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7(1月至3月)文章

「天衣派」裸體僧侶


耆那教現有六百萬信眾，人數少得來卻相當「顯眼」，因為耆那教兩大流派之一的「天衣派」主張裸體生活，派內高級僧侶都要全裸示人。他們相信裸體是「不牽掛」教義的表現：唯有將一切財富衣物都捨棄，才能提升修行功力。

時至今日，裸僧已成為耆那教商標，有時更有印度警察護送他們行法，近年也就無可避免成為遊客的拍照對象。

和其他宗教一樣，耆那教也出現「修正主義者」，他們稱為「白衣派」，主張穿白衣取代「以天空為衣」，否定全裸的功用，又藉此提升教內女性地位。

這是因為天衣派認為女性不宜裸體，「反映」她們必須等待轉世為男人才可upgrade，唯有白衣派憑一條白布提倡兩性平等，因而在充滿性別歧視的印度，吸引了大量富有的專業女性入教。　

防殺生塵拂和口罩


耆那教有不少難以想像的指引，教人履行「不殺生」教義。其僧侶就算全裸，也要有唯一財產︰喝水的葫蘆和孔雀毛塵拂，可想而知後者必有極重要功用，才能讓「無牽掛」教義稍有妥協︰掃走迎面而來的昆蟲和微生物，免無意間殺生。耆那教又有另一寶︰耆那口罩，以防呼吸時傷害空氣中的微生物。他們唸書的眼球動作也要保持緩慢，以免影響眼球附近的微生物。到了這地步，確實不是常人容易執行，難怪富有的耆那家庭甚至專門聘請傭人以塵拂開路。幸好耆那教准教徒經商，將家財奉獻，故耆那教徒要麼極貧，要麼極富。

印式絕食安樂死


耆那教另一富爭議性的教義，是提出絕食而死可以加速輪迴轉世、輾轉從輪迴得到徹底解脫，被稱為Sallekhana，也就是「印式安樂死」。

這種死法在印度民間享有崇高聲望，但它和昔日中國的節婦殉夫完全不同，是作為個人「無牽掛」修煉的極致，與他人無關。因此並非所有人都可以絕食安樂死：根據耆那高僧演繹，只有真心同意絕食(也就是不像被逼的中國節婦)、在世上已無任何責任(即兒孫自立或根本窮困得沒有社會價值)、又有醫生證明患了絕症的人，才享有這份榮譽。整個絕食過程是循序漸退地節食節水，期間病人一步步邁向死亡的全程由鄉里目擊和慶祝，恰似一份死亡習作，最終病人自然變成一具乾屍。視覺效果而言，這比已故教宗的全球直播慢性死亡恐怖得多。

Roundtable 社區主義與Putnam 社會資本——後現代古物諮詢實驗與電影


這幾天收到不少電話，以本人未懂的邏輯詢問為何加入古物諮詢委員會，勝讀十年書，教人想起Yumiko。這不是三言兩語的事，一切得由Roundtable 談起，閱後希望媒體友好體諒我不受訪的設定。

沒有領袖．沒有代表．後現代

Roundtable 現算是個集團，不少身分與社區無關，出版、咖啡館、顧問公司等都是獨立實體。社會注視的Roundtable Community 為認可慈善團體，共同召集人只是不同年度的虛君、睇場，日常運作職員負責。我們唯一的理念交接點是維繫組織的多元，角色分裂地不在此做自己政事，這才能建構中立平台。

我們是擺設，只能代表宏觀理念，無人有力控制會員，@Roundtable 只是橋樑和身分。會員叫彆扭的knights 而不是members 因沒有約束力，來去自如，真正騎士不以組織名字招搖撞騙。名義上現有會員800 人，也可說零或無窮： 墨西哥游擊隊查巴達說凡是認同其理念的都是Zapatistas，認同多元理念的都是小楷roundtable。贊助無附帶條件我們都接受（境外一切除外），何况有條件也做不了，無人反智得收買馬伕。外間多不願懂，但也有明白這是「新結社運動」。

Roundtable Community．Communitarianism

Roundtable Community 叫Community （ 社區） 而不是Society（社會），前者是天然整體，後者是人工制度建構。對中立和多元的堅持， 源自社區主義（Communitarianism）。它認為政府干預應設限，好些社會議題不應由政府主導，應由公民社會NGO 負責。與此同時，公民社會個體不應信奉絕對自由主義，內部起碼要有共同價值，否則集體自私犬儒，又失去應有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Robert Putnam 演繹這是廣義民主失衡的危機，這是談香港民主化的政黨政府常忽略的重點。當社區能被授權找到聯繫眾人的支點（如多元文化），在這前提下接受所有立場的生活（不是各自妥協），各人將產生不能量化的互信情感、互利體系，這就是社會資本。

三十會召集人李律仁是耶魯師兄，透露其模式主要參考培養人才觀察社會的Hong Kong Observers。對Roundtable而言，我們是否人才、是否關心社會並不重要，愛從政的並非沒有，但相熟會員多是逃避社會的第歐根尼式隱士，唯一目標是建構多元平台這虛擬社區：通過從政府轉移部分社區責任予公民社會，累積社會資本，那時他們才可安全地參與，Roundtable 永遠只是third sector 的incubator。其實港人社會意識不差，不介意多參與，但討厭政客、不習慣舊式運動、恐懼媒體，才找Roundtable 這平台容身，誰叫曝光非奸即盜。基於同一道理，我們什麼人都找，鼓勵更年青一代利用這平台建構他們自己的momentum，甚至與美國領事館合辦講座、請內地政府協助與文化產業交流，前提是一毛不能拔，縮減左中右、老中青、中產基層、精英反精英之間的鴻溝。

當社區部分取代政府功能，公民社會和政府就是延伸，而不是對立，口號in diversity, we united 就是這意思。到北韓伊朗，也是同類實驗。假如大氣候連最後包容也不容，Roundtable 自應解散。我明白解散或暴露前，陰謀論不會終止，所以明年會出版《101 個Roundtable 大陰謀》一書，回顧前瞻演繹的組織邪惡，暫定分為土共篇、外奸篇、官商勾結篇、亂港篇、齋搏上位篇五部分，勢必轟動。

Putnam 的廣義民主實驗：由下而上的馬伕群

對古物諮詢委員會的委任，我們視為Roundtable 社區主義實驗一環。我不是我，只是馬伕，研究國際，保育一竅不通，唯一關聯只有歷史學位，個人意見毫無價值，只是Putnam Roundtable Communitarian Experiment（PRCe）的中介。通過實驗，我們希望以政府部分職能和民間結合的自組織方式、由下而上、反客為主的原則，讓民間在政府宏觀被尊重知會的情况下自我諮詢。這不是形式性地把民間聲音帶進去，而是結構性地將諮詢主導帶出來和社會共享，讓公民社會捱義氣承擔官方委員會部分責任，希望解決官方諮詢完了民間也不一定發現這個物理弔詭。這樣既能加強政府認受，又能釋放公民社會資本，更讓政府知道以往哪些實質資本被浪費，應屬乾坤挪移的多贏。真正的馬伕是機制，不是人。

每次會議前，我將把諮詢議題和文件發放到網絡和民間， 渠道是在其他委員充分代表的聲音外， 通過Roundtable 委託十多位一直比我關注這議題、但又不在最前線的會員友好（林輝、馬寶君、郭永禧、梁啟智、張佩琪、陳凱豐、麥耀之、黃世傑、黃微子、鄧家彪、鄧鍵一、曾志豪、蕭裕均、鍾宏安）友情協助。他們用各自方式（如小型論壇、網絡交流、傳媒辯論、原始民調、YouTube、Xanga 等）義務諮詢青年和團體，我們委託職員徐岱靈統籌他們擬舉辦的諮詢活動。這時代不可能人人相信諮詢機制，他們也可主動到不接受諮詢的論壇╱網站╱活動，判斷與議題有關的都不妨反映。假如他們以諮詢的灰色地帶爭取相關議題的注視，有傳統途徑以外的新演繹，對政府來說也是了解趨勢的途徑。

他們任何形式的簡報，以及本身的「次諮詢」手法，都將送往人在倫敦9 月回港的共同召集人陳智遠綜合分析，他對香港政治比我認識。簡報總報附件一律公開放在Roundtable 為此建立的網頁，我送到委員會，會後將回應及跟進放回網頁。他們根據政府的反應，檢討我在委員會有價值還是應離開。實驗時，他們行動立場取向各不相干；實驗後，會按快閃原則各自歸邊。

當我們和政府互動累積了新認知，研究員黃培烽和岑家輝會向社會綜合。感激他們此刻仗義開名分享閒言，受社會問責，以及其他我己所不欲勿spin 於人的熱心友人，一字舉之曰謝。

透明．社會資本．實况電影

為保存primary source 和閱讀政府的互動，我們希望將實驗過程、諮詢行為藝術、社區回應等影畫，拍成沒有預設結局的互動實况電影。這是第三道路：《東》和《四大天王》以外的第三道路，實驗完結後上映。雖曰橘越淮而枳，講願景講埋執行，仲想點。

為實驗ceteris paribus， 我們向其他團體保證

Roundtable 日後不主動關注保育，不嘗試代表他人。這是集體創作，不是個人演出，主角從不是我。在會議內外，我的責任是宏調實驗，此外沒有一句自己話、不以這身分接受任何訪問以免騎劫實驗、不臨急抱佛腳出現公眾論壇以免實驗被騎劫（如前述，不同友好將盡量出席不同論壇），未能議員地三秒辨是非或官員地誠懇，除非談塔里班滅佛。

假如政府接受後現代解構主義的機動不能逃避，任何人啟動機制都是「我」，相信外間明白這不是昔日的行政吸納，而是行政吸納由下而上的後現代再造，這樣的「吸納」大概是現有諮詢機制（成人版或青年版）的一點留白，屆時我們鼓勵把模式引進其他委員會，政府當能了解民情，對強政勵治有利無害。假如花瓶如昔，世界有太多東西發生，不要等到天上俯瞰。

我感激政府委任的誠意和承擔，相信新一代官員有共同願景，期望這是政府走進後現代的初步契機，傳訊後必會離開舞台。畢竟民間政府只能互相倚賴，正如民間團體之間也只能互相倚賴而不是劃清界線，克林頓後期大力推動「議題自治」就是信這套，美國人說他買女人，沒說他買人，沒有盲目反對轉得更低的門。

Roundtable 一無所有到今天，何嘗不是社會資本潛能的釋放？在評論界推出新馬（嶽）蔡（子強）福音是徒勞的，前輩已是頂峰，似乎也不需太多滿口真誠為港持股人的複製政壇新人。毛主席說： 「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也是屬於我們的，但是歸根究柢，是屬於你們的。」我是人馬座，我是我。

麥當娜領養事件


藝人麥當娜去年領養了一名馬拉威小孩，成了人言人殊的慈善行為，頗發人深省。麥當娜是誰大家知道，馬拉威則是據非洲標準依然是非常貧窮的國家，其中一項定期收入是台灣外交經援，原稱尼雅薩蘭，是芸芸前英屬殖民地中最被當作棄置區的一個。根據馬拉威法律，要領養當地兒童起碼要在國內住滿兩年。麥當娜夫婦到那裡旅遊14天，參觀了幾所孤兒院，大概度日如年，山中方一日，14年「匆匆」過去，就「完成」了領養手續，將13個月大的大衛帶回英國。根據英國法律，不在海牙公約「跨國領養條案」以內的國家兒童不能隨便領養，馬拉威不是，大衛卻繞過一切法律，「一家團圓」。無論有心還是無意﹐媒體注視自然免不了，背後陰謀論也免不了。

荷李活前輩助養史


名人領養第三世界小孩自然不是新風，麥當娜不過東施效顰、宣傳效果特佳而已。近代代表藝人當首推米亞花露(Mia Farrow)，她在七十年代大手筆領養了14名發展中國家兒童，包括來自南韓、印度，和當時相當敏感的越南。近年最為人知的則是的安祖連娜祖利(Angelina Jolie)，她在柬埔寨領養了三歲的Maddox、在埃塞俄比亞領養兩歲的Zahara，更親自在非洲納米比亞和畢彼得誕下Shiloh，那種調和親生和領養子女的「一致性」雖然失諸有相，但其實也不能抹殺對子女成長的幫助。她又成了國際人道救援工作代言人，曾任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親善大使，效果就像香港樂施會近年找明哥何韻詩扶貧。不過她在2005年獲美國聯合國協會頒發「全球人道行動獎」後是非又來，甚是無謂。

物質女郎Vs後物質領養


馬拉威兒童大衛仔一夜之間，由最貧窮的生活環境走到狗仔隊鏡頭下的麥當娜式生活，左翼評論與娛樂記者自然認為這是滿足娜姐慾望，多於大衛的原始慾望。這樣的批評，源自「後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m)理論。

這是六十年代開始的社會思潮，主張生活?重的不單是物質或經濟上的滿足(物資主義年代)，而應以其他各有主觀判斷的「生活質素」為優先，例如生活環境、文化、風格等，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在「後物質主義年代」特別被認為比物質交易更重要。麥當娜為甚麼與這些悶人理論瓜田李下？很不幸，她的第一首本名曲就是叫《物質女郎》(Material Girl)，中文版即葉蒨文的《二百度》，這也是她的商標。如今物質女郎提供物質予馬拉威小孩，無疑是吸引的MTV。

領養與「相互依靠論」


當麥當娜領養馬拉威兒童，又難免被人拿來和所謂「相互依靠論」(Dependency theory)相提並論。根據這理論，非洲弱國自然需要強國幫助才能脫貧，依附關係中的「媒介」可以是國家(美國)、可以是個人(麥當娜)。但這種作風經常被質疑政治不正確﹐因為「失學」、「助學」、「貧窮」、「脫貧」、「改變命運」、「救助」一類字眼有明顯價值判斷，但若說成是「革命」、「復興」、「平權」、「維權」﹐對另一方又是政治有問題。

我們不談政治，究竟相互依靠的富足一方又有甚麼可以依靠？國家可以「依靠」窮國的天然資源，名人則「依靠」那種虛無縹緲的感覺和善心。所以近年助養變成一站式業務﹐網上NGO有不少「一站式善心媒介」，甚至附上聖誕禮品目錄，例如一隻羊只需75元美元，埋嚟睇埋嚟揀，有壞唔包換。

伊朗使館Vs北韓諜艦事件


美軍忽然以直升機襲擊伊朗駐伊拉克領事館，拘捕54人並沒收電腦和文件。這類開宗明義違反國際法的事，對美國而言並不常見，比中國駐前南斯拉夫使館被炸、南海撞機事件等往事更失諸有相。為什麼伊朗的譴責無人理會？要解讀，我們應回顧一個美國刻意遺忘的案例。

1968 年的普韋布洛事件

話說到北韓旅遊的遊客「必須」參觀一處名勝普韋布洛號（USS Pueblo AGER-2）。這艘美國海軍間諜船在1968 年被北韓俘虜，官方原因是它在北韓海域搜集情報、「非法入侵領海」。美艦並非沒有抵抗，而是在一名船員被北韓軍隊射殺後全船82 人投降，全被帶回平壤當俘虜，船長回國後還因此被軍事法庭審判。

北韓既是主動出擊者、又是被偵察者，卻一舉戰勝宿敵美國，加上當時正逢越戰，美國國際形象比現在更差，這自然是北韓近代外交史上最出風頭的一頁。事件糾纏一年，美國見人質在敵手、又無可能開闢第二戰場，只能被迫談判，破天荒接受北韓要求認錯道歉， 「保證同類事件不再發生」。北韓釋放已關了一年的人質（他們精彩的悔過書目前還在展覽中），卻堅持把戰艦當作戰利品沒收，以展示驚人國威。雖然今天戰艦已變成「類古物」，但遊客每到那「保育」奇佳的景點，還是有60 年代造型、英語異常流利的女講解員講述40 年前的事發經過，猶如親歷其境，更說某美國高官也偷偷來過， 「深感悔疚」地承諾「不再做壞事」。那齣美國口音旁述的紀錄片更是劇力萬鈞，一切都是內地民族主義憤青夢寐以求的一級寶物。

伊朗使館事件的信息

普韋布洛的事發地點屬北韓和日本的爭議海域，北韓敢出擊而美國願意道歉，已超出純國際法問題，雙方分別傳達了下列信息：北韓有力乘越戰之機擴張，美國則保證只要北韓不胡來，就對其他問題網開一面——此後十數年歷史，亦可如此引證。這類事件慣常被看作外交默劇：同一道理，2001 年的中美撞機事件也發生在爭議海域，美國說very sorry 而不道歉（但中國翻譯為道歉）、中國勇於扣留人質（但人質獲釋時原機退還），反映兩國都不希望示弱。

這次美國突襲伊朗使館雖說是「個別例子」，看來還是大有隱喻。除了美國明顯向伊朗示警、暗示連國際法也不一定顧及，還刻意對伊朗的道歉要求不屑一顧，信息是直接溝通的基礎已接近不存在——相反美國對北韓還念念不忘六方會談。這些再和美國增兵伊拉克聯繫一起，令人懷疑儘管出現全面戰爭的機會始終甚微，但可一可再，發生邊境突襲或其他手術型襲擊的可能性，無疑比去年大了不少，這是不能忽視的。

長腿叔叔與麥當娜


領養除了麥當娜懂，也是小說的常見題材。例如珍韋伯特(Jean Webster) 的兒童小說《長腿叔叔》主角朱廸，得到一名樣板式富有善良的年輕人史密夫先生助養，把她由「地獄」(孤兒院)帶到天堂。朱迪一生自此改變，讀書上學，後來接觸到上流社會的生活品味，開始了種種身份認同矛盾，時而自卑、時而亢奮，最後大團圓結局。

假如麥當娜的非洲小孩能真的在英國生活(可能性實在不大)，他能否得到長腿叔叔故事的快樂？以英國人的犬儒和勢利，他上學時不可能不被同學問「有沒有跟麥當娜同床」(這是麥當娜的紀錄片名)，長大了不可能不了解馬拉威同胞的生活條件不及自己百分一，大概也會知道他的收養被評論稱為「後物質主義」……除非他懂得一切反正錯配，人生如戲，戲也如人生。

普普壇反高潮


在西方眼中，峇里島的普普壇文化之所以比其他集體自殺傳統(例如日本的武士道)更別樹一幟，全因峇里王室原被當作最不可能如此壯烈的一群。期許反差下，震撼就像洋人看見中國順民忽然集體搞自殺式襲擊一樣。峇里王室被看成軟弱，因為荷蘭原來的間接管治模式已足以控制峇里，王室成員終日鴉片渡日，甚至主動和侵略者同流合污，百姓也知到王室腐敗不堪。想不到這樣的背景，讓峇里士兵發展了吸足鴉片迷糊意志的戰法，到了最後關頭，全體王室成員也一式一樣，以一襲白衣的純潔造型迎接死亡。史載荷蘭軍看見這些以抵抗方式尋死的男女老幼一律神情恍惚，情景詭秘，當時死亡人數其實及不上西方在非洲屠殺的萬一，但傳訊效用就大上萬倍。

印尼的印度教堡壘


普普壇成為峇里曾幾何時的抗爭最後一著，內裡有一個集體意識存在。話說峇里原來分裂為數個獨立王國，內戰連連，戰敗國經常舉國由上而下「捆綁在一起」成為俘虜，所以就算百姓不滿國王，也不得不為自己的自由奮戰到底。當集體意識變成對抗外敵，王室率領人民集體奮戰自殺，也不過是上述延伸。

至於峇里人民何以比其他印尼島民抵抗得更「普普壇」，這就要從當地宗教信仰解釋。印尼是人口最多的伊斯蘭國家，國內卻依然有不同信仰並存，峇里島數百年來就是堅韌的印度教勢力範圍，島民崇拜的神明、廟宇供奉的神祇不是印度教諸神，就是和當地原始圖騰崇拜的混合。印度教對生命和死亡的循環概念，也影響了當地人，否則普普壇是和本土文化有點格格不入的。

皇后不拆又如何？


編按：持續近兩月的民間天星皇后抗爭運動，首爭取得政府較正面的回應。昨天立法會會議上，政府終答應在沒有與各關注團體達成共識前，不會遷拆皇后碼頭，並會考慮原址保留。相信，市民都以此承諾，來監察政府以及古物諮詢委員會在未來是否、和如何兌現它。而Roundtable 主席沈旭暉答應加入古物諮詢委員會後同樣受到很多質詢和注視，他早前以文章回應，既「我是我」，又「在會議內外沒有一句自己話，不以這（諮詢委員）身分接受任何訪問以免騎劫實驗，不臨急抱佛腳出現公眾論壇以免實驗被騎劫」。一個決心不直接面向大眾的諮詢委員，想對諮詢架構作出「宏調實驗」，這個神秘的實驗如何進行，又如何造福關注古物古蹟、舊社區保育議題的香港人，且細讀沈博士的解畫。

文．沈旭暉/ 黃培烽/ 李祖喬@ Roundtable

加入那古物會前後，Roundtable 核心成員設計了一個「次諮詢機制」，公開目標以外，也有意測試Roundtable 能否承擔作為建制與社會的橋樑。設計雖屬客觀，但自有局限，協助名單只是曾對我說關注保育的友人，內有社運友好、街頭青年、專業人士、學院派，也有開宗明義的政府fans。我們邀請了無保育負擔、甚至不常在港的朋友一同抽離分析其意見，結論難免還是主觀的，不同人也可能得出不同結論。無論如何，這數周我們就皇后事件作了一個pilot test，以14 人小組提供的信息為原材料，進行研究分析。他們主動到論壇、團體、網絡等蒐集資料時，提供和接收資訊的個體都沒有被吸納的負擔，部分明言對諮詢框架全無寄望，意見毋須任何扭曲，只是要共同完成這實驗，資料真實性應相對可信。在官方機制未能提供議題設定權、亦未公報諮詢民意的準則前，我們唯有倚賴他們由下而上地研判政府應關注的相關資訊，以免完全被官方委員會議程牽着鼻子走。這些基於他們不同在地化意見的異地化分析，算是我們參與研究的人以個人身分向古物會的扼要綜合和建議，也比硬件本身更重要：

一、保衛天星或皇后碼頭的民間活動，蘊藏有多項未被媒體充分介紹的理念，包括城市規劃、官商互動、社區網絡、軟件保育、選舉以外的公民參與等，這些是比集體回憶更有深遠影響的議題；

二、一般青年多對清拆天星或皇后碼頭感可惜，原因不一，比提出上述理念更普通的是「純粹唔捨得」或「對政府做法反感」；

三、認為政府已盡責的青年，相信化解清拆危機有其他stakeholders 責任（地產商、議員等），例如建議立法會有提出無約束力動議來反映民意的責任，相信強行清拆而讓政府獨自承受後果，也屬不公；

四、不少年輕專業人士相信一切應以依法辦事原則解決，從而維繫香港的理性形象，這同樣是不會主動到諮詢會發表的聲音；五、清拆皇后碼頭在目前情况下，將成為否定不同議題的單一聚焦點，媒體亦可能放大肢體碰撞的場景報道，而忽略未被討論的背後理念，即使政府有任何誠意也不易傳訊。我們建議在不同理念釐清前，即使專業團體就硬件的技術清拆達成共識，政府現階段亦應擱置暫停清拆，先為社會建立多元討論的基礎，不應單是關注每座古物技術性的去留，否則對和諧社會或強政厲治都屬不利。

在這政治大氣候，我們只能明化不易稱職的橋樑/分析角色，舉辦一些公眾主動發掘文化遺產的比賽，深化相關論述，這是積極或消極，應有公論。上述建議只治標不治本，如何收集民意其實是政府責任所在，我們只能稍作輔助，更關心的是「諮詢」邏輯和制度的未來，這是整個實驗的目標所在。

從前港英政府為解決認受危機，沿用吸納政治，避免精英投奔當年還未成形的公共領域，自然無鼓勵多元參與。今天政府不斷擴大吸納版圖， 「代表」民間的委員會愈來愈多，社會卻愈加分化，媒體民眾對參與的犬儒與日俱增，能衡量「諮詢」如何「反映民意」的科學機制從不存在，連反映專家意見部分的公信力也被泛政治化拖得愈來愈低。

諮詢制度的堵塞

在吸納政治外，權力絕緣體缺乏渠道和政府互動，有時訴諸外間眼中的身體政治，主要根源也是諮詢制度為雙方帶來的負誠信。熱血嘉年華無疑創意與智慧並重，但一時一刻聚焦過後，社會和媒體始終無意、無法、無暇理解背後理念，港式示威與示弱有時在媒體眼中是一線之差，忽然深入的探討又會被揶揄為「過分解讀」。官辦諮詢固然形式主義主導，公眾相信另類聲音是宏觀調控下的花瓶，感覺委員會再「開明」也是一切黑箱，再透明也難予以信任；民辦論壇無法逼政府開誠布公，唯有不時滲入「向人民交代」表態元素，又反過來成為政府對民間邊緣化的理據，連背後的理念也被邊緣化處理。如此循環，對政客和媒體以外毫無建設性；如此「溝通」，是結構性的失衡。

我們認為單純的行政吸納、基進運動、透過第四權引導輿論，只是燃燒已所剩無幾的青春。目前的諮詢和溝通機制與意識，令政府與民間只能通過削弱對方才得到自身合理性，順道毁掉可作為中介的橋樑，強迫有點誠意付出又希望每事保持獨立思考的人部落儀式化地布殊主義式歸邊。碰上政府是官僚，碰上運動是暴民，聲稱獨立思考的都是偽君子騎牆，還不是源自同一溝通失衡？我們部分成員曾參與清華大學對內地聽證改革的研究，發現連內地的相類機制也比香港諮詢制度進步得多。我們實驗目的不過是從fieldwork 角度出發，一年內向政府提交研究報告，建議根本扭轉諮詢遊戲不合時宜的邏輯、和這些年來連中學生也要不斷形式峰會的類諮詢虛耗，內容可以是將諮詢和民意直接掛鈎、將專業意見變成純技術性聽證、由政務官直接進行「次諮詢」並承擔問責、政府提供資源予民間自行研究而避免任何形式的吸納等，並有其他無限可能。我們深化這些研究後自會離開舞台，只是一廂情願地相信，扭轉目前溝通的多輸，也是政府願意我們帶來的變革。

尊重差異什麼都不是

這樣的實驗背後有鬆散的理念，就是我們認為新社會參與模式與政治意識，固然不應墜入對立的深淵，甚至不應被任何新標籤概括。在政治取態、文化認同、性別取向等不同面向尊重差異，讓各人在價值觀上有多重（甚至精神分裂自相矛盾的）選擇，這是多元文化主義初階，也是它令人對「多元」又愛又恨的原因，這和單純的「中立」有根本不同。畢竟搞政策的，總習慣對「多元」意見分門別類對症下藥吸納分化；搞運動的，總把「多元」定義為異於政權、為民請命的革命性推翻，把疲於示威抗爭但又精神上支持的當成政治冷感的消費一族。不要嘗試收編、扭曲、代表任何人，不要苛求十多歲青年認定一生主義理想，鄧小平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各人的實踐、真理和標準都不同，單一化的「溝通」只會造就有利政客寄生的溫室。

不少同齡友好曾理想無限，但不論曾相信什麼左中右，近年都說大徹大悟，愈是了解政治的愈是討厭參與；諷刺地，vice versa。這裏的無奈，比保育失衡更甚。保護被政黨、運動與媒體政治嚇怕的渾沌力量了解、進而參與社會，隨便他們日後獨立選擇什麼，釋放社會潛能，形成即使不很清的清流，讓沉默、具參與意識而不願背負標籤包袱的人，在共有的平台上百花齊放，沒有人吸納或要求他們幹什麼不幹什麼，只希望在那一天前，確立香港的多元文化傳統。這是我們唯一的理念，未來也不應再贅言。當沒有皇后、只有阿公，我們相信民智多於理論和理想、政府和政客，假如有那一天。

血腥峇里後遺症


峇里島數次出現集體奮戰自殺後淪為荷蘭殖民地，但這文化日後還有深遠影響。像二次大戰後，不少王室後裔企圖復辟，對前度臣民的號召，靠的就是當年的普普壇，出現了不少全族戰死的震撼。到了六十年代，印尼全國爆發反共白色恐怖，政局動盪不堪，成為重災區的就是當時還未成為國際旅遊熱點的峇里島，據說有十萬人死亡。

慘劇部分也是源自普普壇一類集體意識，因為新總統蘇哈托操控的民兵要不斷獵巫，在峇里島就出現「全村共黨」的指控，其實這不過是昔日集體恩怨的延續。今日峇里的「普普壇公園」成了愛國樣板教材，島民在那裡合家歡，似乎前事已了，但想深一層，這類文化潛移默化產生的副作用，像內地不斷歌頌民族英雄的後遺症，其實可大可小。

華工綁架之謎與「尼日利亞拉登」


　5 名在尼日利亞被綁架的中國勞工獲釋，成了中國彰顯國力又一力作，但人質被誰綁、緣何獲釋、中方有否付贖金一類問題卻諱莫如深。假如綁匪只是一般要錢的民兵、北京又一早得知，舉國上下營救似乎略為高調；但假如綁匪與叛軍「尼日爾三角洲人民志願軍」（NDPVF）或「尼日爾三角洲解放運動」（MEND）有關，事件就足以和年前中國工人在巴基斯坦被蓋達外圍馬哈蘇德綁架相提並論，因為這些組織正被西方塑造為「非洲蓋達」。

由部族戰爭到蓋達式襲擊

NDPVF 和MEND 關係密切，後者可視為前者的激進支部，規模不算太大，在一眾叛軍中逐漸矚目，因為它為尼國內戰傳統戰法帶來突破。對此我們不得不提一場已被淡忘的慘劇，那是1967 至1970 年的事，當時東部伊博族（Igbo）脫離尼國政府建立比亞法拉共和國（Biafra），3年後被豪薩人（Hausa）主導的中央軍擊敗，其間100 萬人死亡，是冷戰最嚴重的人道災難之一。比亞法拉一度兼併盛產石油的尼日爾三角洲全境，又激化三角洲其他民族矛盾，間接方便了中央政府各個擊破。近年尼國石油出口愈來愈多、人民卻愈來愈窮，三角洲要求自治，但被視為傳統部族分贓的延伸。

NDPVF 和MEND 依然以部族利益為主，屬伊爵族（Ijaw）解放運動，但和以往不同的是它們拒絕和中央或其他部族討價還價，又無意單單擴大武裝搞割據（反正再大也大不過當年的比亞法拉），而是聲明用「一切手段」爭取獨立。於是當地開始出現汽車炸彈襲擊、針對外資基建的破壞、精心挑選對外國人的綁架，月前被綁架的4名意大利人就被當作傳訊對象。以往這些蓋達細胞襲擊從未在西非出現，讓人憂慮這是蓋達滲入的徵兆。作為石油大窮國兼非洲第一人口大國，尼日利亞自然比蓋達的舊非洲基地索馬里和蘇丹更理想。

「尼日利亞拉登」形象塑造

將蓋達式襲擊引入尼國的是NDPVF 領袖艾沙里（Mujaid Dokubo-Asari），此君在伊爵人心中也是拉登那樣的傳奇人物。他原是基督徒，父親是法官，不如拉登富有，但也是生活無憂的中產，卻從大學退學，原因是「對權威和教育官僚不滿」。接着他改信伊斯蘭教，受其「革命精神」感召，周游非洲列國，特別享受在利比亞的美好時光，在那裏接觸到不少反西方的流亡政要，似乎也從卡達菲那裏學到不少挑戰西方的技術，包括對媒體的利用。

9/11 後，已成為伊爵領袖的艾沙里公開奉拉登為偶像，盛傳他接受蓋達金錢資助和訓練，言行也愈來愈「蓋達化」，例如將尼日爾三角洲鬥爭說成是和巴勒斯坦、車臣、科索沃的鬥爭「一脈相承」，這明顯是蓋達原教旨教條。由於他「敢言」，當地人越來越喜歡他，儘管其武裝不強，政府已急不及待以叛國罪將他拘捕，反而造就了「非洲拉登」神話，其他武裝都以釋放艾沙里為政治號召。這次華人被綁，出動了不少尼國土王酋長部落領袖，他們對小混混反而沒有多大約束力，更令人懷疑綁匪背後的網絡。我們自不能確定綁匪身分，但假如蓋達在西非固化了支部，華人作為「疑似新帝國主義分子」，肯定不會享有優惠，就算綁匪原來是獨立個體，也可效法中東同志自稱蓋達成員來抬高贖金。

峇里恐怖襲擊


雖然峇里島逃過了蘇哈托下台時的印尼全國暴動(據說還是當地居民自發組成民兵，捍衛準備入侵本土的亂民)，但還是逃不過恐怖襲擊。

最著名的兩次是2002年10月的二百多人死亡大爆炸，與及三年後死三十多人的連環突襲，據說都是印尼祈禱團的疑似傑作。

恐怖分子選擇峇里，自然因為那裡是各國遊客集中地，對外傳訊效果至為明顯。但對土生峇里人而言，這些襲擊無可避免成為「普普壇」一類集體奮戰自殺系列的新集體記憶。就算今日峇里無限依靠旅遊業，當地人對外國遊客其實不可能完全認受。

他們不但對印尼捲入反恐戰感到無奈(當地的印度教傳統原來應可置身事外)，對各國只關注死傷遊客而忽視峇里人的存在更是心有不甘。

岡比亞童妓經濟


非洲最小的獨立國名叫岡比亞(Gambia)，全境被塞內加爾包圍，兩國結成一個「塞內岡比亞聯邦」，關係有點像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但由於岡比亞是前英國殖民地、塞內加爾則曾屬法國(大家應還記得塞內加爾上屆世界盃擊敗法國的經典)，兩國發展大異，始終合併不成。雖然這小國在香港幾乎不為人知，但它在英國的知名度相當高，不少小說都以它為背景，特別喜好描述英國貴婦到當地度假，住進牆上爬滿蜥蜴的旅館，一堆黑人小孩以渴望的眼神爭著相扶，然後故事開始……主角是貴婦、又特別強調黑人小孩，因為岡比亞是英國心照不宣的童妓樂園，服務對象不論主客，都無分男女。

這些主顧對岡比亞經濟貢獻良多，小國寡民的岡比亞也就比泰國更不願say no。

《滿城盡帶黃金甲》偽正史


沈旭暉，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Roundtable Group主席，並在教育機構負責國際化項目，客席主持電台節目。研究國際政治，在學術社會之間遊走，夢想新生代出現範式轉移。

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一如所料，被影評歸入其「自我東方化」系列。電影刻意選擇五代十國為時代背景，似乎就是為了避開唐代這個西方熟悉的朝代，好更暢快地唬洋人；主角一家所屬的「韓國」正史上不存在，也斷了歷史學家借月旦考據見報的財路。但就是這樣，電影歷史時空依然值得探討，不過此前我們得先厘清一些基本概念。

「皇」Vs「王」：歷史基本文法

電影周潤發的角色是大王，鞏俐是王后，周杰倫是王子。但在英文字幕，大王譯為Emperor，王后是Empress，邏輯上就出了問題，因為國王和皇帝在東西方都是不同概念。

在中國，秦始皇推出「皇帝」這名詞以前，夏商周天子都用「王」；此後有了皇帝稱號，皇帝（Emperor）就可以分封親屬大臣為王（King）。被分封的王所屬有國，但並非絕對獨立，理論上臣服於皇帝統治下，逐漸凡是中國統一時代的天子都稱帝，分裂時代一些量力而為的統治者則「謙卑」地稱王，或向勢力較大的「皇家」政權效忠。例如秦二世死後，繼位的子嬰眼見六國貴族紛紛復國，就先發制人自動放棄帝號「downgrade」為王；在五代十國，不少國家對外只稱王，維持侍奉中原皇朝的表面功夫。《黃金甲》「皇」「王」不分，究竟國家之上還有沒有更高層？邏輯上的唯一解釋，就是此國還不敢公然建號稱帝，對內卻要過足皇帝癮，所以大王不斷自稱「朕」——須知只有皇帝稱「朕」，王只能自稱「孤」。

在西方，King和Emperor的分野更明顯。Emperor只屬於帝國（Empire），而帝國是有客觀標準的政治結構，雖然不同學者有不同演繹，但一般都視「領土覆蓋國家主要民族以外其他民族聚居地的大國」為帝國。例如在一八七一年統一前的德國，其核心組成部分普魯士首領是國王（King），到了統一才改稱德皇（Kaiser）；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在國內一直是Queen，只有提及她作為大英殖民帝國女皇才稱Empress。可見兩個名詞就是於同一人，也是分開使用的。三十年前，一個非洲獨裁者博卡薩以全球最弱的國力廢除共和建「中非帝國」，就成為國際大笑話。哈佛大學二○○○年出版左翼學者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的名作《Empire》，視帝國為民族國家邁向全球化的過渡，亦值得一讀。

後唐明宗李嗣源：

「大王」的原型？

皇也好、王也好，《黃金甲》既然煞有介事地列明時代背景為公元九二八年，觀眾就不得不翻查一下那年究竟有何特別，也不得不思索主角一家最像來自哪國。歷史上，那年並存的有後唐、漢、楚、吳越、吳、南平、閔等，其中吳帝已成權臣傀儡，南平和閔十分弱勢，其他四國就可能成為電影原型，特別是後三國都受已滅亡的後梁冊封，可以勉強解釋王后的「梁國公主」身份。然而還是那年在位的後唐明宗李嗣源（八六七──九三三）的年齡和事蹟最符合韓大王，雖說是穿鑿附會，但從中也可反映五代十國君主奪權的基本模式。

李嗣源由普通士兵出身（和韓大王從前不過是都尉一樣），因作戰勇敢，被沙陀族將領李克用收為義子。李克用是後唐實質立國者，其十三名義子即「十三太保」，曾被不少電影改編，李嗣源即為大太保。後來李克用親生子李存勗正式立國，重用伶人，被李嗣源政變推翻，是為後唐明宗。李嗣源算是五代明君，宰相任圜和樞密使安重誨都善於建立典章制度，但此君同樣好殺戮，上述兩位名臣也是被其冤殺（有點像《黃金甲》被追殺的太醫）。他愛吟聶夷中的《憫農詩》，韓大王則愛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史載李嗣源的三個兒子也像韓大王三子那樣爭奪王位，其中次子秦王李從榮像杰王子那樣逼宮被殺，繼位的李從厚在位數月又被義兄李從珂政變推翻，最後李嗣源女婿石敬塘借契丹兵打敗李從珂，後唐滅亡。總之李嗣源和韓大王同樣得位不正，才特別希望整頓秩序規矩，李嗣源甚至瑣碎得立例禁止虐待父母，但由於秩序的根本問題出在王族身上，一切繁文縟節就顯得格外虛偽。在五代十國被公認的儒家聖人「長樂老」馮道歷任五朝八姓十三君（李嗣源就是首個任命他為宰相職級的君主），沒有忠於一姓的包袱，在社會卻大力提倡禮教和興辦實務，就是上述兩難的自然產品。

雖然《黃金甲》改編自民國劇《雷雨》，但電影對人倫的處理卻比民國更吻合。義父義子的作風在當時特別盛行，內裡親戚關係相當含混，唐代父子「換妻」的做法亦屬司空見慣（楊貴妃原來就是唐玄宗兒子的女人），一家胡搞可算「社會風氣」。正是這樣，不少胡人和漢人因結義成為一家、因亂倫親上親，對中國逐漸變成「大中華帝國」有不可磨滅的功勞。

法門寺「世界第九奇跡」

與晚唐黃金

一些歷史學家狠批《黃金甲》不符歷史，認為殘唐五代不可能如此金碧輝煌，因為出土文物顯示唐代沒有金色系列，只有唐三彩。對此我們不妨為電影平反（雖然張藝謀不在乎）：且不說千多年前的唐代出土文物可能失真，就是現存文物也有一處最能反映「滿城盡帶黃金甲」的氣派，這個地方在西安法門寺，筆者亦曾到彼一遊。

法門寺因為供奉了佛祖釋迦牟尼的指骨舍利，成了佛門聖地兼唐代皇家佛場，皇室成員不但要定期到寺跪拜，更規定三十年一次恭迎佛舍利回宮，每次迎接都贈送大量珍寶予寺方。但自從五代亂世，法門寺不斷被破壞，舍利不知所終，到了民國時期，唐建築早已倒塌，雖被輾轉重建，但法門寺規模日小，淪為地方破廟。到了一九八一年，又熬過文革一難的法門寺塌下半邊，維修期間居然在一九八七年無意發現完好無缺的唐代地下宮，內裡不但有傳說中的佛祖舍利，還有二千四百九十九件唐代皇室遺下的珍寶，並有清單一份附上。文物出土時簇新得像剛製成的藝術品，成為考古學超級寶藏，填補了大量唐朝歷史空白，儘管那况自誇為「世界第九奇跡」不是踏實的傳銷。

《黃金甲》况的金碧輝煌自是商業賣點，但唐代遺於法門寺的不少文物確是純金製造，包括金缽盂、金飾物、金袈裟、金寶塔，而且最大一批寶物來自晚唐僖宗皇帝，就是他在位時爆發黃巢之亂（黃巢即「滿城盡帶黃金甲」一詩作者），不但說明唐代宮廷有使用黃金炫耀富貴的傳統，也見即使在唐代國勢衰微之時，依然能夠一擲萬金維持局面。電影的金碧輝煌聲稱為達到「金玉其外」的反諷效果，但誤打誤撞，其實也不是和歷史完全對立呢。■

後唐明宗李嗣源是周潤發（右）的原型。

《黃金甲》的金碧輝煌固然是商業賣點，但近年出土的唐朝文物中確實有不少是由純金打造。

假如一半國民不足18歲……


作為一個69%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的獨立國，岡比亞極度年輕的人口比例實在教人驚訝：全國150萬人口 中，一半都是18歲以下，每年人口增長率4.2%。由於人口年輕化，加上國家貧窮，於是人被盡其用，小童販賣、街童、性服務幼童化等一籃子社會現象紛紛出爐。

結構上，這和約旦一類年輕人口急速膨脹的國家出產了扎卡維搞恐怖襲擊，其實源出一轍：根據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人口失衡正是伊斯蘭文明挑戰其他文明、特別挑戰是生殖力越來越低的西方文明的深層原因。只是扎卡維在伊斯蘭世界面對更深的性壓抑，假如他真的遵守教義又不能放縱，唯有到別處出火。

假如承受同樣壓力的非洲文明出現統合各國的意識形態，也可能成為恐怖主義的溫床，「由童妓至童魔」是美國的憂慮。

出口童妓=出口球星﹖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北非以南約有五千萬童工，是世上童工比例最高的地區。岡比亞憲法規定孩童要接受免費強迫小學教育，法定就業年齡為14歲，但「不包括農村工作或家庭童工」。有見及此，人口販賣集團就以改善生活條件、脫貧、先富起來等理據，引誘兒童和他們的家人以「農童」或「家童」名義提供另類服務。這些兒童成了本土性商業支柱，不少更被輸出到歐洲或南美，一去無蹤，其路線圖諷刺地和鄰國塞內加爾出產的球星一模一樣。事實上，不少由非洲出口的球童，不過是面對次序相反的同一命運：離鄉別井時是小學生，到歐洲成得了球星的萬中無一，被淘汰的一大群只有流落街頭，「有出息」的成為街霸，無奈的則淪為街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