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本一男:中國人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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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一男:中國人的智慧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8月 21, 2011 9:47 pm

一個國家的國民性或者一個民族的性格,可以說相當程度取決於其國家的自然環境以及長期經歷的歷史經驗。打開地圖立刻可以發現,中國東面臨海,西,南,北三面與其他國家接壤。其陸地上的一萬多公裏的國境線是人為劃分的,所以很容易被侵犯。不要說國境被侵犯,中國還有過整個國土全部被其他民族侵占的歷史,五胡十六國、元、清等就是例子。這對於四面由海洋所保護、歷史上只經歷過一次被外國軍隊占領歷史(指二戰後日本被美軍占領)的日本人來說是無法想象的。對於有復雜多樣歷史境遇的中國人來說,自然應該具有獨特生活智慧。

  對於中國人來說,以下的氣質較為突出。

 忌諱戰爭。因為中國人經歷過多次被侵略之苦,所以也很厭惡去侵略別的國家。
 大國意識強、認為自己國家的文化最好並以此而自負。
 沒有什麽人種偏見。
 陰郁,外人難於了解其內心。
 憨厚,忍耐力強。
 保守,不易改變。
 生活節奏比較緩慢。

  總之,在嚴酷的環境中經歷了數千年磨煉的中國人比較缺少樂觀的精神。下面從一些側面來探討一下中國人所具有的獨特智慧。


  “慢慢兒來吧”--中國人的生活節奏

  本世紀初以乘船為主要交通手段的時代,初到中國港口的外國人都對在港口幹活工人的勞動節奏,尤其是勞動號子的節奏感到吃驚。被稱之為“苦力” 的中國工人,喊著慢得沒法形容的勞動號子在勞動,因為拍子節奏遲緩,與之相配合的手腳動作也就慢騰騰的了。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就象清晨中國公園裏打太極拳的節奏差不多。看到如此情景,平時習慣於快節奏的日本人會目瞪可呆地感到:“這個國家的人,怎麽會這麽悠閑?”對於急性子的日本人來說,中國苦力們的慢節奏的勞動被認為是故意偷懶。

  舊上海日本人乘人力車時,總是揚著拐杖用日式中國話大聲喊:“快快的!”。因為急性的日本人一登上人力車便想盡快到達目的地,所以人力車夫們很討厭搭日本客人。在舊滿洲煤礦及港口,常常可以看到日本工頭甩著鞭子對苦力們喊:“快快的!”。因此除非給相當高的工錢,中國的苦力們都不願在日本工頭手下幹活。

  當時在中國的日本企業家們,即使不懂其它的中國話,也絕對懂“慢慢的” 這句話。並把其作為形容中國勞工的詞語。其實日本人並不懂,苦力們乍看上去象偷懶似的慢悠悠的勞動,是他們進行長時間持續勞動的智慧。象日本工人那樣的蠻幹,身體往往支撐不住。

  中國人不僅日常生活的節奏慢、作商業買賣也是慢騰騰的。香港、深圳不動產的出租契約,期限是三十年、四十年,甚至還有長達“九十九年”的。對於出租契約一般為二年或三年的日本人來說,只能認為這是在開玩笑。從中國人的走路方式也可以明白他們不慌不忙的生活態度,即使在北京、上海這種繁忙的大城市裏,也很難看到象日本人那樣一路小跑似走路的中國人。

  中國人甚至打仗也是慢騰騰的。三國時代,劉備率蜀國大軍攻入吳國,直逼夷陵。位於長江中遊北岸的夷陵是軍事和交通的要地,一旦被突破,吳軍的根據地江陵和夏口也將被直取。可是蜀軍進軍至靠近夷陵的地方便駐紮下來,以圖解除遠征疲勞。守衛夷陵的吳軍將領也采用閉們不戰的拖耗方針,試圖拖到敵方疲勞時,再進行反擊。吳軍一拖就是半年,等到蜀軍已疲憊不堪時才大舉反攻,用火攻大敗蜀軍。如果換成日軍,大概不會象吳軍那樣有耐心慢慢地忍耐半年吧。不管怎麽說,中國軍隊采取慢慢地拖垮敵人的不屈不撓的戰術,可以說是其特長。

  中國人的這種“慢慢兒來吧”的態度,雖然優點不少,但也有缺點。“慢慢的”缺點之一是時間觀念松弛,沒有爭分奪秒的精神。在中國農村開會,遲到一、二個小時並不是什麽希奇的事。《史記》中有個“尾生之信”的故事,其大意是:尾生和戀人約好某日某時在某地的橋頭約會。可是尾生在約定的地點等了幾個小時也不見戀人,這時天降大雨使河水猛漲,但尾生卻不肯離去,終於抱著橋欄桿溺死。此後中國人便用“尾生之信”來形容非常守信用的人。不過,在日本人看來,為了等一個不按時約會的戀人而死實在不值得。

  “慢慢的”缺點之二是效率低。中國人一直認為自古以來中國在文化、思想、技術方面都是最優秀的,所以並不急於攝取其他國家的知識和文化。對歐洲文明、尤其是科學、技術方面的成果也采取慢慢吸收消化的消極態度。相反,日本人則積極、熱心地吸取新知識,新文化。

  1543年葡萄牙人把火槍傳到了日本,三十二年後日本軍隊中就出現了火槍部隊,從此火槍便成為日本軍隊中不可缺少的新兵器。火槍便傳到中國的時間比日本還早,可是八十年後豐成秀吉出兵朝鮮時,中國明朝的軍還沒有火槍部隊,而且到一百五十年後明朝滅亡時,中國軍隊仍沒有大規模地使用火槍。

  僅此一例便知日本人和中國人的速度觀念之不同,在吸收先進國家的科技、文化、思想方面的速度差異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日本明治維新後數十年就發生了明顯變化,而中國卻很難擺脫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中國人的勤勞程度並不比日本人差,但效率卻明顯不如日本人,這不能不說和中國人時間觀念有關。

  與喜歡求快的日本人相反,中國人采用不急不躁,但堅持到底的生活態度。“慢慢兒來吧!”這也可以說是中國人從長期歷史經驗中得來的一種智慧和生活感覺。



  “馬馬虎虎”--中國人的辦事方針

  日本有句罵人的話“馬鹿”(八嘎牙路),一般認為是從《史記》中“指鹿為馬”的典故而來。秦始皇死後,實權被宰相趙高所掌握。趙高有一天獻給秦二世皇帝一頭鹿時說:“陛下,獻給您一匹馬。”年輕的二世皇帝莫名其妙地對左右的大臣說:“奇怪,這明明是一匹馬呀。”大多數的大臣為了討好趙高都說:“的確是鹿不是馬。” 後來日本人就把連馬和鹿都分不清的愚者叫做“馬鹿”(傻子、笨蛋)。

  中國人有句常說的話:“馬馬虎虎”,即是馬是虎都無所謂,反正都是動物的意思。這種草率的感覺和表現,是中國人所特有的,日本人難於理解的。

  日中國交正常化以來,出現了不少合資企業,雖然有搞得好的,但也有中途受挫的。不成功的理由有各種各樣,但其中之一就是日中雙方對契約的考慮方法不同。日方認為,一旦簽訂了契約,中途無論遇到什麽困難,也應絕對履行和遵守,這是商業的道德。而中方則認為:固然應該遵守當初簽訂的契約,但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途中適當修改一些也沒關系。所謂買賣,是應該隨機應變的。

  1978年,中國政府和日本的新日鐵、三菱商事等大企業簽訂了合資的寶山鋼鐵公司。1981年1 月中方突然以外匯緊張為由,單方面提出中止第二期工程。這使日本企業嚇破了膽,已投資了數千百億日元的設備,突然被中止,怎麽能受得了?而且作為有絕對信用的國家政府,又不是民間企業,怎麽能隨意破棄契約呢?可是中方則反論道:“並不是我們以自己喜好隨便不履行契約。由於客觀條件發生了變化,不得已不能履行原先的契約。難道雙方不能尋找一個互相妥協的辦法嗎?”這個問題最後以日本政府的出資援助使工程得以持續而解決,但日方從此感到如履薄冰。

  另外,中國人崇尚“肚量大”、不拘泥於小事的人,在小事上斤斤計較的日本人往往被中國人指責為“太小氣”。但日本制品之所以質量好也正是由於日本的技術人員斤斤計較出來的,“不拘小節”恐怕亦是中國制品質量粗糙的原因之一。在日中合辦的企業裏,因為雙方辦事態度不同而引起的爭執不在少數。中方抱怨日方“氣量太小、挑剔過分”,日方則抱怨中方“粗枝大葉,馬虎過分”。

  中國人認為:既成的法律、規則、契約、約束等,不見得完全正確,由於客觀形勢的變化,可能會出現與實情不相稱的情況,這時就不應拘泥於先前的約束,而應作出與實情相應的擴大解釋。比如做買賣,賣者希望盡可能賣得貴些,而買者則希望便宜些買到,為了達成買賣,兩方不是都需要有點“馬馬虎虎”的態度嗎?

  但是在近代社會中,從國家的政治、外交到民間的貿易、雇傭,都以契約的形式進行,以至於有人把近代社會稱之為契約社會。發達國家都把契約看作有絕對的約束力,應該無條件地被執行。所以認為可以對契約持“馬馬虎虎” 態度的中國人,很容易被指責為是不可信賴的夥伴。這是大概是中國難於與其它國家進行良好合作原因之一吧。



  “沒有法子”--中國人的政治觀

  中國從未出現過民主主義的政治制度,自古以來中國的政治都是自上而下強行推行的專制制度。歷代的執政者為了保衛自己的權力,把國家的軍隊建立成一支專門保衛自己的軍隊,把民族的文化轉變為捍衛自己統治正當性的學問。在長期的高壓政治下,中國人形成了一種對政治十分消極冷漠的態度。許多人對現政不滿,但也只是消極地說:“沒有法子”。

  但並不能因為中國人對政治看破紅塵的消極態度,得出中國人沒有政治反抗精神的結論。中國人雖然嘴上說“沒有法子”,但內心裏卻並非認為已經真正“沒有法子”了。“沒有法子”是中國人在高壓政治下的一種忍辱負重的策略,不能因為中國人總說“沒有法子”,就認為中國人容易屈服。

  在日中戰爭以前,許多在中國的號稱“中國通”的日本浪人,把中國人這種消極冷漠的政治觀認為是容易屈服的表現。他們說:“支那人根本沒有什麽愛國心,一提起國家來開口閉口就是“沒有法子”。所以只要給中國一個軍事打擊,中國人就立即會屈服。”這種對中國人一知半解的看法,是當時日本軍部發動侵華戰爭的背景之一。

  另外,中國人的政治觀之一,就是把從事政治活動與賺錢聯系到一起,即所謂“升官發財”。數千年來,中國人一直被殘酷的政治所愚弄,庶民一旦作了官就變本加厲地榨取、折磨民眾,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貪汙受賄。所以中國歷代政治黑暗,官僚與貪汙、賄賂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在舊日本軍隊中,新兵受長官、先輩的欺負屬家常便飯。新兵每天被長官、先輩打嘴巴、挨訓。受盡非人折磨的新兵成為老兵後,即使再老實的人也會象魔鬼一樣對自己的後輩進行同樣甚至更加厲害的欺負,如同復仇一般。在中國,受盡官吏榨取折磨的庶民作了官後,就變本加厲地榨取折磨民眾,可以說象舊日本軍人折磨新兵的復仇心理。

  歷史上中國百姓的夢想就是“升官發財”,尤其科舉制度出現後,受長年榨取之苦的民眾都抱著這個復仇的夢想。因此中國自古以來的官吏就是“貪官汙吏”,清官奇少。如果現在中國人對政治的絕望和不滿還沒有消失的話,那麽“升官發財”的復仇夢想將依然存在。



  “恭喜發財”--中國人的人生觀

  歷史上的中國政權都是壓迫民眾,不為老百姓作任何事情的獨裁政權。常年受殘酷政治壓迫之苦的中國百姓,要想擺脫任人宰割的悲慘境遇,只有三條道路可以選擇:

  1、取得權力和地位;2、通過宗教和學問來逃避現實;3、獲取金錢和財富。

  權力和地位的取得本身就非常不易,加之中國歷來是一個毫無法制的獨裁社會,即使獲得了權力和地位也是相當危險的。中國有所謂“今日坐上客,明日階下囚”的說法,“四人幫”就是一個不錯的例子。通過宗教和學問來逃避現實也不是一般的凡夫俗子可以作到的。所以對於中國的一般老百姓來說,金錢是他們擺脫任人宰割的悲慘境遇的唯一途徑。

  為了累積金錢,中國的老百姓自古就養成的勤勞節儉的習慣,形成了中國人特有的樸素功利主義和金錢崇拜世界觀。移居外國的中國華僑,又把這種勤勞節儉、發家致富的習慣帶到了華僑社會。在香港、東南亞的華僑社會中,新年的賀詞就是“恭喜發財”。在日本,即使是專門從事買賣的商人之間也沒有 “恭喜發財”的說法。這未免讓人感到中國人太註重金錢了。

  中國人具有靈敏的金錢意識。在世界各地,不管多偏僻的地方,不管是什麽膚色的人種居住區,即使不太懂當地語言,照樣有華僑經營的各種各樣的商店。勤勞、節儉、忍耐是華僑們成功的關鍵。雖然華僑們擅長個體買賣,卻不擅長於集團聯合經營。世界各地有許多華僑巨富如萬金油王胡文虎、橡膠大王陳嘉庚、泰國金融大王陳氏一族、船舶保有王董浩雲、香港財閥李嘉成、船舶王包玉剛、臺灣企業家王永慶等,可是這些巨商的活動最終超不出個人經營的範圍。

  這些企業的成功是依賴老板的才能,一旦失去老板,企業便化為烏有。所以中國的華僑企業根本無法與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等現代化大企業相比。現代化大企業的活動關鍵是要有巨大的組織能力、販賣能力和情報能力,所以不管個人企業的買賣做得多成功,國際競爭力都是微弱的。

  重視個人發揮而忽視集團組織經營,是中國華僑商法的特點。近來,日本積極宣傳這種華僑商法並作為經營學上的一個參考例子。不過,華僑絕對不是做買賣的天才,因為不擅長集團組織經營,在賺大錢方面,日本的大企業要高明得多。但華僑商法的“勤儉刻苦”精神還是值得學習的。

  中國人給外國人的印象往往是盡想著賺錢、愛錢如命,所以對中國人的評價往往不高。但要知道中國人賺錢是為了保護自己和家庭。日本人有政府的保護,美國人有人權的保護,受不到任何政治恩惠的中國老百姓,除錢之外沒有別的可以保護自己和家庭的東西。所以中國人的愛錢如命亦是殘酷政治環境中造就出來的智慧。

  對於日本、歐美等國的國民來說,由於有國家政治的庇護,不必象中國人那樣費盡心思地撥算盤賺錢。因此我們往往難於理解在政治上無依無靠的中國人對金錢的心情,所以也希望不要輕易地嘲笑中國人愛錢如命的人生觀。



  “尚文輕武”---中國人的價值觀

  中國人向來有重文輕武的風尚,對“斯文人”即學者或文人懷有強烈的憧憬。由於漢民族原本是農耕民族,對於農民來說,最重要的是有能勝任艱苦農業勞動的健壯身體,有提高生產量的專門知識以及即使天災地變也不氣餒的忍耐力。但卻缺少騎馬民族那樣勇猛果敢、戰勝一切敵人的精神和勇氣。

  由於歷史上中國不斷地遭受異民族的侵略,幾乎每場戰爭都是由他民族或他國挑釁的。數千年來苦於被侵略的中國人,本能地忌諱戰爭,視戰爭為罪惡。中國漫長的歷史中,贊美戰爭的文學作品,可以說幾乎沒有。所以可以說中國人是從本質上厭惡戰爭。

  另外,中國從隋代開始創立了重用文人的科舉制度。科舉制度使身份低賤、出身貧窮的人也有機會通過考試成為官吏。與世襲制度相比,是非常進步、光明正大的任用人材的做法。但科舉的考試科目太偏科,只考儒學和文學,所以有很多對政治、經濟、軍事、科學等知識全然不懂的人也能合格作官,因而造成中國在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面比歐洲落後很多。科舉制度使老百姓有機會通過讀書來作官、飛黃騰達,而習武卻沒有什麽用。所以中國歷來有輕視職業軍人的傳統,有“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的挖苦軍人的話。

  中國人認為僅身體強壯有力不是有能力的表現,決定人能力的是頭腦和心。雖然日本的制度很多是模仿中國的,但卻沒有采用科舉制度。且不說科舉制度是好是壞,如果日本真采用了科舉制度的話,大概日本的歷史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吧。



  “不戰而勝”--中國式的戰法

  日本男人一旦爭吵起來很快就動手打起來,但中國人爭吵時卻較少動手武鬥。中國人爭吵的方式是先動嘴,迫不得已時才動手。首先把對手的罪行、見不得人之事訴諸於眾,博得周圍觀眾的同情,這是中國式爭吵的最常用手法。性子急的日本人看來,與其強辯奪理,不如沖上去打對方一拳更痛快。可是在中國,爭吵的雙方卻只是互相辱罵對方,並不輕易動手,這也就是中國所謂的 “罵街”。日本人和中國人的爭吵方式的確有天壤之別,這大概也是日本人和中國人的作戰方式有本質不同的原因所在。

  中國人首先尋求“不戰而勝”的方法。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孫子兵法》說:戰爭是手段而並非最終目的,而且戰爭是關系到國家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又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因此不戰而勝才是最上策。因此中國人不僅對戰爭,對於爭吵也同樣貫徹不戰而勝的思想,尋求使自己的損害最小、不需要成本的取勝方法。因此中國人爭吵時,設法不動手而只動嘴讓對方屈服,既無體力消耗,又沒有身體的傷害,這才是最上策。這就形成中國人動嘴不動手的“罵街”習慣。

  雖然中國人厭惡戰爭,但也不是說中國人遭到侵略時就立即投降。但中國人一般不主動出擊,而是采用以逸待勞的戰術,堅持到敵人沒有了耐力時,才給敵人毀滅性的一擊。中國人的戰法和功夫片中李小龍、成龍的打法相似,剛開始不管怎麽被打、被踢,有時還半死不活,但也決不舉手投降,而是堅持對方沒有了耐力時,才給對方致命的一擊。

  持續八年的日中戰爭,雙方戰法的不同表現得清清楚楚。日本軍一開戰就全力出擊,把北京、南京、武漢等大城市一個接一個地占領了。日軍當局當時認為:中國受到了如此毀滅性的打擊,無論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不能再堅持,非投降不可。可是中國人卻有驚人的忍耐力,盡管國家瀕臨滅亡,家庭妻離子散,死傷者眾多,但中國人仍堅持不投降。這樣堅持了八年有余,挨到日本人沒了耐力時,中國人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中國人沒有日本武士、舊帝國軍人那種“玉碎”的風氣,認為打不贏就選擇死的做法並不明智。到了打不贏時候,就設法避戰、撤退,萬不得已時就暫時向敵軍投降,等待卷土重來的日子,這就是中國人的思考方法。中國人認為撤退不過是一種戰略手段,並非是可恥的事情。這與在戰場上以沖鋒陷陣為主,寧死不撤退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有天壤之別。日中戰爭開始時,中國政府當局把大量城市的失陷向國內外解釋為“預定的撤退結果”,當時日本當局還嘲笑中國的這種說法不過是嘴上不服輸,但八年戰爭的結果卻證實中國的說法是正確的。

  總之,中國人打仗不是象日本人那樣采用硬打死拼的戰術,而是采用“不戰而勝”、“以逸待勞”這樣的以巧取勝的戰術,這是中國人的拿手好戲。



  “面子第一”--中國人的名譽心

  面子是中國文化中特有的東西。英文中並沒有“面子”一詞,有人把“面子”翻譯成英文的“名譽”一詞,但並不確切。因為歐美人往往把“名譽”理解為由於個人的傑出才能、偉大貢獻所贏得的榮譽。而中國人所謂的“面子” 與“名譽”是有極大不同的,下面舉一個例子來說明中國人的“面子”的概念。

  比如A介紹B到C公司工作,C公司因B本身的才幹而采用了B,這本來與介紹人A並沒有什麽關系,但中國人會說:“C公司是看A的面子采用了B。反之如果C 公司將B辭退,本來與介紹人A也沒有什麽關系,但中國人會說:“C公司不給A面子”。所以中國人的面子概念外國人是比較難於理解的。

  中國人是一個對“面子”非常介意的民族,經常會為了維護“面子”而堅持錯誤,也會不惜犧牲實際利益來換取形式上的面子。自古以來中國在外交方面一直是搞 “面子”外交,而不是利益外交。只要外國人派個使者到中國來“朝拜”一下,滿足中國人面子上的需要,中國就可以“下賜”給外國人許多物質上的利益。不過近來中國的外交有更加“務實”的傾向,比如中國政府讓自己的“通緝犯”方勵之出國,就是舍面子而求實利的作法。

  另外,中國人所提倡的“孝道”的最終目的就是“光宗耀祖”,即為父母、長輩爭面子。中國人認為晚輩如果指出長輩的錯誤就是不給長輩面子,是極大的不孝。晚輩即使發現長輩犯了或正在犯錯誤,也要考慮到長輩的面子問題,不能直接批評指出長輩的錯誤,頂多轉彎抹角的提一提。同樣下級對上級也要出於面子的考慮,不便或不能提出直接的批評。

  在日本,政府部門和民間企業的領導人如果幹得不好,就要辭職下臺,沒有人考慮當事人的面子問題。在中國卻要挖空心思地考慮照顧當事人的面子,設法讓當事人 “體面”地下臺。所以往往要給下臺的領導人安排一個“有名無實”的虛位來保住當事人的面子。中國人由於對面子的過分考慮,往往造成對長輩和上級錯誤的過分寬容。

  另外,在日本的政府部門、民間企業,如果部下犯了重大過失,其領導人也多半也要引咎辭職。如果子女犯了罪,家長會承擔責任,如果家長擔任的是重要公職,幾乎毫無例外地辭職(或被迫辭職)。這是日本人承擔責任的作法。但中國的情況卻不同,政府、企業中的部下出了過失等於敗壞了領導人的“面子”,所以要盡量予以掩蓋。在迫不得已時,可以讓部下辭職,但沒有理由讓領導人自己辭職,因為中國人認為領導人被部下敗壞了“面子”,是受害者而不是責任者。

  對於中國人來說,不管出了什麽問題,保全面子是最重要的。政府部門、企業一旦出了問題,最優先、最重要的是考慮如何保全面子,而不是找出問題的原因和改進的對策。這種中國式的“面子”第一的考慮方法,也是造成中國人難於改正錯誤的一個原因吧。



  “蓋棺定論”--中國人的生死觀

  1986年,關於日本的總理是否應該參拜靖國神社一事,新聞報道界好不熱鬧了一陣。令人震驚的是中國政府就此事發表的見解:“日本首相參拜葬有 A級戰犯的靖國神社,違背了在第二次大戰中受害的亞洲各國國民的感情,容易讓人感到不快。”結果,在這一年當時的首相中曾根沒有參拜靖國神社而把問題壓了下去。

  在這之後,中國的高官對訪問中國的日本自民黨領導人這樣說明了中國方面的宗旨:“就貴國首相是否參拜特定的神社,我們本來沒有打算給你們加壓力。不過我們認為中曾根首相的做法是妥當的,中國方面之所以對靖國神社的參拜特別敏感,是因為那裏合葬有A級戰犯。”但是,對於信奉“死人無罪” 觀點的日本人來說,的確受到很大沖擊。

  日本人認為:“不管多壞的人,人死了罪也就沒有了,人死了就都變成了神佛”。對於犯罪者,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對他們判刑、懲罰是應該的,但對死人問罪有什麽意義呢?有人盡管生前作了很多壞事,犯了很多錯誤,一旦死了,他的罪行和錯誤就可以被原諒了。所以許多日本人在做了錯事,造成巨大損失時,往往采用以死謝罪,以死換取人們對他的原諒。這也是造成日本人自殺率高的原因之一。

  所以日本人認為無論是東條英機還是廣田弘毅,既然已經被國際裁判判了絞刑,這事情已經就算完了,與靖國神社的參拜又有何關系呢?其實在日本,即使是罪大惡極之人或被民眾憎惡的歷史上人物,也放在神社中祭奠。比如祭祀逆臣足利尊氏的足利神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而且,在一些地方的神社裏,連被民眾憎惡的吉良上野也被當作神來祭祀。所以,對中國政府關於神社參拜的發言日本人感到不舒服。

  中國人的生死觀與日本人正相反。中國人認為:即使人死了,也不等於其罪行和責任可以被解除,對死人也要問罪懲罰。杭州城外的嶽飛廟裏,有秦檜夫婦下跪的石像,去參拜嶽飛廟的人,用廟裏準備好的鞭子抽打這個石像。中國人這種對死人也要問罪懲罰,即使自殺其罪行也不能被寬恕的生死觀,在日本人看來是過於殘酷了。


  結束語

  日本、中國、朝鮮這些歷史上采用“亞細亞生產方式“的民族,都有一些共同點:

  效率較低。
  體格較差。
  缺乏積極性。
  勤勞。
  重視內心的修養。

  相比之下,中國人對自己的民族有一種“絕對的”自信,認為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最優秀的民族。希特勒也曾經鼓吹過日爾曼民族最優秀論,但那不過是一種政治宣傳。可是中國人卻從心裏自信地認為自己是最優秀的民族,拒絕一切歷史上的汙點。凡是說中國人不完美的中國人一定是賣國賊或洋奴,凡是指出中國人缺點問題的外國人一定是別有用心。中國人在歷史上一貫正確,一切中國與外國的爭端、戰爭都是曲在對方。

  由於中國人拒絕承認自己的任何缺點錯誤,缺乏對自身問題進行深刻探討和反醒的風格,使中國人無法從以往的失敗中吸取到真正的經驗教訓。同時由於中國人對自己文化的絕對自信,無形中造成對外國文化的漠不關心,不能積極吸取外國文化的優點來彌補和改進自己的不足。中國人的這種“夜郎自大” 的心理大概是中國不能象日本那樣迅速實現近代化的原因之一吧。

  以上各部分雖然概述了中國人的生活智慧,不過世界上沒有絕對的民族性,個人的性格和世界觀是隨著後天努力和環境而改變的。同樣,國民性和民族智慧也會時代和環境而變遷,“不會有一成不變的、絕對的民族性。”這是筆者最後所希望強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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