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5(7月至9月)文章

殉教文化： 有與無的 共同虛無 與陶國璋對談

中學哲學學會主席知道李天命的思考藝術，市場傳銷主任也可能讀過荀子思想對現代管理的應用一百問。然而陶國璋在香港不是 householdname，什葉派聖城更不在普及冷知識範圍以內。「死亡與不朽」教授與納吉夫殉教文化對碰，負負得正，一輪哲學的陌生討論，卻意外碰出了香港人刻意掩蓋的殉教價值。

壓迫•殉教•末日

殉教者易於將天災人禍自作聰明地解讀為末日的感召，面對現世的腐化及「到頭這一生，難逃那一日」的降臨，他們希望透過修行、殉教獲得超脫。這是陶教授的基本理論。但對什葉派教徒而言，現世與末日的歷史斷層，卻來得相對模糊，從阿里祖師爺到當代小頭目哈基姆，生活都充滿壓迫與災害，色不一定是空，生卻可能是死。尼采說，宗教都要求信眾時刻讓肉體記憶痛苦，與現世保持距離。但對什葉派教徒來說，「現世」和「肉體的痛苦」似乎近在咫尺地球：宗教是鬥爭的場所，殉教則是與「魔鬼」抗爭的必然結果。

對死亡感到迷惘疑惑，幾乎是所有宗教的共同源頭。殉教，則總是源於壓迫。作為什葉派聖城，納吉夫生來就是為殉教作準備，不可知的身後世界，也因此為聖城更添一分吸引力。不過小薩德爾民兵奮力頑抗有別於被羅馬帝國迫害的基督徒，絕非消極殉道，亦異於《大唐西域記》記載被波斯人屠殺的佛教徒，根本不求超渡對方。

死，就是死。他們就是以當納吉夫鬼為人生的終極願望。為了尋找死後安身立命之所而相信宗教，最後卻為了宗教而死亡，令人無言以對。

東方•殉教•虛無

陶教授認為受壓迫的殉教文化原來是東方宗教的稀客，直至法輪功出現。中國文化拜天拜地拜祖先，但具「神之形格」的實物長久欠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總是欠缺了一點探討UltimateQuestion的什麼。傳統社會的人倫關係雖然緊密，卻沒有具超越感的宗教加以投入，空有世俗的生活，缺少了心靈的操練，建構不了較高層次的安身立命之所。死亡在中國文化一直沒有落根，缺乏系統性和主導性的聯想，對死亡的概念，也就始終離不開「唔好返嚟搞我」之類的雷宇揚式濫調陳腔。

由是觀之，也許正是因為華人對未知的死亡徒有恐懼，而沒有實質的寄託，具體而瘋狂的宗教和個人崇拜，結合空洞的民族主義，才特別容易於內地發揚光大。法輪功似乎是一例，民族意涵其實相當凌厲；一度風行內地的拜英文教「瘋狂英語」，似乎亦然。

面對一個無神論又無信仰的政府，人民漸趨激與騎呢，一反東方常態，滋生毫無內容的「基本教義愛國教」和「基本教義民主教」，以及新生的「基本教義各打五十教」，似亦可以同情地理解。

非東方•非殉教•非常虛無

對伊斯蘭世界而言，十字軍東征、阿富汗戰爭以至伊拉克戰爭，以及在戰爭中抵抗不力的內鬼與心魔，都是難以磨滅的歷史事實，都是實實在在地存在的「魔鬼」。令他們有時只是迫不得已跟西方世界處於對立狀態，無可選擇地存活在抗爭之中。

殉教文化在香港卻早被「文化多元」論述吞噬，沒有自焚、沒有汽車炸彈，只有「阻街」和「上訴至高等法院」。香港不同內地，不是沒有「具超越感的宗教」，而是宗教價值被「在地化」，一切都被「沒有什麼值得咁激」的處世哲學同化。包括死亡。

這裏奉行的是中環價值、旺角價值，按尼采的話語，是「上帝已死」，或按牟宗三的話語，是「上帝歸隱」。雙劍合璧，對現世享樂的追求，加上形式化的心靈修煉，似乎已令「上帝」在香港失去市場。我們不妨假定上帝已死，但難以想像路人甲乙丙會為上帝而死。大學生修畢「死亡與不朽」的三個學分，似乎亦難以體會死亡的接近和虛無。這不是陶教授有心無力，也不是學生力有不逮，只是生死議題必會觸及what for一類核心問題。納吉夫人的小學常識，無論他們有沒有完成小學教育，從來是香港的死穴。

怨懟•殉教•絕化

根據一種怨懟式對立思維，殉教的概念並非單純相等於「為宗教而死」。殉教者一般都有把一己對宗教信念「絕對化」的傾向：從否定世俗到否定自己的教會，目的所至，都不過為了透過別人的邪惡，帶出自己的正義，儘管「梗有一個喺左近」的各式各樣基本教義派，從拉丹到布殊，都會受到教內弟兄質疑。

「怨懟」延伸至極致，不獨是一種「思維」，更是每日游移於生活的威脅，結果卻是一種犬儒哲學，竟然與宗教虛無的香港殊途同歸。伊朗電影大師阿巴斯 ( AbbasKiarostami )在《春風吹又生》表達了同一死亡觀---當死亡每天都在生命中流轉，它已經不是怎麼一回事。大災難過後，結婚嫁娶如常，世界盃照看可也，關心的，不是三萬二千死亡人數，而是3 ：2 入球比數。

當生活的苦難已不能說服他人現世還有福樂值得留戀，死亡的虛無感已不能帶出超然性的恐懼，殉教背後，又是否存在那純正而過於理想化的宗教信念？薩德爾民兵是宗教狂熱，還是只愛納吉夫鬼直達天堂的生命 bonus？一切都令人迷惑，包括香港為不能捉摸的「民族大業」而不知殉了什麼的那位先生。

中東反恐涅槃

按：又見7 月書展，「世紀」版推出「05書展閱讀」系列。

首刊沈旭暉新著《中東反恐新解讀》之一〈中東反恐涅槃〉，為該書作者自序；之二〈殉教文化：有與無的共同虛無〉，為該書選章。日前倫敦受到恐怖襲擊，此一刻正好得以新、解、讀。

書名：中東反恐新解讀後特區國際歌(第1 卷)

作者：沈旭暉

初版：2005年6 月

出版製作： CUP

協助製作：Roundtable

布殊視拉丹為世界頭號恐怖分子，拉丹說布殊是頭號國家恐怖主義者 ( State Terrorist )，各國「分析評論」經常辨證二人誰更恐怖。思想有「維園化」傾向的布殊御用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 ( Project for the NewAmerican Century )和杭斯基 (Noam Chomsky )分別提供龐大理論基礎挺左挺右，樹立本來不存在的對立二元，其實並不比特區的愛國Vs民主更有邏輯。然則什麼是恐怖主義？

絕對恐怖•相對恐怖

惹厭的「主義」可以粗分為兩類：「絕對主義」 (Absolutism )和「相對主義」 (Relativism )。絕對主義多少有一些準則識別，例如馬克思主義者無論如何修正，都不會支持純市場經濟；若一名特區局長支持純市場經濟，就不能是任何形式的馬克思主義者。相對主義則認為美醜善惡都沒有絕對標準，例如某局長在特區市民眼中是一名肥官，到了崇尚重量的南太平洋湯加王國，或是被他妻子的「湯加式審美觀」檢視，即可能變成一代美型男。

標籤只是按不同社會道統習慣設定，源頭只是權力的差異，這是後現代主義強調的「話語權」。哲學家福柯 (MichelFoucault )到人類學鼻祖美德 (MargaretMead )都是相對主義信徒。布殊反恐反得天經地義，因為他把反恐和人類文明興亡掛鈎，令人覺得「恐怖主義」這個名詞相當「恐怖」，以為這是一個絕對概念。其實，這是偷換概念。

捉女巫•捉布殊•捉拉丹

信奉「絕對恐怖主義」的人，應該相信他們的使命是帶來恐怖、毀滅地球、與妖精共舞、與撒旦交媾。人類史上可能從來沒有絕對恐怖主義信徒，卻不斷出現被「明屈」的苦主，例如被中世紀獵巫行動 (Witch-hunt )燒死的處女和「巫婆」。「古代反恐」就是建基於目標判斷，判斷對象是否「絕對恐怖主義者」。

布殊和拉丹的反恐是相對概念，因為現代社會能夠接受的「恐怖」定義，難以建基於莫須有的目標，只能由形而下的手段判斷。正如薩伊德所言：「幾乎每一種奮鬥前進的現代運動，都會在某個階段訴諸恐怖活動，南非曼德拉的非洲民族議會如此，猶太復國主義也不例外。」拉丹的行為在9 . 11前基本不受非西方社會抨擊。有人認為布殊或拉丹是魔鬼的化身，但針對他們的反恐不是反魔鬼，而是反他們的「恐怖行為」。

學術界對恐怖主義以一貫的無中生有原則，作出超過五百種不同定義，由國家恐怖至個人恐怖、直接恐怖至傳訊恐怖、宗教恐怖至世俗恐怖、生物恐怖至死物恐怖，只說明任何人的行為，都可能對任何人構成恐慌。你我他都可能是他你我眼中的「相對恐怖主義信徒」。

反恐這名詞，已淪為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公義平等大同一類，泡沫。

恐懼物質•恐懼虛無

換一個哲學角度，「恐怖主義」一詞也相當彆扭。無論「恐怖主義」希望通過恐怖傳遞什麼信息，常見的恐怖襲擊只是為了製造一種「fear」---有對象的恐怖 (例如斬首 )。Fear的中介可以是老鼠，可以是集中營，不一而足，因人而異。

恐怖主義要成為絕對意識形態，卻應該製造哲學家齊克果 ( Soren Kierkegaard )界定的另一種恐怖---「 dread」，即沒有對象的恐怖，例如不存在的虛無。這才是人性的相通。拉丹、扎卡維、布殊、沙龍，從來不以「令世人感到人生的虛無恐懼」為目標。他們從來不是哲學家。

我們在蘭桂坊擔心恐怖襲擊，是一種fear，所謂「恐怖主義」，並未帶來人世的虛無恐懼。只有真正的撒旦才有這份能耐。

布殊也好、拉丹也好，凡是用獵巫心態搞相對反恐的人，搞得無限上綱，都是邪惡地為絕對和相對概念易幟。當中東局勢被一堆偷換概念借題發揮，當局者清，旁觀者迷，一輪疲勞轟炸，掛着反恐招牌變成例行公事，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研究反恐的人不知道研究什麼。彷彿研究涅槃。相當dreadful。

是為序。

沒有香港 / 沒有國際的地球

　　特區官員總是「鼓勵」港人要培養國際視野。但是港人接觸的國際新聞，卻永遠是香港「本地化(localized)」的國際﹕「英國爆炸令股價下挫一百點」，「丹麥公主讓半球」，「專家建議布殊和薩達姆仿傚古人單挑」，that’s it。

與此同時，主流的國際新聞，卻都是中大國際化那樣的「國際」化「八國烽會大做，中美貿易戰開個box，索馬里人道危機不是完全按下不表，但不能超過一百字。日子有功，歲月蹉跎，「我們與國際接軌」的「我們」是甚麼、「國際」又是甚麼，其實都相當可疑。

這裡只希望介紹一些主流新聞以外的各國人事地物時，它們或貌似嚴肅，或神似騎呢，但也許比通識教育淺入淺出的原則更能「誘發思考」。

究竟港人認識了墨西哥查巴達游擊隊的蒙面領袖馬可斯，長毛會否繼續愛舊偶像捷古華拉﹖為甚麼台獨成為頭條新聞，美國德克薩斯州人搞「德獨」卻淪為笑劇﹖他們和我們一樣身處同一時空，卻又依稀屬於另一個沒有香港又沒有國際的地球。由外到內再到外，除了屬於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周星馳，也應該是整個香港的態度。

大亨之死 (一)

　　一名猥瑣胖子在反導彈座駕內說著市井笑話，想起身處異國的妻兒，盤算當Kingmaker還是赤膊上陣，旁邊一整隊護衛展示排場。十秒後，一切灰飛煙滅，頭條是「黎巴嫩前總理被殺身亡」。這職位對港人來說毫無份量，福布斯富豪榜排名五十八的同一人卻大有參考價值﹕畢竟誰也不能保證商而優則仕的本土公子他朝君體不相同。

死亡大亨名叫哈里里，二十一歲才唸完工管一年級，不能承擔學費，毅然走到鄰國沙特教數學，又受不了如此「創業」的窩囊，只好跑到建築公司當低級簿記。沒有人說清他如何由簿記升上管理階層、進而成立自己的建築公司。公司只是空殼，哈里里卻碰上能源危機，沙特雞犬升天，他的身家也每月倍增。

埃及恐襲： 隱藏的在地化現象

埃及西奈半島的恐怖襲擊，死傷比倫敦「七七事變」更嚴重，輿論將它聯繫為國際恐怖主義一環，又是以蓋達支部作為天然問責對象。本欄曾述及這樣的演繹放在倫敦案例已頗有問題，在埃及更有倒因為果的意味。

穆斯林兄弟會與埃及政府恩怨

早在蓋達出現、拉丹出生前，所謂「埃及恐怖組織」已成型，是同類組織最早藍本之一。1928年，著名伊斯蘭學者哈桑班納(Hassanal-Banna)和庫特卜(SayyidQutb)等人在埃及創立慈善團體「穆斯林兄弟會」，強調救濟窮人的兄弟情，含有若干社會主義元素，在民間社會大受歡迎。只是兄弟會同時以極端教派瓦哈比主義(Wahhabism)為指導思想，鼓吹簡樸生活、反對官僚腐敗、主張再伊斯蘭化，強調富對貧的救助義務，組織在埃及本土便成為政治實體。

自「埃及國父」納塞爾1952年發動革命，「納塞爾主義」就是泛阿拉伯民族主義的代名詞：他主張阿拉伯應靠民族主義而不是宗教主義整合，一方面容許社會生活西化，一方面領導各國「反帝反猶」，一度是泛阿拉伯頭號英雄。但就是這樣輝煌的背景，也沒有阻止穆斯林兄弟會持續發展：革命前，兄弟會和納塞爾是推翻王室的盟友，此後泛阿拉伯主義和瓦哈比主義卻成為正面競爭對手。

兄弟會系統逐漸成為西方眼中的恐怖組織，根本是埃及內部鬥爭的結果。納塞爾1952年只是一名中級軍官，政變後不得不捧出高級軍官尼古卜(MuhammadNaguib)任總統。1954年納塞爾又發動政變拘捕總統，罪名是支持兄弟會策劃暗殺他的陰謀。結果陰謀「果然」出現，同年年底納塞爾演講期間被一名兄弟會會員極近距離連開8槍「暗」殺，8發子彈奇蹟地全部落空，保鑣旁若無人，納塞爾若無其事繼續慷慨激昂完成演講，事後人民群情洶湧，兄弟會立刻變成非法組織，領導全部被捕---整個故事對台灣陳水扁若有啟發，亦未可知。

1966年納塞爾以「顛覆國家罪」將聲望極高、20世紀伊斯蘭最有影響力思想家庫特卜處死。不少人認為埃及政府比兄弟會的手段更粗暴更恐怖。

蓋達和兄弟會支部整合

正因政府逼迫，部分兄弟才開始大規模走上暴力路線，出現若干激進分支，包括以色列的哈馬斯和成功暗殺納塞爾接班人薩達特的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EIJ)。因兄弟會原來確是慈善團體，在全球擁有70多個支部，當每個支部都出現激進分子，世上就彷彿出現恐怖聯盟。蓋達其實是取巧地挪用一些兄弟會支部改裝而成，因拉丹1998年成功拉攏EIJ領袖扎瓦希里過檔，擔任蓋達二號人物，EIJ和一些激進兄弟分支才和蓋達合流。

這波恐怖襲擊無論是誰策劃，都是埃及60年「兩條路線鬥爭」的插曲。近年埃及總統穆巴拉克既不敢全面普選，又不能回應兄弟會土地改革、打倒貧富懸殊的主張，管治危機早已出現，這是正面挑戰。組織性暴力，則被演繹為對非民主政權的側面挑戰。但即使扎瓦希里和拉丹結盟，也不應改變襲擊的在地化(localized)本質，沒有令它忽然變得全球化(globalized)起來。

恐怖在地化Vs 全球化

因事故發生在西奈半島，有論者追溯歷史，認為它在6日戰爭後被以色列佔領、1979年才收回主權，就是耶路撒冷、戈蘭高地那樣的國際敏感點。問題是西方遊客死傷，並不代表針對西方是襲擊者的唯一目標。筆者剛在上月到過西奈，那裏除了一座西奈山已沒有名勝古蹟，整個半島是個毫無埃及特色的遊客城，每個商販司機都等待宰殺水魚錢包，相當恐怖。把半島發展成度假區的不是埃及，而是以色列統治的12年。它成為襲擊對象，符合瓦哈比主義原則，就是沒有西方人旅遊，只有筆者一個人在途上，依然有象徵意義。

恐怖襲擊自然必須譴責，埃及政府卻一直混淆在地化和國際化，讓國際譴責暴力以外加料支持「埃式反恐」。這種藝術師承納塞爾的埃及精英大師智慧，布殊、貝理雅和沙龍都是後來者而已。

大亨之死 (二)

所有沙特外來者都備受原教旨國教壓力，官僚主義卻為哈里里迎來希望﹕事緣沙特王室承辦伊斯蘭峰會，會議前夕才發現酒店奇缺，國王親自設下死線，哈里里成為唯一參加殘酷一叮的殷實商人，而且奪冠。王室出盡風頭，哈里里也成為國王之友，獲邀入籍，化身庸俗享樂的風雲人物，與法國總統希拉克也結成襟兄弟。第二次投機，哈里里時年34，一切同樣依稀有特區影子。

不久黎巴嫩爆發內戰，貴族大逃亡，哈里里反其道而行趁低吸納，買下祖國媒體酒店股票銀行，同時分散投資，為不同強人大本營興建學校和醫院，順道提供「生活費」，是為創意可嘉的「慈善軍援」。內戰後，百姓認為「沒有哈里里就沒有新黎巴嫩」，大亨順理成章擔任總理十年。

大亨之死 (四)

哈里里的治國理念相當簡單，而且和特區今日政治似曾相識，就是三條：大和解，搞經濟，獨立外交。這也可以視為他一生的最後投機。

「大和解」深深植根在哈里里潛意識對黎巴嫩門第政治的反感。所以他乘機宣傳門第政治是黎巴嫩內政的根源，提倡組成跨宗教黨派，推動政治範式轉移，希望改變黎巴嫩國內的遊戲規則。

「搞經濟」是千方百計引入外資(這對關係網奇佳的哈里里是舉手之勞)，通過向國際借貸與國際金融體系接軌，改變黎巴嫩農業社會的面貌，因而備受各國好評。

「獨立外交」則是哈里里自覺在政壇站穩腳跟後的重點，內容不外是要和各國勢力都保持距離。

所以，他多次暗示鄰國敘利亞應盡快撤走黎巴嫩內戰時留下的軍隊，亦對美國硬銷中東民主的「泛中東計劃」沉默是金，以免被視為西方傀儡。

這三條路線貌似金石良言，其實都是一場以國家作賭注的豪賭。「大和解」的潛台詞居然是行政主導，投機式「搞經濟」已暗示對未來泡沫爆破的視若無睹，沒有實力的國家搞「獨立外交」極容易面面不討好。

調查哈里里被暗殺的方法，自然是研究誰是既失利益者，在這三條線對號入座，雖不中亦不遠矣。

大亨之死(五)

哈里里對黎巴嫩的功過，對世界各國而言自然又是人言人殊。但對一般黎巴嫩人，他的是與非都只是來自他的粗線條富豪作風。黎巴嫩在他治下確是迅速克服十數年內戰的創傷，但國家在他的領導下卻像服用了政治偉哥，全民似是而非地集體暴發起來。

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各國進口的名牌座駕布滿大街，炫耀成為交通擠塞的主要原因。每一所餐廳都在比併裝修奢華，每一個小資老闆都在發明新的歧視外勞的字眼。一個又一個經濟泡沫出現又爆破，卻無礙一個又一個海外黎巴嫩富豪回流投資。與其說敘利亞是因為政治影響和駐軍而不受歡迎，不如說是把黎巴嫩包含在「大敘利亞」的概念，像曾幾何時把香港包含在「大中華」概念一樣，令一干暴發戶不是味兒。

問題是黎巴嫩經濟增長早已重新放緩，而戰後經濟「起飛」的財富又讓哈里里一家消耗了不少。當暴發成為國民作風，而更糟的是國家其實不是真的很富有，這樣的創傷，可能比一場戰爭更難癒合。

查巴達游擊隊(六)全球化查巴達之二

在查巴達游擊隊起事的一刻，互聯網忽然同步出現一批查巴達網站，當時連國家政府也是「網盲」，這事在「游擊界」至今為人津津樂道。

自此網頁傳訊和回覆e-mail，成為查巴達和馬可斯最重要的日常工作，在現實生活的查巴達難以威脅墨西哥當局，在虛擬世界卻搖搖領先，和世界各國的互動也做得比大多數第三世界政府好。

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訊息︰日後無論是阿蓋達還是特區社團，都再不能忽視網上宣傳和網上籌款，真正的暴力革命年代已經徹底過去。

查巴達游擊隊(七)革命迪士尼化現象

台灣女記者吳音寧曾經實地探訪查巴達游擊隊，沒有被綁架，亦沒有被斬首，回來寫下《蒙面叢林》一書。

在筆下，今日的查巴達已經成為墨西哥的重點遊客區：區內有吉祥物「德瑞多」黑色蒙面甲蟲，有十四種文字翻譯本的領袖馬可斯詩集和故事集，當然不少得查巴達黑色面具、T-shirt、明信片、海報、小木偶、日曆、吊床等紀念品。

某程度上，查巴達就是一個迪士尼樂園。如果迪士尼只是打著賺錢的旗號，它不會得到多數人支持﹔但當它說自己其實是把「歡樂」帶給所有人的時候，他的對手就變成不近人情的怪人。

「查巴達樂園」從來不用交稅，墨西哥政府與佛羅里達州一樣，對著查巴達/迪士尼一樣無可奈何。

不過，自從查巴達成為樂園，它就沒有打算與政府進行武力抗爭，亦不打算推翻現有政權。

2001年2月，游擊隊首腦展開15日長征之旅，神秘地出現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但不是進行刺殺或恐怖襲擊，而是召開記者會和到國會發表演說，反對新任總統的憲法修訂案。

此後，一干人等又像長毛那樣返回叢林嘆其南山咖啡和雪茄，似乎希望做回永遠的avant-garde。

德克薩斯共和國(四) 實用歷史主義之一

十年前，一個名叫麥拉倫(Richard McLaren) 的德州人成立名為「德州共和國」的團體，公然搞獨立，自購武器、自組民兵，居然糾集了二千成員。他們包裝得天生愛國(不過是他們幻想的國)，對祖先土地有極其深厚的感情，但血濃於水只是文學修辭，真正的「水」自然另有其事。在美國各州，德州物產最為豐富，盛產石油，布殊闔家都是靠德州石油平步青雲。假如德州獨立，經濟實力足以名列全球二十大。

德克薩斯共和國(五)實用歷史主義之二

根據聯邦法令，德州人上繳的高額稅金則居於美國前列。德獨分子最震撼人心的理據，就是「稅金是德州發展的最大阻力」。但這樣赤裸裸的現實主義，未必略煞風景，所以一百年前德州獨立的往事，就被順道挪用，就像中國忽然將太監鄭和捧為「和平崛起之父」一樣反智。

美國政府對德獨分子的標準形容詞，就是把他們邊緣化為長毛+李卓人那樣的「不滿分子」+「抗稅分子」。「德州共和國」成員則怒斥美國主流媒體為「美國政府的幫兇」。諷刺的是雙方所說的都是鐵一般的事實，和「獨立」其實毫無關係。

德克薩斯共和國(六)卡特的無妄之災之一

「德州共和國」成員為洗刷騎呢形象，不得不假戲真做，為「獨立建國」搞出大量創意。第一波運動出現在94年，當時組織公開要求美國總統「放棄職務」，呼籲德州警方無條件為「共和國」效命。3年後，德獨人士的投資更「認真」，居然搞出一部「德州憲法」，聲稱是受到美國開國功臣傑佛遜的「感召」，本著人權宣言的基本主張而寫，更提出把獨立法案提交海牙法庭評審。

德克薩斯共和國(七)卡特的無妄之災之二

　到了近年，「共和國」有了自己的「國家網頁」，經常通過互聯網和各國獨立分子串連，又創辦自己的雜誌《德州獨立》，曾經發表了一個中央政策組式的經典民調，「發現」全德州有70%人民都支持獨立。

在整個運動裡，最被無厘頭擺上枱的自然是來自南方的前美國總統卡特。「德克薩斯共和國」一直推舉他出任「共和國總理」，噱頭十足，累得和平獎得主忽然變成分裂祖國分子。整個策略，和中國民運人士推舉趙紫陽為XYZ黨名譽主席一樣玩嘢兼務實。

德克薩斯共和國(八) 兒戲的恐怖分子

　雖然德獨人士聲稱和平第一，但美國官方認為它們也是潛在恐怖分子。

最精彩的一幕，是一群「德州共和國」國民，曾經在西德州Fort Davis挾持一對(不知是否做媒的)夫婦作為「人質」，逼迫警方放出因為「藐視聯邦法令罪」而被捕入獄的「德州共和國秘書長」Bob Shieft。最離奇的是這件算得上恐怖襲擊的鬧劇輕易告終，「共和國」成員主動釋放人質，唯一影響就是讓團體成功免費宣傳。

德獨領袖麥拉倫曾經多次因為「侵佔民宅」被起訴。但他作為領袖，自然懂得包裝一切都是「公民抗命」︰一切目的就是要證明德州人擁有制定憲法、不受聯邦政府管轄的自主權。為了「論證」這種權力，他們經常自行印刷大富翁遊戲那樣的「假土地權狀」和「老翻收押令」，以假亂不了真，自欺也欺不了人。不過舉一反三，原來「分裂祖國」，也可以相當兒戲，像美國人說的，對他們不如笑笑算了吧。

收購哈薩克石油的國情透視

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簡稱中石油)擊敗印度財團，成功收購哈薩克石油公司，成為歷來最大宗的國內能源企業兼併。縱使價格偏高，內地輿論依然士氣大振，認為是對美國滲透中亞的漂亮反擊。但這宗收購對哈薩克的象徵意義更大，是一個認識哈國國情的良機。

哈薩克是全球面積第九大的國家，在蘇聯時期負責國防工業，境內依然有火箭發射基地，盛產太空人。哈國現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是葉利欽的同期領袖，國家獨立前已掌權，一度在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權鬥中被內定為「新蘇聯」總理，曾因講稿精闢而被戈爾巴喬夫搶去使用，在「中亞五老」中威望最高。筆者剛到過哈薩克舊首都阿拉木圖，每天都要面對他的標準像，這已經是當地僅有的旅遊紀念品之一。

「 絲路外交」 的全方位落實

中亞五國獨立時，納扎爾巴耶夫形象健康，既沒有烏茲別克總統卡林莫夫的殘暴獨裁，又不比戈爾巴喬夫優柔寡斷。發行本國貨幣抗擊俄國金融風暴、自願放棄核武換取美國安全保證這兩樁代表作，令這位總統晉身國際外交家之列。但自從美國推動七色革命，哈薩克也不能倖免：納扎爾巴耶夫目前的任期是1998年公投修憲賦予的延長任命，在華府眼中已是「民粹」口實，美國各級官員都不斷提醒人家的總統要準時下台。

哈薩克前駐港領事BulatSarsenbayev在閑談中認為他的國家有龐大中產階級，不會出現吉爾吉斯式革命；他那曾在香港念書、自稱視EdisonChan和DanielWu為偶像的女兒，卻在背後說當地也有不少一家人住在一張板間牀的故事。其實那裏的中產階級只局限在新舊兩大首都，距離「龐大」尚有大段距離。

中石油進入哈國無疑是當地的應變措施，但不代表人家就是「親華」，只反映一種全方位外交戰略。九一一後中國也聲稱實行全方位外交，版權正是來自納扎爾巴耶夫：後者利用國家新獨立的契機，塑造「先天全球化」形象，這與其他國家為了戰略目的才搞分散投資並不相同。哈薩克族成分相當混雜，前蘇聯又大量遷徙各地勞工到當地開荒，結果除了黑人，任何人到了那兒都不會被一眼看出是遊客。這種非純化現象正成為哈薩克外交的王牌：納扎爾巴耶夫宣傳哈薩克是歷史絲路中心，也是「歷史上全球化的中心」，所以搞平衡外交比各國都要天經地義。

等待拍賣到等待收購的國情

在此等思路指引下，哈薩克除了同時參與上海合作組織和支持美國反恐，還充分利用各種邊緣定位，一方面參加中日韓主導的東亞運動會自居「東亞國家」，另一方面卻退出亞洲足協、寧願成為歐洲足協的魚腩部隊。哈石油被中石油收購前數月，哈國政府卻高調接受美資興建阿塞拜疆輸油管，這類平衡習作已成為哈薩克特色。目前中國三大油公司分別負責中東、中亞和南美石油，中石油的工作難度最高，中國把哈薩克視為盟友，多少有點一廂情願。

這樁收購也是當地「官商一體」國情的產品。據西方說法，「官商一體」是以權謀私或貪污，當地人則演繹為「精簡政府效率和匡正市場規律的制度」。這次在哈薩克拜訪的一位首富是工業大亨，他的官方身分就是鐵路部長，大兒子牛津畢業子承父業，小兒子正在上海留學；當地一些大學校長也在弄權批地興建社區學院，以便退休後繼續「貢獻社會」。哈石油正是蘇聯私有化的副產品，只是經營不善，一度陷入破產邊緣，又擔心政府會效法俄羅斯普京清算寡頭大亨，才希望大舉引入外資洗底。

現在哈薩克企業家都爭取成為國際老實商人，這樣既能挾洋自重鞏固個人利益，又能利用企業力量配合政府搞全方位外交立功。各國投資銀行和企業大舉進入哈薩克平原掘金，價錢往往不是要務，雙方自然有着心照不宣的目的。在可見將來，前蘇聯各國繼十年前的官產大拍賣後，又可能出現國際大收購熱潮。中石油之戰只是前哨戰，任何因之而下的單一判斷，都未免見樹不見林。

是民間還是政府走向民粹？

人人皆云，「民粹政治在香港迅速抬頭」，卻從來未有人深究何謂民粹政治。民粹主義「八面玲瓏」，學者不敢妄下「精確」定義，實際運作上更是五花八門，絕不囿於「口號→政治動員→向政府施壓」的空洞分析框架。更重要的是，民粹政治逐漸在歐美民主國家政治佔一席位，不再是發展中國家的「專利」。

數十年前，學界確實認為，民粹政治只會在專權或極權體制出現，萬料不到，民粹領袖憑藉西方民主制度不斷出現，歐盟擴展亦令歐洲各國泛起民粹主義浪潮，令歐洲一體化進程進退失據。自此，研究民粹政治的焦點便由第三世界放回西方民主體制。

PaulTaggart在《DemocraciesandthePopulistChallenge》一書嘗試剖析民粹政治與民主體制之間的關係。他認為：

民粹政治在民主國家得以興 起，主要建基在群眾對現存民 主體制的不滿。民主制度本為 上達民意、組織政府、構成政 策，但現代民主體制及管治架構趨向臃腫，群眾與管治精英 之間距離反而疏遠。 當經濟或 社會問題遲遲未獲 解決，大眾對民主制度表現懷 疑之時，民 粹領袖便乘勢而起 ，透過個人 魅力、政黨機器、民調、公投 等形式獲取認受性 ，建構「因人民之名」(in thenameof the people )的論述，進行動 員，繞過現存代 議體制影響政 治。

以此角度分析，民粹政治便是兩面刃，著名學者MargaretCanovan指出，若運用得宜，民粹政治的「板斧」(如公投或民調)，可彌補代議政制的僵化與不足。

作為國際思潮之一，近10年比較政治學對民粹政治的研究異常蓬勃，但對它如何透過傳媒、政治動員等影響政治，卻依舊未能歸納出一個必然模式。《TheMediaandNeo-Populism：AContemporaryComparativeAnal-ysis》一書回顧8個西方民主及類民主國家的民粹現象，一眾學者的結論是，民粹政治運作模式繁複多變，並因當地的歷史、政治、社會及文化等制度因素不同而變異。

因此，要真正理解香港民粹政治的運作，必定要看清香港政治及社會蘊涵，組成脈絡。籠統來說，香港的民粹政治將與軟性威權政治互生：●中央對特區政治進行某類「宏觀調控」，確保軟性威權主義延續；●新特首的認受性來自個人魅力與市民對殖民統治的憧憬，而非民主程序；●政治改革裹足不前，香港停留在半民主體制，懷疑與不滿無法透過政治制度疏導；●市民對政府、政黨及政治人物不信任，建制外缺乏魅力領袖抗衡；●行政會議與政務官作為政府管治核心，壟斷政治資源，政黨政治呆滯不前；●民調之興起，新政府積極繞過政黨、立法機關及民主選舉，直接打民意戰；●傳媒迅速向「新真命天子」效忠，透過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建構曾「眾望所歸」之勢。

於是我們發現了一個怪胎：

一方面，它強調固本強政，走的依稀是威權政治的路子；另一方面，它又訴諸簡單的民意，這種民意出現以前，出現了大小媒體的軟民粹式動員；而這種官辦民調的設計本身，假定受訪者的全知視角，又屬於典型的威權設計。若單看傳媒的報道，現在的政府，雖然支持度未達眾望所歸，但實在也有足夠「認受性」。這樣的循環論證，「威權+民粹」兩面夾擊，受害人只有知識分子；即使設計人未有愚民的本意，也會得到愚民政策的客觀效果。畢竟沒有愚民，又哪裏有推銷精英？

軟性威權政治與民粹政治的結合，後果如何？遙望太平洋另一端，或能得到啟示。

政治學者 Guillermo O'Don- nell研究南美洲國家如阿根廷、 智利等的民主體制，把它們歸 納為「 委任民主」( del ega-tive democracy )， 結論是這 些國家徒具選舉形式，民主制 度卻難以得 到鞏固。 政客透過選舉獲取政權 之後，迅即壟斷政治資源 與權力， 削弱立法與司法 機關的監 察能量，甚至壓 制傳媒及 反對勢力 ，令政 治公平競爭、法治保障、 問責等鞏固民主制 度的元素 無法出現。

O'Donnell歸納出以下特徵，竟與「董去曾來」後的特區政治不謀而合：1.政府首長只受現存權力關係及任期所限；2.行政機關自居為人民利益的唯一定義者及守護者；3.政治領袖凌駕政黨及利益團體，與後者缺乏政治聯繫及支持基礎；4.政治領袖凌駕立法及司法機關，缺乏制衡及問責性；5.管治充滿個人色彩，政治領袖獨斷獨行，施政與認受性往往依靠政治個人魅力，並與民粹政治結合；6.政府要求市民無條件支持政府，少作批評；7.政府首長完全背負上施政成敗得失的責任。

由於前設稍有不同(特首非由民主選舉產生，香港政治受着上層權力架構所制約)，學理上不能直接套用O'Donnell的分析，但值得擔憂的是，香港的政治體制困局，卻逐步有「南美化」的迹象。

香港南美化 民粹與魅力領袖管治結合

《基本法》壓抑政黨政治，矮化立法機關，沒有體制改革，特區政制難以擺脫個人化桎梏。加上董建華的大有為作風，令特區施政倍添個人色彩。行政機關缺乏政治支援，高官問責制卻進一步把政治

權力集中，法治體制與言論自由屢受挑戰，在領匯及西九龍規劃上，亦見政府有意無意繞過立法與司法機關。

董建華因「腳痛」黯然下台後，透過超建制部署，新的明君賢相降臨香江。制度封閉性依舊，選舉操控不變，但跟董建華不同，曾蔭權憑藉個人魅力與大眾期望，極力塑造強勢形象，未上台已被塑造成「真命天子」，在民調及傳媒配合下，民望一直高企，而行政會議改革亦有將政治權力進一步集中之虞。

由於缺乏立法機關的監督及過問，民粹政治與魅力領袖管治結合，施政過程偏向快速決斷，但銅幣的另一面是，政治犯錯的機會亦大增，先不說南美國家眾多冒進經濟措施失敗收場，領匯事件已是最佳例證。南美國家的經驗顯示，政府支持率因此經常大起大跌，今天的救世主，隨時變成明天的過街老鼠，而為了扭轉局面，政府在施政上更加急功冒進，進一步排拒政黨或議會的意見。最終，政府盡失民心，議會無所作為，民心潰散，形成三輸困局。這個「危機循環」，在過去8年是否似曾相識？

O'Donnell指出，若不能扭轉個人化的體制，無法打破這個惡性循環。公眾必須主動接受及捍衛民主政制，而政治領袖亦要恪遵民主精神，保障公平競爭、問責、制約等政治遊戲規則，令民主制度得以鞏固。

可是，當公眾對空降特首欣然接受，在位者對政治改革欠缺憧憬，要打破特區政治體制困局，該從何入手？【作者現為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訪問研究員、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兼任講師】

半島電視台(二)「反美官台」﹖之二

一方面，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的報道手法和BBC一脈相承，對民主自由有一定堅持，甚至曾經引述蔡子強評論香港7.1遊行﹔另一方面，它一直有新聞來者不拒的原則，才受到拉登和薩達姆青睞，不斷有獨家猛料。

這樣的怪胎組合，最初無人看好，但時至今日已經成為全球另類權威。不少電視台企圖效法半島公式，但總是東施效顰。例如中國新華社同樣提倡「獨立思考」，但一來缺少了和西方媒體接軌的BBC訓練，二來對本國政治存有禁地，吸引不了西方觀眾，連拉登也看不上眼。半島公式究竟又是甚麼﹖

半島電視台(三)打造中立品牌

半島台在1996年成立時，為了塑造和中東宣傳機器不同的中立形象，訂下一條台規，就是香港電台節目不斷強調的「平衡」。

只要半島台舉辦「意見評論節目」，所有陣營的人都會獲得邀請。這在講求政治不正確的中東而言，已經殊不容易。例如出現親敘利亞學者，半島台就會找出流亡分子單打該國總統﹔討論以巴衝突時，還會請來猶太人對質——在資訊不流通的中東，不少觀眾都是在半島台首次親眼看見猶太人。結果半島台迅速成為眾矢之的，中東各國都認為被針對，以為一定有陰謀。但是各國禁播的禁播，半島台聲譽越批越香，中立的品牌這才建立起來。

雖然英美把半島台標籤為敵對分子，甚至在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期間借故用軍隊明玩半島台員工，但也不得不正視「中立敵人」的存在，更十分珍惜上半島台宣傳的機會。

美國前國務卿鮑威爾、英國首相貝理雅都曾經成為半島台嘉賓，而且都是自動送上門任插的嘉賓。他們的目標是宣傳包容，電台的目標是宣傳公信，結果雙贏，和目前特區政府和媒體的雙輸，不可同日而語。

半島電視台(四)卡塔爾的智慧之一

半島台的後台老闆來自卡塔爾，就是他們的國王哈瑪德•卡拉發。一名現代酋長願意注資搞至今蝕本的電視台，當然經過智慧的精算。

這位國王在1995年發動宮廷政變，推翻父親上台，任內最大政綱，和香港一樣，都是「與國際接軌」。卡塔爾王室和沙特家族本為世仇，天天舌戰，沙特曾說一間酒店足以全包卡塔爾全體國民，所以當地毋須任何經濟發展。為了不讓對方睇死，新國王特別好大喜功，不惜大舉買入過氣國際球星入籍國家足球隊來提高卡塔爾排名，又成功通過種種瓜田李下的策略擊敗香港申辦亞運來建立「國家尊嚴」。凡此種種，目標只有一個﹕用國王的話，就是「讓人知道有卡塔爾這個國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