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13(1月至12月)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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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暉2013(1月至12月)文章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4:56 pm

美國財政懸崖:人造危機之謎
【咫尺地球】美國國會對解決「財政懸崖」達成協議,市場反應積極,但核心問題並沒有解決,像如何具體削減政府開支、如何增加國家舉債上限等新危機,都會在月內再度表決。為此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警告若美國的財政懸崖問題循環不息、永無休止,不但會影響其國內經濟,也會造成國際經濟體系的巨大不穩定,暗示這是美國的體制問題,「政黨惡鬥,人民當災」。

在中國立場而言,美國這種處理問題的手法,確實是不負責任的。但對美國國家利益而言,這卻不失為減低國家整體風險的精算。要理解所謂「財政懸崖」的真正性質,我們首先要問一個問題:這波危機似乎完全是人造的,為什麼美國國會兩黨明知布殊年代的減稅安排會在2013年屆滿,還在2011年通過《預算控制法》,強制在2013年後的十年,削減一萬二千億美元開支?答案很簡單:美國政客都知道,國家的經濟體系面臨三個難以解決的悖論:

美國不可能永無休止的舉債下去,這除了帶來經濟問題,也影響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勢力平衡,但另一方面,美國短期內真的大幅度削減開支而不舉債,卻又力不從心;

美國大約有一半人傾向民主黨思維,認同越富有的人應對社會承擔更多義務(例如接受加稅),另一半人傾向共和黨思維,不希望政府政策會抵消美國人賴以成功的上進意欲,而這是不可能調和的價值觀衝突;

美國同時大約有一半人認為政府主要開支應在國防軍事層面,才能確保國家的強大、維繫在世界的領導地位,另一半人則相信政府應削減國防開支、增加各類福利保障,以解決民生問題,這同樣是不可能有共識的論爭。

於是,美國政客人為製造了這個所謂「財政懸崖」危機,不但作為強逼政客調節自己立場的手段,更是作為讓全國人民接受共識的機制。通過一系列的討價還價,可以確保主張向富人加稅的、保障致富精神的、強化國防開支的、增加福利政策的,都有部分訴求得到滿足,也有部分訴求得不到滿足。這畢竟是避免鐘擺絕對擺向任何一方的有效舉措,反而任何一方不設實際的強調「二億人民是一家」,卻會帶來社會更大撕裂。與此同時,美國也可以通過這個內部機制,向國際社會解釋其既有減赤誠意、又不能在預期內全面減赤、所以請繼續購買美國國債的「苦衷」。因此,月來建基於「財政懸崖」的市場波動,都是煙幕,美國局中人真心憂慮會跌入這個人造懸崖的甚少,假如我們人云亦云的參與投機,就誤會了整個「財政懸崖」背後的本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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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4:56 pm

魔鬼政治學——為什麼印度社會姑息強姦?
【咫尺地球】印度巴士輪姦案引起全球迴響,成了改革的契機。但印度社會一直姑息強姦,關鍵是「強姦政治學」在印度社會已有其病態「功能」。這就像貪污在一些極腐敗的國家,成了其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要認真肅貪,就會徹底顛覆整個社會結構。

強姦、換婚與男女比例

不少人認為印度教的殉葬傳統、種姓制度、重男輕女等文化,都是導致印度女權低落的主因。但更重要的是,這結果導致印度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目前的官方數字是1000:914,非正式數字可能更高。為解決這問題,據《獨立報》報道,印度一些地區盛行試婚、換婚、租婚等約定俗成。可以想像的是,這些行為有時是被安排的、並不一定由女方自願進行的。換句話說,某程度上和強姦相差無幾。而印度強姦案有極大比例,正是由社區的鄰居、宗族、熟人所為。對地方政府而言,要是強硬打擊強姦,可能令過剩的男性人口需要其他渠道宣泄,反而構成其他社會問題,才寧願得過且過。

後殖民時代的「男人氣概」

另外有一派學者認為印度男性性格扭曲的原因,和英國殖民主義有微妙關係。例如印度社會學教授Sanjay Srivastava日前在《印度教徒報》撰文,認為當年殖民主義者合理化管治的理據之一,就是說印度男人「不夠男人氣概」、不能自治,嚴重傷害了印度人民感情。因此印度獨立後,男人為了證明自己充滿「男人氣概」,就刻意在日常生活過猶不及地表現出來,這又被當權者和後殖民時代的民族主義混為一談。其實,這理據背後有也許更深一層含義:假如獨立後的印度政府是有意無意間縱容「男人氣概」,作為「人民當家作主」的證明,就能無了期拖延政府應該進行的社會改革。一旦印度的「強姦文化」被打破,男人對政府的正常期望不能再被抑遏,政府卻擔心吃不消。

印度官僚主義一直備受批評,強姦案屢見不鮮的原因,包括破案速度緩慢、法律程序冗長,受害人情願忍氣吞聲,也不願在程序中再受煎熬。從這次輪姦慘案事主男友人的控訴、特別是對執法者態度和效率的控訴,已可見一斑。結果,管理強姦慢慢變成了變相地方自治的一環,各地私刑普遍,無論是針對強姦犯的私刑、還是強姦犯針對不順從婦女的私刑,都不時被地方政府漠視。換句話說,地方政府把應該用來防止強姦的開支省下,把責任下放到一般平民,才有貪污空間。一旦嚴打強姦,地方政府得同時改革司法、執法、行政、醫療等諸般效率,貪污空間就大為降低,而印度官僚薪金極低,沒有額外收入,又可能造成其他問題。

婆羅門女精英與基層婦女受害人

最諷刺的是印度婦權如此低落,國家最精英階層卻盛產女領袖。例如昔日的印度鐵娘子甘地夫人巾幗不讓鬚眉,曾下令把「午夜之子」予以閹割;現任印度國大黨領袖索尼亞.甘地不但是女流,還是外族;印度國會議員也有不少女性精英,一律雍容華貴。單看上層結構,實在難以想像基層婦女的慘況。其實,這兩極的婦女,是有其共生關係。表面上,印度政府也尊重女權,2009年起,更在地方治理的Panchayat Raj框架其中一個層級,定下男女議員的1:1比例。但實際上,能夠參與政治的印度女性絕大多數來自高種姓家族,她們既有家族背景被提名、又較容易得到女性選票,就成了政壇貴族,對此華中師範大學學者劉筱紅與其學生,曾做了頗有參考價值的和中國的比較研究。既然印度女精英的權力來源多來自種姓,就不大可能改革傳統,否則她們的地位同樣會失去;而基層婦女以為有了「婦女代表」,卻又麻痺了抗爭的心態。此案審結後,究竟印度女權能否改善?相信枝枝節節的改革總會有的,但要改變本質,殊不樂觀。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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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4:56 pm

解構馬里悲劇(一):昔日的「非洲和諧社會」
【咫尺地球】西非國家馬里忽然成為全球焦點,先是法國高調出兵馬里「反恐」,然後阿爾及利亞激進分子聲稱為了支援馬里叛軍,製造了近年最大規模的跨國人質綁架案。然而香港人還是會問:與我何干?其實卻是有關的。馬里局勢急速惡化,不過是近年的事,此前「馬里模式」代表了一個維穩樣板,一度被認為值得鄰國效法。當「非洲穩定綠洲」逐步淪為恐怖活動中心,給西方的震撼是巨大的:連馬里也可以這樣,那幾乎任何第三世界國家也有同樣可能。要明白今日亂局,我們先要瞭解昔日馬里緣何成為楷模。

昔日的非洲民主綠洲

在冷戰時期,大多數非洲國家實行獨裁管治,直到冷戰結束,西方大國不再需要和非洲獨裁者合作抗衡蘇聯,逼使各國改革,令非洲各國出現民主化浪潮,馬里也在1991年爆發推翻獨裁者的「三月革命」,並在翌年修憲,落實全民普選、三權分立。與鄰國相比,馬里是民主化得最徹底的非洲國家之一,除了制度,也因為馬里的直選總統較能實現全國和解,軍隊干政也不嚴重。2002年,首任民選馬里總統完成十年任期,政權和平移交到下一任,更成為政權輪替的典範。美國前總統布殊設立「千禧合作計劃」挑選符合人權、法治、廉潔等標準的國家援助,馬里就是第一批達標的少數非洲國家之一。

「非洲和諧社會」

雖然馬里境內有眾多少數族群,包括這次起事的主角圖阿雷格族(Tuareg),但總體來說,馬里社會一直以對族群寬容著名。馬里憲法規定,政黨不能單以族群劃分,避開了像東非肯雅那種族群主導的民主,以往分離主義也不是競選主要議題。圖阿雷格族雖然不時起事,但這群聚居地橫跨西非數國的遊牧民族明白,與尼日爾、阿爾及利亞等鄰國相比,馬里政府對他們已算不錯,起事只是為了向中央爭取資源。就是到了今天,還有很多圖阿雷格人住在南馬里,支持中央政府,反對同胞搞獨立。

馬里對宗教議題也十分包容。雖然九成以上國民信奉伊斯蘭教,但馬里憲法規定國家是世俗國家,教士沒有參政傳統,而且馬里遠離伊斯蘭中心,國內穆斯林一般把伊斯蘭教義與本地習俗、傳統宗教糅合在一起,激進伊斯蘭一直沒有市場。馬里人又以酷愛音樂、體育聞名世界,全球最著名的馬里人就是那幾位歌手、球星,更不會喜歡激進分子提倡的單調生活。

其實「馬里」這國名,本身就暗示了宗教寬容:它源自中世紀輝煌的馬里帝國,這個國家出了一位著名的黃金大王穆薩王(Mansa Musa I),他去年被《名人淨值》網站評為人類史上最富有的人。馬里帝國名城廷巴克圖(Timbuktu)是當時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被稱為「333聖人之城」,不但是世界文化遺產,也在「新七大奇蹟」選舉進入最後二十名。然而廷巴克圖遺跡屬於伊斯蘭的「異端」蘇菲教派,不被主流穆斯林接受,馬里卻表明以此自豪,這已說明一切。

後9/11的西非反恐橋頭堡

有了上述本錢,馬里也在區域安全扮演積極角色,認為自己有責任協助鄰國維持穩定,打擊激進勢力。9/11後,美國針對西非的激進組織,成立了「泛薩哈爾反恐計劃」(Pan-Sahel Initiatives),把馬里、尼日爾、乍得、毛里塔尼亞等西非國家拉在一起合作反恐,後來擴充到十一國參與的「跨撒哈拉反恐計劃」。在這些國家當中,馬里是最受信任的政府,成為美國重點合作夥伴,馬里軍人在中西非衝突中,都有被派到當地維和。美國軍事教官也以馬里為落腳點,不少新一代馬里軍人獲邀到美國受訓,更令人對這支軍隊有所期望。何況馬里雖窮,但近年既得到美援,又成為中國投資對象,加上傳統法資,倒也令人憧憬。

好了,就是這個「馬里模式」,在過去一年完全破產:首都爆發政變,民選總統被軍人趕下台;政府軍不堪一擊,而搞政變的領袖,卻是美國訓練的維穩精英;圖阿格雷族攻陷北部全境建立「阿扎瓦德國」(Azawad),日常生活的族群矛盾變得尖銳;連立國象徵廷巴克圖陵墓,也被激進伊斯蘭軍破壞。究竟哪裡出了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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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4:57 pm

解構馬里悲劇(二):全球化激化分離主義立國夢
【咫尺地球】究竟是甚麼因素,令「非洲和諧之都」馬里變成恐怖活動天堂?微觀原因當然很多,像不少人談及的利比亞內戰令武器流入,但那些實在不是主因。反而以下四大全球化時代的國際因素,才是「馬里模式」崩潰的關鍵,而且類似現象很可能在其他國家陸續出現。今天先談第一項:全球化如何激化分離主義者的立國夢。

冷戰後的「泛柏柏爾主義」

以往一個民族要爭取更大程度的自治、或獨立建國,要麼有龐大的跨國資源,例如猶太復國運動;要麼投靠大國,成為其附庸。馬里北部的圖阿雷格族在2012年起事前,在過去一百年,已先後四次爆發騷亂,但一直未成氣候,除了軍事力量不夠,也因為它沒有任何大國當後台,又缺乏國際網絡支援,只能孤軍作戰。但冷戰結束後,不少國家、族群重新建構身份認同,各種互相排斥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宗教主義紛紛復興,例如興起激進伊斯蘭主義之餘,也有阿拉伯民族主義針鋒相對。

馬里起事的圖阿雷格人,屬於遊牧民族柏柏爾人(Berber)的一支。他們主要生活在馬里、尼日爾、阿爾及利亞、利比亞、布基納法索五國,被法國殖民前,原來就建立了鬆散的邦聯,而在撒哈拉沙漠,國界是不重要的,所以他們的向心力依然很強。但上述各國脫離法國殖民者獨立後,城市化過程令不少圖阿雷格人遠離根據地、走入社區,令其身份認同大為削弱。直到冷戰結束前後,泛突厥主義、泛亞美尼亞主義、泛庫爾德主義等紛紛興起,圖阿雷格人的母體柏柏爾人也通過塑造阿拉伯人為對手,興起「泛柏柏爾主義」,其起源可追溯至八十年代的阿爾及利亞。受到這思潮鼓勵,圖阿雷格人之間的跨國合作越來越多,例如他們在1990-1995年起事,就是馬里、尼日爾兩國的圖阿雷格人同步進行,而富抗爭經驗的阿爾及利亞南部,也成了圖阿雷格人的訓練地之一。

摩洛哥的「西撒哈拉問題」捲入馬里的「圖阿雷格問題」

圖阿雷格人人數不多,近年居住地分散了,原來再不容易維繫身份認同的樞紐。然而互聯網的興起,卻及時地解決了這問題,讓居住在撒哈拉沙漠各方的族人實時溝通。最典型的例子是兩名圖阿雷格青年被馬里政府以「叛國罪」下獄,卻迅速成為當地新生代的Facebook英雄,被聲援、被「like」無數,結果令圖阿雷格青年連成一線,就像茉莉花革命那樣。

1995年,柏柏爾人成立了自己的跨國組織「Amazigh World Congress」,作為強化身份認同、互相支援的機制,圖阿雷格人開始有北非其他柏柏爾人為奧援,例如摩洛哥。圖阿雷格族單方面「立國」,摩洛哥政府宣佈不予承認,民間卻普遍同情這些遠房親戚。摩洛哥評論員Hassan Masiky認為政府應協助圖阿雷格人爭取較大權益,起碼要讓他們爭得自治,因為這對摩洛哥也有好處:只要國際社會承認了「馬里主權下的圖阿雷格自治模式」,摩洛哥多年前吞併西撒哈拉造成的「西撒問題」,也可用同樣方式解決。這些發展,都讓圖阿雷格人不像1962年馬里獨立後第一次起事時那樣孤立。

卡達菲倒台與馬里亂局:是果,不是因

不少評論認為,西方國家支持利比亞反對派推翻卡達菲政權,令效忠卡達菲政權的圖阿雷格雇傭兵拿著先進武器返回馬里打內戰,才是馬里亂局的導火線。其實,這是倒果為因。以北馬里和圖阿雷格族為主要調研對象的《獨立報》專欄作家Andy Morgan,曾在去年發表了一篇詳細的時局分析,介紹了一些圖阿雷格領導人,包括他認為最有遠見的老兵Ag Bahanga。此人在多次起事失敗後,明白到必須依靠跨國網絡的力量,於是流亡到利比亞靜待時機,一看到利比亞反對派進行示威,就預見了卡達菲的結局,立刻以上述意識形態,說服卡達菲軍隊內的圖阿雷格人及早叛離,返回馬里追尋建國夢。換句話說,圖阿雷格雇傭兵的離開,並非在卡達菲覆亡後才開始,反而這是卡達菲軍力下降的原因之一。要是沒有泛柏柏爾主義的散播,激化了圖阿雷格立國夢,雇傭兵也許會留在利比亞、或走到別的地方,成為一方軍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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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4:57 pm

解構馬里悲劇(三):南蘇丹、南美毒梟改變國際潛規則
【咫尺地球】在馬里亂局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圖阿雷格人原來只要擴大自治,現在卻上升到立國,這也是受新的國際形式感召,因為與非洲分離主義相關的潛規則,近年已被改變。

三新非國鼓舞圖阿雷格族立國夢

在冷戰時代,非洲團結組織堅守一大原則,就是尊重殖民時代疆界、不容許新國家輕易獨立,以免族群問題極複雜的非洲大陸天天內戰。但冷戰結束後,這潛規則卻備受調整,有兩個新國家成功在非洲獨立,並得到國際社會認同。

其中一個是由埃塞俄比亞分裂的厄立特里亞,那勉強還可以算是沒有違背「尊重殖民邊界」原則,因為厄國曾獨自成為意大利殖民地,後來被埃塞強行兼併。但2011年獨立的南蘇丹就完全不同,從來沒有作為一個整體被單獨殖民。

既然如此,圖阿雷格族分割北馬里,成立「阿扎瓦德國」,也不是沒有先例。起碼他們也能舉出馬里獨立前,圖阿雷格諸酋長寫給法國總統戴高樂要求獨立建國的信,作為歷史佐證,相信「南蘇丹人做到的,我們也做得到」;去年圖阿雷格人單方面宣布立國時,正是馬里發生政變廢除憲法的一刻,其「分裂領土」行為以馬里失去有效管治為背景,並非毫無理據。

長年爭取獨立的庫爾德人在冷戰結束後的際遇,也鼓舞了圖阿雷格人。庫爾德人同樣散居在多個國家,立國無期,更一度被伊拉克的薩達姆殘酷鎮壓。但薩達姆倒台後,伊拉克被分為三大勢力範圍,北伊拉克成了庫爾德人「高度自治」的地方,除了名義上不是獨立,基本上和獨立國無異,也成了其他各國庫爾德人的大本營。讓北馬里變成圖阿雷格人的北伊拉克,支援鄰國同胞,正是他們的夢想。

「可卡因專機」改變馬里生態

另一個全球化改變了的潛規則,就是本身資源的局限,可以被極短時間內出現的非法貿易改變,再顛覆當地原來的社會倫理和制度。馬里是全球最窮困的二十五個國家之一,但貧窮不一定滋生分離主義或恐怖主義,原因很簡單:獨立了,也不一定富得起來。

圖阿雷格人聚居的北馬里,卻忽然在過去數年找到新財源:自從美國嚴打墨西哥販毒集團,南美毒梟就要開闢新線路,把毒品輸送到歐洲。此時金磚國家崛起,巴西大舉開闢和非洲國家的貿易航線,結果也變成新興毒品航線,各國毒梟紛紛使用。

其中巴西毒梟的最愛中介是同屬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但地處撒哈拉沙漠、能溝通非洲南北兩部的北馬里地廣人稀,比政府大本營所在的南部更容易和歐洲交易,也成了新興毒品中轉站。年前有南美毒梟租了一架波音客機,載滿十噸可卡因,直接從委內瑞拉飛到馬里運貨而意外墜機,總算讓這條航線曝光,比電影能想像的規模更誇張。這樣一來,圖阿雷格人有了新「業務」,而這業務往往要靠恐怖分子掩護,令倒向激進勢力的族人愈來愈多。

另一方面,由於從事這門「業務」的人需要本地身分掩護,一些原來沒有強烈意識形態傾向的人,也紛紛加入圖阿雷格叛軍。昔日族人起事只為向中央要資源的簡單局面,就徹底複雜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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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馬里悲劇(四):蓋達的「新加盟店政策」
【咫尺地球】馬里變成恐怖活動中心的另一個關鍵,自然和激進伊斯蘭組織、特別是「伊斯蘭馬格勒布蓋達」(AQIM)有關。但正如我們曾介紹,激進思想在講求包容、喜愛音樂的馬里沒有市場,為什麼這次能成為氣候?

加盟店騎劫本土主義

這答案源自9‧11後,美國令拉登的蓋達被迫轉型。由於上層指示再難下達,蓋達總部不能再直接建立各地支部,只能接受信奉同樣「理念」的地區組織加盟。例如「伊拉克蓋達」,原來就是扎卡維的嫡系組織;現在聲名大噪的AQIM,原來也是阿爾及利亞人自己成立的組織,由名到實都與蓋達無關,後來獲得總部確認,才使用統一「集團品牌」。

這類「加盟店」雖能擴大蓋達的聲勢,但往往過分強調宗教、忽略單純的本土議題,而單憑對伊斯蘭教法的堅持,並不容易爭取一般人民支持。問題是蓋達基本教義並不支持任何伊斯蘭國家、包括分離主義的建國訴求,因為他們要建立的是伊斯蘭國度,若變成為獨立而戰,就「腐敗」了。為解決以上兩難,蓋達的「地方加盟店」,就發展了另一批不以蓋達命名的子組織,有些直接從母體分裂,有些和當地組織結盟,目的就是以本土主義的面貌魚目混珠。例如在利比亞,包括蓋達成員在內的伊斯蘭激進分子和反對派一起作戰,一面推翻卡扎菲,一面拓展勢力;在敘利亞,他們也和西方支持的反對派一起推翻阿薩德。尼日利亞北部的激進伊斯蘭軍「博科聖地」(Boko Haram)近來成了AQIM盟友,正是這類組織的典型:既強調宗教,又策略性地利用分離主義,其活躍地區正是昔日北尼日利亞的「博科帝國」故地。

馬里叛軍Ansar Dine的雙重性格

馬里叛軍的情也是這樣。圖阿雷格人爭取自治或獨立的最大組織,原來是「阿扎瓦德民族解放運動」(MNLA),他們只希望立國,反對伊斯蘭教法一類主張。但在內戰期間,逐漸冒起的卻是另一個圖阿雷格人組織「信仰捍衛者」(Ansar Dine)。初時當地人搞不清楚兩者的分別,以為都是爭取自治的組織,而Ansar Dine作戰能力更高、資源更豐富,得到不少支持。後來Ansar Dine的真面目逐漸出現,一來和AQIM關係千絲萬縷,二來本身就主張使用伊斯蘭教法,但那時候他們已佔據名城,羽翼已豐。最後兩個組織反目,反而是較單純的MNLA被逐出勢力範圍,可說是蓋達成功騎劫了圖阿雷格人的民族感情。

但事到如今,Ansar Dine客觀上還是圖阿雷格人的代表,就是當地人對禁止西方音樂一類激進作風如何不滿,也未必願意挺身而出。這是因為他們的自身利益也被綑綁在一起,犯了共孽,例如不少沒落的圖阿雷格貴族利用亂局,把那些已被釋放的昔日奴隸重新捉回來,擔心一旦Ansar Dine崩潰,新政府會對全體圖阿雷格人秋後算帳。這情況就像阿富汗的塔利班,基本上以普什圖族人為主體,激進主義和要獨立建國的「大普什圖主義」糾纏在一起,否則塔利班單靠宗教熱情,是不可能保住元氣的。

蓋達支部不斷分拆的目的

AQIM還在同一地區分拆了另一支部:「西非統一及聖戰運動」(MOJWA)。相對於AQIM總部由阿爾及利亞人主導、Ansar Dine的主要組成是圖阿雷格人,MOJWA也有其特色,就是由黑人、特別是馬里黑人領導。換句話說,那些不屬於圖阿雷格人的馬里人,要是有意加入「聖戰」,就毋須被迫融合到其他族群,還有一個度身訂做的黑人框架可以使用,這可算是AQIM變相放棄「聖戰凌駕一切種族」這理念的隨機應變。其實,參加這些子組織的都是些什麼人?我們不能排除有個別基於純「理念」加入的成員,但觀乎馬里缺乏激進主義傳統,似乎他們更可能是通過綁架、販毒維生的邊緣人。

當法國高調介入馬里,以取締「阿扎瓦德國」、重建統一馬里為目標,更容易激起當地民族主義,主要處理不善,反而可能將本來各有矛盾的組織,又重新聚在一起。假如馬里政府未能推出德高望重的圖阿雷格人打對台,讓蓋達繼續騎劫分離主義運動,法軍更必須主動拉攏MNLA,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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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馬里悲劇(五):中美法大國博弈連鎖效應
【咫尺地球】馬里局勢惡化後,國際社會貌似行動一致,但其實利益並不一致。觀乎近年大國爭奪非洲的佈局,無論哪國出現動亂,差不多的結果幾可預料,因為他們的利益差異,必然發生結構性衝突。

法國與「三杜爾精英階層」

馬里作為法國前殖民地,自然和法國關係密切,雖然在立國初年倒向蘇聯陣營,但不久就重回巴黎懷抱,傳統精英階層幾乎都有留法經驗,而法國與當地大家族、酋長等,依然有特殊感情。像馬里民主化後的第一任總統M杜爾(Moussa Traore),就曾在法國軍事學院讀書,被巴黎視為可靠的伙伴。他的繼任人、也就是去年被政變推翻的A杜爾(Amadou Traore),也在法國接受軍事訓練,他在1991年推翻獨裁者,被視為得到法國首肯。到了現在那位馬里元首,即政變後各方妥協下產生的代總統D杜爾(Dioncounda Traore),就學單位也是法國尼斯大學,就是他寫信向法國求援,令法國出兵。他接任後不久,軍人又企圖發動政變,衝入總統府把他脫光衣服圍毆,此後他出國避難數月,地點自然還是法國。法國這時候出兵除了有資源利益計算,也是回應了「三杜爾」代表的精英階層,希望鞏固對西非各國傳統精英的向心力。

美國姑息中層軍人政變

美國近年以非洲為反恐戰爭基地,美軍又在非洲設立司令部,自然也需要籠絡當地領導層。但美國的統戰重點並非傳統精英,而是有潛力成為未來領袖的中層新星,也較重視和中央政府鞭長莫及的地方勢力合作。去年發動馬里政變的中級軍官Amadou Sanogo,曾獲邀到美國培訓,統率美國訓練的新軍,就是美國軍事計劃培養出來的典型例子。有趣的是這位「美國產品」發動政變後,華府卻一反常態,沒有像其他西方國家那樣、也沒有像回應其他政變那樣,立刻凍結對馬里的援助,而是強調美國和馬里的反恐合作必須延續下去。

在美國大學任教的西非政治學者Okey Iheduru認為,這反映美國對馬里親美政變集團的「戰略性含糊」,並相信華府有人認為這些軍人比起不能「做實事」的民選政府,更能提供反恐支援。要是政變失敗,原政府得以運作,叛軍是否還是勢如破竹,尚未可知。而Sanogo控制大局時,法國是沒有任何出兵打算的。

中國投資非洲與反華思潮

至於近年已成為馬里最大貿易伙伴的中國,角色也不容忽視。法國出兵後,西方有媒體批評中國沒有盡應有責任、「搭便車」,若這指中國沒有出兵維和,並不公平,畢竟中國要在非洲培植法國、美國那樣的軍事實力,在可見將來都是不可能的。中國進入非洲的重點工作對象,從來只是國企、民企,與及能影響相關投資的官員。但宏觀而言,這又確實不代表中國作為最大貿易伙伴,在馬里盡了應盡的責任。

中國在非洲各國的投資,往往被批評為只顧做生意,漠視支援當地社會福利、不願培訓本土人員、參與西方國家不從事的基層買賣「與民爭利」、不尊重當地人民生活文化等,令不少非洲國家存在民粹的反華傾向,包括在發生人質危機的馬里鄰國阿爾及利亞。結果每次出現亂局,中國要保護的經濟利益,往往不是當地人民的保護重點,而一旦亂局延長、變成經濟危機,象徵暴發戶的華商,就容易變成替罪羊。也許是基於這分憂慮,中國沒有發揮最大貿易伙伴的身價,沒有想過牽頭調停各方。

換句話說,這些國際互動令法國不願第一時間出兵、美國不願第一時間打壓政變、中國不願第一時間以貿易優勢施壓調停,而他們之間在「全力合作」門面工夫下的互不信任,只會隨着馬里局勢膠着而白熱化。只要局面不能在短期內解決,中國就會懷疑是法國串同美國故意拖延,以影響中國在馬里的利益;法國會質疑美國不協助直接出兵,是陰謀拖垮法國、乃至歐洲經濟;美國會擔心一旦北馬里分離成為既成事實,當地會和中國建立經貿關係。馬里昔日的模範狀態,可能就一去不返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係研究月刊》總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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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沈旭暉2013(1月至12月)文章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4:58 pm

中美之間的無間道?-金正恩核試的計算
北韓核試,舉世譴責,究竟金正恩在打甚麼算盤?

表面上,核試是為了鞏固金正恩在「先軍政治」體制的權力,每次北韓成功發射導彈、核彈,高層都會被調整,金正恩用這類口實更改人士佈局、確立個人領導權威,並不為人意外。同樣不為人意外的是這類核試,可以測試南韓、日本等新領導的態度和底牌,與及美國對這些盟友的實質支持度,這也是金氏政權家傳的「brinksmanship」外交策略的延伸。至於獲得美國安全保證,從來是北韓核計劃的指導思想,無論有沒有這次核試,這目的一貫存在。

但這次核試,卻還有一個訊息:金正恩再次顯示了希望繞過中國、與中國主導的六方會談,而直接與美國對話的意欲。

在過去一年,中國對金正恩政權不時批評,北韓對北京也不時流露不滿,而且不滿內容由國家大事到生活瑣事,無所不包。自從中國高調反對北韓核試,朝方對北京的不滿就十分露骨,這還可以理解;不久前,北韓駐北京大使館發出了抗議,指中方媒體報道金正恩曾整容是「失實報道」,認為中國沒有盡責任捍衛這個盟友的尊嚴,這類事情,就更似挑釁。

相對而言,雖然北韓核試的公開原因是「回應美國的敵對行為」,但金正恩上台後,其實對奧巴馬伸出了不少橄欖枝。這不單是指他安排山寨迪士尼演出、邀請前新墨西哥州長訪問金日成綜合大學一類行為,更重要的是兩國曾達成了一個「閏日交易」協議,以北韓暫停試射,換取美國援助240,000頓食物,與及華府含混不清的安全保證。

雖然最終金正恩的火箭、核彈還是射了,美國新一輪制裁也可以預期,但畢竟金正恩已建立了多重與美國官方、民間溝通的管道,而利用同樣的管道,也可以進行核試後的外交接觸。有評論認為北韓越是孤立,越要依賴中國;但反過來說,由於中國與其他大國的表面立場已趨於一致,北韓卻增加了直接與美國溝通的動機。須知美國對朝政策從來是壓制+接觸雙軌進行的。

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北韓核試前,除了通報中國,也通報了美國。以往金正恩也曾在發射導彈前,及早通報美國,一改父親金正日的作風,而這次公開把美、中作為通報對象並列(而沒有通知俄、日、韓三方),更有象徵意味。雖然美國回應強硬,但對北韓正調節其外交大方向,相信心領神會。

當然,北韓要脫離中國影響力是不可能的,但像緬甸那樣,儘量爭取國際空間,避免一邊倒,以增加對華討價還價的本錢,卻是可行的。北京目前也確實不懂回應北韓:無論怎樣高調譴責,西方看來都是在繼續包庇北韓,日韓也會以此為由擴軍、深化與美合作,因為在目前情況,中國一天沒有可行的「Plan B」,都不可能真正切斷對金正恩的援助;而無論怎樣援助北韓,都不可能壓制金正恩同步與美國發展關係的意欲,也不可能令北韓失去批評中國的口實。

假如北韓通過核試能逼使西方對話,而保住中國無可選擇的支持,鞏固了內部權力的金正恩,就是贏家;假如西方在北韓核試後只是制裁而不接觸、中國真的參與全方位制裁,金正恩就是輸家。金正恩大概以為自己已看準了兩國的弱點,不打無把握的仗,而觀乎奧巴馬的「接觸+壓制」政策、中國「不戰、不亂」的對朝方針(另一方針「無核」已放到最後),他的算盤到今天為止,還是敲得響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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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4:59 pm

查韋斯的秘密:「反美鬥士」與美國的默契(一)
拉美傳奇領袖查韋斯病逝,拉美領袖空群出席其葬禮,古巴、伊朗、白俄羅斯等美國敵人一律表示深切哀悼,查韋斯的「反美鬥士」形象更深入民心。然而仔細看查韋斯治國十四年的政績,不難發現他雖然天天咒罵美國,乃至說布殊是「魔鬼」,但在經濟層面,始終沒有挑戰美國核心利益,反而在關鍵立場和美國有充分默契;就是在戰略層面與美國勢成水火,卻也沒有口實被納入「邪惡軸心」。對這奇怪的關係,內地國際關係學者稱之為「鬥而不破」,認為是查韋斯「以大局為重」──這也許不錯,但更重要的是美委關係「外張內弛」,反而比純粹合作更符合兩國利益。

委內瑞拉經濟政策從未挑戰美國利益

先說查韋斯的最大憑藉: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他要求外資石油公司與委內瑞拉國家石油公司重新簽約,對其參與本國石油業進行種種限制,後來乾脆連對石油業提供的服務也國有化,並以相關資源投資福利項目,令他受到貧民歡迎。但由於這些福利項目多以解決即時問題為目的,鮮有發展其他產業,人民自然越來越依賴政府,加上查韋斯認為推高油價是他施行福利的武器,令石油幾乎成了委內瑞拉的單一產業, 同時也令委內瑞拉對入口的依賴越來越深。

外資石油公司也許覺得在委內瑞拉投資風險大,但一般美國企業、乃至美國商貿官員,感覺卻恰恰相反。委內瑞拉的石油提煉技術有限,主要還得從美國引進,而對委內瑞拉石油有大量需求的區內國家,也必然要包括美國。結果就十分諷刺:「查韋斯模式」越是啓動,委內瑞拉越是不可能切斷和美國的經濟聯繫,雖然他不斷「威脅」停止向美國供應石油,但客觀事實是,他根本沒有替代方案。所以在查韋斯任內,在他天天反美的同時,委內瑞拉最重要的能源出口市場依然是美國,佔其總產量起碼六成。

而且根據《金融時報》的數據,委內瑞拉由於缺乏技術,每向美國出售10桶原油,就要以高價購回2桶被提煉的汽油。查韋斯一向視前朝精英為美國傀儡,但不少反對查韋斯的前朝精英,反而批評查韋斯的經濟政策過份依賴美國,曾任委內瑞拉發展部長的經濟學教授、後擔任權威期刊《Foreign Policy》總編輯的Moises Naim就是代表人物。而一些曾支持查韋斯的游擊隊領袖,和他也以同樣原因反目,像查韋斯前度親信Douglas Bravo就說他的政權「看上去是革命的,但實際上還是新自由主義」。

美國品牌壟斷委內瑞拉市場

委內瑞拉靠「石油福利」帶動經濟增長、卻缺乏其他產業導致的入口依賴,也令美國成為委內瑞拉最大入口國,而且雙邊貿易持續上升,美國企業大為受惠,利益甚至比從前更大。在伊朗、古巴、北韓等反美國家,遊客難以看到麥當勞、星巴克,但委內瑞拉從來是美國品牌天堂,它們的廣告經常在查韋斯的反美標語旁邊出現。委內瑞拉反對派始終沒能在美國建立龐大勢力,也是因為查韋斯政權雖然開罪了國內中上層,卻不為美國企業反感,反而是美國既得利益的重要夥伴。甚至華爾街投資銀行也和委內瑞拉關係密切,查韋斯要賣債券,得聽他們意見;在民間層面,「整容旅遊」也為委內瑞拉吸引了不少美國遊客。兩國在不同層面的相互依賴,遠超外間想象。

外交關係協會的《與查韋斯一起生活》建議書

某程度上,查韋斯為委內瑞拉爭取了國際地位和自主權,但結構上,卻還是脫離不了美國影響,甚至因為其「石油福利」體系的落實,比從前更不能脫離美國。意識到這點,不少美國外交官、智庫早就向政府建議一道應付查韋斯的簡單公式:根本無須理會他的任何反美演出,也不必把他妖魔化,只需強調兩國在務實層面的合作,暗中傳達美國不能接受的幾條底線就是。美國應表明當查韋斯違背這些底線,就會全面反擊,也會以「違背普世共識」為由孤立委內瑞拉,但只要查韋斯在安全線前停留,就會放任他演出,換取鞏固雙邊經濟。外交關係協會Richard Lapper的政策報告書《與查韋斯一起生活》(Living with Hugo),就是把上述方針具體化的例子。對美國這策略,查韋斯也是心照不宣,結果查韋斯和美國就結成了奇異的共生關係,直至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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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5:00 pm

委內瑞拉大國夢:拉美一體化為巴西作嫁?(二)
查韋斯的最大遺產除了在內政層面,還包括推動拉美一體化,但誰能真正繼承這份遺產,卻幾乎肯定不會是委內瑞拉的新總統,因為這涉及三個整合模式的競爭。

拉美整合的另類選擇?

查韋斯視南美獨立領袖玻利瓦爾為偶像,幻想在拉美建立意識形態相近的反美大聯盟,以抗衡原來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區計劃。他最早的嘗試是在2004年建立「美洲玻利瓦爾同盟」 (ALBA),開宗明義要替代美國的計劃,並試圖以自創的區域貨幣Sucre取代美元結算。這同盟局限在意識形態相近的少數幾國,但畢竟鞏固 了委內瑞拉和古巴、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尼加拉瓜等國的關係。

更實際的有2005年開始的「加勒比石油計劃」 (Petrocaribe),委內瑞拉為簽約國提供極廉價石油,換取各國的服務(例如醫療),這令委內瑞拉一時成了拉美領袖,古巴、尼加拉瓜宣佈和委內瑞拉同步悼念查韋斯七日,主因是查韋斯解決了他們的能源問題。特別是被禁運的古巴,有了加勒比石油計劃,才能有一場及時雨。此外,查韋斯也是其他拉美一體化組織的推手,例如2008 年成立的南美洲國家聯盟,以及2011年成立的拉美及加勒比海國家共同體。

然而「查韋斯模式」本就難以在非石油國家複製,沒有委內瑞拉的石油資源,同類領袖在別國不可能落實大規模改變,只能在符合傳統財政紀律、自由市場的基礎上予以改良,《Foreign Affairs》期刊日前的文章《查韋斯再會》(So Long, Chavez)對此有詳細解釋。最接近查韋斯路線的玻利維亞、厄瓜多爾被稱為「拉美鐵三角」,但也受惠於本國石油,而且他們與委內瑞拉合作,除了意識形態原因,也有石油體系的互動元素在內。

在鐵三角外,查韋斯模式的吸引力就大打折扣,他支持的「秘魯查韋斯」烏瑪拉當選失敗,被視為指標性結果。而且由於查韋斯太「熱心」其他拉美國家內政,在一些選舉,「親查韋斯」反而成為候選人在關鍵時刻被抹黑的「原罪」,這在秘魯、墨西哥選舉都有出現;連他的鐵桿盟友玻利維亞總統摩拉里斯也受到壓力,認為他不夠獨立自主。

拉美整合的未來:委內瑞拉為巴西作嫁?

換句話說,查韋斯提倡的拉美整合,也只有一個真正的支點:又是委內瑞拉的石油。一旦國際石油價格劇降,或替代能源正式出台,或委內瑞拉國內出現經濟危機,這些同盟、計劃就可能名存實亡。那時候,一些拉美國家習慣了依賴委內瑞拉,卻不一定能夠回到孤軍作戰,可能還是別無選擇,只得加入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區。美國也意識到從前的拉美政策只走上層路線、忽略基層利益、過份強調新自由主義是一個錯誤,目前正打算重新建立針對拉美的聯盟,但有了查韋斯的前科,也不得不對提供類似優惠作一定妥協。

其實要是沒有查韋斯搞局,根據自然發展,主導拉美整合的國家,原來應是巴西。巴西是21世紀的潛在世界大國,正積極拓展國際影響力,也對美國的貿易保護政策一直不滿,年前兩國更曾爆發小規模貿易戰。對美國長遠而言,相對溫和、同樣左傾、而沒有放棄財政紀律和自由貿易的巴西,也許比查韋斯的委內瑞拉更難應付。查韋斯死後,拉美左翼龍頭的位置很可能被巴西取代,因為拉美各國多認為「巴西模式」比「委內瑞拉模式」可行,而有了查韋斯建立的基礎,巴西接手也容易坐享其成。宏觀而言,美國與前者競爭,可能比與後者競爭更吃力,這正是國際政治的吊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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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5:01 pm

「準邪惡軸心」查韋斯的國際規範(三)
查韋斯和從前的利比亞、伊拉克和現在的古巴、伊朗等過從甚密,令委內瑞拉幾乎被列入「準邪惡軸心」名單。但值得注意的是,查韋斯在參與這類危險外交的過程中十分克制,雖然要調節美國霸權,卻從不敢越過國際社會接受的底線,這也是他得善終的主因。

反叛的姿態,謹慎的態度

以查韋斯在2000年訪問伊拉克為例,那是薩達姆政權被制裁以來,訪問該國的首名國家元首,象徵意味濃。但查韋斯懂得分寸,並非純粹以委內瑞拉總統身份進行訪問。他當年在委內瑞拉主辦石油輸出國組織第二次元首會議,才以主辦國元首身份訪問所有成員國,於是把訪問伊拉克自圓其說為「盡國際組織的責任」。而且他並沒有乘坐飛機到伊拉克,而是從伊朗駕車越過邊界,因為聯合國有禁飛令,這反映查韋斯對國際秩序的微小動作十分在意。他需要的是挑戰者的姿態,不敢要的卻是改變國際秩序的實質行為。

另一個例子是委內瑞拉和鄰國哥倫比亞的關係。哥倫比亞是最親美的拉美國家之一,與委內瑞拉存在邊界糾紛,兩國關係頗差,亦曾爆發衝突。美國在哥倫比亞立足的官方理由,是協助打擊哥倫比亞毒梟,與及被列入恐怖組織名單的游擊隊,這些理由符合國際社會認可的普世價值,查韋斯也不敢公然挑戰。哥倫比亞政府經常批評查韋斯收容叛軍,查韋斯卻曾公開和美國、哥倫比亞合作:2012年,南美大毒梟El Loco在委內瑞拉被捕,追捕工作卻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主力進行,並得到哥倫比亞大力協助。這類合作並不符合委內瑞拉外交主旋律,顯示查韋斯希望傳遞以下訊息:他重視國際規範,而且不會挑戰國際社會認可的普世價值。

查韋斯援助麻省窮人,獲羅姆尼讚揚

有趣的是,美國一方面批評委內瑞拉在反恐、反毒戰線沒有很好的配合,布殊甚至說委內瑞拉沒有履行國際禁毒協議,但卻沒有進行任何制裁,態度和對待古巴、伊朗完全不同。而那些被中國視為搞「顏色革命」的美國外圍組織,例如常被此間愛國媒體點名的NDI(全國民主研究所)、IRI(國際共和研究所),依然有小規模援助委內瑞拉民間社會,查韋斯聽之任之。查韋斯也曾以人道理由對美國貧民施以石油援助,甚至與麻省簽訂了援助協議,當時擔任麻省州長、去年與奧巴馬競逐總統的羅姆尼對此大為讚揚,美國聯邦政府也是聽之任之。

有了這默契,查韋斯就懂得避重就輕,在碰到國際規範時退回紅線內,所以他從不會支持伊朗擁有核武,表明反對伊朗總統對以色列的威嚇,只會像中國那樣說支持伊朗「和平使用核能」;他也願意在反毒層面與西方合作,以免出現「支持恐怖分子」的口實。雖然委內瑞拉國內存在種種人權問題,但主要是指查韋斯破壞三權分立、打壓反對派,而他畢竟沒有像敘利亞、利比亞那樣殘害人民生命,更沒有像卡達菲、薩達姆等涉及支援恐怖份子或進行侵略戰爭,令國際近年興起的「R2P」(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則,不可能被用來干涉委內瑞拉。查韋斯得善終,卡達菲、薩達姆不得好死,並非偶然;美國認為無需把查韋斯逼上絕路,也源自同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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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5:01 pm

如果查韋斯掌權到88歲(四)
【咫尺地球】查韋斯58歲英年早逝,在區內聲望如日方中,政績亮麗,貧窮家庭數目大幅減少,教育水平大幅提高,貧富懸殊大幅收窄,人均GDP增長一倍、失業率卻下降一倍,效果立竿見影,反映毋須語言偽術也能「做實事」,無論喜歡他與否,都不能否定這些成就。
但假如他多活30年,不斷連任下去,委內瑞拉會怎樣?他的結局又會怎樣?

單一經濟可持續30年嗎?

「查韋斯模式」的最大憑藉是石油,他的政權自然也全繫於石油。查韋斯執政期間,油價由最低位升至最高位,這10倍的差額,讓他的社會福利得以全面落實。但假定「石油福利」在未來30年還能持續,未免變數太大:一來新興能源愈來愈多,石油本身也可能被取代,一旦中美等可大量廉價開拓頁岩氣、可燃冰一類新興能源,不要說委內瑞拉,連中東的地緣政治也會徹底改變。一些依賴石油的中東國家例如阿聯酋、沙特等積極讓經濟轉型,委內瑞拉對石油的依賴卻比從前更深,這並不健康。

再說,委內瑞拉石油比沙特石油難開採,一旦石油可輕易被替代,委內瑞拉的貯存量,即使在石油業內,也不足以發揮今天的影響力。查韋斯自然並非不知這些問題,也常把解決經濟單一化掛在口邊,例如希望通過區域整合發展製造業,或加強農產品出口。但他有壓力在短期內催生大量扶貧政績,到真的要投放資源時,就往往有所取捨。

查韋斯怎樣應付金融風暴?

查韋斯的福利政策提倡由下而上勞動參與,並非純粹「派糖」,也嘗試令軍隊融入這勞動體制內,並讓友邦以參與本國勞動抵償債務,這些都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基調。問題是,一旦委內瑞拉經濟出現問題,首當其衝要緊縮的開支,大概就是兩大類:國內與福利沒直接關連的項目,例如軍隊或保安,以及國外的廉價石油支援。對後者,連目前的委內瑞拉政客也有不滿。這些舉措通常伴隨更嚴重的貨幣貶值和貪污,治安問題會更嚴峻,人民生活質素會開始下降,也會令委內瑞拉的國際影響力大受打擊。

類似案例在國際社會時有出現,例如加納一度是非洲最有希望的國家,經濟表現冠絕鄰國,也成了泛非主義領袖、不結盟運動要員。但加納太依賴可可,後來國際可可價格大跌,加納經濟長久不能復興,國際形象也一落千丈。

社會撕裂後該如何「大和解」?

委內瑞拉畢竟是民主國家,查韋斯也不敢限制他認為「不愛國」的人參選,無論多麼民粹,選舉還是符合民主基準的,這與卡扎菲、薩達姆等有根本不同。但正因查韋斯要選舉,而同時卻視民主制度的種種制衡像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媒體監督為低效、阻撓乃至陰謀,他更要持續宣傳一切反對他的人、工會、媒體都是「既得利益集團」、「外國勢力」和「反對派政棍」三位一體的結合,令社會趨向二元對立,這是過去14年委內瑞拉的寫照。

值得注意的是,在查韋斯聲望頂峰時,他的對手也能得到四成多選票,反映委內瑞拉二元局面已全面確立。反對派長期守住多個省,雖然口中反對查韋斯主義,卻也推出了自己的福利政策以鞏固勢力。查韋斯的對手卡普里萊斯年青有為,也懂得天天「落區」,更得到中產支持,基本盤不易冲散。若雙方缺乏對話,對立只會愈來愈深。連支持查韋斯的中國,似乎也不希望當地對立持續,社科院的薛力曾建議查韋斯接觸反對派「大和解」,可惜民粹領袖沒有了「敵我矛盾」,往往難以生存。

鞏固查韋斯政績 不必靠查韋斯主義

在上述背景下,假如查韋斯執政下去,遇上無力解決的經濟、社會問題,不但反對派的挑戰會愈來愈強,內部激進派也會認為他言行不一,靠「查韋斯模式」致富的親信「Boli-bourgeoisie」會成為眾矢之的。若他解決不了裙帶資本主義的貪腐問題,可能需要以更激烈的反美、反西方、反資本主義姿態,來維繫其基本教義。這卻可能在不知不覺間,逐漸越過國際社會的底線:就像津巴布韋剛獨立時,開國總統穆加貝是國際英雄,施政基本上合情合理,到解決不了經濟危機才開始失控,也破壞了和國內精英、西方國家的最後互信。

西方批評查韋斯是獨裁者,這不太公平,畢竟他的行為始終在法律框架內、頂多是法律邊緣進行,雖然挑動民粹,但也不能為所欲為。但假如查韋斯再執政10年才遇上危機,又習慣了權力,不能放手,乃至修憲讓自己不經選舉而連任,那就真的成為獨裁者了,類似案例在拉美屢見不鮮,結局卻可能重蹈卡扎菲覆轍。查韋斯會否知所進退?逝者已矣,我們無從得知。

查韋斯重新分配經濟成果的遺產,應該肯定,這完全符合人民利益,但這不代表他採取的手法沒有後遺症,也不一定反映他的手法同樣符合國家長遠利益。要鞏固「查韋斯模式」已達到的社會成果,反而可能需要在認同關顧基層的前提下,交由和查韋斯不同的路線掌舵。在聲望最高峰時英年早逝,得以越過更多考驗而直接進入萬神殿,雖是查韋斯個人的不幸,但也許,對委內瑞拉和他本人而言,同時也是另一種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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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教宗與地緣政治(上)
阿根廷樞機主教伯格里奧成為教宗方濟,有評論認為只是教廷內部事務,對非教徒影響不大。羅馬教廷在今天的政經影響力自然不能與中世紀時相比,但也絕不能低估,來自波蘭的前教宗約望保祿二世就被認為是終結冷戰的最大功臣之一。現在首次有拉丁美洲主教成為梵蒂岡領袖,對地緣政治也會無可避免的帶來影響。

拉丁美洲民主化的鞏固力量?

拉丁美洲民主化稍早於東歐民主化出現,雖然至今大致完成,但基礎並不能算穩固。方濟在七、八十年代阿根廷軍閥掌權時代的表現,就被部份阿根廷人批評為過分妥協、軟弱,就像二戰期間的教宗庇奧十二世被批評為對意大利法西斯政權包容一樣,也教人想起上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因為年輕時加入希特拉青年團而受到質疑。對教廷而言,這類質疑並不陌生,而面對獨裁政體如何才能最有效保護人民,一直是永恆的課題,也不是我們現在能探討。

重要的是無論教宗本人怎樣想、無論他們本人是否真的對右翼獨裁者相對縱容,近年國際政治的發展,已把梵蒂岡納入「促進民主化」集團的成員。此所以約望保祿二世儘管與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切特有若干交往,也要敦促後者落實民主制度;南韓軍政府倒台前夕,當地教會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近年左翼思想盛行拉丁美洲,左翼執政也成為風潮,當中自然以剛離世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為代表,這些領導人當中也有出現了獨裁傾向,但有了拉美教宗的出現,因其近年被賦予的普世價值,西方始終多了一個反獨裁的區域盟友。而對區內剩餘的非民主政體(例如古巴),新教宗也可能扮演促使和平演變的積極角色。

拉丁教宗、美國拉丁裔、「南歐-拉美」板塊

而且拉美教宗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並不局限在拉丁美洲。由於拉丁裔美國人是美國人口增長最快的一群,而他們在美國境內並沒有明顯的精神領袖,無可避免地,他們也會視方濟教宗為「我們的教宗」,在面對諸如同性婚姻、墮胎合法化等國內議題時,可能更傾向從阿根廷教宗這個「外部勢力」爭取支持。這對近年影響力開始退減的美國保守派而言,應是好消息。但與此同時,美國宗教領袖一直是白人主導,他們不少是新保守主義者,相信美國例外論,像新教福音派的葛培理父子;現在信奉天主教、人數越來越多、有「自己人」教宗在境外聲援、卻不一定視美國為根的拉丁裔美國人可能反客為主,這或會是美國政治板塊移動的先兆,令美國傳統價值繼奧巴馬當選總統後,可能再次被修正。

方濟雖然是阿根廷人,但有意大利血統,在梵蒂岡內部除了得到拉美主教支持,也容易被西班牙、部份意大利代表接受。他當選教宗,固然反映梵蒂岡不得不接受廿一世紀宗教重心由歐洲向拉丁美洲遷移的客觀事實,但也是促進了拉美和南歐國家的互動--技術上,畢竟這是阿根廷人擔任了「南歐小國」的元首。南歐經濟近年發展緩慢,也一直有經濟學家認為新教比天主教更適合資本主義,但假如南歐和發展勢頭不俗、文化相近的巴西、阿根廷等加強合作,這和歐盟內部的「南北矛盾」、國際經濟板塊的構成,也可能出現微妙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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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影響世界的兩個劇本-「香港教宗」與「梵三大公會議」(下)
新教宗當選,世界各地媒體都予以長篇報導,但也有人質疑教廷影響力被過份高估,認為誰當教宗對世界局勢也不會有大影響。其實梵蒂岡是全球獨一無二能公開「干涉別國內政」的國家,因為它既有非國家個體(NSA)的本質,卻同時有獨立國家的外衣,除了直接控制各國教區,也參與不少天主教國家的社會文化政策制定。若認為梵蒂岡不能再改變人類歷史,不妨參照以下劇本:

劇本一:香港教宗

理論上,任何80歲以下的樞機主教都可以投票選教宗,同時也是教宗的候選人,例如在這次選舉,來自香港的湯漢樞機既可以投票,也有可能爆冷當選。由於中國不接受梵蒂岡直接任命國內主教,認為這涉及主權問題,中梵建交一直沒有進展,但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所以梵蒂岡還能直接「牧養」香港教區,並任命教區樞機(這會否在若干年後變成敏感問題,值得關注)。理論上,香港教區原來還包括寶安、惠州等鄰近地區,向廣東總教區匯報,只是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無法履行職務,才變成只涵蓋香港境內、直接與梵蒂岡聯繫。假如下一任教宗不知道因為什麼原因,由香港教區的華人樞機主教當選,無論這人多麼溫和,都必然對內地教會產生巨大震撼,也會令地下教會士氣大振。屆時西方各國、全球非政府組織也可能大舉向梵蒂岡施壓,要求教廷比從前更關注中國事務。在北京眼中,固然可能因為梵蒂岡由華人領導,感覺教廷相對容易溝通,但更可能會將這看作「西方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的表現、「顏色革命」新劇本,也難免有人提出要防止香港繼續作為「外部勢力顛覆基地」。無論事態如何發展,都會成為國際角力的戰場。

劇本二:梵三大公會議

1962年,教宗約望二十三世宣佈召開「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會議長達三年,結束時的教宗已換成保祿六世,期間確認了梵蒂岡與時並進的改革,在宗教史上影響深遠。但現代社會的變化速度遠超以往,近年教廷價值觀備受挑戰,「保守派」和「改革派」越來越難調和,信仰天主教的人數開始下跌,有教徒認為應考慮醖釀「第三次梵蒂岡大公會議」,以正面回應諸如女性擔任主教、使用安全套、墮胎合法化、同性婚姻等議題的新趨勢。然而上次梵二會議,已令保守派頗為不滿,假如下任教宗舉行「梵三」,而沒有調和兩派共識的能力,卻可能導致天主教全面分裂。歷史上,天主教的諸多教派,都是因為對教義理解不同而分裂出來,假如在21世紀再發生大分裂,甚至是其中一派離開梵蒂岡另起爐灶,雖然會令「舊梵蒂岡」元氣大傷,卻也會製造多一個政教合一的權力中心。無論這中心設在哪個大洲,都會對世界權力分佈產生根本影響。

當然,以上劇情目前發生的可能性不大,但絕非天方夜譚,其他戲劇性劇本還有不少。正是因為梵蒂岡並非一般國家、有一般國家沒有的潛在影響力,它的領袖才必須被關注。假如梵蒂岡繼續強化其跨國身份,也會啓迪非國家個體在21世紀發揮能量的無數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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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 沈旭暉2013(1月至12月)文章

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5:02 pm

「戰爭狀態」對金正恩有何好處?
北韓領袖金正恩宣佈與南韓進入「戰爭狀態」,儘管兩韓發生邊境衝突的可能性絕對存在,但一般觀察員都不相信會爆發大戰。假如大戰最終沒有爆發,金正恩這麼高調宣佈「備戰」、甚或「準作戰」,究竟有甚麼動機?

封建朝代的「戰爭人事學」

北韓政體至今幾乎與世隔絕,掌握對內的絕對宣傳平台,和封建時代的中國沒有大分別。縱觀中國歷史,經常有君主製造「準戰爭」危機而不出兵,因為每次「危機」解決,都會有一批人立功,也會有一批人被貶斥,緊急狀態從來是調節內部權力平衡的良機。對金正恩而言,他繼承的政權實行「先軍政治」,要是沒有戰爭式動員,根本難以調節前朝留下來的人事安排,也難以得到威望。

親美前必須反美

但處理內部問題,並非金正恩作出「準戰爭」姿態的唯一目標。在國際關係倫理,能夠作出戲劇性外交政策大逆轉的領袖,通常是大權獨攬的元首,但就是獨裁者要徹底改變外交政策,也需要考慮群眾反應。毛澤東能夠和美國修好,前提是他的反美形象深入民心,沒有人敢批評他「賣國」;希特拉和蘇聯暫時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前提也是他的反共形象婦孺皆知,沒有人敢批評他「投共」。但金正恩沒有這樣的實力,加上他長期在外留學,作風比父親洋化,有一定「疑似親西方」的原罪。通過這次「準戰爭」,金正恩卻「證明」了自己比父親對西方更強硬,爭取了處理外交的彈性,若他日後要作出外交政策大逆轉,就有更大的本錢。

杜撰「第二次韓戰」的背後

而且在內部宣傳,金正恩的「準戰爭」也許會成為自我吹噓的「第二次韓戰」,足以取代「第一次韓戰」,而眾所週知的是沒有中國「抗美援朝」,就沒有北韓的「獨立自主」。這次北韓不斷強調自己有能力「獨自」保衛國家、捍衛核武、同時發展經濟,只要能獨自得到「勝利」,就可以宣傳進一步脫離中國的影響。但要是戰爭真的爆發,北韓畢竟和中國有正式的同盟條約,屆時它不得不知會盟國,就沒有「獨立作戰」的光輝;而要北韓真的切斷和中國的同盟關係,金正恩卻又絕對不敢,所以就只能這樣「似戰非戰」的應付過去。

北京的最後機會

這些徵兆,對美國而言基本上無大威脅性,不要說北韓的軍力絕不能越過太平洋,就連導彈能否準確瞄准一個境外目標也成疑問。就是朝鮮半島局勢緊張,甚或爆發軍事衝突,對美國重返亞太也是好事,特別是美國正在處理減赤機制,金正恩越是出格,不應削減國防開支的聲音就越響亮,所以有美國媒體已開始批評華府誇大了北韓帶來的危機。但同一徵兆,對中國而言卻大是可慮,北京對不按章法出牌的金正恩,似乎一籌莫展,既不能控制他,也不能離開他,而又沒有先發制人清除其核設施的勇氣。要是在這階段北京還不有所作為,日後可能後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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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5:03 pm

金正恩為何不怕美國先發制人?
北韓不斷製造緊張局面,繼宣佈和南韓進入「戰爭狀態」後,又重啓寧邊核反應堆。當伊拉克沒有大殺傷性武器,美國也先發制人出兵,為什麼金正恩似乎全不擔心?對此我們應先參考一些美朝互動的經典案例,就能領略北韓的戰略思維:

1968年普羅布洛號事件,美軍1死82被扣

1968年,美國海軍普羅布洛號研究艦(USS Pueblo AGER-2,其實就是情報艦)執行任務時,被北韓以「非法入境」為由攻擊、逮捕,混亂期間一名美國船員被殺,其餘82人全部被北韓扣留,事件震驚全球,也是美國海軍史上最窩囊的一頁。當時美國鷹派高呼要報復,有議員提出「北韓不放人就使用核武」,但總統約翰遜一心息事寧人,認為拯救人質是最大任務。最後美國政府發表公開聲明,承認進行間諜活動、對北韓政府道歉、保證不再發生同類事件,完全滿足了北韓的民族主義情懷,換取了平壤在11個月後釋放人質。美國船員回國後,華府單方面說撤回道歉,但那艘艦卻被北韓扣留至今,變成金家耀武揚威的博物館,美方如何道歉更是被反覆介紹,這自然是我們到北韓旅遊時的重點景點。比較下,12年前發生中美南海撞機事件,中方也是扣留了全體美國機員,但美國就是不肯正式道歉,更反襯出對北韓是多麼容讓。

1969年EC-121偵察機事件,美軍31人全體身亡

另一個案例發生在一年後的1969年,美國總統換成是尼克遜。那次危機更嚴重,一架美國EC-121偵察機在日本海被北韓擊落,機上31名美軍全部死亡。尼克遜早前競選時,高調批評約翰遜處理普羅布洛號危機過份軟弱,這次自然希望顯示強勢,一度打算空襲北韓空軍基地。但不久閣員就擔心這會變成全面戰爭,於是把計劃擱置,改為希望扣留一艘在公海航行的北韓船隻當作報復,又發現根本沒有北韓船隻在航行。結果發了一輪聲明後,美國恢復間諜機活動、並派戰機護航,在北韓眼中,他們又勝了一仗。

1976年白楊樹事件,美軍2人被劈死

更戲劇性的案例發生在1976年,當時的美國總統是福特,金日成依然在位,但不少權力已下放給金正日。事件發生在南北韓交界的板門店「共同警備區」,駐韓美軍要砍掉區內一棵白楊樹,理由是它妨礙視線,北韓士兵見狀拿著斧頭一擁而上,結果美軍不敵,兩名美軍被活活劈死。駐韓美軍司令部一度制定了全面反擊攻略,聲稱要攻入北韓本土,但後來又是怕變成全面戰爭,決定再給北韓一次機會,再派美韓聯軍到上述區域砍樹。美軍更規定,砍樹的士兵不能帶武器,說一旦北韓士兵攻過來,就要韓軍以跆拳道還擊。最後北韓軍隊沒有行動,美方就當是完成任務。

金氏政權攻略

以上案例發生在冷戰時期,背景和今天自然有很大差異,但觀乎北韓近年處理/製造危機的方法,例如天安號事件等,都還在使用同一公式。那麼這道公式是什麼?我們可以歸納為下列五點:
即使是北韓主動挑釁美國、南韓,都要全力宣傳是自衛還擊;
搬龍門,警告美方、韓方任何回應「才」等於全面戰爭,並以瘋狂備戰增強「說服力」,令美國回應要承擔「第一槍」的責任,也就是令美方不能選擇「有限度還擊」這個正常選項,只能在「全面作戰」和「姑息」之間選擇;
相信美國這樣的大國已失去閃電宣戰的能力、內部會對是否作軍事回應意見分歧,有議員會想到一旦南韓大城市被毀滅、美國是否有責任負責重建,有議員會擔心再打一場大戰會影響國內經濟。無論誰是美國總統,都不可能一錘定音;
假如美國真的決定作戰,事前必定大量放風,就像攻打伊拉克前,全球都知道戰爭會出現。只要訊息確鑿,北韓可以那時才向中國求援,因為兩國畢竟受《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第二條約束:「一旦締約一方受到任何一個國家的或者幾個國家聯合的武裝進攻,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另一方應立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當然,現在有內地評論開始放風說這不等於同盟、不等於軍事支持,假如北韓違背了條約第一條「維護世界和平」,往後的條文就無效──但這樣的解釋,不會令北韓在關鍵時刻不向中國求援。
北韓深信中國比美國更不願意打仗、也擔心北韓難民問題,認定無論中方對金家多麼不滿,也不敢在關鍵時「背叛」,因為那可能導致北韓先攻擊中國東北來個玉石俱焚,或起碼令北韓難民湧入東北,造成改革開放以來的最大不可測性。所以北韓相信在遇上滅頂之災前,北京還是要出頭為北韓向美國講和。

假如這是金正恩的一廂情願,作為中、美元首,又可以如何破解這套跡近無賴的戰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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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5:03 pm

英國最後的大國外交-戴卓爾夫人的國際關係理論
戴卓爾夫人病逝後,她的一生功過、內政外交、乃至對港政策都已被廣為評論,但不少人忽視的是,其實她對國際關係理論有自己的一套見解, 無論是否同意她,都不能否定她具有大國戰略眼光。她的理論並非鐵板一塊,而是由數個相互補充、乃至衝突的體系組成,而且到了今天,不少國際案例,依然有 「戴卓爾理論」的影子。

一、戴卓爾夫人以反共著稱,但並不盲目反獨裁。她對不少獨裁政權都保持友好,例如智利獨裁 者皮諾切特;而她對南非、羅德西亞白人政權的批判,也相當有保留。她反對的主要是作為一個對外擴張陣營的共產帝國,強烈支持美國總統列根針對這個「邪惡帝 國」的幾乎一切行動,並因此被視作終結冷戰的功臣之一。這道公式,在冷戰結束後其實繼續在中東出現:英美都支持沙特、阿聯酋、埃及等友好獨裁國家,反對敘 利亞、伊拉克等被視為有外擴野心的獨裁政體,直到茉莉花革命爆發。

二、戴卓爾夫人以戰勝作為共產國家龍頭的蘇聯為己任,但 同時其實希望保留冷戰的二元格局,因為那對英國最有利。在那個格局,戴卓爾夫人令英國成為美國陣營的二把手,她和列根的關係平起平坐,有時更能對美國施 壓,不同後來貝利雅淪為布殊的附庸。英國除了針對另一方的敵人,也著力避免陣營內的其他勢力冒起,例如歐盟的前身。戈爾巴喬夫實行改革開放後,戴卓爾夫人 情願這樣的蘇聯繼續存在,去維持二元體系,並親口告訴戈爾巴喬夫她「不希望兩德統一」。直到今天,依然有一派學者相信冷戰後的國際亂局,就是源自失去二元 格局,並希望以中美為主軸,重構一個二元體系,假如成事,日本也可能扮演當年英國在體系的角色。

三、戴卓爾夫人對歐洲態度 鮮明,既要加入其共同市場,又對任何可能削弱英國主權的機制極度抗拒。英國至今拒絕加入歐元區、現任保守黨首相卡梅倫聲稱連任後將舉行是否留在歐盟的公 投,都與她的路線關係至鉅。戴卓爾夫人的疑歐態度,除了源自英國人的民族主義,也反映對聯邦主義者的不信任,擔心歐洲議會、歐洲法院等會凌駕英國議會民 主,並削弱英國獨自處理經濟危機的彈性。近年歐盟爆發危機後,希臘、塞浦路斯等都讚賞英國的智慧,而戴卓爾夫人在下台後,依然不時「勸勉」愛沙尼亞等小國 不要加入歐盟,相信這條路線,會繼續成為歐盟內部鬥爭的其中一條主軸。

四、戴卓爾夫人與智利建立的特殊關係,在國際格局中 頗有特色,因為那是先有相類經濟發展模式、後有共同利益、繼而深化至軍事層面的盟友關係。今天我們熟悉的「戴卓爾主義」,其實源自智利皮諾切特右翼政權的 佛利民式經濟實驗,她以「智利模式」為師時,屬於全球先驅。後來福克蘭群島戰爭爆發,與阿根廷存在邊境糾紛的智利成了唯一支持英國的南美洲國家,為英國提 供了大量寶貴情報,那是戴卓爾夫人政治生涯的轉捩點,因此她視皮諾切特為生死之交,在後者下台面臨起訴時,還親往探望。現在的金磚國家原來利益互不相干、 乃至互相衝突,但經濟發展模式相近,開始謀求深化為戰略合作,部分也和英智關係異曲同工。

五、福克蘭群島戰爭雖然沒有根本 影響世界局勢,卻開啓了一個模式,就是英國通過福克蘭群島的千多名居民,把戰爭建構為一場「認同戰爭」。當時世上支持阿根廷理據的國家為數頗多,根據剛解 密的戴卓爾夫人文件,甚至有她身邊的黨友提議放棄福克蘭、接回全體島民。但最終英國成功扭轉國際輿論,把阿根廷描繪成侵略者,靠的就是強調島民對英國的認 同和英式生活習慣,以及誇大阿根廷佔領群島後的舉措,以突顯對方為「他者」;事實上,她處理香港問題原來也希望使用同樣模式。冷戰結束後,不少戰爭的交戰 方都刻意建構居民認同,以求影響戰局,也是福克蘭戰爭的故智。

從戴卓爾夫人的回憶錄可見,她對國際事務興趣極濃,從不懷疑自己的世界領袖身份,也因而忽略了對黨內矛盾的警惕。她下台後,英國再也沒有大國外交的氣派;她離去後,也許英國再也產生不了下一位大國領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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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5:03 pm

「波馬恐襲直播」對恐怖分子的啟示
【咫尺地球】波士頓馬拉松恐怖襲擊被迅速破案,美國國民士氣迅速復原,當時筆者剛好在美參加會議,對當地人民的即時興奮頗有體會。然而當我們冷靜下來,卻不難發現,這次恐襲的處理雖然算得上果斷,卻也帶來重重問題,或足以被恐怖分子利用。

美國媒體認為,這次破案的關鍵是波士頓警方大量利用新媒體,得到網民協助「起底」、也發放疑兇訊息讓全民全天候緝兇,據說這正是疑兇不得不離開校園逃亡、最終落網的原因。然而在破案過程中,波士頓警方的部署同樣透明,假如疑兇並非單打獨鬥,而是隸屬一個有規模的恐怖組織,足以輕易製造煙幕去擾亂全民視線,同步實行更大規模的襲擊。雖然這次暫未發現疑兇有強援,但他們確實打算在波士頓全民緝兇時轉戰紐約時代廣場,那裡屬於完全不同的警區,未有任何戒備提升。假如襲擊成功,而全民緝兇戰已展開,足以令紐約、波士頓兩地陷入恐慌,就像電影《蝙蝠俠》小丑製造的效果那樣。

這次波士頓警方完全繞過傳統媒體,直接通過社交網站Twitter向市民直接發放訊息,其帳戶仿佛成了一個臨時新聞台,這是反恐歷史的新一頁。在疑兇被包圍的最後階段,一切仿似全民直播的電影,警方Twitter的更新也是極其迅速,所有新聞記者自然都給比下去,到了疑兇落網,警方Twitter的字眼更是真情流露:「The hunt is over.The search is done. The terror is over. And justice has won. 」

但這裡涉及兩個問題:第一,恐怖份子有時會透過被捕的過程釋放暗號,向同黨發放訊息,所以以往一般做法是經專家研判現場狀況和疑兇狀態後,才發放一些經過濾的資訊,但一旦追捕過程變成了社交網站的實時直播,就容易失去了一重安全閥。第二,雖然社交網站的溝通模式較方便、隨便,但官方Twitter畢竟代表官方,像「terror is over / justice haswon」這類字眼,實在太荷李活,而不符合官方工作的嚴謹。新聞官一般只會說在現場拘捕了疑兇,其他涉及法律程序不便評論,以免存心找碴的律師得到把柄,因為警方不能排除這人被宣判無罪釋放的可能,屆時那是否要在Twitter更新「公義落敗」?

由於即時資訊是這個時代講求的重點,波士頓馬拉松爆炸發生後,不少媒體都自行引述「消息人士」提供的「最新資訊」,例如梅鐸集團某報章就一度報道說死亡人數「高達十人」,亦未見因為在關鍵時刻提供未經核實資訊而嚴肅檢討。在以往的反恐工作,穩定人心往往是重中之重,但這次在互聯網謠言滿天飛,客觀上卻是加速製造了恐慌,而沒有相關人員進行疏導。相信有規模的恐怖組織會認真研究這次案例,去策劃下一波襲擊,配合新媒體的特性部署周密的連鎖攻擊和心理戰,屆時的破壞力,也許遠超我們所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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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5:03 pm

斯諾登門(一):中文大學是美國目標嗎?
【明報專訊】美國中情局前情報員斯諾登在港變節,透露香港中文大學在2009年開始就是美國情報部門的監控對象,中大官方則表示網絡沒有受襲舻象。究竟中大會成為國際社會的目標嗎?這曾是筆者的考試題目,說來中大的被追蹤價值有5類,其中4類如下:

網絡反恐重點保護對象

1)中大資訊科技服務處(ITSC)負責香港國際互聯網交換中心(HKIX)運作,作為香港境內的互聯網服務中樞,這是由中大在1990年代發起,以支援毋須繞道海外的互聯網服務。中心一直是網絡反恐的重點保護對象,總部設在碧秋樓,內有嚴密保安系統,另有地點不公開的新總部分流,在香港舉行世貿會議、奧運項目時,據說都有加強警備。年前「維基解密」透露,美國把將軍澳、舂坎角等香港海底光纖通訊電纜登陸點列為「關乎美國國家安全設施」,其性質與中大ITSC同類,常是爆發區域衝突時的「定點清除」目標。

2)中大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ISEIS)是中國國家遙感中心的香港基地,一個重點項目是南海研究,提供相關地區的衛星圖像,主要研究對象是海洋生態,但也支援其他圖像,例如污染分佈。它與歐洲太空局也有項目合作,而一些中國衛星未能偵察的南海區域,相信在歐洲國家鄰近基地的視野範圍內。由於中國臨近地區爭議以南海為主,外國容易以為相關研究有其他戰略價值。

中國金融反恐國安弱項

3)近年中國提出建設、整合境內外智庫網絡,不少中資機構都新近成立了研究所,進行種種與國家戰略目標相關的研究,在香港的大多與金融、法律等有關。這網絡是中國決策當局的重要諮詢環節,而中大有不少經濟學者參與相關項目研究,前任校長也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諮詢對象。美國對中國金融政策最重視,中國的金融反恐概念又落後於軍事反恐概念,被反恐界視為國安的弱項,因此不能排除有國家以為一些中大研究單位或人員,能接觸上述資訊。

4)中國改革開放前,美國相關部門的聯繫者學者聯合會在中大設有基地,蒐集中國情報,這機構是今日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SC)的前身。中心後來移交中大直接管理,上述身分已不存在,一般相信今天也沒有機密。但年前USC領導層變動,身為中心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學術權威、《鄧小平傳》作者傅高義(Ezra Vogel)獲邀調解,傳出有學者對處理敏感資料有不同意見,反映在一些人心目中,它依然有一定傳奇色彩。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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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5:03 pm

斯諾登門(二): 香港拒絕美國引渡的伊朗案例
【明報專訊】美國前中情局職員斯諾登滯留香港,引起不同結局聯想,一旦華府正式提出引渡,捲入法律、外交等爭議,一切只會更複雜。有評論相信,根據《港美引渡協議》,明顯非法使用電腦的斯諾登理應被引渡回國;有人相信港府應研判此案涉及政治層面及社會利益,拒絕美國要求;亦有人認為北京應以事涉外交為由,早日介入。但無論我們有何猜想,都應先研究5年前一個不受注意的案例:美國要求港府引渡伊朗人Yousef Boushvash,最終如何失敗。

伊朗人出入香港的「個別例子」

9.11事件後,美國成立國土安全部,防止軍火流向恐怖分子,成了美國重要反恐舉措,而打擊面亦迅速擴展到其他華府鎖定的國家,例如伊朗。國土安全部不時對各國提出引渡伊朗人的要求,指他們是伊朗政府的特工,負責偷運武器予伊朗政府或美國眼中的其他恐怖組織。與美國簽有引渡協議的香港,雖然因為是中國特區,與伊朗表面上關係良好,但伊朗人出入境時頗費周章的故事時有所聞,例如曾有伊朗學者來港出席學術會議,出境時被機場扣留,要勞動相當高的層級才能放人,釐清「誤會」。

2007年10月29日,根據美國提供的情報和臨時拘捕令,伊朗人Yousef Boushvash在香港被捕。一個月後,美國正式提出引渡要求,指這人是伊朗特工,在2004年到2007年間,不但從美國經迪拜、曼谷等地偷運武器到伊朗,包括F-14戰機零件,違反美國的《武器出口管制法》 (Arms Export Control Act),而且犯有洗黑錢、郵件詐騙等特工常犯罪行。

涉外關係 港是北京「白手套」

香港政府原來也打算回應美國要求,排期進行引渡聽證的法定程序,原訂在2008年4月14日舉行引渡聽證,卻忽然在2008年4月11日決定把這名伊朗人無條件釋放,只在前一天知會美國取消引渡。此人獲釋後不知所終,也就是說,香港連法定程序也不用啓動。根據外交管道透出的信息,伊朗政府直接和北京交涉,一方面證明此人是伊朗政府的人,另一方面說他被美國設局陷害,結果北京向香港特區政府指示,此案涉及外交層面,超出香港涉外關係所能處理,建議把他釋放、讓他離港,免得被法定程序拖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管道歸管道,北京從沒對此公開評論。由於《港美引渡協議》列明,在國家層面,涉及國防外交須北京處理;在不涉國家層面,港美雙方亦毋須引渡政治犯、或涉及重大公眾利益者,但又不可能詳細列名何謂「政治犯」,因此相關定義,只能交由法定程序逐案審理。換句話說,北京影響引渡結果的方式有3類:公開宣示涉及國防外交,由中央處理;提供參考,影響香港法院對「政治犯」的研判;或建議港方讓當事人自願離港、甚或將其驅逐離港。反正在公開場合,一句「I cannot comment on individual cases」,足以解釋一切。

英國拒絕美國引渡前伊朗大使

事實上,在伊朗問題上,和美國簽有協議而拒絕引渡的其他國家地區,並不在少數。同樣在2008年,一名伊朗高級空軍軍官在美國要求下被泰國拘捕,罪名也是偷運軍火。後來伊朗政府向曼谷交涉,提出此人被引渡到美國會被酷刑拷問伊朗軍事機密,結果相對三權合作的泰國法庭迅速判決,否決引渡。

更著名的案例是前伊朗駐約旦大使Nosratollah Tajik被美國當作軍火商,結果令他在英國被捕。倫敦法院用了長時間審理此案,最終也拒絕美國的引渡要求,由於此人層級甚高,案件膠着6年,他也被軟禁6年,直到2012年12月才獲准回到伊朗。美國除了能夠在外交層面與相關國家討價還價,基本上無計可施,那名前大使固然被放回國,那名被香港釋放的伊朗人,更是人間蒸發至今。那麼這些案例,對「斯諾登門」又有什麼啓示?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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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攻略﹕叛諜門
【明報專訊】美國前中情局特工斯諾登滯留香港,成為全球熱話。究竟他為何選擇香港、事情最終會怎樣演變,都是十分豐富的間諜電影素材。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各方當事人都有不少策略可供選擇,簡述如下:

一、斯諾登

背景設定﹕假如斯諾登只是個人行為,沒有龐大集團支援,他選擇香港的原因就不可能單是為了個人安全,而是為了掌握議題設定權,慢慢爆料。要是他選擇英國等美國盟友,會擔心後者因「國家利益」把他遣返;但要是他選擇中俄伊朗等美國對手,也會擔心這些國家把資訊封鎖,有違他鬧得舉世皆知的目的。香港既在美國直接影響範圍之外,又有自己的涉外關係制度,斯諾登就能擠牙膏那樣長期佔領議題。

策略一、「塔吉克模式」:塔吉克(Nosratollah Tajik)是前伊朗駐約旦大使,被美國指為軍火商,要求英國政府在他留英時予以引渡。塔吉克用了六年時間,不斷向英國司法制度上訴,以證明自己無辜,並通過媒體散播自己的正面形象,又爭取到英國社運界廣泛支持,結果案件變成了英國司法、媒體、社運聯手對美國的馬拉松公審,最終塔吉克獲准返回伊朗。斯諾登只要等到美國正式提出引渡,就可以開始在香港制度內演出、自辯,媒體注視、社運聲援統統可期,可能成為未來一年最能影響國際議題的人。

策略二、「王立軍模式」﹕斯諾登也可效法王立軍,讓公眾知悉他曾接觸中方代表、懷疑他把部分機密文件給予中方傳檔,令兩國都不知道對方底蘊,然後同時向中美雙方討價還價,保護一批他知道的兩國特工,建立自己的情報體系,甚或通過他們與維基解密、Anonymous一類組織結成同盟。這類做法相當高危,卻足以挑戰國家主導的國際政治,屬於不少網絡高手夢寐以求的「理想」。

策略三、「俞強生模式」:俞強生曾是中國國安官員,一九八○年代變節到美國,轟動一時。假如斯諾登並非美國安排的棋子,而是決心為了揭露華府黑暗面,他亦可以全面變節投奔中國,只要手上的資料足夠震撼,這會是近年中國處理對美外交的最得意成就。由於斯諾登的資訊亦波及全美資訊科技公司對私隱的監控,他對中國的價值不僅局限在政府層面,也對中國資訊科技及網絡公司十分有用。早前美國不讓中資華為收購3Leaf的案件,也會淪為笑柄。

二、奧巴馬

背景設定:假如斯諾登叛變並非美國的苦肉計,這是奧巴馬連任以來面對的最大危機。來自右翼的共和黨高調批評他虛偽,表面上刪減國防經費、暗中卻做得比布殊更徹底,來自左翼的社運人士也會在人權角度質疑其誠信。至於在國際社會,無論是盟友、敵人,都會覺得近月連番質疑中國派出黑客的美國「雙重標準」。要是斯諾登有證據證明美國監視個別德高望重的國際級名人,更可能出現難以預料的連鎖效應。故奧巴馬希望的不單是成功引渡,還要是盡快引渡,不希望斯諾登利用香港制度長期演出。

策略一、「引渡驅逐法」:美國可在國內對斯諾登提出罪名嚴重的檢控,通過親信媒體爭取道德高地,以應付國內外輿論,然後以利益或壓力向北京疏通。但就是北京願意與美國合作,也不能要求港府立刻把斯諾登引渡:根據香港的Fugitive Offenders Ordinance,北京可以基於國防外交等原因指示香港特首,但不能凌駕法院,故理論上,不能杜絕斯諾登利用香港制度長期申辯。不過北京卻可以提出「國家安全」原則,要求香港驅逐斯諾登出境,以方便美國的進一步行動。

策略二、「反客為主法」:雖然華府難以對斯諾登滅聲,卻可以找出一個差不多的中國案例,例如找出中國特工的同類行為,或安排中國特工/偽中國特工對美國變節,然後把美國早已得知的機密當作特工爆料。美國這樣可以分散國際對斯諾登的注意,並嘗試反制北京,奪回道德高地,同時向國內證明適當網絡監控的必要。只要北京有超越常人底線的行為被揭發,一切也可以慢慢扭轉,這是減輕破壞的非常舉措,屬危機管理教材的範例。

策略三、「實踐預言法」:美國現階段怎樣妖魔化斯諾登,都不易令一眾「花生客」信服,但要是能證明斯諾登的行為直接帶來災難,輿論卻可能迅速逆轉。方法就是配合斯諾登爆料的具體內容,製造「自我實踐的預言」。舉例說,假如斯諾登每在香港爆料一次,香港就出現神秘意外,甚至有人神秘死亡,再配合一些靈異、玄學節目,足以讓香港社會出現趕走「美國政棍」的呼聲。但假如是這樣,世界本身已是永無寧日。

三、習近平

背景設定:假如斯諾登不是美國派來蠱惑中國的特工,這對北京而言,大概是天掉下來的棋子,不但令中國反擊美國的黑客批評,還可以反客為主,研制一系列戰略。關鍵是北京不能過分興奮,不應正面批評華府,只要把戰略性行為都歸因於「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美國就只能啞子吃黃連,還要在形式上感激北京「體諒」。

策略一、「陣地戰」:基本策略是避免在個別議題刺激美國,卻在國家層面築起「捍衛人類公義」的整個陣地,聯合其他國家,共同向美國討回被駭的「公道」,在不挑戰世界秩序的前提下,挑戰整個美國外交的道德體系和軟實力,乃至逐漸聯合到其他美國違反人權的案例,算一個總帳。只要斯諾登不爆出中國機密,北京會利用香港「一國兩制」作白手套,鼓勵香港官僚把案件拖得愈長愈好,包括鼓勵特區政府在斯諾登簽證到期後提供不遣返保護,任由美國提出引渡理據,相信斯諾登的能力,讓他盡情演出。

策略二、「運動戰」:北京也可能擔心斯諾登被其他外國勢力利用,讓他長期在港會失控,帶來社會不穩,希望把他在香港的時間局限在簽證有效期內,然後讓他到別國尋求政治庇護。要是這樣,斯諾登在港期間,北京會爭取時間,針對個別議題發起「運動」,特別是在美國疲於奔命、美國網絡公司要暫避風頭不敢太配合政府時,集中資源,搶奪國際網絡協定主導地位,乃至協助華為等中國公司,和美國公司爭奪國際網絡市場。這樣一來,中國雖然未能和美國並駕齊驅,卻可望打擊美國在網絡空間的勢力。

策略三、「心戰」:另一個策略或會與上述選項同步進行,交由駐港人員或代理人執行,就是針對香港的「外國勢力代言人」、「離地買辦」,動員群眾進行教育,讓斯諾登成了揭露「「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使者。須知近年北京積極宣傳美國如何干預香港內政,斯諾登作為活證據活現人前,彷彿專門給上述理論背書。此後「維穩人士」再把佔領中環、顏色革命、外國勢力等扣在一起,對一般人而言,或會顯得比從前可信;若能繼續影響關於23條立法等輿論,對北京駐港人員而言,更是一件奇功。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及全球研究課程主任)

文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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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登門(三) 中美網戰的關鍵一局
【明報專訊】美國特工斯諾登成為國際焦點後,媒體多關注美國政府監控網絡的角色,乃至香港的國際地位,但傾向把事件定性為個別事件。然而在國際關係格局,「斯諾登門」不可能獨自存在,近年有不少國際政治懸案,在斯諾登公布資料後,都隱隱然和這件事略有關聯。我們先從斯諾登提供的資訊談起。

「稜鏡」的震撼:美國網絡公司成為國家情報工具?

斯諾登暫時所說出的最重要情報,都是關於美國政府情報部門的秘密項目「稜鏡」(PRISM),這項目自2007年實施以來從未公開,而且在奧巴馬任內,規模急速膨脹。根據斯諾登向《衛報》透露,負責執行「稜鏡」的除了美國政府,還有幾乎所有規模最大的美國網絡企業,包括微軟、蘋果、Yahoo、Google、facebook等,由政府國安部門直接進入網絡服務器,接觸用戶的一切資訊。對美國政府而言,這樣方便的情報蒐集可謂多快好省,據說現在所有情報的來源,有七分之一都是通過這渠道。但對網絡公司而言,為什麼要配合華府?雙方有什麼協議?這是「斯諾登門」一大關鍵。

美國澳洲懷疑華為滲透,執行「中國版稜鏡」?

斯諾登爆料後,facebook等美國網絡公司主動承認「有限度」參與「稜鏡」,開始進行破壞控制,不過似是愈描愈黑。近年不少用家早已不時警告,Google Chrome、facebook等的私隱政策十分有問題,設計似是為了追蹤用家,多於方便用家。斯諾登從前的監察對象是中國,這些公司愈是企圖撇清關係,愈教人想到另一家中國公司的故事。這家公司,就是華為。

華為是中國資訊科技企業龍頭,一直希望與上述美國網絡公司競爭國際市場,不時打算收購海外相關產業。兩年前,美國政府高調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止華為收購3Leaf,認為華為的真正身分是「為中國軍方服務」,其中一個理據,是創辦華為的總裁任正非的上一個身分是解放軍上校,其公司與解放軍有長期合作關係,甚至曾為其他美國對手服務。一年前,澳洲政府也高調阻止華為的子公司競投澳洲的國家寬頻網絡,原因同樣是「國家安全」,雖然不少澳洲政要擔任這公司的董事,但似乎幫助不大。

華為的具體性質我們不清楚,然而起碼在公開層面,美國、澳洲的上述指控並未能得到太多證據支持。美國國會曾進行相關聽證,最終也沒能證實華為、中興等中國資訊科技企業進行了特務行為,但還是總結其業務危害美國安全。今天回看斯諾登提供的資訊,似乎美國、澳洲先入為主,認定華為一類中國資訊科技公司,也在進行中國版本的「稜鏡」計劃,乃至其他更高端的情報工作。據說美國對華為的監控甚為嚴密,一些朋友曾與華為有業務往來,入境美國時就已頗費周章。

美國電子工程師的新加坡自殺懸案,死前曾和華為合作?

提起華為,不得不提另一件懸案。就在斯諾登叛投香港前三個多月,《經濟時報》刊登了一篇在外交界十分震撼的報道,介紹了去年一件發生在新加坡的美國公民神秘死亡事件。當事人Shane Todd是一位年輕美國電子工程師,在有國家背景的新加坡微電子研究所工作,去年在家中洗手間上吊身亡,但疑點重重,其家人堅持不相信他是自殺,因為他死前數月透露了一些機密而又精神緊張,例如說自己「被一家中國公司要求做不舒服的事情,可能危害美國國家安全」。據《經濟時報》所言,Shane Todd參與的敏感工作項目,正是新加坡微電子研究所與華為的合作項目。

新加坡當局原來不打算調查這宗「自殺」案,研究所中人一貫否認研究涉及軍用項目,華為也否認捲入相關研究(雖然承認曾獲邀參與)。但《經濟時報》報道後,美國國內出現了聲援Shane Todd家人的活動,新加坡外長立刻承諾重新調查,對此美國亦即時公開表示歡迎。

《外交政策》期刊的暗示:誰不再守政府機構的規範?

幾乎又是在同一時候的2013年3月,美國權威期刊《外交政策》發表了一篇由資深傳媒人Marc Ambinder撰寫、引述不記名情報官員的文章,首次勾劃了美國針對中國的網戰大綱,雖然沒有披露「稜鏡」,卻觸及了美國企業的角色。文章透露,美國的所有情報機關已制定反制中國的網絡攻擊策略,聲稱由於「中方的操作已超越政府機構的規範,這種情勢必須改變」:這說法表面上是對北京老掉牙的批評,實際上卻似是暗示──美國政府也不用守那些規範。那些情報人員透露,他們會主動聯手與美國各大通訊企業,分享中國網絡攻擊的詳細計劃,以及供應美國情報部門研發的反間諜措施和軟件,以「教導」這些企業防禦和反擊,又開宗明義說要利用美國企業掩護,追蹤中國網絡活動。這篇報道和斯諾登的爆料、Google等企業的回應,恰好互相印證。自此美國把網絡安全提升到中美關係的最主要議題之一,令它成為「習奧會」其中一個焦點,這是從前少有的安排。接着,斯諾登就來到香港了。

根據這些脈絡,不同人基於不同立場,自然可以有不同分析,結論也會大不相同。但有一點是清晰無疑的:中美兩國的網絡安全暗戰,此刻正進入白熱化階段,無論斯諾登的主觀意願是基於伸張正義,還是有其他目的,他的行為都已成為上述脈絡的一環,不能只以個別事件視之。他選擇的平台香港,也不可能獨善其身。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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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六 6月 21, 2014 5:04 pm

香港告別斯諾登﹕中美的默契?
【明報專訊】斯諾登「及時」離開香港,不少評論擔心會影響中美關係,又或招致美國對港報復。事實上,這結局對香港、北京都算理想;就是對華府,也不見得太壞。

港府擺脫「三難」

假如斯諾登繼續在香港,特區會如何處理?根據《港美引渡協議》,美國的拘捕、引渡要求先要經外交渠道傳到特首,但特首並非必須配合美國﹕假如他判斷「關乎該有關的人的移交令,並不能根據本條例的條文合法地作出或事實上不會作出」,就可拒絕。就是發出了臨時拘捕令,也可以根據同樣理由,予以取消。我們不妨再回顧本欄談及的案例﹕2007至08年,華府要求港府引渡一名伊朗人,最初港府也發出臨時拘捕令,但在聽證前夕,卻取消拘捕令,將其釋放離港,原因相信是從北京收到信息,明白涉及國防外交。

近日《環球時報》不時發表社論,「提醒」特區政府「不要與民意為敵」。假如斯諾登在港被捕,雖然不代表引渡成功,但不少民族主義者還是會演繹為配合美國,或接受了「間諜罪」說法、不以政治疑犯視之,或認為特首沒有在第一道關卡拒絕,還是有了表態。假如不拘捕斯諾登,又難免要有解釋﹕明言案件涉及政治,美方會視為挑釁;說涉及國防外交,北京目前沒有正式表態,則會引起關於一國兩制的質疑。斯諾登以自由身離港,香港政府卻能避開三難局面,對內外交困的現屆政府,自然是最好的結局。

華府不可能輕言「報復」

說華府不應對這結局太抗拒,因為類似要求就是落在美國的鐵桿盟友,也不可能迅速就範。本欄曾談及那些美國要求引渡伊朗疑犯的案例,失敗次數頗多,包括在英國;面對香港上回的拒絕,美國亦不敢發難。何况從另一角度看,特區政府也沒有正式將本案定性為政治案、沒有正面否定美國的「間諜罪」指控,這也會被演繹為北京的態度。對華府而言,這是可利用的外交空間。

至於有擔心美國會取消擬給予特區護照免簽證的安排,作為報復,基本上,這是另一個課題。年前筆者曾邀請美國領事館職員座談,當時他斬釘截鐵說絕無其事,原因是沒有誘因。那現在的誘因又是什麼?持特區護照申請美國簽證並不麻煩,通常批核年期都是10年。但近年不少內地新移民先持有香港、台灣或新加坡護照,再四出投資,美國是否對這些國家、地方免簽,卻是這些資金流動的考慮重點。斯諾登若對此帶來長期影響,反而奇怪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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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登門餘波:當何俊仁遇上國際關係
【明報專訊】斯諾登離港後,其委託的代表律師何俊仁舉行記者會,披露了一些內情,國際媒體廣為引述的重點,主要是「北京中間人傳訊,令斯諾登離開香港」。何先生是一位慈祥長輩,筆者一向尊敬他對社會的貢獻,更不懷疑斯諾登曾得到不同國家的信息。但從國際關係角度,何先生此刻發表言論,與國際常規頗有違背,可能無意間令事情更複雜,也為他個人帶來困擾。

此刻發表言論 違國際常規

一、何先生的行為究竟是代表斯諾登、還是他個人,對事態有完全不同的影響。假如是斯諾登離港前正式委託他向公眾交代,這暗示斯諾登對中國、香港的處理不滿,而這會成為其他國家研判是否給予斯諾登庇護的參考。但假如斯諾登並無相關要求,在事態未完結之際,這些資訊卻可能影響其際遇。例如﹕

(1)此前有渠道傳出,斯諾登住在特區政府提供的安全屋,相關信息也來自消息人士,只要這信息不被否定,在其他國家眼中,就有了北京或港府可能有參與保護斯諾登的懸念,他們給予方便的可能性就會增加;何先生說並無此事,卻間接令斯諾登失去一重保護。

(2)又如何先生透露,斯諾登斷言不到內地尋求庇護、也深知俄羅斯不是安全的地方,那一刻,斯諾登卻身處俄羅斯,足以成為他對俄不友好的證據。

(3)最重要的是何先生透露,斯諾登身邊有多於一名中間人為他處理資訊,乃至策劃逃亡路線,間接核實了美方對他不是單獨行動的懷疑,後果可大可小。此刻公開,大可不必。

二、假定何先生所言屬實,關於「中間人」的具體信息,就值得推敲。斯諾登來港時,曾說願意將前途交付香港法律和人民,那他為什麼改變主意?假如「中間人」的信息是北京會直接將其遣返、威嚇要其離港,又或保證香港的判決會對他不利,這自然不能接受。但假如信息不過是政府不能保證不把他引渡,卻歡迎他離開、保證他安全離港,那雖然反映了取態,卻不具決定性。畢竟「斯諾登案」和「斯諾登」不同,就是有「中間人」以外交為名接觸斯諾登,只要不觸碰司法制度,也不應影響他對「香港優勢」的判斷;只要他依然相信「香港優勢」,就不妨留港參與法律遊戲。據何透露,斯諾登改變主意,其實是擔心在法律戰過程中,可能在獄中被長期拘留、與外間中斷通訊,這對一名「宅男」來說,尤其致命。這可能性自然存在,但有多大?言人人殊。然則為斯諾登分析上述可能的人,包括「中間人」、也包括何團隊,也是斯諾登離開的關鍵。然則外媒標題「斯諾登離港是北京導演」,卻屬以偏概全。

「中間人」低調 憂黃雀在後

三、「中間人」的身分,在政治、外交有其規範;「中間人」信息有多精準,何先生是政改一役過來人,應有所感。「中間人」通常是自稱為政府傳話、又沒有政府身分的人,類似國際案例必然出現大量「中間人」,作為政府的白手套,用來提供難以被事後核實的「孤證」。他們傳遞的信息有時甚至是相反的,目的就是保護政府。舉例說,萬一斯諾登最終被引渡回美,同樣可以走出另一名自稱代表北京的「中間人」,說「曾傳遞信息介紹香港司法獨立」,暗示他離開香港不明智;那時候,前一批曝光的「中間人」就會被犧牲。又或萬一斯諾登離港後公開譴責港府,那些說「歡迎他離開」的「中間人」,可以忽然「被變成」個人身分,並被政府拋棄。因此一般「中間人」以及掌握「中間人」信息的「邊緣中間人」,通常唯恐被公眾知道身分,擔心黃雀在後,不會在案件發酵時公開資訊,頂多在數十年後寫回憶錄。這不是因為人家謙虛低調,只是因為他們對潛規則太熟悉了。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沈旭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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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斯諾登被引渡回美國……
【咫尺地球】斯諾登離開香港後,美國官方發出連串聲明,似是對港府給予連串壓力。然而對美國而言,斯諾登離開香港,真的是最壞的結局麼?

國家撕裂奧巴馬提前跛腳

無論通過什麼途徑,假如斯諾登被任何政府引渡回美國,他除了肯定成為風雲人物,也會成為法律界寵兒,願意為他打官司的名大狀會蜂擁而至,國內勢掀起一場國 家安全、個人自由與網絡監控的大辯論。根據不同機構的民調,美國國內傾向支持國家安全和個人自由的不相伯仲,因為美國近年左右派的鴻溝,已不可能調和。一旦斯諾登回國,案件可能迅速變成進一步撕裂國家的導火線。而在這場大辯論中,居於右翼的共和黨會有斬獲,居於左翼的自由主義者也會有斬獲,奧巴馬卻可能裏外不是人,提前變成跛腳鴨。

美擔憂失主動權再爆新危機

在國際層面,斯諾登停留過的中、俄,與及和他接觸過、或盛傳會被他接觸的厄瓜多爾、古巴、委內瑞拉等國,都是美國的重點對手,華府不知道究竟有多少資料已 散落對方手中。假如斯諾登和這些國家有默契,在自己一旦被美國重判時,發出某種信號,讓他們從某處獲得機密資訊,這種本欄曾談及的「王立軍模式」,會令美 國防不勝防。據說目前斯諾登與《衛報》記者已有協定(他曾接受《南華早報》專訪,不知也有否類似協定),在他一旦發生意外時,秘密文件就會公布,這正是他 自保的手段。對美國而言,擔心的並非哪些機密被公開,而是自己不能掌握主動權,一旦在美國面對某種危機時,另一危機同時引爆,足以影響大局。例如若斯諾登 能在「適當」時刻提供確實證據,證明美國對某國進行網絡攻擊,這足以成為外交事件。

而且據斯諾登的香港代表律師何俊仁日前揭露,斯諾登並非單獨行事,而是有一個人數不止一個的「中間人團隊」,協助他籌劃一切。假如斯諾登在美國被重判,這 團隊若有成員在國內,有可能會爆料聲援,也有可能會繼而出走,製造下一個斯諾登。而假如他被輕判、甚或被判無罪,卻又可能擧發其他同行效法,揭露美國網絡 監控的更多漏洞。這類連鎖效應,也是美國執法者需要防微杜漸的。

倘報復香港 美犯低級錯誤

這當然不是說,所有美國人都不希望斯諾登回來。但在國家利益層面而言,也許,情願他在未來一段長時間留在國外的政策制定者,也有不少。據說美方提交給港方 的引渡文件連「斯諾登」全名也寫錯,此事不可能由一人經手,在一個嚴密體制下,犯這類低級錯誤,教人難以置信,假如發生在別的國家,經手人可能已被革職查 辦。美方後來又說,因為全世界都認得斯諾登容貌,名字已不重要,如此兒戲,更是匪夷所思。事實上,美方對香港愈是貌似憤怒,內裏愈可能是夜行人的哨子,主 要是演出來向國民交代。若最終真的大舉報復,這會是美國自毀軟實力的轉捩點,那才是真正的低級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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