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中國創造新的制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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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2月 04, 2013 1:11 pm

題記:“我希望美國能做一天中國(僅僅一天)——在這一天裏,我們可以制定所有正確的法律規章,以及一切有利於建立清潔能源系統的標準。一旦上級頒布命令,我們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難以迅速做出重大決策)。

要是我們可以做一天中國有多好……”只是一天!僅僅一天!

《世界又熱又平又擠》——《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裏德曼

人類發展史,就是隨著生產力的提高,不斷創造新制度的歷史。中國作為人類歷史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也為人類的制度進步作出了極其超前和輝煌的貢獻。中國的制度模式不僅為周邊國家所效仿,甚至成為歐洲啟蒙運動的偶像。

中國在隋唐就已經建立以公開平等競爭、打破等級界限、全國性選拔為特征的文官體系,比西方早了一千兩百多年。西方最早的憲政國家英國即使完成了工業革命,出現了政黨競爭和選舉,但仍然采用政黨分肥的方式任命舉薦公務員——幾乎和中國秦漢時期相近。直到1870年6月,也就是鴉片戰爭三十年之後,英國政府才頒布確立公開競爭考試制度的樞密令,這也被視為英國文官制度正式建立的標誌。從此,西方各國才以英國為榜樣,逐步建立起自己的文官制度。1983年,美國卡特總統時期的人事總署署長艾倫·坎貝爾在中國演講時說:“當我被邀請來中國講授文官制度時,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在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課書中,當談到文官制度時,都把文官制度的創始者歸於中國。”

明朝是中國歷史上發展的停滯期,也由於廢除宰相而被認為建立了絕對專制,更由於文字獄和八股文被臺灣學者柏楊認為是大黑暗時代。然而,和當時世界其他文明相比,中國依舊燦爛無比。英國歷史學家加文·孟席斯在《1421,中國發現美洲》這樣寫道:“當朱棣指示姚廣孝率領2180名學者進行包羅萬象、長達4000卷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的編纂工程時,處於文藝復興前夜的歐洲,對於印刷術還一無所知,實際上,那個時候享利五世的圖書室裏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還是從修道院借來的。當時歐洲最富有的商人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擁有12本書,其中八本還都是宗教著作。”

歐洲當時政治和經濟階層最頂端的群體尚且如此,整個社會的文化水平之落後可想而知。

1421年中國歡度春節,明政府遍邀各國使臣,但英、法、葡、神聖羅馬皇帝、拜占廷皇帝等由於既缺乏科學知識,又是沒有可貿易貨物的落後國家而被排除在外。此時東西方整體文明差距之大,令人瞠目。就是明朝滅亡之後,盡管由鄭成功率領的殘余力量在大陸都無法立足,卻依然橫掃當時西方世界的海上殖民第一強國——正處於黃金時期、能夠支配全球貿易的荷蘭。

清朝被傳統史學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生命力和創造力衰微的末期,但康熙時期仍然被法國偉大的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有“法蘭西思想之父”美譽的伏爾泰頂禮膜拜,稱中國是最完美的政治體制。他對中國制度的文化基礎儒家更是崇而敬之,稱孔子為真正的哲學家:“那個聖人是孔夫子,他自視清高,是人類的立法者,決不會欺騙人類。沒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對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而此時,也創造了人類輝煌文明的法國才迎來自己的第一個歷史高峰:路易十四時期。

不僅法國,十八世紀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三世就想讓瑞典成為中國一樣的國家,他的老師卡爾·舍費爾為國王做了多場演講,把中國美化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努力宣揚中國的一切都是美好的。那時的中國可謂一騎絕塵,獨步天下。

中國制度文明的衰落在清末展現惡果,不僅喪失了經濟上的優勢,甚至國家主權的獨立和統一都難以維系。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終於改變了中華民族上百年國運下滑的態勢。

中華人民共和國至今不過一個甲子,期間國際環境長期惡劣,內部也屢經曲折、動蕩和停滯。但仍然成功的再度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擁有核武器和航天載人技術的軍事科技大國,居長期占據的桂冠不過一步之遙,以現代化為標誌的新一輪復興也是指日可待。

中國以空前的超大人口規模、長期地高速發展被世界譽為人類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跡。而這個奇跡,則毫無疑問地歸功於中國的制度創新,創造的全新制度文明。

一、全球視野下中國政治制度的特點與優勢

新中國1949年成立以來,在時代需求和吸取經驗教訓的前提下,不斷進行著政治體制改革,在權力傳接、監督和制約方面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制度模式。這種特色,與目前深陷經濟危機的西方和激發革命動蕩的阿拉伯世界對比,便一目了然:西方是定期的換人換黨,中國是定期的換人但不換黨,阿拉伯社會既不換人也不換黨。從目前看,中國的模式表現最佳。原因在於,一個制度要想良好運轉,不僅要做到靈活性,還要做到延續性。西方的制度模式有靈活性,但缺乏延續性,往往隨著新政府的建立而出現大幅度的改變。而阿拉伯世界有連續性,但缺乏靈活性,最後制度走向僵化。

中國今天的制度是在其政治和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長期、漸進、內生性演變的結果。中國幾千年就是一個政治核心,人才全國性選拔。統計表明,宋朝的官員中,50%以上三代前沒有人當過官,都是來自貧寒家庭。整個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共有兩萬名舉人,兩千名進士,43%也是來自貧寒家庭。“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當時中國社會各階層上下流動的寫照。在當代,僅以中央政府一級的公務員來講,2010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錄用了1.4萬余名公務員,其中來自普通家庭的達93.4%。2011年度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錄用了1.5萬余名公務員,來自普通家庭的達87.%;2012年度報考中央機關公務員的考生有15.5萬余名,來自普通家庭的占總人數比例超過82.3%。

今天的中國,人才全國性選拔的適用範圍已擴展到最高領導層。最高權力的更替一方面具有傳統的“禪讓”色彩,但又打破古代“禪讓”終身制的局限。即: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異地任職、年齡限制、立法和行政機構的差額選舉、定期的更替。這其中“一黨領導、全國選拔、長期的培養、異地任職”是對傳統政治文化的繼承,“年齡限制”則是中國獨創,“立法和行政機構的差額選舉、定期的更替”則是對西方的借鑒。

這種模式基本綜合了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制度的優點,而避免其缺點。一黨領導,可以避免委托代理風險、制訂長期的發展戰略,全國選拔和長期的培養可以在產生成本不高的前提下盡最大可能地選出最優秀的人才,不僅可以避免民主制度的政治平庸化還能避免大眾貪欲,差額選舉、年齡限制、定期更替則可以帶來新的血液,更避免政治強人的出現。

中國的制度創新也同樣表現在基層的探索上,如源自湖北廣水著名的 “兩票制”。所謂“兩票制”,就是群眾投信任票、黨員投選舉票產生村黨支部書記。這在西方是無法想象,全球恐怕也是獨一無二。

全球化時代,制度競爭和對比已成常態。中共十八大換屆之際,恰逢全球各西方主要國家的大選年,形成了不期而遇的制度對比。

1、有效的人才培養和選拔機制

十八大之後,盡管到2013年3月的全國人代會,Xi才會接任國家主席,但他依然能夠立即就位,全方位展開自己特色的施政。在反腐敗、註重民生、整頓黨風、治軍等方面雷厲風行。為此臺灣《工商時報》的社論稱:“Xi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後,立即以驚人的力度推展新政,包括在政治上徹底與貪腐、官場逢迎的文化畫清界線,在經濟上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他上任才剛滿一個月,各項改革措施就像連珠炮般不斷出爐,而且政策的力度幾近革命”。

原因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中國卓有成效的人才產生體系:即主要建立在能力為基礎之上的全國性選拔、長期培養和歷練、年齡的限制、定期的更替、行政和立法機構的差額選舉。以新一屆領導人國家主席和總理為例,他們均經歷過長達二十年左右的基層任職考驗,並在五年前進入最高權力中心中央政治局常委。對國情、政情、民情了如指掌,所以可以立即針對性地施政,根本沒有西方新領導人至少長達半年的熟悉情況的階段,也就是西方常說的所謂蜜月期。這實質上就是民眾對政治人物熟悉情況的忍耐期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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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2月 04, 2013 1:13 pm

相反在耗資巨大、通過大眾投票方式產生領導人的西方,能力往往不是第一位的。影響選舉的因素眾多,如宗教信仰(奧巴馬信奉非基督教就肯定選不上)、性別(希拉莉的敗選)、 種族(黑人、白人)、形象(如臺灣、韓國)、是否會做秀和演講、是否有足夠的金錢支持以及政治裙帶(前第一夫人希拉裏、布什父子總統),但最重要的能力卻被邊緣化。像奧巴馬,唯一的從政經歷是州和聯邦的參議員,連一天的市長都沒有做過,可以說沒有絲毫的行政經驗,結果卻被選出來管理整個國家。假如在中國,一位沒有任何基層行政經驗的政協委員或者人大代表一夜之間就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可否勝任?

此外,中國還不存在西方式的憲政空窗期。在西方假如出現換人或換黨,新的領導者必須等上數月就職後才能展開施政。美國是近兩個月,韓國是近三個月,臺灣甚至長達四個月。而一些議會制國家, 假如選舉出現爭執或者無一黨占據優勢,則往往長期無法組成政府。比如德國2005年第十六屆聯邦議會選舉,就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才組成默克爾新一屆內閣。比利時在大選後長達541天處於“無政府狀態”。最新的例子就是現在的意大利。盡管國家處於經濟危機之中,但選舉兩個月之後,才勉強組成一個脆弱的聯合政府。而這些不同派別的政界人士此前還在互相指責、甚至互相漫罵。更令歐盟擔心的是,醜聞不斷的前總理貝盧斯科尼則是這個政府幕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奧地利《信使報》認為:新總理恩裏科·萊塔將成為政府的稻草人。因為誰也不相信貝盧斯科尼會不在聯合政府中“垂簾聽政”。文章最後感嘆道:可悲的意大利!

這兩個階段可合稱國家權力交接時的空轉期。可是在一個瞬息萬變的全球化時代,這樣長的空轉期,代價顯然過於高昂。

原因之二,東西方雖然都是從全國選拔人才,但由於制度原因,西方卻不能從全國的層面使用人才。

西方由於不同政黨的存在,整個國家的政治人才被政黨切割成幾個部分,並隨政黨共進退。一黨獲勝,哪怕原來的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這一方面造成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則又造成人才的浪費,更造成政策的非連續性。畢竟政治精英也是稀缺資源,一個傑出政治人才的產生也是多種因素合成的,而政治精英也有其自然壽命。一個政黨連任八年,也就意味著另一個政黨的政治精英閑置八年。這也是為什麽,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去世後,整個西方都在呼喚何時才能再有後來者。

而中國一黨執政,多黨參政,則完全不存在西方這種體制性弊端。

整體而言,從實證的角度看,西方選舉這種方式產生的領導人,要麽無法選出最優秀的人才,要麽無人才可選。即使偶爾出現負責任有魄力、敢於正視現實和註重長遠的領導人,也往往被選民選下臺。所以從現實政治實踐看,中國的層層選拔制,有意識的人才培養體系,要勝於西方通過選舉方式產生領導人的模式。

縱觀人類歷史,衡量制度的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是否能夠產生優秀的人才。而在同一制度下,人才直接決定著制度表現的好壞。比如克林頓時代,就可以把美國國力推上前所未有高峰,而小布什八年就可以把美國拖向低谷。

2、政治保持獨立並擁有最終的決策權

2013年人代會,中國進行了大部制改革。素有“鐵老大”之稱的鐵道部不復存在。鐵道部由於歷史的原因,其對國民經濟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也被視為最為龐大的利益集團,2003年和2008年也曾試圖對之進行拆分,但在種種阻力下未果,一向被外界認為是行政改革的“老大難”。但再一再二不再三,鐵道部最終仍然成為改革的對象,在完成其歷史使命後而走進歷史。

無獨有偶,連任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也試圖解決美國的老大難問題“控槍”。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可小學發生震驚全美的槍擊案,造成包括20名幼童在內26人死亡。奧巴馬於是把控槍與移民改革定為其第二任期的兩大施政重點。之後,奧巴馬為控槍法案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政治資源。就在參議院投票前兩周,奧巴馬不僅親自帶領數名康州校園槍擊案遇難兒童家長來華盛頓,參與對國會議員的遊說工作,而且他還做了重大的妥協:禁止攻擊性槍支與大容量彈夾銷售就從他的控槍方案中消失了。還需要一提的是,自從這次校園悲劇之後,98天內又有2243人做了槍下冤魂。

然而,鮮活的生命抵不住嚴酷的政治現實——盡管桑迪胡可小學慘案發生後,槍擊案受害者家屬四處奔走推動控槍法案立法進程,他們言辭懇切:“記住,這不僅僅是政治。”。最終,這個已經打了折扣的禁槍法案胎死腹中。據英國《衛報》調查報道,投反對票的參議員中,只有三個人沒有收槍擊協會的錢。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國會選舉又快要到了。當年克林頓利用民主黨控制參眾兩院的優勢,曾通過一個控槍法案,結果中期選舉,全美持槍協會幫助共和黨逆轉勝。前車之鑒!哪個議員不心寒。

中國成功把鐵道部納入改革軌道,美國卻再走麥城。根本原因就在於,和西方相比,中國的體制很鮮明的特點是一直保持了政治的獨立性和最終的決策權。

改革開放三十年,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造就了兩大力量的崛起:資本和民眾。今日中國已從三十年前政治力量主導一切演變為民眾、資本和政治權力的三方博弈。

在西方,這三種力量博弈的最後結果是以普選為特征的民主制度。民眾通過選票獲得了對政治的控制權,而普選導致的高成本又為資本提供了影響政治的空間。至此,政治權力成為弱勢,民權和資本的權力事實上主導了西方各國,這種模式運行的結果不僅僅是導致了美國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次貸危機就是要百姓有房,金融財團有利,更令危機中堅持改革的政治人物被淘汰。

除了奧巴馬再遇滑鐵盧,近期的例子還有意大利前總理蒙蒂。他是二戰後唯一不是民選產生的,卻又被歐洲認為是二戰以來最為出色的領導人。但他實行的正確和必要的緊縮政策,引發了選民的強烈反對。結果在今年的選舉中慘敗。他的政黨在參議院315席中,僅獲得18席,眾議院630席僅獲得46席。類似的例子還有以理性著稱的德國。前總理施羅德2000年就未雨綢繆實行今天危機中國家的改革政策,結果也被選民趕下臺。至於浪漫的法國,上世紀九十年代希拉克就想改革,結果持續引發全國大規模抗議,至此改革凍結。就是經濟危機來臨之後,在民眾的壓力下,改革也依然難以啟動。這樣的政治現實,導致政治人物退縮保守,不敢面對現實,致使問題越積越重,最終直到形成全面危機,紙裏包不住火為止。

事實上,今天的西方,政治人物對選民的討好已經達到荒誕不經的程度。現在巴黎市政府選舉在即,為了籠絡選民,竟然宣布近期隨地扔垃圾、煙頭、狗屎將不再罰款。此前規定每個煙頭就要罰35歐元。新的處罰改為2014年垃圾桶配備煙灰缸後執行。法律在民眾面前竟然變成兒戲,成不了“擋箭牌”。

中國傳統上政治都是強勢處於獨立狀態的。到今天,中國政治獨立性的狀態依然如故。目前的中國,雖然三種權力的博弈日益激烈,但至少在全國一級,政治權力仍然有最終的決定權。所以,一些很困難的決策、符合國家長遠利益的決策,都能夠執行。比如計劃生育,國企改革、取消鐵道部、電信一再拆分。

至少從現實角度看,一個以追求利潤為核心的、資本主導的制度、一個以追求福利為核心的民眾主導的制度,其合理性、有效性要遠遠低於相對中立的政治權力主導的制度。這也是為什麽,今年4月30日在法國播放並早早就引發法國關註、讓-米歇爾-卡雷拍攝的紀錄片《中國,新帝國》,提出這樣的結論: “在西方,是金融家們掌控政權,在中國不同,中國是由國家控制大公司和銀行系統以及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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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2月 04, 2013 1:14 pm

3、執政高效、強大的學習能力和糾錯能力

中國新一屆領導人履新之後,考驗紛至沓來。中國的制度優勢所具有的高效、強大的學習能力和糾錯能力也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第一個突發的事件就是H7N9禽流感。還記得10年前非典發生,中國初期的應對受到了海內外廣泛的批評。而這一次中國政府的表現無懈可擊:公開透明,在最短時間內主動公開了境內發生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信息、第一時間通知世界衛生組織,並及時更新疫情。國家計衛委和農業部按照各自職責,調動各種資源應對;果斷關閉活禽市場,同時展開了緊密的國際合作。

由於應對措施得力及時,這場突如其來的禽流感迅速得到有效控制。為此,世界衛生組織駐華代表藍睿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在此次疫情防控方面,中國政府展現了解決問題的超強能力: “我們對中國實驗室的速度印象深刻。中國流感中心的工作非常優秀,我們很滿意。我想他們一定會盡可能快地找出病毒源頭。中國政府展現出了解決問題的超強能力,調查迅速,信息發布及時。”英國權威科學雜誌《自然》同年4月底發表的一篇社論說,中國此次對H7N9禽流感疫情反應迅速、措施得當,“改變了過去應對疫情的負面形象”。

第二個考驗就是雅安地震。2008年汶川地震,中國政府就已經向全世界高效地展現了超強的大規模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五年過後,這次中國政府的表現更加成熟,其改善和進步幅度之大令人矚目。以下枯燥的數據展現的卻是鮮活的現實:8點02分,雅安地震發生。8點40分四川省啟動應急響應(可資對比的是,汶川地震七小時後四川省才啟動應急響應)。10點12分,空軍11252機組到達震源地上空……10點20分,海軍航空兵4101機組到達作業高度開始作業……10點26分,陸軍航空兵編隊開始起飛並於11點06分開始在災區降落。

進步最為明顯的是救災的指揮,中國政府此次救災的統籌性與科學性在增強。國際間一致認為“李克強總理在這次危機處理分寸把握好得出乎意料”。媒體舉例稱:“他奔赴災區僅24小時有余,甚至在返京之時明確救災等工作由四川省全面接棒,中央政府予以配合。這些行為都讓外界大呼意外與過癮,立即明白這是最佳的決策”。 李克強總理透過此次快速、務實、高效、信心強的救災指揮行動,向世界透露中國力求建立以科學發展為指引的現代型政府的信念。

中國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持續提升,從國際與比較視角觀察則更為突出。我們不妨看看被認為是世界一流民主國家的日本。同樣是地震,日本政府反應遲鈍、指揮失誤,而且信息封閉、混亂----特別是針對危及安全的核電站。當時的首相菅直人在下臺後就由於指揮失誤而被起訴。災後數月,災民得不到有效安置。地震兩年後,汶川新城已經昂然矗立,而日本地震兩年後仍然一片狼藉,災區3縣 (宮城、巖手、福島)僅有56戶災民入住了災害公營住宅,全國尚有30萬災民無家可歸。

中國的表現如此優異,以至阿根廷外交部甚至在雅安地震後發布公告說:“中國是全世界勇氣和進步的榜樣。”

2013年中國的表現並不是特例。中國為迎接奧運會建造的三號航站樓,三年完成,這在西方連審批程序需要的時間都不夠。2010年海地地震,第一個到達災區的竟然是萬裏之遙、和海地沒有正式外交關系的中國,比海地的鄰國美國提前了兩個小時!

低效率一向認為是民主制度的通病。因為任何一項決策都要經過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並伴隨冗長的程序。其優點理論上曾被認為可以避免巨大的失誤。然而,從現實層面來看,卻是不僅有低效率帶來的弊端,其最終決策由於不同利益集團的相互妥協,其負面作用往往成為主導。正如宣布不參加2010年 11月選舉而震撼美國政壇的民主黨參議員埃文-貝赫在《紐約時報》發表的題為《為何離開參議院》的長篇文章中所說的:“解決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挽救經 濟、能源政策、醫療保險改革等關乎國家未來的緊急課題堆積如山,但國會卻處於(什麽工作都不能做的)癱瘓狀態。”而國會不能工作的最大原因則是“頑固的黨 派主義和不知妥協的僵硬思想”。他還指出在擔任參議員的12年裏,美國國會成員拋開黨派之爭,在美國這個大框架內團結一心的經歷只是在2001年9.11 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出現過一次。這就是為什麽美國的三權分立制度無法阻止入侵伊拉克,也沒有辦法防範全球經濟危機的爆發,也無法阻止最高法院取消已經實行了一百多年的對財團政治捐款的頂額限制。

然而經濟危機爆發後,即使進行修正,也無法消除其後果,更無法回到危機前的狀態。目前來看,更深層的危機是這種制度也阻礙新科技的產生和應用。比如在當前能源日趨短缺的時代,美國加州一家制造太陽能公交車的公司,在美國屢屢碰壁。因為這涉及傳統汽車行業以及能源公司的利益, 還有工會的利益,它們各個都有強大的遊說集團。後來這家公司決定到中國來試試運氣,卻被廣州市政府所接受,並迅速更換。奧巴馬上任伊始就決定以中國為榜樣發展高鐵,結果到現在依然寸鐵未建。在佛羅裏達州規劃的第一條短線高鐵,盡管是由聯邦政府承擔大部分費用(一共26億美元,聯邦承擔24億),但由於高速公路和航空利益集團的反對,最終化為泡影。而且這個項目還被指責是奧巴馬意圖收買選票(佛州是搖擺州,高鐵沿線多為獨立選民)。最終被批復的加州高鐵,論證(實是各利益集團博弈)竟然長達八年,而建設周期更是長達20年。高鐵做為一個技術相當成熟的項目,實在令人難以理解究竟有什麽問題需要論證8年,需要建設20年。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恐怕等到建成之日,已是技術淘汰之時。顯然,一個不被財團綁架和影響的政府才可以做出更中立和理性的決定。

這也是為什麽《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費裏德曼在其新書《世界又熱又平又擠》有一章的標題竟然是這樣的:假如美國能做一天中國。他舉例道:“如果需要的話,中國領導人可以改變規章制度、標準、基礎設施,以維護國家長期戰略發展的利益。這些議題若換在西方國家討論和執行,恐怕要花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間。”“美國從1973年就開始了將汽油去鉛的進程,但直到1995年才基本實現了全部汽油的無鉛處理。而中國決定於1998年開始實行無鉛化,1999年新標準已在北京地區試行,2000年實現了汽油無鉛化。美國從1975年就著手制定汽車燃油經濟性標準,32年後才取得重大進展。而在地球的另一邊,中國於2003年開始將轎車、卡車的經濟燃油標準提上議事日程,結果,該標準在次年即獲得批準並於2005年開始實施。”

最後他感嘆道:“我希望美國能做一天中國(僅僅一天)——在這一天裏,我們可以制定所有正確的法律規章,以及一切有利於建立清潔能源系統的標準。一旦上級頒布命令,我們就克服了民主制度最差的部分(難以迅速作出重大決策)。

要是我們可以做一天中國有多好……”只是一天!僅僅一天!

4、中國的制度模式優於西方,一個公認的共識就是可以制訂國家長遠的發展規劃和保持政策的穩定性,而不受立場不同、意識形態相異政黨更替的影響。

這最典型的體現在國家五年發展規劃的制訂上。以《十二五規劃》為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國制定這個五年規劃的時候,上至國家最高領導人(九個常委專題調研)、中外專家學者、各行各業負責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廣泛參與的中國特色的民主化進程,也是中國公共政策決策過程的典範。甚至還包括外方的專業機構。如世界銀行駐華辦事處。整個制定過程要經過十一個步驟歷時三年。需要經歷集中、民主、再民主、再集中,參與共識無數個輪回。內容則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農業、工業、服務業、轉型升級和國家競爭力、環境保護、區域發展和城鎮發展、科學創新、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和優化(就業、就學、人口、住房、醫療)、社會管理、教育發展和文化繁榮、國防現代化建設、經濟和政治改革、對外開放和國際貿易、國家統一。可謂對自身全方位的檢測、調查,並在此基礎上制訂切實可行的未來發展路徑和目標。

這樣長期和大規模的動員全國各方參與、智慧凝聚性質的政治行為,以對國情做非常徹底的調查,從而達到戰略性、前瞻性、客觀性和實踐性的效果,在西方是沒法做得到的。這一點就是唱衰中國的西方學者也不諱言。法國經濟學專家jean-luc Buchalet、Pierre Sabatier 在其合著的《中國:一枚定時炸彈》中,也承認中國成功的原因在於不像西方一樣受選舉周期影響,可以制訂長遠的發展規劃。

反觀當今所謂傳統民主國家,在歐洲,當英國、法國的左派和右派政黨上臺之後,國家發展政策立即改變,要麽實行大規模的國有化,要麽實行大規模的私有化。在美國,偏左的民主黨執政,一般就采取對福人增稅、對財團開刀、對窮人補助的政策,像克林頓時代和奧巴馬政府力推的“醫療保險改革”就是典型的一例。偏右的共和黨執政,則采取對福人減稅、扶持財團的立場。每一次的搖擺都會對國民經濟產生不同程度的損害。臺灣在兩蔣時代,還制訂類似於大陸的“六年發展規劃”,但民主化之後,就統統不見了。畢竟政黨執政只有四年或八年,都是在炒短線,誰還管的了四年或八年以後的事情?再有印度,在過去的幾十年裏,對農民的補貼上升了,但對農業的投資卻下降了,農民可能在短期內受 益,但長期而言卻失去了生產能力,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但是,由於短期分配卻可以討好民眾,對政黨的選票有利。這也是為什麽,盡管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可耕地面積全球第一,人均土地面積也是中國的兩倍,卻解決不了全國的溫飽問題,而中國的糧食產量卻是印度的兩倍。

不僅對內政策處於不確定中,就是外交也同樣。小布什時代就極力搞單邊主義,到了奧巴馬時代就積極主張多邊主義。希拉克和施羅德時代,中 法、中德關系極佳,但到了薩科奇和默克爾時代則急速逆轉。臺灣的民進黨上臺就挑釁大陸,國民黨上臺就推動兩岸交流。這種由於政黨和領導人的變化而導致經常性的南轅北轍式的一百八十度調整,其嚴重後果可以想象。

這也是為什麽,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近期為行業組織美國商業委員會(The Business Council)做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當70位首席執行官被問及世界上哪些組織最稱職可信時,中國GCD領層以64%的得票率高居第三(第一是企業家本身,第二是銀行),這一得票率要遠高於美國總統(得票率33%)和美國國會(得票率只有可憐的5%)。原因則有二:一是中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擁有長遠眼光,二是更有效率。正如一家跨國能源集團的首席執行官表示:“雖然我們不喜歡中國的某些政策,但至少我們清楚這些政策是什麽。”他還抱怨道:“美國的問題在於,政策都是短 期的……沒有人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麽。”

5、相對於西方,中國是一個更負責任的政府。

一談到中國,西方往往套以“絕對權力,絕對腐敗”的說詞。這實是意識形態的相當然, 與當今政治實踐不符(眾多民主國家存在的嚴重腐敗就是證例)。而且更重要的一點是西方沒有認識到“絕對權力也往往意味著絕對責任”。在民主國家,出了問題可以推諉。執政黨說是在野黨不配合(如臺灣的民進黨時代),在野黨成為執政黨之後,又推卸責任是前者造成的。不僅如此,對跨越政黨任期的項目,往往會首先被犧牲掉。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提交的2011年預算案,其中一款是砍掉了小布什時代的登月計劃。而這個登月計劃已經耗資91億美元,合人民幣600多億,這個項目就成了半拉子工程。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沒有人為這麽大的損失而負責。如果中國一個項目決策造成這麽大的損失,責任人怎麽可能會被放過?

說起來,還是和民主制度脫不了幹系。在民主社會,許多官員是選上來的,因而有任期保障。只要不違法,決策失誤,或者不作為,都不影響任期做滿。而且一旦任期到了,下臺了,就是有什麽問題,也不會再被追究。小布什發動伊拉克戰爭有人追究嗎?制造了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有政治人物被追究嗎? 高達500億美元(3000多億人民幣)、持續數十年的馬多夫詐騙案,有官員被追究嗎?而在中國,高官問責制日益完善,官員不稱職或者失職,犯錯,隨時會被追責。這就是為什麽,當臺風襲擊前夜,大陸的官員嚴陣以待,理由是:避免災害發生。因為發生了災害,當地官員是要被追責的。臺灣的官員則度假赴宴。理由是:災害還沒有發生。

也正由於西方政治人物是由選舉產生的,為了迎合民眾而有意做出違反國家長遠利益這種不負責任的事情。以今天的法國為例。由於債務累累,政府第一大開支是巨額債務利息,相當於全年的教育經費。本來,左派主張增加福利和增加稅收,右派主張減少福利和減少稅收。在政黨輪替是常態的情況下,自然會取得平衡。然而左派上臺後只敢增加福利,右派上臺後只敢減少稅收,最後自然是國家陷於破產的境地——2007年時任總理的費永就打破禁忌,公開承認財政已經破產。法國前總統薩科奇為了2012年連任,竟然先是下令每個企業給員工分紅一千歐元。後更嚴令任何企業在選舉期間不得裁人或者破產。在各個政黨如此執政之下,嚴重的損害了法國的競爭力。這種對競爭力的損害,絕非一言所能盡,但世人可從TCL在法國的經歷窺一全貌。

2004年,中國民營電視巨頭TCL收購經營不善的法國國營電視龍頭湯姆遜。為改善經營,TCL決定按照法國的法律斥巨資裁減大部分員工。然而盡管法律上 合法,但根據法國的政治潛規則,你必須裁減那些容易找到工作的人,而保留那些很難再找到工件的老弱病殘!也就是說最有競爭力的員工必須裁減,而保留那些沒有價值的員工!TCL的董事長李東生找到當時的工業部長也無濟於事,盡管符合法律,但不符合潛規則,工業部長明確告訴他不能這樣做。最後智慧無比的中國人采取全部解聘,重新成立公司,再招回30位員工(解聘員工總數為450人!),為此TCL支付2.7億歐元的費用。不僅如此,如果被裁減的人要自己創辦公司,TCL要提供一部分啟動資金,如果員工要去參加求職面試,TCL要提供津貼,如果員工在另一個城市找到工作,要住賓館等的費用也需要TCL資助。都說商場如戰場,而這些頗有自廢武功的規定,就是法國民主制度下的產物。

當然,西方由於任期制的限制,官員往往有短期的過客心態。像臺灣,除了金門和馬祖,各縣市都巨額虧損,但各候選人仍然不斷福利許諾,根本不管錢從何來,如何清償賬務。自己做的好,也未必連任(克林頓時代盡管如此成功,卻無法保證民主黨候選人戈爾的勝利),做得不好,如小布什,卻仍然可以連任。政黨利益往往高於國家利益。關於這一點,在奧巴馬上任以來第一次的國情咨文中有著明確的評論:“我知道,兩黨的分歧是根深蒂固的……,但是,令國民沮喪的是如今在華盛頓,好像每天都是選舉日。我們不能每天只想著讓對手成為媒體嘲弄的對象,不能永遠抱著分出勝負一決高下的心態。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因為有權反對就拖延或阻撓所有法案的通過。在華盛頓,人們可能會認為和對方唱反調是遊戲規則,無論自己的觀點是多麽虛偽和惡毒。但是,正是這種做法使得兩黨都無法對民眾有所幫助,更糟的是,這還會使民眾對政府更加不信任。”美國都變成天天像選舉日,都無法承受兩黨的惡鬥,更遑論其他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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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2月 04, 2013 1:14 pm

6、中國的制度優勢還在於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

西方的多黨制下,每個政黨代表的利益群體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眾,或者代表財團。英、法、美三國均如此。臺灣則比較獨特,國民黨代表主張統一的外省人,民進黨則代表獨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誰,沒有一個政黨是全民政黨。上臺之後,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體。中央政府則借轉移支付的手段,對同黨執政的地方大力傾斜。

造成多黨制無法代表全民的另一個原因則是選舉。一個群體的利益要想得到保護和重視,必須有兩個條件。一是要有投票權。二是必須有相當的數量。如果達不到這個條件,則無法受到有效保護。以法國為例,國民議會立法禁止穆斯林婦女在公共場合著傳統罩袍。盡管法國有七百萬穆斯林,而且主流持反對意見,但由於立法機構無代表,七百萬在法國也是少數族裔,根本無法改變被決定的命運。目前在法國還有一百多萬沒有投票權的外國人,每年都要辦理在法國的居留。過去都是免費辦理,但自從法國經濟惡化後,便開始收費,且年年大幅上漲,到現在已經高達一百甚至數百歐元。盡管如此卻沒有征得這個群體的任何意見。但是當法國政府決定僅僅增加門診費一歐元的時候,就在全法國引起廣泛爭論和政黨博弈。之所以如此不同,就是因為這個群體沒有投票權,無法保護自己的利益。

當然選舉還造成另一個極端。以印度為例。印度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政府的掃盲計劃成效甚微。原因在於,掃盲是由地方政府承擔的。而地方政府對掃盲並不熱心,原因之一在於文盲越多,選民越容易控制和影響,地方政客越容易得到選票。

中國三十年來,經濟政策總體來看沒有特別地傾向任何一個利益群體。改革開放是從農村開始,農村最早受益。隨著改革的深入,城市出現下崗群體,國家又開始建立保障體系,到後來更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廢除農業稅、提供農田補助;建立農村醫療新農合、養老保險制度即新農保;免除學雜費、貧困家庭學生免費提供教科書並補助寄宿生生活費。整體上講,中共保持了中性的角色和客觀的作用。這也是海內外研究學者所公認的。中國的這一特點如果和其它施行西方多黨制的發展中國家相比,更為明顯。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政治要麽被民粹主義挾持,往往造成過量的分配,以至於損害政府長期分配的能力。要麽被社會精英所把持,進一步加大社會的不平等。而社會不平等的存在,又反過來刺激民粹主義的盛行。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操縱選票和誤導民眾更為容易。這已被無數國家的經驗和教訓所驗證。

最後還要談一談在轉型時期中國對腐敗的有效遏制。中國目前存在的腐敗民眾最為不滿,但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來看,中國在遏制腐敗方面的表現依然相當有效。

首先,中國處於經濟起飛期和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期,縱觀人類歷史,這一階段是腐敗的普遍高發期。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這些發達國家都走過同樣的道路。美國1820年末到1883年近六十年間,就是腐敗極其嚴重的時期,幾乎所有的官職都是明碼拍賣、幾乎所有的工程都是暗箱操作,甚至決定美國命運的內戰,上百億美元被用來采購低劣軍事物資。一起腐敗案曝光,就能將國會眾多議員一網打盡。比如南北戰爭英雄、聯邦軍總司令格蘭特出任總統後,公開受賄:精心裝修的多座宅邸、圖書館;甚至紐約的商人直接把現金放在總統家的桌子上。他小舅子和黃金商人為制造大危機,造成無數家庭破產,而他家族卻獲利頗豐。在“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股票醜聞”中,公司為阻止國會調查,把大量公司股票分發給政府高官和國會議員。盡管公司的財政狀況不佳,但仍每年給“議員股東”分紅,分紅率有時超過“投資”的300%。更為荒唐的是格蘭特總統竟然允許不法商人(即“詐騙王子”費迪南德·沃德)用他的名字註冊公司,並為其銀行貸款擔保。這家公司破產後引發了1884年華爾街金融危機。

其次,和同處於經濟起飛期的印度、俄羅斯相比,中國的腐敗程度遠遠遜於這些同一進程的國家(根據總部在德國的透明國際2012年數據,中國腐敗程度列80位,希臘、印度並列94位,阿根廷102位、菲律賓和墨西哥並列105位、印尼和埃及並列118位,俄羅斯133位。至於美國用槍桿子建立起來的民主國家伊拉克169位,阿富汗倒數第一174位)。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俄羅斯的腐敗曾達到極度瘋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羅斯的教訓,才使得全球正視中國反腐的經驗。

第三,任何形式的權與利的交易在中國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國家卻在一定條件下是合法的。比如直到今天,在美國利用權勢公開為自己的子女、親屬安排工作都是合法的。2004年美國國防部爆發空前規模的空軍采購案。五角大樓負責采購的朱雲讓波音為女兒和未來的女婿安排工作。最終她自己也接受了波音導彈防衛系統年薪25萬美元的副總經理職位。最後她也只是由於為本人謀取職務違反了美國法律而被判刑。在她任職期間,給美國納稅人造成的損失高達數十億美元。而她僅僅被判刑16個月。

盡管合法,卻無法改變其錢權交易的本質。就如同色情業在西方大多是合法的,但仍然無法改變其錢色交易的本質。但合法化的效果是腐敗減少了,因為這些行為已經不屬於腐敗。這就如同,色情業和賭博業在中國是非法的,中國自然要算入犯罪率中,這自然要高於色情業和賭博業是合法的國家。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是,西方的腐敗是剛性腐敗,中國的腐敗是人性腐敗。西方的民主,必須要有選舉,而選舉必須要有錢。政治人物接受了財團的支持,獲勝後,必然要給予回報。這就是民主制度下腐敗的剛性原理。而在中國,官員的任命受諸多因素影響,工作能力,群眾測評、人情關系以及賄賂等等,但這種開支和大規模的選舉所需要的費用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因此和財團沒有直接的關系。他們上任後的腐敗主要是和人性的貪婪有關,收入不高和法規監督不完善則是外因。但從客觀上並沒有必須腐敗進行錢權交易的剛性原由。

當然,中國的腐敗之所以相對於其它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國家能夠得到更有效的遏制,最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中國在現行體制下,有能力對之進行打擊。中國的“雙規”制度、實名舉報制度、官員公示制度,就是其它國家所沒有的。烏克蘭前總理季莫申科曾說:“我有時羨慕中國。你們知道,在中國,貪官將被斬斷腐敗之手和實施死刑,這一切是需要的。而我們作為歐洲國家,盡管有時手也感到癢癢,但無法實施這一刑罰。”雖然由於經濟發展階段的制約,無法達到西方發達國家現在的水準,但在社會轉型期這一特定時空內,已可算是最可接受的效果了。要知道現在名列亞洲廉潔排名第二的香港,上世紀七十年代卻是另一番光景。由於腐敗過於嚴重,當時的港英殖民政府不得不成立廉政公署進行打擊,結果竟然引發香港警察暴動,將廉政公署占領。其腐敗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腐敗的有效遏制,根據西方的經驗有三條:一是經濟發展,可以高薪養廉、建立完善的銀行監控體系。二是完善法制。三是錢權交易的合法化。 我們可以看一下全球,最腐敗的那些國家都是最貧窮的國家,而做到廉潔的都是富裕國家。一向不被西方視為民主國家的新加坡,亞洲廉潔度名列第一,全球第五。廉潔度在亞洲名列第二的則是中國香港特區。極為巧和的是,它們均是華人社會。因此,中國在經濟發展到中等發展國家水平,在一黨制沒有腐敗剛性的前提下,也同樣會達到或接近新加坡也就是是全球領先的廉政水準。

正是中國相對於西方的諸多制度優勢,才使得中國執政黨保有極高的合法性。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12年7月11日刊文稱,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針對中國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中西方學者就展開了許多大規模調查,至今他們基本達成一個共識:中國政體的合法性非常高。這種調查時刻都會被調整,以防被調查者說謊。但無論如何結果總是一樣的。在一定程度上,被調查者有不滿的地方大多數是針對下級政府。而中央政府則被視為是中國政治機構當中最為合法的部分。這也是為什麽,2011年引發全球關註的烏坎事件,村民高舉的橫幅也是擁護GCD。全球知名的皮尤民意調查,也同樣印證了這一點。2006年對各國居民對自己國家的滿意程度進行調查,中國有81%的受訪者回答是。早在2001年,美國民主理論家拉裏·戴爾蒙德主編的《中國的選舉與民主》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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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國制度對西方質疑的回應


中國以不同於西方的模式成功崛起,對西方最大的威脅不是經濟競爭而是政治制度。西方贏得冷戰之後,其制度對合法性和正當性的壟斷達到空前,而這也是西方統治世界的基礎。然而,冷戰結束二十多年後,一方面是中國成功崛起,另一方面西方卻陷入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中。眾所周知,政治制度最怕有可替代性。處於危機的西方恰需要制度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提供支持以渡過難關,而中國卻在這一點上對西方客觀上構成強有力的挑戰。於是西方在不得不承認中國制度有效性和合理性的同時,也從多個角度對中國制度發難。特別是從根本上對中國的制度提出兩個尖銳的質疑:中國模式無法解決權力的和平交接、中國模式無法避免政治強人和個人獨裁的出現。


雖然2003年,中國已經成功地實現了權力的和平交接,但從西方政治學思維來講,這只是唯一的一次,是特例,不具備說服力。在它們看來,就是一個新生的民主國家,衡量其是否成熟的標準也在於是否能夠實現兩次權力更替。更何況中國這種“第三條道路”。而十八大,中國再度實現了制度性和平權力傳承,以無可辯駁的說服力驗證了中國制度模式的成功和成熟。


同時,前任國家領導人Hu等高風亮節、寬闊胸懷,帶頭完全離開,實現了外界所稱的“祼退”,完善、確立了中國的權力交接制度。讓西方“中國無法避免出現政治強人”的質疑遁形。


西方對中國制度模式的批評,還指向中國獨特的制度架構:為什麽在立法權(人民代表大會)和行政權(國務院)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決策機構——中共的常委制?盡管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的最高領導人也同樣是常委成員。


從今天的世界來看,中國的制度模式確實獨特。不過,制度獨特非中國所獨有。比如瑞士,雖然也被西方稱為民主國家,但它卻沒有反對黨,所有的黨派都是執政黨。每個黨每年輪流擔任國家領導人,重大事項均通過全民公投。


被稱為獨特的還有來自伊斯蘭社會的伊朗。伊朗一方面接納西方的多黨普選制度,另一方面又在之上建立由伊斯蘭教法學家擔任的國家最高領袖及憲法監督委員會。最高領袖不是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但根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憲法,是伊朗在宗教上及中央政治的最高領導人及伊朗軍隊的最高統帥,並終生任職。這種將神權統治和民主選舉相結合的“伊斯蘭共和國”迄今仍是獨一無二的政治體制。不過這也是迄今為止伊斯蘭世界唯一解決世俗化與伊斯蘭化兩者張力的制度模式。另一個被西方捧為榜樣的土耳其,自二戰後一而再的發生軍事政變,到今天,兩派的沖突仍然在街頭持續。


不過從一個中國人的角度出發,最為驚異的還是西方文明的發源地歐盟對中國制度模式的“模仿”。


歐盟的行政機構是歐盟委員會(歐盟各成員國各選派一名委員組成),立法機構是歐洲議會(下院,選舉產生)和歐盟理事會(上院,由各國的部長組成)。立法機構也被稱為歐盟主要的決策機構。但出人意料的是,在其之上還有一個事實上的最高決策機構,而且這個決策機構還不列入歐盟的機構序列中。這就是由歐盟各成員國首腦或元首組成的歐洲委員會。和中國更為類似的是行政機構歐盟委員會的主席、立法機構歐洲議會的議長、歐盟理事會的主席也都是歐洲委員會的成員。


不過和中國不同的是,沒有人會指責歐盟的這套制度設計。或許這就是話語權在誰手裏的區別。


最後,綿延幾千年的中國傳統政治制度,有三個重大缺陷:一是由於血緣的局限,執政集團無法總是產生優秀的最高領導人。二是由於終身制,一旦出現不合格的領導人則無法及時更替。三是缺乏有效的監督機制。當代中國政治制度,雖然繼承了這個傳統,但由於最高領導集體的全國選拔和任期制,前兩個問題已徹底解決。不過,有效監督方面,卻一直被外界所質疑和批評。


應該說,權力的監督和制衡,也一直是中國歷代關註的焦點。為了避免政治自身的不受控制,發展了“民本主義”(民為貴,君為輕)、“天命”理論。 即政治的合法性建立在為民和執政的有效性,一旦違背,其合法性即喪失,被取代就是合理的。同時還發展出一套政治權力的自我制衡。據甲骨蔔辭記載,商代已有禦史一職。戰國時期,禦史已有監察職能。秦漢時期,禦史大夫的職掌為“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主要負責監察。漢武帝將全國分為十三個監察區,各設刺史一人,以六條問事,監察地方官員。唐代中央設禦史臺,下屬臺院、殿院、察院,專司監理。


宋代除了設置禦史臺來 “糾察官邪,肅正綱紀”,還設有諫院,諫官和禦史可“風聞彈奏”。明代改禦史臺為都察院,設十三道監察禦史,定期到地方巡回監察,稱為“巡按禦史”,又新設六科給事中對中央六部對口監督。清代將六科給事中合並於都察院,與禦史合稱“科道”,專司監察。


到了當代,除了傳統的“民本主義”、“天命觀”、“絕對權力絕對責任”對執政黨的約束和壓力,也建立了現代的監督體系。如以各級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為核心的國家權力監督;以行政監察監督、行政復議監督和審計監督為核心的國家行政機關的監督;以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監督為核心的司法監督、以中國GCD各級組織及紀律檢查委員會、人民政協和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監督為核心的社會監督;以日益開放、影響力越來越大的媒體為核心的新聞監督。


中共也先後出臺《黨內監督體系》、《關於黨的基層組織實行黨務公開的意見》,進一步完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重要情況通報和報告、民主生活會、詢問和質詢等黨內監督10項制度。中央和省級黨委都建立巡視機構,對下級黨組織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進行巡視監督。政府則制訂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中央和國家機關、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普遍建立了新聞發布和新聞發言人制度;國家司法機關推進審判公開、檢務公開、警務公開、獄務公開等司法公開制度。


誠然,中國的監督體系仍然處於完善之中,與民眾和社會的期待還有距離。然而全球化和網絡時代的來臨,則有效彌補了中國現行監督體系的不足。由於冷戰後中國成為唯一碩果僅存的社會主義大國,並通過不同於西方的發展模式成功崛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從而令中國成為全球特別是西方特別關註之地。中國出現的任何問題都會被過度聚焦和放大。這種過度的“關照”,自然對中國產生了強大的壓力,起到了相當有效的監督作用。如果把全球看做一國的話,西方實際扮演了反對黨的角色。也就是說,中國無需付出西方多黨制的代價和避免其弊端,卻可享有監督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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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2月 04, 2013 1:15 pm

信息時代的來臨,也起到類似的作用。特別是互聯網和手機的高度普及——網民數量5.64億,手機網民突破4億,以其無所不在的優勢和開放性、快捷性、低成本的特點,成為社會所有成員監督和表達意見的平臺。同時2003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就適應時代建立了網絡舉報平臺,如今全國已有15個省級紀檢監察機關相繼開通舉報網站。2005年底,中央紀委、監察部也公布了中央紀委信訪室、監察部舉報中心的網址。新華社在2009年也通過新華網公布了中央和地方網絡舉報方式。為了鼓勵網上舉報,一些地方出臺了獎勵措施。如北京市檢察機關規定,對網上實名舉報國家工作人員貪汙、賄賂等犯罪的公民,經查實結案後,最高將可獲得10萬元的獎勵。

網絡反腐這種新形式一經推出,立即展現奇效。中央紀委網上舉報中心僅開通半年,就受理舉報32500件,月均2700件,其中署名舉報、有效舉報占多數。而最高檢提供的數字顯示,全國網上舉報案件數量年均達3萬多件。


網絡時代可以令中國任何一地的問題迅速曝光,高效處理,有效強化了對政府和官員的監督。比如近年網絡曝光的“表哥”、“房叔”、“房姐”、“天價煙”官員、雷政富“艷照視頻”,2013年網絡反腐更將前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鐵男拉下馬、上海多名法官嫖娼劣行曝光於世。這不僅有助於中央對地方的制衡,更有利於問題的迅速解決,也推動著制度的完善。


中國政治權力制約的另一個他國沒有的獨特因素是一國兩制下香港、澳門特區以及尚未統一的臺灣存在。由於兩岸三地的制度不同,這本身就存在著無形的制度競爭。更重要的是,香港和澳門實施的一國兩制是否成功,將對臺灣未來的命運、兩岸是否能夠建立互信和順利整合起著關鍵作用。維護國家統一、重建國家統一的歷史責任不僅對中國執政黨是巨大的壓力和監督力量,也是不斷改進和完善政治制度的動力。


如果做一個總結的話,衡量不同制度的標準實際就是三個方面:是否能夠產生優秀的領導人、是否能夠充分了解國情(像中國的五年規劃)、是否能夠排除資本和大眾(也包括為反對而反對的政黨)的制約而做出有效、符合長遠利益的決策。從這三方面來講,中國創造的制度文明要遠遠優於西方。


對於中國制度的表現,這裏不妨引用即將離位的世界貿易組織的總幹事帕斯卡∙拉米在2013年6月底接受法國《快報》(l’expresse)雜誌專訪時所所評論的:自從鄧小平在1979年決定經濟開放以來,中國的政治體制就呈現出很多優點,中國是四十年來在經濟領域犯錯誤最少的國家。拉米解釋說,中國的經濟體制建立在孔子的君主理念基礎上,主要的目的是為人民謀福利,中國的貧困人口在過去的四十年大幅減少。

事實上,中國制度的優異表現竟然超出了所有極端樂觀主義者的預測。法國資深外交官於貝爾.韋德裏納2006年在其專著《面對超級大國》(由法國外交部和駐華大使館“傅雷”資助出版計劃資助)提出一個當時看來非常樂觀和大膽的預測:“如果一切都進展順利的話,在2020年至2030年間,趕超德國和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結果僅僅一年之後,中國就超越德國,四年之後超過日本!足足提前了10到20年。既然“如果一切都進展順利的話”,中國才能到2020和2030年間超過德國和日本,那麽提前10年到20年,又應該用什麽詞語來形容呢?那麽超越“一切都進展順利”的制度又是什麽制度呢?


關於制度,中國最早的自由派學者嚴復(晚年走向保守主義)有過精辟的論述:“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這恐怕也是Xi主席提出的“鞋子合不合適,穿了才知道”的含義。


三、西方政治文明衰落與中國制度文明崛起的意義


目前人類三大主要文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和儒家文明,真正能和中國政治文明並駕齊驅的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但西方這種制度發展到今天已弊病叢生,日益無法適應全球化的挑戰。中華文明將不得不再一次扮演統領世界的角色。


西方近代民主至今不過兩百余年歷史,可以分為有限選舉的精英民主和實行普選的大眾民主階段。這套制度在化解資本主義初期尖銳的勞資矛盾、推動社會發展也是居功至偉。但隨著大眾民主的出現和全球化時代的來臨,西方民主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頸。2007年以來的次貸危機、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主權債務危機就是其弊端的外在顯現。截止到2012年,歐元區債務占GDP的比重高達90.6%,整個歐盟則高達85.3%。主要國家則分別為:德國81.9%、英國90%,法國90.2%,意大利127%,最高的是希臘156.9%。西方另外兩個大國美國債務占GDP的比重超過100%,日本則創下世界紀錄超過240%!國際通行的標準則是,超過60%即為警戒線,再高就有爆發經濟危機的危險。相關研究也表明,當一國債務總額占GDP的比例超過90%,該國經濟增長將陷於遲滯。如果債務占GDP超過100%的話,存量債務的利息支出負擔,將使未來削減財政赤字十分困難。枯燥的數據揭示的卻是觸目驚心的西方困境。


其實美國的次貸危機,早在幾年前就被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發現,但卻不采取任何措施。危機爆發後,他在國會舉行的聽證會這樣辯解:不錯,我是幾年前就知道次貸的危害,可是如果我讓銀行破產、窮人失去住房,國會會批準嗎?可謂一語道出天機。美國的次貸危機,以“兩房”破產為轉折點。但兩房的問題二十年前就被美國學者(湯姆·斯坦頓,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美國政府研究中心的經濟學教授)看破,在他的努力下,國會甚至舉行了聽證會。然而,在兩房兩大巨頭的遊說下,在聽證會上甚至不允許這位學者講話,後來雖然成立一個委員會,但沒有任何權力的委員會根本無法制衡兩房。直到2007年,這位學者仍然一再撰文呼籲兩房的問題,但最終等來的是危機的全面爆發。


西方目前的民主制度有兩個難以解決的困境和日益面臨種族與宗教的挑戰。一是西方的政策受制於普通的選民。選民只關心自己的切身利益,對於事關長遠、全局甚至全球的事務並不關心,也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德國選民素質之高可冠全球,尤其是環保意識。但只要綠黨提出增加燃油稅,綠黨的選票就會大幅減少。另一個有著悠久民主傳統的國家法國2005年公投歐盟憲法,盡管是法國人起草的,而且對法國國家利益做了很大關照,但仍被公投拒絕。而實際上,絕大多數選民都沒有讀過歐盟憲法草案,他們只所以投反對票僅僅是對現政府不滿,而不是對歐盟憲法有不同意見。

德國、法國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國家。如果說中國的體制只要決策者想明白就可實行,而在西方國家,至少要全民的多數理解和支持才可行的通。從社會實踐來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法國二戰後對新憲法進行全民公投,戴高樂有如下評論:法國選民的態度是“三分之一的法國人聽天由命,三分之一的法國人反對,三分之一的法國人根本不了解”。而國家的命運就交由這樣的選民去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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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宋魯鄭:中國創造新的制度文明

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2月 04, 2013 1:15 pm

一語以蔽之,西方現在的債務危機就是它們的模式下人民當家做主的後果。應該說,註重監督和制衡是西方制度的一大特色,可是又由誰來監督在社會發展扮演極其重要角色的大眾呢?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空白,這恐怕又和當今民主制度的一個理論假想密不可分:把政府當作應有之惡,要進行限權,但對人民卻又認為是道德完美、能夠做到絕對正確。事實上,人民的全體和個體的人民一樣,都有先天性的人性缺憾,比如好逸惡勞貪得無厭、目光短淺急功近利等等。而任何權力包括民權沒有限制都會被濫用。於是在西方這種制度模式下,民眾可以通過選票迫使政治人物接受並非理性、甚至完全不合理的訴求。今天西方國家普遍出現的債臺高築寅吃卯糧、高福利難以為繼卻無法改革、民眾日益懶惰貪圖享樂、競爭力下降經濟增長乏力的根源就在於此。

當前西方聲譽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歷史學者,被《時代》周刊稱為“影響世界的100人”之一的尼爾‧弗格森,在《金錢與權力》、《文明》後,又推出一本新作:《西方文明的4個黑盒子》,在這本書中,他認為西方衰落的答案就在西方的建制正在退化。代議政體、自由市場、法治、公民社會,曾是西歐、北美社會的四大支柱,但在今天這些建制已敗壞變質。根源則在於做為選民的人民變得不負責任,使一代的選民得以在犧牲未來數代人利益下過日子。


所以,面對地球資源的有限性和龐大人口的壓力,西方民主不但束手無策,甚至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民眾(也是人類)的貪婪本性在民主制度下得到了極大的放大。美國6%的人口卻消耗了世界35%的能源。這在民主制度是根本無法改變的。在地球還擁有充足資源的時候,這種制度的弊端還不明顯,也不致命,但到了今天,則到了難以持續的程度。


以權威和嚴謹著稱的《自然》雜誌最近刊登了來自國際十多個機構的22名科學家共同撰寫的“地球生態變化”報告,認為由於人類對地球的無止境破壞,地球生態終於承受不住,在本世紀末將可能最終覆滅。報告還認為今天地球面臨的最大危害是不斷膨脹的人口。現在重要和緊急的任務是人類改變生活模式。22位科學家向各國政府提出了緊急行動計劃。第一項就是快刀斬亂麻,用極端的方式立即減少人口壓力。雖然科學家們沒有給出立即地,以極端方式減少人口的辦法,但相信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唯一可行的辦法,也是唯一拯救人類文明的辦法。但計劃生育只有中國文化為基礎的制度模式才可以做到,西方的民主制度則只能會起相反的作用。


這個中原因不難理解。一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基督教反對流產,而基督教又被認為是民主制度產生的重要基石(伊斯蘭教、印度教也都鼓勵生育),美國總統就職儀式上也要手按《聖經》發誓,美元上也印有“上帝保佑”。二是在民主制度下,無法抗衡這樣的民意。人口眾多的印度實是世界上第一個提出計劃生育的國家, 結果引發全國性的騷亂(也有政黨腐敗、選舉爭議的原因),以致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實行長達十九個月的國家緊急狀態。當時的總理甘地夫人也由於采取強硬措施推行節育,引起廣大民眾的強烈不滿,導致她在之後一年的大選中落敗。此後盡管每個印度政黨都意識到人口過多的消極影響,但都害怕觸犯眾怒,在歷次的大選中,沒有任何政治家敢再提出強制節育的口號。


雖然西方在崛起時,可以通過對外殖民的方式減少人口壓力,並且贏得時間成功通過經濟發展實現人口出生率的降低。而這些在後起的民主國家都無法再復制。還是那句話,任何制度都是特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一旦其存在的土壤改變了或者消失了,這種制度也就走向它的反面。今天,在人類面對資源短缺、人口高速膨脹的艱巨和迫在眉睫的挑戰面前,民主制度不但束手無策,無法遏制人類的貪欲,相反還起到加速危機的效果。唯一可行的解決方案只能是中國模式。可以說是時代將令西方的民主模式終結,也是時代需求重新賦予中國文明以歷史舞臺。

如果說生產資料的絕對公有制(即經濟上均貧富)是人類已經證明失敗的烏托邦,那麽另一大烏托邦即政治權力的絕對平等(一人一票)的失敗也正在被歷史所驗證。


二是西方的政治還受制於財團。西方的選舉民主,決定了必須有巨額的選舉資金。而唯一有能力提供的只有財團。雖然最後是選民在進行投票,實際上投票開始前,資本已經進行了“初選”。那些獲得財團青睞的候選人才可能脫穎而出。勝選後,當然必須進行回報。這也是為什麽,2008年華爾街五大投行全軍覆滅,但高盛集團的政治獻金仍然高達數億美元。由於政治力量對資本力量的臣服,從而使得資本處於無監管狀態,不出問題,仍然可以保持繁榮,一出問題就是全局性的、崩潰性的。前幾年倒閉的全美第十七大公司安然,是布什總統最大的金主之一,71%的參議員、眾議員能源委員會的23名委員中的19人接受過安然的資金。就是聯邦能源管制委員會的主席也是在安然公司總裁的推薦下才獲得這個職位的。這樣的公司誰還能管的了?直到它自己玩完、徹底毀滅為止。同樣的,這也是為什麽馬多夫居然能夠在美國可以多年撐起一個五百億美元的騙局。他自己在監獄中也一再聲稱怎麽也想不到自己可以騙這麽久。


財團對政黨的控制在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形式,危害也各有特色。比如德國經濟支柱汽車工業極為強大,於是德國便出臺了全球獨一無二的規定:高速公路不限速(這和美國持槍自由異曲同工)。而在法國,最觸目驚心的則是醫藥行業的能量。2011年曝光的“美蒂拓(Mediator)減肥藥致死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美蒂拓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已在業內公認禁用的藥品,法國到了2009年才禁售。根據2011年年初法國公共事務監察局發表的調查報告,法國施維雅公司生產的美蒂拓減肥藥涉嫌致死500人,其他機構出具的報告顯示,美蒂拓致死人數高達2000人,另有數千人因為服用了這種藥而產生心血管並發癥,無法正常生活。更為嚴重的是,該制藥企業存在涉嫌故意隱瞞藥品的副作用和欺騙消費者行為。


施維雅公司之所以瞞天過海如此之久,根源就在於它是政黨資金的主要贊助者。整個法國供職於醫藥機構的高級專業和核心人員,幾乎都被醫藥集團收入囊中:或雇傭過,或擔任其顧問,其中包括國家衛生部官員、部長專業顧問等關鍵部門的人士。甚至政府衛生部國務秘書、國家醫藥檢驗機構長官等官方人物本身也有著為醫藥集團公司供職領薪的經歷,同時也盼著在離開公職後進入醫藥集團以謀求更高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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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2月 04, 2013 1:15 pm

施維雅公司創始人、總裁雅克·施維雅曾是法國第九大巨富,是對法國政壇有著舉足輕重作用的一個人物,經常組織左、右政治家與財團名流的晚宴。就在醜聞開始出現端倪並被禁用的2009年7月,施維雅居然獲得了法國第二等榮譽勛位勛章——“大十字架勛 章”(最高等的領袖勛銜只授予法國國家元首),而且是時任總統薩科齊親手為他頒章。媒體披露的薩科齊在為其頒章時的一句話足可以總結他們之間多年的關系:“我至今對我們在1983年第一次相逢記憶猶新……你當時已經認為,我將會成為共和國總統……”


面對舉國上下的壓力,2011年1月,時任法國衛生部長克薩維埃·貝爾特朗宣布,將在年底前對法國藥物警戒體系進行徹底的改革,從而讓制藥公司對安全問題擔負起舉證責任。但是,時至今日,公眾關註的這項改革卻看不到有根本性的進展。而最為諷刺的是,在世界範圍內最早提出藥物警戒體系這一概念的,也正是法國。


眾所周知,醫療安全人命關天。但即使在這樣的領域,財團依然可以為所欲為,草菅人命,更何況其他行業?


不僅在選舉時金錢對政治積極的介入和控制,更重要的是對政治日常運作的滲透和影響。這又以形形色色的遊說集團為代表。今年夏天美國最火熱的政治書籍是《這座城》(《This Town》)。該書生動詳細地描繪了美國的統治精英,高層互相勾結、口蜜腹劍,媒體則極盡煽動之能事。各種“猛料”背後反映了政治腐敗與無能。這本書以詳細的資料告訴世人,美國的永久性政府不是政黨,也不是某個機關,而是一幫專門守著聯邦政府錢袋子的職業操作者。在華盛頓,金錢已經超越權力,成為“終極貨幣”。 國會議員每五天的工作中,有三天是用來籌錢。他們在國會每次投票都非常註重金主們的利益。此外,遊說者們握有參議員和政府員工人人向往的金鑰匙:公務員卸任後的就職去處。1974年,只有3%的國會議員卸任後加入遊說公司;而現在,眾議員卸任後擔任遊說者的比例是42%,參議員的比例更高,達到50%。其後果就是涉及全國利益的立法便被各種利益集團所控制。


現在的立法塞滿成千上萬條妥協條款。1913年創建美聯儲的法案只有31頁。1933年通過的《格拉斯 -斯蒂格爾法案》(銀行監管法)共37頁。2010年新通過的銀行法《多德-弗蘭克法案》共849頁,外加數千頁的補充條款。《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即奧巴馬醫改的成果)超過2000頁。而所謂的補充條款,就是各種條件、例外和豁免權,而掌控這些內容的人恰恰是被監管對象。


這本書得出的冷酷結論是:權錢交易已經徹底地程序化。美國正如羅馬帝國崩潰前的末期:制度化的政治腐敗,作惡成了慣例,違法成了時髦。


據法國出版的《他們的債務,我們的民主》一書披露,僅2010年美國遊說集團投入的資金超過300億美元,完全由金錢組成的遊說集團被稱為參議院和眾議院之後的“第三院”。美國的民主也被冠以“出售的民主”。而這一幕也在歐洲上演。歐盟所在地布魯塞爾被稱為繼華盛頓之後名列第二的“遊說者之都”——在歐盟總部方圓四平方公裏的區域內密布難以計數的遊說集團。


三是西方民主制度模式正普遍面臨種族和宗教的嚴重挑戰。在南非,自從廢除了種族隔離制度實現普選以來,人口占多數的黑人就壟斷了權力。幾世紀一直統治南非的白人階層再也無法染指。在這樣的種族結構中,民主制度已經沒有多少存在的意義:選舉結果早已決定。不只是在南非,就是美國這樣最強大和富有的民主國家也同樣。2012年美國大選,黑人對奧巴馬與羅姆尼的支持率是94比0!完全是一邊倒。好在美國黑人在美國人口中只占12.85%,否則,南非的現象就照樣會在美國重演。但從長遠看,非白人裔增長速度遠高於白人——2011年非白人出生總數第一次超過傳統白人。另外2012年美國白人的死亡人數首次超過出生人數,而這種現象在其他族裔並不存在。也就是說種族決定選舉結果的那一天恐怕在兩代人之後就會浮現。除了黑人之外,說西班牙語的拉丁裔占美國人口22%(美國的人口統計學家不把這些白人西班牙語族裔算在“白人”人口範疇之內),而且還是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群體。結果2012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用拉美西班牙語制作廣告的花費是奧巴馬的七倍——黑人不管怎麽講沒有自己的語言,對美國的文化影響或許有限,但拉丁裔顯然不同。


根據美國2010年人口普查結果,包括首都華盛頓在內的八個都會地區,少數族裔人口在過去十年內已變成了多數。而在美國前一百大都會地區,在多達廿二個都會裏,白人已淪為少數族裔。更驚人的是美國3歲以下的少數族裔嬰兒首次多於白人嬰兒,且為過半多數。而在20年前,3歲以下的白人嬰兒占該同年齡層的比率超過60%。年輕的少數族裔將在本世紀中葉成為多數人口。根據美國人口調查局預測,非拉美裔的白人比例2050年將降至46%。這也是為什麽美國學者享廷頓在《我們是誰?》一書中,憂心重重的論述了大量移民湧入、白人低出生率所導致的美國國家特性所受到的種種挑戰,並認為美國已面臨何去何從的嚴重關頭,若不大力捍衛和發揚盎格魯——新教文化這一根本特性,國家就會有分化、衰落的危險。


由於羅姆尼信仰摩門教,所有的摩門教教徒也都不會投票給奧巴馬。當然摩門教徒占美國的人口比例只有2%,也不會現在就出現宗教信仰決定選舉結果的現象。但同樣的,摩門教是傳播最快的宗教之一。過去摩門教徒根本不可能出來競選國家最高領導人,但現在除了羅姆尼還有曾擔任過第九任駐華大使的洪博培。從未來看,摩門教贏得大選的這一天恐怕早晚會到來。


歐洲雖然不是移民社會,但二戰後為了彌補勞動力短缺和維持高福利制度,引進了大量的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移民,到今天也形成了和美國類似的挑戰:伊斯蘭社會的迅速擴大。穆斯林一是極難被西方價值觀所同化,還規定不許和異教徒結婚,除非對方改變信仰。二是出生率極高。據統計,1990年以來的人口增長中,90%來自穆斯林。比利時統計機構2012年宣布歐洲大陸的穆斯林已達3000萬人,其中心負責人蘇萊曼·雅辛博士表示,德國、荷蘭、法國、英國、西班牙是伊斯蘭教傳播最快的國家。周五到清真寺參加主麻聚禮拜的穆斯林人數已遠遠超過了星期天到教堂參加禱告儀式的基督教徒人數。目前在英國1689座清真寺也與1700座的國教徒教堂幾乎分庭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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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三 12月 04, 2013 1:15 pm

法國穆斯林家庭生育率是8.1(法國平均生育率只有1.8)。二十歲及以下人口中,30%是穆斯林背景。按照目前發展的速度,三十多年後法國將成為一個伊斯蘭共和國(法國最大的港口城市 馬賽現在實際上已經穆斯林化了)。在荷蘭,50%的新生嬰兒來自穆斯林家庭。十五年後,一半荷蘭人口將是穆斯林。在比利時,25%的人口已經是穆斯林,50%的新生嬰兒來自穆斯林家庭。在德國,聯邦統計辦公室說,到2050年,德國將成為一個伊斯蘭國家。可以說歐洲大陸難逃伊斯蘭化的命運。極右的布雷維克2011年在號稱世界最安全的國家挪威屠殺了77人,制造了二戰以來最慘重的悲劇,他自稱此舉是為了提醒世人伊斯蘭社會的迅速擴張。在法國,七十多歲的、著作等身的極右歷史學家多米尼克·溫納在遊人如織的巴黎聖母院裏的聖壇前開槍自殺。他的死,並非僅僅是為了反對同性戀,更有對法蘭西文明未來的絕望。2013年法國通過了同性戀婚姻法,一位來自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在自己的博客上這樣寫道:“無論如何,當15年後伊斯蘭主義者在法國掌權,他們還是會廢除這項法律的”。正如法國媒體所評論的:在“接受同性戀婚姻”和“接受伊斯蘭統治法國”之間,溫納無路可走,只有在聖母祭壇前,以自己為祭品,來為他心目中純粹的法蘭西文明獻祭。如果歐洲伊斯蘭化了,西方文明演變成伊斯蘭文明,西方的民主還有存身之處嗎?

西方的這種危機,早就引起不少學者的警醒。美國學者Mark Steyn在其《孤單的美國(America Alone)》一書中(此書隨後在加拿大被禁),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推論:西方文明即將毀滅! 他認為,人口問題、福利、民主制度是造成西方文明毀滅的關鍵。 也正是:人是傳承文明的唯一載體,有了人,才有一切。沒有了人,就什麽也沒有了。


其實從本質上講,西方的民主制度並沒有多少獨特之處。正如熊彼特在其代表作《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提出,民主不過是在幾個精英集團進行選擇的制度安排而已。確實,縱觀歷史,不管什麽制度,最終都是要產生治理國家的精英。人類歷史上,不管出現了多少種制度,在精英的產生方式上只有兩種:一是精英選擇精英,一是大眾選擇精英。


在西方實現普選之前,包括古希臘民主、羅馬的共和、歐洲和中國的封建王權、西方的有限選舉,都屬於精英選擇精英。西方實現普選之後,才創造了一種新的精英產生形式:即大眾選擇精英。這個模式從產生到現在還不到一個世紀,美國還不到半個世紀。這個模式是否有效,還有待歷史的檢驗。但此次西方經濟危機,應該算是對它的一個重大考驗。不過熊彼特的一個觀點還是十分有道理的:“這些民主理論不經考察投票人是否具有對投票內容的專業認識便以為多數的意見優於少數的意見 。”“這樣的民主學說僅僅是空想,與事實完全脫節。”


中國傳統上都是精英選擇精英,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唯一的區別在於民眾參與的程度越來越大。從根本上說,中國和西方不同的主要因素之一,就在於精英產生的方式不同,而絕非西方宣傳的民主和專制的區別。要知道,西方主要國家改變精英的產生方式不過半個世紀,而且已經弊端叢生。很突出的一點,它不僅給追求利潤、貪婪壓倒恐懼的資本介入和控制政治創造了條件,也為註重眼前利益和福利的民眾所綁架。


西方今天在談到民主制度時,往往要追溯到古希臘。但從歷史的角度看,古希臘的民主不過是歷史發展的常態而已——而且是人類處於低級發展階段的常態。就如同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一樣。古希臘民主產生於奴隸社會階段。在這個階段,許多文明都是采用選舉的方式產生領袖。這在中國歷史上也不鮮見。北宋時期的契丹王朝,它在奴隸社會階段,各部落每三年選舉產生可汗。後來在耶律阿保機的帶領下,實現了從遊牧社會到穩定封建王朝的過渡,確立了皇權世襲制。南宋時期出現的蒙古政權,處於奴隸制與封建領主制兩種制度並存的過渡時期,仍然處於部落遊牧狀態。但成吉思汗卻頒布了《成吉思汗法典》。這被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套應用範圍最廣泛的成文法典,同時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憲法性文件,以此建立了一套以部落民主為基礎的行政權與司法權兩權分立的蒙古貴族共和政體制度。行政權及司法權分開,以兩權制約的判例制度,比英國19世紀的判例制度早約600年。但是蒙古入主中原後,仍然采用了中國傳統的封建專制制度。


可以說,從奴隸社會的民主選舉到封建社會的皇權世襲專制是人類的進步而不是倒退。就如同從原始社會的共產主義到私有財產的產生和占有一樣,是人類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這也是為什麽印度的民主制度雖然是它的前殖民者英國留下的,但它自己卻聲稱源自古印度。


古希臘民主之所以今天擁有如此光輝的形象,則和西方現代的崛起和刻意美化有關。這就如同巴黎公社,在蘇聯模式盛行的時期也曾被披上耀眼的光環。客觀而言,古希臘民主和巴黎公社一樣,有其特定的歷史價值,但絕沒有西方有意拔高後的歷史地位。

西方民主的衰落與中國制度文明充滿生命力的崛起將是二十一世紀人類最偉大、影響最為深遠的變革。昔日中國對人類的巨大貢獻並不僅僅表現在經濟的富庶,更重要的是制度文明。今天的中國,在重新走向富強的同時,也將再一次為人類開拓出更高的制度文明。


今天的中國非常類似於1688年“光榮革命”後的英國。主要制度構架已經建立,無需巨大的顛覆式變革,只需與時俱進的微調。關於中國的未來,從歷史和文明發展角度出發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在中國尚處於文革時就得出如下結論。在他研究的二十三個文明中,中國是唯一一個傳承沒有中斷的。他在與池田大作的談話集《展望二十一世紀》裏,作出了明確的表述:“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 湯恩比還曾預言“人類要想解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必須要到中國的孔子思想和大乘佛法中汲取智慧”。“19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20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而21世紀就是中國人的世紀。”


未來的中國,正如2009年達沃斯論壇主席施瓦布教授在向Wen總理提問時所表達的:“過去,我們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對中國的發展打了很多問號,但每次這些問號都被你們用漂亮的成績回答了;這一次,盡管我也有問號,但我不懷疑中國會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而這種判斷顯然來自對中國政治文明的充分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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