  
  “中國:不要自己打敗自己。”這句話有兩層意思,第一層的意思是中國模式雖然成功,但也衍生了不少問題,必須認真著手解決,否則我們可能會前功盡棄,最終中國模式在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長河中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第二層意思是中國的問題雖然不少,有些還相當嚴重,但是橫向地、縱向地比較一下,我們做得不比別人差,所以不必驚慌失措,只要沈著應對,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
  
   中國模式體現出的一些思想也包含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簡言之,如果不去積極地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如果中國自己亂了方寸,以為天要塌下來了,國將不國了,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中國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也可以說是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只要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一種外部力量能夠阻礙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在今天關於中國崛起的討論中,有三個不能回避的熱點問題,一是貧富差距問題,二是腐敗問題,三是生態環境問題,我們有必要從國際橫向比較中,尋求對這些問題的一個總體把握,並爭取通過不懈的努力,逐步把這些問題解決好,從而為中國的真正崛起夯實一個牢固的基礎。
  
    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是不容爭議的事實,需要我們冷靜應對和認真處理。處理得好,我們的發展就能比較順利與和諧,處理得不好,就可能經歷挫折甚至危機。
  
   從世界的角度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出現過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最大的時候,但後來通過經濟發展、社會改良政策的實施、中產階級壯大等,終於實現了社會的基本和諧,其中有不少經驗值得中國借鑒。
  
   但我們首先要對中國貧富差距的現狀有一個準確的、實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處理這個問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印度,成了亞洲之最。甚至有人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確擴大了,引來不少嚴峻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但上述觀點與我在世界很多地方實地觀察得出的結論有相當的差異,我願在此談談我的觀察,並與中國的情況進行一些比較。
  
    我去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如印度的孟買、新德裏、加爾各答,去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瓦爾品第,去過菲律賓的馬尼拉,去過巴西的裏約熱內盧、聖保羅,去過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去過肯尼亞的內羅畢,去過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去過科特迪瓦的阿比讓,去過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去過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
  
   在這些地方的實地觀察告訴我:這些國家的貧民窟規模超過中國三倍、五倍、十倍、甚至更多。我們的大城市貧富差距也不小,也有城中城和城鄉結合部的陋宅等,但那不是發展中國家貧民窟的概念。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指的是一種成片的甚至一望無際的那種非常擁擠、骯臟、人居條件極端惡劣的簡陋窩棚。
  
    以印度的最大城市孟買為例,城市人口的60%至今仍住在貧民窟。那種惡劣的居住條件是我們難以想象的:窩棚大都用廢舊鐵皮、油毛氈、塑料布搭成,到處是垃圾和塵土,平均五六百個人才一個公共廁所,人擠人每天排長隊上廁所,排長隊等候供水車的到達,陰溝是開放的臭水溝,充滿各種穢物,蒼蠅蚊子滿天飛,各種傳染病頻發。印度城市中還有大量的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
  
   那一次,我是早上6點多坐飛機抵達加爾各答的,從機場到市中心飯店大約半個小時的車程,一路看到數以百計的無家可歸者,睡在路邊、橋洞和墻角下。印度每一個城市裏都有大量的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乞丐,你若給了其中一人一點錢,一下子就圍上來十幾個,有的可以一直跟著你到旅館,甚至明天還來旅館門口等你。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說,我在孟買、加爾各答兩個城市所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過去20年走過10來個城市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還要多。
  
    我也看過非洲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一個叫做Kibera 的貧民窟。內羅畢人口的50%住在貧民窟。但司機只帶我在貧民窟外面轉了一圈,解釋說:“除非兩輛警車開道,否則你給我1000美金我也不進去,因為進去就出不來了。裏面的人肯定把我的車和錢都搶走,命也保不住。”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在重兵保護下去這個貧民窟訪貧問苦,當地的居民打著標語歡迎他:“我們在挨餓!”“我們在生病!”“我們正在死去!”“我們的孩子沒學上!”光這個貧民區的人口就有75萬,沒有電,沒有自來水,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家庭擁有收音機,艾滋病發病率高於城市其他地方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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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張維為 : 論中國,理性論中國——中國觸動全球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8 pm

  一、貧富差距:一些國際比較(2)
  
   中國社會還有一個特殊的“春運”現象:我們每年的春節期間會有上億農民工回鄉探親,然後再返回城市。為什麽大部分農民工要返鄉,為什麽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沒有這種大規模的返鄉現象?人家也有自己的節日,但沒有這樣的返鄉情況。
  
   造成這個差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大部分的農民工在家鄉除了有親人之外,還有自己的或者親人的土地和私宅。在許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巴西、肯尼亞,大都沒有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改革或社會革命,或者經過了某種改革,但由於種種原因,農民的土地又被富人剝奪了,很大比例的農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是真正意義上的赤貧。他們往往是全家老少都流入城市,一旦千辛萬苦地進了城市,就絕對不走了,也舍不得花錢返鄉。
  
   我看到一些統計數字說我們基尼系數達到了0.45,超過了國際社會公認的警戒線0.40。這些數字本身可能還大致靠得住,但問題是基尼系數計算的一般只是收入上的差距,並不考慮一個人是否事實上擁有土地、私宅及這些財產的價值。
  
   有沒有土地和私宅,對於一個農民,甚至對於整個社會的百姓來說,可能意味著生活質量的天地之別。我想有誌於研究國際貧富差距比較的學者,應該把土地和私宅這些相關因素也考慮進去,再來進行國際比較,其結果可能更有說服力(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應該發揮原創力,提出有國際影響力的標準,對中國和世界事務進行獨立、客觀、全面的評判,從而糾正使用西方制定的標準可能帶來的偏差)。
  
    我甚至可以做這麽一個粗粗的比較:你可以開車從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發,往任何方向開,只要不開到海裏去,不開出國境線,開20個小時,你會看到很多的農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於你從印度的孟買、德裏、加爾各答市中心往城外開2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還是印度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但你仍不時可以看到中國絕大多數地區可以說已經絕跡的那種赤貧:幾十萬人居住的大片的貧民窟,那種衣衫襤褸,無家可歸的赤貧。中國通過近30年改革開放,赤貧人數大幅下降,而印度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
  
    另外,我們2007年發生的山西黑磚窯事件令人震驚,驚動了總書記和總理,驚動了全國所有的媒體,不少人以此推斷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出現了方向性的大危機。黑磚窯這類問題一定要嚴肅處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也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但同時我們也要對這種問題的規模和性質有個實事求是的估計。
  
   還是以印度為例,根據不同的非政府組織估計,印度至少有1000萬到1500萬(有人甚至估計6000萬左右)的“兒童抵債奴隸”,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周7天,家長把他們賣給雇主,終日勞作以償還所欠債務,而這種債務往往只是區區幾十美元。這些本是讀書年齡的孩子只能為買斷他們命運的雇主奴隸般地幹十來年,他們集中在地毯、采石、垃圾處理等行業。在印度,“兒童抵債奴隸”幾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
  
   印度憲法明確禁止這種做法,但政府、法庭和媒體似乎對這類事情已經相當麻木了,原因大概有四:一是法不責眾;二是這種做法古已有之,大家睜一眼閉一眼;三是這些孩子屬於低種姓,其他種性的人很少關心他們的命運;第四,各級政府腐敗成風,被雇主收買的不少。
  
    英國廣播公司不久前拍了個《印度兒童奴隸》(Child Slave of India)的紀錄片,采訪印度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他們對這個問題,要麽否認,要麽搪塞,但英國記者抓住事實不放。他僅僅訪問了一個鎮,就了解到該鎮有15000這樣的兒童奴隸,但是各級官員還是推卸自己的責任。
  
   在這個所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裏,有多少政府官員真正關心上千萬的這種低種姓出身的兒童奴隸?像印度這樣一個此類問題比中國的嚴重程度至少超過百倍的國家,自我感覺卻很好,對前途甚為樂觀,而我們不少國人則認為這個黑磚窯事件預示著天要塌下來了。黑磚窯問題固然嚴重和惡劣,我們一定要把它糾正過來,並順藤摸瓜,把類似的問題一個個解決,讓壞事變好事。但天塌不下來,我們可以繼續遠遠地走在印度的前面,去實現我們自己確定的現代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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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8 pm

  一、貧富差距:一些國際比較(3)
  
   至於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論點,特別是“農村像非洲”,則可能是出自於善意的無知。我不知道持這些觀點的人有沒有去非洲農村實地考察過。
  
   我走過18個非洲國家,訪問過加納、肯尼亞、斯威士蘭等地的農家,都是離首都不到三刻鐘車程的地方,大部分農民住的還是土房和草房,用茅草和樹枝在泥地上搭起來的棚子,即使是磚房,上面也是稻草蓋的房頂或者鐵皮壓上幾塊磚的屋頂。房子往往沒有門,只有一塊布簾。大都沒有電。半導體收音機還沒有普及。而中國多數農民在過去20多年裏都蓋了磚房,有的翻蓋了不止一次,彩電都開始普及了,中國農村的網民數已接近4000萬。
  
    這只是個淺層次的比較。從更深的層次來看:非洲面臨著一些中國農村所沒有的特大問題,如戰亂、社會解體、“瘟疫”規模的艾滋病。非洲是世界上戰火最多的地方,從80年代至今,死於戰火的生命恐怕超過1000萬。僅90年代,剛果民主共和國從1998年開始的戰爭,又被稱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7 個國家卷入,死亡人數已超過600萬。盧旺達和布隆迪的種族屠殺,三個月內就有100多萬人喪生,蘇丹目前的內戰的死亡人數估計已超過40萬。
  
    根據聯合國艾滋病組織的最新統計,非洲現在平均每13秒就有一個人死於艾滋病,每9秒就有一個人染上艾滋病。現在非洲的艾滋病毒攜帶者是2500 萬人,去年一年死於艾滋病的人數達200萬。我曾去過斯威士蘭,這是世界上艾滋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艾滋病人數占其成年人口的30%,因為人死的太多了,棺材業成了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供不應求。一個斯威士蘭朋友告訴我,他幾乎每周都要參加親戚和朋友的追悼會,死去的人大都是青壯年,社會的中堅力量。政府根本無力對付艾滋病,藥品都發不到基層。
  
    非洲發展最快的另一個產業是保安業,因為惡性犯罪呈爆炸性的趨勢發展,非洲許多城市,白天的行兇搶劫不少,晚上出去更是危險。原因是什麽?一是貧困,窮則思變。二是家庭和社會的解體,孩子父母死於艾滋病的很多,這些孤兒現在已長大成人,以贊比亞為例,孤兒人數據說已超過了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從沒有體會過家庭的溫暖。反映這一切問題的綜合指標就是非洲人均壽命普遍不到50歲。盧旺達的公務員最近在強烈要求:應該從45歲就開始發放退休金,因為盧旺達今天的人均壽命才50歲,公務員的退休金按老規定是60歲才發,已不合時宜。
  
    相比之下,我們農村的人均壽命怎麽也在65歲以上啊。從我的觀察看,非洲農村總體生活水平還明顯低於文革時候中國農村的水平。中國的城鄉差距拉大是一個我們不容忽視的大問題,但把今天的中國農村比作非洲,可以說是開了一個國際玩笑。我們農村的局部地區可能和非洲農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非洲的一些地區還要差,但總體上,我們大部分的農村,我們大部分的農民的生活要大大好於非洲。
  
   聯合國曾經通過一個“千年發展目標”:在2015年之前,發展中國家把自己的極端貧困人口降低一半,而世界極端貧困人口主要在農村,中國於2003年就達到了這個目標。但對多數非洲的國家來說,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國際援助,該目標再過幾十年都實現不了。我們還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那個比方進行比較,你開車從北京或上海出發,開20個小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於你從尼日利亞的拉各斯或者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往城外開兩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
  
    當然非洲很多國家也在認真努力,有些方面也取得了相當的進步。比方說,肯尼亞、烏幹達等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肯尼亞的人均壽命才47歲,烏幹達的人均壽命才45歲,經濟等各個方面比中國落後許多,但他們也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
  
   另外,這幾年中國在非洲投資增加很快,帶動了不少非洲國家經濟的發展。近年來,石油和原材料國際價格的上漲也使不少非洲國家受益。但總體上看,非洲發展仍然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一些觀察和評論,力求使我們在觀察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時有一種更為寬廣的國際視野,有一種更為多元的參考坐標。但這樣做,絕不是說我們不必重視中國自己的貧富差距問題,恰恰相反,我們應該非常重視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下,貧富差距擴大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可能會比其他國家更為棘手,對此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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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8 pm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1)
  
    從國際視角來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都遇到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增長,但同時也出現了社會貧富分化的趨勢。如何縮小貧富差距,對我們是一個挑戰。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我們應對這個挑戰既有比他們有利的地方,也有比他們不利的地方。我們有利的地方主要是:
  
    第一,中國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國家的綜合實力和財政收入增長很快。 2007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近25萬億元,約為印度的兩倍。財政收入達5萬億元,中央和地方監管的國有資產超過20萬億元,外匯儲備達到17000億美元,城鄉居民儲蓄超過16萬億元。這與30年前國內生產總值僅3600億元,財政收入僅約1132億元,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了。現在回想起來,鄧小平當年反復強調要“加強中國社會主義的綜合國力”,這確實是很有遠見的,也就是說,即使我們出現了貧富不均的現象,只要我們的社會主義綜合國力強盛,我們就有能力來逐步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現在正在建立全民的社保體系,使全體國民在基本生活、義務教育、公共衛生方面能夠得到基本的保證,免除國民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1979年以前的社會保障只是城鎮為主的保障,現在是面向全體國民的保障。我2005年訪問古巴,感覺其經濟狀況異常艱難,但古巴還是實現了全民最低社保。我相信以中國今天的財力,完全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在觀念上也有了突破:過去往往把保障體系看作是一種負擔,現在知道這個資金發放下去,會較快地轉化為消費,轉化為經濟發展的新的動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全民社保體現了一種社會公平和正義,讓全體國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可以增加整個社會的穩定性和凝聚力。在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實現全體國民的基本社保,使世界五分之一人口免予生存與疾病的恐懼,這將是中國對世界人權事業、對整個人類進步的一個巨大貢獻。
  
    第二,我們基本沒有種族、宗教等問題的困擾。在印度、非洲和拉美的很多發展中國家裏,貧富差距往往和這些問題摻雜在一起。印度最窮的是賤民,印度的上層往往是婆羅門,他們對賤民非常冷漠,不與賤民握手,不與賤民喝一口井的水,有的甚至把看到賤民的身影當作是一天的晦氣。這也是為什麽印度扶貧工作遠遠落後於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前南斯拉夫解體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差異和經濟差距。富裕的斯洛文尼亞人質疑為什麽要把自己的錢交給中央財政,再轉給貧窮的科索沃人。“那邊的人和我們有什麽關系?”他們會理直氣壯地問這樣的問題。我們雖然也有地方主義的問題,但全國一盤棋的思想要比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強得多。
  
    第三,我們政府的資源整合能力、決策能力、辦事總體效率大大高於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比方說,全國取消農業稅,幾乎立竿見影,說到做到。在其他國家,這樣的事可能扯皮十年還完成不了。近年采取的一系列提高農民收入的優惠措施,很快就導致深圳和上海等地農民工的短缺。2008年抗震救災,一方有難,八方支援,更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此外,從處理貧富差距問題的技術角度來看,我們貧富最大差距主要是沿海城市與邊遠農村的差別。而在巴西、墨西哥這樣的國家,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居民已經住在城市了(很大比例住在貧民窟)。在巴西裏約熱內盧、在墨西哥城,你開車從富人區到幾十萬人居住的貧民窟就是半小時之內的車程,這也是為什麽這些城市惡性犯罪率極高的主要原因(巴西人自己稱之為“城市戰爭”,每年約4萬人死於槍殺)。我們最大的貧富差別主要是沿海城市以及省會城市與邊遠的山區。這種空間距離,使我們獲得了某種解決貧富差距的時間差。
  
    但是在應對貧富差距擴大的挑戰方面,我們也有一些比其他國家困難的地方:首先是中國正處在自己的工業革命時期,社會急劇轉型,貧富差距擴大速度較快。新舊制度交替之際,總有很多制度漏洞,引起腐敗、社會不公和人們的不滿。過渡時期,各種不確定因素較多,又容易造成人的焦慮,這種焦慮又會導致更多的不滿,特別對貧富差距擴大等問題,甚至誘發社會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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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8:58 pm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2)
  
   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迅速擴大和各種社會問題迅速滋生的時候。當時的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令人發指。英國作家狄更斯在他的名著《雙城記》裏曾這樣描述:一位侯爵的馬車壓死了一個小孩,他大聲訓斥孩子他爹:你為什麽不管好你的孩子,你可知道這會傷害我的馬嗎?孩子他爹沖上去要與侯爵拼命,路邊小酒店的老板趕緊拉住他,勸說道:窮孩子這樣死掉,比活著好。一下子就死了,不再受苦了,如果他活著的話,能有一時的快活嗎? 侯爵點點頭,然後掏出一個金幣往車外一扔。
  
   你還可以閱讀法國作家巴爾紮克的《高老頭》、雨果的《悲慘世界》、左拉的《萌芽》,閱讀美國作家德萊賽的《嘉莉妹妹》,你就知道工業革命時候的英國、法國和美國有多少不公,多少罪惡,多少犧牲。現在國內不少人談北歐模式,中國能夠今天就達到北歐的水平固然好,但這確實不現實,這還需要我們很多年的不懈奮鬥,而且丹麥這樣的國家也經歷過自己《賣火柴的小女孩》的階段。
  
    與今天的中國相比,當時的西方國家可以易如反掌地“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如英國可以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出口”到非洲,把異教徒 “出口”到美洲,英國還能自己制定世界政治和經濟幾乎所有的“遊戲規則”,其貧富差距大於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沒什麽問題,因為上千萬奴隸和無數華工“苦力”當時都是合法的。
  
   而中國今天則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化解所有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各種矛盾和難題。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時,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多萬人,少於今天的上海。法國19世紀工業革命時,人口也只有2000多萬,而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進行這樣一場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在自己境內消化所有的問題,沒有向外擴張,而是給大部分國人和大部分國家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這就是中國奇跡。
  
   現在的國際競爭的條件是多麽苛刻:遊戲規則是人家制定的,你出口一個蘋果到歐洲,都需通過人家制定的幾十種技術指標的檢查,其中很多指標純屬貿易保護主義。而中國人正是在這個極為不公正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中,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奮鬥乃至犧牲,闖出了一條自己的道路,開辟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當然也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價。
  
   大家如能從這麽一個歷史的大視角來看待中國今天的進步及其伴隨的問題,目光可能會更深遠些,心態可能會更平和些。
  
    我前面已經說過,歷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大都解決了,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如果當初這些國家因為種種社會問題,而放棄了工業革命,他們就不可能成為今天的發達國家,所以中國一定要過這個坎,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只有這樣,中國才有輝煌的未來。
  
    其次,我們文化中有一種超強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我們經歷過無數次以平等為宗旨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運動,我們對貧富差距的容忍度明顯小於許多國家。比方說,印度的賤民是一個1.6億人的貧困階層,但他們大部分非常認命,窮就是因為自己上幾輩子積德不夠,社會反抗和革命動力不強。
  
   而中國人的平等意識比較強,這總體上是積極的,體現了人的尊嚴,比沒有經過社會革命的印度真是好很多。但對於一個正在經歷迅速轉型的國家,這種平等觀也可能帶來某些困惑,因為社會變革總會帶來利益調整,一個習慣平等的社會往往更容易產生不滿、牢騷甚至抗爭。有些不滿很有道理,反映出來的問題合情合理,需要好好地解決,有些不滿則包含了妒忌和泄憤等非理性的成分。
  
    第三,這種“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又導致我們中國人在不少方面的要求明顯高於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國民,甚至高於發達國家的國民。在印度,哪怕你是個飯店的跑堂,住在貧民窟,但只要會說幾句英文,自我感覺就屬於中產階級了。而中國,經常光顧星巴克的白領也常否認自己屬於中產階級,據說要有兩處房產才算。
  
   過去30年中,中國人總體生活水準提高的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中國有結婚三大件的說法,70年代末還是手表、自行車、縫紉機;80年代已經是冰箱、彩電、洗衣機了;90年代則成了空調、音響、錄像機;而到了今天已經是房子、車子、票子。現在年輕人結婚,房子成了結婚的“起步價”,網上在線調查的問題是“你會和一個沒有房子的男友結婚嗎?” 這個在中國看似很自然的問題,實際上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質要求之一了。
  
   瑞士和法國都屬於世界上高度發達的國家,但瑞士自己擁有房產的人2006年才達到總人口的36%,法國高些,達到55%,都大大低於中國,但滿意度最差的是中國。瑞士大部分人租房,法國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輕人結婚絕大多數都住在租來的房子裏。一輩子沒有買房子的,也大有人在。他們中一些是由於種種原因不想買房子,如不願意背上債務、崇尚自由遷徙等,但也有很多人,確實是資金不夠,置業對很多人仍然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夢。
  
   中國住房問題的最終解決,恐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級消費,在推動廉租房建設的同時,盡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這方面國際社會有很多成熟的經驗,我們可以借鑒。先租房,待有了一定的積累之後,再買房,這是大多數國家民眾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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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9:00 pm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3)
  
    總之,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解決貧富差距有難處,也有易處,但總體上還是易處多於難處,所以我們可以樹立信心,把這個問題逐步解決好。我們應該在繼續推動改革、開放、發展的同時,盡快建成國民社保體系,使得全體國民消除對生存與疾病的恐懼。
  
   我們要盡最大努力去建設一個機會公平的法治社會,通過漸進而深入的政治改革和體制創新來遏制腐敗,使所有人盡可能獲得比較平等的發展空間。我們要通過教育,使更多的人能以一種比較寬廣的國際視野和歷史眼光來看待中國今天面臨的問題,並形成一種同舟共濟、健康向上的國民心態。我們還要通過教育,培養人與人之間互相理解和互相尊重的習慣,包括富人和窮人之間的理解和尊重。這不只是指億萬富翁和貧民百姓之間,而是指我們社會上的所有人,這是一個人權的概念,只因為我們都是人,我們就要互相尊重,並從互相尊重中讓每一個人都感受到做人的尊嚴。
  
   我們應該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農民工、下崗工人和其他弱勢群體,並通過各種手段,使他們都能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在大變革的社會裏生活不易,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幫助,可以化解很多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人的心態也會更平和,生活也會更溫馨。
  
    我們還要提倡自強不息的精神。這對一個人、對一個國家都很重要。在外部環境暫時還不甚理想的時候,我們更要提倡這種精神。外國人對海外華人的印象有褒有貶,但幾乎都同意這一點:華人具有罕見的吃苦耐勞和艱苦奮鬥的精神,不管在世界哪個角落,不管外部條件如何不公正,華人一般都能通過發憤圖強,站穩腳跟,最終成為社會上比較成功的階層。
  
   以印度尼西亞為例,在過去半個世紀裏,印尼的華人蒙受過多少歧視、欺辱甚至殺戮,如果連1965年大規模排華騷亂也算進去的話,華人因各種排華騷亂而致死的人數估計至少有幾十萬(也有估計超過百萬),但不屈不撓的華人還是通過自己的頑強奮鬥,幹了出來。華人雖然只占整個印尼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卻掌控著印尼經濟的半壁江山。
  
   我認識一些印尼華僑,聽過他們抱怨,看過他們流淚,但他們都有一股永不服輸的韌勁,制度越不公平,他們越要幹出個樣子讓世人看看。今天的中國社會不管存在多少問題,包括社會不公的種種現象,但總體的大環境在不斷地改善,自我實現的機會很多,中產階級的陣容迅速壯大,這對中國的長治久安極為重要。
  
   中國整體的發展的環境比印度尼西亞這樣的國家不知好多少倍。我們必須發揚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精神:與其消極等待外部條件的改善,不如先改變自己的心態,奮鬥進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輕言放棄,不斷追求自己的夢想,中國人的希望在此,我們民族復興的希望也在此。對個人來說,只要你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打敗你。對於整個國家來說,只要我們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礙我們民族的復興。
  
    考慮到我們在政治文化方面的特殊國情,在尋求建立一個更為公平的社會之時,我們也須註意幾個問題:
  
    第一,要防止極端平均主義和極左思潮卷土重來。在幫助老弱病殘和弱勢群體、建立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也要記住鄧小平多次的提醒:我們的政策要註意“不養懶漢”。歐洲不少國家有這方面的教訓,工人情願呆在家領失業金,也不願意工作。我們還是要鼓勵每一個身心健全的人,通過自己的誠實勞動改善自己的命運。勤勞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不能丟掉。
  
    第二,我們在努力讓全體國民享受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也要看到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防止做出不切合實際的承諾,因為那只會最終引起人們更大的失望。
  
    第三,我們一定要走出窮富對抗的惡性循環。中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傳統導致大家一般總是喜歡公,而不是私。大公無私可以,大公小私都不行。所以一喊“公”的口號,響應的人就很多。
  
   但是走遍了世界這麽多地方之後,我有一個深深的感受:凡是發展不起來的地方都是平均主義盛行、都是仇富文化深厚的地方,而最嚴重的就是非洲。
  
   一位與我相交比較深的非洲朋友私下告訴我:在非洲如果你富了,在村裏蓋了一棟新房子,人家第二天可能就放一把火,把你的房子燒了,所以社會財富始終積累不起來。不要說建房子,就是你工資剛發下來,大家都要來和你來一起花,你也必須和大家一起花,恨不得花完才好。非洲人儲蓄少,與此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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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9:00 pm

  二、縮小貧富差距的難與易(4)
  
   俄羅斯也有個經典笑話:農民伊萬大叔看到自己鄰居亞歷山大家裏多了一只山羊,心裏很不是滋味。一個仙女問他:我現在可以幫你實現一個你最想實現的夢想。伊萬大叔說:那就請你盡快讓亞歷山大家的那頭山羊死去。
  
    實際上,仇富是一種全世界的普遍現象,程度不同而已:在非洲,很多黑人恨白人和印度人。在東南亞,很多馬來人,印尼人恨華人。在俄羅斯和歐洲很多地方,很多人恨猶太人。在拉丁美洲,很多土著人恨歐洲裔的人。而且你去觀察一下,打聽一下,為什麽恨?理由與中國也是一樣的:富人有錢,富人招搖,富人投機倒把、富人為富不仁、富人一毛不拔,富人吃喝玩樂,一有社會動亂、危機、革命,富人總是泄憤的對象,富人總是少數,於是倉皇出逃,當然也帶走了他們的資金、技術和人脈,窮人出了口氣,但生活還是艱難困苦。
  
    這個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會公正和貧富差距過大總會引起動亂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後的建設談何容易。中國也經歷了貧富差距過大等原因導致的翻天覆地的革命,但革命以後平均主義的道路,效果並不好,導致了普遍貧困,所以才有30年前選擇的這條鼓勵競爭、改革開放的道路,並取得了輝煌的成績,使我們今天有實力來更多地幫助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記得1981年的時候,胡耀邦看到一份報告介紹哈爾濱待業青年自謀職業,不要國家投資,建成了生產沙發的一條“沙發街”,胡在報告上批示:“這種不要國家投資的事有的是,只要我們的同誌高擡貴手就行了。當然有的也要加以扶持,但所費不多,問題是要到群眾中調查和商量。”看到報告中說每個待業青年當年每月實際所得在150元以上,性情中人胡耀邦又揮筆加了一句:“可不能看了又眼紅呵!”中國改革開放其實就是從破除平均主義,調動各種積極性開始一路走來的。
  
    我們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絕大多數的國人都為此做出了貢獻,甚至犧牲。我曾在網上看到一個評論我文章的帖子,只有一句話,卻使我很感動。帖子是這樣寫的:“鄧小平有功,雖然我下崗了。”沒有下崗工人所做出的犧牲,中國工業化、現代化、國際化這個關,闖不過去。我們要通過教育,使大家尊重每一個為民族復興做出貢獻和犧牲的勞動者,包括現在的很多弱勢群體,讓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能感受到作為人的尊嚴。
  
    2008年四川大地震使全體國人都經歷前所未有的心靈震動,讓我們看到了很多似乎久違的人間真情。面對罕見的災難,國人不再冷漠,不再抱怨,不再仇恨,大家不分地域、不分職業、不分財富、從國家領導人到普通民眾,從億萬富翁到打工仔,大家都為受難者祈福,都盡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為災區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短短幾周內,好像每一個中國人都經歷了一場刻骨銘心的心靈洗禮,骨肉同胞血濃於水的認識得到了升華,中國的社會向前大大地進了一步,中國人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以人為本”從此不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成為我們民族一切現代化努力的最終歸宿。只要有這種精神,中國的社會一定會變得更加溫馨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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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9:00 pm

  三、建立良性循環機制
  
    貧富地區之間還應該建立一種良性循環的機制。以上海浦東為例,2006年浦東的人均GDP是10000美金,假設中國貴州省的某個地區人均GDP 是100美金。如果你機械地看,這個差距太大了,兩個地區差100倍,我要把它縮小,甚至采取劫富濟貧的方法,這是不明智的。
  
   這裏關鍵是要看浦東經濟的發展與中國其他地方發展的關系。浦東2006年的財政收入是587億元,其中51.4%上繳中央,也就是說將近300億是用於全國的發展的,其中一部分可能就用來幫助貴州省的這個地區了。如果富裕地區和落後地區是這樣一種關系,這就是良性循環,我們不用太擔心,只要確保讓浦東的錢流到落後地區,幫助那裏的人民致富。就像在一個家庭裏,有一個成員特別能賺錢,他的收入比其他家庭成員高,但他能夠把賺到的錢拿出相當一部分來幫助家裏暫時還比較貧困的成員,這就是良性循環,何樂而不為呢?
  
    浦東現在的外資金融業占了中國的半壁江山。如果這裏的銀行業是在為全中國融資,我們就不用擔心。陸家嘴CBD每平方公裏實現的增加值是235億美元,這是國際大都市交易成本低、資源匯聚多、增值效應強的表現。這種效應對整個國家的現代化來說非常重要。
  
   對於中國來說,更是百年未遇,來之不易,否定了它,搞平均主義,結果一時痛快,最終只會導致大家的貧困。浦東是一個給全國人民下金雞蛋的母雞,如果浦東上交的財政收入能夠服務全國,如果浦東的金融業能服務全國,那我覺得浦東這個雞越肥越好、因為這是一個良性循環,浦東好,全國好。香港和內地的差別還要大,對內地是好還是壞?結果證明是好事,因為香港和內地也是形成了這樣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
  
   我們改革開放30年,港資是最大的外資來源。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好,就說明了這種互動關系。
  
    說到底,地區差別不是越大越好,也不是越小越好,要辯證地、動態地去看,關鍵就是看能不能在比較富的地區和比較窮的地區建立良性互動的機制,如果是良性互動,這種差距帶來的正面效應會比較多。從國際經驗來看,人均GDP的絕對區域差距短期內難以縮小,在幅員遼闊的國家更為困難。所以建立相對富裕和相對落後地區之間的良性互動機制是一個最可行的方法。
  
    我們還要把中國當今的變革放在一個大的歷史環境背景中來看,實際上,中國正在經歷著自己的工業革命。當一個國家經歷自己工業革命的時候,其特點是通過市場經濟機制,社會每一個細胞都調動了起來,每個人都在為了自己的利益,為改變自己的命運而奮鬥,這有積極的一面。
  
   可以說沒有一個今天的發達國家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階段,但利益驅使也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特別在制度還不健全的時候。我前面已經提到過,和歐洲的一些大國相比,他們在自己工業化的時候可以通過各種手段來轉移社會矛盾,而中國則要自己消化各種問題。
  
   比較中國過去30年的現代化進程和過去英國、法國的工業革命,你會發現過去大英帝國或者法蘭西帝國,其工業化過程中的貧富差距恐怕要幾十倍於今天的中國,在這樣一個非常殘酷的過程中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這個過程包括了“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大規模的奴隸貿易和許多殖民戰爭。
  
   1987年4月,坦桑尼亞的前總統尼雷爾訪華,鄧小平宴請他,我是翻譯。尼雷爾對鄧小平說,“德國統治過我們,英國統治過我們,拿走我們多少資源?但給我們留下了什麽? 獨立的時候我問我的工業部長,我們現在有幾個工程師,他說:‘兩個’。”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當時大英帝國內部的貧富差距有多大。
  
    不管我們主觀意願如何,我們今天的工業革命確實沒有能夠避免西方國家在類似發展階段出現過的許多問題,但現在看來,我們付出的代價比他們要小,而且我們還有可能把這些問題的負面效應進一步縮小,時間進一步縮短。中國沒有搞殖民主義、沒有去建立帝國、避免了其他大國崛起過程中出現的大規模沖突和戰爭。
  
   相反,我們在自己崛起的過程中使大多數國家的人民獲得了實惠。我甚至想到一個不完全恰當的比方:如果中國今天也像英國當年那樣,擁有比自己疆域大50倍的領土,多100倍的資源,自己可以擬定所有的遊戲規則,並在這種情況下來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我們的起飛將會比現在容易不知多少倍。當然,今天這樣做是不可能的。
  
    中國是在世界經濟和政治秩序極其不公正的條件下,以自己獨特的勇氣和智慧,闖出了一條和平發展的道路,完成了中國現代化事業所需要的資本積累和各種要素準備,實現了現代化事業的蓬勃發展。正是從這種橫向和縱向的比較中,我們感到中國今天的成就來之不易,需要我們珍惜。
  
   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來看,我們可以能夠通過建立貧富地區之間的良性循環機制,使改革開放的收益得到更為公平的分配,並最終動態地縮小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使中等收入階層成為中國社會的主體,使全體國民普遍地富裕起來,使中國真正邁入新型發達國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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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9:00 pm

  四、腐敗問題:國際視角的觀察
  
  
   中國的腐敗情況引起國人的普遍反感和關心。對此,我們一定要清醒的認識,這個問題解決不好,會引起各種社會問題,導致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中斷,甚至倒退。但是我們對這個問題也需要有一個總體的把握:從整個世界的角度看,中國的腐敗狀況大概在世界上處於什麽地位?中國的腐敗屬於什麽性質的腐敗?中國能不能基本解決腐敗問題?怎麽解決?
  
    世界研究腐敗問題最權威的組織《透明國際》把中國的腐敗地位放在150多個國家中排名的70至80位左右,也就是居中的地位:
     芬蘭 新加坡 香港 中國 印度 俄羅斯 菲律賓 烏克蘭 肯尼亞
    2004 1 5 16 71 91 95 104 122 129
    2005 3 5 15 78 90 128 124 107 144
    資料來源:《透明國際》網站
  
    這種地位並不光榮,肯定不能令國人自豪,但確實也不是天要塌下,國將不國的局面。中國人應該做得更好。表中所列的國家和地區我都去過,這個排列與我自己的實地觀察的結果也相當接近。
  
   我自己采用了一個自認為頗為獨特的視角,我觀察一個地方的出租車管理。在烏克蘭、在俄羅斯,這些都是嘗試了西方式民主化的國家,出租車基本上由黑社會控制,你可以判斷這些國家的腐敗程度一定可怕。往往你一出機場,好幾個大漢子就圍上來,要你坐他的車,開出一個比你期望高兩倍的價,你找機場的出租車管理處,他會告訴你,就是這個價。你沒轍。只能找個看上去面善一點的司機,車上要麽沒有計價器,要麽有了也不用。實際上這還算不錯,基本沒有黑車搶劫的問題,把你安全地送到了旅館,多付一點錢也就算了。
  
    非洲就連這一點都不能保證了。破破爛爛的車居多,各種各樣招牌的出租車,都沒有計程器。非洲的犯罪率太高,黑車搶劫的事情頻繁。這種情況說明政府和警察缺少基本的治理能力,腐敗已經癱瘓了政府和市場的基本功能。在這種地方,一般都是先通過熟人找車,或者找一兩個確實有口碑的公司,這一般也只有在相對發展程度比較高的國家,如南非和肯尼亞等國家的大城市。
  
    你到印度這樣的國家,新德裏的計程車上倒是有計價器,但很少用,司機隨口給你報個價,你希望他用計價器,他就說,那麽,你還要加上空調費、行李費等等。這頗像印度的政治現實,名義上的法律制度和實際執行情況差距頗大。這也多少反映了市場規範缺位、政府管理乏力、尋租行為泛濫。
  
    坦率地說,從這些國家回來再坐上海的出租車,你就知道這是一種奢侈了。當然你去新加坡坐計程車,服務就更加規範。如果說世界上的腐敗狀況可以分成低、中、高三個水平的話,我覺得中國的腐敗大致處在中級。
  
    高腐敗是個什麽概念呢?這是一種癱瘓型的腐敗,沒有錢開路,什麽都辦不成。這在一些非洲國家尤為突出:你要辦出生證嗎?拿錢來。辦身份證嗎?拿錢來。辦護照嗎?拿錢來。你要見部長嗎?拿錢來。你要見總統嗎? 拿錢來。交通警察也很容易給擺平,任何超載,一塞錢就擺平了。你要辦駕駛執照嗎?駕駛學校先敲你一筆,駕駛教員也敲你一筆,考官再敲你一筆,最後你去取執照時,政府辦證部門再敲你一筆。西方非政府組織捐來的二手衣服,負責官員的夫人先挑選,把好的拿走,然後再放到親戚開的二手店去賣。我曾去斯威士蘭看過一個藥店,我問有阿司匹林麽?店員說給店長拿走了,實際上他拿去販賣了。
  
    我還是以非洲的“高腐敗”為例子,談談與中國腐敗的差別,大概有這麽幾個差別:
  
    一是中國是在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在自己工業革命的進程中,腐敗在增加。而在非洲高腐敗國家內,是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根本沒有工業革命可言,但腐敗卻有增無減。我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的腐敗屬於新舊體制交換時出現的腐敗,因為新舊體制交換,漏洞很多,給人以可乘之機,但隨著體制轉型的結束,這一類腐敗可能會下降。
  
    二是所謂“資源的詛咒”。在中國,人們聽說中國那裏發現了新的資源,大家高興,說明我們對國家的資源管理有信心,資源屬於全國人民。但和許多非洲朋友的私下交談中,他往往會告訴你,沒有資源倒好,因為沒有資源,只好通過提高人的素質,提高效率和競爭力。世界上資源少對一個國家,並不一定是壞事;日本、新加坡、瑞士,乃至大部分西歐國家資源都不豐富。一個國家資源不豐富,往往會使一個國家更註意投入人力資源開發,註意軟環境建設。
  
    相反的是,一些資源豐富的國家,經濟搞不好的很多。比較典型的就是尼日利亞,本來還有農業,後來發現了石油,農業就廢棄了。但石油開發了幾十年,老百姓的生活卻每況愈下,錢被貪汙了,存在外國銀行,但國內的汽油還需進口。最近幾年,國際油價長了四倍,但我不久前訪問了尼日利亞,碰到的人都對我說,現在的生活水平還不如20年前。拉格斯和北京相比,發展水平差20年都不止。
  
    我曾看過一篇非洲《東非報》的評論文章,提到安哥拉新發現了石油,文章的題目是:“好像他們有了黃金還不夠糟糕,現在又發現了石油”(As if gold weren’t bad enough, now they have found oil)。有了資源,政府就有了收入,想做什麽就做什麽,不需要體制的制衡,不需要百姓的監督。政府也不需要征稅,當然也就沒有了納稅人的監督。
  
    第三,中國的貪官一般不敢公開炫耀,錢埋在地底下,藏在天花板上,或者通過孩子和親朋好友轉移到國外,這固然非常惡劣,但非洲國家的許多貪官敢於公開炫耀。一次我在非洲某國,計程車司機對我講:你看這個別墅是內務部長的,那邊兩棟也是他的。他管批地,所以拿的回扣就多。我問他,你們為什麽不把他繩之以法呢?他說,我不管這些。如果我是他,我也這樣做。他還說,你知道我們的總統有兩個夫人,一個老的,兇的,一個年輕的,漂亮的。你問他,這樣做不是違法嗎?他回答:如果我是總統,我要四個。
  
    持平地說,不少國家的政治文化對腐敗行為和違法行為的寬容程度高於中國,甚至連印度、俄羅斯、烏克蘭都是這樣。從這點來講,中國治理腐敗是有希望的,因為我們的人民痛恨腐敗,我希望我們的百姓和媒體睜大眼睛,使貪官汙吏無處藏身。
  
    非洲國家對腐敗的容忍與非洲的部落主義有關。很多領導人當選後,只用自己部落的人。非洲的部落觀念根深蒂固。多數國家還沒有真正形成民族國家的概念。我曾在肯尼亞看到這樣一個情況:一個議員被反貪汙委員會指控為貪汙,反貪汙委員會派了警察來抓他,但他已經回到了自己的家鄉,當地的居民都出來,裏三層外三層地保護他。警察抓他不成,只能撤兵,然後他馬上舉行記者招待會,指責政府裏有人要迫害他,迫害他這個部族,結果下面他部族的人就群情激奮,激動地呼喊各種口號,我不清楚事情的真偽,但我的感覺是第三世界的政客總有法子玩弄百姓於掌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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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9:02 pm

  五、經濟發展、民主制度與反腐敗(1)
  
  
   《透明國際》的腐敗指數給我們一個重要的啟示:腐敗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有高度關系,甚至可以說是經濟發展水平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腐敗程度。為什麽?因為真正的經濟發展,真正的市場經濟,真正的現代化,一定會產生對法治環境的強大內需,而法治是對付腐敗最好的辦法。
  
    中國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整個社會呼喚更為公正的競爭環境,從中長期來看,市場經濟和現代化建設會產生對法制的強大內需,並最終導致腐敗下降。換言之,中國的腐敗走勢有可能是這樣的:“低腐敗” → “中腐敗”(現在這個階段)→ “低腐敗”。
  
   從國際比較來看,今天發達國家在自己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也都經歷過“中腐敗”的情況,以英國為例,工業革命開始的18世紀,英國國會議員的位子可以花錢買到。當時在印度代表英國政府利益的“東印度公司”,其管理人員非常腐敗,被英國人稱為“人類的渣滓”。
  
   但這些國家幾乎都能夠在工業化、現代化的強大內需驅動下,通過法治社會和反腐機制的建設,避免了非洲那種癱瘓型的“高腐敗”,轉向了“低腐敗”。在華人社會中,香港經歷的也就是這麽一個過程。而對於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來說,由於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因而沒有產生對法制社會的強大內需,最後腐敗愈演愈烈,其大概走勢是這樣的:“中腐敗”→ “高腐敗” →“更高腐敗”。
  
    中國的反腐鬥爭現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如果向下沈淪的話,可能會由“中腐敗”發展成為“高腐敗”。但如果能夠適應現代化的需求,抓緊法治和反腐機制的建設,我們有可能逐步減少腐敗,達到“低腐敗”,而這個過程的最根本的動力就是中國市場經濟和整個現代化事業所產生的對依法治國、抑制腐敗的強大內需。
  
   只要中國建設現代化建設是動真格的,那麽對法治和反腐的需求也就會是實實在在的,只要這個趨勢繼續下去,中國的腐敗現象有可能逐步減少。現在發達國家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香港也是這樣走過來的,中國內地也可能這樣一路走來。
  
   中國和“高腐敗”國家的另外一個差別是中國畢竟經歷過低腐敗的階段,有遏制腐敗的巨大的文化傳統資源,包括儒家的傳統文化和共產黨的教育,包括一批像周恩來這樣的清廉魅力型領袖人物的影響。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這兩種條件都沒有,而活著的人的記憶中的所有的政治人物都是腐敗的,經濟落後又產生不了對法治的強大內需,所以腐敗愈演愈烈,最終不可收拾。
  
    不少人說,要解決腐敗問題,就要靠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在欠發達國家實行西方民主制度而成功遏制腐敗的案例不多:“民主”的印度、菲律賓、烏克蘭、俄羅斯腐敗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很多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了。
  
   2007年4月,我曾當面請教《透明國際》的總裁Peter Eigan教授:怎麽解釋這個發展中的民主國家反而更腐敗的現象?他說:民主化,腐敗也民主化了,還給我舉了個例子:過去智利是專制,秘魯是民主,但秘魯的腐敗遠遠高於智利。
  
    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一個文盲和貧困人口比例很大的國度裏,西方式民主制度很容易被腐敗分子利用,從而變成了保護他們貪腐的合法外衣。腐敗官員可以通過賄選等手段當選,使自己的腐敗行為得到合法保護。印度、菲律賓、非洲等許多國家就屬於這種情況。
  
   我曾問過我的印度研究生,為什麽印度的掃盲進展這麽慢?他說掃盲是地方政府負責的,當地的老百姓越是文盲,越是無知,對政客就越有利。這個解釋可能有點偏激了,但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印度還有個經濟水平低,公務員工資低,政府的繁文縟節過多, 官員的權力過大等問題,給腐敗尋租行為創造了很多的機會。
  
    俄羅斯和烏克蘭是另外一種情況:他們推行了西方式民主化,但卻導致了政治參與爆炸和政府失控與癱瘓,結果腐敗行為就爆炸性地激增,一發而不可收。到政治局勢穩定下來時,腐敗已由量變轉成了質變,連基層的海關、警察隊伍都爛掉了。以俄羅斯為例,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對外國人敲詐勒索的事件,幾乎所有在俄羅斯的中國商人和很多外國遊客都碰到過。烏克蘭警察情況也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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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9:02 pm

  五、經濟發展、民主制度與反腐敗(2)
  
    在反腐問題上,中國處在一個關口,看中國能不能闖過去。闖不過去,中國就永遠是個發展中國家。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工業革命,日本明治維新,都經歷過腐敗顯著上升階段。但最終現代化進展過程中對法制和反腐的強大內需,加上體制創新和機制建設等,導致了腐敗下降。亞洲“四小龍”中的臺灣和韓國後來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20來年過去了,腐敗問題似乎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法國作家雨果在他生前的最後一部小說《九三年》中塑造過一個人物叫戈萬,這個人物說過一句名言:對罪惡的毒瘤,要開刀,但主刀的外科大夫必須格外的冷靜,而不是激烈。我們在認識和處理腐敗問題時也要采取這種態度,不能只是停留在強烈的道德譴責,而是要通過紮紮實實的機制建設和法制建設來逐步遏制和減少腐敗。
  
    在亞洲,反腐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他們沒有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是通過法治建設和精英政治,建立了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一套獨立的反腐機制,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貪汙調查局等,最終成為反腐事業的佼佼者。我們應該在繼續鐵腕打擊腐敗的同時,進行制度創新,借鑒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經驗和實踐,先進行一些試點,然後在全國鋪開,爭取在一段不太長的時間內,使中國由現在的“中腐敗”轉入“低腐敗”。
  
    這裏還要順便提及三個觀點:
  
    第一, 不管我們做多少反腐的努力,腐敗也會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對
    反腐的長期性和艱巨性千萬不能低估。腐敗也會從現在人見人恨的“不文明”的腐敗變成一種可以隱蔽的、比較“文明”的腐敗。比如,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引起經濟衰退和全球股市震蕩:1萬5000億美金的劣質貸款被神奇般地包裝成了優質金融產品,得到權威評估機構的認可,大都成了3A級金融產品,然後再賣給各國的銀行。
  
   這個過程當中沒有腐敗?這背後也許有更大的腐敗,這些金融大鱷實際上坑蒙拐騙,無所不做,鉆了法律體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領域,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練,連瑞士最大的兩家銀行都賠上了百億美金,叫苦不叠,最後不得不求亞洲國家的主權基金來註資,這場危機造成的損失最終由全世界老百姓來買單。對於這種“貨幣戰爭”,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瑞士一位銀行界的朋友對我說,這簡直是“金融黑手黨”的所作所為。現在人們開始用“第二代腐敗”來形容它與第一代腐敗的關系,真有點像現代武器和傳統武器的關系。“不文明”的腐敗,就像傳統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鮮血淋淋,給人感覺很殘酷。而“文明”的腐敗,則像高科技戰爭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電視熒幕上的只是一個坐標,加上幾個閃爍的亮點,很文明的精準打擊,使不在戰場的人會忘記這些亮點下面對生命的摧殘,與使用傳統武器的摧殘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前面已經提到過,一貫主張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價值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曾認為,亞洲金融危機這種情況不會出現在西方民主國家,不知看了美國這場次貸危機,他該如何評論。這麽大規模的危機,現在看來還只能出現在美國這樣的國家,其公司對政治的過度影響,其政治制度過多地受到資本驅動,恐怕都是這場危機的深層原因。總之,反腐將是一個長期不斷的過程,即使在法制比較健全的發達國家,也可能發生不同類型的腐敗。
  
    第二,要實事求是地把握中國的腐敗狀況,防止把問題誇張到不切實際的高度,然後動員悲情意識,呼喚再來一場革命。回顧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指導中國的改革開放,真像是指揮一場超級規模的戰役,沒有萬無一失的方案,該沖鋒的時候要沖鋒,該伏擊的時候要伏擊,沒有傷亡和減員的戰爭是沒有的。
  
   1979年鄧小平要深圳“殺出一條血路”,殺出血路就是要準備負傷。就是不要前怕虎後怕狼,而是要抓住戰機,奮勇出擊。改革要考慮戰略和戰術、要考慮時機和成本、要打時間差,一旦抓住戰機就要咬住不放,全力以赴,直至成功,這就是鄧小平的領導風格。那種純而又純的改革,那種詩意般的經濟和社會改造,那種眼睛裏容不得一點沙子的變革,古今中外從未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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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9:02 pm

  五、經濟發展、民主制度與反腐敗(3)
  
    80年代引起人們反感的主要是雙軌制物價改革引起的“官倒”。當時采用雙軌制來進行物價改革,實在是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因為頗為激進的物價改革方案已經引起物價上漲和民眾的強烈不滿。但采用漸進的雙軌制物價改革,也意味著在一定時間內,官員的尋租機會會增多,一些鄉鎮企業不通過收買官員,往往很難弄到計劃內價格出售的生產要素。但如果當時不及時進行價格改革,中國經濟就很難走出計劃經濟的框框。中國領導人權衡利弊,認為不進行物價改革,中國付出的代價將更大。所以非常勇敢地推動了帶有很大風險的雙軌制的物價改革,並逐步地闖過了這一關。
  
    今天,我們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已經成熟起來,已成為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我們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商品都是市場定價,沒有當初這種勇敢的改革,哪有今天中國市場的如此繁榮。這項改革成功後,由價格壟斷造成的腐敗,雖然還存在,但比過去大大減少了。和采用“休克療法”的俄羅斯比較一下:俄羅斯是價格一下子放開的,不僅引起了惡性通貨膨脹,而且使腐敗變得一發而不可收。
  
   中國物價改革的社會成本也相當大,但還是明顯低於前蘇聯。盡管這個改革很不完美,盡管當時帶來很多問題,至今還有不少後遺癥,但整個世界都很少有人否認:中國進行的雙軌制物價改革是傳統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改革中的一個成功的經典案例。
  
    最後還要簡單提及腐敗與文化的關系。中國在反腐鬥爭中,面臨的一個挑戰是中國文化中的根深蒂固的人情網、關系網。這和拉丁民族的人情網、關系網很類似。這種人情網、關系網,在一定程度上,對發展經濟能起積極作用,但從長遠看,不利於現代法治社會的建設,不利於一個國家的長治久安。
  
   在拉丁民族中,法國、西班牙等,通過持續不懈的努力,最終都闖過了這個關口,建立了法治社會,意大利雖然也是發達國家,但腐敗問題上解決得不如其他發達國家,你只要到意大利華人社會了解一下,就知道意大利的警察腐敗得很厲害,意大利雖然是民主制度,但黑社會影響仍然巨大,特別在意大利南部,黑社會控制了大量的政治資源,包括選票和官位。
  
    在華人社會中,香港和新加坡闖過了人情網這個關口,而且據我觀察,香港和新加坡在這方面,比法國、西班牙做得還要好。但多數拉美國家和中國,雖然經濟也有發展,中國發展得還很快,但這個關口還沒有闖過,所以我們尚未建立起一個真正的法治社會的現代化社會。
  
   這方面,還有待我們更多的努力。香港和新加坡這些華人社會在解決這個超級難題上的巨大成功,提供了很多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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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張維為 : 論中國,理性論中國——中國觸動全球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9:02 pm

  六、生態文明:中國的機遇(1)
  
    我們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沈重代價就是環境的惡化。雖然國際社會公認,從18世紀歐洲工業革命開始,全球環境就逐漸惡化,西方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生活方式對全球氣候變暖負有主要責任,但我們自己過去30年的高速發展也造成了很多環境問題,形勢相當嚴峻,必須認真解決好,因為這將關系到中華民族未來的生存和發展。
  
   中國也曾希望能夠避免西方工業化國家的“先汙染,後治理”的道路,但後來的實踐證明,我們還是沒有走出“先汙染,後治理”的怪圈,這可能也是人類認識世界一種歷史宿命:盡管一個社會總有少數人會清醒地認識到:發展必須走一條經濟與生態“雙贏”的道路,但要使得整個社會都認識到這一點,往往需要較長的時間,甚至需要等到汙染直接威脅了多數人生活品質的時候,大家才會頓悟,從而走上真正的環保之路。西方國家是這樣一路走來的,中國不幸也未能例外。但是在經歷了不少環境災難之後,我們終於提出了“生態文明”這個概念,表明我們對環保的認識有了新的飛躍。
  
    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中國的環保也成了全世界的關切。我在海外遇到環保專家,總請教這麽一個問題:中國生態惡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徹底扭轉過來?這是從鄧小平分析問題的方法中受到的一個啟發。
  
   鄧小平做大的決策,總是首先把可能出現的負面影響估計透,估計到最壞的局面,然後再看中國有沒有辦法處理。如果可以,他就拍板了。當年與英國人談判香港回歸問題,鄧小平就考慮了最壞的局面:英國資金帶頭撤走,其他外資跟著走。鄧仔細考慮了這些可能性,然後作出判斷:只要我們的政策對頭,流走的資金還會流回來,即使這些資金不回來,其他資金也會流入。
  
   這個問題思考透了之後,他就在傲慢的英國撒切爾首相面前,把話說那麽擲地有聲,一錘定音。我們的生態環境現在很脆弱,這關系到我們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所以我們首先要問的問題就是中國究竟能不能徹底扭轉環境惡化的被動局面。
  
    我請教過多位歐洲的環保專家,他們都告訴我:只要中國下定決心搞環保,一定可以扭轉現在的局面。他們說,歐洲歷史上的環境汙染至少與我們現在的情況一樣嚴重,但經過努力,歐洲今天已經成了環保相當成功的地方。倫敦的汙染曾非常嚴重,倫敦過去的別名叫“霧都”,而“霧都”的最大危機爆發是20世紀 50年代。
  
   1952年12月倫敦曾出現過一周內4000多人死於煤煙汙染事故。1953年倫敦的煤煙汙染又導致800多人死亡。這樣推算,我估計當時倫敦的汙染情況可能不亞於現在中國汙染最嚴重的城市。歐洲最大的河流萊茵河曾被宣布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人不能遊泳,因此我推斷:其汙染程度可能不亞於今天的淮河、黃河。
  
   瑞士森林裏的樹木開始枯死,歐洲北海沿岸出現紅潮。最後,歐洲人痛定思痛,形成了全民環保的共識,政府和民間都開始認真著手解決環境問題,嚴格立法執法,並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就。歐洲環保專家還認為:只要我們善待自然,保護環境,大自然的自我康復能力非常之強,萊茵河、泰晤士河都是這樣慢慢康復的。
  
    有人說,我們人口壓力太大,環保很難做。但我們也可以把這個問題做一個最壞的假設:我們的人口確實多,但按人口密度和資源擁有量來比較,我們比日本要好很多。日本60年代環境汙染也很嚴重,出現過水俁病,曾在短期內造成1400多人死亡,這使得日本也痛定思痛,終於形成了全民的環保共識,然後經過僅10來年的努力,日本就扭轉了環境惡化的頹勢,使日本奇跡般地從一個汙染大國變成了環保大國。如果我們在環保方面能向日本學習,首先做到日本今天做到的一半,我估計就可以扭轉目前在環保方面的頹勢。
  
    另外,在生態文明這個問題上,我們也不是一無是處。一位德國朋友告訴我:德國環保雖然做得好,但是德國的工業革命和上百年的內外戰爭毀壞了大量的森林,德國現在的很多森林,都是戰後植樹造林形成的,“從生物多樣化的角度來看,我們是個非常差的國家,我們很多森林已不是原生態森林,連一條狼都沒有。而中國現在還是世界上生物物種最豐富的國家之一。”
  
   我由此而想到:我們要痛下決心,保護好我們的生物多樣性,這就是保住了我們環境生態的根。生物多樣性最終可能會給我們帶來現在還無法預料的巨大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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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張維為 : 論中國,理性論中國——中國觸動全球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8月 06, 2011 9:02 pm

  六、生態文明:中國的機遇(2)
  
    我曾訪問過哥斯達黎加,對此有一些感觸。哥斯達黎加走過一段彎路。 從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鼓勵砍伐熱帶雨林,建牧場養牛,因為美國快餐業迅速發展,哥斯達黎加牛肉出口到美國,能賺大錢。但後來這裏的人意識到,原始雨林的土層很薄,不適合農牧業,而保持熱帶雨林本身,就是保持了生物多樣性,價值無限。我去了哥斯達黎加的熱帶雨林。
  
   熱帶雨林是可以看的,也是可以聽的,給人的感覺真是奇妙,令人心醉。先是一股悶熱的浪潮向你沖來,然後是各種各樣奇妙的聲音,鳥、蟲、小動物的歡樂世界,還有色彩斑斕的奇異花卉,使你一下子感到大自然的勃勃生機。劃著小船,沿河而上,兩岸的樹千奇百怪,一些樹倒掛在水中,像是根雕作品。突然,看到了遠處簡陋的小平房,還有一大批奶牛,平房煙囪還都冒著炊煙,這時候你突然感到人類生活已經靠大自然太近了,千萬不要再靠近了,再靠近,這些熱帶雨林也可能很快就要消失了。
  
    環境和生態問題相當程度上也是我們的體制造成的,與我們的發展模式有一定的關系。但解決環境汙染問題,恐怕還是要靠我們的體制改革和創新,而不是推倒重來。我們模式中的具體做法可以調整,但我們模式背後的一些思想,如實事求是、以人為本、不斷的試驗、政府的作用等等,仍然可以繼續指導我們的環保工作。
  
   例如,中國政府決定,為了節約能源,空調夏天不得低於某個度數,冬天不得高於某個度數,這種強勢的規定對全國環保都有意義。我們常說幹部的考核指標只看 GDP,結果造成了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那麽,我們現在可以在幹部考核項目中融入環保的內容,並且加大這部分內容在考核體系中的力度,這就可能大大推動我們的環保事業。
  
   也有人說我們如果能夠像抓計劃生育那樣抓環保,一定能夠解決中國的環保問題,這個觀點不無道理。哥斯達黎加不富裕,但政府已經把“環保立國”定為國策。這個思路值得我們借鑒。我們能不能從一些省份開始試驗“環保立省”?對那裏幹部的考核主要用綠色指數,而不是用GDP。
  
    實際上,換一個角度看,推動環境保護、建設生態文明又何嘗不是世界留給中國人的一個機會。美國在世界範圍內軟實力大幅下降,固然與其發動的愚蠢的伊拉克戰爭有關,但也與美國不願意改變其個人自由至上與財富消費第一的生活方式有關。在歐洲,一談到美國對能源的超級浪費和布什的環境政策,人們只能搖頭。
  
   但歐洲也有自己的難處:雖然在環保意識和技術創新等許多方面,歐洲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歐洲已是發達國家,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量還是遠遠高於發展中國家,雖然北歐一些國家騎自行車已蔚然成風,但在多數南歐和東歐國家,每個家庭還是擁有或者渴望擁有兩輛車。
  
   從這個角度看,歷史似乎給了中國人一個機會:一個尚未完成現代化轉型的中國能不能直接由目前的傳統工業文明轉向生態工業文明?這意味著我們必須努力實現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的雙贏,必須告別美國和歐洲已經走過的工業化道路,必須擁抱一種更為健康、更為環保的生活方式。這對我們是嚴峻挑戰,但也是難得的機遇。
  
    首先,這樣做對中國自己有利。我們的環境已經無法支撐高汙染、高能耗、低效益的生產方式。中國人均資源少,生態環境已經高度脆弱,環境汙染已危及國民的身心健康,危及社會的和諧穩定,危及我們子孫後代的福祉。潘嶽先生說要算兩筆賬,很有道理:一是算一下按傳統工業文明的道路走下去,我們還要付出多少經濟、社會、政治、健康的代價?二是走循環經濟、綠色生產和消費、可再生能源的生態工業文明的道路,這個轉型成本有多少,風險有多少,好處有多少。這個賬算清楚了,我們就可以更加義無反顧地推動生態文明。
  
    這方面,考慮得最徹底的大概是以色列。以色列政府已經決定大力發展電動汽車和太陽能。據《金融時報》報道,以色列準備用太陽能發電站來供電,全國使用電動汽車。在全國建設5萬個太陽能汽車電池充電站,以色列的佩雷斯總統說,“太陽能是民主的,誰都可以用,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幾年內我們的石油進口可以減少一半,十年內可以完全不需要進口石油。世界上的兩大問題:石油是最大的汙染源,也是最大的恐怖主義的資助者(石油生產國幾乎都是以色列的敵人)。”以色列約有兩百萬輛機動車,以色列計劃投資50億美金,建設大型太陽能發電站來解決這些汽車的用電需求。這個計劃是否最終能夠實現,現在還難以定論。如果我們撇開以、阿沖突這個政治因素,客觀地看待這個設想,就不得不承認這是一個大膽的、極具前瞻性的設想,值得我們的研究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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