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日本人看中國(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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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嘉一:日本人看中國(轉載)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一 1月 02, 2012 7:19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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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加藤嘉一:日本人看中國(轉載)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一 1月 02, 2012 7:20 pm

  在北京的地鐵裏,津津有味地看《人民日報》,被中國乘客圍觀取笑。
  
  在日本伊豆海邊的家裏看中國的新聞聯播,用中文發微博,跟一群中國青年辯論。
  
  不斷地到中國各個大學演講,像明星一樣被中國學生追捧,當然,偶爾也會被怒罵……
  
  自從8年前來到中國,生於1984年的加藤嘉一的生活開始變得豐富多彩,如今,他已是個在日本和中國都小有名氣的作家,寫了10幾本書,要麽跟中國人談日本,要麽跟日本人論中國,在日本和中國的主流媒體上都開有專欄,各種各樣的演講、電視片約不斷。
  
  2011年底,在北京的一間咖啡館見到加藤嘉一時,他說,他打算離開中國了,呆了8年,中國太熱鬧,他則有些疲倦,但不管將來以什麽身份,站在什麽角度,對中國的觀察,用中文進行的表達都不會中斷。他也不諱言,這些觀察根本目的還是要為日本服務。
  
  與日中關系有關的各種數字清晰地存儲在這個27歲的日本青年腦子裏:在中國有2.5萬家以上日本企業,雇傭了1500萬的中國員工;日本是靠通商立國,外貿總額中有25%是與中國大陸發生的,如果計算口徑是大中華的話,則超過35%……任何時候提起來這些,他都如數家珍。
  
  而對於中國來說,這個日本青年的8年觀察為我們提供了一面鏡子,其中有日本人根深蒂固的偏見,也有這個愛讀書、喜思考的日本青年作為旁觀者冷靜而有價值的判斷。
  
  日本人
  
  在中國一所大學演講時,一個學生向加藤嘉一提問,如果將來中日必有一戰,你會怎麽辦?他只回答了5個字:我是日本人。雖然他寫了一本書《愛國賊》,批判那些成天把愛國主義掛嘴上的民族主義者,但在跟記者的聊天中,加藤嘉一自己愛國者的形象比他書裏那些還要鮮明,當然他愛的是日本。
  
  加藤嘉一說,在來中國之前,他並不是這樣的。“我在日本時,是很討厭日本的,就像今天很多中國人一樣,好像很討厭自己的國家。日本太封閉了,壓抑個性、排斥個體。”而他從小就是個另類而個性突出的孩子。
  
  更重要的是,日本是個年功序列的社會,你能說什麽,做什麽,很多時候不取決於你的實力,而取決於你的年齡和階層。年輕人要閉嘴,裝不知道,裝沒聽到,這對於一個生於日本鄉下窮苦家庭、偏偏又個性突出、學業優異的青年來說,無疑是痛苦不堪的。所以,剛來中國的幾年,加藤嘉一都帶著一種向日本社會復仇的心理。
  
  “我就是特別想逃離那個社會來到中國,剛開始覺得很爽,這個地方很大,大家都一樣。後來我被輿論戰卷進去,人家罵日本不好我就很不高興,我開始疑惑,我原來不是很討厭日本的嗎?不是想復仇的嗎?怎麽人家說日本不好就討厭他們了,喜歡日本了。那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原來是個愛國者。”
  
  加藤嘉一愛國的方式就是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國。他認真地學習中文,努力去跟中國上至國家領導人,下至農民工和失學兒童家庭交流,任何機會他都不想放過。
  
  “觀察中國是個愛國行為,我必須得做,當然這也可以給我帶來飯碗。”加藤嘉一比大多數日本人都清楚中國對日本的重要性:日本這個社會已經和中國的人才、資源、資金等等分不開了,就連百元店裏的商品都跟中國脫不了幹系。
  
  他是個善於經營的人,他很清楚,在這樣的情況下,整個日本都在著急,著急找到一批能夠告訴日本人中國國內正發生什麽的人,這些人是被中國主流社會比較認可的,能用對方的語言去溝通,又能把觀察和見聞轉換成日本人能聽懂的語言的,這樣一批人其實在今天中日之間非常缺乏。
  
  “今天日本輿論市場對中國有極大的饑餓感。”加藤說,他是一個另類,如果正常來算,27的年齡在日本社會,還在拎包的階段,要想做什麽評論員,對國家大事說三道四,至少要等20年。
  
  但是,現在回到日本,那些只有老資格的媒體人才有機會寫的主流雜誌居然也會向他約稿,電視臺居然也會把他叫去跟那些老先生一起評論一些事情。這些都是他之前從未敢想過的。
  
  不過,並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買他的賬。在網絡上,罵他的日本人似乎一點也不比中國人少。“說到底,很多罵我的人,就是看不慣中國,人家是個紅色國家,可我們的生活又離不開它。很多日本人接受不了這種狀態,所以把情緒向我發泄。”加藤嘉一如此解釋日本人的心態。
  
  在中國呆了這麽多年,遠距離觀察日本,這種錯位感反倒讓加藤嘉一對他的祖國有了更多理解。很多他之前厭惡的事情也都找到了解釋。比如,以前他會痛恨日本權貴階層的勾結,痛恨社會的灰色地帶,但現在他認為,日本說到底是個非西方國家,法律、選舉、以及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都只不過是統治的工具而已,背後支撐整個社會發展的理念或者信仰體系還是基於儒家的一種高度的集體自治。他變得尊重灰色地帶,雖然它會造成一些勾結,但東方文明就是如此。
  
  中國觀
  
  加藤嘉一2003年來到中國時,正好趕上“非典”爆發,中國到處亂糟糟的時候。這讓他興奮無比,與刻板沈悶的日本相比,中國好像是一個學習的寶庫、新聞的天堂。8年下來,關於中國的書他寫了一本又一本,從宏大的政治、經濟、外交到細枝末節的候車排隊、飯桌文化等等,他的好奇感一日也沒有消退過,從日本式的思維來觀察中國,他總能寫出很多不一樣的東西,所以,他的中文讀者越來越多。
  
  雖然也有不少人認為加藤嘉一根本就不了解中國,看到的只是表面現象而已,但他對自己的中國觀察倒是很自信。在他的眼裏,今天中國最大的問題是媒體不像媒體、人民不像人民、學校不像學校。“現在媒體稍微正常一點了,至少起到把老百姓的心聲,對公權力的訴求多元化地表達出來了,能夠給公權力一定的壓力。”加藤嘉一說,在他看來,過去8年,中國最大的變化是執政黨的安全感在不斷弱化,它在人民面前越來越謙卑、越來越低調,中國政治至少在表面上越來越正常。
  
  很多中國外部的觀察家都普遍認為,過去幾十年,中國最大的幸運是碰上了全球化的時代,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否則早就被邊緣化了。加藤嘉一也不例外,在他看來,有了全球化以及互聯網,全世界都很方便地在圍觀中國,尤其是圍觀中國的執政黨,這對於約束權力來說絕對是一件好事。不過,他更能看到,中國現在大部分權力的挑戰者同樣非常不健康,完全是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這應該是中國人要警惕的苗頭。
  
  由於經常要跟中國的學者和記者群體打交道,加藤嘉一對中國社會深層次的分裂也有著不同於一般外國人的感受:中國似乎什麽事情上都要分出個左右來,兩邊的立場分歧大到讓人吃驚,但往往他們各自的立場又跟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整體是脫節的,知識分子、政府官員和老百姓之間有的時候好像糾纏不清,但又好像沒什麽關系似的,整個社會完全看不出一種正常的邏輯關系。
  
  “這可能也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特點,表面上看好像非常有效和緊湊,但實際上大家各想各的,各忙各的。”加藤嘉一說,在日本也有左右派,比如,當面臨中國發展航母等問題時,《產經新聞》和《朝日新聞》的立場肯定不一樣,但是不可能不一樣到中國的左右派之間分歧的那種程度。那已經不是不同,而是一種分裂和不溝通。
  
  中日之間
  
  2011年,加藤嘉一一直在緊鑼密鼓地實施他的“走進中國100所高校”計劃,很多人不明白一直熱衷於中國政治的他,怎麽突然對中國大學生的謀生狀態有了這麽濃厚的興趣。在加藤嘉一看來,大學生的問題才是今天中國最大的政治,他們是展望中國未來的一面鏡子,中國現在的政權是政績導向型的,而不是依靠程序,只要保證崗位,保證社會穩定,中國人就可以忍受,沈默的大多數還沒有成為真正的公民。但是,當下一代也就是80後90後一代走上政壇,成為社會、商業精英時,事情也許完全就不一樣了。
  
  在加藤嘉一的想象中,那時的中國會變得非常可怕。他認為,這些都是日本人應該提前認識到的。對於中國的80後,也就是他的同齡人,加藤嘉一一方面認為他們的聰明才智、溝通能力、分析能力、邏輯能力等方面絕對是世界一流的, 他們的競爭力非常強,沒有什麽幹不了的事。但另一方面,激烈的競爭環境使他們在強大的同時既功利又脆弱。
  
  他在大學演講時,經常會做一些隨機調查以觀察今天中國80後90後的生存狀態,“他們很多人想逃課就逃課,想移民就移民。想走就走,想留就留,在這麽一個你死我活、弱肉強食的世界,非常不符合現代化的社會群體關系。”加藤嘉一說,在個體上,日本人遠比不上中國人,但中國年輕人“我”的意識太強,“我們”的意識太弱。
  
  這個幾百年來幾乎已經形成固定印象的中日差異,在加藤嘉一的觀察中,依然沒有絲毫變化,對於中國人來講,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不過,對加藤嘉一來說,他的擔心更多依舊是日本式的:“如果有一天,中國經濟下滑,社會矛盾爆發,在錯綜復雜的壓力下,這一代人,很可能會把不滿情緒投向海外。”所以,他最近又在寫一本書《當80後統治中國》。
  
  在加藤嘉一的心目中,對中國社會種種細致入微的觀察與思考,除了作為謀生手段之外,都還是為了回到日本。他在中國呆的時間越久越清楚,在中國的輿論當中,在中國人的眼裏,日本人不等於外國人。
  
  現在,他越來越擔心自己沒有辦法順利地“回歸”日本。因為一般日本老百姓對中國的認知依然停留在至少30年前。“很多人認為我整天給紅色帝國的媒體寫文章,一定是在歌頌中國,歌頌毛澤東什麽的。”在中國呆了8年多,加藤嘉一自認為已經能夠把握好尺度,扮演好自己該扮演的角色,該說什麽,不該說什麽,該怎麽說,不該怎麽說,心裏都有譜。他會時常告誡自己,一旦失控,在日本和中國都有可能失去任何地位。
  
  所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分別面對日本人和中國人時,加藤嘉一往往會有不一樣的表達。他說自己寫作時有四個軸:第一,我是日本人,我絕不能違背日本的國家利益和作為日本人的尊嚴;第二,這裏是中國,我得生存,我不能越位,即使因此被日本右翼勢力痛罵,我都不會妥協,我肯定會遵守這裏的地形;第三,我的言論要對中國決策層、知識界有說服力,不能簡單迎合大眾;第四,我的文章要被大眾所接受、喜愛,對他們也有說服力。
  
  加藤嘉一說,每寫一篇文章,他都經過了復雜的感性和理性計算,會從四個角度去確認,有越位的,馬上刪;不夠的,馬上補充。 從一個一文不名、一句漢語不會說的日本青年,到如今在兩個國家遊刃有余的青年作家,毫無疑問,加藤嘉一算得上是一個少年得誌的成功者,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來源於日本式的勤奮與隱忍。
  
  這個還不到30歲的日本青年,小心翼翼、費盡心思地處理著每一篇文章以及生活中的每一層關系,其目標又異常明確:為了謀生,更是為了服務日本。他一直都夢想著有朝一日回到日本從政,捍衛自己國家的利益。
  
  中國是否為未來儲備了足夠多這樣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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