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轉載] 基辛格《論中國》持續翻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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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11 am

  在中國,圍棋的意識立刻浮現在行動上。美國一面派兵去朝鮮一面又派艦隊到臺灣,就像在圍棋盤上落下兩子,對中國形成可怕的包圍之勢。

  當戰爭爆發之時,美國沒有一個關於朝鮮的軍事計劃。美國宣布它的朝鮮戰爭目的是擊退“侵略”。侵略在法理上的定義是對一個主權實體采取未經授權的軍事行動。那麽,用什麽標誌成功呢?是返回以前的38度線狀態嗎?這樣,豈不是告訴侵略者他最壞的結果就是什麽也沒丟失?仰或是徹底消滅北朝鮮的軍事侵略能力?沒有證據表明這一基本問題在最初的軍事行動中被考慮過。也許因為當時政府的全部註意力都集中在釜山及周邊防區。實際效果上,就是讓軍事行動牽著政治決定的鼻子走。

  直至麥克阿瑟1950年9月在釜山北面很遠的仁川取得了令世人震驚的兩棲登陸勝利,遏止了北朝鮮前進的沖力,並打開了收復南朝鮮首都漢城(今首爾)之路,杜魯門政府選擇了讓軍事行動繼續直到朝鮮統一。他假設北京會接受在傳統侵略中國的路線上陳列美國軍隊這一事實。

  在北朝鮮境內軍事推進的決定是由聯合國決議授權的,這個決議是聯合國全體代表大會以投票超過三分之二而通過的。它授意:“所有成員國行動起來迎來一個統一的、獨立的、民主的主權完整的朝鮮國。”中國出兵反對美國被認為是超出中國能力範圍的。  

  不幸的是,這些觀點遠遠不符中國處理國際事務的方式。美國軍力剛一插入臺灣海峽,毛立刻認為第七艦隊的出現是對亞洲的入侵。因錯誤理解對方的戰略意圖,中國和美國走進直接的沖突中去。美國極力迫使中國在它提倡的國際秩序中低頭,而這個秩序是被聯合國認可的(其實是被美國操縱的,基辛格沒承認這點),沒有其它選擇。但從一開始,毛就不準備接受任何一個他在那裏沒有發言權的國際體系。美國最好的戰略企圖就是沿某一條分界線停戰,可以是鴨綠江,如果美國占上風的話;也可以是北朝鮮前線上任何一條線,比如平壤到無山,如果中國出兵迫使或美國單方停戰的話。

  最不可能的結果就是中國默許美國陳兵鴨綠江邊,特別是因為日本曾經從這裏入侵滿洲裏和北部各省。如果中國在兩個戰線上都戰略萎縮,一個在臺灣一個在北朝鮮,她的反應極不可能會是被動的,特別是在某種程度上毛在序幕尚未拉開時就失去了對朝鮮事件的控制。兩邊的誤解交錯疊加。美國沒想到北朝鮮會進攻;中國沒想到美國的反應。每一邊又用自己的行動加強了對方的誤解。在這一(誤解)的過程的終端就是兩年的中美戰爭和二十年的互不理睬。

  中國出擊:另一種震懾。

  沒有一個軍事學家能夠想到剛從內戰解脫出來裝備著繳獲國民黨武器的人民解放軍能夠迎戰一支有原子彈支持的現代化軍隊。但毛不是一個傳統的軍事戰略家。要理解毛在北朝鮮的行動就必須先理解一些中國的東西:據敵於千裏之外,戰略和心理優勝,合起來或許可以被“西方戰略學”稱之為威懾或叫先發制人。

  在西方,冷戰和核武器的毀滅性制造了一種威懾的概念:將毀滅遠大於任何可能收獲的風險展示給可能的挑戰者。威脅的效果用還未發生的事情來衡量,也就是說,避免了戰爭。

  對毛來說,西方的威懾概念還太被動。他拒絕中國站在被動挨打的位置上。只要有可能,他就主動出擊。在某種程度上,這與西方的先發制人的概念相似,即首先出擊以預防受襲。但按西方的原則,先發制人意在軍事取勝。毛的先發制人的不同點在於他超乎意想的心理威懾。他的動機力與其說是發動一次決定勝負的軍事打擊毋寧說是改變心理平衡,不是打敗敵人而是扭轉風險計算的結果。正如我們在以後的章節中看到,中國在1954-58年間的臺海危機、1962年的中印邊境沖突、1969-71年間的中蘇烏蘇裏江戰鬥、和1979年的中越戰爭中的行動都有一種共同的特征:首先是勇敢的突然出擊然後是政治角力。在中國人眼裏,把雙方拉回到心理方程式中後,真正威懾的目的就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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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13 am

  中國的先發制人觀點與西方的威懾概念想撞的結果往往產生惡性循環:中國的自衛行動會被外界認為是侵略;而西方的威懾會被中國人解釋為包圍。在整個冷戰期間,美國和中國就在這一兩難論壇裏摔跤,無法脫身。

  一般常識把聯合國軍跨過三八線向鴨綠江—中朝邊境—進發作為中國決定出兵的時刻。另一個理論說這是共產主義擴張的本性使然—像在東歐發生的那樣。最近的學術研究表明兩種理論都是不正確的。毛和他的同僚在朝鮮問題上不曾有過一個戰略設計,至少在挑戰主權的意義上;戰爭開始前,他們只關心平衡蘇聯在那裏的影響。他們更沒想到會在那裏在軍事上挑戰美國。他們是在猶豫和深思熟慮之後選擇先發制人而進入戰爭的。

  事實上,勾動中國出兵計劃扳機的事件是美國首次派兵釜山和強制臺灣海峽“中立化”。從那時起,毛就命令計劃出兵朝鮮,至少,為了防止北朝鮮崩潰--或許為了徹底驅逐美國在朝鮮半島的勢力這一最大革命目標。遠在美國軍隊推進到三八線之前,毛就想到,除非中國出兵,北朝鮮要完蛋。阻止美國進軍到鴨綠江只是一個附帶的因素。在毛的想法裏,它(美國兵指鴨綠江)創造了一個突然襲擊的時機和調動民意支持的機會。當1950年8月美國阻止了北朝鮮的前進時,中國出兵變得相當有可能;而當美國在仁川登陸迂回包抄北朝鮮軍隊讓戰場上洪流倒卷並沖過三八線的時候,這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中國的戰略學通常表現出三個特征:對長期發展趨勢明察秋毫的分析,戰術選項的仔細研究,和運作決策的分頭探索。1950年7月7日和7月10日—僅在美國出兵朝鮮兩周後,周恩來主持了兩次中國領導人的集體會議,研究分析美國軍事行動對中國的影響。計劃開始了。與會者同意將原來為解放(基辛格原詞,侵略)臺灣而駐紮在福建沿海的部隊派到中朝邊境去,並將其改編為東北邊防軍,以“保衛東北邊境和支援朝鮮人民軍”為使命。到七月底—美軍跨過三八線前兩個多月,多達二十五萬人的中國部隊已經部署在中朝邊境。

  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會議在八月繼續召開。8月4日,仁川登陸前六個星期,那時局勢對入侵的北朝鮮軍隊還是相當有利,前線仍深入南朝鮮縱深,直逼釜山,毛懷疑北朝鮮的能力,告誡他的政治局:

  “如果美帝國主義者贏了,他們就會被勝利沖昏頭腦;然後,他們就會沖著我們來。我們必須幫助朝鮮,我們必須支援他們。這可以是以誌願軍的形式,在我們選擇的時間,但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在這次會議上,周恩來也做了同樣的分析:

  “如果美帝國主義者打垮北朝鮮,他們就會變得妄自尊大,和平就會受到威脅。我們要保證勝利,就必須增強中國的影響,這將可能改變國際局勢。我們必須作長遠規劃。”

  總之,是預計仍然挺進的北朝鮮軍隊戰敗這一結果--而不是美國軍隊到底在什麽地方—是中國必須阻止的。第二天,毛命令他的最高將領們“在兩個月內完成準備等待參戰的命令。”

  8月13日,中國的第十三軍團舉行了一個高級將領會議討論這一任務。盡管對八月份的期限持有保留,與會者一直同意中國“應當主動出擊,與朝鮮人民軍並肩作戰,堅定不移地向前推進,打碎敵人侵略的美夢。”

  與此同時,軍事參謀們也在進行沙盤推演和分析。中國人得出結論:西方人可能直覺地認為這不可能,以至於我們能夠贏得這場對美國的戰爭。其論據是,美國在世界各地插手會局限它投入朝鮮的力量最多到五十萬,而我們有四百萬軍隊。中國離戰場更近使我們占有後勤優勢。中國的計劃者還認為他們也占有心理優勢,因為世界人民支持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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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18 am

  核打擊的可能性居然一點也沒使中國的計劃者感到恐懼—也許因為他們缺乏核武器的第一手經驗而且也沒辦法得到它。他們(盡管不是沒有主要的反對者)總結出美國用核武作反應是不可能的;一是因為蘇聯已有了核力量,二是因為朝鮮半島上“鋸齒交錯的戰場形勢”使美國投鼠忌器—對中國進入朝鮮的部隊進行核打擊也會消滅美國人自己。

  8月26日,周在對中央軍委的講話中總結了中國的戰略:

  “我們不能把朝鮮問題只看成是兄弟國家的事情或東北的事情。這一問題應該被認為是一個嚴重的國際問題。”

  周繼續說:

  “這正是世界鬥爭的焦點。。。在占領朝鮮後,美國肯定會轉向越南和其它殖民地國家。因此,朝鮮問題至少是東方的關鍵。”

  周最後總結道,由於朝鮮局勢最近的逆轉,“我們的任務更加艱巨。。。我們要作最壞的打算和最快的準備。”

  周還強調了秘密行動的需要:“我們將秘密參戰給敵人突然一擊。”
  
  這一切發生在麥克阿瑟在仁川兩棲登陸的幾個星期之前。事實上,中國的一個戰略研究小組預測了這一事件。那時,離聯合國軍隊越過三八線還有一個月之遙。簡短地說,中國參戰是基於戰略趨勢的考慮,而不是對美國某個特定的戰術動作作出的反應,更不是為了保衛三八線的法律確定性。中國的進攻是一種先發制人的戰略,為避免尚未發生的危險和基於對美國最終意圖的錯誤理解。這當然也是表達朝鮮在中國長期戰略計算中所起的關鍵性作用—特別是在當今世界更關乎尋常。也許,毛堅持他的事業也是為了挽回他默許金日成和斯大林耍把戲而丟失的面子。若不然,他肯定會因一方面讓美國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出現另一方面讓美國陳兵中朝邊境而造成的中國戰略困局而遭到共產世界其他領袖們的責備。

  中國出兵的障礙相當恐怖,毛必須盡展其領袖風采才能獲得同僚的支持。有兩位主要指揮官,其中包括林彪,以各種借口推掉了指揮東北邊防軍的責任。毛最後發現了彭德懷願意肩負重任。

  【毛曾有感彭德懷作戰英勇而為其賦詩:
  山高路遠坑深, 大軍縱橫馳奔。
  誰敢橫刀立馬, 唯我彭大將軍。
  --譯者】

  毛占了上風,就像他在所有關鍵決定時刻一樣,中國軍隊準備入朝參戰的準備工作不屈不饒的進行著。1950年10月19日,迎著向北挺進的聯合國軍,中國人民誌願軍跨過鴨綠江,誓死(基辛格原詞:決心)保衛朝鮮。他們的目的是用武力捍衛三八線的“當前狀態”,在技術上,其實是執行聯合國的決議。兩軍相交已經有了命中註定的性質:中國人握緊拳頭準備突然一擊,而美國和它的同盟軍對等待在他們前進的終點的挑戰茫然無知。
  
  周在一邊精心搭建外交舞臺。9月24日,他對聯合國決議提出抗議,指出這是“美國指使的旨在把朝鮮戰爭擴大化的行動,其目的是武裝侵略臺灣,更進一步武裝侵略中國。”10月3日,他警告印度駐中國大使帕尼卡美國軍隊會越過三八線,“如果美國軍隊真的這麽做了,我們不會袖手旁觀無動於衷,我們會幹預。請轉告你們的總理。”帕尼卡回答說他預見越線在十二小時之內就可能發生,但是印度政府不會在收到電報十八小時內“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周回答:“那是美國的事兒。今晚談話的目的是讓你們知道我們對尼赫魯總理在他的信中提出的問題的態度。”這次談話更多是把已經決定的東西作為公開記錄,而不是對和平作最後的懇求,像通常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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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21 am

  這個時候,斯大林以一個扭轉乾坤的面貌突然在情景中現身,想把這個他從一開始慫恿的而不願看到它就此結束的沖突繼續下去。北朝鮮軍隊正在潰退,蘇聯情報員預報美國在另一側海岸的無山登陸(其實是錯誤的)。中國出兵幹預的準備已箭在弦上但尚未發。斯大林10月1日發電給毛要求中國出兵。他堅持如果美國對中國出戰作出全面戰爭反應的話他已準備好了保證蘇聯的軍事支援:

  當然,我考慮到美國,盡管它沒有準備一場大戰,也可能為了面子打一場大戰(的可能性)。這就會把中國拖入戰爭,也會把蘇聯一起拖入戰爭,因為它和中國結成互助友好同盟。我們怕嗎?以我的觀點,我們不怕,因為我們在一起比美國和英國加起來強,而其他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德國除外,但他現在還幫不了美國)不足為道。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就讓它現在來吧,至少別等到幾年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成為美國的盟友,那時美國和日本就會把李承晚統治的整個朝鮮作為橋頭堡。

  從表面價值上看,這封非同尋常的電報似乎是斷言斯大林已經做好與美國開戰的準備以避免朝鮮陷入美國的戰略圈裏。一個統一的、親美的朝鮮再加上早晚會復活的日本,在斯大林眼中,在亞洲構成了與北約在歐洲相仿的威脅。這種東西夾擊的局勢對蘇聯是很棘手的。

  而在具體事件中,在考驗面前,斯大林證明了他不情願實施對毛的全面承諾—甚至一點都不想跟美國直接對抗。他知道現在攤牌力量平衡對他不利,而不是兩邊戰爭的問題。他意圖在亞洲拖住美國的軍事力量並把中國帶進一個日益依賴蘇聯的企業。不過,斯大林的信確確實實地顯示了蘇聯和中國的戰略家多麽嚴重地估計朝鮮的戰略重要性,盡管同床異夢。

  斯大林的信把毛放在火上烤。為了革命團結友誼而抽象地計劃出兵是一回事。具體實施就是另一回事了,特別是北朝鮮當時已幾乎全軍覆沒。中國出兵急需蘇聯的物資,特別是空中掩護,因為人民解放軍那時還沒有值得一提的空軍。因此,當出兵參戰的問題提到政治局討論時,毛收到了左右兩難的反響,以致於他遲遲下不了最後的決心。毛派林彪(之前他以身體不恙的理由推掉了指揮入朝部隊的責任)和周恩來去俄羅斯討論蘇聯軍援的事宜。斯大林正在高加索休假,他沒覺得有理由為此改變他的日程表。他讓周到他的療養別墅來,盡管(也許有意地)在這裏周沒有與北京通訊聯絡的工具,除非使用蘇聯的頻道。

  周和林彪受指示告誡斯大林,沒有蘇聯所承諾的支援保證,中國很可能實施不了她兩個月來準備的行動。因為中國是斯大林挑起的這場沖突的舞臺主角,她的戲如何演下去要靠斯大林的支持和提供的“道具”。當面對現實時,毛的同僚反應左右為難。有些人甚至直言國內的經濟發展才是當前的優先選擇。毛第一次猶豫不決,盡管只是短暫的一時。是為了在中國的軍事行動不可逆轉之前爭取到斯大林的支援而故作姿態呢?還是他真的決定不了?

  中國內部不決的一個征兆是關於毛10月2日晚給斯大林發電報的神秘事件。北京和莫斯科的檔案各有一份,且內容大相徑庭。

  北京檔案館收藏的電文原件是毛親筆手寫的。中國收藏的毛的手稿—也許從未發給莫斯科—寫道:北京“決定以中國人民誌願軍的名義派兵入朝與美帝國主義和他的走狗李承晚作戰和支援朝鮮同誌。”毛還說,如果沒有中國力量的幹預,“朝鮮革命軍將被徹底打敗,而美國侵略者一旦占領全朝鮮將勢不可擋。這對整個遠東局勢將非常不利。”毛提醒道:“我們必須準備好應對美國宣戰和接下來美國空軍對中國主要城市和工業基地的轟炸以及美國海軍對中國沿海的攻擊。”

  中國的計劃是在10月15日從滿洲南部調動十二個師入朝。“初期階段”,毛寫道,他們只集結在三八線以北對越過三八線的敵人“開展防衛性戰役”。在此期間,“他們等待蘇聯運送武器。一旦他們裝備好了,他們將與朝鮮同誌並肩反攻,徹底消滅美國侵略者。”

  毛10月2日電報的另一版本是由蘇聯駐京大使發出、由莫斯科接受並存入俄羅斯總統檔案。在那封電文裏,毛告知斯大林北京還沒有準備好派兵。他保留了這一可能性,稱在與莫斯科磋商(暗含蘇聯的附加軍事援助)後,北京願意加入沖突。

  多年來,學者們都把第一個版本當作唯一的實效版本;當第二個版本出現時,有人就懷疑其中的一個是故意制造出來掩人耳目的。最令人信服的解釋是由中國學者沈誌華(音譯)提出來的:毛起草了第一份版本,但是中國領導人意見不一,結果發出一份措辭圓滑的電文(第二版本)。兩者的差距顯示即使中國部隊已經向著朝鮮前進,中國的領導層還在爭論在邁出卒子過河的一步之前等待蘇聯確認的軍事支持到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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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21 am

  斯大林知道,僅次於美國陳兵邊境,毛最不想要的結果是在滿洲與朝鮮接壤的少數民族地區成立一個帶有主權性質的自治政府。他肯定已經意識到毛邁出了回不了頭的一步。在此時,中國處於選擇美國陳兵鴨綠江--這將威脅就近的幾乎半個中國的工業基地--還是一個不高興的蘇聯—不僅不給支援,很可能還要求恢復它在滿洲的“權利”—兩者之間。再者,毛只有按他的原計劃進行,即使仍在與斯大林討價還價之中。他處在一個只有出兵幹涉的境地,即使是自相矛盾地保護自己免於落入蘇聯的設計(圈套)。

  10月19日,在幾天等待蘇聯的物資供給保證之後,毛命令他的部隊跨過鴨綠江入朝參戰。斯大林提供了相當的後勤支援,在不與美國直接接觸的條件下(比如,對滿洲但不對朝鮮的空中掩護)。

  相互猜疑之深使周過早返回莫斯科,從那裏他能夠跟北京直接通話。其後,斯大林好像想通了。為了防止毛把蘇聯整進一個一面負擔裝備解放軍另一面得不到牽制美國軍力在朝鮮的境地,斯大林告訴周只有中國軍隊進入朝鮮成為事實以後,援助才會啟動。後來,斯大林兌現了蘇聯的承諾,當然,小心謹慎的斯大林只將空中支援局限於中國領土之上。與他早前在毛的信中所表達的準備在朝鮮全面開戰的意思相比可真有天壤之別啊。

  兩個共產領袖互相摸索了對方的癢處(需要)和痛處(不安全感)。毛成功地得到了蘇聯的軍事援助使其軍隊現代化—某些中國消息來源稱在朝鮮戰爭期間他得到了足足裝備六十四個步兵師和二十二個飛行大隊的武器裝備—而斯大林把中國緊緊捆綁在朝鮮的中美對抗之中。
  
  中美對抗

  對這些GC世界內部的權謀運作,美國只是個旁觀者。它沒有考慮過在三八線停止和統一朝鮮之間的中間地帶,並忽視了中國關於越過那條線的後果的警告。艾奇遜令人不解地沒有將這些警告當作是官方通信,以為可以完全忽略。他也許想他可以居高而俯視毛。

  至今從各方公布的文件都沒有顯示出任何一方曾認真討論過外交選擇。周跟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的多次會議都沒有表露過這樣的意圖。與流行的觀點相反,北京“警告”華盛頓不要越過三八線幾乎肯定是轉移視線的戰略戰術。到那時,毛已經讓PLA的朝鮮族師從滿洲開進北朝鮮,把臺灣方面的大量部隊調集到東北邊境,並對斯大林和金承諾中國的支援。

  避免直接卷入中美交戰局面的唯一機會也許能在毛對周的指示當中發現。周當時還在莫斯科,中國部隊正準備跨過鴨綠江,毛當時的戰略意圖是:

  我們的部隊要繼續加強防衛。如果在下六個月中敵人只是頑固堅守平壤和無山而不北進的話,我們的部隊不會進攻平壤和無山。只有等到我們的部隊裝備訓練好了,在空中和地面上都取得壓倒優勢,再進攻平壤和無山。總之,我們有六個月的時間不會講發動進攻的事情。

  當然,在六個月的時間裏中國沒有機會取得他們稱之為的絕對“壓倒優勢”。

  如果美軍真的在平壤-無山(朝鮮半島的窄脖子)一線停步,那就會給毛的戰略關註制造一個緩沖區嗎?如果美國對北京采取某些外交手段,結果會不同嗎?毛是不是真的就想用他入朝參戰換來軍隊現代化呢?或許毛跟周提到的那六個月就是一個外交接觸的機會。但從另一方面想,在以前是GC土地上建立一個緩沖區肯定不是毛的負有革命戰略責任的想法。再說了,他是一位真正孫子的學生,能夠同時追求兩種看似矛盾的戰略意圖。美國在史上任何時候都沒有過這種能力。美國選擇了聯合國認可的鴨綠江分界線而不是更易防守或外交解決的朝鮮半島脖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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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26 am

  這樣一來,三角關系的每一邊都朝著一個制造全球沖突的戰爭走去。戰線前推後移。中國軍隊一時拿下漢城又被驅退,直到雙方在戰場上對峙形成僵局,接下來是長達兩年的停戰談判。在此期間,美國軍隊限制了進攻性行動。這幾乎是蘇聯的理想結果。整個過程中,蘇聯的意見是把談判拖得越久越好,戰爭也越長越好。最後,停戰協議於1953年7月27日簽署生效,基本上回歸到以三八線為界的戰前狀態。

  沒有一個參戰者完全達到預期目的。對美國來說,停戰協議實現了它參戰的最初目標:否定北朝鮮侵略的勝利;但是,與此同時,它讓中國,在當時還是一個相當虛弱的國家,站起來與一個核大國打仗並迫使他不得前進一步。它保持了美國保護盟友的信譽但以初期盟友反對和國內意見不一為代價。觀察家們不能忘記在美國國內發生的關於戰爭目的的爭論。麥克阿瑟將軍應用傳統戰法尋求勝利;(美國)政府則把它當作是將美國引入亞洲的誘餌—這正是斯大林的戰略意圖—而準備以軍事上的平手(也許,從長遠觀點看,是政治上的退讓)結束。其軍事和政治目標的不協調一致讓亞洲其他的挑戰者相信美國國內在戰爭問題上的軟肋就是沒有明確的軍事結果—這一兩難境地在十年後復仇性的越南戰爭漩渦中再次出現。

  北京也不能說完全取得了她的目標,至少用傳統上的軍事話語說。毛沒有成功地把全朝鮮從“美帝國主義”手中解放出來,像中國的宣傳機器最初宣稱的那樣。但他的參戰達到了更大、某種意義上更抽象甚至浪漫的目的:讓“新中國”經受了戰火的洗禮,扔掉了近代歷史中戴在頭上的“東亞病夫”的帽子;向西方(某種程度上,也向蘇聯)證明了中國現在是一個軍事大國而且敢於用力量維護她的利益;加強了中國在亞洲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並在他瞅準時機時出手打擊美國(毛相信美國一直計劃最終侵略中國)。新意識形態的主要貢獻不是他的戰略構想而不過是他藐視敵人的意誌和行駛他的航船的風。
  
  在那個廣義上,朝鮮戰爭就不僅僅是平局了。它使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立為一個軍事大國和亞洲革命的中心。它還建立起一種令對手害怕和尊重的軍事威信,其後幾十年間不減。中國出兵幹涉朝鮮的記憶在其後的越南戰爭中很大地約束了美國的戰略設計。北京成功地利用戰爭和與其相隨的“抗美援朝”宣傳和“三反五反”整肅運動完成了兩大中心任務:消滅國內反D分子,激起民眾的“革命熱情”和國家驕傲感。毛把這場戰爭嵌進“打敗狂妄的美帝侵略者”這一畫框裏,掀起了中國人對西方掠奪的憎恨情緒;他們把戰場上的勝利看作是中國近百年來虛弱和受欺負之後的精神復元。中國從戰爭中筋疲力盡地,但令國人和世界刮目相看地,站立起來。

  具有諷刺性意味的是,朝鮮戰爭最大的輸家就是斯大林。他給了金日成開戰的綠燈,並鼓動甚至說要挾毛大規模幹預。受到美國默許共產主義在中國勝利的鼓舞,他計算金日成可能想在朝鮮重復中國的模式。美國的出兵阻止了那個目標。他鼓動毛出兵,期望這一行動的後果是中國與美國的長期敵意和中國對蘇聯的長期依賴。

  斯大林在戰略形勢預測上是正確的,但他嚴重錯誤地計算了後果。中國對蘇聯的依靠是一把雙刃劍。中國的重新武裝,由蘇聯一手實施的,在最後卻縮短了中國能夠自己行動的時間。中美的對立,斯大林促使的,也沒有使中國與蘇聯走得更近,更沒有降低中國的鐵托模式選項。與其相反,毛計算出他可以同時玩兩個超級大國於股掌之間。美國與蘇聯爭鬥的意義尤為深遠,毛判斷他幾乎可以不為蘇聯在冷戰中支持他付出任何代價,他甚至不用請示就可以利用這一點威脅另一方,在其後的幾場危機中他也確實如此做了。在朝鮮戰爭之後,中蘇關系開始走下坡路,其中不小的因素可能有,斯大林慫恿金日成冒險玩的黑幕把戲;他壓迫中國出兵的粗暴手段;以及蘇聯支援的不情願方式,這些都是以有償貸款的形式。在十年內,蘇聯就變成中國的主要對手。再過十年,轉向聯盟將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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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27 am

  第六章 中國與兩個超級大國的抗衡

  十九世紀下半葉最偉大的外交家奧拓。馮。俾斯麥曾經說過,在一個由五個國家組成的世界秩序裏,你最好是三個一組的其中一個。由此推理,在三個大國的遊戲當中,你應該選擇一個雙人組。

  這一俗套戲路沒有被中、美、蘇三角關系的任何一方采納--至少要等十五年後—部分因為毛不按常規動作。在外交政策中,政治以撮合共同的利益為目標。毛的政策是基於相反的目的。他學會利用交疊的敵意。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爭鬥才是冷戰的戰略實質,華盛頓和北京的敵意是次要矛盾,盡管它決定了亞洲的外交。但是兩個共產國家從來沒有把他們分別對美國的敵意合並到一起—除了在朝鮮戰爭中短暫而不完全的那一刻—因為毛在意識形態原則和地理戰略上逐漸演變為莫斯科的對手。

  以傳統強權政治的觀點來看,毛當然不在三角關系的平等對手位置上。他是當時最弱最易受攻擊的一位。但是,憑著玩弄超級核大國之間的敵意和制造一個藐視核毀滅的印象,他為中國營造了一個外交避難所。毛給強權政治空間增加了一個新的維度—我還不知史上有此先例。非但沒有向任何一個超級大國尋求支持—如傳統的力量平衡理論所提醒的—他利用蘇聯和美國互相害怕這點同時分別挑戰他的對手。

  在朝鮮戰爭結束一年內,毛又在臺灣海峽的一次危機中與美國軍事對抗。幾乎同時,他開始與蘇聯在意識形態上對抗。他感到非常自信能夠同時從事這兩個事業,因為他計算到沒有一個超級大國會讓另一個打敗他。這就是諸葛亮空城計的光輝應用典範,它把物質貧乏變成一種心理財富。

  在朝鮮戰爭結束時,傳統的國際關系學生—特別是西方學者—以為毛需要一段靜養期。自GCD勝利後,幾乎沒有一個滿月的消停。土地改革,經濟蘇聯化,三反五反等等組成了一個一幕接一幕的戲劇性的國內議事日程。同時,這個遠未發達的國家還與具有最先進軍事技術的核大國進行了一場戰爭。

  毛沒有意圖以一個養息社會的人物走進歷史。相反,他發動中國打出一套組合拳:兩次在臺海與美國對抗,中印戰爭,和與蘇聯之間的不斷增長的意識形態和地理政治鬥爭。

  與此相對比,在朝鮮戰爭結束後,美國政府換屆為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國內秩序恢復“正常”並持續其後十年之久。在國際上,朝鮮戰爭成為共產擴張的樣板,無論是以政治顛覆還是軍事侵略的形式。亞洲其他地區提供了相互證實的事實證據:馬來西亞的遊擊戰爭;新加坡激進左派的暴動;和印度支那的戰爭。美國曲解共產主義的地方就是認為共產國家是緊密一體。其實,即使在早期,兩個共產巨人之間就存在著深深的壑溝。

  艾森豪威爾政府借鑒美國在歐洲的經驗辦法處理(亞洲共產)侵略的威脅。他以馬歇爾計劃為榜樣試圖幫助與共產世界接壤的國家鼓起活力,用北約的形式建立軍事聯盟,如由中國南部周邊國家組成的東南亞聯盟條約組織。它沒有考慮亞洲的政治氣候與歐洲的條件不同。戰後的歐洲國家都是有著良好政體的成型國家。這些國家的活力在於提升現實達到預期目標,即恢復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搗毀的政治經濟體系—這一發展性工程被證明在歷史長河的簡短一瞬間是可以管理好的。由於國內穩定基本得以保障,安全問題就是防衛軍事進攻跨過國際確認的邊境線。

  在亞洲中國的周邊,那些國家還正處於成型的過程中。具有挑戰性的問題是在種族和宗教分歧之上樹立一個政治共識和可以接受的政體。這不是一個軍事任務,而更是觀念性的任務。安全威脅主要來自於國內叛亂分子的遊擊戰爭,而不是來自邊境的有組織的進攻。這一挑戰在印度支那尤為甚,在那裏法國殖民工程項目的結束留下了四個國家:北越,南越,柬埔寨和老撾。這幾個國家之間有著不明的邊界和獨立性弱的國家傳統。這些矛盾有著本身的動力學,不是北京,莫斯科或華盛頓可以完全控制的,但受三角關系政治影響。因此,在亞洲,幾乎沒有純粹軍事意義上的挑戰。軍事戰略和政治及社會改革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第一次臺海危機

  北京和臺北都承認同一個中國的國家身份,但他們各自宣稱相互競爭的版本。以國民黨的看法,臺灣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它是流亡的中華民國政府的暫居地,就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他們是被共產主義起義排斥到這裏的,他們會返回大陸恢復它正宗的地位。在北京的概念中,臺灣是一個叛離的省份,它與大陸分開並與外國強權結盟是中國“百年恥辱“的最後汙點。兩邊都承認大陸和臺灣是同一政治實體的部分。異議在於哪個”中央政府”是正統的統治者。

  華盛頓和它的盟國周期性地試探把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不同的國家承認這一想法—也就是“兩個中國”的方案。中國的兩邊都大聲吵嚷地拒絕這一提議—基於一點是它排除了他們各自解放對方而完成國家統一的神聖義務。華盛頓,與其最初(關於中國內戰結果的)判斷相悖,肯定了臺灣的姿態,即承認中華民國是“真正的”中國政府,享有在聯合國和其它國際機構代表中國的席位。美國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後成為國務卿—迪。盧斯科1951年講明了當時杜魯門政府的這一姿態:“北京政府不是中國的政府。。。它不具備代表中國在國際社會說話的資格。”首都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美國來說是法律和外交的虛無體,盡管她實際控制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這將是以後二十年美國的官方姿態,雖不時有些微調。

  臆想未到的後果就是美國自動卷入中國內戰。在北京的概念中,它把美國投入到近百年來西方列強瓜分控制中國的陰謀中去。以北京的觀點看,只要臺灣保持一個分立的政權並接受外國政治軍事援助,建立“新中國”的工程就沒有完成。

  美國,蔣的主要盟友,對國民黨反攻大陸沒有多少胃口。盡管國會中臺灣的支持者不時地對白宮嗆聲:“放手讓蔣幹!”,沒有哪一位美國總統認真考慮一個將中國內戰GCD勝利結果逆轉的戰役—但GCD對此卻有深深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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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譯文轉載] 基辛格《論中國》持續翻譯中......

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52 am

  第一次臺海危機發生在1954年8月,僅比朝鮮戰爭結束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其前戲是國民黨從大陸撤退:國民黨軍殘部留守在幾個環繞大陸海岸的防禦工事加固的近海島嶼上。這些島嶼,包括金門、馬祖和幾個剛剛露出海面的礁石島,與大陸比與臺灣更接近。依據誰來看,這些近海島嶼可以說是臺灣的第一防線,或者說,像國民黨宣傳的那樣,是最後反攻大陸的前沿陣地。

  對於十年內將要引起兩次臺海危機和蘇美一時揚言準備使用核武器的事件嚴重程度來說,這些近海島嶼的位置就有點奇怪了。蘇聯和美國都對這些近海島嶼沒有戰略興趣。事實證明,中國(大陸)也沒有。相反地,毛只把它們當作國際關系的邊鼓來敲:是他在第一次對美國和第二次對蘇聯—特別是赫魯曉夫--大戰略的一部分。

  金門離大陸的主要港口城市廈門在最近點也就兩英裏;馬祖與福州幾乎也一樣近。這兩個島嶼可以從大陸用肉眼看到並在炮兵的容易射程之內。臺灣在其一百英裏之後。1949年PLA搶灘登島的企圖被國民黨頑強的抵抗打退了。朝鮮戰爭開始時杜魯門派第七艦隊駛入臺灣海峽強迫毛無限期地推遲了進攻臺灣的計劃,而北京對莫斯科支援“解放”臺灣的請求也被推諉了—導致最終疏遠的第一個縫隙。

  當艾森豪威爾繼杜魯門成為總統的時候,局勢變得越來越復雜。在1953年2月2日他的第一個國情咨文中,艾森豪威爾宣布結束第七艦隊在臺灣海峽的巡邏任務。因為第七艦隊防止了雙邊的攻擊,艾森豪威爾推理道:這一任務“意味著美國海軍事實上被要求作為一支保護共產中國的臂膀”即使中國軍隊正在朝鮮殺傷美國部隊。現在,他命令它撤出海峽,因為美國人“當然沒有義務保護在朝鮮與我們打仗的國家。”

  在中國,第七艦隊入駛臺海被看作是美國的一個主要侵略行動。現在,相互矛盾的是,它的駛出拉開了一個新危機的序幕。臺北開始派上萬的部隊和軍械裝備加強金門馬祖的防衛。

  中美兩邊都處於一個兩難的境地。中國絕不會放棄收回臺灣的承諾,他可以在壓倒性障礙如第七艦隊面前推遲實施行動。當第七艦隊撤離後,與其相當的障礙沒有了。對美國來說,它承諾臺灣的防衛,但為了如國務卿約翰。杜勒斯描述的像“一堆礁石”一樣的那些近海島嶼開戰就是另一回事了。當艾森豪威爾政府開始與臺灣談判聯防條款和其後建立東盟組織的時候,沖突就迫在眉睫了。

  當遇到挑戰時,毛通常采取最令人無法想像的和最復雜的路徑。當國務卿約翰。杜勒斯飛往馬尼拉建立東盟組織時,毛下令大舉炮轟金門馬祖—敲擊臺灣自治的船首和考驗華盛頓對亞洲多邊防務的承諾。

  首批炮轟金門打死了兩名美國軍官,於是招來三個美國航空母艦戰鬥群開到臺海附近區域。為保持與不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保護臂膀”的聲調一致,華盛頓現在同意國民黨軍隊對大陸進行報復性的炮擊和空襲。與此同時,聯席參謀長會議的參謀們開始研究可能使用核武器的計劃,如果危機升級的話。艾森豪威爾讓此計劃暫時擱置一邊,同意先尋求一個聯合國停火議案。在沒人想要的領土上發生的危機變得具有全球意味。

  不過,這一危機貌似沒有任何政治目標。中國沒有直接威脅臺灣;美國也不想改變海峽的現狀。這一危機與其說是匆忙的對抗—像媒體報道的那樣—毋寧說是危機管理的一道微妙的練習題。兩邊都在政治層面上宣布這是一個軍事沖突但卻實際上朝著防止它發生的復雜原則運作。在臺灣海峽的外交角力場上,孫子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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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1:13 am

  結果是“鬥共存”,不是戰爭。為了威懾由於誤解美國決心而可能產生戰爭—如在朝鮮那樣—1954年11月23日,杜勒斯跟臺灣駐華盛頓大使在計劃了很長時間的美臺聯防條款上簽了字。不過,有關正在受到炮擊的島嶼,美國則言辭模糊:條款只包含臺灣和澎湖列島。它沒提到金門馬祖和其它接近大陸的領土,把他們留在其後的定義中,“如雙方同意而決定”。

  在毛這邊,他一面用標識筆把美國最犀利的武器塗抹圓渾,一面禁止他的指揮官攻擊美國軍隊。在一個氣氛不相稱的會談中,他對芬蘭(駐京)大使表示他藐視核威脅,他說:

  中國人民不會屈服於美國原子彈的恫嚇。我們的國家有六億人口和九百六十萬平方公裏的土地。美國只有一小打原子彈,不夠消滅中國。就算美國的原子彈強大,它掉到中國的土地上,也就砸個大洞穿透地球,即使地球爆炸,對整個宇宙也不算什麼,也許是太陽系的一個主要事件。。。如果美國用飛機加A彈來侵略中國,那麼中國就用小米加步槍肯定以勝利者的姿態出現。全世界人民都支持我們。

  中國的兩邊都在玩圍棋,大陸開始向美臺聯防條款留出的空地落子。1月18日,她侵占了大陳島和一江山島,兩個沒有被條款包含的小島。兩邊都繼續小心地定義他們的界線。美國不想防衛那些小島,事實上,第七艦隊還幫助國民黨軍隊撤離。解放軍則不朝美國軍艦開火。

  事實證明,毛的誇大其詞更讓蘇聯頭皮發麻而對美國沒什麼影響。因為他迫使赫魯曉夫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有義務)支持他的盟友一方面為對俄羅斯沒有戰略意義的小島擔著卷入核戰爭的風險。對此,赫魯曉夫不斷強調這是不可接受的。蘇聯的那些人口稀少的東歐同盟更是害怕毛所說的中國能夠犧牲半數人口在戰爭中最後取得勝利的逛逛大言。

  在美國這一面,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的表現堪稱匹配毛的靈活性。他們沒有真想考驗毛對核武的忍耐度。但他們也沒有放棄保衛國家利益的選項。在1月份的最後一個星期,他們安排國會兩院通過了一個議案授權艾森豪威爾使用美國的軍事力量保衛臺灣、澎湖列島和臺海的“其他有關位置和領土”。危機管理的藝術就是把註下得足夠大使得對手跟不起,而在形式上避免以牙還牙。以這一原理為基準,在1955年3月15日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杜勒斯宣稱美國已準備好用戰略核武器迎接任何新的共產主義進攻,“就像你會用子彈或其它什麼東西一樣。”這是美國第一次就正在發生的危機作出有所指的核威脅。
  
  毛也證明他自己更願意口稱藐視核戰爭而不想實踐它。他命令正在印度尼西亞參加亞非不結盟國家大會的周恩來發出退讓的聲音。1955年4月23日,周伸出了橄欖枝:

  “中國政府不想與美利堅合眾國進行一場戰爭。中國政府願意坐下來與美國政府談判討論松弛遠東緊張關系的問題,特別是松弛臺灣地區的緊張關系。”

  一周後,中國停止了臺灣海峽的炮擊戰役。

  結果跟朝鮮戰爭一樣是打個平手,各自取得短期目標。美國壓下了一次軍事威脅。毛知道大陸軍隊在協調抵抗下沒有能力占領金門馬祖。其後,他解釋他另有更深的策略。他告訴赫魯曉夫他不想占領那些近海島嶼,他是把它當作一種威脅使得臺灣不得脫離大陸:

  “我們所做的就是表現我們的能力。我們不想讓蔣介石離我們太遠。我們要把他留在我們能夠得著的地方。有他在(金門馬祖)就意味著我們能用我們的岸炮和我們的空軍打他。如果我們占領了那些島嶼,我們就失去了任何時候我們想讓他難受的機會。”

  按那個說法,北京炮擊金門是重新強調“一個中國”但又抑制她的行動到防止“兩個中國”的概念產生的程度為止。

  莫斯科只懂得直白的戰略意圖並有著實際的核武器知識,它發現一個領袖只為了象征性的一點意思而甘冒核戰爭風險是不可理喻的。正如赫魯曉夫向毛抱怨道:
  “你要射擊,你就應該拿下這些島嶼;如果你認為沒必要拿下這些島嶼,那麼開火有什麼用呢?我不明白你的這個方針。”

  在一本一面倒的甚至有些言辭冒火的毛的傳記中,甚至有人說在危機中毛的真正動機是制造一個核戰爭的氣氛有多麼迫在眉睫,從而迫使莫斯科加快幫助北京發展核武以分擔蘇聯的壓力。在所有關於這次危機的非直覺效果方面,明顯地就是蘇聯的決定—在第二次臺海危機中重新加強了—幫助北京搞核項目,使自己能夠在未來的危機中離這位愛惹麻煩的盟友遠點,和把中國核防護問題留在中國人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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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1:14 am

  中美外交插曲

  危機的一個結果是美國和中國恢復了正式對話。在1954年為解決法國和共產黨領導的獨立運動之間的第一次越南戰爭而召開的日內瓦會議上,北京和華盛頓似乎極不情願地同意在日內瓦建立領事級官方接觸。

  這一安排為避免由誤會引起沖突而設置了一個安全網構架。但兩邊都沒有明確說明。或者說,明確的是朝著相反的方向走。朝鮮戰爭使得杜魯門政府中止了所有對中國的外交倡議。艾森豪威爾政府--在朝鮮戰爭後期入主白宮—認為中國是最不妥協最革命的共產大國。因此它的主要戰略目標是在亞洲建立一個安全體系阻擋中國可能的侵略。對中國的外交原則是避免她破壞仍然脆弱的安全體系如東盟和即將建立的日韓聯盟。在日內瓦會議上杜勒斯拒絕與周恩來握手就反映了道德拒絕和戰略設計。

  毛的態度是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在鏡子裏的影像。臺灣問題為雙方沖突制造了一個永遠的起因,特別是只要美國把臺灣當作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美外交關系中這本質上是一個死扣,因為中國不會談其他事情除非美國從臺灣撤兵,而美國不會談撤兵除非中國宣稱放棄武力解決臺灣問題。

  同樣道理,中美對話在第一次臺海危機後轉入地下,因為只要雙方仍停留在原地就沒什麽可談的。美國重申臺灣的身份要通過北京和臺北之間的談判來解決,而且要有美國和日本參加。北京將此提議解釋為重新打開開羅會議決定的包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羅會議決議宣布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堅拒“放棄使用武力”的要求,稱其為是對中國政府在其管轄下的國土上行使主權的幹涉。王炳南大使,那十年裏中國的主要談判者,在他的回憶錄裏描述了這一死扣:“回過頭來看,當時讓美國改變它的中國政策是不可能的。在當時的形勢下,我們單刀直入地談臺灣問題,這個問題是最困難的,最不可能解決的,也是最帶感情色彩的。自然地,談話毫無結果。”

  但至少,以上談判達成兩點一致。一個是步驟性的:把日內瓦接觸從領事級提升到大使級。(大使級的重要性在於大使是國家首腦的個人代表,可能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影響。)這一步驟只把無所作為機構化了。在從1955年到1971年的十六年間裏,在中國和美國駐當地的大使之間舉行了一百三十六次會議(其中大多數在華沙舉行)。只有一個實質性的一致是在1955年9月達成的,美國和中國都同意讓由於內戰滯留在各自國家的對方公民回國。

  因此,在十多年的時間裏,美國的方針聚焦在從中國打探是否有放棄使用武力的信息。正如盧斯科1966年在國會外交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上所說:“我們年復一年地尋找某些信號能夠表明共產中國準備放棄使用武力去解決爭論。我們還尋找了能夠暗示中它準備放棄美國是頭號敵人這一立場的標識。中國共產黨的態度是充滿敵意的和堅決的。”

  美國的外交政策對其他任何國家都從來沒有展示過這麽嚴格的談判先決條件,總括放棄使用武力。盧斯科註意到在中國的激烈的言辭和相對抑制的國際表現之間存在的差距。盡管如此,他爭辯道,美國的政策實際上應當基於言辭—意識形態比行為更重要:

  有人說我們應該忽視中國共產領袖所說的話而根據他們所做的事判斷他們。確實是,他們在行動上比言語上更謹慎—他們自己做得比他們挑動蘇聯做得更謹慎。。。但是我們不認同他們宣稱的未來意圖和計劃,我們不能放棄這一原則。

  基於以上態度,以中國拒絕放棄使用武力為借口,美國把日內瓦會談從大使級降級到一等秘書級。中國撤走了她的代表團,會談暫停。第二次臺海危機接踵而來—當然表面上是另一個原因。

  毛、赫魯曉夫和中蘇分裂

  1953年,斯大林在執政三十年後辭世。他的接班人是—經過一個短暫的過渡期—赫魯曉夫。斯大林統治的恐怖給赫魯曉夫一代留下了心理傷疤。他們都是一些從三十年代大肅反運動中爬到雲梯最高層的人,其他幾乎一代領導人都在人間消失了。他們用情感上的不安全感為代價買來了政治上的高升。他們見證了—並且參加了—統治集團的下崗大甩賣,他們更擔心同樣的命運也在等待著他們;斯大林確實在他死前正著手另一波肅反。他們還沒有準備好改造這一產生組織性恐怖的體系。他們只試圖改變一些行為方法,批評斯大林濫用權利,同時堅持他們為之終身奮鬥的核心信仰。(這正是“臭名昭著”的赫魯曉夫秘密講話的心理根據,如下討論。)

  無論作何姿態,新的領導層在心裏深處知道蘇聯在終極意義上是競爭不利的。赫魯曉夫大部分的外交政策可以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來形容:1961年的超高當量的熱核爆,1958年的柏林最後通牒,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等等。在當時的形勢下,這些雜亂無章的腳步似乎是在走向與美國(赫魯曉夫心裏知道它遠比蘇聯強大)談判前獲得一定的心理平衡。

  對於中國,赫魯曉夫的姿態既是屈尊施恩又郁悶於中國領導人的自信和挑戰莫斯科在意識形態上的領導地位。他樂意獲得與中國聯盟的戰略利益,但他又害怕中國版的意識形態。他想給毛一個好印象,但又沒有學習毛真正用的語法。毛利用蘇聯威脅,從來不管蘇聯的優先選項。最後,赫魯曉夫繃著冷漠的臉收回了他當初與中國結盟的承諾並逐漸加強了蘇聯在中國邊境的軍事力量部署。他的接班人列昂尼德•伊裏奇•勃列日涅夫,受這一姿態鼓舞,采取了對中國先發制人的行動(此是後話)。

  意識形態把北京和莫斯科連結到一起,意識形態又使他們分離。有太多的歷史問題提出問號。中國領導人不能忘記沙皇的領土吞噬和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背著中國共產黨與蔣介石作的交易。斯大林和毛之間的第一次會晤進行得也不太好。當毛主動走進蘇聯的保護傘下時,他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說服斯大林,而且他為結盟付出了在滿洲和新疆的重大經濟讓步,使中國的統一跛腳。

  歷史只是開端,當代的經歷更是提供了無窮無盡的摩擦因素。蘇聯把共產世界當作一個整體,它的領袖在莫斯科。它在東歐建立了一片衛星國,在軍事上和經濟上依賴於蘇聯。對蘇維埃政治局來說,同樣的格局在亞洲出現應當是自然的(和必須的)。

  用中國歷史的辭句、他的中國中心論、和他自己對共產意識形態的定義來說,沒有任何東西比這(蘇聯的老大感,譯者)更令毛厭惡。文化差異也加大了潛在的緊張關系—特別是蘇聯領導人普遍對中國歷史的敏感性茫然無知。一個很說明問題的例子是,赫魯曉夫要求中國為西伯利亞的伐木工程提供勞力。他觸碰了毛身上的敏感神經。毛在1958年對他說:

  “你知道,赫魯曉夫同誌,多年來廣泛的觀點是中國經濟不發達、人口過多和大批失業,它是廉價勞動力的好市場。但是你知道,我們中國人認為這一態度非常具有侮辱性。從您口中說出,更是尷尬。如果我們接受您的提議,其他國家。。。會認為蘇聯對中國的印象和資本主義西方一樣。”

  毛的感情豐富的中國中心論不允許他參加莫斯科管理的蘇維埃帝國企業。那個帝國安全和政治的焦點是在歐洲,這是毛次要關心的問題。當1955年蘇聯建立共產國家的華沙條約組織與北約作對時,毛拒絕參加。中國不會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捍衛權交給一個聯盟。
  
  與此相反,周恩來被派往萬隆參加1955年的亞非國家會議。這一會議掀起了一個新鮮的並自相矛盾的運動--不結盟運動。毛想用蘇聯作為減輕美國在角逐亞洲霸權中給中國施壓的平衡砝碼。但同時他也試圖組織不結盟國家形成反對蘇聯霸權的安全網。在這個意義上,幾乎從一開始,兩位共產巨人就在互相競爭。

  基本的差別植根於兩個社會的本質之中。俄羅斯曾遭受外國殘暴力量的經久摧殘,它從未宣稱過它是其他社會的普世楷模。其人口大部分是非俄羅斯人。他的最偉大的統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卡捷琳女皇,曾把外國的思想家和專家請到朝中向他們學習先進的東西—這對中國朝廷是不可想象的。俄羅斯統治者以他們的堅韌性贏得人民的愛戴,而不是“偉大性”。俄羅斯外交在超乎尋常的程度上依賴於超級權力。俄羅斯幾乎沒有他不在其地駐軍的盟友。因此,俄羅斯外交是權力相向的,頑強地堅守固定位置並把外交變成殘酷的戰爭。

  毛代表的社會,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最有組織的和,至少在中國人眼裏,最溫馨的政治體制。她的表現給予國際最廣泛的影響是智慧。當一個中國統治者懇求他的人民辛勤勞動成為世界上最偉大的民族,他是在鼓勵他們再現輝煌。(不幸的是)只在最近百年裏這一觀念被(西方列強)移位了。這樣的國家顯然不可能玩一個小角色。

  在基於意識形態的社會裏,定義合權利的法性是關鍵。毛當著埃德加。斯諾的面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教師;他認為自己是一個有成就的哲學家,他不會讓出共產世界智慧領袖的位子。毛的擁有自我定義正統權利的宣稱威脅了莫斯科帝國的粘合性並為馬克思主義的其他國家解釋開了先例。以解釋主義開始的刺激演變成關於理論和實踐的爭論並最後導致實際軍事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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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1:18 am

  人民共和國開始根據蘇聯三、四十年代的經濟政策計劃它的經濟。1952年,周恩來跑大老遠到莫斯科征詢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方案。1953年初,斯大林發出他的意見,強調北京要采取一個平衡的方式把經濟增長率控制在每年13-14%。

  但是到了1955年12月,毛公開地把中國經濟與蘇聯經濟區分開來並強調與蘇聯盟國相比中國面對的“特殊”和“巨大”的挑戰:

  “我們有二十年根據地的經驗和經受了三場革命戰爭的鍛煉;我們有豐富的經驗。。。。因此,我們能夠快速地建立一個國家,並完成革命的任務。。。。我們人口眾多,我們的形勢大好。我們的人民勤苦耐勞。。。所以,我們能夠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在1956年四月一次關於經濟政策的講話中,毛把實際差別轉變成哲學意義上的問題,他把中國的社會主義之路定義為有特色的和超越蘇聯的:

  “我們已經比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做得更好了。蘇聯長期未能達到十月革命前的最高糧食產量。東歐國家的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嚴重發展不平衡。我們的國家不存在這些問題。”

  中國和蘇聯對當務之急概念理解的差別轉變成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沖突。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否定了斯大林,並細數其罪行。赫魯曉夫的講話震撼了共產世界。幾十年的經驗是基於斯大林不倒的神化形象建立起來的,包括在中國,不管毛對斯大林作為盟友的行為有多麽不快,他正式承認斯大林在意識形態上的特殊貢獻。當時,非蘇聯代表--包括中國代表—都不被允許在會議大廳聆聽赫魯曉夫的講話,莫斯科甚至拒絕給這些親如兄弟的盟友一份權威性的文本,這更加深了侮辱性的隔閡。北京根據中國代表的不完全筆記臨時拼湊了一份赫魯曉夫講話二手版;最後中國領導人不得不依據從紐約時報報導翻譯過來的中文譯本。

  北京沒有浪費多少時間就指責莫斯科“扔掉了斯大林的寶劍。”斯大林當初害怕的中國鐵托主義以捍衛斯大林的意識形態遺產的方式擡起頭來。毛把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起名叫“修正主義”—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攻擊—它暗示蘇聯正在偏離共產主義回到資本主義的過去。

  為了恢復一統,1957年赫魯曉夫在莫斯科召集了一次社會主義國家的大會。毛也參加了;這是他第二次離開中國的國土,也是他最後一次出國旅行。蘇聯剛剛發射了人類第一顆人造衛星“伴侶號”(Sputnik),大會為此歡欣鼓舞,相信--許多西方國家亦有同感—蘇聯的技術和力量正在蒸蒸日上。毛采納了這一觀點,譏諷性地宣稱:現在是“東風壓倒西風”。但是他從美國力量相對衰退這一表象得出的結論更讓他的蘇聯盟友頭疼,也就是說,中國處在一個更強的自主自立位置。其後,毛對他的身邊人員(醫生)說:“他們的真正目的是想控制我們。他們要捆住我們的手腳。但他們是一廂情願,癡人說夢。”

  1957年莫斯科大會重新明確了赫魯曉夫的號召,社會主義陣營要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存”(另有一說,和平競爭,譯者),這一目標正是赫魯曉夫在1956年的會議上批評斯大林的同時首次提出來的。在令人吃驚地反駁赫魯曉夫的方針同時,毛利用這個時機號召他的社會主義同伴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肩並肩聯合起來,同時不忘再次發表中國藐視核毀滅的標準宣言,他宣稱:

  我們不應該害怕戰爭。我們不應該害怕原子彈和導彈。無論任何戰爭爆發—常規的或是熱核的—我們將勝利。對於中國來說,如果帝國主義把戰爭強加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可能損失三億人。這算什麽?戰爭就是戰爭。幾年就過去了,我們會開始幹活,生出比以往更多的小孩子。

  赫魯曉夫發現毛的講話“讓人憂心忡忡”,回憶起當毛用異想天開的鄉土語言描述核武的“世界末日”時臺下聽眾神經緊張的咧嘴幹笑。毛講話以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袖安托寧•諾沃特尼抱怨道:“那我們呢?我們捷克斯洛伐克只有兩千萬人。我們可能在戰爭中失去最後的一個靈魂,我們會不剩一人何談重新開始。”

  到現在,中國和蘇聯開始經常地公開地鬧矛盾,然而他們仍然是正式的盟友。赫魯曉夫似乎相信恢復同誌式友誼秩序等待蘇聯的主動倡議。他沒明白—或者說,他明白了但不承認—他的和平共存方針在毛的眼裏是與中蘇聯盟不協調的。因為毛確信,在危機中,害怕只能長他人誌氣。

  在這些情況下,毛沒有失去任何機會加強中國的自主自立。1958年,赫魯曉夫通過蘇聯大使向毛提議在中國建一座無線電發射臺與蘇聯潛艇通訊,並幫助中國造潛艇,作為蘇聯海軍使用中國港口的回報。因為中國是蘇聯的正式盟友,而蘇聯為增強中國軍力又提供了大量裝備和技術,赫魯曉夫顯然以為毛會欣然接受。他被證明是犯了災難性的錯誤。毛(龍顏)大怒,嚴厲訓斥了蘇聯大使。這給莫斯科敲響了警鐘,以致於赫魯曉夫親赴北京去寬慰這位盟友受傷的驕傲。
  
  不過,到了北京之後,赫魯曉夫又提出了一個更糟糕的方案,他提出給予中國使用北冰洋蘇聯潛艇基地特殊許可--以換取蘇聯使用中國太平洋的不凍港。“不!”毛回答,“我們兩樣都不同意。每個國家都應該把武裝部隊放在自己的領土上而不是其他國家的。”正如主席回憶道:

  “我們有過英國人和其它外國人在我們的土地上呆了好些年,我們再也不會讓任何人用我們的土地達到他們的目的。”

  在正常的結盟關系中,在某個特定問題上的意見分歧通常導致雙方加倍努力去解決其他議題上的分歧。在赫魯曉夫1958年那個命途多舛的訪問期間,它好像為雙方提供了一個時機羅列無窮無盡的抱怨分類表。

  赫魯曉夫一開始責怪他的大使作出了未授權的表示就使自己處於下風。毛對共產世界的運作方式太熟悉了,一眼就看穿了那個提案的荒唐性。毛和赫魯曉夫進行了一系列對話,在其中毛誘使赫魯曉夫表現得又蠢又尷尬—也許故意讓中國幹部看這個挑戰斯大林形象的蘇聯領導人是多麽不靠譜。

  它還給毛一個機會言明莫斯科的過分行為是如何深深刺傷他。毛特別提到斯大林的居高臨下態度。

  毛:我們革命勝利後,斯大林懷疑它的性質。他相信中國是另一個南斯拉夫。

  赫魯曉夫:是的。他認為那是可能的。

  毛:我去莫斯科(1949年十二月)的時候,他不想跟我們簽訂友好條約,他也不想廢除與國民黨的舊條約。我想起費多連柯(蘇聯翻譯)和科瓦列夫(蘇聯特使)轉告我斯大林的建議讓我去鄉間走走看看。但我告訴他們我只有三項任務:吃,睡和拉。我不只是到莫斯科為斯大林祝壽的。因此我說如果你們不想簽訂友好條約,那就那麽地,我會完成我的三項任務。

  雙方的需要很快將話題從歷史轉到當前的爭論中來。當赫魯曉夫問毛是不是中國真的認為蘇聯是“紅色帝國主義”時,毛讓赫魯曉夫明白這種物質交換性的同盟很傷感情:

  “這不是紅色或白色帝國主義的問題。有一個人名字叫斯大林,他拿去旅順港並把新疆和滿洲變成半殖民地,他還開了四家合資公司。這都是他幹的好事。”

  依然是,無論毛如何以國家利益為重批評斯大林,他尊重他的意識形態貢獻。

  赫魯曉夫:你捍衛斯大林。而你批評我批評斯大林。現在又反過來。

  毛:你批評的是不同的事情。

  赫魯曉夫:在黨代會上,我也講了這個。

  毛:我總是說,現在,和那時在莫斯科,對斯大林錯誤的批評應當是公正的。我們只是對批評的嚴格標準有不同意見。我們相信斯大林的十個手指,只有三個是壞的。

  第二天,毛以在遊泳池接待赫魯曉夫而不是貴賓室的方式把會談的調子定好了。赫魯曉夫不會遊泳,只得套上遊泳圈。兩位政治家邊遊邊談,翻譯就在遊泳池兩邊跟著來回跑。赫魯曉夫後來抱怨道:“那是毛把自己擺在上風位置的方式。過一會兒,我有點暈。。。。我爬上來,坐在邊上,把兩腿放在泳池裏。現在,我在上而他在下面遊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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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1:23 am

  (兩國)關系在接下的一年中變得越來越壞了。1959年10月3日(一年後),赫魯曉夫又來到北京。這次是他訪問美國與艾森豪威爾總統舉行峰會返回的途中,來給他的易怒的盟友作簡報。中國領導人早就非常懷疑赫魯曉夫在美國逗留(的動機),更被他關於達。賴。喇。嘛問題(書中說的是中印交戰,估計是穿越時空的錯誤,譯者)站在印度的立場上而激怒。

  赫魯曉夫,外交不是他的華麗外套,在會談中提到達。賴。喇。嘛這一敏感問題;沒有幾個這樣的問題更能夠讓中國人怒發沖冠。他批評毛在那一年3月西藏。暴亂期間手段不夠硬,使得達。賴。喇。嘛逃到印度北部:

  “我跟你說一個客人不該說的話:西藏。事件是你的錯。你統治西藏,你就應該有情報來源在那裏,你就應該知道達。賴。喇。嘛的意圖和計劃。”毛不想談這個問題,但赫魯曉夫堅持討論這個題目,直言中國人應該把達。賴。喇。嘛幹掉而不是讓他跑掉:

  赫魯曉夫:。。。關於達。賴。喇。嘛從西藏逃跑這件事,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我就不會讓他跑掉。他躺在棺材裏更好。而現在他在印度,也許他會去美國。這對社會主義國家好嗎?

  毛:這不可能;我們那時不能逮捕他。我們也不能禁止他離境,因為與印度的邊境很長,他可以在任何一點跨過。

  赫魯曉夫:不是逮捕的問題;我是說你讓他走是個錯誤。如果你給他機會逃到印度,那麽幹尼赫魯什麽事兒?我們相信西藏。事件是ZG-GCD的錯,而不是尼赫魯的錯。

  那是毛和赫魯曉夫最後一次談話。令人奇怪的是在其後十幾年的時間裏世界把中蘇緊張看作是共產大家庭裏兩個大人吵架而不是存在主義的戰鬥。在與蘇聯關系緊張上升期間,毛又發動了一場與美國有關的危機。
  
  第二次臺海危機

  1958年8月23日,人民解放軍對近海島嶼開始了另一波大規模炮擊,並伴隨著宣傳喇叭大聲齊鳴解放臺灣。兩周後,它暫停了一時,接著又展開連續二十九天的轟擊。最後,它有點奇怪地形成每月單日打雙日不打的規律,還特意明白警告島上居民並避開島上的重要軍事設施—毛對他的高級將領說這是一場“政治仗”而不是常規的軍事戰略。

  在這次危機中起作用的一些因素是(我們)熟悉的。北京再一次試探美國對臺灣防衛的承諾。炮擊也是對美國把第一次危機後建立起來的中美對話機制降級而做出的反應。但是最主要的動力似乎是提升中國在全球的作用。在危機開始的一次領導集訓會上,毛對他的同僚解釋說炮擊金門馬祖是中國對美國幹涉黎巴嫩的反應,那年夏天美國和英國部隊在那裏登陸:

  “坦白地說,炮轟金門就是該輪到我們有目的地制造國際緊張關系了。我們要給美國一個教訓。美國欺負(霸淩)我們好多年了,現在我們有了機會,為什麽不做給他瞧瞧?美國在中東點了一把火,我們就在遠東點一把。我們看他們能怎麽樣。”

  炮打近海島嶼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打蘇聯的臉。蘇聯默許美國在中東的戰略舉動正好與中國在意識形態和戰略上的給力呈鮮明對比。

  彰顯了它的軍事決心,毛解釋道,中國現在可以在兩個場地上重新與美國對話了,“一個行動的場地和一個談話的場地”—這是孫子的鬥爭共存原理在現代主動攻擊威懾中的應用。

  炮擊近海島嶼的最重要的一個維度與其說是刺激美國超級強權毋寧說是挑戰中國的正式盟友蘇聯。赫魯曉夫的和平共存原則在毛的眼裏會讓蘇聯成為一個麻煩的盟友甚至說是潛在的對手。毛是這樣推理的,如果臺海危機被推向戰爭邊緣,赫魯曉夫就不得不在和平共存和與中國為盟之間選擇。

  在某種意義上毛又贏了。讓毛有恃無恐的是至少當著全世界的面蘇聯表面上公開支持中國對臺灣海峽的政策。當時正是赫魯曉夫訪問北京—那次關於潛艇基地的災難性的相遇—三個星期之後,更巧的是第一次臺海危機開始的那周赫魯曉夫也在北京。兩次,無論是開始還是期間,毛都沒有告訴蘇聯他的意圖。但在每次危機中華盛頓都假定—正如艾森豪威爾在給赫魯曉夫的信中指控的—毛的行動不僅僅得到蘇聯的支持甚至直接受蘇聯指示。北京把它的蘇聯盟友夾塞在它的外交隊伍裏而莫斯科不知道自己在被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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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2:35 pm

  第二次臺海危機與第一次基本平行,除了主要差別在於蘇聯為盟友不自覺地卷入核威脅而這位盟友正在羞辱它。

  在1958年的臺海危機中,大約有1000人左右的傷亡。如在第一次臺海危機一樣,北京結合了挑釁性的核威脅召喚和巧妙校對的戰略。毛最初要求他的將官們以避免造成美軍的傷亡的方式炮擊。將官們回答這個保證做不到。然後,他命令他們不要射過這些近海島嶼的領空,只朝國民黨軍艦開火,即使美國軍艦開火也不回擊。在這次危機之前和期間,中國的宣傳機器吹響了“我們必須解放臺灣”的號角。但當解放軍的電臺廣播中國軍隊登陸“近在眼前”並號召國民黨官兵站過來“參加解放臺灣的偉大事業”時,毛宣布這是個“嚴重錯誤。”

  至於約翰。福斯特。杜勒斯,毛遇到了一個會玩鬥爭共存的對手。1958年9月4日,杜勒斯重申了美國對臺灣防衛的承諾,包括“有關陣地如金門和馬祖。”杜勒斯直覺到中國的有限目標,因此釋放了美國有意將危機控制在一定局限內的信號:

  “任憑中國共產黨人怎麽說和到目前為止所做,不過,還不清楚他們的目的事實上就是用武力全面攻克臺灣和近海島嶼。”

  9月5日,周恩來肯定了中國的有限目標,稱北京這次沖突的目的是恢復大使級中美對話。

  9月6日,白宮發表了一個聲明說美國駐華沙大使已準備好代表美國恢復對話。

  交流至此,危機就該結束了。就像排演一部熟絡的戲,兩邊開始都重復老掉牙的威脅最後又峰回路轉地以恢復大使級對話而謝幕。

  在這一三角關系遊戲中唯一不知所以然的就是赫魯曉夫。不止一次地聽到毛大膽宣稱對核戰爭的藐視(一年前在莫斯科和這次在北京),他幾乎被一方面懼怕核戰爭一方面害怕如果不站在中國一邊失去這個重要的盟友的雙重矛盾撕裂開來。他忠誠的馬克思主義信仰使他不能理解他的意識形態盟友會是他戰略上的對手,而他的核武器知識又太多使他不可能舒服地把它結合到以不斷威脅使用它為基點的外交中去。
  
  當一個哆嗦的政治家走到兩難的十字路口,他有可能慌不擇路。赫魯曉夫派他的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到北京去懇勸北京克制沖動;他知道這可能不好使,作為平衡,他又給中國領導人看一封他寫給艾森豪威爾的信的草稿。這封信強調:“對我們偉大的朋友、同盟和緊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攻擊就是對蘇聯的攻擊”並警告“蘇聯將做任何可以做到的。。。去保衛我們兩個國家。”

  結果兩招都不中。9月12日,艾森豪威爾婉拒了赫魯曉夫的信。艾森豪威爾表示歡迎中國願意回到大使級會談的態度並堅持中國在臺灣問題上放棄使用武力,而對赫魯曉夫,只讓他奉勸北京克制。艾森豪威爾對赫魯曉夫只是別人編排的戲劇裏的一個角色這一事實仍茫然不知,他在信中暗示莫斯科跟北京共謀,他指出:“這一緊張的軍事行動於八月二十三日開始,僅在您訪問北京三個星期之後。”

  幾乎同時,在1956年9月11日發布的公告中,艾森豪威爾用了一堆風卷殘葉式的理由將美國的參與公正化。他警告:炮擊金門馬祖就如希特勒占領萊茵蘭,墨索裏尼占領埃塞俄比亞,或者日本人1931年占領滿洲(這個比較肯定很令中國人生氣)。

  葛羅米柯在北京也沒好到哪裏去。毛看了信的草稿後公開地大談核戰爭的可能性和蘇聯對美國核報復的條件。因為毛看到(到了這個時候)戰爭的危險已經遠去了,核威脅只是空口白話。在他的回憶錄中,葛羅米柯回憶起被毛的膽大包天驚呆了的情景,他引述中國領導人對他講的:

  我想美國人很可能會對中國發起戰爭,中國必須考慮這個可能性,我們確實考慮了。但我們絕不投降!如果美國使用核武器攻擊中國,我們的軍隊必須從邊境地區往內部深處撤回。我們先吸引敵人深入進來,然後像鉗子一樣把美國軍隊鉗制在中國內部。等到美國人正好到了中國中部的省份時,你們就把你們所有的東西往他們的頭上砸。

  毛沒有請求蘇聯的幫助,除非等待美國軍隊被吸引到中國的縱深,而這一情景根本不會發生。葛羅米柯發給赫魯曉夫的報告好像又把他震住了。盡管華盛頓和北京已經同意大使級會談,赫魯曉夫仍出了兩手昏招以防核戰爭。為了鎮定他以為的北京對美國侵略的害怕,他提出派蘇聯的防空導彈部隊到福建的建議。北京推遲答復直到危機過去了又同意接受,但條件是蘇聯部隊必須在中國指揮之下—結果是不可能的。9月19日,赫魯曉夫給艾森豪威爾的另一封信是他神經緊張的進一步表現,他懇請克制並警告核戰爭就要到來。他只是不知中國和美國事實上在他發出第二封信之前就已經把問題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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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1:02 pm

  1959年3月,赫魯曉夫在與毛的會談中交代了蘇聯在臺海外交中的態度:

  就我們兩個之間保密地說,我們說我們不會就臺灣問題打仗,但是為了給外人聽,我們則說相反的話,也就是說當因為臺灣而局勢惡化時蘇聯將保衛中國。與之相反,美國宣布他們將保衛臺灣。因此,出現了一種戰前狀態。

  赫魯曉夫讓毛把他調戲進一個一事無成的事業,他還同時裝作聰明和玩世不恭。特別是當要作戰爭與和平的最終決定時,一個戰略家必須明白訛詐並考慮空洞的恐嚇給未來的可信度帶來何等影響。在臺灣問題上,毛利用了赫魯曉夫的兩難引誘他作出自己不想實施的核威脅,為了維護一個他不關心的利益和一個憎恨他的盟國領袖,繃緊了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弦。

  現在我們只能想象毛在偷著樂:他把莫斯科和華盛頓騙得互相威脅使用核武器,只為在中國政治舞臺上微不足道的地方爭得可能是世界地理政治意義上最不值錢的一塊房地產。更何況,毛是在他想做的時候做的,是以他在宣傳得勝的方式做的,而當時中國仍然比美國或蘇聯弱很多。中國的宣傳機器宣稱重返中美大使級會談大大加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

  一手挑起危機又一手關閉它,毛斷言他達到了目的:

   “我們打了這場戰役,使得美國願意跟我們談話了。美國打開了大門。形勢好象對他們不利,如果他們不和我們談,他們就日夜不得安寧。OK,那我們就談吧。在總的形勢上看,與美國以會話或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是好的,因為我們是熱愛和平的人們。”

  周恩來提供了一個更復雜的估算。他把第二次臺海危機當作是證明了中國的兩個黨有能力能夠在核威脅的烏雲下跨過意識形態的障礙心照不宣地相互討價還價。十五年後,周對訪華的尼克松總統闡述了當時北京的戰略:

  “在1958年的時候,那時的國務卿杜勒斯要蔣介石放棄金門和馬祖,以使臺灣跟大陸徹底斷開,並在那裏劃一條線。蔣介石不想這樣做。我們也勸他不要從金門馬祖撤退。我們勸他的辦法就是朝他們打炮彈—也就是說,我們在單日炮打他們,雙日不打,節假日我們也不打。不用其它傳遞信息的辦法,只用炮打的辦法他們就明白了。”

  不過,這些輝煌戰果必須與危機的全球影響平衡。大使級會談幾乎剛剛恢復就陷於死寂。毛的不明確的動作事實上將中美關系凍結在對手的姿勢上,其後十年不變。中國決心要把美國趕出西太平洋的表達像種子在華盛頓生長成一個信仰教條,使得雙邊都失去了靈活外交的騰挪余地。

  而對蘇聯領導的影響也與毛的意願相反。非但沒有放棄和平共存方針,莫斯科對毛的誑語和打核戰爭的擦邊球感到相當恐懼。他戲謔性地揚言核戰爭對世界社會主義有利和對莫斯科不請示也令莫斯科相當不快。在危機之後,莫斯科中斷了與北京的核合作,並在1959年6月撤回了送給北京一個模型原子彈的承諾。1960年,赫魯曉夫從中國撤走蘇聯專家並取消全部援助項目,他宣稱:

  “我們不能簡單地坐視不管,讓我們的最合格的專家--些那在我們自己的工業和農業中受到鍛煉的人—用他們提供的幫助換來不是別的而是騷擾。”

  在國際上,毛讓人看到了中國在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受到威脅時讓人汗毛倒樹的反應。這會使她的強鄰在中國發生(毛即將發起)內亂時不敢貿然利用。但另一方面它也使中國日趨孤立,使得毛不得不在十年後重新考慮他的外交政策。
  
  至此,第六章結束。
  下一章:六十年代的危機(包括中印戰爭)
  Stay Tu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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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2:01 pm

  第七章 危機四伏的十年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個十年期間,她的堅強的領導駕駛著他們征服的古老的帝國破船走到一個國際重要大國的位置上。第二個十年由毛加速國內繼續革命的企圖所主導。繼續革命的動力是毛的主義,他相信道德和意識形態力量能夠克服物質的局限性。這十年是在國內混亂中開始也是在混亂中結束,兩次都是由中國自己的領袖命令發起的。這次危機震動了中國大廈的每塊磚頭使中國幾乎斷絕了與外界所有的接觸;幾乎所有的外交官都被召回北京。中國的兩大主要社會結構停運修整:一是經濟,以大躍進開始;二是秩序,以文化大革命結束。外交不時髦了,戰爭才是。當毛感到國家利益再次受到挑戰,在他自己造成的陣痛中,中國再次站立起來,在西部最前線,在艱苦的喜馬拉雅山麓,打了一仗。

  喜馬拉雅山麓下的邊境爭端和1962年

  至196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成立開始剛剛走過十年多一點的時間,她已經與美國在朝鮮打過一仗並就臺海近海島嶼進行了兩場有美國參與的軍事對抗。她重新占領西藏和新疆,恢復了帝國王朝歷史邊境範圍內(除蒙古和臺灣外)的中國權威。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還沒有完全過去。盡管如此,當中國定義的歷史邊境被印度挑戰時,毛在另一個軍事沖突面前沒有萎縮。

  中印邊境危機有關兩塊領土,位於喜馬拉雅山麓下渺無人跡的高原,坐落在西藏和印度的不可攀越的山峰之間。基本上,問題出自對殖民歷史的解釋。

  中國宣布沿著喜馬拉雅山南面山麓的帝國王朝邊境線,包括中國稱之為的“南西藏”,但實際上是被印度管理的“阿魯納恰爾邦”。而印度的定義就是相對年代近的了。它是由英國人為阻止俄羅斯帝國在西藏的前進而界定的分界線發展而來。最後有關文件是由大不列顛和西藏在1914年簽署的,在東區劃下了一條以英國的主要談判者起名的麥克馬洪線。

  中國與西藏有過相當長的關系。蒙古人曾經在十三世紀發起的一波遠征中同時征服過西藏和中原,使兩者在政治上親密接觸。以後,清朝曾經常地幹涉西藏事務,驅逐其他非漢族力量從南邊或西邊進入西藏。最後,北京宣稱其宗主權有“天朝特使”在拉薩行使。北京,從清朝開始,認為西藏是由中國皇帝統治的“天下”的一部分。並保留推翻有敵意的“無照經營者”的權利;但是距離和西藏人的遊牧文化使得完全中國化行不通。以此方式,西藏人在日常生活上享有相當的自治度。
  
  到了清朝末期的1912年,由於中國的管理能力受到西方列強的嚴重制約,中國政府在西藏的代表性萎縮了。在清朝垮臺後,印度的英國殖民當局在西姆拉召開了一個有中國和西藏代表參加的會議,目標是劃定印度與西藏的邊境線。中國政府,沒有有效的力量去反對這一行動,在原則上否定了任何對歷史宣稱過的領土主權的退讓。北京的態度由其駐加爾各答(英屬印度政府所在地)代辦陸興祺的話反映出來:

  “我們的國家現在很虛弱;我們的外交關系很復雜很困難而我們的財政又十分緊張。但無論如何,西藏對中國十分重要,我們必須在會議談判上寸步不讓。”

  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在兩難的境地中在決議文件上只寫上名字的首字母而沒有簽字。西藏和英國的代表簽了字。在外交實踐中,寫上名字的首字代表凍結書面文字,它意味著談判結束。簽字則意味生效。中國堅持西藏代表不具備簽署邊界協議的合法權利,因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因而無效力行使主權。她拒絕承認麥克馬洪線南部的印度當局的有效性,盡管她開始也沒反對。

  在西區,有爭議的領土被稱為阿克塞欽。她幾乎不可從印度進入,這也正是為什麽1955年中國修建一條連接新疆和西藏的鐵路時印度花了幾個月才知道的原因。這一地區的歷史起源也是有問題的。英國把它畫在幾乎所有的官方地圖上但卻從來沒有管理過。當印度宣布從大英聯邦獨立出來時,它沒有宣稱與英國過去宣稱的領土不相關。她把阿克塞欽和麥克馬洪線都包括在它的地圖上。

  兩條分界線都具有戰略意義。在五十年代,兩邊的位置之間存在一定的平衡。中國把麥克馬洪線看作是代表英國計劃分離西藏甚至控制她的符號。印度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宣稱對西藏有文化和宗教感情,因為印度的傳統佛教和西藏佛教之間有歷史聯系。但他有準備承認中國在西藏的主權,只要西藏保持相當程度的自治。在這一政策指引下,尼赫魯拒絕了把西藏政治身份問題提交聯合國的請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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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2:13 pm

  但是當達。賴。喇。嘛1959年逃到印度並被給予政治避難時,中國開始以戰略眼光對待這些分界線了。周提出一個以中國對東部領土宣稱換取印度對西部領土宣稱的交易,換句話說,就是接受麥克馬洪線作為承認中國對阿克塞欽主權宣稱的談判基礎。

  幾乎所有的後殖民地國家都堅持他們獨立時的(殖民地)邊界。把這個擺在談判桌上招來無盡的爭議和國內的壓力。基於他不是被選舉談判他認為是印度不可爭議的領土的原則,尼赫魯以不回答的方式拒絕了中國的提議。

  1961年,印度采取了所謂的“前進政策”。為了克服它對有爭議領土的不抗爭印象,印度向前推進了它的哨所,接近中國以前越過分界線建立的崗哨。印度指揮官被授權可以在他們自行辨別的情況下對中國軍隊開火,他們認為中國人是侵略者。1959年的時候,毛為了避免沖突曾命令中國軍隊後撤二十公裏,這一舉動更加強了印度的方針。印度的計劃者得出結論認為中國軍隊不會抵抗印度的前進而只是以此為借口規避。印度軍隊被命令,用印度關於戰爭的歷史記錄中的話說,“從我們目前的位置朝著國際承認的邊境巡邏盡可能地遠,防止中國人進一步前進並攻下任何在我們領土上建立起來的中國哨所。”

  這證明完全是計算錯誤。毛立刻撤銷了以前的後退命令。但他仍然謹慎地告誡北京的中央軍委:“小不忍則亂大謀。我們要註意形勢。”這還不是軍事行動命令;而是提醒作戰略準備計劃。這樣,我們所熟悉的中國戰略運籌開始了:貫穿全局的分析;心理和政治因素的精心準備;速戰速決。

  在中央軍委和高級指揮官的會議上,毛用一句成語評論尼赫魯的前進政策:“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換句話說,喜馬拉雅山下的中國部隊對印度的前進政策太容忍了—中國人認為這是在中國的土地上。

  中央軍委隨即下令部隊停止後撤,並要求中國軍隊在新建的印度哨所對面建立自己的哨所。中國的哨所接近他們,包圍他們。正如毛概括道:“你揮槍,我也揮槍。我們面對面看誰怕誰。”毛把這一方針叫做:“針鋒相對”(基辛格原話:武裝共存)。事實上,這開始了一盤喜馬拉雅山下的圍棋。

  準確的指示下達到部隊指戰員。目標仍然是避免大沖突。中國部隊被要求不準開火,除非印軍接近到五十米以內。除此之外,任何軍事行動需要來自更高權威的命令。

  印度的計劃者註意到中國已經停止後退但也觀察到中國人的克制開火。他們下結論認為再捅一下就成了。印度不是在空地上試探,而是把目標定在“將中國人已經占領的哨所推回去。”

  因為中國聲明的兩個方針目標—阻止印軍前進和避免流血—都沒得到滿足,中國領導人開始考慮突然出擊或許能逼迫印度回到談判桌上來並終止目前這種以牙還牙的狀態。

  在追求著一目標的過程中,中國領導人很關心美國是否會借中印沖突之機放手讓臺灣反攻大陸。另一個憂慮是美國為了防止河內將老撾變成越南戰爭的後方基地而作的外交努力會是美國最後通過老撾進攻中國的前奏。中國領導人不能相信美國在印度支那的卷入(那時還沒有戰爭升級)只是為了局部戰略利益。

  中國領導人想辦法把兩點都搞明白了,這顯示了中國政策制定過程的全面性。華沙會談被選定為獲取美方意圖的途徑。中國大使被從度假中召回並被指示約見美國大使。他宣稱北京註意到了臺灣準備在大陸登陸的跡象。美國大使一時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因為事實上根本沒有這回事兒,他被指示回答美國希望和平因而 “在當前局勢下”不會支持臺灣的主動進攻。正如會談中的中國大使王炳南事後回憶,這一信息對北京的最後決定“至關重大”。沒有證據顯示美國政府是否問過自己為什麽(中國)有這一特殊約見要求。這就是在政策制定上的分段方式和全面方式的差別。

  老撾問題也自動解決了。在1962年的日內瓦會議上,老撾中立化和美國撤兵打消了中國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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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2:22 pm

  有了這些保證,毛於1962年十月召集中國領導人宣布了最後的決定,即開戰:

  “我們跟老蔣打過。我們跟日本打過,跟美國也打過。我們都沒有害怕過。而且每次都是我們贏了。現在印度(阿三)想跟我們打。自然地,我們是不害怕的。我們不能讓出一寸土地,我們若讓出一寸,他們就會得寸進尺掠取相當於福建省那麽大的一塊地盤。。。。現在尼赫魯把頭伸出來讓我們打,我們不打就是不夠朋友。來而不往禮非禮也!”

  在10月6日,決定基本傳達下去了。戰略計劃是發起大部隊攻擊產生驚敵之效果逼迫印度談判或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停止對中國的騷擾。

  在進攻命令下達之前,赫魯曉夫傳來話說一旦發生戰爭蘇聯將履行中蘇友好聯盟條約支持中國。鑒於中蘇近幾年的關系和克裏姆林宮以前在中印關系上的中立態度,這一表態一反常態。最可信的解釋是赫魯曉夫需要中國在即將到來的加勒比海危機中支持他為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向美國攤牌。古巴危機過後他就再也不提這事了。

  中國的進攻分兩階段發生:10月20開始為時四天的初期攻勢,隨後在11月中旬開展了大部隊攻擊,直抵喜馬拉雅山腳下的傳統帝國天朝的邊境。至此PLA停止了前進並後退到開始進攻的地方,遠離它宣稱的邊界線。這塊有爭議的領土至今仍有爭議,但是兩邊都不越過實際控制線強化他們的宣稱。

  中國的戰略與臺海島嶼危機相似。中國在1962年的中印戰爭中沒有征服任何土地—盡管她繼續宣稱麥克馬洪線南部的領土主權。這反映了政治判斷和後勤現實。占領的東區領土需要穿越艱苦地形的切實的延長供給線。

  戰爭結束了,毛又一次經受住了危機的考驗—而這次他大獲全勝—盡管中國境內的大饑荒剛剛結束。在某種程度上,這是朝鮮戰爭的重演,包括以下因素:對手對中國的低估;關於中國能力估計的未經證實的情報;對中國如何看待她的安全環境和她在軍事上如何反應的嚴重錯誤把握。

  同時,1962年的戰爭在中蘇關系不可挽回地變壞的時候為中國增添了另一個對手。事實證明蘇聯的支持跟它在古巴的導彈運載船一樣逃得快。

  一旦喜馬拉雅山麓的軍事沖突升級,莫斯科立馬采取中立立場。好比往中國的傷口上撒鹽,赫魯曉夫用毛憎恨的和平共存原則為他的中立辯護。1962年2月一篇《人民日報》—中國GCD的官方喉舌—編輯部評論文章忿怒地指出這是第一次一個GC國家沒有站在另一個GC國家一邊反對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對一個共產主義者來說,他應該清楚地區分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他應該對敵人冷酷無情而對自己的同誌充滿熱情。”評論文章要求中國的盟友“檢查他們的意識並問他們自己什麽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什麽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到了1964年,蘇聯甚至摘掉了中立的面紗。提到古巴導彈危機,米哈伊爾。蘇斯洛夫,蘇維埃政治局委員和理論家,指責中國在蘇聯最困難的時刻侵略印度:

  “事實是在加勒比海危機的最關鍵時刻,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中印邊境擴大了武裝沖突。不論中國領導人以何種借口為他們的行為辯護,他們逃脫不掉實際上幫助了最反動的帝國主義聯盟的責任。”

  中國,幾乎剛剛克服大饑荒,現在四面樹敵。
  
  老撾問題也自動解決了。在1962年的日內瓦會議上,老撾中立化和美國撤兵打消了中國的憂慮。

  有了這些保證,毛於1962年十月召集中國領導人宣布了最後的決定,即開戰:
  “我們跟老蔣打過。我們跟日本打過,跟美國也打過。我們都沒有害怕過。而且每次都是我們贏了。現在印度(阿三)想跟我們打。自然地,我們是不害怕的。我們不能讓出一寸土地,我們若讓出一寸,他們就會得寸進尺掠取相當於福建省那麽大的一塊地盤。。。。現在尼赫魯把頭伸出來讓我們打,我們不打就是不夠朋友。來而不往禮非禮也!”

  在10月6日,決定基本傳達下去了。戰略計劃是發起大部隊攻擊產生驚敵之效果逼迫印度談判或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停止對中國的騷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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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2:38 pm

  在進攻命令下達之前,赫魯曉夫傳來話說一旦發生戰爭蘇聯將履行中蘇友好聯盟條約支持中國。鑒於中蘇近幾年的關系和克裏姆林宮以前在中印關系上的中立態度,這一表態一反常態。最可信的解釋是赫魯曉夫需要中國在即將到來的加勒比海危機中支持他為蘇聯在古巴部署核武器向美國攤牌。古巴危機過後他就再也不提這事了。

  文化大革命

  在這一潛在的國家危急時刻,毛選擇了砸碎國家機器和GC黨。他向頑固的傳統中國文化殘余發動了他希望證明是最後的一次攻擊—從這個廢墟上將站立起一代,他預言,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的革命者起來反對國內外一切敵人並能夠保衛革命事業成果。他把中國推進一場歷時十年的意識形態狂熱、惡毒的拉幫結派、和近乎內戰的運動—它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沒有一個機構在運動的浪潮中幸免。在全國範圍內,地方政府在由北京宣傳機器鼓動起來的“群眾”暴力沖突中解體。傑出的GCD和PLA領袖—他們是人民革命戰爭的領導—被一一打倒並遭到公開的羞辱。中國的教育系統—中國社會的脊梁—全面癱瘓,課堂停課使得年輕一代在全國到處串聯並響應毛的號召:“到革命鬥爭的大風大浪中鍛煉自己。”

  許多這些突然毫無約束的青年參加到紅衛兵的不同派別中去,青年民兵們發著意識形態高燒行動在正常的組織機構之外(經常與之相對)和法律之上。毛用含糊但是充滿激情的口號鼓勵他們的幹勁:“造反有理!”和“炮打司令部!”等等。他贊許他們攻擊現存的GCD官僚體系和傳統的社會習俗並鼓勵他們在掃除“四舊”(舊思想、舊文化、舊傳統和舊習慣)的鬥爭中不要怕“天下大亂”。毛認為“四舊”是中國虛弱的根本原因。《人民日報》更是以發表編輯部評論文章“無政府主義好”煽風點火—明顯地、政府批準地反對中國幾千年的河蟹秩序的傳統。

    結果是驚人的人性和組織機構性塗炭,中國的權利和權威的組織—包括GCD高層—一個接一個地在青年意識形態突擊隊面前低頭。中國—之前以勤學和博學而受到尊重的文明—變成一個乾坤倒置的世界。孩童反叛父母,學生暴打老師和燒毀書籍,專家和高官被送到農場和工廠向文盲的工人和農民學習革命實踐。殘忍的場景在全國範圍內不斷上演,紅衛兵和同派的群眾—有些人只是任意加入其中為了躲過“革命風暴”—把他們的憤怒發泄到任何一個他們以為帶有復辟封建舊秩序先兆的靶子上。

  即使是逝去幾千年的鬼魂也無法平息打砸搶的怒火。革命師生從北京跑到孔子的家鄉,發誓將老聖人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連根拔除,焚書、砸碑、掘墳。在北京,紅衛兵的打砸搶毀壞了首都6843處中的4992處“歷史文物”古跡。紫禁城據說是在周恩來的個人交涉下幸免於難。

  一個在傳統上由孔學精英們管理的社會現在要從沒受過教育的農民那裏尋找智慧的源泉。大學關門了。任何人被指定為“專家”就成為嫌疑犯,專業能力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概念。

  中國的外交形象也掉了鏈子。世界不可理解地看到了中國對蘇聯集團、西方國家和她自己的歷史文化不分青紅皂白的憤怒。中國的外交官和使館人員對所在國公民高談闊論“MZD思想”等革命理論。與七十年前的義和團場景相似,紅衛兵團夥沖擊外國駐京使館,包括暴打和羞辱英國逃奔的英國領館人員。當英國外交部長寫信給中國外交部長陳毅元帥,建議中英兩國“在現階段保持外交關系但從各國首都撤回領事館人員”時,他沒有收到回音,因為中國外交部長本人也被“鬥爭”了而不能回信。最後,除了“非常有能力的、意識形態無懈可擊的”駐開羅大使黃華一人,所有的中國大使和三分之二的使館人員都被召回國到農村“接受再教育”和參加革命運動。在這段時間裏,中國和幾十個國家整天處於爭吵之中,她只跟一個國家—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保持真正正面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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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3:48 pm

  文化大革命的一個象征性標記就是毛的語錄“小紅書(紅寶書,譯者)”,由林彪在1964年編輯而成(林彪後來成為毛的接班人,但在一次被指控的政變企圖後坐飛機逃往國外的途中不明不白地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每個中國人都被要求攜帶一本“小紅書”。在北京的指令—至少是默許--下,在全國範圍內紅衛兵高舉著紅寶書“圍困”公共建築,沖擊地方官僚政府。

  但是紅衛兵也不比被他們革命的幹部更幸運,最終也落入革命者被革命的兩難遭遇。以意識形態而非正式組織聯系在一起,紅衛兵分成不同派系爭取他們自己的意識形態選擇和個人追求。派系鬥爭變得相當激烈,到了1968年,毛在官方上禁止了紅衛兵並把忠於他的黨政軍領導人安排到負責重建各省政府的位置上。

  一個“知識青年下鄉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新政策開始了。截至此時,軍隊是中國最後的一個指令結構仍然樹立不到的組織。於是,它被指令去發揮遠遠超出其能力的作用。部隊指戰員被派去管理政府、農村和工廠,而這一切都是在他們保衛國家的責任之上。

  文化大革命的最直接影響是災難性的。毛逝世以後,第二代和第三代—這些人幾乎都曾經是受害者—對它的評價都是譴責性的。鄧小平,1979-1991年間中國的主要領導人,曾經爭辯道文化大革命幾乎在組織上毀滅GCD並至少暫時地將她的聲譽降低到最低點。

  最近幾年,當人們的個人記憶消退時,另一種風潮正悄然興起。其觀點是承認文化大革命的巨大錯誤,但是它開始反思是否毛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即使他的答案是災難性的。毛觀察的問題是現代國家—特別是GC國家—與其人民的關系。在主要以農業為基礎—盡管初步工業化--的社會,統治方法取決於公民大眾的理解力。當然,在獨裁社會,相關者人數有限。但無論何種政體,決策者和決策實施者之間必須有一種心照不宣的共識。否則,統治就得用強制的辦法貫徹下去,這通常不能保持一段相當長的歷史時期。

  現代社會的一大挑戰就是法律規定的社會框架越來越無縫可插,使得問題更加復雜。政治體系作出決策,但其執行卻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與政治和公眾分開的官僚體制,能夠控制它的就是周期性選舉,如果有的話。即使在美國,主要的立法法案都有上萬頁,不誇張地說,也只有幾個立法者仔細通讀。特別是在GGGC國家,官僚自成一體以潛規則運作。政治階級和官僚階級之間以及他們共同與大眾之間都存在裂縫。以此方式,一個官員階級就順著官僚慣性而產生了。毛企圖以一次性的大掃蕩解決問題而幾乎癱瘓了整個中國社會。中國學者和政府的咨政顧問胡鞍鋼所著的一本書辯論道,文化大革命的失敗為鄧在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贏得了民心。他提議把文化大革命當作一個例題去研究怎樣把中國的決策系統變得“更透明、更科學和更組織機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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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3:49 pm

  一個失去的機會?

  回頭來看,人們會想美國是否有可能較早十年開啟與中國的對話。中國的亂局會是一個嚴肅對話的起始點嗎?換句話說,六十年代是中美和解失去的十年嗎?對中國的開放能夠發生得早一點嗎?

  事實是,美國外交政策想象力的最基本障礙就是毛的繼續革命。毛在這個階段決意一日不得消停。血液中流淌著對赫魯曉夫和平共存堅定的憤恨,毛與資本主義的頭號霸主握手言和幾乎是不可想象的。

  在美國這邊有過一些試探性的愛撫,朝著中國政策靈活性的前景。1957年十月,參議員約翰。F。肯尼迪在《外交》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評論“蘇聯軌道上權威的分段性”,並批評美國的亞洲政策“太僵化。”他爭辯道雖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美國應該隨著情況變化重新檢討它的“堅定不移的無產階級中國的脆性概念。”他提醒:“我們不應該總穿著死板的政策外套,結果忽略了或不能夠察覺客觀局勢的變化,特別是當它發生的時候。”

  肯尼迪的景願不顯山露水—但是當他成為總統的時候,毛的下一句方言是朝著相反方向講的:對外敵意不減和對內猛列地掃除反對勢力和礙手礙腳的組織機構,而不是溫和的改良。

  在肯尼迪文章發表後的幾年中,毛發動了1957年的反右鬥爭,1958年的臺海危機和大躍進。當肯尼迪成為總統時,中國在一次邊境沖突中對印度進行了軍事攻擊,而肯尼迪政府把印度看作是亞洲對共產主義的另一種選擇。那時沒有和解的趨勢信號使肯尼迪讓美國人調臺聆聽。

  肯尼迪政府確實擺出人性姿態—為緩解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提高中國貧瘠的農業生產條件。提議被描述為保障“和平糧食”的努力,不過,它要求中國表達懇求指定支援的“認真願望”。毛的自力更生排除了承認對任何外援的依賴。他在華沙大使級會談的代表回答說,中國正在“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難。”

  在林登。約翰遜總統期的最後一年,總統本人開始考慮朝著不對抗之路邁出一步。1966年,(美國)國務院指示它的談判者在華沙大使級會談中采取積極的態度並授權他們在談判桌旁開展非正式的社交接觸。1966年3月,美國代表在會談中伸出橄欖枝,聲稱“美國政府願意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進一步關系。”—美國官員第一次在正式場合上使用1949年後新中國的全稱。
  
  最後,約翰遜本人在1966年7月一次關於亞洲政策的講話中提出一個和平選項:“持久和平無法到來亞洲,如果七億中國人民被他們的統治者隔絕於世界之外。”他一面要求抵抗中國在東南亞的“影子侵略政策”,一面聲稱願意看到“與我們以前稱之為敵人的國家和解”並“和平共存。”

  這些觀點針對中國不確定的態度變化被作為抽象的願望提出。其後沒有具體結論,也不可能有。因為這些聲明正好與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重合,而那時中國已扭回到藐視性敵意的身姿。

  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政策幾乎沒有發出邀請函—也許有意躲避美國的和解意向。至於這點,華盛頓在阻止軍事挑釁上表現了充分的戰術技巧,如在兩次臺海危機中,但在一個流體式發展的政治框架內形成相對應的外交策略方面卻缺少想象力。
  一個1960年作出的國家情報估計表達出其基本的評價:

  GCD中國危機政策的基本原則--在遠東建立中國霸權—在這一報告的估算期間幾乎不會發生可以察覺的變化。這個政權會繼續猛列地反美並在不付出不成比例代價的情況下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打擊美國的利益。。。。她的傲慢的自信、革命式的發燒和對世界扭曲的看法可能會讓北京錯誤地計算風險。

  有充足的證據支持以上主導型觀點。至於中國何以取得這些橫掃千軍的目標就留下公開的疑問了。受到大躍進災難性的破壞,六十年代的中國是非常疲憊的。到了1966年,她又在進行文化大革命,她以召回外交官(多數被接受再教育)為字符拼寫了事實上的全球大撤退。

  這對美國外交政策意味著什麽?

  如何可能建立一個團結的亞洲集團?

  美國的印度支那政策基點—中蘇聯手共謀共產擴張—是否對呢?

  美國被越南戰爭和國內的反戰暴亂束縛手腳,沒有找到機會去考慮這些問題。

  另一部分造成美國腦袋一根筋的原因是在1950年大部分一線的中國問題專家都在(麥卡錫主導的,譯者註)調查誰失去了中國的過程中黯然離開國務院。其結果,一群出色的蘇聯問題專家(包括George Kannan, Charles, “Chip”Bohlen, Llewwllyn Thompson, Foy Kohler)主導了國務院思想,他們相信與中國和解將冒與蘇聯發生戰爭的風險。

  但是,即使是對頭的問題被提出來,也沒有機會考驗它(們)的答案。有些中國的政策制定者曾勸告毛對新形勢調整外交政策。1962年2月,王稼祥,中央政治局對外聯絡處主任,在給周的一份備忘錄中寫道,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比四面樹敵對中國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和加速經濟發展有著更大幫助。

  毛根本不聽,他宣稱:

  “我們黨內有些人提倡“三緩一減”。他們說我們應該對帝國主義緩和,對反動派緩和,對修正主義緩和,而對亞非拉人民鬥爭的支援則應該減少。這是一條修正主義路線。”

  毛堅持挑戰各方面可能的對手這一政策。他繼續說:

  “中國應該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堅持鬥爭,並對一切反帝國主義、反修正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和派別給予更大的援助。”

  最後,當六十年代過去時,毛本人也開始意識到對中國的不利因素正在以乘積的方式增長。沿著她漫長的邊境線,中國面對一個可怕的蘇聯軍事帝國,一個被羞辱的對手印度,在越南的大量美國軍事部署和正在升級的戰爭,不服氣的臺北的流亡政府,歷史上的強寇日本,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它把中國當作難以寬恕的對頭。只有他們之間的宿怨才避免了他們共同挑戰中國。但是沒有一個謹慎的政治家能夠永遠拿這一暫時的自我克制作賭註—特別是蘇聯好像對北京不斷升級的挑戰忍到了頭。主席不久就不得不向世人證明他知道如何玩謹慎,就像他玩大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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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月 18, 2012 3:50 pm

  第八章 走向和解
  
  到了曠世無雙的理查德。尼克松跟毛澤東握手的那一刻,兩人的國家都在動蕩之中。中國幾乎被文化大革命耗盡元氣;美國的政治之弦被反對越南戰爭的示威運動繃得緊緊的。中國面對著周邊戰火的前景—特別是與蘇聯實際軍事沖突正在發生。尼克松在充滿暗殺和不理性沖突的六十年代末走進白宮,繼承了越南戰爭和急迫結束它的國內政治。

  毛試圖用經典的中國計謀—以夷制夷和遠交近攻--將中國帶出絕地。尼克松,抱著一顆對他的社會價值真誠的心,利用威爾遜原理邀請中國重新回到國際大家庭,他在1967年10月期《外交》雜誌中寫道:

  “我們只是承受不起永遠把中國置於國際大家庭之外,任她培養幻想,加重仇恨和威脅鄰居。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沒有地方容納十億可能是最有能力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之中。”

  尼克松超越了僅僅號召和解的外交姿態調整。他喜歡外交挑戰(與美國城市的社會改革相似):“在每種情況下,對話必須打開;在每種情況下,霸道必須停止而教育必須開始;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我們都不能讓那些自我流放的人永遠流放下去。”

  必要性可能是政策的動力;但它不會自動選擇方法。毛和尼克松兩人都面對巨大的障礙開始對話,更別談中美和解了。他們的國家在二十年中都把對方當作難以寬恕的敵人。中國把美國稱為“資本帝國主義”,用毛的話說,是資本主義的最後形式;按理論,它只能在戰爭中解決自身的矛盾。與美國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戰爭也許。

  美國的認知正是中國的鏡子映像。十年的軍事沖突和幾乎接近的沖突好像鑄成了國家的見解,就是中國把自己當作世界革命的源泉總想把美國趕出西太平洋。對美國人來說,毛比蘇聯更不可饒恕。

  因為所有這些原因,毛和尼克松必須小心翼翼地行走。第一步就可能踢翻國內的五味瓶和打翻盟友的醋壇。這對正處於文化大革命之中的毛更是一個特殊的挑戰。
  
  中國的戰略

  盡管少有幾個觀察家在那時註意到,從1965年開始,毛略微改變了他對美國的聲調—以他的神化形象,即使一個細微的面部表情都有重大意義。毛喜愛對美國轉達他的思想的一個途徑就是會見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兩人曾在三十年代共產黨的延安根據地會過面。斯諾把他在那裏的經歷提煉成一本書《紅星照耀中國》,把毛描述為一個浪漫主義的農民遊擊家。

  1965年,在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之際,毛邀請斯諾到北京並發表了一些令人吃驚的評論—或者說如果華盛頓有人註意到就真的讓人吃驚了。毛對斯諾說:

  “我個人自然地為歷史的力量把中美兩國人民分隔十五年而無任何通信交流而感到遺憾。今天這個鴻溝加深了。不過,我自己不相信它會以戰爭和人類的災難而結束。”

  (不可想象)這樣的話從這樣一個領袖嘴裏說出,他在過去的十五年中曾不止一次地宣稱他準備好了與美國打核戰爭,他的宣稱聲色並茂以致於嚇壞了蘇聯和它的東歐盟友,使他們遠離中國。但是,當蘇聯擺出強硬的姿勢時,毛比任何人想象得快地準備考慮應用遠交近攻的策略—接近美國。

  在會見斯諾的時候,美國軍隊正在中國的鄰國越南大量集結。盡管局勢的挑戰與十五年前在朝鮮的相似,但這次毛選擇了克制。局限於非戰鬥性支援,中國提供了物資、道德支持和大約十萬後勤部隊幫助北越建設通訊和基礎設施。對斯諾,毛明白地說中國只會在中國的土地上與美國交戰,而不是越南:

  “我們不會從我們這邊發起戰爭,只有當美國進攻我們才會還擊。。。。就像我已經說過的,請安心相信我們不會先打美國。”

  好像擔心美國忽略這點,毛又重述中國所關心的是越南人必須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對付他們的局勢:

  “中國人民正在忙國內的事情。在自己邊境以外打仗是犯罪行為。為什麽中國人民要那樣做呢?越南人民能夠對付他們的局勢。”

  毛接下來更像一個科學家分析自然現象而不像一個國家領導人對待邊境戰爭那樣猜想越南戰爭的各種可能結果。這與毛對待朝鮮戰爭的態度截然相反--盡管越南與朝鮮對中國安全的戰略重要性是相似的。在所有可能結果中只有一個是主席樂意接受的--“舉行和談,讓美國部隊呆在西貢附近,像南朝鮮那樣”—換句話說,就是兩個越南狀態的繼續。每個處理越南戰爭的美國總統都願意以這一結果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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