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10(1月至6月)文章

天安號危機﹕中國表態的計時沙漏開始了
【咫尺地球】天安號事件發展至今，西方國家開始與北韓（朝鮮）斷交，包括與朝鮮半島毫不相干的加拿大等國，彷彿風雨欲來。美國媒體報道的用字，已不是某某危機或事件，而是單刀直入，「北韓不足以支持戰爭1個月」一類標題已開始出現。

這些動作，表面上是對北韓施加壓力，其實這樣的「壓力」極其有限。北韓從來不以正常外交倫理露面，既不在乎被承認，也不在乎被否認，反正北韓人眼中的世界地圖和我們熟悉的略有不同，心目中只有「國際友誼展覽館金日成館」那一幅。那幅「地圖」把曾向北韓「進貢寶物」的國家都點上亮點，不但中國赫然在內，連美國也免不了被意淫。

至於說對戰爭的準備，恐怕除了以色列外，世上沒有任何國家有北韓那樣充足﹕金家從來習慣自我炮製處於戰爭邊緣的緊張狀態，這樣一方面可以加強自己對軍隊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可以加強軍隊對日常社會經濟的控制。別的國家人民在戰時大受影響，但北韓人民早已習慣，反正也不外如是，軍隊也早以「準戰爭」之名接管國家經濟，自成體系，戰時並不需要特別改變。

爆發「零星衝突」還是「戰爭」

然而，承受壓力的一方，除了北韓，還有中國。各國和北韓斷交後，就算兩韓邊境爆發零星衝突，或是有士兵忽然失蹤、兩韓海軍不知道什麼原因走火，都可以被演繹為「戰爭」開始。一般相信，兩韓爆發大戰機會不大，但走火、局部衝突的可能性永遠存在。

問題就在這裏。

假如西方輿論宣傳「戰爭」已經開始，哪怕兩韓局勢其實跟平常一樣，中國處理局勢的手法，卻不可能跟平常一樣。是否繼續向北韓輸送物資？是否認可這是「戰爭」，還是堅持判斷這不是「戰爭」？無論如何反應，都是被動的，都不容易向國內外交代。中國在被動之時，西方媒體的計時沙漏，就開始運作了﹕你看，「戰爭」已爆發1個月，既然所有專家都預測北韓不可能支撐超過1個月，現在金正日政權卻完整無恙，必然有幕後勢力支持。有這樣能力和動機的，自然只有中國了……

上述劇本不但西方有準備，連北韓也有心理準備。對金正日而言，要是中國能被危機捆綁在一起，那自然是上策，因此，製造零星衝突、讓西方宣傳為戰爭、繼而向北京呼冤，不但符合美日或南韓利益，同時也符合北韓利益。上述棋局的每一步，對各方而言，都有一定現實主義章法，合乎這些國家多年來的佈局，有機會再詳談。

被促表態 中國難打馬虎眼

唯一充滿懸念的，就是中國怎麼辦。

在中國當代外交史，這次危機獨一無二。以往不是出現敵對一方進行雙邊挑戰，就是有多邊討論需要中國調停，鮮有天安號事件這樣，雙方都希望逼中國作出鮮明、帶有實質行動的表態，而雙方都不能不算是中國朋友。歷史上，最接近的案例有兩個，一個是1971年的孟加拉獨立戰爭，當時孟加拉一方積極爭取中國，以為基於「被壓迫人民」的身分，會得到毛澤東支持，但由於孟加拉要求脫離的巴基斯坦，是中國鐵杆盟友，最終中國站在巴基斯坦一邊，放棄「世界人民」。另一個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中國在曖昧多月後，終於說站在反戰的法德俄一方，但其實兩面不討好。

當年毛澤東、周恩來可以態度明確的站邊，今天的胡錦濤已不可能；何况朝鮮半島並非伊拉克，北京是不可能打馬虎眼（意即故意裝糊塗或敷衍別人）的。當北京一天未想到解決方法，就只能繼續拖下去，像這幾天的表現那樣，看得讓人焦慮。

天安號危機﹕朝鮮與韓國絕交才是尋常
【咫尺地球】天安號危機出現後，北韓（朝鮮）主動與南韓（韓國）絕交，美國說這「不尋常」，似要說明這是北韓可能偷襲南韓的先聲。事實上，北韓就是需要偷襲，也不會受任何條約和外交慣例限制，金正日的外交是充滿「創意」的。平壤主動絕交一類舉動，與其說是外交行為，倒不如說是內政。

這裏讓我們先分享筆者一位德國朋友的經歷。

德國朝鮮淵源深厚

這位朋友是學者但在德國NGO工作，工作內容就是統籌援助北韓。德國與北韓彷彿沒有直接聯繫，其實它在北韓的援助角色很吃重，因為一方面，從前東德和北韓就有緊密合作；另一方面，德國是歐盟領袖，一直希望通過類似的人道外交，走一條與美國不同的路。然而數年前，北韓忽然宣布取締所有正在運作的國際NGO，而且不容許任何援助繼續進行，官方理由是「北韓欣欣向榮形勢大好哪裏需要什麼援助」，實際理由自然是害怕西方乘機滲透。

有趣的是，時至今日，這位朋友的機構依然在北韓運作，完全沒有受影響。秘密說來很簡單﹕把「援助」改名為「經濟合作」就是了，北韓當局見是「德國友人」，而又滿足了官方要求，也就不再深究了。

上述小故事給我們不少啟示，其中一點，就是北韓各級工作人員，都面對民族主義的壓力，但不代表他們真正鐵板一塊。當北韓以極端民族主義治國，認為「夜郎不是很大」的官員，自然容易給政敵口實。但只要口實的問題解決了，到了實質運作層面，這些官員並非自絕於世界的人，處事是有一定彈性的。畢竟他們是全北韓少數可以使用國際互聯網的「資訊特權階級」，理應對國際局勢有一定掌握。

天安號事件變成高度危機，固然與南韓的制度有關，這必然成為當地朝野政黨爭取表現的良機——需知南韓民族主義與北韓相比，其實不遑多樣。但與此同時，其實北韓決策階層處理危機，也受制於「民意」。這裏說的「民意」，自然不是一般北韓人民的心意，而是勞動黨最核心精英集團聲稱要「代表」的心意。

不夠愛國下場堪虞

目前北韓面對的「民意」，和德國NGO援助事件相比，複雜了很多，因為北韓當下最重要的問題、乃至唯一的問題，就是接班人問題。任何捲入這問題的人，一不小心，就會被清洗，而被清洗的官方理由自然不是站錯邊，而是不夠愛國，就像被「北韓問責制」處決的「經濟沙皇」朴南基那樣。

假如北韓真的像文革時代的中國，金正日有如毛澤東，倒可以力排眾議，乾綱獨運，作出外交大逆轉，像當年中美建交那樣震撼地球。問題是北韓領導層都有上網的「特權」，雖然他們都被監視，但其實也在互相監視。當他們知道南韓一口咬定北韓炸毁天安號，無論心理有沒有鬼，都不可能不強硬回應，因為他們明白其他同僚都得到同樣信息，要是不回應、被指控為不能代表「人民」意願，下場可能大大不妙。就是金正日本人有心和解，當全體官員都知道南韓報告書的內容，那也有心無力，這不是說有人可以挑戰他的釋法權，而是這樣一來，可以全盤影響他的接班安排。

吊詭的是，北韓的高層民意戰，不一定需要流血收場。只要面子的關口能度過，各級官員可以向內部上下各級交代，那時候，假如西方的制裁並沒有太大新意，和解的空間才可能出現。要是西方不給北韓領導任何空間去宣示自己的激進和瘋狂，那他們就只能假戲真做了。

因此，在金正日的奇異國度，北韓主動與南韓斷絕交往是「尋常」的，不絕交，反而是「不尋常」了。

中國流傳的天安號陰謀論
【咫尺地球】本欄日前提及中國網民眼中的北韓（朝鮮）形象並不正面，以邏輯推之，網民似乎不應在天安號事件偏袒北韓。事實上，每當中國宣布加強援助北韓，在網絡都有反對聲音，什麼養虎遺患、多少錢都不能買下金正日的忠誠等，負面評價不一而足。當北韓核軍備持續發展，更引起網民不安，不少人擔心未來的北韓核威脅對象就是中國東北。問題是，天安號事件的主角並非北韓，而是南韓。假如說網民看不起北韓，他們對南韓的感情，同樣複雜。

「美國是元兇」

在中國網民眼中，近年南韓不斷推行去中國化，漢城改名首爾，卻又與中國爭奪端午節和儒家文化的正宗版權，早已受盡揶揄。假如北韓是「忘恩負義」，南韓就是「數典忘祖」，總之兩韓民族主義都不為網民所喜。加上金正日早前訪華時，南韓政府高調向中國抗議，這在中國網民眼中是傲慢、不符外交禮儀的行為，也讓天安號沉沒減少了同情分。何况胡錦濤已會見金正日，南韓依然指北韓是元兇，這在一些網民眼中，也成了南韓逼中國表態的無禮舉動。

既然兩韓都不可親，內地網絡民意一般希望中國置身事外，相信無論讓北韓還是南韓受惠，都不符合中國利益。這時候，網絡社會一如既往，出現了大批陰謀論，最廣為流傳的一個，言之鑿鑿地指控美國才是炸毁天安號的元兇，理據是當時有美軍進行軍事演習，天安號理應是被「誤炸」，但為免加劇東北亞整體（特別是南韓和日本）的反美思潮，3國政府都有默契地嫁禍北韓。至於其他的日本炸毁陰謀論、南韓自己炸自己陰謀論、美國內部派系內戰陰謀論等「立論」基礎則粗疏得多，不值得深究。

盼京為韓背書不切實際

陰謀歸陰謀，網絡發出這樣的聲音，對北京、對世界也有其現實意義。畢竟解放軍內部的鷹派想法，不會和激進網民相差太遠。因此，期望北京迅速為南韓的調查報告背書是不切實際的，哪怕北京真的掌握證據，證明事件乃北韓所為，也不可能放棄要求獨立調查的角色；輕率的認同南韓報告，對國內也難以交代。

假如目前居於中國處境的是美國，根據傳統做法，有了上述民意，就會作出下列行為﹕首先，通過各地代理人製造輿論，宣傳天安號事件的其他可能成因，然後動員完全沒有利益關係的第三國提出國際調查，然後自己粉墨登場，這樣才可以主導調查的機制，以及進一步影響國際輿論，為事件的性質定調。

突顯和平崛起理論局限

這時候，一比較，我們就發現中國國力畢竟還是不足﹕當國際社會認定北韓炸毁天安號，中國沒有能力宣傳其他版本，既缺乏媒體，也缺乏理論權威來支撐。而且，假如中國需要第三國先提出國際調解，也找不到這樣可靠的代理人，不同美國隨便拉一個有中等份量的歐洲國家，都可以輕易代表「國際社會」。所以宏觀而言，天安號事件對中國外交是一個寶貴經驗。遇上這樣的突發事件，北京才會發現和平發展、和平崛起理論在實踐時的不足，以及國家軟實力的局限。這些局限在和平時代不容易看見，遇上危機才會顯現。天安號事件過一段落後，北京外交人員應是時候全盤檢討其外交方略了。

北韓的「動物農莊外交」
【咫尺地球】假如我們以為北韓（朝鮮）因為天安號事件方寸大亂，那就錯了，起碼金正日還有為人忽略的閒情逸致。一周前，在危機全面醞釀之際，北韓宣布從非洲津巴布韋引入一批動物，安置在平壤動物園，供北韓人參觀。這件小事在西方媒體筆下，成了北韓和津巴布韋兩大「邪惡國家」罔顧動物意願、各有各獨裁的又一「罪證」。

客觀而言，西方媒體報道「動物外交」的態度並不嚴謹。贈送動物予北韓，並非津巴布韋獨裁者穆加貝的專利；與此同時，北韓也從東非肯尼亞引入野生動物，但由於肯尼亞是美國反恐盟友，就被按下不表。此外，環保人士質疑北韓保護動物的能力，但提出的理據，只有兩頭二十年前從津巴布韋引入的犀牛因水土不服而壯烈犧牲。假如是這樣，不斷弄死中國國寶的香港，似乎比北韓更不如。

為了增強「說服力」，西方又對金正日翻舊帳，說他曾購入一批變種巨兔，最終巨兔離奇消失於世上，懷疑是被金正日吃掉，擔心非洲動物也難逃同一下場。這是對金正日無窮創意的侮辱﹕事實上，他引入巨兔，就是希望以此為價廉物美的新食品來解決糧荒，假如他真的身先士卒試食，那才是出人意表的勇武行為。

引入大批動物 顯示未被嚇倒

其實「動物外交」確是值得探討的，只是簡單的妖魔化符號，不能捕捉其神髓而已。在北韓方面，金氏政權習慣把各國贈送的動物演繹為萬國來朝的「貢品」，在金家父子精神自慰的「國際友誼展覽館」，除了擺放各國敷衍他們的廉價工藝品，還掛上一批動植物照片，南韓在陽光外交期間送贈的老虎，就被導遊意淫為藩屬求和的信物﹔有到過北韓的西方人更聲稱，曾遇上被特訓的鸚鵡，懂得以英語叫出「偉大領袖萬歲」，比百年前李鴻章訓練的「老佛爺吉祥」鸚鵡更神乎其技。北韓在危機期間引入大批非洲動物，除了有安撫人心的作用，證明依然被第三世界朝貢外，還可以發出信息，說明金正日不但沒有被嚇倒，還游刃有餘地玩野獸，遠非戰爭前後任由動物園野獸四散的伊拉克可比。

津巴布韋贈送動物討好金正日

在津巴布韋方面，自從穆加貝由西方寵兒變成西方敵人以來，搞出天文數字的人類紀錄通脹，施政愈來愈天馬行空，有了「非洲金正日」的「美譽」。他在關鍵時刻向北韓贈送動物，自然不是巧合，而是精心設計的。當年北韓曾為津巴布韋訓練部隊，對此穆加貝一直心存感激。北韓原來不過要求一般性的動物交流，但非洲偉大領袖作為北韓偉大領袖的知己，卻主動迎合金正日的好大喜功，想出絕妙包裝﹕把津巴布韋動物園所有品種的動物都送一雙給北韓，稱之為「現代挪亞方舟」。假如他自居挪亞，負責接收動物的金正日，自然是神。「抽水」抽得如此徹底、如此肉麻當有趣，相信連那群宣稱「找到」挪亞方舟遺蹟的香港牧師，也甘拜下風。但世上沒有白抽的水﹕就在上個月，津巴布韋高調接待專程來訪的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再加上這艘方舟，穆加貝就展示了自己的外交實力，暗示隨時可以將境內資源交給「邪惡軸心」各國。至於他選擇動物為突破口，也有比北韓更實際的原因﹕象牙原來是津巴布韋重要出口之一，近年因為環保人士干涉，令獵象業式微，這次「方舟」上最受爭議的就是一雙大象，可見這是穆加貝挑戰西方禁忌的又一動作。

奧維爾名作《動物農莊》有明言﹕所有人生而平等，只是有些人更平等。北韓和津巴布韋都是當代最有特色的動物農莊，兩莊花在動物身上的心思，果然比花在不夠平等的人身上更多。「動物農莊外交」由金正日和穆加貝兩大莊主雙劍合璧，誰與爭鋒。

布魯金斯．中文大學．中立．獨立
【咫尺地球】美國布魯金斯智庫是目前排名第一的智庫，它的格言十分簡單，三個單字﹕Quality（質素）、Independence（獨立）、Impact（影響力）。什麼是有質素、什麼才算有影響力，自然不會沒有主觀成分，也需要經歷時間考驗。但至於什麼是「獨立」，卻是有客觀準則的。起碼在美國。

「獨立」和「中立」，布魯金斯和中文大學，有什麼不同？

表面上，假如可以量化，晚宴主人的一盤碟子入面，似乎有5塊牛肉、5塊豬肉，他在偏愛牛肉和豬肉之間，就是保持中立。但想深一層，每塊牛肉和豬肉的重量都不同，大小也不同，那不是早有偏袒？中立只有在實驗室內才是可能的。永久中立數百年的瑞士，也逃不過9．11的考驗要歸邊。但假如主人明確表示自己愛吃牛肉，又有什麼問題呢？只要他態度超然，旁邊的賓客可以吃牛肉，也可以吃豬肉，而且吃豬肉的可能更多，儘管牛肉商和他是老友。這主人擁有的，就是比中立更教人尊敬的獨立。

中立只在實驗室內才可能

這教人想起一個故事。大家都知道，伊斯蘭教容許一夫四妻。其實嚴格來說，他們是有這樣一個教義﹕假如信徒有能力把愛平均分給4個妻子，才可以擁有4個妻子。有伊斯蘭教士這樣解釋﹕其實平均把愛中立地分贈，根本是沒有可能的，所以伊斯蘭教的最終目的，並不鼓勵有4個妻子；就是有4個妻子，也只是為了保護婦女，而不是為了性慾。

布魯金斯的獨立，在於每人都可自由表達自己的立場，但都不能代表其他人；智庫本身，卻沒有任何統一立場。它接受捐款，但規定捐款不能指向任何結論。雖然這被視為自由派智庫，但其實也有不少專家是共和黨人，經常都有不同聲音在同一智庫內、就同一議題出現。這不同美國傳統基金會，開宗明義就是弘揚單一右翼保守理念。布魯金斯主席本人就強調不能代表任何人，笑言跟身旁的某中心主任完全政見不同。但當這個智庫的獨立性廣為認同，他的身分本身就有莫大影響力。要維持這樣的獨立，關鍵就是要放棄中立的迷思，鼓勵不同立場的人，以多元文化主義各自表述。

個人一直認為，香港的大學、智庫的理念，也應該是一樣。

假如大學以「政治中立」為原則，每出現一位由（開宗明義不是政治中立的）統戰部協調的全國政協委員，就應該出現一名美國全國民主基金會成員，或應該立例禁止職員擔任任何政治職務。假如現實是，這和伊斯蘭教徒把愛平均、中立的分給4名妻子那樣不可能具體落實，而主事人還是要把「平均、中立」掛在口邊，那就有理由相信，當事人並不是為了「政治中立」，而是為了「政治正確」。就像好些享齊人之福的穆斯林並非為了保護婦女，只是單純的寡人好色。

質素 獨立 影響力 互為因果

在布魯金斯，「質素」、「獨立」、「影響力」，並非斷裂的關係，而是互為因果的。它具有政策影響力，因為它的研究有質素，而且，獨立。沒有獨立形象的智庫或大學，繼續追求影響力，並非不可以。但只能走另一條路，像美國傳統基金會的路。對讀社會科學出身的學者，要分辨中立和獨立，十分容易。可惜甚少社會科學學者能擔任管理層。也許真的有管理層相信，社會可以像機械運作那樣，出現50﹕50的中立。持有這樣的信念，就回到實驗室好了。

董建華的英文軟實力
【咫尺地球】早前本欄談及董建華被誤會到美國馬里蘭大學演講，不久後，他「又」來了。這次卻是貨真價實的正牌董建華，演講內容還是中美關係，地點在華盛頓卡耐基智庫，即筆者辦公室的隔壁。此情此景，讓人發現我們這位前特首的英文倒有一手，起碼比廣東話流暢得多，懂得在適當地方加入美式punch line，控制氣氛頗為得宜，和我們印象中的「老懵董」判若兩人。

先自嘲後批評 博得觀眾笑聲

他成立「中美關係交流基金會」，顧名思義，就是要促進中美交流。要達到這目的，前提自然要證明中美雙方了解不足。筆者聽過不少中國官員、學者在美國演講這題目，他們一般平鋪直敘﹕「我認為，我們中國很了解美國，可是美國很不了解中國，所以希望大家加強交流，從而互相了解。」這樣的說辭，其實很令當地人反感，完全沒有照顧受眾，更可能有反效果。董建華有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官方身分，自不能偏離官方語言，但他卻懂得這樣說﹕「China doesn't understand America completely, but America understands China even less」（中國不完全了解美國，但美國對中國的了解甚至更少）。意思與上述立場一樣，但董建華以中國人身分先自嘲一下，西方觀眾先容易接受，然後才說美國了解中國更少，這就出現了起承轉合，觀眾都以笑聲回應。沒有在美國生活一段長時間，不會懂得這樣說話。

當談及主權、統一等問題，董建華又得跟隨官方立場，但他的邏輯是這樣的﹕「美國立國快三百年，對傳播民主、自由思想貢獻很大，但不太了解主權、統一等議題對一個立國四千年的國家的重要性。」這樣說，一方面自然是指美國立國歷史短促，才不能明白中國人的種種堅持；但同一時間，其實也說明西方只是因為不了解統一和主權對中國人的價值，才會引起「誤會」，從而否定了觀眾有興趣的其他陰謀論，也否定了美國支持台灣就是為了分裂中國的鷹派觀點。

百搭公式宏觀回應伊朗核危機

當觀眾問及諸如中國內部競爭、人民幣升值、乃至伊朗核危機等問題（港人大概難以想像董建華和伊朗核危機可以扯上關係），董建華有一道百搭公式回應，大概是這樣的﹕「我在上海出生，在美國長大，在台灣經商，在香港做特首，所以我可以融合上述觀點，用一個國際宏觀角度，來回應你的微觀問題……」他不是這樣說，我們不會留神原來他的國際經歷，居然和香港全盛時的港督不相伯仲﹕在彭定康以前，歷任港督大多出身英國外交體系，來香港前後，會到西印度群島、太平洋或東非擔任總督；早期的港督甚至負責整個東亞地區的門戶，例如寶靈爵士曾代表英國處理泰國開國條約，猶太裔的彌敦爵士則全權處理《十月圍城》那類清末革命黨的活動事宜。前港督有這樣的全球經歷，優點是容易大刀闊斧提出改革，不會被香港這塊彈丸之地的本土問題局限視野，缺點自然是對每個地方的本土心態都了解不足，容易為人左右。難怪董建華回應伊朗核危機，似乎比回應香港何時普選更自在。

董建華今天的辯論對象不是余若薇、或任何一個他也許已記不清楚名字的香港民主黨「高層」，而是布殊父子、伯南克和美國民主黨兩院議員，可以輕鬆和美國80後討論籃球棒球，不用擔心「維園阿哥」、「媚共政客關注組」和「蛇宴聯誼會」，正是應了一句中國古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南非世界盃與種族融和的迷思
June 11 南非Vs 墨西哥

在南非﹐足球從來不只是足球﹐而是政治的延伸。本屆世界盃指定足球Jabulani採用11種不同顏色﹐因為要用來代表南非的11種官方語言和11個部落﹐以示一切政治正確。自從南非在1994年舉行結束種族隔離制度後的首次大選﹐運動確實為新南非提供凝聚人心、連接黑人和白人的平臺﹐典型例子自然是電影《不敗雄心》講述的1995年南非奪得攬球世界盃冠軍﹐以及1996年南非足球隊奪得非洲國家杯冠軍。它的所有體育代表隊﹐都強調來自不同膚色的彩虹成份﹐都被稱為「彩虹隊」。

可惜﹐南非的種族問題並未真正解決。自從我們熟悉的曼德拉退休﹐他的繼任人姆貝基和祖馬﹐都有強烈的黑人民族主義情結﹐其中姆貝基的情結較精英、祖馬的情結較草根﹐雖然都明白國家團結的重要性﹐但並不能像曼德拉那樣一視同仁。在曼德拉時代﹐黑人希望推倒重來的報復心態暫時被壓制了﹐但隨著國內經濟、治安問題惡化﹐南非政府也就開始縱容。南非法律有《就業公平法》、《廣義黑人經濟授權法》等說是希望根除種族隔離的政策﹐但具體執行時﹐卻在就業、經濟上給予黑人不同優惠﹐以扭轉當年對白人的政策傾斜。結果﹐白人公司慢慢撤離南非﹐「黑人至上」的口號被激進政客提出﹐他們的偶像居然是津巴布韋的爭議總統穆加貝﹐這一切都在姆貝基時代出現。一名極端白人組織領袖剛在4月被殺﹐反映南非白人已成為新種族主義的襲擊對象。

近年來﹐代表白人的前執政黨國民黨不斷改組﹐選舉成績越來越差﹐最終連在白人佔多數的西部省份也失去執政地位﹐選票跌至不足2%﹐在2005年乾脆宣佈解散。國民黨覆亡﹐可以說是以種族為主的政黨的消亡﹐象徵南非種族融和的成功﹐但也反映一些南非新貴未能以平起平坐的心態和從前的主子共事。南非真正擁有跨種族社交網絡的南非人極少﹐唯有傳統黑人精英、即在種族隔離時代飽受白人壓抑的政治犯﹐基於政權過渡期的合作﹐反而多少有一些白人知己。

我們直覺南非經濟發達﹐但那是白人政權遺留下來的本錢。有趣的是﹐其實南部非洲是非洲去殖化最慢的地方。非洲國家的常見毛病﹐包括結構性貪污、以民粹主義解決經濟危機、以排外為鞏固政權最後一著等﹐近年南部非洲的津巴布韋和納米比亞應驗﹐同類徵兆也開始在南非出現。以南非的巨大地緣政治影響力、經濟實力、國際網絡和象徵意義﹐一旦跌入這怪圈﹐不堪設想。世界盃原來是西方國家施壓的好時機﹐但西方除了要求南非對嚴峻的治安問題進行整頓﹐因為不願被視為發表「白人做到的黑人做不到論」﹐特別是曼德拉還在世﹐都不會對南非體育盛事作出過份政治化的抨擊﹐我們也就難以聽到彩虹隊背後的故事。

今年南非足球代表隊最能反映上述狀況的典型例子﹐相信是球隊後衛保夫。他是隊中最資深的白人球員之一﹐由於娶了身為黑人的南非小姐兼名模為妻﹐難得廣受本國黑人和白人歡迎﹐也被當作國家團結的新圖騰。但假如沒有這樣的背景﹐黑人能接受多少白人球員﹐在祖馬時代﹐實在是未知數。

烏拉圭足球榮辱之英美史記
June 11 烏拉圭 Vs 法國

在世界盃揭幕日﹐除了有南非對墨西哥﹐也有同組的烏拉圭對法國。提起烏拉圭﹐新一代可能不了解它曾經也是足球王國﹐兩度得到世界盃冠軍﹐世界盃出現前﹐又是兩屆奧運足球冠軍(當時奧運足球是實質上的世界盃)﹐一度代表足球最高實力﹐儘管上次奪冠已是六十年前的陳年往事。

這輝煌的成績﹐卻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烏拉圭處於強鄰巴西和阿根廷之間﹐在1825年宣佈脫離巴西﹐和阿根廷合併﹐並立刻爆發戰爭。戰爭期間﹐英國積極介入﹐希望利用烏拉圭為影響南美洲的基地﹐不斷挑撥巴西和阿根廷繼續作戰。最終烏拉圭加入阿根廷沒有成功﹐反而在英國「協助」下於1828年完全獨立﹐負責調停和背書整個過程的﹐都是英國政客。二戰結束前﹐美國勢力並未進入烏拉圭﹐英國才是它的最大盟友。

足球正是在這段時期直接由英國引入烏拉圭。由於烏拉圭和英國關係密切﹐它高峰期的踢法完全不像南美球隊﹐反而是典型的英式體力化踢法。烏拉圭國內不少球隊都和英國球隊名字一樣﹐例如也有一隊「利物浦」﹐以及很多隊「流浪」。所以烏拉圭的成功﹐某程度上也被當作英國的成就。那可是烏拉圭歷史上的黃金時期﹕成為足球王國以外﹐烏拉圭也一度被稱為「拉丁美洲的瑞士」﹐靠出口羊毛和肉類﹐維持穩定的經濟增長。

好景不長﹐烏拉圭足球沒落﹐同樣和國內外政治局勢大有關聯。當地經濟在50年代開始惡化﹐出口下降、通脹上昇﹐60年代出現左翼游擊隊﹐令它的右翼政府乘機以獨裁面貌治國﹐並在1972年變成軍政府專政﹐國內出現大批政治犯﹐也有大批人才離開。對足球沒有熱情的美國﹐在這時期成了烏拉圭右翼政府的堅定支持者﹐有效把烏拉圭納入反共後院陣營﹐並牢牢控制烏拉圭經濟體制。烏拉圭右翼政權沒有智利皮諾切特等鄰居著名﹐但施政高壓如出一轍﹐也同樣加入了跨國侵犯人權的「禿鷹計劃」。2009年﹐七十年代的烏拉圭軍事獨裁者阿爾瓦雷斯因侵犯人權、犯有37宗謀殺罪﹐被判處25年監禁﹐下場比皮諾切特坎坷。

今日烏拉圭重回民主化道路﹐但無論是它的足球王國、還是英國遺風﹐都已不可能恢復。近年烏拉圭淪為南美二流球隊﹐本屆世界盃也是勉強憑附加賽﹐才進入32強﹐沒有任何人當它是熱門。軍事獨裁是昔日南美政局的常態﹐但由於烏拉圭不像巴西、阿根廷那樣有大量人才﹐足球發展很依靠政府資助﹐政局對足球的影響比鄰國更大。烏拉圭也有專門生產球員輸出國外﹐但與巴西和阿根廷的人口基數相比﹐不可能達到真正的成本效益。在上世紀末﹐連烏拉圭國內頂級大球會彭拿路也屢陷破產邊緣，全靠兩次得到軍方勢力入主才可生存下去﹐但訓練水平已和最輝煌年代差距甚遠﹔而且有了政治力量干預﹐足球的自主性也大為下降。烏拉圭中場拉奧斯是今天僅有效力彭拿路的世界盃代表隊球員﹐他的水平究竟能否和外流球員相提並論﹐大家可以在賽事期間仔細觀察。

希臘金融危機與「黑豬六國」球員
June 12 希臘 vs 南韓

世界盃上映希臘對南韓的比賽﹐是希臘爆發金融危機後﹐首次有國家代表隊亮相大型國際賽事。希臘由於出現債務危機﹐令國家陷入破產邊緣﹐國民現在平均每人為國家負債接近三萬歐元﹐政府和贊助商自然都大幅消減足球經費。希臘金融危機成因眾多﹐但一般民眾眼中的民粹演繹﹐只是政府過渡開銷惹的禍﹐例如希臘公務員可以在40多歲退休和領取終生退休金﹐只要懂得使用電腦、準時上班又可以得到「獎金」﹐福利社會的無孔不入程度、和國內官僚主義的冗腫﹐都令人吃驚。今天希臘人忽然要勒緊褲頭﹐自然十分不習慣﹐民粹主義自然抬頭﹐發泄的對象除了國際金融體系﹐自然就是政府。

希臘因為缺錢﹐訓練世界盃國家隊的場地已不大符合標準﹔球隊在世界盃前集訓﹐也不能應付到非洲適應的經費﹐只能在鄰近的瑞士培訓做做樣子。此外﹐希臘也沒有資源多踢熱身賽﹐備戰過程並不順暢。希臘在2004年爆冷得到歐洲國家杯後終於打入世界盃決賽週﹐應是舉國興奮的﹐國家電視臺原來打算派20名記者到南非日夜採訪﹐但現在一切節省﹐也要把人員減少為8名。假如希臘在小組賽出局﹐在民粹主義抬頭的今天﹐政府必然備受千夫所指。

最能體現由經濟天堂打回原型到人間的﹐自然是希臘國家隊的資深球員﹐例如2004年的歐洲冠軍代表隊成員門將卓基斯。當年希臘沒有利用主辦奧運和奪得歐洲國家盃的時機﹐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體育經濟體系﹐在風光時刻只是一味派錢﹐導致今天國家隊直接受金融危機影響﹐國家決策體制的責任不少。

問題是﹐發生金融危機的不只是希臘﹐還有同樣依靠主權債券市場發展、目前同時面對財赤的整個所謂「金豬四國」或「黑豬四國」(「PIGS」﹐葡萄牙、愛爾蘭、希臘、西班牙)陣營﹔在一些經濟學家眼中﹐這陣營有時還包括其他「豬」﹐例如意大利﹐甚至英國(「PIIGGS」)。然而﹐對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英格蘭這些同樣打進世界盃決賽週的「黑豬」而言﹐世界盃代表隊和隊員根本不受金融危機影響﹐因為它們球星的收入早已和正常市場脫鉤﹐國家隊不完全依靠國家贊助。唯有實力處於歐洲二線水平的希臘隊、和它的若干本土球員沒有後著﹐首金融危機的衝擊就更大。從這角度而言﹐實力在眾「豬」當中最弱的希臘球員﹐士氣卻可能應最高﹐因為他們更有實際需要利用世界盃表現自己﹐建立另一條供求曲線﹐來逃離國內的困局。

阿爾及利亞從法國騎劫「施丹主義」
June 13 阿爾及利亞 Vs 斯洛文尼亞

阿爾及利亞對斯洛文尼亞世界盃比賽似乎不被觀眾關心﹐因為兩隊都是典型弱旅。其實阿爾及利亞足球十分值得研究﹐而且高度政治化﹐這除了因為阿爾及利亞和前宗主國法國還在糾纏不清﹐也因為這是法國球王施丹的故鄉。

阿爾及利亞不同其他前法國殖民地﹐由於位於法國對岸﹐在獨立前﹐根本被當作是法國本土的一部份﹐既有大量法國白人移居當地﹐也有大量當地士兵加入法軍作戰。法國對阿爾及利亞並非以殖民地形式管理﹐而是以將之完全消化為目的﹐因此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戰爭﹐才會成了法國的越戰﹐過程極其殘酷﹐也極度影響兩國國民的心理結構。

阿爾及利亞最終獨立了﹐但它和法國的特殊關係依然繼續下去。一方面﹐法國在當地維持龐大影響力﹔另一方面﹐不少法國老兵的阿爾及利亞情結繼續發酵﹐令「正視戰爭和士兵戰後待遇」成了法國社會的長久課題。近年越來越多阿拉伯裔和穆斯林移民進入法國﹐阿爾及利亞的就是主要來源之一﹐這成了法國社會分化的潛在問題。

施丹雙親都是阿爾及利亞人﹐父親為了生計﹐才移居法國當倉務員。自從施丹成為法國球王﹐法國政府鼓吹「施丹主義」﹐宣傳像施丹那樣作為新移民後裔﹐也會完全認同法國大熔爐的平等、博愛等核心價值﹐又毫無保留地熱愛法語文化﹐希望以此作為解決國內種族問題的方程式﹐反擊右翼政團的挑戰。可是近年施丹主義的光環在法國本土日漸褪色﹐因為新移民的經濟狀態越來越糟糕﹐他們認為施丹主義只是一場騙局。與此同時﹐穆斯林在法國本土爭取保留自己文化的動作越來越誇張﹐希望融入法國社會的誠意卻越來越少﹐在白人右翼主義眼中﹐施丹主義同樣是一場騙局。結果﹐無論是法國本土的白人還是穆斯林﹐都開始不完全把施丹視為自己人。

有趣的是﹐施丹在故鄉阿爾及利亞的聲望卻持續高企。他當球員時﹐阿爾及利亞人都阿Q地認為他是為「國家」比賽﹐法國奪得世界盃冠軍的一刻﹐阿爾及利亞一片「本國」旗海。既然施丹主義在法國受挫﹐阿爾及利亞政府人棄我取﹐開始積極騎劫這位傳奇球王﹐希望借助施丹的形象﹐讓國家脫非入歐、轉型為地中海國家。雖然這不大可能讓阿爾及利亞加入歐盟的計劃成功﹐對它爭取成為地中海經濟體系的北非龍頭﹐卻應有幫助。近年不斷傳出阿爾及利亞總統親自邀請施丹任教國家隊﹐據說施丹原來是沒有意欲的﹐現在卻有傳世界盃後﹐他就會走馬上任。這自然是政治原因掛帥﹐但也是施丹主義需要轉型的結果。無論施丹會否走馬上任﹐上述傳聞都反映阿爾及利亞隊活在施丹陰影之下。

不少阿爾及利亞球員的背景和施丹一樣﹐都是在法國出生、效力法國球會﹐只是因為血緣關係、以及沒有被法國國家隊挑選﹐才選擇代表本國。例如中場新星保迪保斯更曾經入選法國19歲以下國家隊﹐只是因為擔心在球星如雲的法國隊沒有前途﹐才勉強加入阿爾及利亞而已。假如施丹主義正式由法國「過戶」到阿爾及利亞﹐這類球員會紛紛成為主義的第二代代言人﹐那時候﹐阿爾及利亞整個國家身份認同﹐將會出現微妙的改變。

黃興桂球評 被忽略的全球化現象
【咫尺地球】筆者由於為有線電視主持世界盃政治的環節，不少朋友以為會遇上傳奇足球評述員黃興桂，其實，我們的時間是不會交接的，但這卻意外讓筆者發現，原來社會對「桂神」的二元評價，比對布殊反恐和政改方案更極端﹕有球迷託筆者帶藥到錄影廠把他毒啞，「挽救整個世界盃」；也有不看足球的女性朋友成為「桂迷」，高呼「沒有黃興桂的比賽就不是波」。

為什麼會這樣？原因必須從國際關係的高度解讀﹕無論我們是否喜歡黃興桂，也不得不承認，曾長期在美國和新加坡生活的他，比其他本土評述員擁有國際視野。傳統港式球評不是資料數據式、就是茶餐廳吹水式，唯獨「桂評」結合英式和拉丁式兩大流派，在這個「亞洲國際都會」，顯得格格不入。兩大流派的發展，有其特定社會時空背景，黃興桂把風格同步移植在香港，能否有如全裸變出白兔的魔術師，絕對見仁見智。

英式球評傳統是簡潔，沒有廢話，不帶立場。每有球員觸球，只會讀出球員名字，直到真正的（注意，是「真正的」）關鍵，才加插精煉評論。筆者讀書時，曾聽名宿連尼加評論英格蘭對德國，最終英格蘭獲勝，他才冷冷的說﹕「作為專業人士，我知道不能表露情感，但容許我慶祝一聲，Yes！」僅此而已。黃興桂常在兩場比賽之間，甚至在同一比賽內180度改變對球員的評價，在英國人心目中，卻可算是不帶感情的「專業」。

「廢話」金句哲理勝過時評

這樣的風格，固然與英國內斂的民族性有關，也假定了任何英國人都是足球專家，毋須額外評論纏擾。更重要的是，英國由英女王開始，提倡超然、工作時不帶感情的專業精神﹕足球作為國技，被認為應反映民族性。小報愈是不放過球星，評述愈冷靜。由於惜字如金，英式評論產生了大量好像很有哲理的金句。著名英國球評Barry Davies有如此代表作傳世﹕「If it had gone in, it would have been a goal」，足以和「桂評」的「今場波邊隊能夠入一粒先，嗰隊就會有優勢」輝映。兩大金句也許都是廢話，但鑽入牛角尖，卻哲理無限，可以解釋為「結果比過程重要的管理型人生觀」，起碼比「曾蔭權在辯論表現出色就會增加支持度」一類時評，予人思考空間。

英式評論又喜歡使用相關語，即「食字」，偶爾含義不文，例如﹕「Julian Dicks is everywhere. It's like they've got eleven Dicks on the field」。這教人想起日前「桂評」新金句﹕身裁矮小的墨西哥守門員除了有龍門柱這個「好朋友」，還「很短」。

英式風格結合拉丁口味

一般球評有了英式風格，就不可能結合拉丁風格，除了黃興桂。拉丁球評可說是英式的對立，完全是個人表演，無論多沉悶的比賽，球評都會抑揚頓挫不斷發聲，而沒有實質內容。球星由後場帶球到前場，拉丁球評就會以超低音頻喃喃一分鐘說那個球員的名字，中邪般「美斯美斯美斯美斯……」；到了入球，又連續一分鐘大叫「goal」，又或「gol-gol-gol」、「goalaaaaazo」等不同變種。這堆毫無意義的發音，就是「神奇、頂級、超卓、有今生、無來世」的原型。

拉丁球評激情澎拜，除了因為拉丁語系崇尚進攻足球，也有其社會背景。按黃興桂的邏輯，拉美語區有三種「不同」社會問題，分別是無財富、不富有和金錢少，需要通過足球讓國民發泄，看不起歐洲那講求戰術、謹謹慎慎的小家子氣風格。沉悶的比賽，肩負了宣泄的社會功能，球評若把比賽如實反映，反而變成不專業。這流派不但主導西班牙、中南美洲，也征服了美國，因為美國球迷多是來自墨西哥的拉丁後裔﹐把拉丁球評引入美國﹐成了他們在英語國家的身分認同。假如有人說「呢球有機會呀吓，因為係角球嚟」，拉丁球迷會擔心這是身分的背叛。

桂式全球在地化

在地球，也許唯獨「神級」的黃興桂，想到結合對立的兩大球評體系，這不得不算是全球化時代一大特色，打破了「十二碼一係入一係唔入」的黃金定律。桂式全球化結合還帶有本土色彩，「蔗渣嘅價錢踢出燒鵝嘅味道」，創意令英評拉丁評甘拜下風，可見他還是全球在地化先驅。說到底，和其他港式世界盃娛樂環節相比，「桂神」登場，還是可以分辨什麼是國際視野的。問題是，全球化、全球在地化從來極具爭議性，無論從意識形態還是欣賞角度，都讓人愛恨分明，愛者極愛，恨者極恨。特區全球化的通識教材，不但要將「桂評」列為必修，也應邀請黃興桂擔任客席教師，因為只有他有資格和勇氣說﹕「球迷們，全球化就是這樣的！」

當喀麥隆名宿米拿成為政客……
June 14 喀麥隆 Vs 日本

提及世界盃的「非洲雄師」喀麥隆﹐相信球迷依然對最著名的喀麥隆名宿米拿記憶猶新。他成名於1990年世界盃﹐當年喀麥隆在揭幕戰擊敗1986年冠軍阿根廷、奇跡般殺入八強﹐最後帶點冤枉地被英格蘭淘汰﹐過程中﹐米拿雖然沒有在揭幕戰出場﹐卻在其他賽事射入四球﹐成了超級後備殺手。四年後的1994年世界盃﹐米拿以42歲的耆英年齡又入一球﹐成為非洲足球的殿堂級人物。但一般球迷不一定知道﹐米拿除了是球王﹐也已晉身喀麥隆的「政治國寶」。

非洲球星退休後涉足政壇已成國際風氣﹐並非米拿獨有。他們既有國際知名度﹐又符合平民英雄形象﹐身家豐厚﹐讓人相信毋須貪污﹐往往比傳統政客更得民望。利比里亞球星韋亞在毫無政治經驗的情況參選總統﹐進入最終階段﹐得票第二﹐就是典型例子。與韋亞相比﹐米拿還要棋高一著﹐更像一道清流﹕雖然他屢次被國民提名議員、曾得到足以當選的票數﹐卻拒絕就任。無論是為球隊拖欠獎金解釋還是宣傳國策﹐喀麥隆政府都想到米拿﹐令他成了的總統正式委任的「巡迴大使」。他獲政治正確地評為「非洲五十年最偉大球員」後﹐也懂得說「踢球不單是為球隊、為國家﹐而是為全非」一類泛非主義語言﹐政治正確的形象深入民心。

在經營形象以外﹐米拿還是有一定政治手腕的﹐並非單單民族主義掛帥。他雖然不時高調抨擊足總和勞役非洲球員的「足球黑奴現象」﹐但也懂得和建制維持「和諧」。數年前﹐喀麥隆總統比耶競選連任﹐西方把他描繪成獨裁者﹐反對派大舉批評他侵犯人權﹐米拿卻聯同百多名各界領袖聯署﹐支持總統連任﹐直接幫助總統渡過危機﹐沒有像香港球星拍政治廣告那樣有反效果。當然﹐比耶是米拿的密友﹐曾親自干預國家隊行政﹐目的就是把原已退休渡假的米拿重召﹐米拿也是投桃報李而已﹐否則當不上「國家調解員」。

米拿主要政績之一﹐就是調解喀麥隆最敏感的英語區獨立問題﹐這是喀麥隆由英、法兩國殖民地合併的歷史問題。喀麥隆原來是德國殖民地﹐德國在一戰戰敗﹐英法瓜分喀麥隆﹐英國統治的就是英語區﹐法國統治的自然是法語區。到了喀麥隆獨立﹐兩個語區同意合併﹐不像同樣被英法瓜分的多哥邁向分裂(法語多哥獨立、英語多哥併入說英語的加納)﹐但英語區的分離主義一直存在﹐當地聲稱成立了一個「阿巴松尼亞共和國」挑戰中央政府。數年前﹐米拿代表總統訪問這個搞獨立的西北省﹐成了首位訪問英語區的法語總統特使﹐得到盛大歡迎。訪問中﹐他曾以兩次失約﹐自己的解釋是「用來測試英語區對國家的態度」﹐英語區領導人卻是他的球迷﹐賣他面子﹐毫無表示不滿﹐強調英法語區活在同一屋檐下﹐令法語區放下心頭大石。

米拿式政治有專門名詞形容﹐名叫「調解主義」﹐原創自喀麥隆鄰國加蓬的前總統邦哥﹐簡單來說就是非洲有其「洲情」﹐不能照搬西方三權分立那套﹐應通過獨立的「調解員」﹐解決各種問題。此外﹐米拿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已走向國際。當年國際足協會長競選時﹐米拿出人意表地支持歐洲人白禮達、而放棄非洲同胞候選人﹐粉碎了無數非洲人心﹐卻讓他被國壇接納為一個「國際人」﹐為他在未來發揮更大影響力奠定基礎。有見及此﹐聯合國亦委任米拿為反愛滋大使﹐讓他的政治本錢衝出非洲。

當今最為人熟悉的喀麥隆現役球員﹐自然是效力意大利國際米蘭、在西班牙勁旅巴塞隆那成名的隊長兼前鋒伊杜奧。他同樣有一定政治觸角﹐在西班牙期間﹐成了反對種族歧視運動的代言人。只要喀麥隆在本屆世界盃有表現﹐他退役後﹐完全有潛質像米拿那樣﹐當上國家調解員。那樣米拿就可安心更上層樓﹐繼續朝權力階梯邁進。

北韓外流球員為何不投奔自由﹖
June 15 北韓 Vs 巴西

世界盃巴西對北韓的比賽﹐焦點自然不是球場上不大存在的技 術較量﹐而是神秘的北韓隊究竟是什麼模樣。北韓打入本屆 世界盃決賽週﹐是其中一支大冷門﹐沒有球迷相信它可重覆 1966年打入八強的奇跡。事實上﹐當我們到北韓期間﹐ 當地依然大力宣傳那場四十多年前對義大利的勝利﹐可見近年北 韓的戰績如何乏善足陳。

北韓隊的最大特色﹐自然是它背後的極權政體如何通過集體主義力量支撐國家隊﹐與及球員如何在精神感召下刻苦耐勞。 據北韓自己宣傳﹐他們的女足比賽前需要到安放已故偉大領 袖金日成遺體的錦繡山紀念宮，每人撮起一把泥土放進一個小口袋出征﹐以示為祖國而戰﹔男足每時每刻如何學習更偉大領袖金正日的主體思想﹐更是指定項目。

北韓代表隊和北韓軍隊是一體兩面。北韓的主力來自人民軍425 隊﹐參加的並非北韓全國聯賽﹐而是北韓軍隊內部聯賽 ﹐而軍隊聯賽水準遠比國家聯賽為高。北韓軍隊實際上是國中之國﹐國家真正的特權階層﹐去年公然接管國家出口，並負責對中國大陸輸出礦石資源，進而直接掌握外匯﹐又負責 監控有能力得到外匯的人。此外，北韓軍方不時調派卡車前往各地的國營農場﹐運走當地收成供部隊使用。這是金正日所謂「先軍政治」的效果。

但我們不能忽視北韓國家隊也有一般人想像不到的「開明」一 面﹐隊內居然有頗多外流球員。他們除了到中國﹐甚至也會在日本和南韓聯賽效力﹐也有球員外流俄羅斯和瑞士。這些國家都和北韓有特殊淵源﹕日本和南韓是世仇兼血脈相連的近鄰﹐中國和俄羅斯是傳統盟友﹐瑞士則是金家政權存放個人資產的世外桃源﹐也是金家接班人金正銀的留學地點。

西方對北韓外流球員何以不「投奔自由」大惑不解﹐以為所有北韓人沒有了國家監控﹐就一定自動變節。其實﹐他們代表了一個「海外北韓革命群體」﹐根本無須逃亡。目前北韓國家隊有多人出生於日本﹐他們在日本就讀親北韓愛國學校﹐ 由於不用親身感受北韓政權種種問題﹐容易產生浪漫化的幻想﹔而且他們隸屬國家特權階層﹐即「更平等」的一群﹐有使用手提電話、接通國際資訊等「特權」﹐收入也無須完全被國家「和諧」﹐可見金正日並非鐵板一塊的呆子。北韓前鋒鄭大世就是典型例子﹕他雙親是南韓人﹐出生於日本﹐就讀北韓愛國學校﹐有南北韓雙重國籍、而自願代表北韓﹐在日本聯賽打出名堂後﹐終於被北韓國家隊徵召。假如北韓政權千秋萬世﹐這類球員在國內﹐倒也衣食無憂。

無論北韓隊本屆表現如何﹐他們的軍方和國際背景﹐都可能讓他們成為北韓未來改革開放的象徵。事實上﹐能令北韓出現 變數的﹐可能正是來自軍方﹕當北韓軍隊有自己的謀生能力﹐特權階級必然出現﹐對國家市場化不一定反對﹐反而只要 兼顧了自己的利益﹐還可能在關鍵時刻出乎意料的支持。就 是北韓變天﹐北韓足球隊有軍事經濟經驗、又有國際履歷﹐ 同樣可以成為「先進」楷模。因此﹐無論為公為私、為名為利、為理想為自由、為金正日還是為自己﹐北韓隊的戰意都無庸置疑﹐將教人眼界大開。

洪都拉斯﹕足球戰爭後的暴力與理性
June 16 洪都拉斯 Vs智利

在世界盃決賽週只是第二次亮相的洪都拉斯﹐對港人來說十分陌生﹐也勾不起什麼集體回憶。但在足球政治史上﹐洪都拉斯卻十分「重要」﹐因為唯一一場直接由足球戰場引發的軍事大戰﹐就是洪都拉斯和鄰國薩爾瓦多1969年的「足球戰爭」。當時薩爾瓦多地主和軍政府結盟﹐由「十四大家族」弄權﹐為解決境內的貧富懸殊問題﹐政府鼓勵農民偷渡到鄰國謀生﹐洪都拉斯是主要目標。這大大加重了洪都拉斯經濟負擔﹐所以洪都拉斯在1969年實行土改﹐將土地直接分配予一般農民。農民當家作主後﹐急於將薩爾瓦多非法移民趕回祖家﹐令薩爾瓦多政府焦慮萬分。加上薩爾瓦多左翼游擊隊蠢蠢欲動﹐要是不先發制人轉移視線﹐恐怕就爆發革命。

在這樣背景下﹐當年兩國恰巧要爭奪墨西哥世界盃中北美賽區最後一席。於是﹐足球就不只是足球﹐球迷也作出了預戰準備。薩爾瓦多先作客洪都拉斯﹐主隊球迷齊集薩國球員住宿的酒店外製造噪音﹐阻止客隊球員休息。到了正式比賽﹐洪都拉斯勝出1﹕0﹐薩爾瓦多球員認為裁判被主隊收買﹐賽後薩爾瓦多球迷擁到球場上毆打球證和球員。到了洪都拉斯作客﹐主隊球迷照樣在酒店外宣戰﹐還組成遊行隊伍抗議洪都拉斯政府暴政﹐這次輪到薩爾瓦多勝出3﹕0﹐雙方球迷的看台混戰更誇張﹐兩名球迷傷重死亡。雙方最後在中立國墨西哥踢附加賽﹐結果薩爾瓦多以3﹕2勝出﹐歷史性晉級決賽週。

閙出人命後﹐洪都拉斯驅逐所有境內的薩爾瓦多人——這本來就是它搞土改的目的。兩國斷絕外交關係﹐半個月後正式開戰。戰爭只持續了六日﹐武器原始﹐都是二次大戰美國用剩的過期產品﹐空軍士兵甚至要掏手拋下炸彈﹐結果雙方各死一千人﹐不分勝負﹐戰事在美國調停下結束。

這並非完全是歷史往事。近年洪都拉斯民主了﹐但軍人干政的傳統依然沒有完全改變﹐去年軍方就發動政變﹐將民選上台但越來越左傾、和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結盟的總統薩拉耶趕下台。近年洪都拉斯的暴力足球傳統同樣沒有改變﹐不久前﹐國內聯賽的打比戰才出現騷亂﹐造成6人死亡﹐洪都拉斯隊長古華拉正是來自肇事球隊之一。今年這隊惹火球隊重回世界盃﹐對其國內治安並不一定是好消息。

然而﹐洪都拉斯的足球水平畢竟在足球戰爭後進步神速﹐和薩爾瓦多呈此消彼長之勢。原因之一﹐正是足球戰爭改變了兩國內部生態﹕雖然兩國軍政府繼續獨裁、後來同步改革﹐但洪都拉斯土改畢竟成功了﹐薩爾瓦多人口壓力則增加了﹐所以薩爾瓦多內戰延續到九十年代﹐洪都拉斯則維持了基本穩定。有了這二十年的戰略機遇期﹐洪都拉斯就是在經濟上不一定發展迅速﹐起碼足球水平也逐漸拋離宿敵薩爾瓦多。不同層級的外流球員匯來的外匯﹐從來是中美洲國家的經濟來源﹐洪都拉斯近年一直量力而為輸出球員﹐例如目前有多名洪都拉斯球員在中超聯賽和中甲聯賽踢球﹐儘管洪都拉斯和薩爾瓦多和北京都沒有外交關係﹐而是承認中華民國。正是因為雙方沒有建交﹐不少內地人對洪都拉斯的唯一了解﹐就是來自這些中超球員﹐這對洪都拉斯吸引內地華資多少有幫助。起碼華人對薩爾瓦多的了解更一片空白。

南韓民族主義的「反共愛國足球」
June 17 南韓 Vs 阿根廷

上場表現予人驚喜的南韓﹐今仗對手是強隊阿根廷。無論隊伍狀態高低、表現如何﹐近年南韓隊的球迷熱情已遠超日本﹐風雨同路的忠誠度又遠超內地球迷﹐秩序井然得可比示威韓農﹐可以說﹐已成了亞洲球壇最民粹的勢力。我們常以為只有北韓是國家掛帥﹐其實南韓一模一樣﹐而且論其潛在發展﹐甚至猶有過之。假如兩韓統一﹐相信未來的韓國民族主義難免直接挑戰日本、中國﹐成為東北亞隱憂。

南韓足球和民族主義拉上關係由來已久﹐源自1966年北韓在世界盃的出色表現。當時北韓不但在球場上壓倒南韓打入決賽週﹐更淘汰意大利打入八強、僅以3:5反負當時球王尤西比奧領軍的葡萄牙﹐就是國內經濟的GDP數字﹐也同時壓倒南韓。南韓獨裁總統朴正熙為了反壓對手、提昇國民士氣﹐決定讓南韓中央情報局以特務方式發展足球﹐成立「陽光照地」特別計劃﹐挑選20多名球員一邊灌輸「反共愛國」意識、一邊嚴格受訓﹐過程威逼利誘、注射營養劑等無所不用其極。我們想象北韓會做的﹐南韓都會做﹐像電影的「魔鬼隊」那樣。

計劃並沒有存在太久﹐但徹底改變了南韓足球的方向﹐既培訓了一批精英球員﹐也開啟了國民教育計劃。從那時候開始﹐南韓人習慣了以政治的高度演繹足球﹐欣賞角度極其國家主導﹐無論球員表現如何﹐都吹捧球隊「神奇、頂級、超卓」。慢慢地﹐日子有功﹐南韓足球逐漸成了東亞龍頭、乃至整個亞洲龍頭﹐球場成了南韓民族主義者取得國際優越感的場所。而且﹐足球狂熱見證了、過渡了南韓整個民主化過程﹐讓國家政體改變期間﹐維持了民族的向心力﹐對維持國家穩定大有功勞。

近年來﹐北韓足球已不能對南韓構成威脅﹐加上兩韓關係相對於六十年代已解凍﹐經常有南韓人提出與北韓組成聯隊參賽﹐單純的「反共愛國足球」已不合時宜。為了延續南韓足球民族主義的熱情﹐其頭號對象﹐卻變成宿敵日本。日本殖民朝鮮半島的歷史不但被北韓渲染﹐在南韓人心目中也依然記憶猶新﹐南韓足球水平一直領先於日本﹐就被賦予高度民族性的解讀。2002年日韓聯合主辦的世界盃已成歷史﹐其實南韓申請主辦權時﹐有這樣的決定﹕假如獨自勝出自然要慶祝﹐失敗也要慶祝﹐唯獨被安排和日本共同主辦就取消慶祝﹐可見南韓球壇的反日情緒。近年南韓足球引入西方管理﹐打破論資排輩的傳統﹐其實也希望將風氣擴充到其他行業﹐證明論資排輩的日本模式已不合時宜。

雖然日韓淵源甚深﹐但南韓球員不太流行到日本聯賽﹐情願留在國際關注更少的本國聯賽。目前只有兩名代表隊成員在日本效力﹐上場入球的後衛李正秀就是其中之一。不少西方記者發現﹐在世界盃﹐非洲觀眾會為本國以外的其他非洲球隊打氣﹐明顯有「非洲身份」存在﹐但亞洲觀眾卻不大會為本國以外的其他亞洲國家打氣﹐例如不會有南韓球迷大張旗鼓支持鄰國日本。相信要中國球迷集體為日本高喊口號﹐也不會在可見將來出現。雖然近年日本提出「亞洲共同體」﹐但「亞洲人」的概念尚未成熟﹐這自然與歷史問題與現實政治有關﹐但與南韓的民族主義足球也有一定互動。

斯洛文尼亞足球﹕「野蠻運動」的政治手術
June 18 斯洛文尼亞 Vs 美國

一般評論常以為所有國家都在推動足球狂熱﹐以為把足球推到政治的高度﹐就是各國政府的共同公式。今天與美國隊對壘的斯洛文尼亞卻是一個反例﹕對從南斯拉夫獨立不足20年的這個南歐小國而言﹐足球因為政治原因﹐反而一度成了人民唾棄的不受歡迎運動﹐球員一度被貶低為「野蠻人」﹐而不是人民英雄。對此該國學者Peter Stankovic有詳細研究。

斯洛文尼亞是前南斯拉夫當中位置最北的加盟共和國﹐國民收入相對較高﹐與資本主義歐洲互動較多﹐在70年代開始﹐逐漸興起脫離南斯拉夫的民族主義﹐熱情比後來爆發大規模衝突的波斯尼亞、克羅地亞等國的分離主義更高。然而﹐斯洛文尼亞始終不敢公開挑戰高壓的共產政權﹐凝聚民族情結的工作﹐就落在文化一類軟層面﹐更需要能分辨是否「自己人」的運動。

足球一直是前南斯拉夫的體育強項﹐南斯拉夫隊當年有「歐洲巴西」之稱﹐成了理所當然的中央國運。斯洛文尼亞儘管也有自己的地區球隊﹐隊員卻大多是來自南斯拉夫其他地區的新移民、或其後裔﹐從爭取獨立的角度而言﹐未免相當政治不正確。因此﹐斯洛文尼亞民族主義領袖決定潛移默化的抹黑足球﹐將足球宣傳為毋須用腦袋、「野蠻人才愛的愚蠢運動」﹐以暗示擅長足球的非純種斯國人乃低人一等。與此同時﹐他們大力提倡山地體育﹐因為南斯拉夫其他成員國的山地不多﹐不會和它競爭﹐並利用山地體育和瑞士、奧地利等西歐阿爾卑斯山山國拉關係﹐何況這座山的接壤國還包括法國、德國和意大利﹐它們都是歐盟核心。於是﹐在此後二十年﹐足球在斯洛文尼亞大為衰落﹐斯洛文尼亞成了最早被西歐在心態上和實質上接受為「自己人」的前南斯拉夫成員。

諷刺的是﹐自從南斯拉夫解體、斯洛文尼亞獨立成功﹐它的所有體育國家隊都成了民族主義象徵﹐包括足球﹐從前的禁忌開始解凍。加上斯國意外在歐洲國家盃和世界盃入圍都能進入決賽週﹐對這小國而言﹐絕對是超水準發揮﹐足球狂熱終於從新興起﹐球員又變回國民偶像﹐功利的國家主義者﹐又決定利用足球服務政治。但就是在這前提下﹐斯國民族主義者依然堅持進行「足球政治手術」﹕一方面﹐8年前世界盃決賽週那隊斯洛文尼亞繼續以前南斯拉夫移民及其後裔為主力﹐但官方對此刻意低調﹐更在本國足球評述期間為球員改名﹐好讓本國觀眾不要想太多與愛國無關的東西。另一方面﹐由於「野蠻運動」的形象還是深入民心﹐在知識分子圈子﹐斯國民族主義者又會解釋球隊有那麼多新移民﹐正是因為「這正是新移民向上流動的唯一途徑」﹐本國人因為多才多藝、更愛食腦﹐才不屑競爭這樣的體力勞動﹐希望維持本土優越性。

到了本屆世界盃﹐斯洛文尼亞隊的本土球員比例大增﹐來自波斯尼亞、長期在意大利和德國踢職業聯賽的前鋒Dedic﹐就是僅有出生自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區的代表之一﹐與8年前相比﹐「成份」政治正確了很多。無論本屆斯洛文尼亞表現如何﹐該國足球手術經過四十年的高低起伏﹐已宣告基本完成﹔假如表現可以勝過繼承南斯拉夫主體的塞爾維亞﹐手術效果更是喜出望外。

《足球小將》動畫與日本軟權力
June 19 日本 Vs 荷蘭

假如我們期望日本對奪得世界盃冠軍﹐又或在今天的比賽擊敗荷蘭﹐相信在日本動畫出現的機會大得多。雖然日本隊在國際賽偶有佳作﹐但對務實的日本政府而言﹐對「偶像化」這批實力逐漸比南韓球員比下去的現役球員似已不存厚望﹐但也希望搞足球外交。這是因為日本近年努力進入第三世界﹐在非洲、在拉美都有其身影﹐雖然比中美等國低調﹐但也不能忽視﹐自然急需足以打進這些地區的文化工具。既然活生生的球員不夠爭氣﹐日本朝野唯有回歸虛擬世界﹐重新利用我們這一代相當熟悉的、一場球賽可以延續一年的經典卡通《足球小將》﹐來拓展軟權力。

對此最有心得的政客﹐自當首推公開自稱「宅男」的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麻生太郎任內政績平平﹐在走馬燈似的日本政壇已開始為我們淡忘﹐但他以熱愛漫畫馳名國際﹐卻遺下獨特的政治遺產。據說他就是當首相時﹐也堅持每週閱讀二十本漫畫﹐雖然被政敵批評為影響施政思路﹐卻一度得到不少年輕「御宅族」支持。受麻生啟發﹐日本研發出「漫畫外交」﹐希望通過輸出漫畫來影響世界﹐改變日本在鄰國的形象。

在上述前提下﹐《足球小將》被日本政府賦予與國際接軌的身份﹐最具代表性的故事發生在伊拉克。須知日本因為協助美國出兵伊拉克﹐在中東不太受歡迎﹐數年前﹐更有日本青年香田證生被伊拉克游擊隊領袖扎卡維於網上斬首示眾。麻生太郎的應付方案﹐就是讓外務省免費向伊拉克全國播放《足球小將》﹐將之包裝為日本與中東貧富大眾的交心項目﹐希望拉攏伊拉克基層﹔動畫播放後﹐日本政府又把日本在伊拉克的運輸車車身印上《足球小將》巨型海報﹐希望游擊隊或恐怖分子看在「世界足球大團結」的面上﹐手下留情。據說﹐從此這些日本運輸車倒也真的沒有遇上襲擊﹐不可謂不神奇。

當然﹐無論有沒有麻生太郎﹐足球小將早已「陰謀」國際化﹐不過以往的輸出對象並非中東而已。《足球小將》原來的主攻地區是歐洲和拉丁美洲﹐有不少著名粉絲。現役阿根廷國腳阿古魯、即真正球王馬勒當拿的女婿﹐也是從小看《足球小將》長大﹐據說小時候以《足球小將》主角戴翅偉為偶像﹐被家人笑稱長得像那位日本卡通人物﹐居然把自己的綽號改作日文的「Kun」﹐並將之印上正式球衣(Kun Aguero)﹐成了日本「足球小將外交」的最成功宣傳。此外﹐意大利球星托迪也自稱因為《足球小將》才投身球壇。

說到底﹐《足球小將》的國際化絕對比日本足運成功。在這動畫的世界篇﹐施丹、費高等真實的世界球星居然紛紛被放進劇情﹐被安排與虛構的日本「巨星」惺惺相惜﹐雖然「抽水」成份甚重﹐加上和日本隊的現實表現構成重大反差﹐但確實讓日本擠進國際足球的門檻。事實上﹐太重日本特色的動畫都難以打進國際市場﹐但通過足球這國際語言﹐日本軟權力卻成功弘揚海外。我們可以想象﹐假如真正的日本球員在世界盃有同等表現﹐在動畫宣傳的緊密配合下﹐隨之而來的國際經濟效益和文化影響﹐必然比南韓球員得到同等成績更大。可惜﹐現實世界畢竟沒有「一飛衝天彈跳射球」﹐守門員就是懂空手道﹐也不可能反方向走向另一條門柱來反彈接球﹐《足球小將》的軟權力有其先天瓶頸﹐內地民族主義者大可放心。

新西蘭「屈機」之謎﹕大洋洲賽區應獨立存在嗎﹖
June 20 新西蘭 Vs 意大利

以新西蘭國家隊的實力而足以進入世界盃決賽週﹐和衛冕的意大利同場演出﹐觀眾必須面對現實﹕這完全是無心插柳的政治懸案。當澳洲因為半經濟、半勝算考慮而「脫洋入亞」﹐加入亞洲賽區﹐大洋洲剩下的球隊可謂毫無競爭力。在一般人聞所未聞的曲克群島、湯加王國、瓦魯阿圖、所羅門群島當中﹐居然有兩名代表隊成員Elliot和 Mulligan還在待業的新西蘭﹐就足以輕易「屈機」﹐毫無懸念的在大洋洲封王。

問題是﹐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些大洋洲島國﹖是否因為它們處於世界邊陲﹐和其他地區缺乏交流﹐安排對賽交通不便﹐就要將它們當作一個與別不同的整體﹖論人口﹐這些國家加起來﹐才勉強超過一千萬﹐就足以擁有半個席位﹔相反﹐在亞洲區﹐平均數億人﹐才可分得一席﹐如此資源運用﹐並不符經濟效益。

論實力﹐不用說﹐這些球隊一律屬於超級魚腩﹐沒有多少大洋洲球隊排名比香港更前﹐以往的大洋洲國家盃「決賽」﹐紀錄可以是澳洲勝出的5:1、6:0﹔更具指標性的是﹐整個大洋洲賽區都沒有一個職業足球聯賽﹐職業足球員自然大是寥寥。

論「大洋洲足球」本身的身份認同﹐這些島國之間極少舉行友誼賽﹐大洋洲足總本身的業餘味道也極濃。至於大洋洲新任龍頭新西蘭國內的唯一頂級足球隊﹐卻選擇加入澳洲聯賽比賽﹐也就是已在亞洲賽區成員國內比賽﹐實在毫無自己的主體身份。

論受歡迎程度﹐大洋洲唯一能登上國際舞台的運動只有攬球﹐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也只有攬球。不少足球員的比賽風格都像是在打攬球﹐因為他們根本就是「順道」由攬球運動員轉型的。在每場大洋洲世界盃足球外圍賽﹐觀眾大多只有一、二百﹐氣氛比香港的旺角球場也不如﹐未免過份兒戲﹔而這些所謂外圍賽﹐還是與大洋洲國家盃同步進行﹐以省「麻煩」。

無可否認﹐在全球化時代﹐大洋洲島國的唯一出路﹐就是像澳洲那樣融入亞洲﹐加強亞太區域整合﹐才可能不被遺忘。否則島國塘水滾塘魚﹐無論是足球、還是經濟﹐只會停滯不前﹐特別是它們的天然資源近年已逐漸被開發殆盡。澳洲脫洋入亞﹐就是明白了不能永遠關起門來當皇帝﹐但對新西蘭、斐濟與巴布亞新畿內亞而言﹐又何嘗不是﹖

何況當澳洲加入亞洲區﹐有九成多土地位處亞洲的哈薩克卻選擇加入歐洲區﹐屬於南美洲的蘇里南、圭亞那在中北美加勒比海賽區比賽﹐新西蘭在大洋洲橫行無忌﹐反映根據地理劃分的足球傳統已備受挑戰。各國屬於什麼洲份﹐已不再是簡單的地理問題﹐而是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整合問題。本屆全軍覆沒的西亞國家要是心有不甘﹐理論上﹐同樣可以要求從亞洲賽區獨立﹐在國際足協內部成立獨立賽區﹐起碼它們的獨立主體性和足球水平都遠超大洋洲﹔新西蘭在本屆附加賽淘汰西亞國家巴林晉身決賽週﹐原來就超出一般球評想象﹐但相較下﹐巴林打進附加賽之路﹐可要困難得多。為大局著想﹐新西蘭足總應有自知之明﹐像開明香港功能組別議員那樣﹐主動要求改變偏袒自己的制度﹐這樣﹐會比出盡全力奪得世界盃第一分更得到世人尊重。

非洲足球之謎﹕真的假不了？
【咫尺地球】世界盃進行至今，一般人期望因為主場之利而會超水準發揮的非洲球隊表現奇差，而且戰意成疑。尼日利亞球員幾乎是故意領取紅牌的舉動劇力萬鈞，喀麥隆負日本的過程也教人難以捉摸。當然，這不代表球賽造假，也許一切都是球員在特定環境下的「正常」發揮，但這畢竟反映了一些典型的非洲管理問題。對此我們可參考Steve Bloomfield撰寫的《非洲團結：足球如何反映非洲》，以及Ian Hawkey的《腳的變色龍》。

首先，非洲球隊內部貧富懸殊，通常都有個別超級球星已成億萬富翁，卻同時有隊友在乙組球會效力。這自然會產生不受教練控制的內部權力架構﹕只要教練部署不合超級球星的意，他們的派系就可能不合作；合他們的意，其他人卻可能不合作，總之空降的外來領隊，不可能輕易駕馭本土流派。但派系如何形成？以喀麥隆為例，球星伊度奧（Samuel Eto'o）並沒有被指控打假波，而且恰恰相反，居然自居足總，在球隊入圍時自掏腰包，向隊友分發獎金，又贈送名貴手表「激勵士氣」。從政治角度，這卻可以算是赤裸裸的奪權，教人想起海外大學偶爾有名牌教授毋須授課、也毋須親自研究，只需要把經費攤分請人，就建立了「第2支管理團隊」。這樣的團隊，自然難以有整體效果，什麼戰術、部署，都流於紙上談兵。類似管理問題，在非洲不同政府部門內部普遍存在。

表現不濟 反映典型非洲管理問題

球星就是不搞內部派系，也搞外部派系，為自己退休後的後路鋪墊。這自然在各國國家隊都存在，同樣一團糟的法國就是例子，但非洲球隊更欠制度，問題更易以金錢方式表達。喀麥隆曾多次打入世界盃，成績飄忽，每次都為獎金與國內足總角力；在上屆世界盃，首次打入決賽周的多哥更一度因為獎金問題威脅罷踢。然而這並不代表這些球員真的很愛錢，卻反映球員對管理的權威存有根本不信任，他們也許情願沒有獎金，也不希望被中飽私囊。構成這不信任，與他們的切身經歷有關﹕每支非洲球隊都有和權貴關係密切的重量級人物，像喀麥隆名宿米拿（Roger Miller）1994年以42歲高齡入選國家隊，完全是總統親自干涉的命令；本屆尼日利亞的頭號球星簡奴（Nwankwo Kanu）成名多年，因為頑疾痊癒而成了半政治人物，屬於必須入選之列，但據他效力的球會內部傳出，非洲球員都有兩個年齡，他們習慣報小年齡參與世青盃和奧運會，簡奴就被這球會懷疑為可能已達40歲。上一代尼日利亞球星艾摩卡治（Daniel Amokachi），據說有熱線直達總統府。由於上述機制欠透明，球員經常覺得待遇不公，這也是非洲社會發展的問題根源。

隊內貧富懸殊 太多權力核心

收入懸殊、管理不善，加上心理不平衡，自然容易滋生貪污，這也不是非洲獨有。賄賂在加納等非洲國家並不普遍，不過在尼日利亞相當盛行。在那裏，貪污是日常生活一部分，騙案頻頻，一般人都不敢使用信用卡，因為「信用」並非日常生活名詞。就是在管治好得多的加納，其隊長艾比亞（Stephen Appiah）在上屆世界盃後曾向記者坦誠，曾有博彩公司提出造假建議，被他婉拒了，但他相信有類似機會的球員多不勝數。假如類似事情發生在西方國家隊，被揭發的機會也許相對大些，但假如非洲球星甲舉報球星乙涉嫌受賄，他大概需要確保自己和自己的近親在其他生活範疇都沒有同樣問題，這並不容易，令「瞞上不瞞下」成了風氣；事實上，整個非洲政壇的貪污制度，也以同樣原則運作。假如國際賭波集團真的要介入世界盃（而這幾乎是毫無懸念的），非洲的主場，就提供了比以往方便的周轉渠道﹕不要看輕這一點，這對不少被球星聘請為經理人的鄉里，以及他們賴以運作的宗法制度，具有近水樓台的誘惑。

假如這些結構性問題解決了，以尼日利亞、喀麥隆的足球水平，起碼足以挑戰四強；而他們也會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忽然水銀瀉地一次，去證明自己的應有實力，這才是球迷又愛又恨之處。但假如這些結構性問題都解決了，擁有豐富資源的人口大國尼日利亞、作為前法屬西非核心國家的喀麥隆，也足以大國崛起了。

瑞士可以擔任世界足球首都多久﹖
June 21 瑞士 Vs 智利

瑞士隊首仗擊敗西班牙﹐表現予人驚喜﹐但傳統上﹐它畢竟只是歐洲二線球隊。然而﹐起碼在行政角度﹐瑞士卻是世界足球的「首都」﹐國際足協和歐洲足協的總部都坐落瑞士﹐因此﹐眾多國際球壇的重大決定都在瑞士發生。瑞士有這個資格﹐源自它的永久中立國身份﹐因此一般人經常以為瑞士人愛好和平、不好勇鬥狠﹐球員也斯斯文文。但這一切都是誤會。

歷史上﹐瑞士昔日的謀生渠道﹐就是向歐洲各國輸出真實作戰的僱佣兵﹐同時也接收鄰國的僱傭兵﹐因此﹐瑞士人反而以強悍、多元著稱。梵蒂崗天主教廷的瑞士衛隊今天依然在保衛教宗﹐見證了瑞士這個殘存身份。而且瑞士國內人人持槍﹐槍械的氾濫程度比美國更嚴重﹐兒童也懂得以武力自衛﹐並非沒有排外性、沒有鬥心的和平使者。表面上﹐這些傳統並不容易在瑞士足球隊體現﹐但我們也不能忽略瑞士隊的多元成份﹐像上仗鋒芒畢露的前鋒Derdiyok﹐就是來自土耳其的庫爾德族人。

雖然瑞士宣佈「永久」中立﹐奇跡般安然渡過一戰和二戰﹐但在全球化時代﹐中立已越來越困難。9/11後﹐美國逼瑞士配合它的所謂「金融反恐戰」﹐瑞士銀行被逼凍結一些恐怖分子資金﹐開始令瑞士人警覺今非昔比﹐布殊的威脅﹐居然比希特勒更切身。2002年﹐瑞士不得不通過公投加入聯合國﹐成了最晚加入聯合國的主要國家﹐而拒絕進入聯合國這原來是瑞士堅持中立的底線﹐反映它的中立傳統已備受挑戰﹐再過十數年﹐很可能「有今生無來世」。

隨著世界地緣政治重心開始移向亞洲﹐也隨著主權的概念越來越模糊﹐擁有大量國際組織總部的瑞士﹐不可能永遠不受挑戰。不少國家、城市都希望取代瑞士成為世界首都﹐或起碼希望搶去個別的總部﹕畢竟這是影響國際局勢的捷徑﹐也是進行各式外交的捷徑。我們倒也不必妄自菲薄﹕甚至擁有「次主權」身份、處於中西交界、成功令陳馮富珍變身為國際領袖的香港﹐也足以爭取個別範疇的國際首都角色﹐因為沒有了絕對的中立、興起了非國家個體﹐瑞士在國際社會的不可取代性﹐已越來越低。

在足球層面﹐亞洲足協年前就有「遷都」議案﹐西亞國家希望把總部遷離馬來西亞吉隆坡﹐以獲得更高的國際地位﹐阿聯酋、卡塔爾等都希望大灑金錢爭奪。瑞士蘇黎世要保住目前的「國際足球首都」地位﹐同樣早晚會面對挑戰﹐特別是國際足協近年屢屢爆出貪污醜聞﹐假如新任會長要樹立「強政厲治」的新形象﹐「遷都」會是與腐敗舊官僚決裂的最好姿態。此外﹐假如未來非洲或其他地區的新興足球勢力冒起﹐為滿足其國內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同樣可能要求作出「政治正確」的遷都要求。因此﹐瑞士足球隊在世界盃的表現﹐就有了更深的含義﹕假如瑞士受惠於國際足協任何制度﹐會是最瓜田李下的被批評對象﹔假如瑞士隊表現太差﹐又會成為不足以承載國際足協的理由。幸好瑞士球壇歷來相對平和﹐沒有太多出格新聞﹐才一直沒有人對國際球壇遷都大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