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後的埃及:瞬間天堂與漫漫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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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一 4月 29, 2013 11:45 pm

王丁楠 青年學人,遊學埃及

去年9月20日清晨,我在開往開羅美國大學(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的校車上昏昏欲睡。車行出開羅市區,快到沙漠中的校園時,一個學生沖上來對全車師生喊道:“我們已經占領了學校,誰也不得入內。願意加入示威的可以留下,不願意的請現在走人。”
自去年2月開羅德國大學(the German University in Cairo)大規模遊行起,美國大學緊隨其後。但一群學生在淩晨封鎖校門,把住各個入口,進而以退還學費為條件與校長談判,著實引來社會各界議論紛紛。學生抗議的理由多種多樣,主要的問題集中在學費上漲,行政管理低效,教學水平欠佳,學校領導對民主、自由支持不力。

在擁有25萬本科生的開羅大學,學生在“1.25革命”後把數名教員和系主任趕下臺,指責他們是穆巴拉克政府的“代言人”。在愛因沙姆斯(Ain Shams University)大學和曼蘇拉大學(Mansoura University),敦促校長下臺的聲音此起彼伏。此外,埃及英國大學(British University in Egypt)的學生於今年年初抗議教授故意壓低期末考試分數,從而以成績不達標為由免除一些人的獎學金。經過對校長辦公樓一個星期的封鎖,校長和高層領導最終宣布辭職。

在遜尼穆斯林的最高學府愛資哈爾大學(Al-Azhar University),學生以食物中毒和行政腐敗為由趕走了校長,甚至一度敦促在世界享有盛譽的愛資哈爾清真寺伊瑪目下臺。此時此刻,埃及國際大學(Mis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仍在無限期停課,起因是學生聯名上書要求校方在門口修建過街橋,被拒絕後與大學保安發生群毆。磚頭、玻璃、桌椅和棍棒在空中橫飛,校園儼然成了戰場,地上鮮血淋淋,建築體無完膚。

開羅德國大學的一位名學生領袖說:“每個大學生都應該通過改變周圍的小環境踐行革命精神。”這是對埃及“革命青年”(shabab thawrwa)的真實寫照。革命兩年來,外界常常把目光聚焦在埃及政府和反對派身上,然而這條線索僅僅是這場革命龐大“體系”中的一支。在抗議政治權威的大標題下,人們的訴求多種多樣:學生反對老師、員工對付老板、警察抗議上級、黨員趕走黨首、女性挑戰男權、窮人打擊富人、從業者改造行業協會、基督徒反抗穆斯林、什葉派不滿遜尼派、全民聲討西方和以色列……革命使埃及人的生活和思維動蕩不安。

旅居本地多年的中國人說,革命以後埃及人火氣大、脾氣暴。來自海灣國家的阿拉伯同學說,埃及人越來越固執、認死理。幾位平日“身居閨閣”的埃及女生則表示,現在沒有權威,人們遊手好閑,無所畏懼,什麼都敢做:孩子不服家長、學生不怕老師、性騷擾者何懼警察和法律!

“1.25革命”把埃及百姓的期望和自尊提得很高,隨後的衰敗和亂象又把他們的信心摔向谷底。“埃及歷史上從沒有一刻像現在這麼糟糕”——這句話在不同性別、年齡、身份、地位的人口中道出,兩年來不絕於耳。


埃及民眾占領開羅解放廣場。埃及革命發生在1月25日,成千上萬名遊行者占領了開羅的解放廣場,以抗議穆巴拉克政府。與此同時,在伊斯梅裏亞、亞歷山大港和蘇伊士也爆發了抗議活動。

埃及人有充分的理由繼續抗爭。“1.25革命”的四項要求(革命“四兄弟”)——面包、自由、社會正義和人的尊嚴——除了自由外,其他都沒有實質性進展。與此同時,埃及經濟危機空前,社會治安持續惡化。

2011年12月臨近革命一周年時,埃及還處於軍隊執政的過渡階段,示威者動用一切自制武器襲擊士兵和警察,沖擊議會和行政機構。當時,我和同事在開羅的一個菜市場裏采訪。身著黑袍的女攤主Sabah Mahmoud年近五十,坐在菜筐上把各色蔬菜碼放得整整齊齊。她說每月5號、10號大家領完工資,買菜的人還多一些,到了月底幾乎是門可羅雀。“我已經失去了丈夫和兒子,並一直以為革命能帶來好日子,卻沒想到等來這樣的結果。”她說著說著便掉下淚來。

過去一年埃及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人們的工資水平卻依然很低,大眾的生活比以前更加窘迫。公立大學的畢業生每天工作8-13個小時不等,月薪普遍只有1200埃鎊(約合1000人民幣)。有的起薪甚至不足500鎊。由於革命後暴力沖突持續不斷,外國遊客和投資者望而卻步,埃及當前的就業形勢不容樂觀。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失業率從革命前的9.8%升至去年年底的13%。(由於埃及工作不穩定,加之近1000萬人口出生後未曾登記,一些學者估計實際失業率要比這個大得多。)因為遊客數量銳減,盧克索等地長期以旅遊業謀生的居民不得不到其他城市另尋生路。對於家庭觀念強、迫切希望成家立業的年輕人來說,微薄的薪水和渺茫的就業機會使他們結婚、買房、撫養子女的憧憬一一破滅。

與此同時,埃鎊自去年第三季度起劇烈貶值,美元與埃鎊的兌換率從革命初的5.1升至現在黑市上的8.0。為了獲得貸款,應對外匯儲備減半(與革命前相比)的危機,埃及政府不得不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要求,縮減對面包、液化氣和汽油的補貼(這些補貼約占政府全年財政預算的四分之一)。然而此舉一出,舉國騷亂,生產停滯,近百人在沖突中喪生。政府最終只好收回成命。

埃及向海灣國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貸、求援讓民眾自尊心受挫。“1.25革命”時,埃及人曾喊出家喻戶曉的口號“擡起頭來,你是埃及人”,爭取社會正義和人的尊嚴。如今,人們對埃及國際地位下滑感到恥辱。“現在埃及必須像乞丐一樣向西方、甚至是其他阿拉伯國家要錢”,希伯來語翻譯Mohammad Ali說,“你看那些示威者,他們沒有工作、沒有錢、有喜歡的人卻沒法結婚。他們襲擊警察和政府機構,寧願警察把自己殺死。”

伴隨經濟低迷不振的是持續惡化的治安和層出不窮的謠言。埃及人曾經號稱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如今女孩子們卻紛紛表示,“不要說晚上,就是白天也不敢一個人出門”。不久前一位德國考古學家慕名前往解放廣場“瞻仰”。她回來向我感嘆道,“1.25革命時埃及人說解放廣場是最安全的地方,今天卻把我嚇得半死。我到那裏好像羊入虎口,晚上一路走來,處處是騷擾和猥褻。”周圍一些土生土長的埃及人則說,由於安全隱患和隨時可能升級的沖突,兩年來從沒去過解放廣場周邊,更不敢讓孩子去。

“我不關心政治,我痛恨革命。我對幸福的理解就是結婚後作個盡職盡責的家庭主婦。但我很擔心安全——可動蕩是我兩年來的唯一收獲”,我的老師Nermin Ibrahim說,“這場革命從一開始就是強加在我們頭上的。‘1.25’百萬人遊行又能怎樣?媒體覺得百萬人的訴求就是民主,可那不過是埃及人口的百分之一!”

造成革命後埃及社會動蕩的原因之一是與日俱增的謠言。從球迷鬧事到公共建築被焚,從基督徒與穆斯林的沖突到騷擾女性、毆打記者,從首都到外省,從穆巴拉克倒臺到軍政府接班、穆爾西執政,隨著言論自由的放開,謠言和傳聞無孔不入。媒體為了轟動效應什麼都敢說,有的甚至找出若幹年前的圖片和視頻冒充剛剛發生的新聞。而民眾對事件的起因、經過、結果要麼一問三不知,要麼眾說紛紜。誰是加害者、誰是受害者、為什麼發生沖突、穿警服的真是警察嗎、打著球隊旗幟的真是球迷嗎,作為外國人我看不明白,埃及人也說不清。每有危機發生,政府和司法系統都聲稱組建委員會進行調查,最終不是杳無音訊就是不了了之、無人問津。昨日的危機馬上被新的爆炸新聞取代,埃及人變得既亢奮又健忘。

然而,每當我感嘆“1.25革命”深刻改變埃及的方方面面、甚至是人的個性時,又有許多情景浮現眼前,告訴我這場革命遠未能撼動社會深層問題和民眾根深蒂固的觀念。

“1.25革命”時,開羅市民和各國觀察者驚喜地發現,埃及即使沒有穆巴拉克,人們依舊可以保證日常生活的良好運轉——男人組織起來維護社區安全和交通秩序;婦女準備食物和生活用品,慰勞廣場上的示威者;基督徒和穆斯林互相保護;醫生們在解放廣場建立臨時醫院;學生們自發打掃環境、整頓市容;立交橋上和地鐵站裏掛出標語“建設我們的國家”……有記者問埃及人為什麼這樣做。他們答道:“因為革命推翻了穆巴拉克,我們現在是國家的主人,心甘情願為祖國奉獻。”

但這種革命期間迸發的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猶如曇花一現。在接下來的兩年裏,雖然也有一些年輕人一如既往地搞公益活動、造福大眾,但整個社會隨即又陷入空談、指責和猜疑之中。兩年來步入人們視野的是各種主義、立場和劃線,那些勤懇務實,靠知識和努力改變命運的人卻少之又少。

在校大學生對我說,埃及教育制度差、師資差、只強調死記硬背,因此我沒法學習。在家待業的年輕人說,埃及公司工作累、假期短、工資低,外國公司又不來投資,所以我不工作。開羅的每一所大學都熙熙攘攘、人滿為患,學生們聚在各個角落抽煙、閑聊、玩笑,畢業後又隨即加入失業群體。一些同學坦誠地說:“埃及不是沒有工作,而是他們不願意幹。”有的歐洲企業駐埃代表則抱怨在北非經營成本高、員工難管理、高端職位無人能勝任:“顯而易見,埃及有這麼多勞動力,又是歐盟的鄰國,要是這裏適合投資的話,北非早就在中國之前成了歐洲工廠”。

面對環境汙染、垃圾成堆、交通混亂等社會問題,埃及人指責管理者不作為,卻不願反思自身的行為。“1.25革命”期間人民當家作主的自豪和自覺早已煙消雲散,一切又回到老樣子:教師一面遲到曠課,一面批判教育制度失敗;學生一邊在車上丟垃圾,一邊向客運公司投訴校車不幹凈;示威者一面封鎖校園,禁止教職工入內,一面聲討校方未能給抗議者提供遮陽棚和飲用水;居民從窗口隨手把垃圾扔到樓下,指責有關部門不處理垃圾暴露問題;司機們在兩車道的路上開出四排車,然後說政府該下臺,因為改善不了交通秩序。人們對政府和大大小小的管理層極具反感卻又過度依賴,二者實是一體兩面。

被外界宣傳得轟轟烈烈的革命真的改變了埃及社會麼?現在窮人依舊貧困,富人更加富有,兩者之間仍是井水不犯河水;基督教與伊斯蘭的沖突依然頻發;男人與女人仍舊很不平等。但另一方面,革命又深深觸及了埃及人的生活:莫談國事的時代結束,大大小小的權威失去了光芒和震懾,人們把免於恐懼的自由發展到極致,又擔憂自由本身會給生活帶來新的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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