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土改,致所有曾經地主或貧農的後代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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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聊土改,致所有曾經地主或貧農的後代們

發表 由 lung 于 周六 8月 29, 2015 6:2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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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六 8月 29, 2015 6:22 am

“現在有人覺得,當年的地主也有好人,不該搶他們的土地,更不該殺人。

對這種看法,同誌們應該怎樣理解?

首先要承認,地主裏肯定有好人,而且有很多好人。就中國中央財政弱勢,地方上很多修橋補路的營生,都是地主鄉紳出錢做的。有些地主,說是大善人也不為過。我們要實事求是。

但,地主裏有好人,與地主階級是好的,有因果聯系嗎?沒有。

地主作為一個階級,代表著舊土地所有制度,是一個禁錮流動資本、抗擊大工業化進程的反動的集團,是一個占有不動產產權、收窄不動產資本流轉的落後的階級,從整體上講,是必須消滅的。

個人的善惡屬性,與其所屬階級的進步或落後,沒有必然的關聯,這是馬克思主義階級論的核心,也是階級鬥爭的根源。

好的地主,和不好的地主,都是激進式大工業化的障礙,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資本家們,沒有本質的分歧。”


——李學先,原廣東省監察廳廳長,原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1983年《與青年同誌的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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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六 8月 29, 2015 6:23 am

“土地改革不是列寧主義匪幫的專利,更不是赤色政權的專利。

土地改革,是落後農業國向工業國快速轉變的必由之路,是不以傳統道德觀為轉移的。

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無所謂善惡,其本身,對於工業化轉變,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須執行死刑的,是不可饒恕的。

無論對傳統田園生活與鄉紳美德多麼留戀、多麼贊美、多麼仰慕,也不能做為保留大土地所有者集團的理由。

土地所有權的強制有償轉讓,乃至部分無償轉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經濟的條件下,大工業文明碾壓小農經濟的必然政治覺醒。

它不應承擔道德評判。”


——鄭道儒,原中華民國經濟部部長,原中華民國外交部顧問,1974年《自由世界的“強制”掠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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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六 8月 29, 2015 6:24 am

李學先老人,是我黨久經考驗的老幹部。年輕時代,參加地方農民運動,帶領“赤衛隊”強行分了自家的田地,並沒收了自己父親名下的房產與店鋪,終身未得到父親的原諒。


鄭道儒老先生,世代書香門第,大田主傳家,終身反對我黨的“赤色激進主義”,1949年後逃亡臺灣,任流亡政府的經濟部長。在此期間,主持了臺灣南部廣大地區的土改工作,向權力機關移交、最終處死的地主超過6700人。


兩個意識形態截然不同、政治身份迥然相異的人,不約而同地贊同進行土改,並身體力行的施行,甚至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與階級。

可見,對於土改的問題,在中國的那個年代,無論國、共,是有誌一同的。

所不同的,是在大陸,自1927年張靜江主持浙江土改失敗後,國一方只有動嘴,而再未有動手的能力,將局面讓與共;而在臺灣,蔣校長整肅黨紀,清除異己,終於可以放手發動土改


以上所述,是中國的情況。那麼,中國是否是特例呢?世界上的其他國家,是否有所不同呢?

答案是,沒有不同。所有殖民時代終結後的後進國家,或稱後發國家,在進行工業化的初期,都進行了大規模的土改,並產生了幾乎相同的社會效果。

以下,舉幾個較有名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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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六 8月 29, 2015 6:24 am


1、土耳其“田土新政”


1924年,在凱末爾當選首任土耳其共和國總統後的僅一年後,凱末爾領導新的政權班底,進行了土耳其歷史上第一次、也是規模最大的土改。

盡管凱末爾在獨立戰爭勝利後,迅速拋棄了曾經的支持者蘇聯,並大力抨擊蘇聯的“激進主義”,但在土改的問題上,凱末爾與列寧幾乎完全一致。

凱末爾以“教產歸功、神產均分”為口號,強征了全國境內79%的耕地,判處超過13萬大土地所有者死刑,同時判處37地主親屬進行“無限期強制勞動”。這其中,69%的人,在以後三年內過勞死。

這種殘酷的土改行為,在今天的土耳其教科書中,被描述為“民族邁向工業化復興的第一步”,廣受贊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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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六 8月 29, 2015 6:26 am


2、昭和政改


1946年,日本戰敗後的第一年。

在美國的直接幹預下,由經過“戰後肅清”的六大財閥聯合出資,首屆戰後政府推動的土改,在日本大規模展開,史稱“昭和政改”。

這次土改,逐日美軍作為日本的實際統治者,向日本政府提供了多達15.6萬人的土地所有者名單。日本官方以“戰時支持軍國主義國策”為號召,對名單內的地主,以及一些不在名單內的土地所有者,進行了強制性的土地征繳。

截止1949年中,日本86.3%的耕地被政府強制性再分配,4.9萬名地主被處死,超過21萬人被判處各種徒刑。從此,日本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正式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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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六 8月 29, 2015 6:26 am


3、韓國“反奸歸土”


1954年底,在李承晚本人的親自推動下,韓國政府以“整肅日奸,剝奪日產”的名義,發起遍及全境的土改運動,史稱“反奸歸土”。

這場歷史三年的土改運動,以打擊日占時代韓奸的名義,強制性剝奪了1.6萬名土地所有者的耕地,以十分之一價格象征性贖買了3.92萬地主的土地。

兩項合一,韓國的舊式耕地所有者被一掃而空,完成了韓國進行工業化發展的“不動產積累”。

在現代韓國的教科書中,“反奸歸土”被認為是臭名昭著的李承晚為數不多的政績之一。

當下在韓國國內,有一些原地主的後代們,試圖向政府討還被強征的土地。韓國政府的應對措施,就是每隔幾年,發起一場轟轟烈烈的“反韓奸”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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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六 8月 29, 2015 6:27 am


4、伊朗“神聖公有”


1961年,伊朗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正式頒行“王國田產征繳令”,宣布將在3年時間內,由政府出資,贖買23.7萬大土地所有者名下的土地,史稱“神聖公有”。

在此後的五年內,伊朗政府以不足市場價格17分之一的價格,“贖買”的17.4萬地主的土地,即便出價低得驚人,也幾乎耗光了政府的現金儲備。

因此,伊朗政府又以“全力推行神聖的白色革命”為號召,無償征繳了余下的近7萬地主的土地,不做任何補償。

在此期間,伊朗政府共判處1.9萬地主死刑,強制流放約13.6萬人。

這場殘酷的土改運動,卻被推翻巴列維王朝的伊斯蘭政權所肯定,並堅定不移地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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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六 8月 29, 2015 6:28 am


5、阿根廷“十月土改”


1947年9月,胡安·庇隆宣布阿根廷進入“戰時緊急狀態”,原因是“強制推行全國土地征繳運動”,這項運動,史稱“十月土改”,也被阿根廷人稱作“庇隆新政”。

在接下來的11個月時間內,阿根廷政府出動3萬余國防軍人,7.4萬警察,對全國33.6萬大土地所有者進行了逮捕、公訴、刑罰甚至處死。

至次年底,阿根廷境內超過93%的土地被政府強制收繳,其中41%被均分給貧農,其余國有化。

整個運動期間,約3.1萬名地主被殺死,27.9萬人被流放、強制勞動等,這也成為日後阿根廷國內反庇隆勢力最常拿來抨擊的實例。

但是,直到今天,阿根廷的教科書中,都把這幕血腥的“十月土改”,認定為“促進國家進行工業化轉型的跨越性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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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六 8月 29, 2015 6:29 am

截止1990年,聯合國159個成員國中,119個進行了大規模全國性的土改運動。

這其中,63個國家進行的是完全無償的土地強征,56個國家則支付了平均不足市價15分之一的“贖買補償”。

在這些波瀾壯闊的土改中,累計死亡人數,大約在675萬—890萬之間,體罰、刑罰、流放人數更倍於此。


由此可見,所謂土改,即政權對私人土地的無償征繳,或有限補償強制贖買行動,不分意識形態,不分民族種族,不分地理氣候,不分政治體制……

唯一決定土改是否進行的標準,就是該國是否趕上了殖民主義的末班車。



各國土改的原因,歸根結底只有一點:

解放被封建土地所有制與耕種方式束縛的可流通資本,以及勞動力,強制使其進入大工業流轉領域,參與工業化的起步進程。


在這一點上,只有早期的先發資本主義國家,憑借殖民主義的巨大資本優勢,以龐大資本流通,沖擊本國舊土地所有結構,讓土地所有權的轉變比較“溫和與理性”;

而未參與到殖民時代資本掠奪的後發國家,在從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過程中,由於沒有龐大的流動性資本,無法對舊土地所有結構進行資本沖擊,而只能采取行政、軍事化的強制措施,硬性改變土地所有制。


在這一點上,一生強烈反共、至死不渝的胡適先生,做了深刻的總結:

“我反對赤色主義,主要是反對他們廢除民人資本和建立完全國家壟斷這兩點。具體到土地改革,甚至階級之間的沖突,我是支持的。大土地所有者,無論其善惡,都註定被歷史洪流所淹沒。這是後進的工業國的必須選擇,便是痛苦,也要做……”


總結一下,“土改”這項運動,因其資本掠奪的本質,必然充斥血腥與暴力,這是必須承認的


“土改”本身,並不包含任何道德評判、善惡區分和司法度量,它僅僅是一種生產模式轉型的基礎建設。

在“土改”中獲益的人們,不代表他們正義與善良;

被“土改”傷害的人們,也不代表他們邪惡與奸詐。

他們的境遇不同,僅僅是因為他們在工業化進程中所處的資本背景不同。


這也就是所謂“個人面對時代轉折時的不可抗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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