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轉載] 基辛格《論中國》持續翻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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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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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1 am

這本《論中國》厚達600頁,是基辛格第一次以專著的形式來系統的闡述對中國的見解,書當中援引了很多歷史文獻,並且通過對過去40年來他與四代中國領導人的交談,詳細分析了現代中國對外戰略的形成過程和特別以及21世紀全球力量平衡的重要性,5月27號基辛格就要迎來88歲大壽,選擇此時出版,基辛格這個舉動被外界視為獻給自己88歲大壽的厚禮。

《論中國》這本書是基辛格對中國40多年深入交往的一個總結,也充滿了他對中國和美國關系的現實思考,比如《論中國》中認為,在沒有其他國家可以聲稱與古代歷史和古典的原則有更為緊密的聯系,所以任何理解中國的嘗試都必須從事它漫長的歷史出發,基辛格認為每個國家都有天然的使命感,美國優越論是存在事實的,這種觀點認為美國有義務把它的價值觀傳播到世界所有地區,但歷史上中國優越論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人是不想勸別人改變自己的信仰或觀念,而傾向於把其他所有國家按照其與中國文化形式和政治形式的相似度分成不同層次的屬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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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1 am

  【序】
  1962年十月的一個夜晚,毛澤東在中南海召見了他的政治軍事將領們。在西部萬裏之外的喜馬拉雅山腳下,中印兩國軍隊正在刺骨嚴寒中對峙。爭執發生在一條有爭議的邊界線上,印度堅持英國殖民者劃下的麥克馬洪線,而中國只承認大清前朝的國界。印度軍隊站在他們自以為是的位置上被中國軍隊包圍了。這時,所有的外交努力都失敗了。
  毛澤東決定打破僵局。他在他宣稱要拋棄的舊中國歷史中尋得一條妙策。毛對他的將領說,中國和印度以前打過一個半戰役:一個是在1300年前的唐朝,我們派兵幫助印度王朝平定了叛亂。那以後,兩國享受了一段宗教和經濟交流的繁榮期,所以中印不是永遠的敵人;另外半個是蒙古(蒙古可以說是半個中國)的鐵木真大敗印軍,攻陷德裏,殺了十萬人。所以,毛說,這次要“敲”他們一下,讓他們回到談判桌上來。但是,我們要克制,教訓教訓印度人就可以。
  毛的部下—這些宣稱要砸爛封建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者—沒有一人懷疑歷史與現實的戰略意圖有何相悖。軍事部署按照毛的思路布置下去,幾個星期後,中國軍隊給予印軍沈重的毀滅性打擊。但是,在勝利後卻退回了以前的實際控制區,甚至連繳獲印軍的重武器也全部歸還。
  世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當代領導人會以幾百年前的歷史事件為基準發動一場傾全國之力的現代戰爭,而且那麽自信他的同僚能夠理解其中的戰略意圖和重要性。因為中國是一個傳奇的國家,她有著幾千年延綿不斷的文化,裏面蘊藏著豐富的戰略和治國之策。
  其它國家,包括美國,都宣稱他們有著普世的價值和政治制度。但是在歷史變遷的長河中,沒有一個能堅持多久,包括被鄰國認可。從公元三百年前中國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直到清朝的覆滅,中國一直是亞洲體系的中心。中國皇帝被看作為(也被鄰國承認)天下政治等級制度的至尊,而其他國家的君主只是附庸臣子。中國的語言文化和政體就是文明的象征,就連她的征服者都部分或全部采用以裝飾自己的合法性, 而這也正是他們最終融入中國的第一步。
  這一傳統的中國宇宙論經受住了幾千年自然災害和內亂外患的考驗。即使中國在孱弱和分割的狀態下也被認為是合理的政治中心。內部的或外來的亂世梟雄們占有了她,建都統治著她,卻從不否認中國就是天下的“中央之國”。任何人要想理解中國二十世紀的外交和二十一世紀的世界作用就必須 —盡管可能過分簡單地—先了解她的歷史承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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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1 am

  第一章 傳奇的中國
  
  每個國家社會都有一個起源的傳說。而中國文明好像是一個沒有時間起點的永恒的自然現象。在黃帝的傳說中,盡管人們尊他為華夏始祖,那時中國已存在了。當黃帝神秘現身時,中國正處於一種秩序混亂之中,各個部落互相殘殺,英雄平定四方而稱帝。
  黃帝被認為是歷史上第一個開辟華夏的英雄。但是,傳說他只是重建而不是創建中國,中國早已存在。在歷史意識裏中國永遠都存在著,只需不斷統一和復興,不需創建。這一悖論在孔子時代又在重演。孔子被看作是中國文化禮教的鼻祖,但孔子宣稱他沒有創立新禮教而只是復辟在動亂年代中丟失的舊禮。
  中國文字始創於公元二千年前的商朝。那時,古埃及文明正處於巔峰期,古希臘的城市王國文明還沒開始,而羅馬文明還有待一百年後出現。然而,商朝流傳下來的文字體系正在今天被十幾億人沿襲使用著。今天的中國人能夠讀懂孔子時代的文籍,他們的書籍和語言中蘊含了幾千年的戰爭典故和朝聞軼事。
  同時,中國歷史上亦上演了無數次的戰亂。一個皇朝倒下,又一個皇朝出現,往復不斷,好像遵循某種顛撲不破的自然法則。每當新的帝王統一了中國,即按照黃帝的先例,號稱恢復中華泱泱大國(當然也有拓展疆土的時候)。正如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也是毛青年時期的最愛讀物)的開篇語:“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國的文化傳統正是在這種周期性的分合交替中承傳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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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4 am

在中國正式一統於秦朝前,曾經有過兩百五十年(475-221 B. C.)的封疆自治,叫戰國時期。在歐洲,這個狀態則相對於從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幾個國家欲打破力量平衡而爭取霸位。公元前221年秦國統一六國後,盡管經歷過不斷的分合,其周期有的達數百年,但中國基本上形成了帝國統一並一直延續後世。
  在其盛世,中國的影響圈波及整個亞洲大陸,從西伯利亞的松林到梯田相間的南方鄉村和熱帶雨林,從布滿漁村和港口的東海岸到西部的戈壁沙漠和青藏高原。廣袤的大地和豐富的物產使中國人認為“天下”就是中國。

中國的強盛時期
  在幾千年的中國文明史中,中國幾乎沒有與有其相當規模文明的對手打交道的必要。中國人知道印度的存在,但正如毛指出,印度當時由多個分治的王國組成。兩國通過絲綢之路有過物品和佛教的交流,但民間交往被不可跨越的喜馬拉雅山脈阻斷。與近東的波斯文明和巴比倫文明甚至羅馬文明的交流也因戈壁沙漠的殘暴風沙而舉步艱難。盡管時有貿易駝隊穿越其間,但中國作為一個社會沒有與另一個有其相當成就的文明社會有過深度交往。中國和日本在核心文化和政治體制方面有許多共同之處,但兩國似乎從不承認對方的至高權威。歐洲在當時更是遙不可及。
  中華帝國的領地在東部達海岸而至。至早在宋朝(960-1279),中國的航海技術是領先於世界的。那時,中國的船隊可以載著皇帝到處征服和拓展。然而,中國沒有跨海殖民,甚至對海外疆土不屑一顧。中國沒有理由去馴服蠻夷接受孔子和佛教的道義。蒙古征服中國後,接管了宋朝訓練有素的船隊,並兩次試圖跨海東征日本,均受天氣—日本稱之為神風—影響無功而返。元朝垮臺後,盡管技術上可行,但中國從未試圖再征。從來沒有一個中國領導人認為中國有占領日本群島的必要。
  在明朝早期,1405-1433年間,中國發動了古代世界航海史上最卓越和神秘的一次遠航。由鄭和領隊的寶船,當世無與倫比,經過印度,霍姆茲海峽,直達非洲好望角。當時歐洲的航海遠征還未開始。中國的船隊似乎在各個方面都具有不可超越的優勢:技術的高度,船只的大小和數量,即使著名的西班牙艦隊(還要等150年後出現)亦相形見絀。
  歷史學家現在還在爭論鄭和遠航的真正目的是什麽。鄭和是個傳奇性人物:一個中國的穆斯林從孩提年代就被征入皇宮作了太監,有著與任何歷史人物不同的經歷。在他的遠航過程中,每到一處都給當地的統治者呈送一份厚禮,宣揚中國皇帝的皇恩浩蕩,同時邀請受禮者訪問中國。 在中國,外來者須對皇帝行叩頭大禮以表示天子至上和外民對中國中心體系的承認。除去宣揚中國的偉大,發送邀請來叩頭的虛禮,鄭和沒有表示過任何領土征服的雄心。他只帶回來禮品,或說“貢品”,除了象征性地擴大了“天下”的定義,他沒有得到實際的殖民地和資源。最多可以說他為中國商人創造了優惠的貿易環境,或者說中國早期展示其“軟實力”。
  鄭和的遠征在1433年突然終止,這一年與北部邊境出現的威脅相吻合。下一個皇帝下令拆除所有船只(就像現在的鐵道部拆除剛剛出事的高速列車)並銷毀所有造船記錄。這樣的遠航再沒有重演過。盡管中國商人後來沿著鄭和的航線進行過貿易,但中國的航海行為從此一蹶不振—以至於後來中國的海岸受到倭寇海盜騷擾時,明朝的統治者只有下令沿海居民向內陸後撤十裏躲避。中國的航海史從此成為一個打不開的折頁。(令人不解的是)中國技術卓群卻自願退出航海遠征的事業,而這時正是西方剛剛對此表示興趣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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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4 am

  中國自我封閉的輝煌成就造就了一種盲目自滿感。中國的精英們認為中國是唯一的文明。一個英國人在1850年評論道:
  一個有智慧的歐洲人習慣於思考各國不同的優劣,並利用自己的長處戰勝別人的短處。他可以依據這樣的比較,從有限的數據中分析出一個從未認識過的國度的狀態並制定與其打交道的合適方針。但中國不是這樣。令人可憐的是他們與外界隔絕往來的自我封閉導致失去與外界聯盟的機會和比較並約束了他們的思想。他們只以自己的習慣衡量別人。(譯者註:其實不完全是這樣的,這時的英國人只看到衰落的清朝。戰國時期的縱橫排闔和三國時期的聯盟抗強策略,後來被毛周鄧們運用得爐火純青)
  中國當然知道周邊國家的存在,比如朝鮮,越南,泰國,緬甸等,但在中國人的概念裏中國是世界中心而這些國家是次等社會。在中國人眼裏的宇宙自然秩序是中國為大而次等社會接受中國文化的熏陶並進貢表達謝恩。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邊界與其說是政治和領土的界線毋寧說是文化的分水嶺。
  這一傳統的中國中心秩序體系妄想一直保持到當代。至晚於1863年,中國皇帝鹹豐(他本人就是一個兩百年前入侵中國的滿洲的“外來者”)發給當時的美國總統阿不拉罕.林肯的一封旨在建立兩國友好關系的信中誇大自信地寫道: 我中華之帝國奉天承運, 兼統世界其他國家,普天之下實為一體。這封信發出時,中國已經輸掉了兩場與外國的戰爭, 西方列強正在中國領土上擴張著他們的利益。中國皇帝對待這樣的災難就像以前對待不化蠻夷一樣,以為他們鬧鬧就反被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降服了。
  其實在大部分中國歷史中,中國不是這樣充滿妄想的。從漢朝開始,中國一代又一代逐漸從黃河流域拓展開來,將鄰近民族社會納入中華文化圈。中國過去的科學技術成就超過了歐洲,印度和阿拉伯。
  不只是人口和領土遠遠超過歐洲,直到工業革命,中國還是最富裕的國家。一個四通八達的運河網絡連接主要河道和人口中心,中國在過去的幾個世紀裏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和繁榮的貿易地。事實上,中國當時占世界GDP的比重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在過去的十八個世紀產量的總和還多。至少在1820年,中國占世界 GDP的30%,超過歐洲加美國的總和。
  當時西方的觀察家對中國的物品繁榮感到相當吃驚。1736年一個法國人寫道:
  (中國)各省都富有特產,而運輸通過四通八達的運河快捷地抵達各地,使得帝國內的貿易非常流暢,這是歐洲不可比的。
  三十年後,還有一個法國人寫道:
  無人否認這個國家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口最多的和最繁榮的王國。像中國這樣的帝國相當於歐洲的全體,如果歐洲主權歸一的話。
  中國與外國進行貿易,有時也采用外來的思想和發明。但經常是中國人相信只有中國擁有最有價值的物產和知識。外國與中國的貿易不被中國的精英們認為是正常的經濟往來而是“進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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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4 am

孔子學說
  幾乎所有的帝國都是靠暴力建立起來的,但沒有一個是靠暴力維持下去的。持久的統治需要將暴力轉化為自覺行為。非如此,則統治者的能量將消耗在無休止的壓制中而無暇計劃未來。這正是國家政治的終極課題。如果壓制給共識讓路,帝國則享運持久。
  中國亦不例外。統一一個王朝,周期性地推翻和重建,有時是很殘酷的。中國歷史上不少見殘忍的叛亂者和集權王朝統治者。然而中國在東方屹立幾千年不倒與其說是歸功於帝王的強權統治毋寧說是主要歸功於蘊藏於民間的社會價值和學者官員的治理。
  中國文化至少令人稱奇的一面是她的價值觀是非宗教的(世俗的)。當印度信奉佛教,猶太人宣稱有神論,以及其後的基督教和穆斯林教, 都預言一種死後靈魂再生的召喚,中國卻沒有產生西方意義上的宗教。中國沒有關於宇宙創造的神話(譯者註:女媧被認為是創造中國人的女神,她也只是補天,那時天地已經有了,與黃帝的傳說何其相似),他們的宇宙是由中國人自己創造的,她的價值也是中國人原創。
  中國的主要社會價值是由兩千多年前的一位哲學家孔子(551-479 B.C.)提出的。孔子生活在春秋時代(770-476 B.C.)末期,那是一個政治動蕩時期最後導致各國互相殘殺的戰國時代(475-221 B.C.)。周朝的統治衰落,無力管束諸王對政治強權的競爭,貪婪和暴力並馳,“天下”不成體統。

像馬基雅維裏(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文藝復興期的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譯者註)一樣,孔子是個遊說者,希望能夠在一個國家拜相以輔佐其生存發展。但是和馬基雅維裏不一樣的是,孔子關心構建河蟹社會, 而馬基雅維裏只玩弄權術。孔子的主題思想是溫情統治,禮教周全和虔敬孝順。也許因為這些都不能給他的可能雇主提供一個取得權力和財富的捷徑,沒有一個國王給他下聘書。孔子最後沒有實踐他的願望,含憾而死,而中國繼續滑向政治塌崩和戰爭。
  但是孔子的學說,由他的學生們記錄下來,得以保存。當流血終止而中國再次統一站起來時,漢朝(206 B.C.-A.D. 220)采納了孔子的思想作為朝綱。孔子的話語以及後來學者的補充評論被收集成冊—論語,並逐漸演變成中國的聖經和憲法的合成體。專攻這些課本的人通過全國科舉被選入國家的官僚體制中服務,即被派到各地為皇帝維持河蟹社會。
  孔子為治理他所處時代的亂綱現象而提出的答案是構建一個公正的河蟹社會。他聲稱這是在中國一個遙遠的黃金時代(周朝)就被實踐過的。人類的中心精神任務就是重新發掘這一將要失傳的社會秩序。精神的滿足不是自我解脫和自我解放而是耐心地恢復已被忘掉的自我約束原則(子曰:克己復禮為仁,譯者註),其目標是復禮而不是社會進步。
  孔子提倡一種社會等級制度,每個人最基本的社會責任就是要認清自己的位置。在孔子的社會裏,每個人以服從為天命而達到整體河蟹。不似神教類宗教,孔子不是提倡自我救贖。他的哲學講究通過個人的正當行為救贖社會。面向現實世界,他的思想是一種社會行為規範,而不是通向死後靈魂再生的路線圖。
  在中國秩序的頂端站立著皇帝,這是一個在西方制度裏找不到平行的一個位置。他具有社會秩序在精神和實務上的雙重體現。中國皇帝既是一個政治統治者又是一個超自然的象征。作為政治統治者,他集天下主權於一身,站在政治等級的終端,至高無上。這正好是孔子社會結構這面鏡子裏的映像。中國的禮數程序堅持用叩頭—雙膝跪伏用前額觸地三次表示臣服—的方式表達對上尊的敬仰。
  皇帝的第二個作用即超自然的象征是作為“天子”,一個承接天地人的符號。這一符號也暗示了皇帝的義務。通過人性作為,正確的禮儀和適量的刑罰來引導大大小小事務取得大河蟹。如果皇帝失德,便天下大亂。甚至自然災害都可能喻示天地失衡,當朝皇帝已失去上天的旨意,叛亂即起,新朝將取代舊朝繼續執行天意恢復河蟹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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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4 am

國際關系:不偏不倚還是平等?
  歐洲進入近代時期有著各式各樣的政體—一群相互獨立的王儲和公爵們各自為政,羅馬教堂宣稱其權威在國家之上,新教徒也要組建自己的自治社會。中世紀的歐洲社會結構逐漸演變為一群力量相當的小國共存。這時,保持力量平衡的外交原則就不是一個選項而是生存必須的。沒有一個國家強大到足以把自己的意願強加於人。另外,也沒有一個教會有足夠的權威把自己的信仰化為普世的宗教。主權和平等的概念由此而生,並成為國際關系和外交的基點。
  與此相反,中國走進近代時,她已有了近千年形成的完整的王朝官僚體系,由全國通考選拔官員掌控著社會和經濟的方方面面。中國從來沒有在平等的基礎上與另一個國家長期保持接觸關系,其原因很簡單,她從來沒有見到過一個與其規模相當的另種文化。皇帝坐在中國地理範圍內的寶塔尖上似乎是自然規律,即天意。對中國皇帝來說,天意不包含與鄰為敵,而是感化蠻夷。當時的中國也像現今的美國一樣,在世界上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然而中國並不像美國那樣試圖把自己的價值觀推廣到全世界,中國只想控制住門階下的幾個蠻夷。她要爭取的是像朝鮮那樣的進貢國,承認中國獨尊的地位,作為回籌,中國會給這些國家優惠的貿易權利。而對於更遠的異邦,比如歐洲,中國所知甚少,但持一種有自我優越感的不冷不熱的態度。

中國皇帝認為跑大老遠去感化那些地處偏僻命運不濟的國家是不切實際的。中國的感外理論是不向外邦輸出思想與而是讓他們來討要。中國相信鄰國在與中國文明接觸中獲得了莫大好處,只要他們承認中國的宗主地位。那些不承認的都是蠻夷。對中國皇帝的拜服和遵循朝廷禮儀就是這種“國際關系”的核心。中華帝國強盛的時候,這一文化圈就得到擴大:“天下”是個多民族國家,有人口多數的漢族和幾十個少數民族組成。
  在中國的官方歷史記錄中,外國人到中國來不是談論國事,而是來“覲見” 的(接受中國文明的影響)。皇帝從不與他國領導人開神馬“領袖峰會”,他只有聽眾,他只“召安”遠邦,而後者是來“進貢”的。當朝廷有必要派使團到外邦時,他們不是外交人員而是中國的“欽使”。
  這種等級外交方式反映在朝廷組織機構上就是由禮部處理與朝鮮、泰國和越南等進貢國的關系,表示外交只是中國管理天下大河蟹事務的一部分。

只有在十九世紀西方列強侵略的壓力下,即在1861年輸掉兩場對外戰爭後,中國才不得不建立一個類似外交部的機構,獨立於朝廷之外去處理外交事務。當時的想法是這是一個臨時機構,在渡過危機以後隨即撤銷。這一新的部門被有意地安置在一個不起眼的舊造幣廠房裏,傳遞著一個信息,用恭親王的話說,就是表示它不夠與朝廷其他部門平起平坐的資格,以示中國與外國的等級區別。
  歐洲風格的國際政治外交思想在中國經驗裏是沒有的。西方列強的侵入被當作是一種類似於過去中國割據時期的陣痛。好像受自然規律的指定,這樣的割據終究會在一個新朝代出現時天下一統,中國又會恢復為天下的中心。(“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句被奉為金科玉律的話語誤國人不淺啊,譯者註)
  (在中國過去的經驗中)中國作為中央的作用就是對周邊的外邦給予不偏不倚的對待,她依據鄰邦接受中國文化和服從禮數的虔誠度而回施親和政策,這從來不是一個平等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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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4 am

中國處理國際事務方式最顯著的一點是它不是以紀念碑來彰顯一時的勝利而是長期運用戰略性的智慧。在中國的歷史中,沿著漫長的不斷推移的邊界居住著數不勝數的“劣等”民族,他們移動性很強而且經常武裝得更好。在中國的北部和西部是一些半遊牧民族如滿族人、蒙古人、維吾爾族人、西藏人、最後是俄羅斯人,他們的騎兵可以輕而易舉地跨過邊境線直指中原農業腹地。而中國的反擊卻會遭遇不友好地形的阻礙和漫長後勤線的困難。面對中國的南部和東部是一些國家,盡管他們通常承認中國宇宙論,卻是驍勇善戰的民族。其中最堅韌不拔的是越南,她曾頑強地抵抗中國做老大並聲稱在戰場上打敗過中國。
  中國不可能征服她的所有鄰國。中國的人口主要是農民,他們喜歡在祖上留下的田地裏耕作。中國的精英官員不是靠武功取得地位,而是靠學習孔子的課文和優雅的藝術,如吟詩作畫。單個而論,那些蠻族就已經了得,要是他們聯合起來對付中國可就不得了。

萬裏長城,在西方看來是中國的巨大成就,但在抵禦外強方面卻不是一個成功的解決方案,只顯示出中國防禦的軟肋。相反,中國的決策者們運用一系列的外交和經濟手段把可能的外敵拉入中國管理的關系網裏,其最大願望不是去征服他們(盡管中國有時也發動軍事征服行動)而是避免被侵略和防止蠻夷的聯盟。
  通過經濟貿易刺激和政治舞臺的技巧性運用,中國勸服鄰族人按中國中心的規範方式生活,同時彰示令人敬畏的中國威嚴,以避免可能的入侵者膽敢考驗中國的力量。其目的不是征服蠻夷而是“放松韁繩馳馬”。對那些不聽話的蠻夷,中國會采用離間計將其他們分化瓦解,這就是著名的“以夷制夷”方略。
  這一方略的目標實質上是防禦,即防止中國邊境的蠻夷采取聯合行動。這種蠻夷管理的原理已經結晶於中國的官方指導思想裏,以致於當歐洲“蠻夷”開著炮艦抵達中國海岸時,中國官員也用前朝的語言來描述他們面對的新挑戰。他們想先“以夷制夷”然後再安撫進而馴服“蠻夷”。他們就是用這一傳統策略應對英國人最初的破門而入。他們把歐洲其它列強也請進門來,希望先挑起列強之間的爭奪再操縱他們。
  為了追求這一目標,中國的朝廷采取了相當務實的措施。中國人賄賂蠻夷,或利用漢人的多數去摻雜蠻夷的種族成分。當被打敗時,中國人可以屈服於蠻夷,就像元朝和清朝之初那樣,作為將他們中國化的前奏。中國朝廷經常實踐一種在其他場合下被認為是阿諛奉承的手段,盡管是經過一番精心的喬裝打扮使得中國官員不失其仁慈而高高在上的面子(黑龍江方正縣的領導照照鏡子,譯者註)。漢代賈誼就曾提出過“五餌”政策以管理中國西北部的匈奴:
  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高堂邃宇府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以上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
  (看來當中國的敵人是有大大好處滴,呵呵,但是當中國的人民呢?譯者)
  在強盛期,中央王國的這一外交政策促進了帝國權力的意識形態合理化。在衰退期,它掩蓋著中國的軟弱使得中國能夠暗中操縱各種競爭力量。
  與這一區域近代崛起的權力競爭對手(譯者註:日本,越南?)相比,中國是一個滿足的帝國,沒有多少擴張領土的野心。正如漢朝的一個學者(?)所言:皇帝不轄蠻夷,來者不拒,去者由之。所謂大中華圈的目的就是與分離而順從的邊緣國和睦相處,而不是把他們納入中國的統一版圖之中。
  中國基本的務實主義最顯著的一種表現就是依附於征服者。當外國王朝在戰場上取得勝利時,中國的官僚精英能夠服務於征服者並以中國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文化精深為理由請求征服者用中國的辦法、中國的語言和中國的官僚治理中國。幾代下去,征服者發現自己越來越像他們原來想要統治的中國人了。最後,連征服者的家園領地—當年向中國進攻的出發點—也被認為是中國的一部分了。他們發現自己在追求傳統的中國國家利益,把征服工程整個掉了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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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5 am

中國的現實政治和孫子兵法
  中國人一直是聰明的現實政治實踐者和戰略學的學生,只不過他們的戰略和外交與西方所習慣的很不一樣。動亂的歷史教會中國領導人不是每一個問題都有一個答案並且過分強調對一件事情的完全掌控會擾亂宇宙的河蟹(有點量子力學測不準原理的意思,譯者)。有太多可能的敵人(或不穩定因素,譯者)以致於中國無法生存在絕對安全(穩定)之中。如果中國的命運是相對安全,那麽它同時也意味著相對不安全,這需要學習十幾個有著不同歷史經歷和雄心的鄰國的語法。
  中國的決策者幾乎從不把寶押在一場全勝或全敗的沖突結果上。持續多年的有計劃性的運作更接近他們的風格。西方傳統總是把在一場絕定勝負的力量沖突中獲勝的英雄捧上領獎臺,而中國的理想強調不顯山露水地、間接地、有耐性地提升相對優勢。
  這一對比反映在每個文化的智力遊戲當中。中國最耐久的遊戲是圍棋。圍棋是一種以棋子(石子)圈地的遊戲,它暗含了戰略包圍的概念。一個由19乘19條線構成的棋盤開始是空的。每個玩家有180個棋子供他用(分黑白兩色),每個棋子的價值與其他棋子是相等的。玩家可以輪流將棋子隨意放在棋盤上任何一個位置,目的是加強自己的力量同時包圍和捕吃對手的棋子。幾場角逐在棋盤上不同的區域同時進行。隨著玩家實施自己的戰略計劃和應對對手的意圖而落下每一個子,棋盤上力量的平衡逐步變化。在一個玩得好的棋局終盤,棋盤上布滿了互相交錯的力量地盤。優勢的差額往往很小,在一個外行眼裏,勝負不是一目了然的。
  而西方的象棋則是講究全勝。遊戲的目標是將軍,把對方的國王逼入死角。大多數象棋棋局的勝利是靠消耗角色棋子而取得的,很少的也有通過戲劇性的巧妙一擊將軍。象棋還有另一個結果就是平局,雙方都放棄了戰勝對方的希望。

  如果說象棋代表一個決定勝負的戰鬥,圍棋就更像一場戰役。象棋玩家以勝負為目標。圍棋玩家則爭取相對優勢。在象棋中,對手的實力全部展現在你的眼前,因為棋子都擺在棋盤上。圍棋玩家不但要估算棋盤上已有的棋子力量對比,還要估算對手將要把下一子放在哪裏(即隱形的力量演變,譯者)。象棋教給我們克勞斯維茲的“重心論”和“決勝時刻論”—象棋的開局通常都是在棋盤中心展開廝殺。圍棋教給我們戰略包圍的藝術。象棋玩家盯住對手的棋子以一系列頭碰頭的廝殺步驟消滅之,而圍棋高手則走進棋盤上的“空地”,逐步加強自己或削弱對手的戰略優勢。象棋培養專一思維,而圍棋則培養戰略靈活性。
  在中國的軍事理論方面也存在相似的對比。它的基礎是在一個動亂時期建立起來的,那時敵對的王國之間展開了殘酷的鬥爭,使得中國人口迅速消減。應對這樣的大規模屠殺(並希望在鬥爭中取勝),中國的思想家發展了一種強調通過心理優勢取得勝利的戰略思想並且提倡避免直接沖突。
  這一戰略傳統的主要歷史人物是孫子,他寫了一部《孫子兵法》。而令人稱奇的是沒有人能肯定孫子確有其人。從古代起,學者就爭辯《孫子兵法》作者的身份和著書年代。傳說孫子名孫武,是一個中國歷史上春秋時代(770-476 B.C.)的將軍和軍事顧問,他的軍事箴言被他的學生收集記錄成書。
  兩千多年以來,《孫子兵法》一直是中國軍事理論的中心思想。它由古典文字以半詩詞半散文的風格描述了孫子對戰略、外交和戰爭的警世性觀察和思考。它的格言在二十世紀中國內戰中孫子的學生毛澤東手裏得到活生生的再現,還有在越南戰爭,胡誌明和武元甲也分別對法國人和美國人使出了孫子的間接攻擊和心理戰術。近年來在西方,孫子又獲得了第二職業,他的著作《孫子兵法》大量流行,被當作企業管理的法寶。甚至在當今,孫子的課文讀來還是很有接近現實的見識,使他無愧位列世界級的戰略思想家。人們可以說美國在亞洲的幾場戰爭中窘迫不堪是因為她違背了孫子的箴言。
  孫子區別於西方戰略家的最重要一點是孫子強調心理和政治因素大於軍事因素。偉大的歐洲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斯維茲和安東尼。亨利。約米尼把戰略當作政治之外的獨立體系。甚至,克勞斯維茲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也是暗指戰爭是政治的一個新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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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區別於西方戰略家的最重要一點是孫子強調心理和政治因素大於軍事因素。偉大的歐洲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斯維茲和安東尼。亨利。約米尼把戰略當作政治之外的獨立體系。甚至,克勞斯維茲的名言: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也是暗指戰爭是政治的一個新階段。
  孫子把兩個領域合並到一起了。西方的戰略家思考如何在決定性時刻組成壓倒優勢力量,孫子則建議提升政治和心理上的主導優勢使得沖突尚未開始勝負便見分曉。西方戰略家在戰鬥的勝負中考驗他們的道理,而孫子在不戰而勝中驗證他的道理。
  孫子關於戰爭的論述不像歐洲軍事文獻那麽輝煌,它也不推崇個人英雄主義。他的論述甚至帶有悲劇氣質,如《孫子兵法》開篇的警言: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對孫子而言,勝利不簡單是戰場上軍隊的凱旋,而是軍事手段企圖捍衛的政治目標的最終實現。降低敵軍的鬥誌或將他逼入無可逃脫的劣勢境地比與敵人真刀真槍地在戰場上相見是為上策。因為戰爭是復雜而絕望的事業,知己知彼是關鍵。戰略較量可以演變為一場心理意誌競賽: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在理想情況下,主帥取得了主導優勢就可以徹底避免了戰爭。在另一種情況下,他會在作足形勢分析和後勤、外交和心理準備後給敵人以致命一擊。所以,孫子說: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因為戰略上攻擊敵人和他的同盟有心理感覺要素,所以孫子非常強調詭計和欺詐,他說:
  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對於遵循孫子箴言的主帥來說,用詭計欺詐得來的勝利比戰場上用兵要更人性化(當然也更經濟)。《孫子兵法》建議主帥引誘他的對手幫助自己完成目標或將他逼入一個不可能獲勝的位置使他不得不選擇率全軍(甚至全國)投降以自保。
  孫子最重要的見識也許就是在軍事或戰略較量中,所有事情都是相互關聯的:天氣、地形、外交,無間道、後勤供給,力量平衡、歷史認識、驚嚇和鬥誌。每個因素都影響著其它,引發相對優勢和動量的莫測變化。戰爭沒有孤立事件。
  因此,一個戰略家主要不是去分析一個單獨的事態而是確定它發生的因果關系。沒有任何一個形勢是靜止的,任何一個狀態模樣都是臨時的,同時也是演變的。戰略家必須掌握它變化的趨勢並利用它為自己服務。孫子用“勢”來概括它的意思,西方沒有相對等的概念。在軍事意義上,“勢”代表了一個正在展開的形勢的戰略趨勢和它的“勢能”。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孫子兵法》的這些話就是教人因勢而動,因勢利導,方能取勝。
  對孫子而言,一個戰略家把握“勢”就如水往山下流,自動地發現最快捷容易的路徑。一個稱職的主帥會等待時機率兵出戰。他首先避開敵人的鋒芒;他肯花時間觀察戰場上的戰略形勢變化以謀求利用。他研究敵人的鬥誌和物資準備,調集一切可以利用的資源,並玩弄敵軍的心理弱點—直到最後他察覺機會到來才向敵人的軟肋給予致命一擊。那時,他快速調動所有資源,像水往低處流一樣,沿著最小阻力的進軍路線突然出擊,一舉成功。《孫子兵法》講的是心理和政治上的優勝而不是恐怖主義襲擊。
  總的來說,中國的政治學也傾向於把總的戰略形勢看作整體的一部分:好和壞、近和遠、強和弱、過去和未來都是互相關聯的。西方把歷史看作一個通往現代化的進程,其間人類在一次次與邪惡和倒退力量的戰鬥中大獲全勝。與之相反,中國人的歷史觀則強調一個衰落與復興的循環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可以認識自然和世界,但不能完全控制它。(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譯者註)。人們能夠把握的就是盡最大努力與之河蟹。因此,戰略和政治僅是與對手“鬥爭共存”的手段。目的是把對手運作到弱勢地位同時加強自己的勢,或戰略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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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毛的繼續革命
  
  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朝代更替似乎按照一定的節奏發展。在新的朝代到來前,舊的朝代被認為已不能保護人民的安全或不能滿足人民的願望。通常不是因為一個毀滅性的災難而是經過一系列災難的沖擊,在人民的眼裏,當朝統治者漸失天意。而新朝獲得天意也就順理成章(總把新桃換舊符)。
  在中國戲劇性的歷史中,旨在推翻舊朝的起義屢屢發生。但是,沒有新的統治者揚言要推翻整個社會的價值體系。過去的“天意”秉承者—特別是那些外族征服者—總把自己打扮成舊的社會價值體系的合法捍衛者並保證按過去的教條執政。他們繼承並保持了原有的官僚體制,也許只為了能管理好這麽富裕和人口眾多的國家。這一傳統就是中國化的機制。它以孔子的學說為朝綱。
  在1949年,一位巨人MZD以農村包圍城市建立起來一個新的朝代。他是一位詩人又是戰士,既是先知先覺又是帶來災難的人,他冷漠決斷,有著不可超越的影響力,他統一了中國並帶領她踏上一條幾乎走向覆滅的旅途。在她精疲力盡的終點,中國卻以世界大國的面貌出現,成為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全面崩潰後碩果僅存的(除古巴,北朝鮮和越南以外)社會主義國家.

毛的偉業
  革命者根據革命事業的需要必須強大而思想專一。一個幾乎不變的模式是革命者從當時政治環境的某個犄角旮旯起家成功地運用個人魅力和發動仇恨並在心理上壓倒對手而取得成功。
  每場革命都有一個指定的事業,一旦成功便在新建的秩序中落實。毛的革命沒有最後的休息地,他的最終革命目標是一個模糊的景願,與其說是政治重建毋寧說更像精神升華。共產黨的幹部就如教士,他們的任務不是完成一個規劃好的事業而是類似十字軍的討伐。在毛以下,黨的幹部本人亦生活在墜入地獄的邊緣。對他們來說—在幾乎可以肯定的未來—他們本人將被他們受鼓舞而發起的運動所吞噬。中共的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那一代)幾乎都經歷過如此煎熬。只有那些經受住考驗的人才有可能重返權利舞臺。毛革命時期的所有親密同誌—包括終身服務於他的總理和外交家周恩來--亦無可幸免。
  在過去的皇帝中,毛最尊敬秦始皇絕非偶然。秦始皇掃六合而歸中華於一統,於221 B.C.結束了戰國時代。秦始皇一般被認為是統一中國的奠基者,但他在中國歷史中從來沒有被給予最高的尊重,因為他做出了焚書坑儒的惡行。毛曾經說過對中國的統治應該用馬克思和秦始皇的辦法雙管齊下。毛寫過一首悼念秦始皇的詩:
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 1973年8月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龍魂死業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治,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毛的中國,按他的設計,是一個危機永無休止的國家。從GCD建國初期開始,毛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鬥爭浪潮。中國人民不允許坐著享受他們取得的成就。毛給他們指出的命運是不斷地通過意識形態的鬥爭達到個人以至社會的純化。
  毛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將砸爛舊傳統作為國家行動的統治者。他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敢於破舊立新的人,盡管有時很暴力。毛澤東1965年與法國文化部長安德列•馬爾羅談話時明確說明 (大意,譯者):
  中國過去的舊思想、舊文化和舊習俗必須拋棄。而無產階級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習俗,盡管現在還不存在,必須建立起來。。。新思想,新文化和新習俗只能在鬥爭中產生,只要復辟舊中國的危險存在一天,鬥爭就必須進行下去。
  毛曾經發誓,為了消滅舊制度,中國要像原子一樣被“砸碎”,同時產生能量爆炸達到一個從未有過的成就高度(大意):
  現在我們的積極性被充分調動起來了。我們是熱情奔放的國家,像火焰一樣跳躍。我們的國家好比是個原子,當原子核被砸碎時,它釋放的熱能威力巨大,我們能夠做到前人無法完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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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6 am

毛對傳統的中國政治思想發動了令人信服的攻擊:孔子宣揚普世河蟹,而毛把國內外對立力量的沖突作為理想境界(事實上,毛認為兩者是關聯的,也經常把國內運動和境外危機結合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戰役之中)。孔子的傳統強調中庸之道,在改革時,它是漸進而行的,只提出恢復或修正過去的價值。與之相反,毛追求根本性的變革,與過去切斷一切聯系。傳統的中國政治理論將軍事力量奉為次尊而強調統治者通過道德和仁慈取得境內外的安穩。毛受他的理想和對百年國恥的忿怒驅使,締造了史無前例的軍事化中國生活。對所有珍存傳統文化的東西,包括藝術、文化和思維方式,毛統統宣戰(為達政治目的使然,而未見得完全是本意,譯者註)。
  但是,在許多方面,毛又是他想要調解的辯證矛盾的化身。他一方面是公開的、激情的孔子反對者,另一方面他博覽古籍,引經據典,出口成章。毛發明了“繼續革命”的宗旨,但是當國家利益需要時,他又能夠耐心調整他的長遠計劃。毛被認為是化解“矛盾”的戰略大師,而其實際效果卻恰恰為從孔子的“大同”或大和諧概念演繹出來的的終極目標而服務。
  這樣,毛主義的統治方式就成為老花鏡裏的孔子傳統學說,一面宣稱與過去斷絕關系一面又利用中國傳統的政治工具,包括皇帝式的管理方式,即將國家當作一個道德工程,和一個龐大的官僚體制,盡管毛十分憎恨這一體制,周期性地想毀滅它,而最終又不得不周期性地重建它。

毛的終極政治目標不可能用一種單一的組織結構來代表,或以實現一系列的政治目標而滿足。他的目的是持續革命這一過程本身。他感到他的使命就是通過一次次更徹底的造反使他的人民得到凈化和升華。
  被推翻,例如眼前國民黨反動派被我們所推翻,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被我們和各國人民所推翻,對於被推翻者來說,這是痛苦的,不堪設想的。對於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共產黨,則不是什麽被推翻的問題,而是努力工作,創設條件,使階級、國家權力和政黨很自然地歸於消滅,使人類進到大同境域。--《論人民民主專政》
  
  。。。
  然而,一個永遠造反的國家如何參與到國際體系中去呢?如果繼續革命不斷地實施,那就意味著動亂不斷,甚至戰爭。渴求穩定的國家就會聯合起來反對她。這樣的國家如果想打造一個面向世界的國際秩序,必然與繼續革命的提倡者相沖突。這一兩者難取其一的推論一直困擾著毛而終身未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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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6 am

毛的國際關系學:空城計、威懾和心理戰勝
  毛在掌握政權的當天夜晚就向世界宣誓了他對國際事務的基本態度。在新成立的人民政治協商大會上,毛把新中國在國際秩序中的態度總結為一句話:“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結果。一百多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鬥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包括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誌。我們現在是這祥做了。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了。
  (激動ing。。。)
  對中國來說,1949年宣稱在世界上站立起來有著大無畏的氣概。當時這個國家還是一個未發達的國家,沒有足夠強的軍事能力把她的選項強加於世界各國,而他們都有著遠勝於中國的資源,特別是技術。當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美國已經是主要的核大國(蘇聯當時剛剛初試核爆)。在內戰時期,美國曾在二戰日本投降後幫助蔣介石運送兵力和武器到北方的城市以遏制共產黨的軍隊。毛澤東的勝利打了華盛頓一記耳光並引發了“誰丟失了中國?”的論戰。這至少在北京看來是有最終翻盤的企圖。1950年,當北朝鮮進攻南朝鮮時,杜魯門總統命令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以阻止大陸政府解放臺灣就成了“犯罪”的實例。
  蘇聯是一個意識形態上的同盟,並且最初可以作為戰略夥伴平衡與美國的力量對比。但是中國領導人不僅沒有忘記一百年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讓俄羅斯占有了中國遠東沿海省份和在滿洲和新疆的特殊優惠,也沒有忘記1945年蘇聯在中國抗日戰爭中年迫使蔣介石簽署的劃出中國北方領土為蒙古的協議。斯大林認為蘇聯是共產世界理所當然的老大,這一姿態與毛的強烈民族主義情感和意識形態的長遠觀念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中國與印度還有邊界之爭。爭論地區在喜馬拉雅山麓下的一條由所謂的麥克馬洪線所界定的地區,它有125,000平方公裏,相當於美國的整個賓夕法尼亞州或,用毛的話說,中國的福建省,此非區區彈丸之地也。
  毛把這些挑戰分為兩類。在國內,他有足夠的權力和影響力實施他的繼續革命事業。在國外,世界革命只是個口號,也許是個長期目標,但中國領導人現實地認識到除了意識形態手段他們沒有足夠的實力去挑戰當時的國際秩序。在國內,除了克服中國人根深蒂固的頑習,他幾乎沒有哲學境界上的客觀極限。在外交領域,他確是相當謹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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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GCD在1949年掌權時,有相當一部分地區脫離了歷史上中華帝國的版圖,如西藏,新疆部分地區,蒙古部分地區和中緬邊境地區。蘇聯在北部保持了她的影響圈,其中包括占領軍和旅順港的艦隊。毛也像以前朝代的皇帝一樣宣稱中國的邊境是史上最強大時建立起來的。對於中國歷史上的版圖領土—臺灣、西藏、新疆和蒙古,他實行中國式控制而且都成功了。內戰剛一結束,他就派兵收復了意圖分裂的地區,如新疆、內蒙古、最後是西藏。在這個意義上,臺灣不是一個考驗共產意識的問題,而是對中國歷史的尊重。盡管毛忍用軍事手段,他對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割讓出去的的領土也宣稱主權,如1860年和1895年割讓給俄國的海參崴等遠東領土。
  至於對世界其他各國,毛發展了一套獨特的外交風格,即用意識形態力量和心理作用代替物質力量。它主要由中國中心論,加上一點世界革命的佐料,和傳統的蠻夷外交管理手段調制而成。它專註於長期規劃和運作,意圖在心理上壓倒對手。

回顧二十世紀歷史,毛主席確實在任何有美國和蘇聯力量出現的地方都支持或支援一種反對力量,如北朝鮮,北越,中東和非洲的小兄弟如阿拉法特,東盟國家的遊擊隊等。這些雖然讓中國人民勒緊了褲腰帶,但在戰火紛飛的二十世紀為國家贏得了相對安全。可惜毛騰出手只搞繼續革命,沒有利用這一環境發展經濟。

西方外交家的常識觀點認為中國從幾十年內亂恢復過來後應該與大國修好,但毛戒飲此酒。他拒絕任何軟弱的表現,采取挑戰而不是迎合的態度,甚至拒絕與與西方國家打交道。
  周恩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任外交部長,用形象化的的語言總結了這一冷漠態度。新中國不會落入已有的外交關系俗套。她要“另起爐竈”。與新政權的關系要通過談判逐個解決。中國要“打掃庭院待客來”,也就是說中國要先清除殖民影響再與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系。她要用她的影響團結世界人民,鼓勵發展中國家的革命事業。
  外交傳統學者會否定這種冷漠挑戰性態度的可行性。但毛相信意識形態和心理因素對戰略目標的沖擊力。他通過對軍事強權分寸拿捏準確的藐視達到與超級大國心理上平等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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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6 am

  《演義三國》裏諸葛亮的空城計就是一個中國戰略的經典例子。當時蜀國軍師諸葛亮註意到強兵壓境。如果出兵抵抗就意味著自取滅亡。如果投降,則對未來局勢徹底失去控制。軍師心生一計。他大開城門,自己坐在城頭彈琴以待。在他的身後表現出城中正常的生活,沒有一點恐懼或慌張的跡象。敵軍主將把這種鎮定解釋為城中有伏兵,遂下令大軍止進並撤兵。
  毛對核戰爭威脅的令人心驚膽顫的藐視肯定在某些方面取材於那個傳統戰例。從一開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不得不在與兩個核大國的三角關系中斡旋,其中任何一個都有能力單獨對中國構成嚴重威脅,若兩個加起來將壓倒中國。毛對付這一似乎不可逃避的絕望局勢就是視而不見。他公開宣揚對核威脅無動於衷;事實上,他曾揚言他準備以犧牲幾百萬人的代價,甚至願意以此為保證,換取共產主義勝利。毛是否真的相信他自己的保證幾乎已經無法確定(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了)。但毛確實成功地讓世界相信了,這是信譽的終極考驗。
毛能夠從中國長期國務傳統中汲取教訓,就是如何從一個弱勢地位取得長期戰略目標。幾個世紀以來,中國的政治學能夠把“蠻夷”編織在國門以外的關系網裏並且謹慎地通過外交技巧保持著政治至高無上的虛構故事。從共和國建立以來,中國在世界舞臺上一直扮演著超乎其客觀實力的角色。作為強烈捍衛她的傳統國家定義的結果,中國成為不結盟運動—一群新近獨立的國家在超級大國之間尋取生存之路—的最具影響力的領袖。中國確立了自己不可被人小覷的大國地位,同時在國內進行著重新定義自己的運動而在外交上又要挑戰核大國。
  在追求外交成果的過程中,毛的成就更應歸功於孫子而非列寧。他經常從閱讀中國經典古籍和他公開蔑視的舊傳統中汲取靈感。在他主持外交倡議時,他不是經常引用馬克思主義原理而是傳統的中國經典:孔子、關於朝代興衰的《二十四史》、《資治通鑒》、《孫子兵法》和《三國演義》等關於戰爭和戰略的著作、關於反叛英雄傳奇的《水滸》和官宦家族羅曼情事的小說《紅樓夢》,這部書毛說看了五遍。作為孔夫子式學者官員的現代化身,盡管他對這類人嗤之以鼻,他寫詩和哲學隨筆,他對自己狂飛亂舞的書法更是感到驕傲。他的這些文學藝術細胞不是他政治勞作的逃難者,而是他偉人整體的一部分。當毛離開三十二年後於1959年重返他的故鄉時,他不是宣揚馬克思主義,而是寫了一首充滿浪漫主義情懷的詩詞:
  為有犧牲多壯誌, 敢教日月換新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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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7 am

中國的文學傳統不僅在毛,而且在他周圍緊密同僚的思維中亦是根深蒂固。1969年,毛的外交政策走到了一個轉折點。毛給當時被打倒的四位解放軍大元帥(陳毅,聶榮臻,徐向前,葉劍英)布置了一個“家庭作業”—分析當前的國際局勢和中國的戰略選擇。四大元帥引用了《三國演義》中—一本當時的禁書但他們肯定毛熟讀過— “三分天下”的典故,建議與當時的頭號敵人美國打開關系。即使在毛猛烈地清掃中國古代傳統遺產的時候,毛也用傳統中國的智力角逐比喻來構思他的外交政策。他形容中印戰爭為“跨過楚河漢界”,這裏蘊藏了反映在中國象棋中的古代經典戰例。他甚至把中國傳統的賭博遊戲--麻將--當作戰略思維訓練營,他說:“如果你喜歡玩麻將,你就會知道概率計算和確定性的原理”。在中國與美國和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的沖突中,毛和他的最高同僚們用圍棋的概念化解了戰略包圍的威脅。
  正是在這些傳統方面超級大國有很大的難度去理解毛的戰略動機。透過西方戰略分析家的鏡片,在冷戰的頭三十年中北京的軍事行動幾乎都是不可能任務,如果由他們紙上談兵的話。讓中國對抗軍力遠遠強於自己的大國而且戰事發生在山高皇帝遠的次等戰略要地—北朝鮮、臺灣周邊的島嶼、喜馬拉雅山麓人煙稀少的地方和烏蘇裏江的冰天雪地裏—這些中國出兵的舉動讓外國觀察家--和每個對手—都大跌眼鏡。毛堅定不移地采取措施防止任何力量或力量的聯合包圍中國,不管他們的意識形態是什麽,他把這些看作是有太多的“圍棋”子包圍中國,從而打亂他們的計算。
  這正是使中國卷入朝鮮戰爭的促因,盡管當時國力虛弱。同樣道理,毛死後,中國與越南—一個不久前的同盟者—交戰,也是挑釁河內與莫斯科剛剛簽署的攻守同盟,盡管當時蘇聯在中國北部邊境陳兵百萬。對中國周邊力量構造的長遠規劃遠勝於一時局部力量平衡的計算。這種結合心理戰和長遠計算的策略也同時是毛威懾潛在軍事威脅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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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四 8月 25, 2011 9:57 am

盡管毛被中國歷史所深深吸引,還沒有一個從前的中國統治者能像毛那樣把傳統與權威、殘酷無情和環視全球應用得這樣得心應手:面對挑戰時冷酷無情;而在條件不允許他占一時之上風時又能熟練地運用外交技巧取得最終優勢。他的宏偉而勇敢的外交計劃,無論戰術上如何傳統,正是在中國社會經受大動蕩的年代實行的。毛承諾整個世界將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世界上所有的階級中,無產階級是最無畏的、最想改變自己地位的,其次是半無產階級;因為前者沒有任何財產,而後者也好不到哪裏去。美國現在還控制著聯合國和世界大部分地區,這一狀態只是臨時的,總有一天會改變的。中國現在是一個窮國,它在國際事務中的權利被否定了,這也會改變的。窮國會變成富國,權利被否定會變成享有權利—事情都向著相反的方向轉化。
  不過,毛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不可能把實現世界革命作為一個實際目標來奮鬥。作為結果,中國對世界革命的實際貢獻主要是在意識形態上,包括對各國共產黨的情報支持。毛在1965年一次會見埃德加。斯諾(他是第一個報道內戰時期共產黨根據地—延安—的美國新聞記者)時說:“中國支持他國的革命運動,但不是靠侵略他國。當然,無論哪裏有解放鬥爭,中國都會發表聲明和舉行示威去支持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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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譯文轉載] 基辛格《論中國》持續翻譯中......

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9:58 am

  同樣,在1965年發表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的小冊子裏,林彪,當時毛的最顯著接班人,爭辯道:世界的農村(指發展中國家)將會打敗世界的城市(指發達國家),就像人民解放軍打敗蔣介石一樣。林登。約翰遜政府把這一條解讀為中國的戰略藍圖—它意圖支援—而且極有可能直接參加--世界範圍的,特別是印度支那的,共產主義蔓延化。林彪的小冊子是導致美國出兵越南的一個因素。可是,當代學者則認為林的文獻只是表明了中國在軍事上支持越南或其他革命運動的限度。因為,事實上,林彪宣稱:“群眾也只有群眾才是解放自己的力量—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任何一個國家的解放戰爭是那個國家人民自己的事情,而只能由那個國家的人民自己完成,沒有其它的途徑。”
  這一自我約束反映了中國對實際力量平衡的冷靜思考。現在我們不可能知道如果平衡朝著共產主義力量傾斜的話毛會做出如何的決定。但是,不管是作為現實主義的考慮還是哲學動機,意識形態革命是以表演而不是戰爭的形式改變世界,就像傳統的皇帝認為他們自己的作用一樣。
  一組能夠進入北京中央檔案館的學者極其精確地描述過毛的矛盾雙重性:獻身於世界革命,時刻準備著在任何情況下鼓勵革命,然而又保護中國生存的必要性。這一矛盾心理表現在毛與澳大利亞共產黨領袖希爾在1969年的一次談話中。毛當時正考慮對美國開放,之前兩國二十多年來鎖定在敵對關系中。他對會見人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們是正在進入一場革命來遏止戰爭,還是進入戰爭最後引發革命呢?如果是前者,與美國和解就沒必要了;如果是後者,為了防止對中國的攻擊,它就是當務之急。最後,經過一番猶豫,毛選擇了與美國和解。防止戰爭(在當時極有可能是蘇聯進攻中國)比鼓勵世界革命更重要。
  
  本章下一節也是最後一節是專講文化大革命的。
  既然D中央早有正式文件定論。我想我就不講了。
  基佬的看法,前文也有點睛之筆,就是--在政治邏輯上--自己把自己折騰死。
  其實,公平地說,毛是想結束所謂“繼續革命”的,若不然,鄧小平也不可能出來。
  主要是當時的利益集團不幹。
  任何時候,只要制度養肥了利益集團,他們就是“White Elephant”。
  任何時候!  總之,太祖的國內秩序目標沒成功,而對戰後世界秩序特別是中國國際環境的貢獻成果卓著。
  不知基辛格是否有意拿這兩點說事兒。而這正是中國當前在這兩方面都處在轉折的關鍵點上。
  就算給國人留下思考的課題吧。
  不管怎麽說,基佬是牛人啊
  我就是覺得這書要不給中國人看就白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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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9:58 am

  第五章 三角外交和朝鮮戰爭
  
  毛澤東的第一次外交活動是1949年12月16日訪問莫斯科,在宣布中華人們共和國成立後兩個月的時間裏。這也是他的第一次出國旅行。他的目的是與共產主義超級大國蘇聯結成聯盟。後來,事與願違,這一訪問引發了一連串的事件積累起來導致了將中蘇同盟的初衷轉化為中美蘇之間的三角外交關系。三國各扯其角,互相牽制。

  在毛抵達莫斯科的當天,斯大林會見了他。會見時,毛強調中國需要一個“三至五年的和平期,用來安定國家和把經濟建設搞到戰前的水平”。然而,毛那時沒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中國和美國就發生了頭碰頭的戰爭。

  正如當時所發生的,斯大林幾乎沒有任何興趣幫助中國康復。他當時正受著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叛離的刺激。南斯拉夫是唯一一個歐洲共產國家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蘇軍占領取得政權的。鐵托剛剛脫離蘇聯不到一年。斯大林下定決心不讓類似的結果在亞洲出現。他了解共產主義在中國勝利的地理重要性;他的戰略目標是操縱這一結果並在其影響中獲利。
  斯大林毫不懷疑與他打交道的對手毛是一個難以對付的巨人。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內戰中獲勝,完全出乎蘇聯的預料並且也沒聽蘇聯的勸告。盡管毛宣稱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會“一邊倒(向莫斯科)”,但是在所有共產黨領袖中毛是莫斯科最難掌控的,特別是他現在掌管著人口最多的共產國家。這樣,兩個共產黨巨人的相遇就跳起了復雜的小步舞,其直接結果就是六個月後的朝鮮戰爭把美國和中國,還有蘇聯的影子,攪合在一起。

    毛當時相信美國關於誰“丟失”了中國的熱吵是想最終翻盤的前奏—任何情況下,共產主義觀念也促使他這樣認為,毛努力想盡最大限度從蘇聯獲得物資和軍事支持。因此,正式結盟是他的目標。

  但是,兩個共產獨裁者命運不交容易的合作。斯大林那時已經執政三十年了。他已經戰勝國內所有的反對力量並領導他的國家打敗了納粹的侵略,盡管以令人恐怖的生命代價。他周期性地組織清肅運動,造成上百萬的受害者,而且當時正準備開始又一個新的清肅行動。那時,斯大林已經成了超越意識形態的神。以他對俄國歷史的粗暴理解為準繩,他的領袖風格貼滿了殘暴和玩世不恭的馬基雅維裏主義的標簽。

  在中國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漫長的抗日戰爭中,斯大林蔑視了共產黨軍隊的能量和毛的以農村為根據地的農民式的戰略戰術。整個期間,莫斯科只與國民政府保持官方聯系。在抗日戰爭結束的1945年,斯大林迫使蔣介石準予蘇聯在滿洲和新疆占有優惠權利--其土地面積與當年沙皇獲得的相當--並承認外蒙古作為蘇聯控制下獨立的人民共和國。斯大林還積極地鼓勵新疆的分裂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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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02 am

  同年在雅爾塔,斯大林堅持讓他的盟友,羅斯福。富蘭克林和溫斯頓。丘吉爾,同意給蘇聯在滿洲的特殊權利(包括將大連和旅順的港口當作海軍基地)予以國際承認,作為對日宣戰的條件。1945年8月,莫斯科和國民政府簽署了確認雅爾塔協議的條約。

  在這樣的情況下,兩個共產黨巨人的會見不可能只因有相同的意識形態而熱烈擁抱。正如尼基塔。赫魯曉夫,當時斯大林政治局的成員,回憶當時的情景道:
  斯大林熱衷於對尊敬的嘉賓表現他的待客熱情,而且他知道怎麽做。但是,在毛的逗留期間,斯大林有時會好幾天不看他一眼。因為斯大林不理毛而且也沒有派人接待他,沒人敢去看他。後來,毛讓人知道如果繼續這樣他就打道回府了。我猜,當斯大林聽到毛的抱怨後,又跟他共進了一頓晚餐。

  從一開始就清楚,斯大林並不認為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就是他放棄以出兵對日作戰為代價換來的利益的理由。在會談時,毛開場白就強調他需要和平:“關於中國很多重要問題的決定都取決於未來的和平前景。考慮如此,中央委員會委托我從您,斯大林同誌,這裏得到保證,如何保持國際和平和能保持多久。”

  斯大林立馬作出和平前景的保證,或許只想降低毛要求緊急援助的價碼和將匆忙結盟的必要性最小化:

  和平的問題也是蘇聯嚴重關切的,盡管在過去的四年裏我們已經有了和平。至於中國,目前沒有即將發生的威脅。誰想打仗?日本還沒有站起來,根本沒準備進行戰爭;美國盡管叫囂戰爭,但其實它不怕什麽就怕戰爭;歐洲也怕戰爭;實質上,沒人會與中國打仗,除非金日成決定侵略中國?和平依靠我們的努力。如果我們繼續友好,和平不僅能持續5-10年,甚至20-25年或更長。

  如果真的如此,軍事聯盟就沒必要了。當毛正式提出這個問題時,斯大林表明了他的保留態度。他作出令人吃驚的斷言,新的結盟條約只能是表面文章,已存在的條約就足夠了。而這個條約是與蔣介石在不同的情況下簽署的。為了加強他的論點,斯大林還聲稱蘇聯的地位早已設計好得足以避免“美國和英國有任何改動雅爾塔協議的法理依據”。

  其實際效果是,斯大林認為中國的共產主義會受到蘇聯與毛剛剛推翻的國民政府簽署的條約的最佳庇護。斯大林很得意他的這一論點以至於他接著讓毛“請求”他繼續行使蔣介石讓給他在滿洲和新疆的權利。毛作為一個激烈的民族主義者,以重新定義斯大林的權利的方式拒絕了這些要求。他爭辯說,目前關於滿洲鐵路的安排符合“中國利益”,因為它為中國幹部參加鐵路和工業建設提供了一個培訓所。中國人員在受訓結束後將接管鐵路。蘇聯專家可以留下直到培訓完成。

  在主張友好和肯定意識形態上的一致性的同時,兩個馬吉雅維利主義者實際上為誰占主導而角力(在中國周邊一塊不小的土地之上)。斯大林更資深,而且在當時更強大。毛占盡地利而更自信。兩人都是偉大的戰略家,當然意識到沿著這條道走下去他們的利益必將發生沖突。
  
  經過一個月的討價還價,斯大林讓步了,同意聯盟條約。不過,斯大林堅持大連和旅順仍然是蘇聯的基地,直到與日本達成和平協議。最後北京和莫斯科於1950年2月14日簽署了中蘇友好互助聯盟條約(西方的情人節誒,不知是否巧合?譯者)。毛得到了他想要的而斯大林想溜沒溜掉的東西:在與第三方發生沖突時互相支援的義務。理論上,中國亦有義務在全球事務上幫助蘇聯。但在實際操作上,當中國周邊若隱若現的潛伏危機擡頭時,它給毛罩上一張安全網。中國為此付出的價錢也相當不小:采礦、鐵路和滿洲和新疆的租地;大連和旅順的港口作為蘇聯海軍基地。幾年後,毛仍然當著赫魯曉夫的面怨氣連天的牢騷斯大林想把這些租地變成“半殖民地”。

  至於對斯大林來說,一個強大的東方鄰居的出現是一場噩夢。沒有一個俄羅斯統治者能夠忽視沿著中俄兩千英裏長的邊境雙方人口的懸殊對比:中國的五億人口對西伯利亞的不到四千萬人口。

  中國發展到何等階段這些數字才變得重要呢?意識形態上的貌似相同不僅沒有消除反而加強了這一關切。玩世不恭的斯大林怎會懷疑當一個強人認為他是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強大起來時他會抵觸聯盟中的正統強權,不管他們關系多麽親密(黑社會啊,譯者註)。斯大林,一個剛跟毛過過招的人,當然知道他(毛)不會謙讓他的主義真。
  
  艾奇遜和中國鐵托主義的誘餌

  在毛逗留莫斯科期間,在世界的另一端正演出著另一段戲,預示著共產世界的潛伏危機和美國在這一三角關系中若隱若現的可能作用。劇情是美國國務卿迪•艾奇遜回應國內關於“誰丟失了中國”的批評大合唱。在他的指示下,國務院在1949年8月發布了一篇針對國民黨在大陸垮臺的白皮書。盡管美國當時仍然承認國民政府是中國的合法政府,白皮書則把國民黨描述為“腐敗,反動和低效率的”。艾奇遜這樣總結並建議杜魯門總統道:

  不幸的和不可逃避的事實是中國內戰的可預見的結果已經超出了美國政府可能控制的範圍。任何這個國家在它合理的能力限度內做過的或可能做過的事情都不可能改變這一結果。。。。那是中國內部力量角逐的產物,這個國家(美國)企圖影響它但沒成功。

  1950年1月2日在合眾社俱樂部的一個講話中,艾奇遜加強了白皮書中的觀點並提出一個環視亞洲的新政策。他的講話包含了三個基本重點。第一點是華盛頓在中國內戰裏徹底洗手。艾奇遜聲言國民黨表現出不僅僅政治上不夠資格而且“任何軍事指揮無可與其比的昏庸無能”。共產黨人,艾奇遜推論道,“沒有制造這一條件”,而是技巧性地利用了這一點的暴露。蔣介石現在只是一個領著殘兵敗將盤踞在中國海岸邊一個小島上的逃難者。

  既然已經把大陸讓給了共產黨人,無論其地理影響如何,再抵制共產黨人占領臺灣已無任何意義。


lung 在 周四 1月 19, 2012 5:45 pm 作了第 1 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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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05 am

  事實上這正是一份NSC-48/2文件的官方判斷,它是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參謀起草總統簽字同意的一份國家政策文獻。這份文件於1949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它的結論是“福爾摩薩(臺灣)的戰略重要性不足作為公然軍事行動的合理依據”杜魯門在1950年1月5日的記者招待會上強調了相似的一點:“美國政府不會為福爾摩薩上的中國軍隊提供任何軍事援助和教導。”

  第二點,也許更重要地,艾奇遜沒有給誰可能在長遠利益上威脅中國獨立這一問題留下絲毫疑問,他說:

  共產主義的概念和技法讓俄羅斯帝國裝備了一種更陰險的新的滲透性武器。有了這些武器的力量,正在中國發生的是蘇聯把中國北部的省份從中國分離開來並附在蘇聯體上。這一過程已經在外蒙古完成了。在滿洲也幾乎完成。我相信在內蒙古和新疆蘇聯的情報人員正在高興地給莫斯科打報告。這就是正在那裏發生的事情。

  艾奇遜的最後一點更對未來具有深遠意義。因為它直接暗示了中國的鐵托模式選項。倡議與中國的關系應該基於國家利益,艾奇遜直言中國的主權完整就是美國的國家利益,不管它國內的意識形態如何:“我們必須采取我們過去一直采取的立場,就是任何破壞中國主權完整的人是中國的敵人,也與我們的利益背道而馳。”

  從國家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態出發,艾奇遜為新的中美關系鋪墊了一個溫情的前景:

  今天是老的東西方關系消失的一天,過去的關系在最壞時是掠奪主義,而在最好時是溫情主義。那種關系結束了,今天的東西方關系特別是在遠東必須是相互尊重和互相幫助。

  下一個美國政府高官對共產黨中國發表同樣的看法要等到二十年後,理查德•尼克松對他的內閣提出了相似的觀點。

  艾奇遜講話精心巧妙的措辭有意觸動斯大林多處敏感神經。事實上,斯大林被惹得不得不動一動。他立馬派他的外交部長安德烈•揚•維辛斯基和部長會議主席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緊急召見那時還滯留在莫斯科進行聯盟談判的毛,警告毛艾奇遜正在耍“離間計”,而事實上是邀請毛表忠心。這可是一個慌亂無措的姿態,與平時斯大林鎮定而穎悟的秉性不符。因為表忠心這一要求本身定義了對方具有不可靠性的潛在能力。如果你的夥伴有想法有能力叛離你,那麽表衷心就可信嗎?如果不是,那還有什麽必要呢?況且,毛和斯大林都心知肚明艾奇遜的“離間計”是對當前中蘇關系的一個準確闡述。

  蘇聯的兩位外交大員要毛表態否定艾奇遜關於蘇聯企圖部分分離並主控中國的指控,並建議毛說這是對中國的侮辱。毛未加任何評論,點上一支煙慢條斯理地朝蘇聯使者索要艾奇遜講話的拷貝並詢問了艾奇遜可能的動機。幾天後,毛批準了一條諷刺批評艾奇遜的聲明。與蘇聯由外交部作出反應相比,北京把這事交給官方的新聞局去拒絕艾奇遜的建議。聲明在語言上否定了艾奇遜的“誹謗離間”,但是它在外交禮儀上的相對低層次使中國進退有余。毛選擇不在莫斯科為他的依然孤立的國家尋求安全保障的時侯去深挖艾奇遜講話的含義

  毛遲至1956年12月才道出自己的真實的想法,以他特征的語氣,就脫離蘇聯靠近美國的選擇,似乎是沖著艾奇遜卻又沒指名道姓地說:

  中國和蘇聯是站在一起的。。。現在還有人懷疑我們的這一立場。。。他們認為中國應當站到中間來,為美國和蘇聯搭一座橋。。。如果中國站在美國和蘇聯的中間,這好像是一個有利的位置,一個獨立的位置,但是其實她是不可能獨立的。美國並不可靠,她會給你一點東西,但不會多。難道帝國主義能給你一頓飽飯嗎?它不能。

  但是,如果美國真的準備給毛一頓“飽飯”,那會怎樣呢?這個問題要等到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時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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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05 am

  金日成和朝鮮戰爭爆發

  事情很可能就像皮影戲那樣演下去幾年,也許十幾年,如果只是兩個有疑心病的絕對統治者勾心鬥角,把自己的槍口準星校正到對方的目標(動機)上。這時,在遠東地理政治亂局中竄出一個金日成。斯大林曾在與毛的第一次會談中調侃過這位北朝鮮的領袖。斯大林為了避開中國與蘇聯軍事聯盟的話題曾調笑地提醒(對中國)和平的威脅只有來自北朝鮮如果“金日成決定侵略中國”。沒想到斯大林一語成讖(譯者註)。

  當然金日成不是真的這麽做。相反,他決定侵略南朝鮮,而在這一過程中,他把世界上主要的大國都帶向了全球戰爭的邊緣,特別是導致中國和美國的直接軍事對抗。

  在北朝鮮進攻南朝鮮之前,幾乎不可想象剛剛從內戰拔出腿的中國會跟擁有核武的美國交戰。戰爭的爆發是因為兩個共產巨人互相猜疑而金日成正是玩弄了他們的相互猜疑,盡管他完全依賴這兩個他不可與之相比的強大的盟友。

  朝鮮在1910年並入日本帝國並很快成為日本侵略中國的跳板。1945年,日本戰敗後,蘇聯軍隊占領著朝鮮北部,而美國軍隊占領著南部。兩者的分界線,38度緯線,是任意劃分的。這僅是兩國軍隊在二戰結束時的進軍界限。

  當占領軍在1949年撤離時,兩邊的占領區就分別成了主權國家,但他們都感到不舒服。他們各自的統治者,北邊的金日成和南邊的李承晚,都曾經為了統一朝鮮的利益以生命對日作戰。他們沒有理由現在放棄,他們都自稱自己是代表全朝鮮的領導。在分界線上,兩邊的沖突時有發生。

  從1949年6月美國從南朝鮮撤軍開始,在1949年到1950年間,金日成一直企圖說服斯大林和毛默許他進攻南朝鮮。兩人起初都不同意。在毛訪問莫斯科期間,斯大林訊問毛對這一進攻的看法,毛盡管樂見其成,卻擔心美國出兵的可能性太高。他認為任何征服南朝鮮的工程應當放在中國內戰結束--包括臺灣解放--以後來實行。

  正是毛的這一目標給了金日成工程一個啟動激勵。金日成似乎確信,不管美國的聲明多麽含糊其辭,美國幾乎不可能接受兩場共產主義軍事征服的結果。因此,他急不可待地要完成他在南朝鮮的目標,爭取在中國成功占領臺灣而美國有了別的想法之前。

  幾個月後,在1950年4月,斯大林改變了主意。在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斯大林給金日成開了綠燈。斯大林強調了他相信美國不會出兵幹涉。解密的前蘇聯外交文件把此事記錄在案:

  斯大林同誌對金日成肯定國際環境已發生重大變化,允許(我們)在朝鮮統一問題上采取更大的主動性。既然現在已經簽署了中蘇友好條約,美國會更加小心地挑戰亞洲的共產主義力量。根據美國來的情報,正是這樣。壓倒性的民意情緒是不幹涉。這種情緒特別被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最近擁有了原子彈和平壤力量的加強所震懾。

  那以後,在這件事情上就沒有任何中蘇直接對話的官方記錄。金日成和他的使團成為這兩位共產巨人在朝鮮問題上交流的通勤車。斯大林和毛為在朝鮮爭取主導地位而角力,至少也是不讓另一夥伴得手。在這個過程中,毛同意把人民解放軍的五萬朝鮮族師全副武裝送到朝鮮。毛的動機是鼓勵金日成的(統一朝鮮)設計還是表現出盡意識形態義務而避免中國最終全面軍事參與?無論毛的最終意圖是什麽,其實際結果是大大加強了平壤的軍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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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07 am

  在美國國內關於朝鮮戰爭的爭論中,艾奇遜1950年1月的亞洲政策講話遭到了廣泛批評,因為它把朝鮮置於美國“太平洋防禦圈”之外因而給北朝鮮的侵略開了“綠燈”。在美國對太平洋承諾這點上,艾奇遜的政策不是他的原創。美國遠東司令部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1949年3月在東京的一次新聞訪談中就提出相似觀點:

  現在,太平洋已成為一個盎格魯-撒克遜湖,我們的防線連成了一條包圍亞洲海岸的島鏈。它從菲律賓開始,東接琉球群島包括沖繩,然後彎向日本,在經阿留申島到阿拉斯加。

  從那以後,美國從朝鮮撤出了大部分駐軍。當時,一項援助朝鮮的提案正在國會討論,並遇到相當的阻力。艾奇遜被逼得只好重復麥克阿瑟的原話說:“太平洋地區的軍事安全防線由一條連接阿留申到日本再到琉球群島,再從琉球到菲律賓群島組成”(順序到了個個)。

  至於朝鮮,艾奇遜指給出了一個模糊的解釋,反映出華盛頓在這個問題上的搖擺不定:

  “既然南朝鮮是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幾乎被全世界所有的國家承認”,艾奇遜爭理道,“我們的責任就更直接而我們的機會就更清楚了”(盡管這些“責任”和“機會”到底是什麽?艾奇遜一開始就沒有解釋過,特別是它們包不包括自衛反擊)。

  如果襲擊不是發生在太平洋島鏈的南部或東部地區,艾奇遜建議,“開始的抵抗必須依靠那裏的人民,然後依照聯合國憲章決定文明世界采取的行動”。

  國家威懾必須意圖明確,正是這點艾奇遜失分了。

  更有甚者,斯大林心懷叵測地鼓動金日成找毛談,說毛對“東方的事情”更了解。實際上,他是想盡量把自己的擔子卸到中國人的肩膀上。他告訴金日成“不要期望從蘇聯得到太多的援助和支持”,他解釋說莫斯科關心“西方的局勢”還忙不過來。

  斯大林左手拿著他的煙鬥,一雙鷹眼直視著金,警告他說:

  “你就是被踢掉大牙,我也不會動一根指頭。你必須找毛幫你。”

  金日成圓胖的臉上依然掛著慈祥的笑容。

  這就一個真實的斯大林:傲慢,拒人千裏之外,作弄人,謹慎而心機縝密,在獲得地理政治利益的同時把責任和風險都撂給中國人。

  斯大林慣用此伎倆,事實上他與希特勒簽訂蘇德條約就是以解希特勒後顧之憂而讓他放開膽去打西方—從而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次他也下了同樣的註。(斯大林的算盤是這樣打的)如果美國出兵幹涉,對中國的威脅就會增加而中國對蘇聯的依賴也會增加。如果中國響應美國的挑戰,它必然需要蘇聯的援助,結果一樣。如果中國置身事外,莫斯科就會拿下錯覺幻想的北朝鮮。
  
  1950年5月13-16日,金日成飛往北京與毛秘密會晤。在到達的當天,金向毛報告了斯大林同意他的進攻計劃並請毛肯定他的支持。

  為了進一步降低風險,斯大林在他鼓勵發動的進攻之前不久,撤回了北朝鮮軍隊裏的所有蘇聯顧問,以示不相幹。當發現這一招大大減弱了北朝鮮軍隊的表現能力是,他又把他們派了回去,不過是以塔斯社新聞記者的身份作掩護。

  兩個共產巨人的小兄弟是如何發動一場具有全球國際影響的戰爭呢?後來毛身邊的一位翻譯總結記錄了毛和金日成之間的談話:

  金告訴毛斯大林同意了他進攻南朝鮮的計劃。毛詢問了金如果北朝鮮進攻南朝鮮美國的可能反應會是什麽,強調一是因為李承晚政權是美國的傀儡二是因為朝鮮離日本太近,美國幹涉的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不過,金日成好像很自信美國不會出兵至少時間來不及因為北朝鮮只要兩至三個星期就能解決戰鬥。毛也確實問過金日成是否需要中國的軍事支援並答應派三個軍駐紮在中朝邊境。金“非常自負地”(用毛自己的話說)說用北朝鮮自己的力量和南邊遊擊隊的合作,他們自己就能解決問題,不用中國的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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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08 am

  金的陳述顯然把毛震倒了,以致於他提前結束了會見並命令周恩來給莫斯科發加急電報要求斯大林“本人澄清”事實。第二天,莫斯科回電,但斯大林把皮球又踢回給了毛。電報解釋道:

  在他與朝鮮同誌的談話中,斯大林和他的朋友。。。都同意朝鮮的統一計劃。關於這點,我們原則上堅持最後的決定應當由朝鮮和中國同誌一起作。如果中國同誌有不同意見,這個問題將留待以後討論。

  這當然把否決這一工程的責怪完全加在毛身上。更進一步表明自己與此無關(給了金日成又一個誇大其詞的機會),斯大林預叫出讓北京回電的牌來:“朝鮮同誌可以告訴你們談話的細節”。

  毛和金接下來的談話可能就是一個永遠的秘密了。5月16日金帶著毛的祈佑回到了平壤—至少他是對莫斯科這麽說的。毛也許會算計著默許征服南朝鮮將來可以作為中國解放臺灣獲得蘇聯海軍支援的一個籌碼。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即使美國對共產主義占領南朝鮮漠不關心,美國公眾意見也不會允許杜魯門政府旁觀共產黨在臺灣海峽的另一個軍事行動。

  及至十年以後,莫斯科和北京還都各不承認誰實際上最後給金日成開的綠燈。1960年6月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一次共產國際大會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和那時的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大吵。赫說:“如果毛不同意,斯大林不會那樣做的。”而彭回敬說這完全是“顛倒黑白”,“毛主席是反對戰爭的。。。是斯大林同誌同意的。”

  可是當時,兩個共產巨人都沒有充分估算如果金日成和斯大林的樂觀預測是錯誤的會對全球造成何等影響,就這樣滑入戰爭。當美國加入戰爭以後,兩人就不得不想一想了。

  美國的幹涉:抵抗入侵

  政治計劃的一大問題是分析不能代表做出決定時刻的情緒。杜魯門,愛其遜,和麥克阿瑟的各種聲明在做出的時候都反映了當時美國的想法。美國對國際社會安全的承諾在國內總是有爭議的,那時還不包含朝鮮的防務。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還正在組建。但是,當美國的政治決策者們為了共產入侵而面對面碰頭的時候,他們就不管紙上的政策了。

  金日成於6月25日發起進攻,北朝鮮軍南下勢如破竹。美國隨即作出讓GC領袖們吃了一驚的舉動,不但出兵幹涉還把它與中國內戰聯系起來。美國首先派地面部隊占據南方的釜山港口,並迅速建立了周邊防區。這一行動由聯合國授權,決定被通過是因為蘇聯因抗議臺北占據中國的席位而缺席。兩天後,杜魯門總統下令美國太平洋第七艦隊開進臺灣海峽,強制“中立化”即防止兩邊任何一方攻擊對方。其動機是獲得國會和民意的廣泛支持,沒有證據表明它是意圖把戰爭擴大化而與中國對抗的行動。

  在那個決定之前,毛把解放(基辛格原詞是攻擊)臺灣當作是他的下個軍事目標並為此在中國東南的一個省份福建省集結了大量軍隊。美國已經多次—包括杜魯門在1月5日新聞發布會上—發表聲明傳遞了它無意阻擋這一行動的信息。

  杜魯門派第七艦隊到臺灣海峽的決定主要為取悅於民意,當然也為降低美國在朝鮮的風險。在宣布艦隊出發時,杜魯門一面強調臺灣防務的重要性一面又勸誡“福爾摩薩島上的中國政府停止一切對大陸的海空軍事行動”,甚至警告:“第七艦隊會看到這是一個完成事實”。

  對毛來說,一碗水端平的姿勢是不可想象的;他認為這是虛偽的表現。毛的擔心是美國意圖重返中國內戰之中。杜魯門公告之後的第二天,1950年6月28日,毛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上發表講話,將美國的行動歸為對亞洲的侵略:

  美國侵略亞洲只能喚起亞洲人民更廣泛更堅定的抵抗。杜魯門1月5日說過美國不會幹預臺灣事務。現在他自己就證明他是在撒謊。他撕毀了所有關於美國不幹涉中國內政的國際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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