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12(7月至12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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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4:49 pm

「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一):「聯合主權」與安道爾模式
在過去一個月,中日兩國看似為釣魚台劍拔弩張,但雙方其實都沒有完全改變現狀的能力和意欲,令現狀很可能還是延續下去。但與2012年9月前相比,釣魚台的現狀真的沒有改變嗎?這種雙方各自表述主權、而今日日方已不能完全控制釣魚台所有範疇的狀態,可如何論述?國際關係又有沒有先例可援?

「重疊主權論」與釣魚台:台灣學者石之瑜的觀點

兩週前,台灣政治學者石之瑜教授曾在《中國時報》以「重疊主權」理論,論證中日在釣魚台的默契,這在內地媒體難得被報道,卻是頗具啓發性的。他通過中國漁船在中方護衛下進入釣魚台海域、而沒有被日方拘捕一事,認為在釣魚台海域「日方佔地不抓人、中方護人不佔地」,將成為中日兩國在實際操作層面處理釣魚台主權的指導思想,儘管兩國官方絕不會公開承認。此外,他認為雖然台灣政府也強調擁有釣魚台主權,但台灣本身的主權並不完整,其實和北京處於所謂「垂直性重疊主權」關係之中,所以兩岸才能在釣魚台問題暗中合作,來針對共同的主權對手日本;同樣地,兩岸政府對此都絕不會承認,但懂得根據默契行動。他認為這些都是「重疊主權」的例子。

石之瑜的「重疊主權論」框架十分有趣,與全球化的學術理論遙相呼應,而在主權模糊化的時代,今日學界除少數最傳統的現實主義者外,基本相信同一塊土地的主權必然不能重疊、不能分割、必須排他等假定,早已被修正。但「重疊主權」(Overlapping Sovereignty)這單一框架略嫌過份籠統,內裡其實有大量不同形式,為免混淆,我們可細分內裡的「聯合主權」(Joint/Shared Sovereignty)、「平行主權」(Parallel Sovereignty)、「剩餘主權」(Residual Sovereignty)等,從中自會發現它們的含義和方式大有差別。這些理論不一定能直接應用在中日外交,但其變種的一些指導精神,卻可能為兩國「口非心是」地暫時挪用。

聯合主權:法國、西班牙Paréage 與「安道爾模式」

先談「聯合主權」,對此我們可列舉歐洲迷你小國安道爾公國(Andorra)為例子,在眾多我們將談及的案例當中,雖然這最不適用於釣魚台,卻為其他案例帶來理論基礎。安道爾這個小國的出現源自大時代格局,立國可追溯至查理曼大帝時代,作為西歐基督徒和伊比利亞半島穆斯林勢力之間的緩衝,衛斯理科幻小說《迷藏》的古堡,這是以當時安道爾為時代背景。後來經過數百年不同勢力的角力,安道爾主權由法國封建領主弗瓦伯爵(Court de Foix)和加泰羅尼亞烏赫爾教區(Urgell)的主教共同持有。這個聯合主權例子有正式國際法效力,伯爵和主教在1278年正式簽訂條約(「Paréage」,泛指共同擁有主權的中世紀條約,當中主要由宗教領袖和世俗領袖之間簽訂),兩者都同意與對方聯合持有安道爾主權,並共同負責安道爾的國防外交、共同委任安道爾的地方官員。至於安道爾的稅收,則由兩者分別隔年徵收。

後來歷史不斷演化,那位法國地方領主輾轉把安道爾主權移交到法國元首,加泰羅尼亞地區則成了西班牙王國的組成部份(雖然主教由羅馬教廷梵蒂岡任命,但實際操作往往由西班牙政府代理,或起碼反映一定西班牙意願,西班牙也刻意通過主教控制安道爾)。於是,安道爾就變成法、西兩國共同持有主權的保護國,一直採取小國寡民閉關自守的國策。自此安道爾公國採用雙元首制,規定其元首(「大公」)就是法國元首(昔日法王、現在總統)和和加泰羅尼亞烏赫爾主教,二人直接/間接代表所屬國家,派代表到安道爾行使形式上的共同主權。

直到冷戰結束後,全球秩序大調整,安道爾在1993年推行全民公投,制訂新憲法,擴大本土民主化,形式上終結了法國和西班牙的聯合主權國角色,兩國正式承認安道爾完全獨立、並與之建交,令安道爾終於被認可為主權國家,並獲准加入聯合國(同期其他最後未加入聯合國的小國,也紛紛正名加入)。但根據這份新憲法,法國總統、加泰羅尼亞主教依然是當然的安道爾共同元首,像英女王成為一些英聯邦國家名義上的元首那樣,以維持傳統。換句話說,1993年前,安道爾雖然自主性頗高,但理論上是法、西聯合主權的土地,1993年後則是奉法、西領袖為聯合元首的主權國家,所以理論上,每次法國總統大選,同時也在選舉安道爾大公。類似安排,在當代主權國家當中,只此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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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4:50 pm

「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二):歐洲雉雞島的「兩國輪替主權」模式
安道爾目前的雙元首制在主權國家當中是特例,對釣魚台中日爭議的直接應用價值有限。但聯合主權控制的地方,還有不少案例可考,值得中日兩國研究;儘管直接應用有難度,但背後的精神,卻是足以被改頭換面地參考的。除了封建時代確立安道爾模式的「Paréage」,國際法也一直容許「聯合主權」存在,被這種方式管理的地方稱為「Condominium」。這些被兩國聯合持有主權的領土、殖民地,都是通過正式條約確立,雙方都承認對方的權利和義務,作為共享主權的法理基礎。聯合主權領地又可再細分為兩類:「共治式聯合主權」(Simultaneous Joint Sovereignty)和「輪替式聯合主權」(Alternate Joint Sovereignty),而以後者最為有趣。

輪替式聯合主權:法國、西班牙與「雉雞島模式」

這類典型案例出現在法國和西班牙邊境的比達索亞河(Bidasoa River),河上有一個面積極小的小島「雉雞島」(Pheasant Island,或譯費倫特島),陸上面積只有0.0068平方公里,比香港面積最小而有人居住的離島「鴨州」還要小一半,但法、西兩個大國雙方都聲稱擁有其主權。這個小島原來沒有甚麼被爭奪的價值,主要用途有兩個,一個是讓兩國交換囚犯,另一個是讓兩國王室成員幽會以致成婚(也可以說是另一種意義上的交換囚犯)。其主權爭議,正是源自兩國王室的羅曼史,例如在1615年,法皇路易八世和西班牙王菲臘四世在島上遇上對方的妹妹,分別與之成婚,那樣他們邂逅地點主權誰屬,就成了政治/面子的嚴肅問題。

法、西兩國在17世紀參與了曠日持久的三十年戰爭(當時的歐洲大戰),分屬敵對陣營,最後在1659年和解,法國是勝利一方,國王是如日方中的「太陽王」路易十四(King Louis XIV),戰勝夕陽帝國西班牙。兩國就在這個小島上簽訂了《比利牛斯條約》(Treaty of the Pyrenees),除了劃分兩國疆界,也明確確立小島由兩國共管,成了兩國持有安道爾共同主權後的另一個主權實驗;對此身為戰勝國的法國,得到不少土地後,也欣然與戰敗國西班牙共享一島。島上在1821年開始,樹立了簽訂條約的紀念碑至今,雉雞島也是目前歷史最悠久的「聯合主權」地區。

每半年轉讓一次主權的世界紀錄:耶路撒冷的啓示?

根據條約,這小島「聯合主權」的具體操作,就是讓法、西兩國邊境的行政單位每年各自負責管理六個月的島上事務,即兩國各自擁有小島主權六個月,然後移交主權給對方。兩國同意不讓遊客隨便踏足小島,以減少爭拗之餘,也因利乘便地把小島繼續闢作王室/高層約會的秘密地方。此後還有多宗王室婚姻在島上促成,而且《比利牛斯條約》還訂下了法西政治聯姻的細節,連路易十四在島上迎娶西班牙公主,也在條約涵蓋範圍之內。

1659年後,理論上,雉雞島的主權每半年就要轉手一次,條約簽訂至今的三百多年間,已轉手七百多次,肯定是世界紀錄。這樣的執行,比昔日安道爾隔年向法、西兩國交稅更難操作,在全球自然鮮有其他例子。不過這貌似兒戲的案例,卻啓發了另一些關鍵地方的和平提案,例如曾有建議認為以巴衝突的最核心的耶路撒冷問題,也可以採用類似的「輪替式聯合主權」來解決,讓雙方輪流管理這塊數大宗教的共同聖城,起碼這比利比亞前領袖卡達菲曾天馬行空提出的以巴合併為「以色列坦」的方案可行,不過,自然不為雙方激進派所考慮。

由於管理雉雞島的西班牙單位是巴斯克自治區伊倫(Irun),而當地一直鬧分裂,假如巴斯克分離主義者成功爭取獨立,大概這個小島的共同主權也要轉手。就像一旦加泰羅尼亞脫離西班牙獨立,安道爾的共同元首儘管還是加泰羅尼亞烏赫爾教區的主教,但他卻不會再反映西班牙角色(儘管主教由梵蒂岡任命,但任命一般反映西班牙意願)。不過在今日主權模糊化的歐洲,連整個法西邊境也已廢除,為此而出現大衝突的機會,已微乎其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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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4:50 pm

「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三):瓦努阿圖的英法共治模式
在西方殖民擴張時代,一些殖民地也曾有共管的歷史,採用的自然難以是「雉雞島模式」的「輪替式聯合主權」,而是「共治式聯合主權」,當中主要是過渡期的臨時安排,不過長期維持的聯合主權也有案例。例如今天香港人熟悉的瓦努阿圖,在1980年獨立前,就長期作為英法兩國的共同殖民地「新赫布里底群島」(New Hebrides),其制度之複雜,今人已難以想像。

瓦努阿圖的英法共治殖民史

在太平洋島嶼當中,瓦努阿圖面積並不算小,在19世紀成了英法在太平洋擴張的前線爭奪點,兩國在島上都建立了勢力範圍。後來兩國明白不值得為瓦努阿圖開戰(不久前英國、美國與德國才捲入鄰近的薩摩亞內戰),就在1887年在當地成立聯合海軍委員會,負責相互溝通和維持秩序,對象主要是本國僑民。1906年,英法正式在倫敦簽署協議,達成共識共同持有瓦努阿圖主權,自此這塊殖民地內部就實行「一國(或曰一地)兩制」,設有英法社區,分別有英法的教育、警察、監獄、郵票、貨幣、海關、醫療等制度,也分別有英法殖民政府,雙方的一切人員數目甚至要絕對相等。當地居民和遊客在法庭上,可選擇以英國法律還是法國法律審理,原住民還可要求在另一個「聯合法院」以當地法律受審,法官由英法委任,但院長卻由毫不相干的西班牙國王任命,以免打破英法平衡。

行政效率低當地人不明「共治」

可以預計的是,這些官員連使用同一語言溝通也成問題,自然令瓦努阿圖行政效率極低,有時反而還要依靠當地人勉強充當翻譯。英法兩制多年來的矛盾,製造了不少社會不穩定源頭,儘管英法共治的主要對象早期只是各自的僑民,但到了後期,自然也在本土社會製造了親英、親法、仇英、仇法等勢力。早期瓦努阿圖人的祖先,被規定英、法國籍都不能歸化,技術上屬於「無國籍人士」,出國需要雙方共同簽訂的身分證明,不少當地人對什麼是「共治」毫不明白,據瓦努阿圖商務公署在香港的辦公室介紹,當地人甚至以為英女王和法國總統是在實行「夫妻共治制」。

但到了後期,瓦努阿圖精英階層開始湧現,共治的問題也逐漸浮現,特別是法國並不希望瓦努阿圖獨立,擔心這會導致法國大洋洲屬地的骨牌效應,而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大溪地等,都是重要國家利益所在。英國對「瓦獨」樂觀其成,法國則消極抵抗,有意讓法控區維持殖民身分,也曾支持親法勢力抗爭,後者更打了一場戲劇性的所謂「椰子戰爭」。到了瓦努阿圖獨立,也把這些問題繼承過去,現在依然是英、法雙語並用,兩制遺產也同時存在,有意移民當地的朋友,對此不可不察。

英、西以聯合主權解決直布羅陀問題不果

這類案例並非歷史典故,而是有現實價值的。近年英國就曾主動考慮以聯合主權方式,放棄獨自控制殖民地直布羅陀(其陸地面積與釣魚台差不多),改為與西班牙共同持有其主權,以解決這個令兩國關係始終欠佳的問題。為此兩國秘密談判多時,也達成了初步共識。然而直布羅陀本地人雖非由英國移民主導,英裔、西裔人口數目幾乎相等,卻已建立了「直布羅陀人」的身分認同,極反對併入西班牙,他們早於1967年就以99.19%的比例否決與西班牙「統一」。這次面對「共治式聯合主權」方案也不接受,於是在2002年舉辦公投,結果又以98.48%的一面倒姿態,否決這個提案。英國為了尊重民意,只得把計劃作罷。至今直布羅陀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因為西班牙反對,既不能像其他英國殖民地那樣加入不涉及主權的國際組織,也不能與西班牙達成諒解協議,也許更新版本的共治式聯合主權方案,還會借屍還魂地回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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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四):「平行主權」與阿布穆薩島
與日前提及的「聯合主權」案例不同,「平行主權」的交涉雙方雖然也會簽訂條約或備忘錄,但一般不會承認對方主張的主權,只會像活在平行時空那樣,一方面自稱擁有爭議土地的全部主權,另一方面根據條約,讓對方控制土地的某個範疇,這樣對內對外,都能自圓其說。當中最著名的例子,出現在波斯灣的阿布穆薩島(Abu Musa)。

伊朗與阿聯酋爭小島

阿布穆薩島位於波斯灣霍爾木茲海峽的重要戰略位置,海域有豐富石油資源,歷史上長期屬於波斯(今日伊朗)管治。19世紀末,英國勢力進入波斯灣,把一批波斯灣沿岸的酋長國通過簽訂「休戰協定」變成保護國,也在1921年順道佔領阿布穆薩島,將之與接受英國保護的沙迦酋長國(Sharjah)一同管理──雖然法源不同,也教人想起美國托管琉球群島時一併管治釣魚台的歷史。相對於其他英國殖民地,這些被稱為「休戰諸國」(Trucial States)的酋長國保留了較多自主權,雖然英國負責外交,但酋長對外也有一定私人網絡可供活動。英國在1960年代部署撤離波斯灣,正式將阿布穆薩島交給休戰諸國之一的沙迦酋長國(Sharjah),直到1971年,休戰諸國組成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沙迦即為其成員國之一。

伊朗有見及此,宣布要重新確立對阿布穆薩島的主權,認為此島為伊朗「自古以來」的領土,更暗示不惜以武力解決。當時管治伊朗的,並非今天被視為西方威脅的什葉派領袖,而是親美的巴列維國王(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與英國和阿聯酋各酋長國尚能對話。巴列維剛在1971年10月舉辦了極其鋪張的「波斯帝國立國2500周年大典」,自居波斯傳奇大流士大帝接班人,這樣的聲勢,要奪取一個小島,自以為是手到拿來。為免觸發戰爭,雙方和英國都希望和平解決。

各持己見的共識

於是在阿聯酋成立前兩日,伊朗和沙迦在1971年11月30日簽訂《諒解備忘錄》,兩國同意伊朗在阿布穆薩島駐軍,沙迦則在島上設立警察局(延伸含義是讓沙迦負責島上民間設施),兩國國旗各自在被認可的地方飄揚。雖然雙方沒有對主權誰屬下定論,卻共同同意把阿布穆薩島的領海劃在國際慣用的12海哩,同意兩國國民在領海有共同捕魚權。此外,最重要的是兩國同意以50:50方式,平分屬於阿布穆薩水域開採出來的能源收入,至於負責開採石油的則是一間公司。於是伊朗軍隊進入阿布穆薩島,雖然部分阿拉伯民兵曾反抗,沙迦王室卻在島上迎接,事件基本上算是和平解決。

自此,伊朗和阿聯酋繼續分別聲稱擁有阿布穆薩主權,阿聯酋更多次提出要訴諸國際法庭而不果。但最有趣的是,這份《備忘錄》第一句清楚明白:「在雙方都不放棄自己對阿布穆薩島的主張、及不承認對方主張的前提下」達成下述共識,換句話說,兩國基於《備忘錄》,默許了「平行持有」阿布穆薩主權,分別負責阿布穆薩的不同範疇,在這些範疇互不重疊,對內則解釋為「自己既已持有該島主權,也不妨讓對方協助管治」。這個「平行主權」模式,在此後20年大體相安無事,即使伊拉克以「支持阿聯酋完全收復阿布穆薩島」為發動兩伊戰爭的理由之一,阿聯酋也沒輕舉妄動。直到1992年,才有另一個模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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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918釣魚台」與國際關係案例(五):「剩餘主權」與阿布穆薩島
伊朗和阿聯酋在波斯灣阿布穆薩島的「平行主權」默契持續了20年,到1992年,被伊朗什葉派政權單方面改變,但也沒徹底解決主權問題。自此阿布穆薩現狀不再是「平行主權」,卻衍化了「剩餘主權論」的變種出來。

伊朗控小島允分石油收入

所謂「剩餘主權」不單是學術名詞,在國際關係的正式現實政治也曾出現,起源為美國在二戰後托管沖繩,日本要求保留對沖繩的「剩餘主權」,1961年,美國總統甘迺迪正式與日本首相池田勇人簽訂聯合聲明,同意日本對琉球持有「剩餘主權」,並歡迎日本在琉球問題參與合作。當時台方拒絕承認「剩餘主權論」,北京卻支持「琉球人民反美回歸日本的鬥爭」,但「剩餘主權」是什麼僅是約定俗成,沒明確法律效力。我們且先回到阿布穆薩島的故事。

1992年除了是冷戰結束不久,也是海灣戰爭後,伊朗宿敵伊拉克戰敗、被趕離科威特之時。伊朗失去了伊拉克的制衡,開始在區域獨大,加上擔心自己會成為西方聯軍下一目標,認為是時機獨自控制阿布穆薩島這戰略重鎮。伊朗的島上駐軍驅逐了所有阿聯酋設施的員工,包括醫院、學校、發電廠等工人(阿聯酋基本上沒有本土工人做這些工作,都是使用南亞外勞),接覑宣布完全擁有阿布穆薩主權,大幅加強島上駐軍,限制他國人口登陸,目標顯然是針對西方。

但伊朗同時留有一手。雖然上述行動已徹底違背了1971年伊朗與沙迦酋長國的《備忘錄》,伊朗卻表示願意根據其友好精神,繼續約定俗成地與沙迦平分阿布穆薩島的石油收入,雖然雙方沒有以「剩餘主權」形容之,實際卻是那麼回事。阿聯酋口頭上自然不斷抗議,但由於伊朗此舉基本上不損及其利益(那可是沙迦這小酋長國的主要石油收入),而且還讓阿聯酋離開了西方與伊朗衝突的最前線,國內真正要求「光復領土」的強硬派其實不多,最務實的迪拜酋長,就最反對整個阿聯酋再談阿布穆薩問題。伊朗這樣做,雖說是為免過分刺激鄰國,但畢竟容許了其控制的阿布穆薩主權透有一些孔洞,讓阿聯酋的「剩餘主權」分一杯羹,阿聯酋也依然可嘗試憑此翻案,雙方也是各取所需。與「平行主權」不同的是,「剩餘主權」更難有正式條約憑藉具體內容,只能靠片面合作聲明,乃至從前條約遺下的約定俗成執行,理論上可隨時單方面取締。

內地專家提「後918釣魚台」概念

再回到釣魚台的案例。表面上,在國際社會中,中國對主權的演繹是最刻版的,在可見將來,任何形式的「重疊主權論」都不可能被官方公開接受,但短期內折衷地借用這幾天談及的部分概念的神髓,只要不用公開背書,卻不一定為北京所排斥。筆者不久前參與了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主辦的釣魚台研討會,與會者都是兩岸四地國際關係學者、前外交官,與外交部有一定聯繫。

不少講者一方面肯定中國持有釣魚台主權,另一方面卻提出「後918釣魚台」這概念,認為「後918時代」的釣魚台海域已由中方參與共同管理,中方船隻能隨便進出、護人,與「前918時代」的日本單獨實質控制不同,已是部分改變了現狀;由於時間在崛起的中國一邊,所以不必急於改變其他現狀,還是應先穩定局面再說。這觀點未必為激進民族主義者接受,但頗得國內溫和理性聲音認同,對這類理性聲音能集體發聲、並為官方接受,是令人欣慰的。

換句話說,假如日方在釣魚台長期不執行(或無力執行)拘捕進入海域的中國漁民,中方亦長期不執行(或無力執行)佔領土地,雖然雙方政府都堅持擁有完全主權,但在第三國眼中,這卻會慢慢變成約定俗成,直到下一波衝突開始。

現在雙方堅持擁有釣魚台主權、而在沒有備忘錄的的前提下,實質容許對方在個別範疇活動,中方對內可說是近月果敢行動已改變了現狀,日方對內也可說是購島成功,這默契與上述理論的部分假設,頗為異曲同工。

這個有中日特色的現狀叫什麼「模式」或「理論」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會長期延續下去、邁向進一步制度化、還是返回衝突的原型,足以根本影響區域安全。如何造化,就要看雙方政府和民間智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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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族裔的抉擇
近年美國族群議題愈來愈為世界各國重視,但其實在美國本土,早在冷戰結束後,「大美國主義者」一片樂觀之時,已有不少右翼學者、評論員對此感到不安。例如以發表「文明衝突論」廣為人知的亨廷頓教授,生前曾出版著作《我們是誰》,擔心新移民後裔和自由派會合力摧眦美國(「我們」)的核心價值。當美國白人出生率持續下降,非洲裔、拉丁裔人口持續上升,白人數十年內就會成為美國少數族群,這趨勢對總統大選有何影響?

白人減少共和黨恐變在野黨

表面上,民主黨自然是上述趨勢的受惠者,因為主要少數族群都明顯傾向形象相對多元的民主黨。以非洲裔美國人為例,上屆他們投票給奧巴馬的高達95%,就是1992年投給克林頓的也高達82%,成了共和黨最難拉攏的族群,哪怕共和黨曾推出一些標誌性黑人代言人參選,也扭轉不了它代表白人利益和最富有階級的形象。至於出生率和移民數目同樣驚人的拉丁裔美國人,上屆投給奧巴馬和麥凱恩的比率是67%:31%,亞裔則是62%:35%。在這屆選舉,一般民調預測奧巴馬大概能維持上屆在少數族裔票源的優勢,羅姆尼的摩門教背景、白人富豪形象,加上在外交議題連連出醜,也不利他拉攏非白人群體。難怪不少共和黨人擔心假如他們再不轉型,在人口結構此消彼長下,在未來政壇只會成為永遠的在野黨。

拉攏亞裔比想像中容易

但當我們仔細閱讀數字,卻發現現實世界並非這麼簡單。在2004年,布殊連任成功的一大關鍵,就是得到為數不少的拉丁裔選民支持:他和民主黨對手克里的拉丁裔支持度是45%:55%,而在四年前,他和民主黨戈爾的拉丁票比率卻是35%:65%。換句話說,在2004年,民主黨流失了大約10%的拉丁票,他們被認為是最重視宗教道德、倫理價值的一群拉丁裔人,布殊因為任內強勢支持保守價值,加上曾長期擔任和墨西哥接壤的得州州長,贏得不少歡心;相反克里比起戈爾、奧巴馬都缺少代表弱勢社群的色彩,就鞏固不了民主黨基本盤。再以亞裔為例,在1992年,他們原來是以55%:31%支持共和黨的老布殊,因為以往移民美國的亞裔不少是為了逃避中國、越南、北韓等共產政權,意識形態相對傾向共和黨,加上老布殊曾任駐華大使,也令一些亞裔人士感到親切。

這些數字,都反映共和黨日後不一定對族群議題無計可施。其實拉丁裔和亞裔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一向相對保守,其實更接近共和黨的若干核心價值,只要共和黨未來重點推出拉丁裔候選人,再度身訂做政綱,例如以關注拉丁美洲、而不是中東為外交重點,不難異軍突起。須知目前共和黨已有兩名拉丁裔州長,分別代表新墨西哥州和內華達州,也有一名拉丁裔參議員,他們都是未來選總統的黑馬。至於亞裔的平均學歷及收入,甚至比美國白人更高,相對不大看重民主黨的福利政策,投票傾向還有很大可塑性,只要共和黨找到合適的代言人,有了老布殊的數據打氣,拉攏亞裔也可能比想像中容易。

拉丁裔亞裔票源左右大局

從羅姆尼陣營不惜犯下美國政治禁忌,公開說「共和黨鮑威爾支持奧巴馬是因為二人有共同膚色」可見,共和黨目前已幾乎放棄黑人選票,這也是共和黨高層感到徒勞無功的戰場,但只要它在未來四年能拓展拉丁裔和亞裔票源,兩黨均勢就足以維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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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的挑戰和應戰
【咫尺地球】奧巴馬在2008年大選一鳴驚人,功臣少不了他那些擅用新媒體的年輕幕僚。當時麥凱恩只在年老選民群體佔先,青年則大舉湧向奧巴馬,不少評論認為民主黨陣營以短訊、互聯網等方式拉票和籌款起了關鍵作用。及後共和黨競選機器急起直追,並在2010年中期選舉頗有斬獲,但在這次總統選舉,羅姆尼在新媒體戰場似乎依然遠遠落後給奧巴馬。根據皮尤(Pew)在過去數月的民調,談及在facebook、twitter等的關注度,奧巴馬團隊均遠勝羅姆尼團隊,奧巴馬在社交網站Reddit親自露面即時解答網友問題,更成為這屆選舉的經典時刻。假如單以網民的觀感而言,根據上述數據,奧巴馬應已壓倒性勝出。

 社交網獲好評未必贏選票

 然而參考其他數據後,我們卻發現新媒體不一定對奧巴馬的選情有關鍵影響。例如上述調查發現,在候選人辯論後,奧巴馬的好評在twitter最為明顯(35%相對於羅姆尼的22%),facebook則幾乎拉成均勢(40%﹕36%),在博客網站則大敗(12%﹕45%)。這反映在最即時的溝通層面,奧巴馬確能製造soundbite,容易博取短暫的掌聲,但博客一般採取較為深入的文章分析,相對不講求即時效應,對他們而言,奧巴馬就沒有優勢可言。換句話說,twitter反映的民意很難與最後選票掛勾,因為被奧巴馬即時表現或soundbite吸引的選民雖然有不少,但他們的投票意欲往往較共和黨的支持者低,反而長篇大論寫評論的網絡作者,對投票往往更著緊。

 另一個有趣現象是在互聯網與候選人產生互動的選民,一般不是關注被認為是最重要、最主流的議題,即美國經濟。根據上述民調,雖然兩名候選人在自己的社交網站都大談經濟,但奧巴馬得到最多回應的題目,卻是關於移民、婦女、老兵;羅姆尼最獲回應的,則是醫療改革和老兵。這反映一些在直播辯論未有機會深入探討的議題,往往在新媒體成為主戰場,但假如候選人過分著重這些議題,卻可能忽略主流選民。如何拿捏分寸,並不容易掌握。

 奧巴馬網上吸票優勢成疑

 不過最值得注意的,還是新媒體與負面文宣的關係。根據上述民調,無論是奧巴馬還是羅姆尼,在新媒體得到的負評和嘲弄都遠超傳統媒體,而且根據歷年傳統,兩黨分別舉行黨團大會時,主流媒體都傾向給予正評,但這效應在新媒體幾乎完全沒有出現。辯論的一時失語、競選廣告的爭議,在新媒體都會迅速擴大,並成為廣傳信息,但有趣的是,即使候選人的這些信息不斷收到負評,卻不一定在全國層面的民調得到反映。例如羅姆尼在最後階段氣勢如虹,他的新媒體負評同樣層出不窮。

 由此可見,民主黨雖然較懂得利用新媒體,但不同4年前,這次再沒有出其不意的效果,上屆被新媒體吸引出來的選民都變成了奧巴馬的支持者,要再催生新票源並不容易。加上共和黨的新媒體也做到了基本要求,奧巴馬的網上優勢能否化成選票,頗成疑問。反而由於共和黨支持者一般投票意欲較高、意識形態傾向也較強,只要上一代老去,新一代支持者浮現,屆時他們利用新媒體的攻勢,在講求負面文宣的戰場,有可能迎頭趕上。

 公眾人物政治影響力大增

 最後一點值得注意的是,新媒體的興起,造就了美國公眾人物的政治影響力大增。以往自然也有不少明星為候選人站台,但必須靠主流媒體報道,篇幅也有限,但有了社交網站,他們就可以直接向數以百萬計的粉絲輸送支持某候選人的理據和信息,並隨之互動。站在非粉絲的角度,你大概不會注意某明星支持某人,但當你在社交網站收到朋友分享這明星支持某人的具體說話,卻容易感受到羊群效應。因此在互聯網關注度高、粉絲數目多的人,哪怕是一些沒有全國性知名度的,卻都成了候選人團隊爭相拉攏的對象。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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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4:52 pm

宗教與道德議題的逆轉?
【咫尺地球】美國大選另一個關鍵本土議題是宗教的影響力。由於羅姆尼所屬的摩門教在美國屬於非主流身分,美國各大民調機構特別為此做了不少相關研究,發現雖然不少美國人認為摩門教與主流基督教派有差異,乃至有近20%表示對羅姆尼的摩門教背景感到不自在(Pew於2012年7月進行的民調),但這觀感對選民的選擇幾乎沒有影響。美國摩門教領袖也十分識趣,基本上沒有參與羅姆尼的競選運動,一來是避免產生反效果,二來據說也是擔心這會算進其直接開支,影響相關稅收計算。

 社會趨開放利自由派

 以往每屆美國大選,媒體都會製造一個表格詳細列出候選人對宗教、價值觀議題的取態,這些一般國外評論覺得不太重要的議題,往往卻是不少美國選民的投票基礎,例如候選人是否支持墮胎合法化、同性婚姻、管制槍械等。由於美國教徒數目眾多,以往總統候選人到了關鍵階段,一般會令自己的立場向保守方向調整,以爭取最大公約數(反正自由派通常沒有其他選擇),例如自由派傾向明顯的克林頓在選舉期間、乃至總統任內都不敢支持同性婚姻,共和黨候選人也偏愛以這些問題令對手尷尬。但在過去數年,「價值觀政治」的影響卻開始逆轉,隨著年輕選民湧現,他們對墮胎、同性婚姻等的接受程度愈來愈高,傾向保守的選民則以老人為主,令自由派政客發現公開支持這些議題再不是問題,反而可能在主流社會得分,這也是奧巴馬作為首名支持同性婚姻的美國總統的政治計算。

 宗教牌關鍵時刻助催票

 然而從美國選情到了最後關頭膠著所見,似乎宗教、道德牌在關鍵時刻,還是幫助了宗教色彩鮮明的羅姆尼不少。在最保守的福音教派,摩門教原來被列為「邪教」,羅姆尼曾擔心得不到其支持,令極右基本盤流失,但自從羅姆尼和福音派領袖葛培理會面後,後者就答應把摩門教從邪教名單「剔除」,並派兒子葛福臨為羅姆尼助選,葛福臨則密集批評奧巴馬的同性婚姻政策。根據Pew在選前數月的持續數據,福音派教徒對羅姆尼和奧巴馬的支持度,大概是73%:20%,反映奧巴馬的相關立場和政策,已抵銷羅姆尼的摩門教效應。

 另一個值得注視的數據是黑人新教徒的投票傾向。在一年半前,根據Pew的同一民調,奧巴馬在這群組的支持度高達97%,但到了今年10月,卻降至87%,此外他在白人新教徒當中的支持度,也比一年半前降低了6%,現在他和羅姆尼在這群組的差距已拉闊至調查以來最大,目前是34%:60%。奧巴馬最佔優勢的群組,就是沒有表露任何宗教信仰的一群。四年前奧巴馬爭取了一些游離宗教票,但相信在這屆會有所遞減,反映在最後關頭,宗教、價值觀等議題在美國依然有一定催票作用。

 小布殊拉攏穆斯林 意外取佛州

 最後,美國宗教群體也包括約1%的穆斯林選民,他們還是相對傾向奧巴馬,但兩大黨在這個選舉都沒有主動向他們拉票,似乎擔心得到穆斯林組織站台反而會令主流選民卻步。不過這種傾向並非結構性的,在2000年選舉,後來惹怒不少穆斯林的喬治布殊,卻得到約70%穆斯林選票,這是他勝出關鍵州份佛羅里達的背景之一,原因並非他有多麼懂得穆斯林,只是當年他勤力拜會美國穆斯林領袖,對手則完全漠視後者的存在,結果就有意外收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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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連任面對的十大挑戰
奧巴馬順利連任,但若不算選舉人票,他在全國層面的支持度並沒有明顯優勢,市場的反應也是持續觀望,國內潛在的制衡力量眾多,與四年前以「變革」口號入主白宮的氣勢,已不能同日而語。以下十大挑戰,分別觸及經濟、外交、內政、社會、文化等不同層面,都是他連任後立刻要思考處理的事:

1.經濟是美國選民最關心的議題,未談解決失業問題前,奧巴馬更需要先面對所謂「財政懸崖」(Fiscal Cliff):布殊任內通過的減稅優惠將於2012年年底到期,而美國國會已通過的減赤機制也將啓動,人民稅交多了、政府開支少了,雖然可以減低赤字,卻可能出現新一波經濟危機。解決危機必須兩黨合作,但眾議院由近年甚不合作的共和黨主導,而奧巴馬拒絕一刀切稅務優惠,因為承諾了向富人多徵稅,這和共和黨理念背道而馳,這已是一個難解的結。至於共和黨表明不支持的社會福利、強制醫保等計劃,觸及預算,又是奧巴馬的心血,肯定會成為國會持續關注的大題目。

2.根據奧巴馬政綱,美國失業問題很大程度源自羅姆尼那樣的商人把資金流向國外,所以只要減低製造業的稅收,把資金吸引回來,問題就得以紓緩。但假如他做了相關措施,失業率還是居高不下,那就證明了他的假設出現問題,而不少經濟學者預言,目前的失業危機涉及美國經濟轉型,非長時間不能解決。假如失業率不能顯著下降,奧巴馬第二任期到了最後,會舉步維艱。

3.美國經濟另一個問題是貿易失衡,中美貿易逆差更成了競選議題之一,無論這是否合理,都難免提升了美國人對總統改善相關逆差的期望。中方認為,不少美國企業在中國賺了錢,都不算進取美國的相關統計,可見逆差根本不是匯率問題,但可以預計的是美國國內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只會越來越大。奧巴馬既不能像羅姆尼那樣聲稱要把中國列為「貨幣操控國」,又要回應上述期望,必須中國在一些關節暗中配合,但中國會這樣做嗎?

4.「重返亞太」是美國既定國策,無論誰當總統都不會改變,但當中國民族主義越來越熾熱,中國向美國讓步越來越難,奧巴馬任內更需要和北京建立新的溝通機制,目的是將政治和經濟議題予以分流,否則再出現中國周邊地區的主權爭議,內地輿論必會把美國捲入其中,屆時美國需要中國在經濟問題釋出善意,就更困難。如何和中國新領導層建立這種默契,是奧巴馬的一大考驗。

5.奧巴馬以訂立從阿富汗撤軍的時間表為政綱之一,這自然符合美國人民願望,但他也要應付一個十分可能出現的後果,就是美軍一走,塔利班可能重新執政,或起碼在首都以外的廣泛地區實質執政。不久前發生的巴基斯坦女孩馬拉拉被塔利班槍傷事件轟動全球,其中一個被忽略的背景,正是阿富汗的塔利班個別溫和派和美國有一定接觸,而巴基斯坦塔利班的激進派則希望在美軍撤離後繼續主導,因而需要宣示實力。如何在撤軍後避免中亞「塔利班化」,足以影響奧巴馬的根本反恐成績表,處理不慎,外交會成為下屆民主黨的軟肋。

6.奧巴馬不像布殊那樣強調輸出民主,但也不能背道而馳,問題是,現在不少落實了民主化的阿拉伯國家,都出現了民選的有反美傾向的政權,這是整個美國需要適應的事。以往不少美國人深信,民主和親西方政權是必會共同出現,現在卻發現變天後的阿拉伯各國反美情緒越來越強,那樣美國應否繼續支持這種革命?奧巴馬最擔心的是既失去國內大美國主義者的支持、又不獲阿拉伯世界諒解,那時美國就會發現,民選的反美國家比獨裁的反美國家更難應付。

7.奧巴馬因為價值觀政治,被福音派等國內保守派視為眼中釘,他們在未來四年,將不斷動員支持者在同性婚姻、墮胎合法化等議題製造社會輿論。這原來並不對奧巴馬構成真正的挑戰,但假如這類討論延伸到甚麼是美國核心價值、誰是美國人、移民政策應否改變等右派同樣關心的議題,而美國經濟持續欠佳,令道德、認同問題和經濟認同掛鈎,美國社會難免進一步撕裂。

8.奧巴馬四年前當選時,曾被期望成為跨黨派總統,以扭轉布殊的二元世界觀,但他在強行通過「奧巴馬醫改」法案一役,大大加劇了兩黨之間的失信,自此共和黨不但拒絕合作,還催生了茶黨等激進派系。當共和黨繼續主導眾議院,有茶黨背景的議員依然存在,民主黨一方也有暗中支持「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激進成員,國會的跨黨派合作可能越來越難。加上這次羅姆尼的總得票不遜色於奧巴馬,令共和黨增加了無形資本,要部署四年後選總統的新晉,更需要通過制衡奧巴馬來表現自己。

9.談到華爾街,奧巴馬其中一個最吸引草根階層的取態,就是說要加強監管華爾街的投機行為,這無疑令討厭貧富懸殊的一般百姓興奮。問題是這類監管的具體操作極其困難,既觸及既得利益階層(和自己的潛在巨額捐款人),也不容易訂立規則去處理複雜的財技。一般人期望奧巴馬沒有了連任壓力,會對這議題大刀闊斧處理,自然容易造成期望落差。

10.奧巴馬的基本支持者,包括各式各樣的弱勢社群,他們會在奧巴馬第二任期各自提出大量訴求,這些都是難以應付的。特別是在美國實力越來越大的環保人士,十分期望落實奧巴馬也同樣強調的綠色能源政策,但美國此刻卻面對油價高企,假如奧巴馬再撥款發展新能源,而解決不了當前問題,共和黨就可以宣傳那套保護傳統石油企業的政策。假如奧巴馬暫緩落實新能源政綱,民間團體卻會失去耐性和信任,因為再有一個(表面上)重視這些議題、而沒有連任壓力的總統出現,乃可遇不可求。可以想像的是,奧巴馬的第二任期基本上沒有蜜月期,這四年,才是他能否成為偉大總統的真正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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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之戰」的背景,與國際秩序的重構
以巴衝突在哈馬斯控制的加沙地帶再次激化,傷亡愈來愈多,以色列大城市接連遇襲,以方認為導火線是哈馬斯持續向以色列邊境發動火箭炮襲擊,哈馬斯則以領導人、特別是二號軍事人物「卡桑旅」(al-Qassam Brigades)領袖賈巴里(Ahmed Jabari)被重點清除為轉捩點。然而這類事件並非首次發生,危機卻在今天全面爆發,真正背景還在於一系列國際格局的調整:

一、利庫德集團、羅姆尼與奧巴馬

有評論認為,以色列是為了2013 年1 月舉行的國會大選才行動,因為對猶太人而言,以自殺式炸彈馳名的「恐怖組織」卡桑旅領袖被殺,也許比擊斃拉登更值得慶賀。這容或是以色列考量之一,但把戰事單單歸因於選舉,未免有過份簡化之嫌,畢竟現任總理、代表右翼利庫德集團的內塔尼亞胡,大選支持度一直遙遙領先,以倍數拋離其他對手,就是近日有回落跡象,要連任相信也無懸念。他選擇這時機行動,反而更可能與遙遠的美國總統選舉有關。自從奧巴馬以「事忙」為由拒見內塔尼亞胡,又把美以聯合軍演的規模降級,以顯示不認同其對伊朗等過份強硬的政策,加上內塔尼亞胡在美國大選期間支持羅姆尼,企圖影響美國國內的猶太選票,羅姆尼也選擇以色列為其外交造勢之旅的高潮、甚至公開支持以色列正式定都耶路撒冷,都令奧、內兩人不和廣為人知。奧巴馬連任,「押錯注」的內塔尼亞胡大概是除了共和黨諸金主以外最失望的人,曾批評奧巴馬在以色列背後插一刀的右翼份子也大多不是味兒,但內塔尼亞胡還是要證明自己有能力維持和美國的特殊關係,以免奧巴馬繞過以色列,自行處理伊朗問題。在這次危機,雖然奧巴馬不認同以色列動用地面部隊,但也明確支持以色列「自衛還擊」,足讓搶回主動權的內塔尼亞胡暫鬆口氣。

二、法塔赫、哈馬斯與聯合國觀察員國

在彼方,巴勒斯坦也剛舉行了地方選舉。這些年,法塔赫、哈馬斯分別控制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分裂局面持續,由於哈馬斯杯葛選舉,控制自治政府的法塔赫派系,自然在根據地約旦河西岸勝出。但就是如此,法塔赫也贏得不漂亮,11個主要地區之中只勝出6個,投票率見新低,脫離法塔赫的獨立代表更勝出不少議席,原因是西岸巴人過去一年進行了不少示威,對象不是以色列,卻是法塔赫管治下的高漲物價。法塔赫腐敗形象深入民心,無力改善經濟,又擔心哈馬斯連西岸根據地也奪去,唯有訴諸外交,現在王牌是申請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還要在11 月29 日到聯合國大會拉票。其實巴勒斯坦1974 年已獲聯合國觀察員身分(observer entity,不少國際組織均為聯合國觀察員),這次是申請成為「觀察員國」(observer state),權利是成為聯合國屬下組織沒有投票權的正式成員,與目前唯一的觀察員國梵蒂岡看齊,以彌補去年申請成為正式成員國失敗的遺憾。但背後的真正動機,卻似是為了凝聚內部支持:須知巴勒斯坦申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的一刻,正是近年法塔赫聲望的最高峰。哈馬斯此時攻擊以色列,無疑破壞了阿巴斯的部署,立刻從法塔赫手中奪回主導權,而哈馬斯一直希望自己全面掌控局面後,才取得外交成果,以證明自己內政、外交、軍事都有管治能力。阿巴斯雖然聲稱以色列此舉的目的「就是要阻止巴勒斯坦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以圖奪回議題,但巴人難免進一步傾向勇於正面抗擊以色列的哈馬斯。假如申請成為聯合國觀察員國再失敗,而加沙衝突持續,法塔赫會否被逼重新激化以與哈馬斯看齊,以免成為事件的最大輸家,值得我們關注。例如自治政府當局剛確定對已故領袖阿拉法特開棺驗屍,以證明他是否如傳聞所言被以色列慢性毒殺,就頗有與哈馬斯爭奪「烈士話語權」的意味。

三、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亮劍」?

埃及在茉莉花革命變天後,新任民選總統穆爾西(Mohamed Morsi)是「穆斯林兄弟會」成員,而哈馬斯正是穆兄會昔日建立的分支之一,雖然兩者沒太多正式組織聯繫,但基層成員間交往還是十分頻繁;以色列封鎖加沙期間,哈馬斯物資來源幾乎全靠埃及。埃及以往是以色列在中東的最重要盟友,自從兩國在1979年簽訂《戴維營協議》,埃及單方面講和的態度開罪了全體阿拉伯國家,失去了納賽爾時代奠定的阿拉伯主義領袖基礎。但自被西方視為「激進」的穆兄會上台,曾兩次被穆巴拉克囚禁的穆爾西當選,埃及國策就出現大逆轉,以色列就擔心埃及與哈馬斯裏應外合。哈馬斯今年襲擊以色列的武器較從前先進,火箭炮射程和殺傷力都有所增加,更令以色列懷疑他們正獲埃及秘密武裝。當加沙爆發衝突,以色列的策略是要暴露埃及對哈馬斯的支持,讓國際輿論逼埃及收斂。哈馬斯則希望藉埃及輿論向穆爾西施壓,進一步鞏固埃及為後援,特別是有埃及士兵在衝突中死亡,更令埃及國內群情洶湧。穆爾西要宣示和前任親美總統穆巴拉克不同的獨立外交政策,重奪中東大國和阿拉伯龍頭地位,也希望多角度參與這次危機,先支持哈馬斯武裝,再主導外交斡旋,讓國際社會明白,今天唯有埃及足以約束哈馬斯,連帶對阿拉伯之春後其他由穆兄會友好管治的國家(例如突尼西亞),也有一定影響力。何況穆爾西上台後,和長期掌權的埃及軍方一直關係緊張,月前才調整了軍方最高層的任命,參與加沙軍事衝突,對他嘗試控制軍隊,應有一定幫助。

四、哈馬斯從敘利亞抽身

另外,在前總統老阿薩德年代,敘利亞曾大力支持巴勒斯坦各派系,視哈馬斯為所謂「抵抗陣營」盟友之一,哈馬斯總部就設在敘利亞境內的難民營,雖然敘利亞最支持的派系還不是哈馬斯。敘利亞爆發內戰後,政府軍與反對派都拉攏巴勒斯坦各派、特別是境內的巴勒斯坦難民,希望將之武裝起來,現任總統小阿薩德更宣傳「敘利亞戰爭與以巴衝突連成一體」,哈馬斯卻保持中立,並開始疏遠小阿薩德,令水深火熱的後者感到被背叛,終於在官方媒體狠批哈馬斯。哈馬斯作為遜尼派的穆兄會分支,以往在內政層面與敘利亞並非沒有矛盾,疏遠與什葉派結盟的執政阿拉維派、同情以遜尼派為主的反對派,也不教人意外,雖然此舉明顯是押注,判斷阿薩德不能長期維持下去,也相信敘利亞反對派上台會更有利穆兄會這一脈的發展。為此,哈馬斯受到內部一些批評,畢竟雙方曾是戰友。這時和以色列正面衝突,除可以證明自己始終如一、安撫內部和其他巴人組織當中的親敘派系,更可解釋為何要集中人力在本部,以抽身於敘利亞戰場。

五、真主黨與以色列:敘利亞內戰的蝴蝶效應

敘利亞另一盟友黎巴嫩真主黨因獲伊朗支持,卻不可能離棄阿薩德,並正努力把戰場擴大到臨近地區,包括以色列。黎巴嫩情報首長哈桑(Wissam al-Hassan)月前被神秘暗殺,轟動全中東,當地輿論普遍懷疑是敘利亞主使、真主黨執行,以讓長期被敘利亞控制、但近年局勢已平和的黎巴嫩再陷入亂局。不久前,真主黨曾派無人駕駛飛機進入以色列境內遭擊落,其網站則表示一旦出現地區衝突,會以以色列加利利地區為目標,都令以色列警惕;何況就是沒有這次危機,真主黨也不時會發放火箭炮到以色列境內。所以以色列加大震懾力量的對象不單是哈馬斯,也包括真主黨、敘利亞乃至敘國最後盟友的伊朗;內塔尼亞胡甚至曾說要直接出兵敘利亞,以免敘利亞化武落入哈馬斯、真主黨、穆兄會等手中,也曾威脅要以「先發制人」方式,處理伊朗核問題。現在以色列以加沙之名,徵召七萬五千名後備軍人,其實是內塔尼亞胡早就希望做的事。中東各國、各派系間關係錯綜複雜,假如以巴衝突和敘利亞內戰兩大熱點掛鈎,引發進一步蝴蝶效應,足以對世界和平構成真正威脅。各大國希望目前的衝突適可而止,應是衷心的。(待續)

沈旭暉 明報 2012年11月20日-上篇 [修訂完全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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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沙之戰」的外圍玩家,與中東新紀元秩序
以巴衝突迅速升溫,無論如何解決,都涉及阿拉伯之春後宏觀國際格局的巨變,日前本欄談及的五點只是原因的部分,還有另外一批外圍玩家因為種種計算,也積極捲入衝突,客觀效果是打破了哈馬斯多年來的國際孤立,同時也令以色列激進派感到必須強硬回應:

六、伊朗核危機的救命稻草

在過去數年,以色列對伊朗虎視眈眈,擔心一旦伊朗正式擁有核武,自身在區內的核優勢固然蕩然無存,連生存也受威脅。但美國總統奧巴馬對以色列先發制人攻擊伊朗並不支持,令以色列只能靠地下工作獨自行動,用暗殺等手法,稍為阻延伊朗的進程。伊朗的策略則是以中、俄為後台,敘利亞、真主黨等為羽翼,繞過以色列,直接與美國談判,並希望巴勒斯坦能牽制以色列,令其不敢多面作戰。以往伊朗扶植哈馬斯,將之納入敘利亞、真主黨等「反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但阿拉伯之春發生後,哈馬斯得到新興勢力穆斯林兄弟會為強援,就開始疏遠伊、敘,總理哈尼亞表明就算以色列襲擊伊朗核設施,哈馬斯也不會出兵,只會為自己而戰。伊朗擔心哈馬斯真的離自己而去,也不願意哈馬斯與法塔赫和解,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今年年初突然高調警告哈馬斯「勿向以色列妥協」,同時加緊宣傳兩者的同盟關係,正是出於憂慮。這次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的火箭炮,正是伊朗製的「黎明-五型」,雖然伊朗否認直接向哈馬斯提供這先進武備,但承認有輸送技術,以色列亦認定是伊朗在背後煽動哈馬斯。只要伊朗繼續通過黎巴嫩真主黨秘密武裝哈馬斯,自身的核危機就看到曙光。

七、土耳其的「鄂圖曼帝國夢」?

哈馬斯近年獲得不少新盟友,「母體」埃及穆斯林兄弟會以外,土耳其也是強援之一;加沙被以色列封鎖後,物資除了來自埃及,就是海路來自土耳其。土耳其雖然以穆斯林為主,但自從國父凱末爾立國,一直強調政教分離,不時把主張政教合一的政黨列為非法組織,以免宗教勢力尾大不掉。現任總理埃爾多安(Recep Erdogan)卻出身於主張政教合一的伊斯蘭政黨「土耳其繁榮黨」,在所屬政黨多番被取締、自身也曾坐牢的磨煉下,終於在2003年領導換湯不換藥的伊斯蘭政黨「正義與發展黨」當選至今。近年土耳其國力在不知不覺間大幅提升,不斷在北約、歐盟、伊斯蘭等不同勢力間游走,積極發揮軟實力,在遙遠的索馬里內戰,也扮演了關鍵調援角色。支持被美國視為恐怖組織的哈馬斯,是埃爾多安的基本外交政策,一來兩者意識形態相近,二來這增加和美、歐就北約功能、加入歐盟等討價還價的籌碼,三來以色列秘密支持庫爾德人建國,早令土耳其大為不滿,這是以牙還牙。2010年,土耳其一艘前赴加沙的援助船被以色列以「運送武器」為由攻擊,造成9名船員死亡,土、以關係正式破裂。加沙之戰發生後,埃爾多安公然把以色列批評為「恐怖主義國家」,國內強烈同情巴人,畢竟以巴土地與及敘利亞、黎巴嫩等也是昔日鄂圖曼帝國故土,在鄰近地區發揮影響力,不但為國內所喜,也能突破突厥主義的局限。哈馬斯得此強援,喜出望外。

八、阿拉伯之春後,卡塔爾的「驅虎吞狼」外交政策

最令以色列不滿而意外的哈馬斯新盟友,卻是中東最富有的石油小國卡塔爾。卡塔爾有一個大國夢,常有驚人之舉,從創立半島電視台、主辦亞運到成功申辦2022年世界杯(雖然爆出賄賂醜聞),都顯示了天方夜譚的氣魄。但卡塔爾成為哈馬斯盟友,卻並非完全好大喜功,而是涉及自身安全:阿拉伯之春發生後,一度波及最保守的海灣產油國,沙特、阿曼等鄰國都出現示威,巴林更要流血鎮壓,卡塔爾雖然因為有高達88,000美元人均GDP的富裕、同時貧富懸殊較輕微而獨善其身,但其毫不民主的政體、王室的專制,依然可能成為革命對象。卡塔爾敏感的發現形勢已改變,溫和Vs激進中東的二元局面已不再,溫和而親美的(埃及、突尼西亞、也門等)沒有好下場,激進而反美的(利比亞、敘利亞等)也沒有好下場,穆斯林兄弟會一類民選激進勢力卻成為主流,而且其超越國界的意識形態正團結整個穆斯林世界,因此必須和這股勢力結盟,利用自身財富、軟實力、外交潛能支持他們,才得長治久安,合理化自身政體的存在。有了以上「覺悟」,卡塔爾搖身一變,成為支持阿拉伯之春的急先鋒,半島台成了各地反對派的宣傳平台,在埃及、利比亞革命尤其起了關鍵作用,卡塔爾政府對推翻卡達菲、支持敘利亞反對派都出錢、出兵、出力。對哈馬斯,卡塔爾提供了大量經援,協助當地進行大型基建,還在哈馬斯撤離敘利亞總部後,冒大不韙收容了哈馬斯的新總部。上月卡塔爾國王親自訪問加沙,成為哈馬斯2007年控制加沙以來首位到訪的國家元首,無論是以色列還是法塔赫,均酸溜溜。哈馬斯連金錢問題也解決了,挑戰以色列的本錢也就進一步增加,卡塔爾也說要聯合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迎頭痛擊」。而卡塔爾是否無條件支持各國革命?自然不是,對狀況相似的海灣油國巴林,卡塔爾就支持巴林王室鎮壓了。

九、庫爾德斯坦的「亂中立國」策略

反而以色列在區內也不是絕對孤立,其中一個被忽視的盟友,就是要立國的庫爾德人。庫爾德總人口估計超過三千萬,是全球最龐大的沒有國家的族群,主要生活在伊朗、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四國邊境,他們希望建立「庫爾德斯坦國」,也就被四國視為分離主義活動。由於上述四國都是以色列敵人或對手,以色列一直對庫爾德人提供支援,包括土耳其眼中的恐怖組織「庫爾德工人黨」(PKK),以作牽制;以色列狹小的國土內,也收容了十多萬庫爾德人;一旦庫爾德斯坦立國,區內多了一個非阿拉伯人主導的大國,對以色列也有好處,何況根據《聖經》,猶太人和庫爾德人頗有淵源。支持分離主義組織制衡敵國,一直是以色列的拿手好戲,目前全非洲只有數個國家不承認巴勒斯坦,其中就包括了新近獨立的南蘇丹,因為它獨立前,接受以色列援助極多。庫爾德人也明白,立刻分裂四國而獨自立國並不務實,但先在四國國內建立國中國,只要形勢到來,卻會得到默許,就像目前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自治區已形同獨立,是伊拉克最穩定的地區,並成為支援其他三區的大本營。對庫爾德人而言,只要敘利亞、伊朗接連出現內亂,土耳其自顧不暇,就是立國的好時機。近日土耳其邊境已出現來自庫爾德人的襲擊,相信受到敘利亞支持,而《維基解密》曾披露,以色列聯合了庫爾德人破壞伊朗的核設施。只要以巴衝突繼續升溫、土耳其繼續支持哈馬斯,庫爾德人自會得到以色列的暗示,在四國的活動空間也會增加。

十、蓋達的巴勒斯坦分支混水摸魚

從中取利的,還有蓋達的巴勒斯坦分支。蓋達早已成為一個品牌,各地都有打著蓋達旗號的激進組織,而不受拉登死後的最高領袖扎瓦希里直接指揮,在利比亞、敘利亞,只要局勢一亂,他們就得到發展機會。利比亞內戰期間,卡達菲軍火庫的不少武器為激進份子所獲,其中一隊走到西非馬里,佔據了北部,成立了「阿扎瓦德獨立國」(Azawad),並以宗教原因毀壞了歷史名城廷巴圖克(Timbuktu),將激進思潮帶到撒哈拉;另一隊走到敘利亞,試圖在內戰建立勢力;還有一隊通過埃及來到加沙,和原有的激進派系合流。目前在巴勒斯坦,起碼有三隊人馬自稱「蓋達巴勒斯坦支部」,在他們眼中,管理自治政府的法塔赫腐敗頭頂,就連哈馬斯也因為「拒絕立刻實行伊斯蘭《沙里亞法》」而應予取締,天敵以色列更不在話下,因此打擊對象包括上述三方,根本沒有多少群眾支持。儘管如此,他們卻足以搞局,敗事有餘,例如其中一支「真主信徒軍」宣佈建立「加沙酋長國」,曾襲擊哈馬斯安檢總部,而這通常是以軍所為;另一支繼承伊拉克扎卡維道統的「巴勒斯坦一神論和聖戰團」曾向以色列發射火箭炮,而在以色列人心目中,所有火箭炮都是來自哈馬斯;還有一支「伊斯蘭軍」領袖在加沙被以軍以「定點清除」方式暗殺,哈馬斯難免認為是殺雞儆猴。加沙開戰,又是他們混水摸魚的時候,而當越來越多外圍玩家捲進核心的內圍,《啓示錄》的預言就教人難以安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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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沈旭暉2012(7月至12月)文章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4:52 pm

「金正恩火箭」Vs「金正日火箭」:北韓外交的演化
【咫尺地球】北韓領袖金正恩上任後第二次發射「衛星火箭」(西方普遍視為導彈),發射總次數已追平在位17年的父親金正日:此前北韓分別在1998年、2009年發射光明星1、2號,每次都激起區域震盪。但金正恩的火箭並非單純的蕭規曹隨,卻顯示了與父親頗為不同的戰略思維,也反映了北韓外交正出現的微妙變化。

向國際通報的「盡責任大國」?

昔日金正日發射火箭時,一般不會按國際規定,對世界各國提前通報,也不對民航組織、海事組織、電訊聯盟等通報;進行核試時,有時更連最重要的盟友中國也不予通報。對金正日來說,這是捍衛北韓獨立自主、「主體思想」的體現,也是保留迴旋空間的做法,但代價是被國際社會批評為「流氓政權」,因為在現代國際關係,讓鄰國有時間準備萬一出現的發射意外,乃國家基本責任。

金正恩的火箭則相對少了「驚喜」,今年4月發射失敗那一次,事前對國際社會有充分通報,而且據說美國早在數月前就獲知會(反而中國知道得較晚),還邀請國際媒體觀察。今次雖然少了即場記者,但射前也是及早公告天下。所以金正恩振振有詞,說自己的發射具高「透明度」,只是捍衛「和平使用外空的權利」(這也是北京認可的說詞),北韓已成為一個盡國際責任的「大國」。這反映金正恩雖然可能繼續進行(包括核試在內)的其他演習,卻沒有作出全盤挑戰國際秩序的姿態,而是暗示了願意加入國際體系的態度;前提,當然是要國際社會正式接納北韓為軍事強國,從而自保。

「射前外交」與「射後外交」

基於這是預先張揚的火箭/導彈,金正恩的「火箭外交」重點是「射前期」,而不是金正日的「射後期」。在這次「射前期」,北韓與四個重要國家美國、日本、中國、南韓的權力交接,都產生了互動。一方面,雖然北韓希望南韓再出現昔日的「陽光政策」,但相信也不會天真得認為發射火箭,就能「震懾」南韓、日本的強硬派,讓選民不敢投他們一票;兩國強硬派從中受惠,才不令人意外。但在過程中,北韓宣示了能力和動機,去影響鄰國的內部事務,這就增加了日後和兩國不同黨派討價還價的籌碼。

另一方面,針對中、美,北韓事前有沒有單獨知會發射的詳情、又或以甚麼方式知會,都是建立外交默契的支點,既可以名正言順和美國開啓秘密談判,也可以讓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欠下人情。例如上回金正恩及早知會美國,可以測試美國接受新政權的底線;這次及早知會中國,回應了南韓不久前發射的羅老號火箭、以及美韓的導彈協議,則增加了北京和華府較勁的本錢。金正日的慣常作風卻是先製造既成事實,再觀察各國反應,隨機應變是否談判、合作,從中爭取北韓的最大利益。

火箭射向內部既得利益集團

對金正恩而言,要是不斷發射火箭都失敗,自然會影響自己在軍隊的威信,反而金正日權力穩固,就是失敗,也不會產生根本影響。既然如此,為甚麼金正恩還願意冒險,在預先張揚的前提下,在一個「先軍政治」管理的國家,進行有可能失敗的發射,而不怕軍方暗裡嘲笑?

其實答案很簡單:無論成功與否,唯有直接指揮火箭發射計劃,才是金正恩調整軍隊內部人事編制的最有效方法,否則老是以「在金正日國葬期間行為不檢」一類理由整肅高層,更難令元老心服。外間難以核實目前北韓軍隊是哪些將領掌權,只知道金正恩上台後,已清洗了好一批軍方領袖,據韓聯社透露,北韓軍方的三成高層已被撤換。北韓目前沒有戰爭,軍隊又是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唯有通過發射火箭/導彈的過程(由籌備到發射需要好幾個月),金正恩才可以調整這個集團的內部利益分配,而且要是發射成功,還可以提拔功臣;要是失敗,也可以整肅「內奸」。論及發射火箭的內部誘因,金正恩自然比父親更有迫切性,儘管這發射的慾望,只在他一人身上存在。一面宣示改革開放、有意融入國際社會,一面更高調顯示硬實力,這就是八十後掌權的北韓外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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