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很博通 - 另一個角度看曆史:冷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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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7:23 pm

283.1949-1978(中印戰爭(21))
印度是西方國家得一個縮影,他快速的展示著西方國家的發展模式,並且比西方國家還要徹底,那就是印度的族權造成了一個根本現象,他們的公族不願意工業化。
印度的發展模式,爲什麽走向走向第一産業和第三産業,這是有關鍵理由的,那就是在于第一産業可以吸納大量的勞動力,産生出糧食供社會消費,但是第一産業所産出的社會資源是極低的。
而第三産業集中了大量的印度精英階層,用教育資源的差別分開了階級,高種姓的人占據大量的社會資源,低種姓的人只有少得可憐的社會資源。
工業和教育是可以扭轉這種局面的,尤其是工業。
但是,印度沒有資本和拓展的空間,印度在中印戰爭中失敗了,從此以後便走上了一條難以向外有效擴張的道路,又沒有更加先進的制度。
那麽印度走向了向內部排他的方向,而不發展工業就可以使得公族穩穩的占據優勢,從而壓制旁族的興起,這種根本問題便是印度爲何不發展工業的關鍵。
從印度這裏再看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
美國在西部大開發和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擁有大量的可拓展空間,並且資本大量流向美國,那麽美國自然迎來了自己的工業化時代。
而當社會資源上漲的時候美國爆發了民權運動,黑人運動,工人運動,性解放運動等多種運動,這些運動的根本目標就在于想要改變舊有的格局。
也就是旁族在衝擊公族的地位和社會的制度。
隨後美國便開始走向了去工業化的時代,這種去工業化的時代很快撕裂了工業基礎,也失去了工業基礎,只能選擇第三産業和第一産業。
當資本族權壟斷了教育和摧毀了工業以後,那麽自然公族和旁族的關系從此越拉越大,雙方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自然也越來越深。
資本對于外部的投資會讓資本族權獲得更大的收益,對內加大了旁族的舉債思想,其結果就是公族大量吸收資本,而旁族大量透支資本。
所以,不管是美國還是印度,其實都是族權思想,當有可拓展的空間時候,他們便通過工業化來強大自己的軍力,並開始外侵。
通過外侵得到資源來使得公族強大,當拓展的空間減小的時候,便摧毀工業化,讓公族壓制旁族。
從一個小曆史觀上看,看似族權國家的工業化可以讓一個族權國家快速的強大,但是在一個大曆史觀下看待,想要通過工業化強大,那麽必然要有可拓展的空間,當沒有這個空間的時候,便沒有動力去工業化。
那麽中國又是怎麽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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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7:23 pm

284.1949-1978(中印戰爭(22))
事實上,中國是與這些國家截然不同,因爲中國是一個官權的制度,所以官權不但不反對階級的流動,相反構建起一個系統化的制度是官權可以運行的根本。
中國與族權國家相反,越是開發工業化就越讓系統強大,官權的社會沒有去摧毀工業的理由,因爲當系統正常流動的時候,那麽社會就是健康的。
這便是中國是先進的根本。
因爲官權並不需要通過排他來使得自己運轉,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對于官權本身來說,不斷的增加工業化的水平和增加教育會使得社會擁有大量的人才,這些人才會産生大量的社會資源。
當制度是官權的時候,就是一個系統化的社會,那麽自然不會産生族權國家那樣的公族壓制旁族,從中國的發展來看。
中國對于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的教育是不加強的,還是不斷減弱的呢?
答案是不斷加強的。
這便是官權的作用,官權具有容他性,所以對于系統內部的不同族權,都可以同樣産生包容,並且甚至産生一些對于少數民族和弱勢民族的扶持。
在中國的教育中,少數民族在考試中加分的待遇便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擁有大量的邊遠貧窮地區,在谷壑勾叉之中也存在著大量的村莊。
當社會資源不足的時候,自然教育資源較低,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對于那些地方的投資是越來越少呢?還是越來越多呢?
很顯然,是越來越多了。
重視教育是中國的傳統,那麽爲什麽是這樣的傳統?
說到底就是因爲中國在商鞅之後便開始走向官權,官權不但不懼怕階級的流動,更是渴望通過教育吸納更多的人才加入系統之中。
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點。
請注意一點,那就是從1840年以後,中國是處于一個什麽樣的環境之中呢?中國並不是處于一個可以快速擴張的處境。
相反是處于一個非常被動的處境之中,在這種艱難困苦的處境之中,爲什麽工業化和教育可以不斷的發展,爲什麽沒有走向印度的模式,最關鍵的道理就是。
官權並不懼怕工業化和教育,所以,中國處在一個艱難的困境之中,在這麽艱難的環境中不斷的擴大自己的實力,依靠的是先進的制度。
正是因爲制度的先進才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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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7:24 pm

285.1949-1978(中印戰爭(22))
所以,綜合的對比中國和印度,站在一個大曆史觀的背景下,就可以看出,中國遠比印度走的更加艱難,遇到的問題更加多,但是兩者的結果卻是不同的。
結果就是中國通過深刻的變法走上了一條嶄新的道路,而印度用一種看似和平先進的革命並沒有解決自己的問題,相反走上了一條重複的道路。
印度從地緣位置,從他所處的環境和他的開局,都並不比中國差,相反比中國要強的多,但是守著如此好的開局,卻無法真正的先進。
最重要便是在制度上的落後。
中國和印度的戰爭只是一個中等規模甚至有些小規模的戰爭,但這場戰爭之後兩者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中國的環境要比印度差的多,在北面有蘇聯的壓制,在南面有美國的壓制,他們都對于中國虎視眈眈,從1840年開始,這種不斷受到外力壓制的情況就從未停止。
但是中國經受住了考驗,在絕境與死路上劈出來一條生路,依靠的是先進的制度,這一點是非常關鍵的,如果沒有先進的制度是無法完成這樣的壯舉的。
沒有工業和教育支持的印度,未來必然是醞釀著一場更大規模的鬥爭,因爲印度發展了要出問題,不發展同樣要出問題。
並且當族權遇到威脅的時候,不但不會相互拯救,相反是更加相互的忌憚,更加的肆意壓榨資源,這種現象會使得原本就缺少資源的下層更缺乏資源。
鬥爭的溫床只會越來越大,而非越來越少,也就是說,印度有再分裂的危險,或者爆發一場大型的內戰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爲,印度難以打開局面,從而走上一條快速擴張的道路,所以內部問題只會越來越深重,越來越激化,最終爆發出來。
那麽最後,想談一點的是。
爲什麽中印戰爭那麽快就結束了,而美國和蘇聯並沒有擴大戰爭呢?
因爲從根本上,中國和印度都不願意美國和蘇聯介入到戰爭之中去,這是一個關鍵,所以美國和蘇聯都只能是隔岸觀火。
另一點就是中印戰爭的快速結束,是使得美國和蘇聯滿意的,因爲對于南亞次大陸來說,是一塊關鍵的地域,在這個地域上誰的優勢更加明顯,將會改變美國和蘇聯的局勢發展,那麽當中國和印度以一種快速結束的方式了結的時候。
自然是不願意插手,因爲各方都能不能保證自己是一個注定的贏家,所以不插手,讓其快速的平靜下去,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至此,外部的問題基本上都說完了。
下面該進入正題,也就是去分析中國的大躍進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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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7:24 pm

286.1949-1978(大躍進前①)
時間退回到1953年,這一年是有決定性意義的一年,因爲在這一年,美國決定停止朝鮮戰爭,美國首次感受到了戰敗的滋味。
而這個結果對于中國來說,是有非常關鍵的意義,從中國建國以後,有2個時間段中國處于一種絕對的不利之中,第一個不利時間就是從1949年至1952年,第二個不利階段就是從1960年至1971年。
那麽爲什麽這麽說?
因爲,在這兩個時間段內,中國隨時面臨南北同時被蘇聯和美國夾擊的風險,這個風險如果不排除,那麽很有可能演變成美蘇對于中國的同時夾擊,如果這個結果出現,那麽中國想要強國,就要更難了。
在談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要首先談兩個人的關系,這兩個人的關系如果搞不清,那麽就無法說清後面的關系。
這兩個就是毛澤東與彭德懷。
這個問題就是毛澤東是否信任彭德懷,彭德懷又信任毛澤東?
這是關系到後面問題的關鍵,因爲朝鮮戰爭是彭德懷一生的頂點,他作爲一個軍人,又做爲一個高級指揮員,他能夠取得朝鮮戰爭的勝利,讓他的人生走向了巅峰。
我認爲,從始至終毛澤東都並不認爲彭德懷是一個壞人,而彭德懷一生恪盡職守,簡樸率真,是一個純粹的人,並且值得注意的是,我認爲在很大程度上彭德懷是一直佩服毛澤東的,這是我認爲後面所有事情成立的關鍵。
因爲,毛澤東的前半生從事實上講有幾次關鍵的時刻,彭德懷都沒有去反對毛澤東,而是支持了毛澤東,在他們相互比較熟悉了以後,並且在大是大非面前,彭德懷認爲毛澤東是正確的。
所以,當毛澤東和彭德懷談了朝鮮的問題以後,彭德懷就去了朝鮮,要知道當時的大量意見就是要避免開戰,但是彭德懷選擇了支持毛澤東。
從彭德懷的性格來看,當問題通過詳細分析,搞清楚利害關系的時候,對中國有利的事情彭德懷就算再難也選擇了去做,這就是他的高尚品質。
而朝鮮戰爭的成敗關系到中國的命運,如果毛澤東不信任彭德懷,或者不肯定彭德懷的能力,那麽就絕不會讓彭德懷去。
這裏還有一個關鍵就是,如果彭德懷真的勝了以後會不會變得自滿,變得驕橫起來,是毛澤東需要考慮的,但是,事實證明彭德懷保持了他一生的樸質的本質。
朝鮮戰爭中,另一件非常關鍵的事情就是毛岸英的犧牲,這件事情有沒有影響到兩人的關系?
我認爲,並沒有影響到兩人的關系,因爲當時的局勢是並不能肯定的就認爲戰爭一定勝利,並且在整個革命的過程中,毛澤東損失了很多位親人,只能說毛澤東感覺痛心,而彭德懷感覺愧疚。
而我認爲毛澤東的內心中並不恨彭德懷,朝鮮戰爭的勝利,爲中國取得了一個得以喘息的時機,于是中國開始發展了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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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7:25 pm

287.1949-1978(大躍進前②)
建國的時候,中國的經濟處于一種半癱瘓狀態,經過了從1840年到1949年的反複戰亂和摧殘以後,形成了一個非常不好的局面。
如果說沒有一塊地方是好的,那麽也不算全對,而是中國的經濟格局變得非常不均,某些大城市相對來說非常繁榮。
比如上海和東北,東北擁有當時中國最好的工業基礎,而上海是遠東的金融中心,並且上海並沒有被戰爭徹底摧毀。當然上海在後來因爲戰爭導致外國資本大量外逃,導致經濟地位大降。
所以,這就造成了一個問題,在一個不均衡的形勢下要如何發展經濟呢?
這是中國所面臨的根本問題,也就是想要建設好社會主義,所必然要解開死結這一道坎,這一道坎也不是會不會來的問題,而是一定會來的問題。
那就是,中國一定會出現東富西貧的根本問題。
這就關系到中國的地緣問題,這種現象是地緣所直接決定的,是無法簡單就扭轉的,因爲從中國的地緣去看,東部沿海省份,大多數是大平原和海洋與江河連接起來的地貌,那麽自然是交通發達,平原較多,沿海又能自由發展對外貿易,適于經濟發展。
而中部地區,除去四川盆地以外,大量的溝壑和山川會造成發展經濟緩慢的問題交通不便,可耕地少。西部則更難,西藏和新疆的基礎設施極差,想要發展缺乏能力。
所以,這種根本的格局就必然導致資本向中國的東邊流去,自然造成東富西貧的根本問題,這個問題,才是新中國的大問題。
這與美國和蘇聯以及歐洲的環境是極爲不同的,必然造成的結果是隨著資本的流向東邊,人員也會流向東邊,那麽就自然會造成原住民和新移民之間的貧富差距,這種根本矛盾是必然産生的。
新移民缺少立足的根基,而原住民有一定的原始積累,兩方的這種差距就一定造成貧富差距的産生,這種貧富差距的産生就會造成死結的發作。
能不能解開死結,是至關重要的。
並且在建國初期,所面對的最大問題是,資本會不會重現大城市化的現象是非常重大的問題,如果這種現象發生,那麽所直接的結果就是。
原本因爲戰爭的作用使得資本凝結到一定的地方的情況,會在發展中重現,也就是窮的地方得不到資本,變得更窮,而富的地方隨著發展越富。
如果這種現象發生,那麽情況就對于中國非常不利。
但,官權,恰恰是解決這種問題的優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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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7:26 pm

288.1949-1978(大躍進前③)
那麽爲什麽要談這個問題?
並且這似乎是今天的問題,俗稱的北上廣,原住民和外來者之間的矛盾,貧富差距之間的關系,似乎都出現了,那麽是不是說,這麽發展是失敗的?
我認爲並不是失敗的,相反,這只是一個過程,而不是結果,因爲發展還在繼續,官權的作用正在開始起效,所以並不是一個失敗,只是一個大趨勢的其中一個節點,下面細談。
道理太簡單,因爲在平原上發展經濟要比在山脈中發展要容易的多,所以資本也好,人力也好,都會向平原移動,而資本會集中到某個戰略要地,那麽自然出現北上廣的現象。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有了社會資源以後,是向著大城市不斷的投資,還是向著不同的地方投資,這就是一個關鍵了。
地緣的問題難以解決,畢竟很難把大山鏟平,把溝谷填平,所以今天的情況是注定要出現的,這裏就要談一個問題了。
那就是經濟學是不是一個複雜的東西。
我認爲經濟學並不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並且古人已經掌握了非常高深的經濟學知識,古代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最大的差距是對于生産力之間的關系的不同,並不是從本質上有什麽不同,後面細談。
那麽這有什麽意義呢?
這也就是說,遠在新中國之前的王朝時代,新中國今天所産生的問題就早發生過了,曆史中這種現象並不罕見,而是一種常見現象,因爲這是地緣所決定的天然答案。後面細談,所以,毛澤東也早已預見到了今天的問題。
如果說古人對于經濟一竅不通,現代經濟學才是決定一切的話,那麽促成這種思想的最大改變就是資本主義的出現,他改變了經濟的模式。
但問題在于,不管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學,都是一種依賴于大權的經濟學。
也就是說,經濟從來都是依附于政治的,是政治的一種結果,那麽爲什麽現在一度有一種思想是說,政治是爲經濟服務的呢?
因爲資本主義使得資本族權成爲了西方族權思想的公族和旁族,那麽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政治就是爲了經濟服務的。
但是從族權思想看來,那麽經濟還是要爲族權服務的,因爲資本主義是一種族權思想,所以當無法脫離族權思想,不能創造出新的大權時候,自然有根可尋。
我想分析的是,毛澤東有沒有預見到今天的局面呢?
預見到了和沒有預見到了是非常不同的,這種不同將會改變毛澤東的根本思考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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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7:26 pm

289.1949-1978(大躍進前④)
從根本說,不管是族權的經濟學,還是官權的經濟學,在曆史中已經出現過了,現代經濟學是否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的根基呢?
答案是:沒有。
因爲,不管是經濟學也好,社會制度也好都沒有從根本上脫離了大權思想,所以,任何經濟學都只是在大權思想上的一種變革。
除非有人可以創造出官,權,民,族四大權之外的新大權思想,如果沒有,那麽根基便是確定了的。
即便是資本主義,也只是改變了以資本族權爲公族旁族的族權思想罷了。那麽當根基沒有變的時候,經濟學再怎麽改變,也只是爲了大權服務的,也就是說,爲了政治服務,絕不會出現政治爲經濟服務的現象。
所以,如果認爲在1950年代的經濟學就是落後于2013年代的經濟學,那麽我認爲是不正確的,也就是說,在1950年,便可以分析出現在的經濟情況。
當根基沒有發生改變的時候,那麽前進的方向就自然可循了。
這是非常關鍵的。
那麽毛澤東早已看到今天的情況,而不是毛澤東沒有看到這種情況。這裏面的區別極大,也就是今天北上廣的問題,毛澤東已經遇見到了,想要看清這個問題,還需要慢慢梳理。
但是毛澤東如果能看到今天的情況,那自然就要做出改變,也就是發動大躍進。
大躍進的根本並不是單純的提升生産力而做的,相反是爲了解開死結而做的,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沒有解開死結,那麽就意味著。
當北上廣的現象出現以後,將會到達發展的一個節點,這時候一場理論共産主義和鬥爭綱領之間的鬥爭就必然到來。而且將會形成一次非常劇烈的社會動蕩。
而雙方爭端的核心就是貧富不均。
理論共産主義會很容易的用貧富不均問題去指責鬥爭綱領偏離了發展共産主義道路,甚至指責對方是錯了的路線。比如說指責對方是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但其實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想要真的走資本主義更難,因爲從官權想要退化到族權,並不是那麽容易。
當這種情況發生的時候,即便經濟有了好轉,也會在內鬥中消耗。並且雙方會徹底的讓官權退化到族權,這樣的結果反倒是使得改革失敗。
如果打開了死結,那麽當發展社會主義成爲共識的時候,那麽雙方的爭鬥就很容易平息,因爲根本的道理便是:
中國的北上廣問題,並不是一個結果,而只是大趨勢的一個節點,該怎麽看待這個問題,這是關系到整個社會主義建設能否成功的關鍵問題。
也就是中國的發展到底是什麽樣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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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7:28 pm

290.1949-1978(大躍進前⑤)
其實,這看起來是一個巨大的問題,一個特別複雜的問題。
但其實,問題的答案非常簡單,甚至可以說,這個問題在古代中國就出現過,並且在某一段時間內就在緩解,但是最終失敗了,這需要慢慢的分析,那麽先要把答案說出來。
那麽要怎麽做呢?
就是通過官權的系統化對于不同的地方進行投資,建設基礎設置和保障體系。其實答案就這麽簡單,並不複雜。
想要理解就必然要明白爲什麽會造成今天的北上廣,理由就是在東部的基礎設施和保障體系要比西部的山川溝壑好得多,所以資本也好,人力也好自然都選擇了東部。
想要解決或者逆轉這種大城市化的根本,就是要不斷的進行系統化的投資,可以說,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落後地區的基礎設施和保障體系極差的時候,不管怎麽阻攔或者是打壓,都無法阻止他們向外轉移。
也就是農民工大潮。
而當這些地區的基礎設施和保障體系變好了以後,不管怎麽求當地人,他們還都不樂意出去了。
也就是農民工用工荒。
所以,有發展的機遇,才是解決貧富不均的根本,官權正是最善于處于這樣問題的制度,因爲對于官權本身來說。
任何系統的一部分,都是系統的構成組建,對于官權來說,任何系統的構件越是強大,那麽可提供給他用于分配的力量便越是強大,這種相互促進的發展模式是族權國家所不具備的。
所以,切不可輕易的用族權經濟學去分析官權經濟學的規律,因爲雙方看待資本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
對于族權經濟學來說,對某一個地方的不斷建設將是他們的主要目標,因爲越是能讓資本聚攏于一處,那麽對資本族權來說越是增強他們的實力,而對于官權來說,不斷的系統化和發展不同的地方對于他是有利的。
並且,雙方最大的差距就是在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的投資上。
官權經濟並不拒絕商業的發展,而是能從商業發展中得到稅收,從而進行更廣泛的投資,而對于族權經濟來說,大量的投資基礎設施只能是給予別人機會而減弱了自己。
所以,不能用族權經濟來衡量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學並不能從根本上徹底的分析清楚中國經濟。
雙方的經濟模式原理就是根本不同的。
甚至可以說,用西方的標准去丈量今日的中國,是不行的,因爲西方的標准“器”太小,容不下中國的“器”。
今天的中國經濟成就不是到達了頂峰,而是才做了一下,
“熱身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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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7:35 pm

291.1949-1978(大城市化①)
近些年來,西方一些學者和國內的一些學者都在紛紛的做出分析,他們認爲,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但是,望穿秋水也沒有盼來這個結果。
那麽爲什麽會造成這個結果?
要明確一點,那就是大量的學者他們得出這個結果並不是空穴來風的,甚至是嚴謹做分析的,那爲什麽不准呢?
因爲,他們是認真的用族權經濟體系去分析官權經濟體系,那麽自然得出來的結論産生了問題,也就是大量的人用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去衡量中國,那分析的結果肯定出現了誤差。
那麽,他們的分析就全然沒有道理麽?
這是看到問題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他們的分析方法本身出了問題,也就是他們忽略了一點,中國到底是什麽樣的經濟模式,假如這個分析的大前提錯了,自然是霧裏看花。
從他們的分析不難看出一個現象,那就是都瞄准了大城市化的問題,卻忽略了官權經濟運作的模式。
那麽,大城市化有什麽問題?
大城市化是他們分析的核心點,也就是族權思想的一種體現,大城市化並不是從今天開始的,甚至不是從哪一方興起的,而是各個文明都存在著這個問題,也就是說。
大城市化是族權思想的一個展現,所以,假如中國不是官權經濟的模式,那麽按照他們所分析的大城市模式,問題就會真的發生。
想要了解這個問題,便要了解大城市化的形成和運作,顧名思義大城市化就是在某一個戰略的要點,或者交通的關鍵樞紐位置,占據著地緣重要的位置的大城市。
在那裏修建的城市經過發展變成了大城市。
中國自古以來便存在大城市化的問題,這種現象並不是現在出現的。
也就是說,北上廣並不是一個發展而來的特殊化現象,而是曆史的一種規律,這種規律是那些學者認爲自己的理論成立的根基。
大城市化之所以會形成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爲之所以能成爲大城市需要幾個關鍵的條件,第一個是交通便利,第二個是有發展的空間,第三個是具有極高的戰略價值。
當集齊這些條件以後,大城市就會自然出現,因爲具備這些條件,便具備發展商業的條件,這種條件形成後,便會不斷的吸引資本和人力的湧入。
城市會越發展越大,而越發變大就更是吸引資本和人力的進入,這就是大城市化出現的基本,但這同時也隱藏了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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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8:22 pm

292.1949-1978(大城市化②)
只要說出三個有名的城市名字,便自然的可以理解到這個問題的繼承性,比如中國最有名的幾個城市:
長安,洛陽,開封,南京,北京。
上面的這五座城市都是中國曆史上赫赫有名的曆史名城,尤其是長安和洛陽更是大量朝代建都的選擇,所以,大城市並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早就存在。
那麽爲什麽會出現大城市化?
從一個更深層的地方去看,那就是大城市化給族權思想提供了一種便利,這種便利就是可以在一個較爲集中的地方凝聚自己的力量。
也就是說,當大城市出現的時候,只要牢牢的控制了這些大城市,那麽就可以很容易的控制很大區域,這種作用,就是大城市化出現的根本。
這在春秋戰國時候是非常常見的現象,比如齊國的臨淄城,又比如魏國的大梁城。
中國的大城市化演變共有五個大的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包括春秋戰國和以前的時期,這段時期是最爲明顯的,因爲封建制度的族權思想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當公族控制了大量的大城市後便占據了絕對的優勢,不但進可攻退可守,又可以發展貿易,並且對于旁族的壓制也有著一個非常明顯的作用。
第一個時期可以被稱作諸侯時期。
第二個時期是秦漢至隋唐時期,這個時期隨著官權制度的出現,諸侯國開始逐漸被壓制,隨之興起的是藩鎮時期。
在這個時期內,主要分爲兩個大的分界,漢朝時期的同姓藩王和隋唐時期的節度使與地方藩鎮,這個時期可以很明顯的發現。
隨著官權的發展,族權勢力在退化,因爲從擁有大量主權的諸侯國退化爲藩鎮和節度使,已經産生了很大的變化。
第三個時期是遼宋朝至元末的一種多形式時期,宋朝實行的是文武分制,徹底的壓制了“諸侯”這個概念,使得官僚系統出現了一種質的變化。讓文官的作用和武官的作用開始分離開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
另外就是出現了以遼金元三個王朝的公旁分制法,這也是具有標志性意義的一種改革。隨著遼國出現了契丹和漢族分制的方法,破除了夷狄入中國不足百年的怪圈。
增加了包容性,使得官權在少數民族政權手中,出現了一種根本性的變化,改變了單純以公族壓制旁族的格局。
當然元朝的統治過于落後,雖然曾想變革,但很快便失敗了。但不得否認的是,這個時期是非常關鍵的時期,不管是宋朝還是遼金元朝,都産生了更多的包容性。而“諸侯”勢力越來越弱小了。
第四個時期是明清兩朝,明清兩朝是非常特殊的朝代,需要單獨講述。
第五個時期是新中國時期,不過在沒有弄明白這個發展的過程的時候,還不能談今日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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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8:23 pm

293.1949-1978(大城市化③)
那麽爲什麽要單獨說?
因爲如果無法說清第四個時期的變化,就無法看清以後的變化,那麽第四個時期爲什麽是特殊的呢?
第四個時期擁有非常大的爭議,與前三個時期是完全不同的,這一點是要單獨說明的地方,那麽第四個時期是什麽時期呢?
通常認爲,明朝的一個最關鍵變化就是朱元璋廢除了宰相制度,這成爲朱元璋個人對于權力控制欲望的一種表現,被長期的認爲是錯誤的行爲,那麽該怎麽評價這個舉動呢?用四個字的成語就是:
多此一舉。
朱元璋的廢除宰相不但沒有打壓了官權,相反是使得官權更加的膨脹,這裏就必須說明白一個關鍵的問題,那就是宰相是幹嘛的?
宰相也好,丞相也好,都不簡單的是一個官職,而是領袖,因爲官權是從族權中變化出來的,所以宰相或者丞相本身的權利非常大,他並不是一個官僚,而是一個領袖,這一點是看清這個問題的關鍵。
宰相分爲兩個大的分界線,也就是說封建時代的宰相和王朝時代的宰相,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封建時代的宰相是族權的一個領袖,而王朝時代的宰相是官權的領袖。
曆史往往就是如此,你越是要壓制對方,結局往往是自己被壓制,朱元璋是一個,孔子就是另一個,兩個人都有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明明他們想要做的事情是那樣,可最終造成的結果卻是這樣。
孔子本身是最擁護封建制度的,他自己曾經說別人是:“朽木不可雕也”,但是創造了周禮的周公如果給他托上一夢,那麽肯定會告訴他:“孔子你自己才是塊朽木。”
孔子想要維護封建制度,卻不曾想,自己每天所奮鬥的事業都是在扼殺著封建制度,他一睡覺就夢想自己怎麽保護封建制度。一醒來就沒完沒了的傳播儒家的行爲論來扼殺封建制度。因爲行爲論的出現,使得封建制度徹底崩壞,這一點是孔子人生最大的矛盾。
朱元璋也是如此,朱元璋想要加強自己的權利,便想要廢除宰相,可宰相是什麽?
宰相是官權的領袖,也就是說,如果宰相存在,那麽皇帝和宰相便是兩個大權的領袖,一個是王權的,一個是官權的,兩者都是領袖,那麽會怎麽樣?
那就是相互限制,可這就真的對皇權本身有害麽?
答案是否定的,因爲當宰相是官權的領袖的時候,那麽官權的系統化便到了宰相這裏就止住了,官權的領袖存在,那麽官權就無法真正的系統化掉王權。
也就是說,如果朱元璋不去廢除宰相,那麽才真正的可以保護自己的皇權,而最終結局是,宰相制度被廢。
這就等于打開官權吞並王權的封印,也就是說朱元璋不但沒有成功的阻止官權的發展,相反擴大了官權的發展。
而明清的後來所有發展便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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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8:25 pm

294.1949-1978(大城市化④)
道理很簡單,朱元璋和宰相本身是兩條線,也就是說他們是平行線,永遠不會相交,官權的領袖永遠是官權的領袖,皇權的領袖永遠是王權的領袖。
但是,朱元璋廢除了宰相,也就等于打開了官權和王權相交的通道,這就使得官權與王權接上了。
這一接不但不能挽救王權,相反爲王權走向末日做好了倒計時,因爲從根本上講王權和官權的關系表面上是王權越來越厲害。
而實質上發展的結果證明,官權才是越來越龐大的那一個,而王權的勢力越來越小。
所以,到了明清兩朝,就進入了真正的官權最後衝刺時代,這是官權最後發起衝刺的關鍵時期,因爲不管是明朝還是後來的清朝都在使用內閣制度。
宰相制度再也沒有恢複,兩朝的最大區別是明朝的皇帝像一個董事長,而清朝的皇帝像一個執行總監。
明朝的一些皇帝經常不上朝,甚至嘉靖和萬曆兩朝在這方面是非常厲害的,值得注意的是兩個人所處的環境並不太平。
明朝和日本的戰爭打打停停,從東南沿海倭寇到明日朝戰爭,另外各方叛亂層出不窮,那麽爲什麽明朝還能取得對日戰爭的勝利呢?
從表面上看皇帝不上朝,荒廢朝政,王朝應該快速衰敗,但事實是萬曆在不上朝的過程中取得了萬曆三大征的勝利。
這就說明,王朝並沒有在一種肆意妄爲的混亂中搖擺,相反明朝的官權制度得到了快速的發展,內閣制度起到了一種處理事務的作用,而最終的批紅是需要皇帝的認可,也就是說,皇帝要看內閣做出的可行性方案,然後決定是否執行。
清朝的情形就反了過來,皇帝不但上朝,還上的非常勤快,以至于後人評價明朝和清朝時候進行相互的對比。
但,不管是明朝的不上朝還是清朝的上朝都有一個客觀事實存在,那就是隨著發展官權不但不是被壓制了,相反發展的更加快速,只是在清朝的時候,發展的方向出現了重大問題,使得中國在武器水平上快速的落後于歐洲。
導致了接連失敗,而內部的紛亂又讓人們産生了一種感覺,就是進入明清以後,國家與制度都陷入了一種倒退之中,從而開始自我否定。並失去了自信,認爲歐洲的方式才是先進的。
但事實上,這就不得不提出一個關鍵的問題了。
爲什麽在解放戰爭的時候,TG每獲得一個地方,那個地方便很快成爲可以提供援助和動力的地方呢?
這是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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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8:26 pm

295.1949-1978(大城市化⑤)
那麽梳理這些問題有什麽意義呢?
看起來這與大城市化沒有任何的關聯,但事實上,卻非常有關聯,只有看清了曆史的發展,便能看清解決大城市化所必然造成隱患的方法。
那麽曆史在訴說著什麽呢?
那就是,中國的曆史一切發展都是在逆大城市化的,也就是說,大城市化是族權思想的一個必然結局。
因爲族權更願意在某一點上控制更多的資源,那麽把所有資源輸送到一個地方,那樣結果就是控制了這裏也就等于控制了整個國家。
這就是爲什麽在歐洲的戰爭中流傳著一種思想,那就是只要打敗了主要城市,那麽對方就喪失了抵抗能力,一切的根本緣由就在于此。
而我們的形勢是相反的,也就是說,曆史的發展到了清朝,事實上,這種大城市化的現象已經有了扭轉,那麽有什麽證據麽?
證據是非常肯定的,甚至是無法顛覆的。
就是人口。
清朝的人口激增是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也正是在清朝的時候,中國的人口出現了一個井噴的上漲,達到了四億人。
而從明末的一億人一下上漲到了四億人,這中間有一個非常關鍵的事實,那就是並不能單純的認爲是糧食生産力增加的結果,也就是說,並不能把人口的膨脹單純的歸咎于紅薯,土豆與玉米身上。
因爲,一下子人口膨脹數倍,如果沒有一個可依賴的社會制度支持,那麽是無法完成的,這便是大城市化被逆轉的最直接證據。
資本如果無法向下遊流去,那麽即便有了新的技術,沒有資本的支持,也是無法成功的,也就是說,人口之所以可以激增,最關鍵的因素就是資本向著各地在流去。
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社會進入了一種大發展中。
人口激增就是社會大發展的一種證明,因爲官權已經發展的越來越龐大了,對于官權本身來說,系統化的構建使得,官權並不懼怕對于內部的投資,也沒有必要把資本凝聚在大城市中。
對于不同地方的投資,使得資本不再凝結于一處,因爲從本質上看,排他的需求越來越小,對發展的態勢是越來越支持,而不是反對,那麽大城市化的現象就是越來越弱。
那麽爲什麽,又造成了這種情況的反複呢?
因爲清朝戰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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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8:26 pm

296.1949-1978(大城市化⑥)
清朝的戰敗,所造成的問題還不只有臉面的問題,或者說清朝在亞洲的宗主權的問題,亦或者是給潛藏在社會的矛盾與隱患在未來爆發的溫床。
實際上可以看出一點是清朝和大多數外國的戰爭。都只是爆發了一場中小規模的戰爭,戰敗後簽署條約,而産生的最大影響就是改變了清朝發展格局。
一方面資本從向內流入變成了大量向外流出,尤其是以賠款形勢和鴉片形勢大量導致資本外流,這才是清朝走向衰亡的根本。
當資本大量減少後,出現了一個現象,那就是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因爲資本大量的流出導致了原本存在的隱患開始越來越激化,從這時候起,清朝就走向了滅亡的道路。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太平天國運動的興起,大城市化又開始出現,由于清朝的失敗導致資本大量外流,以及戰爭中的各種損失。
資本爲了尋找安全又向大城市走去,然後在清朝滅亡後的軍閥混戰中,這種現象非常突出,而上海被叫做東方的巴黎,就是這種想象的最好體現。
曾經有一種說法,每打一次軍閥戰爭,或者每鬧一次所謂革命,上海就富有一次,資本便要流入一次,加快大城市化的節奏。
間接也加劇了資本向大城市流入後造成的農村和小城鎮的資本枯竭,越是如此,資本便更要去大城市,資本一出走小城鎮和農村便更是留不住資本。
所形成的直接局面就是近代的大城市化的興起。
所以,從1840年-1949年這百余年間,就是在不斷的重複著這個過程,並且在戰爭與損失中不斷的喪失資本,造成了嚴重的資本不均現象。
而國民黨對于大陸的透支,也就是利用通貨膨脹大量的吸走資本,兌換成黃金出逃台灣,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響,以至于留下的爛攤子都要新中國來承受。
那麽在毛澤東的心裏,他就必然要思索一個問題。
也就是中國的第五個大的階段要怎麽做了。
如果從一個普通人的角度去看的話,從1950年至今,已經發生了大量的變化,但是如果從一個大曆史的觀點來看的話,那麽這幾十年的滄桑巨變,也只是順著自己的方向不斷向前進罷了。
造成今天東富西貧的主要根本原因就在于,並不只是簡單的資本上的損失和資本上的外流,這只是表面的現象。
導致今天局面的根本就在于已經被逆轉了的大城市又從新走了一遍,而這是造成今天大城市化的根源。
但是,可以說第五個大階段對于這個問題,本身已經有了非常好的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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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8:27 pm

297.1949-1978(大城市化⑦)
說清楚發展的變化是爲了更好的說明今天的這種局面是爲什麽出現的,而說明白今天的局面是爲什麽會出現的。
就能看清毛澤東的思想,因爲他可以“遇見”到這一情況的發生,那麽爲什麽叫“遇見”,而不是“預見”。
因爲,曆史中已經多次出現這種情況,從根本上講,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和民國,這四場大規模的戰爭和動亂,還有元末的問題,都造成了大城市化的興起。
而他們的出現都催生了改變的發生,也就是說,當政治制度變得越來越先進的時候,社會便有一個大的發展。
春秋戰國後出現了秦漢的大發展,魏晉南北朝以後出現了隋唐的大發展,五代十國以後出現了宋遼金的大發展,元以後出現明清的大發展,而民國以後出現了今天的大發展。
那麽爲什麽會出現大發展,因爲政治制度已經出現了改變,那麽這個改變是什麽?
中國的“革命”曆程中較爲重要的就是在于“逆大城市化”運動,這種運動的發展並不是只有今天才進行的,而是在不斷進行的。
大城市化出現的原因在于混亂産生時候資本自然願意聚集在一起,在長期的混亂中大城市化會非常明顯。
而那時候正是民生最爲痛苦,社會最爲紛亂的時期,資本的大量集中造成了中小城市的資本匮乏,而資本匮乏造成了基礎設施和社會保障的缺失。
當新的王朝開始以後便開始展開“逆大城市化”,資本開始向各地流去,從而出現大發展時代。
而中國的“革命”本身的趨勢是“逆大城市化”行爲越來越強烈,這便是發展的趨勢,也是五次變化的結果。
今天的發展問題並不是一個終點,所以當不是一種終點的時候,自然有道路可循,而資本主義經濟學看待中國是以族群思想看待官權。
那麽自然沒有看到這種出路,那麽當然就提出了中國崩潰論,但是爲什麽沒有出現呢?
因爲,今天的新中國將會把逆大城市化做到原來無法比擬的高度。
那麽憑什麽可以這麽說?
憑族權已經被不斷的壓制,今天的中國已經走向了一條以民權爲根官權爲輔的道路,系統化的官權已經把王權吃掉。
達成了官權的系統化的一個高度,那麽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通過不斷的把資本向下發展下去,一旦官權和民權相互建立了新的高度系統化,這樣今天的問題自然就解決了。
而造成今天的問題主要原因就是起點的時候資本不足,起點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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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8:28 pm

298.1949-1978(大城市化⑧)
請注意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中國的近代化革命並不是在大擴張中進行的,相反是在各種打壓和各種紛亂中進行的,所以,中國的現代化革命發展和歐洲美國的現代化革命發展是非常不同的。
歐洲的現代化革命,同樣是走向了大城市化道路,而他們把這種舉動叫做工業化革命,請注意,歐洲的工業化革命也好,現代化革命也好,爲什麽發生在大航海時代以後?
因爲,歐洲找到了新的擴張地。
這才是現代化革命和工業化革命可以興起的根本,也就是說,歐洲的這種革命是通過大量掠奪資源而來的,當資源和資本大量的注入歐洲,那麽歐洲自己開始興起,大城市化也自然取得成功。
而隨著他們發展的腳步越來越快,似乎他們強大了,這種強大建立在資本的大量流入,並不是建立在發展更大的容他性上,所以,當發展的空間和可掠奪的資源減弱時候自然造成衰落。
這便是繼承了歐洲制度的美國爲什麽在自己走向強盛以後,卻走向了去工業化的道路,也就是說,當沒有可擴張的空間時候,如果繼續去向逆大城市化或者繼續扶持工業化發展,那麽族權之間的界限便要打開。
公族和旁族之間的界限一打開,必然造成公旁相互爭奪地位的行爲,這種行爲就是所謂的各種運動,尤其是民權運動,或者黑人運動,以及工人運動。
而爲了阻止這種腳步,那麽去工業化的行動便馬上開始了,也就是說美國又走上了大城市化的道路,這樣做的結果就是資本快速的向大城市集中,造成的結果自然是貧富差距快速擴大。
那麽要看到的是中國的發展道路和歐洲和美國是不同的,美國和歐洲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都是在擴張中完成的,而中國的發展是在打壓中完成的。
在這種中間還有兩個例子,一個是日本,一個是印度。
日本在二戰後已經失去了擴張的空間,爲什麽可以快速發展?
因爲他接受了美國資本大量的注入,進入到了一個軟擴張的道路中,但是當以出賣自己的這種行爲不斷持續後,那麽被美國輕易的掠奪走發展的好處也就是日本失落的十年,並不是什麽了不起的事情了。
歐洲和日本能夠還存在一定量的工業化,是依賴于美國的扶持和歐美體系的作用,但是當美國的支持一旦減弱了以後,這些國家都會開始走向和美國一樣的道路。
印度的擴張道路被自己封鎖死了,在現代化革命失敗以後導致了印度的分裂,在沒有可擴張的道路後,印度的發展退回到了族權思想,而結果就是教育和工業化都沒有真正的發展,導致貧富差距極度拉大,爲以後印度的大動亂埋下了伏筆。
而爲什麽唯有中國沒有歐美那樣的擴張條件,不斷在被打壓和夾擊中 卻做到了發展的事實呢?
這便是制度的優越性。也是官權系統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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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8:29 pm

299.1949-1978(大城市化⑨)
所以,新中國的發展到了今天就走向了發展的變局,也就是開始不斷的逆大城市化發展,新中國的大城市化發展之所以會出現,就是因爲經過了長期的戰爭動亂影響。
造成了資本更願意大城市聚集,當新中國建立以後,想要徹底扭轉這個局面是非常困難的,因爲社會資源和資本的不足。
造成了客觀的能力不足以引導資本和社會資源向著逆大城市化的方向發展,所以,曆史的必然就是造成了今天的東富西貧的問題。
優先發展大城市化,然後利用發展得到的社會資源和資本進行再投資,進行逆大城市化的戰略便是一條可以實行的戰略。
並且這種戰略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是古代便有的戰略,或者說,這是官權制度的一種發展必然軌迹。
可以看到的是,隨著中國的發展,逆大城市化運動正在不斷的展開,新中國有兩次大的逆城市化運動,一次便是以毛澤東時代發動的知青下鄉運動和大躍進運動,一次便是發展所自然開始的西部大開發運動。
知青下鄉運動和大躍進運動要後面談,先談西部大開發運動。
可以說第二次開發西部的運動是在自然中産生的,因爲社會的生産力已經有了一個快速的發展,當官權的資源增多的時候,就順暢的開始了對于西部的開發運動。
在這個運動的過程中,對于大規模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全國性質的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在不斷的增強。
所以事實上,今天所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不是過多了,而是還不夠。
有兩個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
一個是三峽工程,一個是京九鐵路。
對于基礎設施的熱愛並不是這有今天才是如此,追溯到孫中山時代便想要建設大型水利設施和鐵路設施,而從現實的對于社會資源觀點來看待,孫中山時代想要建設這兩個工程似乎非常困難。
三峽工程的建設的爭論在當年可以說得上是達到了“論戰”的地步,支持方和反對方都拿出了大量的理論來相互駁斥。並且當時的一個爭論焦點便是以中國的國力能否支持建設。
以當年的視角看不管是三峽工程,還是京九鐵路都是大工程,而到了今天,用今天的視角去看,這兩個當年要牽扯國力能否支持的“大工程”卻渺小了許多。
當年的京九鐵路建設成功,使得中國運輸能力直線上升,爲發展奠定了基礎,可對比今天的高鐵時代,當年的京九鐵路設計時速已經慢了太多。
所以,說明這些是爲什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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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1949-1978(大城市化⑩)
那就是對基礎設施的投資並沒有所謂的夠多了一說,因爲新的技術和新的科技出現,會使得基礎設施不斷的更新。
並且,越是對于基礎設施進行投資,其最終結果就是越使得生産力增加,這種投資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
但是族權害怕這種現象的發生,因爲逆大城市化將會動搖公族和旁族的地位,所以一旦失去了可擴張的方向。
便自然要打壓基礎設施的建設和不斷的走向大城市化,固化資本,讓資本牢牢的控制在公族手裏,但這種行動最終會造成衰落。
這便是族權是落後的根本。
而當不斷的進行社會保障措施和基礎設施建設的時候,各地的機會便會出現,因爲大城市化的直接結果就是貧富差距拉大。
當大城市上升的空間越來越小的時候,家鄉的機會反而增多了,這時候就會出現,原本對于大城市趨之若鹜的人,開始考慮留在家鄉發展。
當逆大城市化開始的時候,不但會解決因大城市化所造成的發展不均問題,更是會逐漸使得貧富差距減小。
相反,持續大城市化的建設,不搞均衡發展,只對于大城市進行不斷投資,不但不能解決大城市化的根本問題,相反會使得問題更加突出,舉例說明,今天北京市人口的大概在2千萬人左右。
爲什麽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或者說房屋價格飙升,從表面上看是房地産炒作的問題,但實質上,是大量的人湧進北京造成的,這就造成了北京的基礎設施不足,而基礎設施不足才是真正的推升貧富差距的根本。
那麽假如對于北京繼續建設,建設成足夠滿足2千萬人的基礎設施是不是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呢?
答案是否定的,因爲會有更多的人來到北京,北京人口可能會推升到4千萬甚至更多,那時候滿足2千萬人的基礎設施又變得不足了,並且,貧富差距將會達到更大的地步,因爲一個城市是有人口承受極限的。
所以,如果只是對于北京進行投資,不但不能扭轉問題,相反會把大城市化問題推向更加難以解決的地步,相反,假如對于小城市進行建設,那些原本要來北京的人,會對比兩個城市,當小城市生活也未必比北京差的時候,去求那些人,他們也不願意來了。
所以,越是均衡的投資,越是逆大城市化發展,不但會使得發展均衡,還會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並且造成生産力更大的一種發展。
今天的發展便是沿著這個道路去走的,並不是發展造成了這個結果,而是從曆史的大發展中得到了這個結果,制度的建設才是這種結果的根本,只有壓制了族權,建設一個系統化的官權制度,才能走得通,這便是中國沒有按照資本主義對于中國崩潰論設想走的原因。
當解釋完這個問題後再回到問題的初始。
毛澤東雖然不能准確的知道今天高鐵的速度到底是多少,但是他可以看到的是,這種發展的軌迹,那麽對于毛澤東本人來說,他的目標在什麽呢?
那就是,打開橫亘在發展中的最後一個核心問題。
共産主義的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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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8:30 pm

301.1949-1978(大躍進前⑥)
經過梳理,可以看出的是毛澤東已經明白未來的局勢會如何發展,也就是中國會首先發生大城市化,並且造成一些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這個問題的根本在于基礎設施和社會資源的不足,然後會向著逆大城市化的方向前進。
假如繼續的發展,那麽逆大城市化的現象一定會不斷的加強,也就是資本會逐漸向中小城市甚至農村流去,如果這樣的動向越是加強,那麽社會資源會越發的多,並且貧富不均的問題將會逐步緩解。
但很顯然,大城市化所造成的社會問題一定會因爲死結的困境而爆發出來,這是可以說毛澤東在建國前就已經開始思考的問題,並不是說是發展後出現的問題。
作爲一名優秀的戰略家,自然要思考該如何解決,所以毛澤東在思考當時的形勢發展和對于未來戰略的布局。
就當時的環境來說,從1953年-大躍進開始是有一段非常優勢的時期,這個時期主要是因爲中國在朝鮮戰爭中的勝利,迫使蘇聯爲了讓中國承認他的共産主義“老大哥”的地位而大量援助中國。
這種扶持是當時急需的,並且就當時的環境而言,承認了蘇聯的地位對中國也有好處,就是避免受到美國和蘇聯的聯合壓制或者直接打擊,這是毛澤東極力要避免的。那麽叫聲老大哥就沒什麽了不起的了。
這便是中國和蘇聯蜜月期的開始,當然這種所謂“蜜月期”是表裏不一的,也就是說蘇聯原本希望尋求的是打壓中國,但是隨著戰爭的勝利,就意味著蘇聯的失敗。
而隨著發展,一個尖銳的問題開始出現,那就是中國的地緣決定了,東部地區容易發展,西部地區難以發展,這種東富西貧的曆史和地緣現實是無法避免的。
所以,從1955年就陸續開始發動了一場非常關鍵的運動,那就是:
上山下鄉。
這項運動從50年代開始出現,60年代大規模興起,70年代走向落幕,那麽爲什麽要展開這項運動?
事實上,這項運動不僅在中國展開過,在蘇聯也展開過,這項運動的根本目的就是使用大量的年輕勞動力進入鄉村,改造窮困的農村。
但是深入的說一點的話,這項運動的根本目標就是逆大城市化運動。
也就是說,如果什麽都不做的話,那麽很簡單的發展趨勢就是人力和資本都朝著大城市而去,一旦農村失去了資本和人力的支持,那麽農村就會面臨凋敝和破産。
甚至出現棄村和無人村。
所以,從事實上說,在大躍進運動正式開始前,逆城市化運動就已經開始了,這還不得提到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那就是戶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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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lung 于 周五 10月 07, 2016 8:30 pm

302.1949-1978(大躍進前⑦)
戶口政策是一項非常關鍵的國家策略,並不是簡單的登記人口如此簡單,一直以來有一種思想就是認爲,中國的戶口政策限制太多,應該徹底的放開,但是,戶口政策如果輕易的放開會好麽?
答案是相反的,如果在經濟沒有全面發展的時候,放開的戶口政策不但不能發展經濟,相反會把大城市化現象發展到極致,並且爲社會制造大隱患。
這並不是危言聳聽,因爲一旦放開了戶口政策,那麽很顯然的是,人口會隨著資本一起走向經濟領先的地區,也就是大城市。
而這樣的現象會像滾雪球一樣的不斷的越來越大,造成的問題就是大城市化的難題難以解決,基礎設施建設將會嚴重的偏向大城市。
並且貧富不均,不但不會減少,相反會更井噴式的增長起來。
因爲,任何城市都是有一定的承受能力的,基礎設施永遠趕不上人口湧入的速度,道理很簡單,就以一個教育爲例便能說明這個問題。
一個城市配備多少小學,中學,高中,大學在一開始會有一個基本規劃,比如一座大城市的高中可以收納100萬的學生,那麽當這裏的經濟發展了以後,會有大量的人口湧向這裏,需要上高中的人口如果達到了200萬。會産生100萬學生上學難的缺口。
那就會造成貧富差距,一些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就會提高入學門檻,而本地人的優勢便會體現出來,這也就是戶口所造成的表面社會問題。
但如果簡單的認爲,打開了戶口政策,便能解決入學難,入學貴的問題,那麽便錯了,首先,缺口的100萬名學生大量的都是外來人口,這些人在家鄉並不是沒學上,是可以就近上學的。
但是不管從教學質量和家庭影響等諸多考慮,隨父母上學是一般家庭夢寐以求的,所以,大量外來人口來到了大城市的學校。
那麽一旦戶口政策打開了,不但無法阻止這個問題的擴大,反而會加重這個問題,很明顯的是,爲了解決問題,會增加學校去填補那100萬人的缺口。
但認爲增改學校就成了麽?一旦增改學校,教育基礎設施提高了,會有400萬,500萬,600萬,甚至多到1000-2000萬學生開始湧進來。
這樣做的結果就是,原本教育落後的地區基礎設施會更落後,教師也會開始向大城市移動,造成更多的學生向城市移動。
一旦形成這種問題,那麽人口移動的速度永遠要比蓋學校的速度快,基礎設施越是增多學生就會以倍數的數字去增多。
那麽問題就會越來越嚴重。
所以,想要解決問題的方法,只有不斷的建設系統化的基礎設施,讓教育資源均衡化的解決辦法,不是在大城市不斷增加學校,而是把資本向中小城市流動,讓那裏的基礎設施不斷改善,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造成大量社會問題的不是戶口政策,而是基礎設施不足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1950年代更爲突出。所以需要發動群衆大搞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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