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底望天 - 大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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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2:55 pm

第六篇



何當踏破雙芒屐,卻向昆侖望故鄉。

--【近代】王國維

五十一



其實種族問題,在世界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是一個敏感問題。最近在美國的南部各州,就發生了中學裏非洲裔學生和拉丁裔學生的大規模打鬥事件。這兩個種族的沖突,主要原因是兩族青年人的教育水平都比白人和亞裔要低,所以在低工資和非專業的職位上競爭,而這種工作反而機會少導致競爭激烈。再加上作為少數族裔的拉丁裔,加入享受政府有限的少數族裔優先計劃,在本來黑人壟斷的福利大餅中,虎口奪食,而增加快速的拉丁裔人口,就引起了非洲裔的憂慮。

另外一個種族沖突就是發生在黑人社區,曾經有猶太人去開商店,賺了黑人的錢後,就到富人區買房買地,完全對發展黑人社區沒有貢獻。而當猶太人撤出後,韓國移民又故計重施,從而引發了在洛杉磯的黑人針對韓國人的沖突事件。

其實中國的各種族間要和諧得多,比如在多民族區的雲南,廣西和貴州等地,很少聽到這類事件。而在青海和甘肅發生的藏回之間的不合,也不是很難解決。這個問題的本身出現,在於中國開放改革後,從嚴格限制的計劃經濟轉為自由發揮的市場經濟,對藏族這個傳統從事農牧業,社會講求等級次序的民族,會產生某種失落感。而對遺傳基因裏充滿了商業細胞的回族,撒拉族等等,簡直就是如魚得水。所以很快就會在藏回的生活水平上,出現差距。再加上回族的商業活動像猶太人和韓國人那樣,走進了藏區,就使這種情緒上沖突逐漸蔓延。如果地方政府在這方面處理不好,就會有知識精英或者宗教人士在其中操作,通過對藏民中知識文化水平低的農牧民,散布量身定做,精心編造的謠言,然後就會爆發大規模的沖突事件。

解決這個問題在於中國政府必須明白,靠市場經濟的力量和自由競爭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並不完全適合中國所有的56個民族。其中一些少數民族缺乏足夠的訓練和教育,在職業競爭市場上本來就沒有一個公平的起點,而且很多少數民族在基本的工作要求上,比如說定時的工作時間,按照工作成績而定的獎金制度,從事服務業工作,顧客至上的商業道德等等,都不太習慣。比如說藏族通常是單純和友善,但當一個顧客要求這樣那樣時,有的藏民就覺得自尊受到了影響。所以不能完全用中國東部理所當然的企業制度,采取一種高高在上的態度,似乎在把“落後”的藏族逼進現代化的好日子。如果我們可以反感西方人那種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用人權,自由和民主來教訓我們的時候,對他們豎中指,我們就應該將心比心,站在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的角度上,認真的聽取他們的意見,和他們一起合作解決面對的問題。比如說,可不可以在藏區新開設的服務業,不是采取漢族,回族,或者撒拉族獨資的方式,可以采取和藏族合股的形式。而政府可以做的就是為這些多民族企業提供貸款上的優惠,並以雇傭當地藏民為主。如果當地缺乏足夠的合適人選,就應該成立有針對性的職業訓練計劃,為藏民定做一些有針對性的就業計劃,使他們能夠享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益處,和其他民族的致富速度比較接近,就不會有在經濟地位相對降低的感覺。



五十二



多民族合作企業的方式,在馬來西亞是一個成功的範例。本來,馬來西亞的華裔,人數雖少,但卻掌握了馬來西亞大部分的經濟命脈,和馬來族裔的關系一向緊張,通常在社會不安定時,成為馬來裔貧苦的平民暴亂的主要攻擊對象。後來,馬來西亞政府實行了華裔向馬來裔讓利的計劃,即將華裔企業中分出少量,比如5%-10%的股份出來,分給馬來裔人。當初,華裔對這個政策很反感,認為自己辛勤工作,卻不得不免費去養一些好吃懶做的馬來裔。但是後來,他們很快發現能夠拿到那些讓利的馬來人,都不是等閑之輩,而是馬來裔社區裏宗教和民意的領袖人物。這些人在清真寺裏的幾句話,或者在當地報紙上的幾行字,就可以引發馬來平民的大規模騷動。而當這些人成了華裔商業的生意夥伴後,不光是這些精英人物不再挑動騷亂,而且還經常出來平息可能發生的種族沖突。更重要的是,通過了不同民族的合作,大家開始利用不同方面的能力,齊心合力,進而推動了整個社區的發展。

對走進藏區做生意的回族,甚至漢族,應該明白如果他們能在自己賺錢的同時,也讓當地的藏族分利,其實對生意的長期發展更有利。而享受這些分利,和參與合作的藏族,必須是支持國家政策,擁護民族團結並在社區的民眾中有影響的宗教和世俗人士。支持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提高人民生活的民族人士,理所當然要享受經濟發展的好處,而鼓吹分裂,民族沖突和擾亂社會次序的人士,就必須在各方面受到打擊,這個政策決不能因為國外一些敵對勢力的大聲喧嘩而有所改變。這也是筆者認為中國政府在西藏和其他藏區的政策,硬的一手太軟,對西方國家的雜音太過關註,而投鼠忌器,反而鼓舞了國內的一些分裂分子得寸進尺,得隴望蜀。

解決不好青海和甘肅的藏回沖突,其後果非常重大。一方面,海外藏獨勢力可以將藏族經濟生活提高慢於回族的情況,歸罪於中國政府,並攻擊中國當前的民族自治制度,認為如果藏人真正當家做主,比如說獨立的話,就會真正的保護藏人利益。另一方面,某些宗教界人士在煽動民眾情緒時,往往用不可調和的宗教情結來代替容易妥協的具體的經濟訴求,使情況容易失控。比如在藏區普遍流行的,其實是某些宗教人士編造的謠言,指回族在餐館的面條湯裏面,放進了洗澡水,甚至是阿訇的骨灰,這樣喝了湯的藏族就會很容易被從佛教皈依成伊斯蘭教。其實局外人聽起來,認為很荒唐,但是對青海和甘肅的藏族,曾有過當年軍閥馬步芳用刺刀逼藏人改變信仰的歷史,又有當年伊斯蘭勢力在印度和中亞橫掃佛教勢力的痛苦記憶。這樣就把回藏之間的問題變成了你死我活的信仰問題,而不是經濟的政策這些容易解決的問題。

隨著中東在油價高漲而造成錢包鼓脹,阿拉伯國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對中國的投資會越來越多。而與阿拉伯人文化,宗教和血緣上都有緊密聯系的回族,靠嫻熟的阿拉伯語,將會成為他們的經濟夥伴和雇員。當年被解放軍打敗的馬步芳就是率全家族流亡沙特阿拉伯,並最後入籍,而老死在客鄉(當然也可以說宗教上真正的家鄉)。可以想象,如果回族看到海外的藏獨勢力背後的印度和西方的大力支持,一旦沖突升級,他們的阿拉伯人裏的支持者就會相應號召針對西方和印度的又一場聖戰。而藏族對阿富汗的塔利班摧毀巴米揚大佛的行為,又是非常氣憤,看到美軍打擊塔利班感到很過癮。這些問題落到了國際顛覆專家的手裏,又是一個火燒連環船,搞亂中國的一個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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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2:58 pm

五十五



中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必須有一個現實的看法,就是美國在西藏問題上絕不會善罷甘休,而中國同美國在這個問題上的爭鬥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中國在考慮其政策時,就不能投鼠忌器,必須在需要對分裂勢力殘酷打擊的時候,不能顧及美國的輿論,而捆綁住自己的手腳。而更重要的是,當美國通過總統和國會議員接見達賴喇嘛的行為(包括西方其他國家的類似行為),被藏獨各派勢力誇張化,向其國內有聯系的分裂勢力轉遞錯誤信息。而這些分裂勢力錯誤的認為西方政府會真正的支持他們的分裂和暴力活動,就會鋌而走險,向中國政府叫板。如果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由於對西方的顧及,而不能強勢打擊這些勢力,就會印證了這些勢力對局勢的錯誤估計。其實西方政府支持藏獨勢力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中國政府在國際事務中,對西方國家讓利來作為西藏問題的交換砝碼,他們很清楚藏獨勢力並不能真正動搖中國的根本,因此在操作藏獨的力度方面需要有很好的拿捏。

最近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媒體在藏獨勢力的支持上有所收斂,一方面和中國政府采取了妥協的姿態,與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重開談判,給了西方一個臺階下有關。但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國民間的反西方情緒由於西方媒體和政客的操作動作過大,而強烈反彈,使西方意識到他們可能在將來不得不面對一個對西方充滿敵意的強大的中國,而膽顫心驚。由於美國軍事強權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局都不夠理想,美國和西方經濟影響力的衰退,西方希望能通過對中國施壓的方式,依靠中國的實力在中東和非洲等地為他們的利益而出力。這就是所謂“負責任的共同利益者”的真正含義。

在全球層面上,西方當然會拿出他們自己的蘿蔔和大棒政策。大棒政策就是支持臺灣和大陸的繼續對抗,將是幹擾目前的“九二共識”的模糊主權爭論,創造雙贏局面的兩岸良性互動,爭取以清晰的“一中各表”而制造顯性的兩國論;然後支持和整合疆獨分裂勢力,幹擾中國的中亞和中東能源供應線;最後就是爭取進一步的掌控西藏局勢,在中國和印度之間制造事端。

美國對西藏的操作,就是爭取能夠在拉薩建立領事館,直接與西藏內部的各派勢力進行接觸。現在美國的西藏情報來源和攪局操作,還是主要以依賴海外各派藏獨勢力作為中間媒介,這樣就會出現兩方面的問題。一個是海外各派藏獨勢力會有意的錯誤傳遞美國的意圖,誤導內部的勢力而謀求自己的利益,這樣會造成美國的政策失誤,使局面失控,而損害美國在中國的整體利益。另一方面是海外藏獨各派勢力,為達到自身的目的,會誤導美國政府,而令他們的決策行動與當地的實際情況脫節。只有美國政府能夠直接和中國內部的各派藏人中的勢力接觸,有獨立的情報來源時,才可以通過對不同派別的支持力度進行調控,來控制任何行動的規模。正如美國在臺灣國民黨和民進黨的不同派別中進行操作,以到達任何行為可以讓美國利益最優化。



五十六



中國政府應該明白地傳達兩個信息。一個是任何西藏內部反中國政府的力量都是西方和海外藏獨勢力的炮灰。即使中國政府在任何國際事務上向西方妥協,或者在任何條件上向海外藏獨勢力妥協,這些內部的反政府勢力都不會得到任何好處。中國需要學習美國的做法,比如說美國在阿富汗只要懷疑有一個人是塔利班分子,就會扔炸彈去炸全村人,而根本蔑視國際輿論的說三道四。中國在處理西藏和藏區的騷動時,如果其訴求是和自身權益相關的,可以和政府討論。但是,如果其訴求是配合海外勢力的行動,就應該嚴厲打擊,連帶其支持網絡一鍋端。對參與鬧事的寺廟,要關閉其寺廟,使其經濟收入直接受損,並要削減其喇嘛人數,禁止海外返回的喇嘛和其他藏區的喇嘛在寺廟裏進修,切斷其組織系統。

另外就是在奧運會結束後,中國應當利用尼泊爾的政局變化,加大在這個國家的投資,並督促尼泊爾新政府把其境內的藏獨勢力趕出該國。雖然西方操作西藏問題的意圖中不乏挑起中國和印度的沖突,只要不會導致大的危機,小的和局部的沖突其實對中國並非無利。中國可以做的是,給印度施壓而導致印度將藏青會組織趕出其境內。而施壓的方式,包括不承認印度對錫金的吞並,在中國允許非政府組織支持錫金和阿沙姆邦的獨立運動。

在應對美國和西方在西藏的操作問題上,要充分總結民間這次在抵制法國家樂福和去法國旅遊的成功經驗,允許一些專門的以抵制西方為主要目的的非政府組織存在。一旦美國和歐洲政府在西藏問題上一有動作,這些組織立即就可以起來造勢,造成一種中國民間的強大的反西方聲勢,對這些國家的政客進行阻嚇。

西方在和中國的遊戲中,基本上是以兩手來對付中國政府。一個是其政府的官方與中國推行友好政策以確立獲得豐厚的經濟利益,一個是政府的官員,國會議員,社會名流和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組織,與中國為敵,包括打擊中國的海外利益,和支持中國內部的暴力行動。比如說美國政府包括布什在內的高官和國會中佩洛西等領導人物,都公開支持海外的藏獨和疆獨暴力組織。在歐洲如英國,法國和德國,都有藏獨和疆獨組織活動。中國也應該向這些老師學習,在中國可以成立支持世界穆斯林世界以反西方為主的組織,為世界上的這些反西方組織提供財政和訓練支持。

在將來中國將越來越難以用置身事外的方法處理國際事務,希望自己能夠安靜的發展自己的經濟,而不被西方騷擾,是行不通的。西方國家是不可能平靜地看著中國這個非我族類的國家成為世界上的主要強國,而不試圖在路上挖陷阱和拍磚頭。當然西方明知光靠搗亂的方法,其風險性也很大,就會不斷的祭出胡蘿蔔來,忽悠愛面子的中國政府和人民。

中國政府和人民已經因為太愛面子,在奧運會上已經被西方砸了一板凳。不過是一個商業運作的體育活動,被掛上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華民族再次復興的大面子。一個奧林匹克山上取來的火種(其實從我們家後院取得的火種沒什麽區別)被冠以聖火的地位,搞得全球的反華勢力都傾巢出動,要來砸場子。而其還有很多反華勢力要沖進北京,借著你主人要搞一個歷史上最大最棒的盛會,來搞你一個烏煙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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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2:59 pm

大國遊戲副題之三: 伊拉克分贓

最近,關於伊拉克的油田分贓逐漸清楚。即伊拉克國家石油公司拿出六個已開采的油田,讓西方五大石油商投資。西方五大石油商將分75%收益,伊拉克拿 25%。

1.通常,這種合同是公開招標,但這次是不招標。在短期的服務合同到期後,五大公司據有長期合同優先權。

2.通常,對準備開發的油田,國家石油公司擁有100%,只是讓外國公司進來,用其技術找新油田。但是,因為伊拉克長期被制裁,所以需要(制裁他們的國家)的石油公司的技術。

3.伊拉克急需資金重建,所以需要這些打爛他們的國家賤買他們的石油財富重建。

4.外國公司分得多,應為伊拉克在戰爭中,風險大。當然,又是這些公司的國家在打仗。

這是西方的災難資本主義的典範。

大國遊戲(之二十九)

五十七



好在中國人民和政府已經有所醒覺,習近平最近關於對奧運會要有平常心的表示就是一個好的開端。而且在為了應付海外敵對勢力的破壞,對奧運會的保安措施,實際上已經造成了對旅遊業的打擊,使這次奧運會的經濟效益大大降低。

在應付西方反華組織希望在北京奧運會上的攪局行為,中國的民眾可能會有比較好的應對方式。西方在自己的媒體上對本國人民有關中國的洗腦上可以用四句打油詩來概括。那就是“中國人民很善良,中國政府很流氓,西方政府要體諒,西方人民要逞強。”所有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抹黑,都是以中國政府為對象,而來北京搗亂的西方政治流氓,拿著西方政府工資的記者無國界之流的職業運動混混,在中國搗亂時,如果中國政府出面處理,就會造成西方媒體的大肆攻擊。所以居然會讓一些流氓在中國的長城上打出西藏獨立的大旗。

而中國的應對方式,就應該讓西方人明白,不是只有西方人有耍流氓的權利。中國人民雖然善良和好客,但是13億人民中,林子大了什麽鳥都有,也不缺乏會有幾個流氓混混。所以當這些西方來的流氓在北京搞事,就不能排除北京的流氓因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而出來對這幫白種流氓一陣暴打。在中國的警察趕到現場前,這些暴民又會作鳥雀散。中國政府會依法將這些觸犯了中國法律的外國人拘留,而且會堅決反對民眾用暴力手段來應對這些違法活動。但是很遺憾,希望這些外國人好自為之,不要在中國胡作非為。不要以為這幫混蛋是亡命之徒,有種的話,叫他們去紐約街頭打出支持本拉登的標語出來,看他們可不可以活著走出來。

舉一個美國的例子。在奧運火炬來到美國舊金山之前,曾有幾個隸屬於自由西藏學生組織的職業混混,違法當地的法律,阻礙交通,爬山金門大橋的吊索上,掛標語。而大橋的工作人員不得不冒著生命危險,去把這些標語取下來。事後,舊金山法院對這個犯法行為進行宣判,判罰這些混混必須在社區組織做義務工作,而荒唐的是,他們需要做義工的社區組織,就是他們自己的自由西藏學生組織。從這裏可以看到美國法律至上的具體運作方法。

而擔任舊金山警察保安活動總顧問的戴利警長,對記者談到了他本身的親身經歷。戴利曾是美國特種部隊軍官,退役後曾出任過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保鏢,後來出任舊金山一個分局的主任。在一次藏獨分子在中國領事館前進行的未經批準的非法靜坐抗議活動中,戴利帶領他的下屬,去規勸抗議者結束非法活動。結果在他試圖勸說一個喇嘛時,對方突然從袖口中掏出一個木棍,沖著他的頭上就是一棍子打下來。經驗豐富的戴利吃了個大虧,因為他以為西藏喇嘛都是熱愛和平善良人士。讓他更惱火的是,把這個打警察的兇僧逮捕後,因為美國上層人士的幹擾,檢察官拒絕起訴,使喇嘛最後無罪釋放。戴利對舊金山警察的建議是,必須把藏獨的喇嘛當作恐怖分子一樣對待,嚴加防範,如果不然吃了虧都有苦說不出。

中國在對待這些政治流氓的時候,也不能按常理出牌。必須改變過於顧及西方的輿論,而不能有效的維護自己的利益的情況出現。



五十八



中國需要提防的是西方拿出最大的一顆大蘿蔔,來滿足中國人的虛榮心,就是以允許中國加入西方八大工業國這個大亨俱樂部,用西方既定的規則,令中國為西方的利益服務。尤其是當前西方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大幅減弱,需要中國的幫忙才可以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維持其利益。如果中國人滿足於這種虛妄的做了世界大國的美夢,就會傻乎乎的犧牲自己的利益,而成為西方國家的幫兇。

中國在世界事務上的政策,還是要用明初的九字真言—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為基石。首先要增加國防力量,建立一支中洋海軍(相對於中國目前的近海海軍和美國的遠洋海軍),能夠保護中國的海外利益和中國這條從沿海到中東和北非的海上新絲綢之路,必須能夠防止當代的匈奴來擾亂這條生命線。中國軍隊除了在潛艇和護衛艦上要加速國產為主的發展,還要充分運用友好國家的支持,通過貿易上的互利共同體,把北非和中東的國家利益同中國利益綁在一起。

廣積糧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考慮,一個當然就是發展經濟,這恰恰是中國人做得最好的一點。另一個就是要進行長遠的戰略物資儲備,比如在東南亞和非洲發展以中國市場為主的糧食基地,補償中國因為大規模城市化帶來的耕地損失。在原材料上,中國應該大量動用手上過多的美元儲備,在中亞,東南亞,南亞和北非購買礦業資源,在美元進一步大跌前,搶占全球的資源。在石油資源上,中國應吸取美國的教訓,建立一個以替代能源為主的經濟,而在目前,就應該充分利用產油國家,如伊朗,蘇丹,委內瑞拉等和西方的爭執,在油價上取得優惠,支持中國經濟的繼續發展。

而當前高居不下的油價,會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經濟造成極大的打擊。中國必須讓反美的產油國知道,如果中國得不到大幅削價的石油供應,而導致經濟衰退的話,中國就無法為他們提供必要的保護,而使他們成為西方強權下一個軍事幹涉的目標。楚人無罪,懷璧其罪,這個道理估計這些國家的領導人也聽得懂。如果他們的目的是要打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經濟,他們大可以增加對中國需求的石油輸出,但就繼續減少對西方為主的國際市場的供應,讓西方那些投機基金,在把美國股市和房市炒死了之後,在石油期貨市場上,把油價炒過150美元一桶,令按照國際油價定價的西方消費者為此買單。

而且中國在產油國家,比如說非洲的貿易,是用中國的基建工程換取當地的能源。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一種易貨貿易。隨著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建築成本也相應提高,應該可以保證中國經濟不受打擊。在國內政策上,不應該實行政府補貼的低油價政策,而是應該放開以消費者為主的汽油價格,但在生產和基本民生方面,例如農業,能源,公共交通和運輸等等,根據重要性采取不同的退款政策。在能源效率方面,則必須通過嚴格的管制,使汽車等商品的能效達到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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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2:59 pm

五十九

緩稱王是中國人最需要考慮的問題。這並不是要做到鄧小平所說的決不出頭,而是中國要把自己定位在一個窮國,一個發展中國家。即使在十年,二十年後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系,人民生活到達小康水平,中國的人均收入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因此中國要拒絕參加西方八國組織,應該出頭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領袖,在與非盟,東盟,拉盟和阿拉伯聯盟之間,促進南南合作。又要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南北合作和對話中,就全球貿易,環保,能源合作,溫室效應上尋求合作。

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是唯一一個沒有對世界其他國家進行殖民的大國,因此可以被看作是安理會中唯一和真正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大國。在聯合國改革方面,中國應對增加日本和德國這兩個即是西方陣營,又是美國政治傀儡的國家持保留態度和有條件的觀望,但就更應該支持增加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支持阿拉伯聯盟,非州聯盟和拉美聯盟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職位,讓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南非,蘇丹,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等國,都可以在安理會輪流坐莊,使聯合國可以做到真正多元化。

所以說中國在於歐洲聯盟的關系必須重新審視。在前幾年因為美國新保守派一意孤行,而法國在希拉克,德國在施密特的領導下,強調中國和歐洲的戰略夥伴關系,發展多極社會,防止美國獨大,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但當美國勢力衰退,和中國勢力興起,德國的梅克爾和法國的薩科齊不光是向美國靠攏,開始向中國叫板,而且還在世界事務中,擔當馬前卒的角色。相比較於新保守派出局的美國政府,反而梅克爾和薩科齊這對黑風雙煞,有比布什更布什的架勢。

中國政府當前對歐洲的這一政策改變的回應是失誤的。最主要就是仍然想以過去的分而攻之,各個擊破的策略來達到目的。中國人需要明白的是,中國和歐洲不是中國現在那些所謂的國際問題專家宣稱的沒有厲害沖突,所以可以做天然的盟友。

中國和歐洲,以致美國的沖突在於對當前經過西方世界數百年的殺戮和掠奪所建立的國際次序。在這個現存的國際次序中,只占世界大約四分之一的西方世界,要消費占世界四分之三的資源。現在你中國以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要想過小康社會,在2020年到達大約是人均收入4千到5千美金,只是相當於西方的三分一而已,就必須加入現在的世界資源大餅分配,簡直就是從西方人寬裕的飯碗裏虎口奪糧。只要看一下歐洲對中國在非洲投資的態度,就可以知道其中的奧秘。

除非是中國人可以發明一種新的經濟運行方式,即依賴於可再生的能源,和新型的建築材料,而不是在石油,天然氣,各種金屬礦石上和西方極度浪費的消費文化展開殘酷競爭,中國人就不可能和西方人成為真正的盟友。而中國和歐洲之前的夥伴關系,也由於美國調整政策,不再口出狂言,大談新歐洲的好處和狂貶舊歐洲的沒落,不再忙於把法國炸薯條改成自由炸薯條,而失去其重要性。再加上美國允許法國等歐洲國家參與伊拉克石油分贓,和法國在阿聯酋開設海軍基地,都會使歐洲對中國的態度發生微妙的變化。

六十

而歐洲就會在應對中國的分而治之,以夷制夷的對策上,采取車輪大戰的方法。去年就是由德國領軍對付中國,梅克爾帶頭接見達賴喇嘛,開啟今年的拉薩暴亂。中國的沒有腦袋的專家們,就放出德國的影響力在歐洲不如英法的謬論,開始在經濟上教訓德國,卻大塊餡餅扔給來訪的薩科齊和布朗。結果是餵飽了的白眼狼回去後,就由薩科齊唱德國去年的高音部,和布朗唱中音部,而梅克爾唱低音部,由薩科齊高調見達賴喇嘛,布朗低調見達賴喇嘛,和梅克爾找個借口避開鋒芒。

中國人的愚蠢反應就是宣稱和德國的關系已經恢復正常,而法國的行為不用過分考慮,“因為法國在歐洲的影響,不如德國”,開始準備對德國扔餡餅。當然現在因為法國和英國在中國拿到的超巨型大餅可以吃上好幾年,他們就可以繼續在世界上展開打擊中國的行動,估計明年就該又英國扮演領軍角色,等中國這兩年餵飽了德國之後,才會輪到德國出馬。

中國人實在該變得聰明一些。既然歐洲在世界事務上,重新成為美國的馬仔,那麽中國就應該只把他們當作美國的馬仔。在國際事務上,就不需要在歐洲的身上浪費時間和精力,而只要和他們的老大打交道,談妥個協定,又他們自己老大回家自己傳達會議精神就行了。

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向小老弟朝鮮學習。朝鮮人對日本的喋喋不休聲稱,你日本不過是美國的一個州而已,根本不需要來參加談判。我和美國談什麽,由你的老爸給你打聲招呼就行了。

在如何應對中國的態度上,美國也有不同的分歧。共和黨的傻冒總統候選人麥凱因宣稱要把俄羅斯從西方八國俱樂部踢出局,永遠不讓中國加入,但就要吸取印度入會。這位老朽不知道,如果中國不賣你八國俱樂部的賬,自己開一家新夜總會,你那個俱樂部就會成為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一樣,門可羅雀。而最近美國一些學界人士的新提議,則值得中國學界人士的附和。即建立以美國和中國為主的G2俱樂部,將中美之間定期進行的戰略經濟對話提升到一個對國際政治各方面起舉足輕重的主要政策出產地。美國的想法是由美國和中國共同管理世界經濟和安全事務。

中國應該支持美國的這一想法,做為一個代表世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大國,中國應該提出增加地區性國家組織在地區性事務的主導作用,和中美兩個大國可以其的協調和輔助作用。比如說中東的伊朗問題,應該主要由歐佩克和阿拉伯聯盟的框架找出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法,而美國和中國都不應該起決定性的作用。再如非洲的津巴布韋的政治危機,中國要堅決反對西方主導的制裁和甚至軍事幹預的政策,而應該依靠非洲聯盟對這一本地事務的處理意見,來決定中國的政策導向。

總之,中國在世界事務上,應該逐漸排斥歐盟對非歐洲以外的事務的發言權,不需要尊重這幫黑社會的小嘍羅,自以為可以得到黑社會大佬的待遇。他們既然只不過是美國全球事務的一個馬前卒,那麽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只需要同美國去尋求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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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2:59 pm

第七篇

坐地日行八萬裏,巡天遙看一千河。 -
-【現代】毛澤東


六十一

美國和歐洲有兩個擔憂,一個是世界經濟中心隨著中國和印度的崛起而轉移到東亞。在未來的二十年後,這個世界非常有可能出現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美國第二,日本第三和印度第四的局面。在這個形式下,美國可以繼續利用其可觀的軍事實力,和作為一個太平洋國家的身份,參與到亞太區為中心的世界經濟活動中,其他的世界國家則需要通過重新定義與亞洲主要經濟的關系,而在其中分一杯羹。以出產能源和其他農產品來滿足中國和印度巨大市場的國家,如澳洲,加拿大,南非,巴西,以及中東,中亞,非洲和美洲的許多國家都會在這個經濟變化中受益,而經濟地位下降,遭受最大損失的會是歐洲國家,尤其是西歐國家,如英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等。

第二個擔憂是形成以中國為主,以非西方的東方文化形成的國際事務遊戲準則,使經濟地位衰退的西方失去對國際事務的操控權。同美國相比,歐洲的大問題是,不光無法形成一個更緊密的政治體系,其軍事實力已經名存實亡。美國在為達到自己的戰略目的時,經常會威脅把別人炸回石器時代,而歐洲則已經不再具有這種能力。前一陣子,伊朗把闖入兩伊爭議海域的英國海軍士兵抓獲,英國也是毫無脾氣。德國人在美國的占領下,已經逐漸失去鬥誌,搞得軍隊的教官要不斷提醒訓練的士兵,想象自己在美國的街頭,面對暴動的“黑鬼”,拿出點殺氣出來。而有趣的是,法國外交部長要求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可以用武力入緬甸強行救災,不知如果聯合國授權給法國,法國軍隊有沒有膽量殺進去?不知法國人記不記得奠邊府是怎麽一回事?

既然有這樣兩個擔憂,那麽就必須拿出辦法來。而這個辦法就是以民主自由為幌子,建立起一個亞洲的北約組織,以美國為領袖,形成一個從亞洲的日本,聯絡東盟,澳洲,印度,由美國控制的中東和中亞,到加入北約的東歐和南歐,直到英國,而對中國和俄羅斯形成一個完整的包圍圈。而在這個計劃中,由於印度洋是美國軍事實力的軟肋,把印度拉上船是一個關鍵點。美國破壞國際防止核擴散條約的協定,向印度輸送核技術和原材料,變相的鼓勵印度發展更大規模的核武器,就是出於這一考慮。但是要真正遏制俄羅斯和中國,光靠各種軍事同盟並非有效,必須靠建立起刀槍不入的東西方全球導彈防禦系統,控制住中俄的核子打擊能力,才可能讓這些同盟國家在安全得到真正保障後,心甘情願的充當嘍羅。

但是現實的難處在於,歐洲的能源,尤其是天然氣卡在俄羅斯手裏。任何面對俄羅斯的舉動,自然會受到俄國的報復。俄國的國力還在進一步恢復中,俄國的反應基本上會根據國力的大小而決定其力度,但最起碼就造成了歐洲反對美國的提議,將烏克蘭吸收進北約組織。在東邊,就首先出現了以美國,日本,澳洲和印度四國形成的準軍事同盟。這個同盟打破了以前美國在亞洲只與單獨國家建立雙邊軍事同盟的慣例,而使亞洲的國家可以趁勢建立自己的雙邊關系。


六十二

本來,美國的意圖是爭取能夠將東盟數國拉進來,但由於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成功的改善了和東盟國家的關系,印尼已經不願參加任何針對中國的行動而影響其能源在中國的市場和中國在印尼的投資。馬來西亞和菲律賓則不願意公開和中國作對,但則不排除允許美軍在其南海附近的島嶼中,進行持續的軍事演習而形成威脅力量。尤其是菲律賓,自從將美國踢出蘇比克後,其憲法不允許外國駐軍,美國則通過反恐合作和軍演的名義,不停頓的在菲律賓的南部島嶼中進行各種各樣名目的不間斷演習,造成美軍在菲律賓南部的事實駐軍。

在東盟各國中,對美軍支持最積極的,反而是與中國人同文同種的新加坡。新加坡不光為美國提供樟宜建立軍事基地,而且也是東南亞地區對美國軍事實力的最大倡導者。新加坡的意圖其實是利用美國的軍事實力保證地區安全,但同時又利用中國的經濟發展帶動地區發展。只不過,他們沒有想到如果當美國的軍事實力一旦用來限制中國的經濟發展,他們應該做怎樣的選擇?尤其是如果中國選擇一個替代路線,比如說從巴基斯坦的瓜達港,或者緬甸的實兌港,或者開通泰國的克拉運河,都會對新加坡的經濟帶來一定打擊。而新加坡強力支持美軍的積極態度,又是中國不得不尋找替代路線的一個重要原因。

而越南就更不願意踩這趟渾水。雖然中越在1979年打過一仗,至今越南對中國控制西沙和中沙群島耿耿於懷,而在南沙群島仍然控制一些島嶼,但越南就完全拒絕美國希望租用金蘭灣的要求,而試圖建立一個與中國睦鄰友好的關系。其他的國家如老撾和柬埔寨則完全站在中國一方,希望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把他們帶出貧窮和落後。泰國的形式則比較微妙,既有和美國的傳統友好關系和允許美軍的存在,又重視和中國和其他鄰居,如緬甸的關系,而不會一味跟隨美國的地區政策。而且泰國的民主體制,造成其政局的持續動蕩和不穩,導致軍方要不斷的以軍事政變來推翻民選政府,已經對其經濟發展帶來很大困擾。因此泰國對美軍的態度甚至比新加坡還要溫和,就象大部分東南亞國家一樣,他們不介意美軍的出現,如果這種出現可以通過美國支付費用和軍援給他們帶來經濟上的好處,但不會導致美國幹擾他們自己的區域政策,尤其是不會影響他們和中國的經濟貿易關系。

而且通過美軍的出現,東南亞各國還可以在南沙群島的資源—天然氣開采和漁權上和中國討價還價。為了防止中國和東南亞的關系,因為美國的介入而導致惡化,影響中國在該區域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中國在南海的策略應當是不排除和東南亞各國就資源問題上實行共同開發,但在戰略利益上就應該寸土不讓,保證中國海軍在這個地區實行主權,對馬六甲海峽實行監控。

如果中國大陸和臺灣在資源開發上能夠達成協議,兩岸在南沙的駐軍可以互相配合,將有利於中國建立以海南和廣東湛江為基地的前進基地,加上中國在柬埔寨的影響,可以為保障南海和平起重要作用。目前海峽兩岸在臺灣海峽的能源開發上已經開始協商,在南海事務上的同聲同氣,應該在不遠的將來能夠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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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01 pm

六十三



在東南亞的北部,中國最有利作法是通過大湄公河六國合作,以中國三省區—貴州,雲南和廣西和東南亞各國在文化,民族和習慣上的一致性,建立起一個互利互惠的統一市場。通過發展中國西南,越南北部,老撾,柬埔寨和緬甸,加上相對富裕的泰國,就會形成一個繁榮的經濟共同區域,從而抵消美國在泰國的影響,使美國希望顛覆緬甸現政府而登陸南亞,進而建立印度洋霸權的企圖不易施行。通過這一地區交通基礎建設的提高,中國在一旦情勢需要的話,例如這些國家遭到侵略,或者重大自然災害,中國的軍隊就可以快速的通過高速公路從昆明直到金邊,而為這個經濟區域提供保護。

基於美國在這些區域不可能投放軍隊,對中國戰略的牽制應該主要表現在支持其操控的環保組織對中國的投資行為進行攻擊。比如說,在新中國建立之初,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禁運,中國不得不在雲南南部和海南島種植橡樹,以保證自己的橡膠供應。現在可以預料,以這個區域的老撾和柬埔寨,將成為中國橡膠的一個重要產地,而這類投資行為,必然遭受西方以攻擊中國摧毀原始森林和滅絕原生態文化為借口,由環保組織來幹擾這個地區的經濟一體化。

在東南亞的南部,中國就應該運用當地華人的經濟實力,通過與這些國家的經貿合作而建立利益共同體。中國在這些經濟活動中是有利可圖的,當然要比美國單方面以軍力展示的花錢方式,具有持久性。而一旦美國動用軍力來打擊中國的經濟利益,就會首先損害這些國家的經濟利益,而令這些國家,象以前的菲律賓一樣,把美軍從國土上踢出去。

中國一方面可以宣稱並不挑戰美國在亞太區的霸權,不強迫東南亞國家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必須擇一,因為東南亞沒有一個國家願意看到兩強沖突,而他們必須選擇站隊。另一方面要大力提倡以區域合作優先的雙邊和多邊貿易,繞過由美國和西方建立和全盤操控的國際經貿組織。例如建立大湄公河六國合作,東盟+1, 東盟+3,東盟+5(包括澳洲和新西蘭)等等組織,以在地區性促進經貿合作,替代因為美國和歐洲不願取消農產品補貼而造成的WTO多哈回合的停滯。中國同時可以倡導和加入地區性的金融組織,如亞州發展銀行,美洲發展銀行和非洲發展銀行等等,不需要參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

如果中國可以用這個方式繼續東亞市場的一體化和區域化,並在必要情況下,通過地區性的金融合作,防止出現類似於1997年由西方金融資本發起的掠奪亞洲國家的金融危機,依靠中國,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巨額現金儲備,可以保證區域國家經濟免於崩潰,而影響整個區域經濟。在軍事層面上,中國可以倡導雙邊的軍事合作,增加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在救災,反恐和海洋執法上的共同演習。當然,在目前情況下,中國沒有必要刺激美國,但在將來,中國應該逐漸增加海軍的海上艦艇與泰國和柬埔寨在泰國灣,與緬甸,孟加拉國,甚至印度在印度洋,和伊朗,巴基斯坦在波斯灣的演習。

只要中國采取以經濟抗衡軍事的做法,從長遠來看,總有一天,東南亞就會采取類似非洲的做法(拒絕美國在其土地上建立非洲戰區司令部),而要求美國不要在其領土駐軍。



六十四



日本當初在提倡東方北約時,其實有其自己的小算盤。日本的困境在於,雖然其經濟在世界上排行第二,又是一個人口大國,但其地理條件極差。換了世界任何一個地方,日本都會是當仁不讓的世界級大國。但是可嘆的是,日本被夾在美國和中國兩大強權中間,其外交政策不可避免的必須在東西走向上搖擺。當然,現在的主流意見是,日本應該以日美安保條約為首要,但又同時加深和中國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聯系,避免在中國和美國的沖突中,變成炮灰。日本在這個平衡中,現在還是主要偏美,但就必須有未來隨時調整位置的彈性。有趣的一個現象是,當日本在小泉治下,中日政治關系降到冰點時,日本的極右派勢力想到的是建立一個龐大基金,專門資助中國的中學生到日本短期學習,和日本的中學生到中國短期學習。這些中學生還要住到對方國家的家庭裏,以增進對對方的好感。以當時反中為主的極右勢力擔憂,如果不這樣做的話,任由雙方關系惡化,導致下一代互相討厭,將來在必須和中國親善才能維護日本利益的時候,就沒有轉向所需要的人心基礎。

日本的另一個考量是,如果日本以一個海洋國家的領頭羊身份,能夠進行南下戰略(因為北邊是麻煩的俄羅斯),拉上印尼,澳洲和印度,而形成自己的一個“民主同盟”,就可以同中國抗衡。而由於美國從來都只允許自己為主的雙邊軍事協定,猜忌其他各方的合作,日本就可以利用這個機會,建立起和澳洲,印度等的軍事合作,雖然名義上還是在美國領導下,但將來美國勢力衰退時,就可以集數國之力,在日本的領導下,和美國討價還價。

當然這個想法最後是南柯一夢。一個原因是印度從來都是三心二意,另一個原因是中國成功的看準了澳洲是這個東方北約中的最弱一環。因為澳洲在經濟上對中國依賴很大,又是一個規模小的經濟體,所以比較難以應付中國的經濟懲罰。果然在以“知中派”陸克文上臺後,澳洲已經宣布退出針對中國的任何軍事同盟,並開始檢討美澳軍事條約,防止澳洲被條約拖入美國和中國的沖突。

這兩個變化基本上把亞洲北約又打回日美兩國的安保條約。而日本福田的上臺,更是使這個主要由小泉和美國副總統錢尼運作的計劃失敗。福田,被極右派攻擊為中國狗,應該算是所謂陸克文一類的“知中派”。雖然他們不是親中派,但至少在考慮其本國利益時,不會陷入無理性的反中怪圈,而會在中美之間做一個中間性的選擇。

其實如果了解中國歷史的話,每當中原王朝強大的時候,周邊政權中的親中原派通常會上臺。如果看一下從日本,澳洲,到臺灣的選舉結果,可以看到同一個趨勢。其中唯一的變數就是韓國的選舉,由李明博上臺,試圖改變前任盧武鉉靠近中國,疏遠美國,在朝鮮問題上和中國共同進退的政策。而李明博上臺後,首先是放棄在朝鮮問題上與中國的共識,而采取接近美國立場,使朝韓關系異常緊張。韓國和美國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又因為韓國民眾對美國牛肉進口的強烈反彈,而導致新政府倒閣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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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03 pm

六十五



韓國人的問題在於他們的情況比日本人還要慘。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努力,小小的韓國好歹也算是世界上的十來號經濟體,換個其他地方也是人中龍鳳,可惜在東北亞,除了可以蔑視自己的同胞兄弟朝鮮外,在美國,中國,日本和俄羅斯的環視下,有種危在旦夕的惶恐。

本來在歷史上,朝鮮人是沒有這種感覺的。他們以大中華文化的一員而自豪,以身為這個令人自信的文明中的一分子,還可以俯視漢化得還不夠徹底的日本人。朝鮮人從來都自豪的把自己算作廣義中國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明代,文化和政治上作為一個附屬國,他們自稱為小中華,並對他們眼中的野蠻人滿族鄙視。明亡清興,朝鮮民間則有“三百年來中國土,如何付於老單於”一傳說來對抗新興的清朝。雖然這只是個傳言,但朝鮮人民在臣服清朝之後,仍然偷偷的拜祭明朝皇帝數百年,卻是個不爭的歷史事實。即使在前幾年,韓國一位駐美外交官曾在接受中文電視訪談時,用流利的普通話說道,能夠真正明白唐詩宋詞的底蘊,除了中國人之外,全世界只有朝鮮人。當然不排除他是討好中文觀眾,同時文化上低視日本,但他確實談到了一個事實,即朝鮮人是真正的中國文化的一分子,而且當今韓國的經濟有此長足的進步,也是主要得益於儒家文化的精髓。

當然在清楚了解這些情況後,中國人不應該對韓國人有一種文化上的沙文主義態度,而應該坦然的承認在歷史上他們的祖先對中華和東方文明的貢獻。比如說將宋代畢升的泥字活字印刷,改良為銅字印刷,再傳回中土,都對知識的傳播和教育的普及,起了很大的作用。

自然在西方強權打開東方封閉和保守的大門後,朝鮮的儒家老朽和他們同樣心態的天朝官員,就不得不經歷一次煉獄的苦難掙紮,在傳統和現代之間找不到出路。反而倒是處於儒家文明初中級階段的日本,成功的向西方學習而轉型變成了一個侵略鄰居的強權。於是在衰老的保守派和急進的東學黨的內爭中,最後以日本在甲午戰爭中擊敗清朝,而把朝鮮從一個中國自治的附屬國變成了日本直接管理的殖民地。

日本戰敗後,朝鮮又在東西方意識形態,文化和地緣政治的沖突下,被一分為二。只是在1960年代,日本成功將儒家文化現代化而造成經濟起飛,在戰後的廢墟上重生。而韓國,與其他中華文明的小兄弟臺灣,新加坡和香港一起,則在1970年代造就了亞洲的另一個經濟奇跡,終於可以揚眉吐氣的做人一次,應該讓所有同情朝鮮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世人向其祝賀。

但是韓國面臨的挑戰也相當的巨大。其中一個最主要問題是如何改善與朝鮮的關系,使朝鮮半島不再成為世界強權的逐鹿之地。這就要求韓國必須和中國找到共識,在如何降低東北亞的緊張關系中,排除外部的美國因素,能夠幫助朝鮮政治和經濟轉型,為將來有可能的朝韓合作,甚至更遙遠的統一打下基礎。在當前的形式下,應該避免談統一問題。以目前的韓國經濟能力,根本無力消化朝鮮的人口,而實現類似德國的統一。而且朝鮮半島是否能夠統一,又關乎周邊中國,日本,俄羅斯和美國的利益,不是簡單的可以由朝鮮或韓國自己可以決定。



六十六



韓國李明博政府的一大失誤在於冷卻和北韓的關系,從獨立自主的陽光政策上退步,而將韓國的對朝政策與美國政策掛鉤,以朝鮮滿足美國的要求,作為韓國政策的先決條件。而在這個過程中,又疏遠中國並放棄在朝鮮問題上和中國達成的共識,影響了中韓關系。

這個政策的結果就是首先與朝鮮產生了一些無聊的罵戰,甚至雙方的軍事將領談到要對對方狂轟濫炸,給對方一點顏色看看。於是造成和朝鮮的關系沒有必要的緊張,結果和日本一樣,在為美國對朝鮮的政策做強硬的搖旗吶喊的時候,結果美國在朝鮮炸毀寧邊冷卻塔後,一個180度急轉彎,宣稱要朝美關系正常化和把朝鮮從恐怖國家黑名單上出名,就被美國擺上了臺,給晾起來曬了。韓國政府的尷尬場面可想而知。

本來,美國和朝鮮之間的輕手重腳,在很大程度上由美國和中國的全球利益博弈來決定。李明博的行為,既不能左右情況的發展,又不能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力,踩這趟渾水,絕對是自找苦吃。美國在朝鮮的政策上,曾由強硬派,例如前駐聯合國大使博頓,完全掌控,並攻擊現在的國務院務實派副國務卿希爾為金正希。按照強硬派的設計,反正美國完全不敢對朝鮮動武,最好的辦法是通過經濟上的金融戰,把朝鮮經濟整垮,造成朝鮮崩潰,讓幾百萬,甚至千萬難民湧入中國東北,使本來就對東北因為國有重工業改造,造成大量工人下崗的經濟進行沖擊,從而將整個中國經濟發展拖下水。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希望可以以聯合國維和部隊的名義,伸只大腿進朝鮮。

在這個過程中,韓國當然必須擔當重要的中介角色,去管理混亂的朝鮮。當然韓國的一些學者,看出了這裏面的情況的復雜。曾有一位俄羅斯人但卻在韓國大學任教的朝鮮半島專家提議讓中國全權處理朝鮮事務(估計沒有韓國學者敢冒被人劈磚的危險提這樣的建議),韓國應該明哲保身,不要被人上套。

美國對朝鮮的經濟戰,基本上就是由今天對伊朗的同一幫人掌控,用的是差不多的手法。首先是栽贓朝鮮偷印美元,然後以此為借口把朝鮮在世界各地的金融關系斬斷,以打擊朝鮮經濟的生命線—黃金出口(正如打擊伊朗生命線石油出口一樣)。

在具體操作上,是以打擊澳門的一家小銀行置業銀行(該行一年為北韓向香港國際金市出售價值1億5千萬的黃金),凍結朝鮮的2千5百萬美元賬戶,用美國財政部的經濟制裁讓這家銀行破產。其目的正如財政部經濟戰的負責人阿舍爾在國會作證時所說,是一個殺雞和猴看的做法,以此來威脅大銀行如中國銀行切斷和朝鮮的經濟聯系,以達到美國經濟制裁朝鮮的目的。

在假美元的報道上,基本上美國所有的媒體都參與了造謠。其實假美元中最出名的超級百元票最先是在1990年代出現在中東,當時美國財政部根據情況的需要,指責黎巴嫩的哈茲布拉,或者是敘利亞,或者是伊朗,是假美元的偽造者。按照美國法律,制造假美元就是向美國宣戰,美軍就可以殺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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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05 pm

六十七



當時,確實是有朝鮮的外交官帶著假美元而被抓。專家的估計是,一個可能是朝鮮在向中東國家偷偷出售導彈時,可能拿到了假美元作為付款。另一個可能是朝鮮政府想用歪路賺錢,用半價買入假美元,希望能夠兌換真的回來而發達。但是在美國1996年重新設計了難以偽造的美元後,據2006年美國國會的一個研究報告,引用南韓情報部門的資料,再沒有北韓參與假美元的買賣活動。

根據歐洲專家的意見,超級百元的印刷水平比真正美元還要高超,但是似乎就故意留下的一些記號,可以讓美國國內的驗鈔機輕易的辨明真假,而保證美國自己的金融系統不受假美元沖擊。而海外流通的美元則占總美元的三分之二,許多國家並不能用美國專用的驗鈔機。而據西方的印鈔專家估計,能夠印刷這樣高水準的印鈔機只有瑞士的專門公司出產,而單機成本就超過5千萬美元,還不包括墨水,印鈔紙等等。而由於朝鮮貧窮,上一次買舊機器的款項還沒有付清,瑞士根本連舊機器的零件都沒有給。而且朝鮮貨幣還是請中國幫忙印刷的,似乎沒有這種技術能力可以印如此高水準的假鈔。

另外就是總的超級百元假鈔只有區區5千萬,真是連買機器的成本都不夠,因為你還要半價批發給黑社會的零售商。所以說,這個對朝鮮的指控在偽鈔專家眼裏只是個笑話。而最有趣的是,在新的鈔票印刷技術上,有一個變色處理方法,比如說美元在你 變換光線的角度時,就會從綠色變成黃色。這種變色墨水由瑞士的斯帕(Sicpa)公司專門出品,基本上是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選擇兩種變色專用。如果朝鮮要印美元假鈔的話,就必須購買這種變色墨(而這是完全不可能),或者自己研發出來仿制方法。但是,最能辨別真假的是斯帕公司的專家,而且他們能夠根據墨水不光知道是否是真貨,還可以知道是那個世間賣出的墨水。可是,這家公司拒絕出席有美國財政部和國務院主持的“朝鮮偽造假鈔全球座談會”(南韓和國際刑警也選擇了缺席),並對德國記者的采訪表示,因為美國印鈔局勢該公司的最大客戶,所以他們不會對此事發表評論。

另一個數據就是,當美國傳統基金會的學者們“估算”出朝鮮在10年內,每年偽造了2億5千萬的美元假鈔,並在美國各媒體引起巨大反響時,專業的美國聯儲局的數據大概沒有人去讀。聯儲局的發現是過去十年平均每年發現的偽鈔為4千萬,而任何美元流通,在第三和第四手時,就會由美國聯儲局下的一家分行接觸到,不可能有超過2億的偽鈔在外面流通而不被發覺。

所以說,歐洲的犯罪專家基本斷定這些偽鈔是美國自己印刷了,而且根據印刷機的記號,應該是由華盛頓特區以北的那家印鈔廠的出品。他們的推斷是中情局在進行秘密活動時,通常為了繞過美國國會的監督,會自己印錢解決。

本來瑞士不想在這個問題上發表意見,但是後來美國財政部拿出布什總統的特別行政命令,要求其銀行和美國合作,對付伊朗的金融活動。如果瑞士不合作的話,不排除中情局援用美國反恐怖法,會利用黑客闖入瑞士銀行系統,在其電腦記錄裏擦掉可疑“恐怖分子“(指所有伊朗賬戶)賬戶上的所有金錢。瑞士政府忍無可忍,由其警察部門公布調查結果,指關於美國對朝鮮偽造美元的指控是謊言,為歐洲金融界抗拒美國在伊朗的金融戰中步步緊逼提供炮彈。



六十八

當然,美國在朝鮮的金融戰由於中國的不合作,而最終失敗。雖然當時的美國新保守派想向中國銀行等開片,但是由於中國銀行手上幾千億的美國債券,他們的做法肯定會帶來對世界經濟和金融的巨大沖擊。所以這個方案一報上去,就被布什否決了。最終的結果就是以朝鮮試驗了一個小小原子彈而告終。由於考慮到朝鮮的核子技術非常可能流入中東,比如說敘利亞等國,美國不得不聽從中國的勸告,放下身段和朝鮮談判。

中國則對朝鮮將事態無限擴大而不滿,因為一個穩定的朝鮮半島合乎所有周邊國家的利益。在中國給予朝鮮和美國雙方壓力後,以中國主導的六方會談終於成型,並在進兩步,退一步的艱難過程中,取得了成果。當然這之中美國強硬派試圖令談判破裂,但最終並未成功。

其中最富有戲劇性的一幕是,雖然美國答應讓朝鮮拿回凍結的2千5百萬美元的存款,但不肯解除對澳門置業銀行的制裁。因為當時伊朗的資金已經從歐洲移到香港和上海等地,美國希望能繼續使用對銀行的恐嚇手段,用於針對伊朗的金融戰。結果就是世界上所有的銀行給美國政府好看,拒絕接受在美國制裁名單上的置業銀行的資金轉賬,而一天拿不到錢的朝鮮,就指責美國沒有誠意,不肯坐上談判桌,使朝核六方會談遲遲不能進行。而中國則不滿美國以錢尼為禍首的攪局派的行為,並質疑美國國務院賴斯是否真正對美國外交政策具有超控權,所以中國銀行對此事完全袖手旁觀。結果是韓國和俄羅斯都想用一些辦法解套,比如說韓國由政府控制的進出口銀行,或者俄羅斯中央銀行出面做轉賬,但就要求美國財政部必須豁免與“恐怖犯罪分子”交易的“罪行”。美國財政部也沒有辦法發出豁免令,因為美國新保守派可以動用國會,以美國國內的反恐法,把事情扯進美國法院,從而捆綁住美國行政部門的外交決策權。問題拖到最後,還是由美國財長保爾森直接迫使布什放話,由美國聯儲局出面,將錢轉入美國聯儲局紐約分行,再通過俄羅斯的銀行轉入朝鮮,最起碼“犯法”的是美國中央銀行,財政部也不會去執法。

其實美國對一個國家的經濟制裁,本來目的是要使人家經濟損失,小日子難過。但以伊朗和委內瑞拉為例,因為擔憂美國經濟制裁,所以早早的在2005年就把所有的美元換成歐元和人民幣,結果在美國開始制裁伊朗之後,他們在兌換率上已經賺了近30%,在加上國際石油價格因為制裁的原因只會向上漲,他們的小日子越過越紅火,就算是交易成本因為制裁增加了10%,已不是什麽大事,真不知這樣的制裁有什麽用。

日本在六方會談上的大錯就是幫美國大聲搖旗吶喊。本來日本和朝鮮並沒有真正的利益沖突,朝鮮也並不對日本造成軍事上的威脅。為了配合美國的步伐,日本通過媒體狂炒朝鮮綁架日本人質舊案,並把這個事情的解決作為停止對朝鮮經濟制裁的一個先決條件。可是大家,尤其是美國的最大關註是朝鮮向中東擴散核技術問題,對日本這件小事,自然就不會認真看待。結果就是美國這輛大車一轉彎,日本就被甩出去了。但是已經被擺上了臺,又沒有退路,國內輿論和民意中不好交代,繼續維持單方面對朝鮮制裁不光無效,還被人看作不合時宜的攪局。怎麽辦?如果去找朝鮮交涉,朝鮮得勢不饒人,又沒有什麽痛腳可以被日本捏,不光開出些新條件讓日本難堪,或者不理你,放些難聽的話說,你的國家美國已經談妥了,你日本州跑來吵吵嚷嚷幹什麽。日本唯一的出路,還是跑來求中國幫忙,讓朝鮮做些姿態出來,給日本政府一個臺階下。

估計日本政府在和中國的高峰會中,如胡錦濤訪日,G8 峰會,和下個月的奧運會,如何幫助日本解套,使日本人在被美國掛起來曬(Hang and Dry)之後,能夠全身而退,是個主要考量。而和美國的會談中,估計也要向美國抱怨幾句。而美國就會以布什總統招牌的傻笑而搪塞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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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06 pm

六十九



所以在這個微妙的,但所有明眼人都心知肚明的情型下,李明博跑來撞槍口,真是找死,而且死得很難看。本來,韓國的經濟能夠從亞洲金融危機中走出來,完全依賴於與中國的經濟密切化。一個聰明的做法是,復興韓國自身的中華文化傳統,重新普及漢字,利用同文同種的優勢,象香港,臺灣和新加坡一樣,在中國經濟中搶占先機,不要挑起無聊的文化,歷史和領土爭執,比如高句麗古文化歸屬,吉林延邊和長白山這些已經不是問題的問題,利用中國社會裏仍然遺留的反日情緒,在和日本,美國,歐洲爭奪中國市場份額上,搶個頭彩。 反觀日本,從來就不會在文化上同中國爭吵,而且實實在在的承認日本文化的70%來源於中國文化。而且在明治維新後,日本知識界用漢字為基礎,引進的西方新思想和新詞匯,都幾乎全部被中國接受,如果日本有韓國那樣心態的話,恐怕虛榮心要膨脹到九霄雲外了。

韓國本來靠其華麗包裝,但卻缺乏內涵的泡沫電視劇為其產品的銷售打開了一個不錯的局面。這些電視劇在低級趣味的粗俗文化裏,創造了成功的商業文化市場,為整個韓國產品系列起到很好的推銷作用。為什麽韓國的電視劇在內涵上一般,但商業上卻很成功呢?因為這些電視劇的故事完全滿足了生活無聊的中產階級家庭主婦的意淫夢,而這些主婦(香港人則叫師奶)又是消費品市場的主要生力軍和話事人。基本上韓國劇的中心,就是一個楚楚可憐的灰姑娘如何把韓國僅有的幾位大財閥的繼承人之一,收倒在石榴裙下。這些又富有,又長得帥,又聰明,又有同情心的王子們,完全不像真實世界裏的此類人物,忙著做瀟灑的花花公子,在二流明星,模特和選美小姐之間左擁右抱,反而要對灰姑娘一片真情,不棄不舍,幾棒子都打不走。當然還要加上一個寶釵之類的表妹情敵出來挖陷阱,下絆馬索。再加一個對灰姑娘死心塌地的大傻冒,一旦劇情需要她眼瞎耳聾,身上到處長癌癥的時候,這個灰姑娘的人體器官備用庫大傻冒,就可以很煽情的去死,然後把他的眼角膜,肝了,腎了之類,為她做器官移植。

中國的俗文化中確實缺乏為女人量身定做的意淫故事,但就很多為男人而編的自慰戲。比如說黃梅戲中的女駙馬和天仙配都是此類。私定終身後花園,落難公子中狀元,是當然的老套。但是你個破書生,不光有個美如天仙的富家小姐喜歡,還可以幫你做高考槍手,射個狀元冠軍回來,也許順帶還幫你娶個公主當二奶,你說爽不爽。天仙配上無德無才兼無能的董永,混到要賣身做三年長工,居然有個真正的天仙妹妹死活要嫁他,小仙術一施,三年變三天,真是令天下沒有出息的男人們夢中都要流出口水來。現代金庸筆下的韋小寶也是桃花遍地,不管你是姑姑,姨姨,姐姐,妹妹,小潑皮是老少鹹宜,大小通吃,難怪中國男人個個對其著迷,要少學韋小子,老學楊大倌。

可惜的是韓國人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文化上應該怎樣給自己定位,成日家弄些讓人笑破肚皮的新考古發現。在科技上,韓國更是夾在中國和日本之間。據韓國東亞發展中心的報告,中國的科技能力已經是韓國的95%,在近年內應該會超過韓國,使東亞科技日韓中的格局變成日中韓,估計會對韓國的經濟在中國的市場份額產生重大影響。





七十



這大概是韓國對中國恐懼的最大因素,也是韓國人對中國人態度由好轉壞的主要原因。對中國經濟的絕對依賴,加上對未來缺乏信心,使韓國新政府企圖靠疏遠中國,親近美國令其經濟多樣化。而李明博政府的韓美自由貿易協定,就是這個步驟的一個主攻方向。但可惜的是,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不一定會為韓國的出口貿易帶來短期的效果,而為達到這個目的,韓國首先要開放自己的農產品市場,令美國牛肉可以無阻攔的橫掃韓國,從而導致為保護農民而興起的大規模抗議活動。

相對於日本,在保護本國農民,但又不得不進口美國稻米的情況下,就處理得比較好。日本基本上是買了美國米,然後放在倉庫裏爛,而防止沖擊自己的稻米生產。這些米過幾年後,就賤價賣給農民當飼料,算是皆大歡喜。只是今年美國的對沖基金把米價炒上了天(也不能怪他們,股市和樓市都被炒焦了,只能在石油和商品市場上斬殺),大多數出米國禁止出口,保護本國利益,而許多象菲律賓等進口國只能幹瞪眼,無米可買。最後還是日本征得了美國政府的同意,把準備放爛的米拿些出來為菲律賓救急。因為日本不能將這些米放回市場而影響國際稻米價格,必須美國同意才可以這樣做,以保護美國的大米出口商。

本來,李明博的747和他的效法者馬英九的623都是拿來忽悠老百姓的。其實李明博想把韓國變成世界第七大經濟體,需要將現有GDP從接近1萬億美元翻一番到多於2萬億美元,將現有人均從二萬多美元增加到四萬,可以與加拿大,意大利和法國等一爭長短,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加拿大是得益於世界石油和商品價的飛漲,而意大利和法國有很多高利潤的產品,比如說軍火等等,是韓國不可能涉足的。而歐洲市場的一體化也為意大利和法國的高檔消費品保證了市場,北美貿易協定也使加拿大在美國市場上有很大的便利。韓國沒有自己的巨大市場,在高科技上又要和日本,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競爭,在國際經濟高漲的時候,也許可以有些機會,而在美國和歐洲面臨衰退,亞洲會經濟放緩的情況下,想要放大衛星,在未來的5年內有所作為,好像有些癡人說夢。

而且在他競選的時候,美國經濟已經出現次按問題,以中國經濟12%的年增長率,已經把預測下調到9%。而韓國近幾年的經濟增長大致在4-5%之間,一下要在世界經濟困局中一花獨放,跳2-3個百分點,似乎有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味道。當初,韓國陷入亞洲金融危機,主要是大財團胡來,而之後的反彈,韓國已經出現了全民負債,不動產泡沫等日本和美國都經歷過的危險情況,現在的政府不實事求是的面對困境,而是為了民主選舉蒙騙人民,亂開支票,怕的是不光那個大躍進的747飛機上不了天,搞不好來個經濟崩潰,都不出奇。一旦韓國的樓市開爆,情況就會一發而不可收拾。

看一下日本的例子,自從1990年開始,日本還沒有走出經濟蕭條近二十年的長路。日本在科技上仍然具有其領先優勢,和中國的經濟互補性很好。如果能同中國齊心而力,在發展新能源和節能技術上支持中國,其經濟的復蘇可以和中國經濟的下一步發展掛鉤,使日本的經濟在5-6年後走出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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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07 pm

第八篇



梧桐不禁三更雨,起坐寒星一縷煙。

--自題



七十一



談到中日關系,必須從一個世界性的大局去看問題。日本作為一個經濟和技術大國,有利於打破世界經濟和技術上由歐美壟斷的局面,對中國是一個有益的因素。但日本作為政治和軍事上的美國殖民地,則對中國有害。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日本可以扮演很重要的一個角色,如果日本采取親華政策,則是對中國崛起的一個助力,反之,如果日本采取仇華政策,則是對中國崛起的一個阻力。當中國的發展迫使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轉移到東亞,日本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的一個分支,則會幫助中華文明同西方文明爭奪形象力上起良好作用。

從日本本身的角度來講,在這個世界性的大變革中,如何有效的保障自己的國家利益,在中美兩大超強中,平衡關系,不是一個容易解決的問題。比如說,日本希望加入聯合國安理會,成為一個沒有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為其國家正常化邁出重要一步。但問題是,如果日本的立場完全親美,中國就會否決這個提議。而如果日本的立場親中,美國就不會讓其入局。

對日本而言,一個最好的選擇是,盡力發展和中國的經貿關系,在給予中國技術和投資上的支持同時,也享受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好處。但是在軍事和安全層面上,則繼續依靠日美安保條約,對中國軍力的增長持提防的心態。當然,更重要的是,在安全得到保障之後,必須加快和中國的軍事交流和合作,使中日和平可以有一個更堅實的基礎。而一旦日本對中國增長的軍事實力不再恐懼的話,日本真正的成為中國的合作夥伴的時候,日本就可以取消日美安保條約,把美軍從東北亞趕出去。

所以中國在對日政策上,必須著重三點。一是經濟上更緊密的合作,二是軍事上加深交流和互信,三是政治上定期的高層互訪。至於在民間情緒上,中國人可能還需要一些時日,才可以從歷史的陰影中走出來,開始真正的感受到作為大國國民的自豪。對日本的一些右翼分子的行為,不需要有過激的反應。這一點,中國人需要象美國學習,美國人對日本教科書上對珍珠港的處理,完全不予理會。對美國人而言,實力決定一切,如果你日本人可以覺得向美國叫板的話,頂多我再扔幾顆原子彈而已。

對日本而言,過去以有限的人口和資源,與大國抗衡,靠得是全民族狂熱的團結和犧牲精神,但是在核武器出現之後,這一套就完全無用。在當今的世界上,恐怕只有中國,美國和俄羅斯具有足夠遼闊的國土,可以經受住一場核戰爭。象日本,英國等之類島國,則更本沒有勝算,一次核戰爭之後,整個國家和民族都不再存在,根本沒有資格和別人找架打,只能靠維持足夠的阻嚇能力來增加敵人的成本。再加上日本在美國的統治下,人民享受到了非戰的好處,軍國主義想在日本復活是難於上青天。

日本面對的另外一個問題是人口老化和人口減少。由於東方人的生活和飲食習慣,日本自然是一個長壽社會。在加上發達國家養育孩子費用昂貴,人們普遍不願生孩子。在男女較為平等的國家,如北歐和北美,因為丈夫比較願意幫忙做家務,妻子比較願意生孩子。而在歧視女性比較嚴重的國家,如日本和意大利,女人通常不會願意生孩子,來增加自己的負擔。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通常不會好戰,而希望有一種安寧的生活。





七十二



根據人口學研究,當一個社會平均年齡低,差不多每個家庭的生育率是3-5個孩子的話,那樣的社會因為年輕人多,社會結構不穩定,國家通常比較好戰,每個家庭也比較容易接受有孩子為國捐軀。對日本和中國而言,其社會結構都要求其人民越來越希望和平。日本的人口減少使其不能承受大的戰爭帶來的人口損害,而海外移民的首選,又是來自中國上海等地的留學生,來補充其未來不足的勞動力。在這種情勢下,如果有人還在散布日本威脅論和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論,大概是沒有任何事實基礎。

而中國因為計劃生育帶來的獨生子問題,也是不會輕易和別人動刀動槍,本來能夠不用戰爭解決的問題,當然不需要用人命去換,從來都是中國歷史上的思想家,例如寫孫子兵法的孫武,大力提倡的。戰爭只能作為最後的一種無奈的選擇,正如美國在伊拉克的戰爭,到現在還是損失慘重,仍然看不出結束的一天。中國在歷史上長期占據世界經濟第一的位置,不是靠戰爭得來的,而日本今天的經濟強國地位也不是靠戰爭獲得。所以中國和日本之間,完全有能力避免一場對大家都沒有好處的戰爭,中日間的任何沖突,都會損害雙方的利益,而推遲世界中心向亞洲區的轉移。任何中日摩擦和對抗,直接得益者應該是美國和歐洲,因此每當中日關系有所發展的話,你就會聽到不少撩是鬥非的聲音,攻擊中國政府。而這些來自於海外的聲音,你必須知道他們的資金來源於何處,才可以對他們的意圖進行分析。通常很多海外的反中國政府勢力,在美國和歐洲的財政支持下,會進行針對中國政府的輿論和行動。當這些行動和輿論產生危害時,中國政府不得不對美國和歐洲做出妥協,在其關鍵利益,如中東和北非等,作出讓步,這些西方的幫手,就會轉過頭來指責中國政府出賣國家的利益。

最近的東海協議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中國在這個問題上的一個最大的失誤,就是當初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沒有要求歸還琉球的主權。本來,當初琉球被日本強占,被當時的美國總統威爾森仲裁給了日本,而清政府從來都沒有承認。據說二戰結束前,羅斯福總統曾兩次向蔣介石提出,歸還琉球主權,而被婉拒。當然,以那時國民政府的施政水平,連臺灣人民都被逼出來個228,就算當初琉球人民對日本軍國主義深惡痛絕,也不一定有能力管好。如果沒有琉球的主權問題,日本不光在東海,在釣魚臺上都沒有資格和中國談判。而將琉球主權收回,在今天是完全不現實,但如果這個爭議一天不解決,中國,至少在民間,就應該以支持琉球獨立作為一個反制方式,來壓迫日本的談判基礎。

中國政府當前的策略是極其有遠見的。在堅持中國的主權底線下,對日本進行一點讓利的甜頭。其實對一個大國而言,不論是保障大陸架國家的關於大陸架的條款,還是保障海洋國家的關於專屬經濟區的條款,你都不能讓所謂西方控制的國際法庭來決定你的主權。而中國完全不能指望西方的法庭對中國不懷有偏見。這樣的主權糾紛只能由糾紛國的實力來決定,而中國在面臨日美軍事聯盟對抗並不占優勢的今天,當然應該將主權糾紛留到後代,等中國的實力強大之後,在去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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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09 pm

七十三



在擱置主權爭議後,對該爭議地區進行共同開發,是唯一的可行方案。如果中國和日本在這方面不能有個雙方都滿意的協議,當然中國可以強行從春曉等油氣田出產,因為其本身位置並不在爭議範圍之內。而日本除了抗議之外(以春曉油氣田從爭議地區吸油氣為理由),只能做一些象征性的舉動,比如讓得到授權的日本石油公司在爭議水域裏勘探等等。筆者不認為中日會因為這些雙方姿態性的動作,包括可能的艦隊和軍機的短暫對峙,會導致一場軍事上的沖突,但是東海和中日關系之間,就會呈現緊張關系。

在這種形式下,中國在東南亞的布局和影響就會發生變化。本來,目前控制南沙群島的幾個東南亞小國和中國之間已經達成了共同開發,和平解決的協議,而這些小國根本沒有興趣去挑戰中國在南沙群島的地緣戰略利益,並視中國軍力的存在為他們的保護力量。一旦中國和日本在東海爭執上劍拔弩張,這些國家對中國的承諾就會有所懷疑,從而給予美國軍力介入南沙群島的爭議一個極好的切入點,使美國可以高姿態的重新駐軍這些國家。

因此不能達成共同開發協議,基本使中國無法在這些海域進行開發。那麽在能源對中國的發展最重要的今天,和國際油氣價格高企的時候,中國號稱有大量油氣儲備卻無法開發。而由於能源價格高企,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加大投資在各類再生能源上,在今後的數年內,不排除在這個領域有重大突破。如果等到未來去解決爭議,可能那時的石油氣資源已經不再那麽值錢。正如西方俗語裏一句話,手上抓住的一只鳥,勝過林子裏的兩只鳥。

其實對中國今天的發展,尋找穩定和多元的資源當然很重要,但是如何盡快提高能源消耗比率是最迫切的事情,對減緩能源需求和供應之間不平衡的壓力,改善現在的環境汙染,都急切需要解決。而中國在這方面比西方發達國家落後至少有二十年之多,能源消耗率要差於美國2.5倍,歐盟的5倍,和日本的9倍。中國的落後不光是在對能源如石油天然氣的勘探和開采上,還是在提煉和加工方面,甚至在具體消費上,都存在極大的低效率問題。當年中海油出高價並購優尼科,其主要原因是獲得先進的開發和提煉技術。但由於美國其他石油公司擔心中國會打破他們的技術壟斷,從而增強在世界上開發油田領域的競爭力,通過其控制的美國政府令收購計劃失敗。如果中國通過在東海開發上和日本公司合作,就會繞過這個阻礙,有助於中國獲得這些先進科技。

日本與中國正好相反,在節能上位於世界前列。日本人創造1美元的GDP只是美國人的37%,是名至實歸的世界第一。除了其完整詳細的法律和全民族的節能和環保意識,日本在如何有效的綜合使用能源上,確實有令人佩服的一套。筆者在數年前就建議中國應該以東海合作上的讓步來換取日本在高能效技術上無償或低價轉讓。這樣不光可以為中日兩國人民創造出一個更好的居住環境,而且光是中國節省出的能源,恐怕已經不亞於開采出來分給日本的分額。而從中帶來的合作的好處,又是多方面的。





七十四





如果日本無法染指東海的能源,在當前的局勢下,日本只能在美國控制的伊拉克油田(還是一個未知之數)等著買入經過美國大石油公司和華爾街大投資行拼命加水的高價石油,不然就是利用日本龐大的外匯儲備,加入爭奪非洲的油氣資源。目前非洲的石油仍然以57%出口歐美為最大市場,14%到中國,已經引起了來自美國和歐洲的口誅筆伐,試圖利用蘇丹達爾富爾和抵制奧運會來逼迫中國吐出來。至少中國以大佬的身份帶著印度一起玩,比如在蘇丹的大尼羅河石油公司裏,印度的股份就有25%,減少了因為競爭而推高的成本。如果日本加進來搶油,而且也擡出中國投資無附加條件的招牌菜,肯定會推高中國在非洲開發石油的成本。

反之如果日本能和中國合作,以其領先的技術能力,加上中國在國際政治和外交上的大佬身份,中國的石油公司帶著日本小老弟一起玩,可以使日本的海外能源來源多樣化,並能夠參與到美國和歐洲夠不到的地方的開采工作。當日本的能源來源不完全依賴於美國的話,日本就比較願意在美國的全球政策上持不熱心的保留態度的做法,而日本的能源來源更多和中國扯在一起的話,就比較自然的容易贊同中國對全球事務的看法。而當日本可能不得不響應美國的號召而對某些國家實施制裁,就可以學習美國大公司的方法,在中國成立由日資公司控股的公司,或者是同中國公司合股的中國法人公司,以繞過美國的制裁限制。

中國在與日本達成東海合作協議,除了引來美國已經對臺海兩岸走得太近的擔憂,和歐盟對東亞經濟一體化的恐懼外,俄羅斯恐怕也會發表一些怨言,因為中日合作使其奇貨可居的談判姿態必須放軟,但沒有人有能力可以阻止這個事件的發生。在這個合作基礎上,中國同美國關於能源技術的合作和轉讓上,美國也不得不降低價碼,免得讓日本獨占中國市場。如果中國能夠有效的利用日本和美國的技術,並在其上進行更新,在清潔煤,液化煤和二氧化碳地下儲藏和人工光合作用等方面有所作為的話,就可以大大減低中國對海外能源的依賴,從而降低中國由於爭奪資源而和美國和歐洲造成沖突。本來,由於中國是唯一一個進行大規模基本建設的國家,中國對原材料和各種金屬的需求量極大,但因為並沒有搶進西方列強的飯碗,因此對這個領域西方還是比較容忍。但在石油和天然氣能源上,由於西方經濟極度依賴,中國小小的動作,就會造成滿堂喊打喊殺聲。

事實上美國在節能的高技術上與日本相差不是太遠,但由於美國政府,尤其是外交和國防領域,被石油公司操控,任何國內的節能計劃通常會被政府反對而胎死腹中。比如說現在美國一天要消耗2千萬桶原油,其中1千1百萬需要進口,這個消耗量的69%是用於包括開車之類的運輸,只有大約4%用於發電。所以明眼人都看得出來,要改變美國人對海外石油的依賴,如何改變當前的交通技術,而不是如何利用太陽能發電,當為其首選。但是在1970年代,美國已經有很成熟的電動車技術,可是由於政府的阻擾,這個技術完全沒有得到完善,即使在今天,也只是電油兩用車才在油價的不斷攀高之下,初成規模。反而,用來擡高世界糧價,斬殺美國納稅人,忽悠環保意識的玉米燃料倒是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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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17 pm

七十五



最近除了大談由美國和中國建立共同管理世界的G2之外,又多了一個P3,也就是太平洋三強俱樂部,由美國,日本和中國參與,來解決全球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另外,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提議把加拿大從G8裏趕出來,讓中國代替。最多的就是在現存的G8基礎上,擴大到G13,加進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和墨西哥。這各種提法,都是為了面對中國成長為一個世界超級大國,對世界新次序而作的全新安排。但是這些提法都忽略了一個最大的問題,那就是無論那一種排他的俱樂部都無法對國際性和地區性的事務做出全面的操控,而又沒有一個俱樂部可以涵蓋所有面臨的挑戰。

比如說,如果要談到石油問題,你不能不包括沙特阿拉伯,可是除了石油問題和中東問題之外,沙特又不能在其他事務上有所作為。再如,地區性的爭議,如在非洲或者拉美,你不可能不首先考慮當地的國家或國家聯盟的意見,但這些聯盟又不可能對其他地區的事務有太大發言權。結果就變成你還是需要由最主要的國家形成一個小圈子,然後在具體事務上臨時加入各相關團體。

那麽這又和現在的G8有多大區別呢?俗話說,湯多不入鹽,主要的區別是現在的G8俱樂部閑雜人員太多,合資格入會的人士太少。從國家分量來看,加拿大固然是個十分的假貨,但是其他的如意大利是7成水貨,連法蘭西,德意誌和不列顛都是3成加水。俄羅斯和日本如果變成一個國家,則是名副其實的硬通。可惜的是兩位仁兄都是一條跛腿,日本跛的是政治腿,俄羅斯跛的是經濟腿。那麽剩下來的確實只是美國,挾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外交的超級強權,才堪稱當然會員。這也難怪當初新保守派分子們,有種投鞭阻流的氣派了。

另外一個問題是,由於中國的異軍獨起,別樹一格,也給當前的格局造成一個極大的困擾。本來一個俱樂部都是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來參加的不光是要夠資格交得起會費,還要有同好,同趣和同心,才可以同聲同氣。而中國就是與大家不同,不拉進來玩,你這個俱樂部就是形同虛設,而且好多事情都是只能以口水漱牙,然後大家磨一陣子嘴上的粗皮,往外噴上大大的幾個吐沫而已。要拉中國進來,就要大改章程,結果可能是原先說好是足球俱樂部,最後就變成了美式足球俱樂部,搞到與其設計的原始初衷風馬牛不相及。

大家都知道,這裏的差別在於意識形態下的政治制度。以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西方自然不願放棄其自以為是的個人幸福感覺,照著鏡子忸怩作態,自己把自己愛得差不多要昏過去了,哪裏願意為了你一個“醜陋”的面孔,而削足適履,改變他們的遊戲規則呢?那麽要中國人改變,才可以入會,似乎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可是,如果中國人變得太慢,等到合乎這個俱樂部的入會資格時,也許俱樂部早就破產了。更何況,中國人小日子越來越紅火,可能真的不想改變其經過實踐檢驗的成功方法呢?

當然也有人士認為,為什麽中國不快點變成俱樂部要求的標準呢?其答案就是,如果中國吃了這張開出來的藥方,然後興沖沖的趕去交俱樂部申請書,可能在還沒有走到俱樂部大門口的時候,就已經病發而死在路上了。

七十六



其實明白這個道理很簡單,近的不說,看看俄羅斯的經歷,大家就知道這種以西方藥方為藍本的所謂政治改革,其實是飲酒止渴。說難聽點,只不過是西方在新的形勢下,為大家開發出來的新型鴉片,讓你吸了毒後,毒癮大發,覺得很high很快樂。然後等毒癮過後,你就覺得好傻好天真。

許多人會說,中國人都沒有搞過議會民主和選舉,當然不知道裏面的好處。錯了,中國人搞過議會民主和選舉,搞到最後國家變成了一個個獨立的小王國,只是到了1950年,又靠著幾千萬條生命的代價,才又變成了一個雖然不富裕,但至少不被列強魚肉的國家。在中國議會民主的一幕很有趣的戲,就是1923年曹錕選總統。當時來自全國各地的議員們已經將自己的選票開出了價,大致是5千個中華民國第一任大總統袁世凱的光腦袋。5千個袁大頭碰撞在一起,估計比拉斯維加斯的老虎機吐硬幣的動聽音樂更要接近天籟,夠這些人民代表天馬行空,想入非非一陣子。

可惜中途殺出個程咬金,據某家大報(如美國拿手的宣傳戰)爆料,曹三傻子剛剛用10萬塊娶了一個年輕貌美的妓女做4房姨太。這一下,整個國會炸了鍋。群情激憤,這些謙謙君子們怒火萬丈,開始討伐曹錕的惡劣。不是大家真的貪錢,只不過發現堂堂民選的國會議員拿出來賣,還賣不過一個小婊子!而一個小婊子居然值20個國會議員,真是斯文掃地,是可忍,孰不可忍。曹錕則趕緊約見議員做工作,並公布了事件的真相是一些別有用心人士所為,其實買妓女只是花了4萬而已。一輪輪國會議員的討價還價,唇槍舌劍,結果最終以每位議員1萬元成交,使民選的國會議員們真實的感受到了民主賦予的權利應該怎樣善加運用。最後曹錕在593票中以480票高票當選了偉大的中華民國總統。

不過回頭來看,曹錕雖然綽號叫三傻子,其實智商要比美國兩次由人民選出來的布什總統要高些,至少,曹兄是靠自己的本事在社會中出頭。也許有人又會說,那些時候的道道,今天沒人會玩。說這話的人,估計是沒有了解過印度,菲律賓,臺灣,日本,韓國等地的民主選舉是怎麽玩的。其標價方法和收錢方式和中國以前的選舉基本相似。也許會有些人說,這些都是民主變形,人家北美和歐洲的就比較像樣。其實用更高明,或者是更精細來描述要更準確一些。不信的話,如果你有錢,想在美國收買官員替你效勞的話,筆者到可以教你幾手。比如說,辦什麽樣的事,要買那幾個官,每個什麽價,那種方式付款,如何拿到回收等等。這些可都是合法的啊。

並不是說議會民主一無是處,相反這裏有很多方面值得中國學習。但是如果個個明白人都學廣東大炮孫文,對美國和西方制度一知半解,對實際操作完全一頭霧水,只是精於讀完幾本“教會傻瓜什麽是民主”系列通俗普及教材,成日高談闊論,既不了解西方的政治實踐,又不了解中國傳統深入民心的政治理想,盲目用西方政治理想來批評中國政治實踐。如果這些人呆在海外,自然只是增加些噪音,呆在中國的學校裏,也只是妖言惑眾,多騙幾個後輩而已。但如果這樣的人在中國當政,那可就是大難臨頭,則一定要起來推翻他們,免得這些江湖術士把中華民族再次拖進四分五裂,害得大家又要辛辛苦苦的再去統一中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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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20 pm

七十七



在孫中山對美國的民權充滿向往時,超過數百萬的美國黑人還在集中營裏做奴隸。自從林肯贏得美國南北戰爭之後,法理上黑人已經成了自由人,而不再被當成奴隸,但美國憲法和其他法規並沒有把黑人當奴隸,認定為犯法的條文。於是美國南部各州自己頒布了形形色色專門針對黑人的法律,比如說黑人在任何時候必須證明自己有一份合法的工作,否則就立即抓去坐牢。在這種情形下,很多黑人就成了犯人,被南部政府合法的租給美國的大企業,如美國鋼鐵公司等等,作為變相的奴隸來用。在這些強迫的集中營裏,黑人受到的待遇是非人道的,各種類似於關塔納摩的酷刑和折磨方式層出不窮,許多在營中的黑人被沈重的勞役,得不到治療的疾病,和無休止的折磨而喪生。而美國公司在租用這些罪犯來開采礦山,修建道路時,則贏取暴利,還因此而擊退了白人工會的罷工反抗。到底多少黑人被奴役,仍然沒有總的數據,但是光在阿拉巴馬一州,至少超過20萬黑人被租出去。

這個情形一直持續到1941年,才由羅斯福政府出來幹預。當時幹預的原因是,日本帝國利用這個事件開展的宣傳攻勢很成功,使美國政府在國際上名聲掃地。另外就是,美國需要大量人力從事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和軍需生產工作。於是在珍珠港事件的第四天,美國政府立法限制出租黑奴。可以說是日本軍國分子們救了黑人一命,但就把美裔日人變成了新奴隸。當時的中國政府趁此機會,由宋美齡主導,推翻了臭名昭著的排華法案,都有賴於日本鬼子之力。

而美國和英國放棄所有不平等法案中的在華特權,也得益於日本軍政府和汪精衛偽政府簽訂的日本放棄不平等條約的協定,迫使美國和英國不得不作出比日本軍國主義要“道德高尚”的行為來。即使是後來的黑人民權運動,如果不是蘇聯的政治攻勢,估計很難預料其結果如何。甚至在半黑奧巴馬出來選總統的今天,經歷了兩任黑人國務卿(鮑威爾和賴斯),年輕黑人男性中仍然每9個人中間就有一個在蹲打牢,而且這種局面改善的機會基本上不存在。

所以現在有人搞笑的解釋說,美國憲法上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翻譯錯誤,應該是“所有(白人)男性創(被上帝)而平等”。女人當然不能算人,其他人種(非北歐和德國北部,英國)自然也不能算是人。如果明白這個道理,就知道美國從來倡導的都是精英政治,而非廣泛的民主政治。

本來,任何一個社會,在考慮如何維持其穩定和變化的平衡時,都必須面對兩個考量:一是如何創造出足夠的流動性,讓窮人能通過自己的合法的努力,而在社會中出頭;和如何保障富人的利益而不受非法的社會行為的損害。如果不能保障既得利益者,這個社會就沒有了目標和公義,因為大家隨時都會對社會的財富分配不滿而要求重新洗牌,那麽任何個人的奮鬥和努力,就毫無價值,應為大家只要知道如何揭竿而起,打土豪分田地就行了。

中國的傳統社會在這方面做得最好。一個是兒子的平等繼承權,使中國傳統社會富不過三代。有錢人通常會多娶老婆,然後眾多的兒子分家,就難以形成一個超級大富豪。當然現在不可能這樣做了,只能通過高遺產稅,勸人為善多捐款來解決。另一個是教育平等權和科舉制度,給予任何有誌向的窮苦人,一個奮鬥的機制。在加上對外戰爭立軍功,都給了人們一個向上提升自己社會地位的體制,通常是在這些機制中,實在沒有能力過關斬將,才會把人逼上造反之路,如清朝的洪秀全就是一個多次落第的秀才。



七十八



而人類社會就是要有這樣的制度,讓所有青年洪秀全不會成為中年洪秀全,使沈萬三兒子和孫子,不再是沈萬三本人。

美國人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其中一個最更本的基石是法制,只要程序合理,不求結果公平。在美國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不考慮你到底如何得來的。比如卡耐基是盤剝工人得來的,布什是販賣黑奴得來的,等等,都不是問題,但是如果有人侵犯他們的財產,就是一個大問題。那麽你可不可以剝奪別人的財產呢?可以,只要你合法,按照法律程序。比如在美國,如果你看中了某位人士的地產,你可以跑到他的地盤上開派對,請客,進行野餐之類。如果那位主人太好客,不忍心來掃你的興,阻止你以上的行為,你就可以正二八經的去法院遞交申請,要求把這塊地正式歸於你,應為你已經行使了地主的權益,而沒有人有異議。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中國,當法官作出合法但不合情合理的判決的話,估計中國人立馬就會把這個法庭放火燒了。中國人重結果多於程序,重公平多於規矩,和重人情多於道理,都使法制的推行具有一定的難度。法不責眾,和刑不上大夫,都是在數量上和質量上對法律的普遍性和公正性進行挑戰,表現了中國人社會中的高於法律的更高理念,則是“人民的多數認同”高於法律精神,而且“精英思維”比法律要更有真理價值。

粗聽起來似乎覺得中國人天生就是民主的料子,因為其對“民意”的重視似乎是一個終極的社會關註。而民意又代表了天意,天意決定天命,而天命決定誰當皇帝這樣重大的政治問題。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似乎得罪老百姓的後果,是不可以想象的,是不能不由當權者來負責的。那麽為什麽歷史上,真正的民意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而導致歷朝歷代被剝奪了天命呢?

一個指責遊戲,就是怪罪於龐大的官僚系統。天子是要與民同樂的,而且蕓蕓眾生也是出自內心愛戴萬歲爺的。全國人民上下同心,但是中間卻出了岔子。這房子的蓋子很棒,基礎也很紮實,可惜是中間的柱子被該死的蛀蟲挖空了,搞得國家搖搖欲墜。看來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幫人民公仆們,黑了良心,把孔老爺子的教訓吐進痰盂桶了。

這樣看來問題不在皇帝那裏,而在貪官那裏。只要我們可以清洗貪官,這大宅子還是會高大光猛,富麗堂皇,和勃勃生機。所以說,中國的民意不是如何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甚至不是選舉三裏屯屯長,而是為什麽這個傻冒屯長為啥沒有聽聽“俺”的說法。中國的民主最大的關註,不是官威(地方政府的威信),而是吏治(地方政府的誠信)。而西方選舉民主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在於其決定的是關於政府威信的問題,及為啥這個政府具有合法性(因為俺三裏屯人選了這幾個蛤蟆),而不是這個政府的施政合理性(為啥這些個蛤蟆晚上三點吵死人?)。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國科學院可以發明人工智能機器人,每個村子裏放一個做村長,每天就把老百姓的想法按支持度排名,輸進去,然後讓機器人執行,不知中國的政府效率和行政廉潔可以提高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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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21 pm

七十九



對於這個機器人村長來說,其作為很象中國傳統的技術官僚,要求對當地的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和派別,采取一種旁觀和超然的態度。在中國的傳統制度中,這個官員必須外派並代表中央政府行管理地方的責任。但在操作實踐中,當地方勢力增長,比如中國改革三十年來由中央集權向地方分權的過度,由層層地方官員形成的強大體系,就自然削弱地方官員代表中央政府的意願,而衍生出一個相對獨立的地方政府勢力。

在過去的體制中,一個來自嶺南的官員來到洪洞縣做縣太爺,第一個面臨的問題是語言不通。因此他不得不依賴地方上的士紳來協助他的工作。這些士紳們通常是分成兩類人士,一是退休後,告老還鄉的老官僚,其中不乏曾出任高級京官如尚書之流,二是取得舉人資格,在家等空缺外放。這兩類人都是當地的有頭有臉人物,在地方上具有影子政府的角色,沒有他們的鼎力支持,估計所有的外來縣太爺幾乎是一籌莫展。當然發揮余熱的老爺子們以動腦張口為主,隨時可以傳一兩手絕活給動手跑腿的後生們,進行做官前的實習訓練。在某種情況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是建立在一種靈活而多變的契約關系下,根據形勢而年年調整。中國的歷史上中央政府對地方上的事務通常涉及極少,只要錢糧(稅收)順暢,刑名(社會穩定)不亂,地方上的事務通常通過血緣聯姻的同宗會,商業上的同業會,宗教團體等非政府的社會協調組織來維持。

鐵打的江山就需要流水的兵,為了維持社會穩定,一個地方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就不能被同一幫人,或者說同一個利益集團所控制。這就要求當地的官員必須經常輪換,避免與當地勢力結成利益同盟。就算是退休的老官僚可以通過過去的門生或者同僚關系,來幹預現存官僚體系的運行,畢竟是人一走茶就涼,其影響力還是相對有限,要受到現任官員的限制。而一旦現任官員壓不住當地的地頭蛇,或者說現任官員被當地勢力控制,已經失去獨立和中立的非地方性色彩,這時就需要中央政府的幹預,然後手持尚方寶劍,可以先斬後奏的欽差大臣就開始走馬上任。而由於當地士紳的過度用權導致的社會不公,就會在擊鼓鳴鐘,攔轎喊冤的信訪制度下,通過王朝馬漢這些公正的法律衛士,黑面老包一出場,問題就得到了暫時的解決。

這套模式在今天似乎就不再行得通了。一個主要的趨勢是城市化和工業化,作為農村的精英,不再享受原先的社會地位,而導致人往高處走的情形,其結果就是導致了人才在沿海大城市的高度集中,退休的官員也不再返鄉過田園生活,而是跟著子女住大城市,甚至飄洋過海。而在過去的朝代裏,農業稅收是國家的主要財政來源。現在,由於農業稅基本免除,在農村發生的事情,已經不再受到高層的重視,只是一旦出現大面積的群體對抗事件,才會引起高層的關註。

其實中央政府對這個局面的形成,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因為長期的不均衡發展政策,尤其是在1990年後的著重城市政策,使東西部,沿海和內地,大中城市和縣鎮村,社會發展極其不平衡,個人機會不均,導致了各類人才從這些最欠缺的地方流失,造成人才的貧富兩極化嚴重。而當前實行的政府行政制度,又非常近似於元朝忽必烈的吏員入閣制,使底層政府管治水平道德水準低劣。



八十





當年忽必烈治理中國,對政治制度進行了兩大改革。一是成立的新的行省制度,改變了過去郡縣的缺乏中間環節的體系,把金朝實行的臨時行省制度固定下來。二是鑒於宋朝官僚的重浮誇輕實幹的特點,取消了科舉取士,改用提拔能幹的吏員出任官員位置。這個制度的長處在於吏員有長期的實際政府行政管理經驗,可以處理各種當地事務,其缺點在於由於在本地工作時間長,又與利益集團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加上缺乏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教育,貪汙腐敗就不可避免了。

尤其是在現代社會,政府的管理職能日益多樣化,從原先簡單的稅收和治安,推廣到公共衛生,道路交通,鄉村企業,教育扶貧等等。在政府權力擴大的同時,當地人才卻出現低素質化,顯然政府的管治水平降低,就不是什麽大驚小怪的事了。而這個過程中,矮子裏的將軍們,又變成了龐大官僚機構裏的冗員,本來這些地方精英應該在當地的各種社會,經濟和文化活動中,起領導作用,就被這個安逸的工作養懶了。

在這種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下,一個非常自然的現象,就是城市裏的工業和商業利益集團,就會以手上的資金和技術的優勢,以開發落後地區為名,來進行不公平條件競爭下,對小城市,縣鎮村實施低價的原材料,礦產,能源,土地和勞動力的剝奪,而當地的政府官員,包括外地來的代表中央(其實更是省級)政府的主管官員,又必須以經濟發展為工作重點,希望做出點成績,有助於升官,就為這一層面的政治和經濟實力一體化,即官商勾結提供理想的溫床。

本來,一個地方的經濟發展,自然會牽涉到利益的分配,不論是對礦山的開采,還是水庫的修建,還是新的商品房開發,必然會對各方面的利益博弈提供新的舞臺。在這個分大餅的過程中,既然沒有太多先例可遵循,就必須留有一點沖突的空間。比如說貪婪的企業主,懶惰的政府公務員,和得勢不饒人的山民,都會為捍衛自己的利益而斤斤計較,寸土必爭。在這種情勢下,政府執法部門應該置身於事外,不能輕易的變成任何一方隨意動用的私器,不能成為企業主無法同工人談判妥協,或者是政府人員失去耐心粗暴對待市民的私人保鏢力量。

執法公權力被黑勢力滲透,或者是無止境的亂用,就會形成政治,經濟和暴力的一體化,是對中國社會基礎的最大破壞。官商警力被少數人操縱,就會是地方的政府管制徹底破產,一旦事情鬧大,而當地政府無法封鎖消息的時候,非地方的武警和軍隊就不得不介入,而地方大員和欽差大臣就匆忙的出來救火,平定局勢。如果一旦省級權威失效,大概中國傳統的哥老會和紅槍會就會應運而生。

如何解決這個困局呢?其實並不難,第一點是削減地方的警力,嚴格限制警察力量被用來解決民事糾紛。把地方的治安權重新給予地方聯防,由地方自己財政解決警察薪水問題。如果鄉政府不能再粗暴的運用警力來面對刁民,看你還敢不敢不和群眾打成一片?

第二點是大幅度削減政府行政工作職位,把大多數冗員趕進社會,發揮他們的一技之長,讓地方上的能人們可以自己出頭,形成各種可以由其人際關系,靠其三寸不爛之舌可以協調各方利益的人士出來發揮影響力。第三點,以經濟鼓勵大城市的年輕人向中小城市搬遷,對中國的中西部進行稅收優惠,提高政府的公務員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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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22 pm

第九篇



亂槍殺黑胭脂色,可留狐裘為比肩。

--自題



八十一

如果我們看一下發生在貴州甕安和雲南孟連的事件,可以初見端倪,即是政府部門未能解決地域內部的各種利益糾紛,最後將警察力量擺上了臺,希望能夠通過暴力威懾而控制局面。而地方民眾則希望通過挑起沖突,把地方政府的蓋子揭開,以尋求高一級,甚至中央政府的直接幹預,而解決長期以來不能解決的利益糾紛問題。

這種情形說明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在地方政府管制水平極為低劣的今天,即使在地區利益沖突白熱化導致大規模群體事件,民眾對政府系統,尤其是中央政府的信心仍然很強,這就給予了中國政府一個難得和可貴的時間緩沖,使中國政府可以從容的解決地方政府管治能力的普遍問題,而不會帶來整個社會的整體動蕩。

理解這個問題很關鍵,這樣才會得出對中國這個社會的現狀和發展一個理性的思考,而不需要過激的反應來解決並非致命的問題。在現在中國政府的兩個施政重點上,一個是發展,一個是穩定。這兩個重點本身就是矛盾的,穩定要求的是少變化,而發展則是帶來最大的變化,但是變化就會造成不穩定。反過來,不穩定就會阻礙發展,沒有發展,社會雖然靜如死水,但也就安穩了。中國三十年來的經濟發展,在世界文明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所以造成的變化之大,可想而知,要求中國政府事事都能未雨綢繆,提前規劃,似乎有些強人所難。對沒有先例的大事情,只能在小步驟上摸著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現實的做法似乎應該是清楚的明白快速改革和發展帶來的問題一大堆,把它們的輕重緩急弄清楚,不得不解決的大問題,如環境汙染,通貨膨脹,基本民生,貧富差距拉大,當下重藥,擺上日程,而對第二等的問題,如就業機會,政府管理水平,貪汙腐敗,公權力無制約等問題,可以放到第二步。對小程度的地區性的亂局,不需要過度緊張,就像人經常得小感冒一樣,不斷的可以增強免疫力,而不致於突發重病。

和諧社會是一個值得奮鬥的目標,但就沒有必要為了一個表面上的和諧而忌病畏醫,采取高壓手段來尋求一個虛假的穩定。在一切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的口號下,造成經濟生產四要素的資金,技術,土地和勞動力,對當地政府來說,自然知道那些比較稀缺,那些比較過剩。當一個窮地方,想吸引唯利是圖的資本家們來投資,自然不得不做出某些方面的犧牲,才會令這幫吸血鬼跑過來。如果不是在這些窮地方可以逃避更嚴格的環保法規,更健全的勞工保護,這幫混蛋幹嘛飄洋過海,穿山越嶺的過來創業,冒這麽大的風險?而當地政府給予的各種優惠,不計算官僚們經手的好處費,自然是通過土地,人工等方面的克扣,來使這些外來投資可以為當地經濟添加活力,創造出繁榮局面,提高當地人民生活水平,最後為自己升官建立政績。

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很明白一個官員的屁股會坐到那一邊。你覺得他會去得罪物以稀為貴的投資外地商人,還是多得趕都趕不走的外地民工?這從整體上可以在一部分民眾未能得到其應有的經濟利益為代價,但就對整個社會具有積極作用。要解決這個矛盾,一個辦法就是放棄以經濟的快速發展作為政府的首要任務,開始平衡思考發展中的民眾各方的利益分配的協調,即胡錦濤號召的科學發展觀,采取重質而非重量的方法,使經濟發展可以趨緩,但是當地的群眾則可以真真實實的享受到經濟發展的好處。避免一個高速的GDP數字,而人民中只有少數人受益,反而造成大家的碗裏飯多了,可是想燒政府大樓的情緒卻激化了。



八十二



中央政府可以做到的是,進行一個標準的人民民意普查,通過經濟發展,環境保護,社會治安,人民生活,政府水平五個方面按期收集民意,作為對地方官員政績的一個評判標準。而地方政府則應該逐漸有意識的退出經濟發展的參與角色,不再直接介入當地的各方利益糾紛,開始扮演一個中立和中介的仲裁角色。警察力量要變成維持社會次序的力量,而不要變成各方力量角力的先鋒。而且對一個地方的有限的亂局不要過度反應,亂用重典。惡人需要惡人磨,苛吏,惡官,這類所謂的“國家羅漢”,也必須由暴民,刁民去制約,大不了燒幾個地方政府的大樓,事後對違法犯紀的官吏和暴民同時秋後算賬,反而對長治久安有好處,打完這些官民兩邊的害群之馬,理性的溫和的當地勢力才可能擡頭。

如果看一下中國近期的發展,大致有幾種情況。一種是沿海地區如珠江三角洲,投資商來自香港,勞工來自內地。當地人要麽通過親屬關系幫香港老板親戚做管理階層,或者偷師學藝成功,自己出來當老板。當地政府的功能很明確,讓市場機制處理外地勞工的薪酬問題,而全力保障外商香港老板和本地二老板和管理層的利益。因為這些被剝削的外地勞工都是外地人,所以缺乏當地政府的人際關系,所以沒有組織和人脈可以向當地政府進行挑戰。再加上即使是微薄的低工資,由於沿海和內地的巨大差距,居然要相當於半年的內地工資。因此在這種條件下,勞資沖突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工人的欠薪(在經營條件好,世界經濟活躍的前些年不成為問題)和因為工傷引致的殘廢賠償問題。另外一個原因是,由於市場體系相對完善,各類企業來自世界各發達國家,也帶來對什麽是公平待遇的不同解釋,加上開始有來自商家對熟練技工和工人對企業認同感的需要,市場機制開始調整工資水平,以減少頻繁的跳槽帶來的產出損失。

在這種情況下,加上中央政府對農業稅的減免,和一些早期的熟手工人開始回到家鄉,用幾年的血汗錢開始建立自己鄉下的企業,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勞工短缺現象,使工人在生產要素的方程式中有了更有利的競爭位置。而在中國經濟下一步必須調高產業換代,由發達的沿海地區向高附加值產業鏈提升,強制保護工人利益,為中國創造出可以和日本競爭的高技術工人階層,就必須有新勞動法這樣的法規出臺。

這個新法規立即就會推高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工成本,迫使這些地區從低利潤的服裝,制鞋和玩具的外來代工,至少換代成中利潤的電腦,機械和通訊設備的外來代工。而隨著工人和質量管理能力的進一步提高—只要知道所有的世界名牌產品都在中國生產,就知道工人技術不是問題,工人工資進一步上漲,中國的企業就無法再以產品代工的身份去賺取品牌的高附加值,就必須靠聯想,華為之類的品牌與人競爭。這是一個必經之路,因為最好的制造工人都在中國,一旦名牌產品如索尼,思科必須走到越南等地去尋求低工資,他們的產品質量就不會超過中國自己的品牌。競爭就變成了銷售,包裝,廣告和服務這些軟活兒。

中國政府在新勞動法上一定要堅持住,不然的話,中國的發展將走入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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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23 pm

八十三



當然不是所有靠外來勞力的地方都可以避免官民沖突,但是至少缺乏本地民眾的介入,這些沖突的規模要小很多。比如發生在廣東惠州的湖南人對地方政府的沖擊,頗類似當年廣東人在上海的小刀會對當地政府的挑戰,這些行為基本上和地方利益糾紛無關,而更是當地政府為當地人利益和外地人口,為其生活和生存空間的博弈。其中惡劣的行為如山西的磚窯事件,以綁架外地的童工為奴隸,但就受到了幾乎所有當地人的默許和支持。在和本地人相比,外來人口總是要吃虧和受氣,這似乎是個普世的真理。即使今天的美國,常常被當地人欺壓和盤剝,往往又投訴無門的,通常是非法入境的來自墨西哥和其他中美國家的勞工。

與珠江三角洲的理想發展不同的是,在貴州和雲南這些地方,當地的人民沒有辦法去尋找其他地方的外來人口來剝削,只能承受最後被人吃完肉,喝完湯後,舔盤子的機會。而與廣東各級地方政府不同的是,當他們維護商家利益,也維護了本地人利益,可能只是損害外地勞工利益,這些地方政府在維護外來商家利益時,就損害了本地人的利益。經手這些工作的官員,由於沒有替罪羊可以拉出來宰,只能滿足自己私人,親屬和朋友的利益,而犧牲廣大無關緊要的百姓,這樣就導致了他們和他們的群眾基礎的分裂。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民主選舉是毫無意義,因為無論你選出什麽樣的官員,如果他所面對的是同一張大餅,無法照顧普遍利益的話,最後的結局還是要搶先分他和他的支持者的利益,對管治水平的提高,是換湯不換藥,不能得到實際的變化。更為危險的是,當官員們不得不通過非經濟的身份來尋求政策的支持者的話,由於他們不能用語言和文化,來區分“我們”(說廣東話的香港商人,本地官民)和“他們”(韶關以北的北方佬),“城裏人”和“鄉下人”之類,更惡劣的漢人和“蠻族“(少數民族)之分,就有可能冒出醜陋的頭來。

靠完全的市場經濟的模式似乎不是一個最好的解決方法。因為目前對西部和內地的開發大多是以資源和能源為主,調整合理的價格,讓窮地方多留利,是一個事半功倍的好辦法。這樣可以把這些地方的利益大餅做大,是當地政府官員在分餅的時候,困難要小一些。另外的方法是,對礦山等資源進行國家專賣制度,凡是參與開發的企業必須繳納特殊費用,在他們獲利得到保證的同時,對他們的利潤率進行限制,使當地百姓吃剩菜的時候,還是有點油水可舔。在一個就是發展中國自己的“公平貿易”系統,減少對落後地區產品的壓價收購,取消不必要的中間環節,讓這些地方的產品,可以直接在大城市的超級市場直銷。

如果說美國民主中最值得學習的部分,則是將政府功能分散化。比如說前一陣美國紐約的民怨對警方的過度使用暴力不滿。事情是一位第二天準備結婚的黑人新郎,在最後一個單身派對之後,被警察50幾槍射殺。結果這些警察被告上法庭,但就和所有之前或之後對付黑人的警察一樣,被宣判無罪釋放。當然了,黑人們又會走出來抗議幾天,最後就是不了了之。和中國不一樣,對警察的不滿,不會變成對紐約市政府的不滿,而對法院的不滿,又變成了探討為啥法律程序中的幾個普通陪審員的問題。而在中國一個集中的政府,當然有效率高的好處,但也有要承擔所有責任的壞處,比較容易成為眾矢之的。



八十四



另外需要考慮的是,美國的村鎮大會(Town Hall Meeting)因為與人民的日常生活非常有關,討論的事務非常直接,不需要代議(讓專職政治騙子沒有機會),可以為中國地方政治的決策透明度,和地方事務的民意參與提供一個好的例子。這個大會最主要的功能不是在於選舉鎮長,而是在於對鎮子裏的大事直接咨詢和發表建議。對任何市政方針提供正反雙方的辯論和公證會,以提高政府決策的透明度和廣泛性。在中國各大城市的分區,和小城市的鎮子裏,都不失一個可以借鑒的好方法。

而且中國鄉鎮的發展模式,珠江三角洲並不是唯一成功的範例。浙江依靠私人企業,和江蘇依靠鄉鎮企業的做法,都是可以借鑒的榜樣。當然這些地方的人民素質比較高,開放程度比較大,見多識廣,加上心靈手巧,並不一定在中國所有地方都可以推行,但是並不是中國所有地方都希望或者能夠達到富比江南,只不過在如何帶動共同致富,減少快速貧富分野方面,有所幫助。

在如何重建中國鄉鎮這個大課題上,從清末,民國,到人民共和國,有過很多實驗,也有過成功和失敗的各種教訓,其總的趨勢都不是如何將這個層次當作其自身來建構,而是如何將所謂城市裏的先進方式,從政治體系,文化建設,社會組織等方面,試圖向“落後保守”的小城市和鄉鎮推廣和滲透。而中國的所謂大城市文化,如上海,廣州,天津等等,又收到西方文化的強烈影響,其形式上的非中國化和鄉村作為中國傳統的最更本的基地之間,當然具有一定的沖突。國民黨號召的新生活運動,和共產黨的人民公社,都是城市壓制鄉村,想強行在鄉鎮推行現代化的過激例子。

毛澤東政治革命的成功卻是一個完全的對這種趨勢的反動,即以農村和鄉鎮包圍大城市。因此中國的改革家們需要一種新的思維,即在中國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過程中,如何發揮中國的傳統(並不是現代化一定是非中國化),創新出一種新型的新鄉鎮體系,而不是簡單的把大城市的發展,完全照搬到這些地方。因為在中國寬闊的內陸大地上,你不可能靠深圳的香港化,和東莞的深圳化,和韶關的東莞化來解決。

也許中國應該花一些時間,好好研究北美如美國和加拿大的小城鎮和鄉村建設方法,以及德國巴法尼亞州的先例,加上中國蘇南,皖南和浙南的實例,在這些方面有所作為。

當然以鄉鎮為主體,就必須最大可能的讓鄉鎮居民和精英們對地區的事務有極大的參與權和決定權,而不是來自於“發達城市”的管理者高高在上的訓斥。從這一點上,中國的政治改革就應該從現有的鄉鎮選舉發展一步,開始定期的透明的鄉鎮大會,對短中期的重大決策,群策群力,民主集中,學習當年共產黨1930-40年代在鄉鎮依賴民意施政的好傳統,不斷通過專業化的經濟,教育,衛生,環境和發展委員會,將地方上的各類黨內和黨外的能人,都包括進來,逐漸將社會的非政府機能從現有的政府體系轉移出去,最終形成一個小政府和大社會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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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24 pm

八十五



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誤區在於,現在某些理論派人士,對民主制度寄予了太大的幻想和期望值過高,以為只要有了民主這個“好東西”,一切疑難雜癥都會在這副靈丹妙藥之下,迎刃而解。這種荒唐的想法頗似當年文化革命期間有關資本主義的苗和社會主義的草之爭。

西方社會通過自己數百年的社會實踐,發展出來適合自己傳統和文化的西方民主制度,是用了很多的努力的。如果中國人以為可以越淮而橘,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享受人家的成果,那就是真的發南柯一夢。中國人需要做的是老老實實地虛心學習別人的長處,不光是西方的,還有東方的如日本,新加坡,我們自己的臺灣和香港的各種政治實踐,然後針對中國的各種政治現實,進行漸進的,實驗性的嘗試,不是以建成一個叫什麽名詞的模式,而是立足於解決具體的問題,最終為自己創造出一個適合自己的政治制度。而且由於中國文化的多元化,我們最後的結果可能還是幾種不同的模式。當然這個過程是很辛苦,不是一蹴而就,但是沒有辦法,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一個懶惰,不願意動腦筋創造和辛勤付出的民族是沒有好日子過的。

許多人對美國政治制度的一個最大的誤解,以為美國是真正的民主社會,而不知道美國的實際政策並不是由民選出來的領袖人物決策。美國的精髓是自由資本主義,而大家都知道資本是不能靠民主來決策,而必須由專業的精英階層操作。象每個不同的社會一樣,其社會制度必須保障認定的精英的利益,比如說美國的資本(金融)家,中國的儒生,以及不同宗教社會裏的教士,和尚,喇嘛等等,都必須以社會制度保障他們的利益。

英國在香港的做法就非常直接了當,在繼續保持英國人在法律(大部分法官由英國人擔任)和銀行界(渣打和匯豐英資銀行為發鈔行)的支配地位後,開始向香港華人開放其他經濟領域。在英國人實行的立法會上,為了保障有錢商界的利益,采取了功能組別與民選的方式,使有錢人比一般人有更多的發言權。當商家人士為他們的代表選舉之後,又可以在小圈子裏在選一次,以保證在立法會裏的一定份額,可以在任何改變法律前,充分考慮到商界的利益,而使香港保持一個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由商界和法律界精英操控,免於陷入泛民主的短期作為的民粹主義。

美國的做法就是,把國家政治裏非常重大和關鍵的經濟政策權利,從民選的政府裏分離出來,而由私人機構去控制。這個系統就是有名的美國聯儲局系統,其權力移交和美國的選舉無關,其內部運作則是由美國的各大金融機構控制,而且其對國家經濟政策的決定,則不需對公眾負責。美國聯儲局名義上是政府的一部分,但實際上不光可以不聽命於選民選出來的政府,反而可以用專家管理的名義,實行和政府以及民意相左的政策。聯儲局由十二個分行組成,而這十二個分行則由美國各大商業和投資銀行控股,由這些銀行的老板出任分行長。這些主要銀行估計大家都非常熟悉,如著名的投資銀行高盛,美林,摩根士坦尼,JP 摩根,熊士丹等等,和著名的商業銀行花旗,美國等等。當然總統和國會有權任命聯儲局的主席,但是這些職位,以及美國政府裏財政部長,都是來源於華爾街的專家(如現任的財政部長保爾森就是高盛的前老板),所以最後的美國經濟政策當然要以這些金融資本巨頭大銀行(以及團結在這個核心周圍的股票行,交易所,證卷商,行用社,房貸商,保險商等等)組成的華爾街利益集團來決定。



八十六



而在決定經濟活動和資本流向,利潤分配這些重大決定時,美國的普通公民是沒有話事權的,只有華爾街的股民們可以通過道瓊斯和標準普爾指數,對聯儲局表達少數的“有錢”階層的民意。如果你覺得這些大銀行的老板們坐下來,為聯儲局的下一個貨幣政策做決定的話,不考慮他們自己的私人利益的話,那就是太天真了。那麽可不可以對這些會議的全部記錄進行媒體監督呢?不可以。聯儲局會在一個月後,公布開會的紀要,但是按照美國法律,聯儲局不會為這些會議保持完整的記錄,其受到國家機密保護的程度比中央情報局還要厲害。

基本上,聯儲局是一個即是政府部門,又是私人機構的怪胎,但就是美國一個真正話事的政府。美國大企業家亨利福特曾說過,如果美國普通人民今天晚上知道了聯儲局是怎麽一回事的話,不到明天天亮,就會有一場革命。本來,聯儲局的任務是通過這幫自我約束的保守主義的金融大亨們,來抵制民選政府裏的民粹主義盛行的國會和行政部門,對美國的經濟進行自我調節的自由資本主義控制,但是當這幫大亨肆無忌憚的只是追求自我的利益,而罔顧普通人民的權益,就會出現現在這樣的系統崩潰的危險。而美國當前由次貸危機帶來的整個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信用危機,和聯儲局的胡作非為具有極大的關系。

某種程度上,雖然美國歷屆總統候選人在參選時,都會打罵中國來增加選票,因為美國民意中的妖魔化中國,被西方媒體推到極致,使美國的普通人民被洗腦。但是這些贏得了民意的總統們在當選之後,卻個個實行和中國合作的政策,不惜與民意背道而馳,其中一大決定因素是因為華爾街的大亨們和中國關系不錯,期望能夠通過代理中國人口袋裏的龐大積蓄,來賺取巨大的利潤。當然這種想法無可厚非,而且如果中國人可以通過和他們的合作,得到雙贏的話,何樂而不為呢。

但是中國人需要搞清楚的一件事,就是雖然我們不應該排除美國的大銀行以控股的方式參與到中國的各大銀行的運作之中,同時公平的讓中國的各大銀行已可以以對等的方式,參與到美國的控股,但就不能由美國國會使絆子,挖陷阱,迫使中國金融機構的參與必須放棄投票權之類的流氓行徑。

另一個就是中國的金融改革中,不能完全聽信華爾街的大亨們出任的專業顧問的意見,和中國來自香港金融界的買辦混混們的建議,所謂讓中央銀行獨立化,是中國的中央銀行國際化,變成這些華爾街大亨掌控的全球金融自由資本主義的其中一環。中國的中央銀行還是必須聽命與中國政府的國務院,是其成為服務於中國整體經濟的一個宏觀調控機制,而不能被私有的金融機構而綁架。

美國另外一個限制民主政治的機制是,選舉中對初選制度形成的高門檻政策。如果你想參選,就必須參加進民主和共和兩黨,受到其利益集團操控的現有格局的嚴格控制。初選的起始金額是1千5百萬,如果你的捐款只是平民來源,而不是富有的利益集團,一個熱身賽就會令你彈盡糧絕,無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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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24 pm

八十七



所以最後剩下來的幸存者,都不得不對現有的利益集團的財政支持和競選承諾,作出一定的妥協,而保證這些集團在新政府的政策中,能夠將公眾利益對私人受益者進行合法的輸送(不然,幹嘛當初出錢給你)。而看一下美國政府的行政機能,除了被分出去的經濟部門,如財政部等等,剩下的另一個大頭,就是對外關系中的國防部,國務院和情報部門,而這些部門的技術精英則由石油大亨,軍火大亨和國防部承包商完全控制,通過由退役的將軍們和政府官員,在這些企業出任高位,又由這些企業資助的各種思想庫,如美國企業研究所,蘭德基金會,外交關系研究會等等智囊組織,提出方案,然後大家就瓜分美國政府最大財政份額的國防預算。



當然美國在世界次序上,還是要采取內王外霸的方法區別對待。對自己一類,如號稱的“自由世界(Free World)”或者“國際社區(International Community)”當然還是要用談判協商的方法,以王道來分贓,但是對非我族類的阿拉伯世界,穆斯林世界,非洲和南美,就是霸道的做法,以暴力和陰謀,隨便犧牲美國南部和中西部民風淳樸的普通士兵,在為上帝和為美國夢想而戰的名義下,令這些可憐的青年人們那血來換取這些私人企業的高額利潤。



而美國內部的無聊糾紛,就通過繁雜和低效的法院體系,讓普通人們為一些微不足道的蠅頭小利,或毫無現實意義的意氣之爭(比如可不可以墮胎,同性戀可不可以結婚之類),在這些法院的各種一審,二審,上訴,反上訴之間的冗長的程序中,浪費時間,耗來耗去。國會則是作為美國民主的門面,讓各種聲音在那裏炒得不亦樂乎,除了為地方分豬肉而不顧及美國整體利益,忙於通過肉桶議案外,美國國會最拿手的把戲,就是在美國對世界各國國家和他們半打子都扯不上關系的事情,發表議案,進行抗議。比如說,中國的西藏算不算獨立國家,土耳其當年對亞美尼亞人動武算不算種族屠殺,法國炸薯條該不該改名成自由薯條,等等,忙得不亦樂乎,而自己國家的問題,只要民主黨和共和黨發覺,不可能在爆料過程中,可以打擊對方,而讓自己上位的話,兩黨操縱的媒體就會只字不提,當沒事發生過。



當大寡頭拿走了國家的大頭利益之後,他們也不得不扔下些骨頭給其他沒有這些特權的人群享受。因此國會和法院就是一個好的場所。各種非重要的團體,就開始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團,出動自己的遊說公司,開始收買各地的國會議員。當然,金融大亨,石油大亨,軍火大亨之流的大人物,因為他們擁有政府,已經拿了大頭,就不會再參與這些雞毛蒜皮的蠅頭小利之爭。就會留下空間,比如說工會來遊說他們的貿易保護法案,印第安人來遊說他們的賭場,黑人來遊說他們的公平發案等等。



在非重要的政府部門裏,就進行某種程度上的利益分贓。比如說郵局,稅務局,車輛管理局,社會安全局,再加上公共教育系統,就交給比如說黑人中產階級等等,來壟斷其利益。至於造成的公共教育質量低下就無關緊要,反正有錢人的子弟會在學費昂貴但教育質量高的私人學校畢業,而保證他們的競爭能力和特權。這些窮人的黑人和拉美人的子弟還是可以拿到名不符實的畢業證書,去那些他們爸媽退休空出來的政府低層職位就職。而美國的法院則是用著一個慢慢運作的絞肉機,讓人們在公平和正義的假象中,慢慢的消耗。





八十八





只要美國人民可以每天從電視上和報紙上讀到他們的幸福美滿和自由的生活,又可以在每兩年一次和每四年一次的國會和總統選舉好萊塢大戲上演時,以為他們是國家的主人,可以改變這個社會,總是對未來充滿希望,那麽這個民主選舉遊戲當然可以繼續玩下去。



中國是不是該有這樣一個制度?很多理論家會告訴你,其實任何制度都有其好處和長處,甚至會說民主制度雖然問題很多,但卻是問題最少的一個制度。他們的說法也許沒有錯。中國擁有這樣一個制度也許不是什麽壞事,但是問題是,我們應不應該用巨大的社會代價去換取這個制度?我們的改革家們和理論家們,在吹噓這個制度盡善盡美的時候,是因為自己無知,食洋不化,傳遞錯誤的信息,還是有意誤導我們的人民呢?



美國的PEW公司剛剛推出他們的全球民意調查,發現中國的民意中82%的人民覺得中國的發展方向是正確的,86%的人民覺得中國的經濟狀況很好。這些都是全球23個調查國家裏排名第一,比排第二位的澳洲要高出20個百分點。



同樣的調查在美國只有23%的美國人民認為國家走的路子是正確的。為啥自己和別人都覺得人民可以參與政治民主,改變社會的美國人民對未來的看法,要比沒有這樣大參與力的中國人民要灰心?這難道不值得研究東西方政治制度比較的專家們思考嗎?



並不是中國人民對當前中國的政治制度沒有意見和沒有要求改革的需要,大夥兒對通貨膨脹,環境惡化(寧肯經濟速度放緩,就業機會減少,也希望改善環保),貧富加劇,地方政府腐敗等等,都是意見很大,但大家對這些方面的改善也充滿信心。只要中國政府和民眾保持清醒的頭腦,增加基層民眾對施政的參與度,做到施政的公開性和透明度,提高基層政府人員的素質,增強對官員行為的黨內和黨外的監督,有限制的放松地方官員對媒體的幹擾,在全國性民意論壇上,尤其是互聯網的控制放開,形成一個普遍的各級政府對人民民意的尊重,中國就可以對西方的民主人權自由之類的無聊說教,無賴誣陷,無知指責,和無恥抹黑,無動於衷和不屑一顧,根本不需要浪費時間去廢口舌和人辯論。



中國人更不需要低聲下氣的,很抱歉的向西方人解釋,中國因為國情,因為落後,還需要等待更長的日子,才可以仿效西方人。我們可以告訴他們,到底中國現在的情況有多少中國人滿意,西方的現在的情況有多少西方人滿意。我們可以告訴他們,中國不需要選舉希特勒的民主,不需要弗吉尼亞工學院的自由,不需要印第安人開賭場的少數民族政策,更不需要黑人高比例坐牢的公平法律系統,不需要關塔納摩的人權,也不需要伊拉克戰爭的外交政策。西方人可以自己在家裏意淫,認為自己的制度完美的很,不過那些都是和中國人沒有什麽關系,中國人必須走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僅此而已。如果他們仍然喋喋不休的話,告訴他們十年後大家在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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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25 pm

八十九



中國人應該感覺到很幸運,因為他們在這過去的三十年中,居然有了一個喘息的空間,能夠無大礙的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在西方各國投入的軍費仍然超過世界總軍費的70%的局面下,在中國常規軍力仍然落後西方至少二十年的情況下,在以美國領軍的北約指東打西,走南闖北的惡劣國際環境下,中國居然沒有被人教訓,自然和後院裏那幾根粗壯有力的狼牙大棒—戰略核武器有關,但是也和中國讓人饞得流口水的潛在的巨大市場,和中國政府倡導的開放改革和經濟全球化,令那些西方的大商家們心有盼望戚戚相關。當然,世界上總是有些腦袋比石頭硬,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就有幾分血性,敢於向西方叫板的小國梟雄們,不斷地將西方敏銳的鷹眼,從中國這個大塊頭身上吸引出去。這個反西方的陣營是中國在西方獨斷的叢林裏謀生存,求發展的天然盟友,雖然在西方長期的軍事打擊,經濟封鎖,政變陰謀,和輿論中傷下,這些小國居然有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燎原之態,為中國在爭取善意的國際空間下和平發展,提供寶貴的同盟軍作用。

中國人應該慶幸到目前為止,除了在貝爾格萊德挨了幾顆炸彈之外,中國基本上躲過了西方的軍事打擊,可以在這段時間裏,大力改善國防的落後水平,使任何針對中國的軍事行動成本越來越高,不符合戰爭的利潤原則。雖然這段時間裏,中國已經變成了北約的第一號敵人和打擊目標,但是由於北約仍然忙著“攘外必先安內”,不得不投入精力解決南斯拉夫這個異類,忙著蠶食俄羅斯,並打通被俄羅斯控制的中亞能源走廊的出口,並由於西方的東進戰略在格魯吉亞和烏克蘭一線受阻而無法兼顧。而西方的前線基地土耳其,則極有可能被開發成一個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絞殺的新戰場。

在中國的俗話裏,有一句話是“朋友來了有好酒,豺狼來了有獵槍”。這句話其實是錯的,因為中國人不明白,來自西方之人本質上並不是中國人的朋友,只是當你的獵槍口徑夠大,而且火力夠猛時,他們就會不得不成為你的朋友。所以中國人今天要唱的流行歌曲,應該是“獵槍大了有朋友,獵槍沒有見豺狼。”

西方人對中國人的偏見和恐懼不是那麼容易消除的。來源於東方的匈奴是導致西方的西羅馬帝國滅亡的主要起因,被稱為“上帝之鞭”的阿提拉令西方人膽寒。同樣來自於東方的突厥,消滅了西方文明的最後領地東羅馬帝國,占據了君士坦丁堡,令西方進入了沒有文明的落後蠻荒時代。又是來自東方的韃靼和蒙古,對西方民族進行又一輪的殺戮。可以說從“黃禍論”到中國威脅論,以及把中國人妖魔化,都是有其歷史和文化上的淵源,不是中國人大聲說自己熱愛和平,把兇惡的龍的形象藏起來,而是把憨厚可愛,沒有威脅的大熊貓擡出來,就可以讓西方人睡個安穩覺。

其實西方人並不那麼好糊弄。你那只傻傻肥肥的大熊貓,表面上是一個安穩溫順,不和人撩事鬥非的中餐館端盤子的侍應,其實他和他的同胞唐山大兄李小龍一樣,雖然在端盤子,卻是個真正的龍戰士,血管裏其實流動的還是兇猛的到處噴火的龍的血液。這只功夫熊貓,由於他的可愛笑容,就比兇猛的龍更要可怕。



九十



估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在西方公眾的形象仍然會被繼續抹黑。不過中國人也許需要平心靜氣的面對這個情況。因為西方的媒體其實對廣大的公眾而言,並沒有那麼大的號召力。西方的普通市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樣更關心的是物價是不是上漲了,工資是不是調高了,工作機會是不是多了,生活的費用是不是降低了,孩子的學校教學質量是不是提高了,社區裏的治安是不是惡化了,諸如此類不被媒體精英們看得上眼的雞毛蒜皮的小事情。而媒體精英們和專家學者們,關心的是如何造成一個全民皆兵和同仇敵愾的假象,區區數人,比如說幾個專職抗議人士,就號稱一百萬大軍,搖旗吶喊,擺出一副聲勢浩大的場面。

中國政府的錯誤在於對國際局勢判斷不清,自以為在這三十年的開放和發展後,可以在世界上開一個盛會,乘機露個臉,可以燒包一下。中國人民揚眉吐氣,歡慶自己的好日子,當然沒什麼錯。只不過以奧運會作為契機,打開大門歡迎各方客人,也應該了解一下哪些人是來助興同樂的,哪些人又是來砸場子了。其實中國人應該有平常心,知道自己今天的好日子來之不易,除了通過自己的辛勤努力,還包括了許多老朋友,窮親戚的護持,在西方惹來憎恨的白眼,嫉妒的紅眼,憤怒的青眼,不屑的冷眼,和貪婪的熱眼,都是極其正常和可以理解的事情。只要中國繼續保持和外界交往,繼續平和的面對外界的指責,只要中國的經濟發展對西方國家的真正話事的大亨們,仍然有利可圖,任何在國際輿論上對中國的口誅筆伐,和任何政客的搔首弄姿,都對中國的實際利益沒有損害。這樣的日子多一天,中國的實力就會增加一度,就可以避免過早的同西方在軍事上的攤牌。

只有在中國自己的經濟實力發展到可以和西方抗衡的時候,當西方資本對中國市場的夢想落空,西方本性裏希望用暴力解決問題的習慣才可能重新擡頭。正如當年大英帝國在鴉片戰爭前,對曼徹斯特商會的保證是,一個中國的省份的市場,就可以令這些商家做不完訂單。只有在中國政府實行像清政府那樣愚蠢的閉關鎖國政策的情況下,用武力打開中國市場才會成為西方資本的首選。只要中國政府保持有限度的開放,能夠在保障本國商業利益的情況下,不斷的扔些甜頭出來,中國應該還是可以爭取到10-20年和平的世界環境,可以任由美國和北約在中國周邊國家,開設軍事基地,建立無效而耗費巨大的防守鏈,就像中國古代的長城,在真正對抗的時候,卻不起實際的功能。

中國的全球戰略和對外政策,還是要以尋求和諧,避免對抗為主。在可能引起和西方強烈沖突的能源爭奪上,中國應該一方面利用國際反西方勢力,借力打力,不參與西方壟斷的國際商品定價體系,而是以中國的特殊身份,在西方實力不逮的地區,搶占資源,支持非西方的勢力擡頭,為中國的經濟持續發展,提供保障。中國在這些地方,比如非洲和南美,一定要改善自身企業與當地人民的利益分享比例,建立起一個互惠互利的經濟關系,利用當地人民的勢力來應付西方的奪利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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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26 pm

第十篇



青絲一束莫笑短, 直下長洲縛蛟龍。

----自題



九十一



在具體的操作上,中國在這些地方應該避免和西方直接交鋒,而由當地的國家扮演對抗的角色。而中國則需要在西方對這些國家采取各種敵對行動的時候,有意摻沙子,使西方的行為不能如願。例如津巴布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裏中國依賴於南非和南部非洲發展組織的運作,成功的防止了西方勢力對非洲的強力介入。中國更應該在私下支持津巴布韋政府當權派和反對派的和解,讓南非總統姆貝基好好露一臉,使非洲人可以真正的處理非洲事務。

在經濟上,中國應該利用自己在農業科研上的優勢,幫助津巴布韋的黑人發展農業經濟,使這些非洲國家可以擺脫被歐洲白人控制經濟命脈的局面,通過和中國的出口貿易,使西方針對非洲國家的經濟制裁不再有實效。更重要的是,令西方尤其是歐盟各國企圖通過這些白人勢力控制非洲國家的政治和經濟的算盤落空。

而在另一方面,中國又需要爭取西方的合作,在替代能源和再生能源方面,加強共同開發,使中國和西方雙方對化石能源的需要降低,以避免引起過度的惡性競爭。

中國最好的位置應該是在西方陣營和反西方國家之間搖擺,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扮演一個中介的角色,既讓西方國家忙於應付這些所謂“搗蛋”國家的挑戰,而無暇思考對付中國的陰招,又可以令中國在他們的沖突中,通過兩邊施壓或施援,來化解沖突的白熱化。

在伊朗危機上,中國的處理是一旦美國擺出強硬姿態使對抗惡化,中國就需要增加和伊朗的合作來減低美國的壓力。而一旦伊朗的強硬派向美國挑釁,中國就警告伊朗使其行為避免過激。總之,中國的對策是不和任何一方勢力結盟,但就不排除和任何一方勢力有限度的合作,使自己的利益在各種沖突中最佳化,通過靈活的變化,不斷化解各種沖突,使之不至於失控,造成整個國際體系的崩潰。

當然,從2008年的形式來看,中國已經無法躲過西方的關註。逼迫中國表態,支持西方統治的現有國際體系,並利用中國的特殊身份和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和政治影響力,為西方利益服務,當是西方的首要選擇。在這種形式下,以資源爭奪為契機的運作,在中國黃海,東海,和南海,與其說是真正的為資源,不如說以此為契機,來惡化中國與東亞和東南亞周邊國家的關系,阻礙中國和這些國家經濟和市場的一體化,以打擊中國在這些地區日增的影響力。

而在中國內部,所有的對策都是削弱中國政府的權威為目的,以三個T和兩個X作為操作平臺,企圖增強中國因為改革開放向地方放權,引致的中央權威下降的趨勢,通過對民主,地方自治,民族自決的鼓吹,在中國內部各地域中,支持分裂,分離和離心勢力,對所有中國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引起政策爭吵,以挑動高姿態的愛國主義勢力和西方支持的顛覆勢力的對抗,來壓縮中國在國際外交上的斡旋空間。

在輿論上,則是施加壓力,逼使中國政府開展政治改革,試圖再次上演前蘇聯解體的一幕,令中國政府在各種內部公開化的爭論中,分崩離析,令由於經濟發展不均衡帶來的地區差異,在沿海和內地,東部和西部,城市和農村,不同的族群之間,形成公開的爭利鬥爭,一旦失去了大家都認可的中央權威的仲裁功能,就可以把中國分裂成一大堆國家。



九十二


中國的政治實踐中,有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就是普通民眾對中央政府的不可動搖的信心。這種信心是許多西方學者非常困惑和不解的。從他們的政治經驗裏,他們不會對其國家領導人有這種信任(當然除了美國之外,大多數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只不過相當於中國一個省長而已),但卻對他們的最高法院具有不可懷疑的信任,而絕對服從最高法院作出的仲裁。

其實中國的中央政府在民眾的心目中,也起了這個作用,當人們對這個信仰發生懷疑的話,中國傳統中的改天換地就開始起作用,人民用暴力重新建立一個新的中央政府就會發生,正如發生在1911年和1949年的革命一樣。在中國進行任何的政治改革,都必須考慮到這個因素,任何以削弱中央政府在人民中的權威的改革方案,對中國作為一個統一的國家來說,都是一個自殺行為。1911年的革命,推翻了清政府的權威,並結束了帝制,但新建立的共和國試圖用加強地方自治的民主制度,來構建新的中央權威卻失敗了,造成了各地軍閥和地方勢力事實上獨立的狀態。當日本在這個時候入侵中國時,正如汪精衛所描述,中國只有各省的省防,但卻沒有國防。這種情況下,中國作為一個沒有統一政治力量的國家,當然無法應對外強的挑戰。反之,當中國在1949年後,再次建立起中央政府的權威,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政治力量,以當時的微薄之力,居然可以頂住美國及其同盟在朝鮮的軍事幹預。

有人問以中國當前的政治體制,可否成功崛起和應付西方的挑戰。筆者曾用了一個比喻,即中國人今天那種發自心底的自信心,那種沒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態度,與美國在1950年代的“無事不可為(Can Do)”的自信非常相象,只是在規模上乘上10而已。而以美國當年的政治制度,只要知道在1940年,還有數百萬黑人被美國地方政府公開做奴隸一事,就知道中國的今天比美國當年不知要進步多少。如果美國當年可以成功的在世界崛起,那麽就沒有理由懷疑,中國以今天的政治制度就不能做到同樣的事。

在中國政治改革的領域裏,一定要區分體制改革和機構改革,並把重點和先發點,放在提高政府效率的機構改革。人們通常把體制改革和機構改革混淆,而混為一談。機構改革,也稱行政制度改革,其著重點在於對行政部門的運作,對其效率和權責等方面,進行民主化和科學化的調整,以提高政府管治水平。通常一個政府的運作是否有效,和其產生的方法有一定的關聯,但並不是絕對的因果關系。這也是為什麽新加坡和香港的政府,在效率和廉潔上都名列世界前茅,但如果用民主選舉的標準來看,則根本不能和其他如臺灣,韓國,菲律賓等地比較。

這裏就取決於人民到底抱怨的問題是在體制上面,還是在機構上面,中國政府才可以對癥下藥,采取切實有效的手段,來提升現在普遍過於低下的政府管治能力。在提高對政府官員監督方面,香港的廉政公署,是一個比較成功的機構,其運作方面,頗似中國明朝時的東廠,在人員構成,組織關系,和財政來源,都獨立於其監督的政府機構之後,對監督的政界和商界,具有極大的阻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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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27 pm

九十三



但是廉政公署的作用只是一方面,其特點在於秘密行動,因此在信息公開和輿論導向上具有滯後性。另一個特點是“秋後算賬”,只能對政府的腐敗行為和商業犯罪起追討效應。為了彌補這些不足,對政府部門的施政過程就必須有超前,放患於未然的機制。

香港政府的做法是,定期由政府部門主管向民選(包括功能組別推舉)的立法會進行政策說明和解釋,並接受議員的公開咨詢。公開咨詢的內容,不光有專門部門的即時計劃,還包括未來的計劃,和過去工作的總結,使官員問責制可以落到實處。這些措施,都可以在中國現存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的機制裏施行,而不需要太大的改變。把這些問政,聽政和督政的形式程序化,就可以提高施政的公開和透明度,使官員腐敗和官商勾結的空間被壓縮,這樣廉政公署的有限功能就可以彌補不足。

在具體領域上,監督應該有效的利用新興媒體,如互聯網的快速和廣泛性,防止地方上的貪官汙吏只手遮天,逼迫民眾只能靠把事鬧大,才可以得到高層的關註。地方政府的機能改革,即政府精簡繁瑣的規章,將經濟活動的管理權交給社會,可以使政府利用決策權為私人從中牟取暴利的機會減少,而這又有待市場經濟的發展完善。

貪汙腐化,官商勾結和商業犯罪,應該是監督的重中之重。但是我們應該清楚的明白,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腐敗。任何措施的目的,只是把這些腐敗控制在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而不會造成太大的社會代價。要知道,在人類的任何社會中,財富和資本的積累,都是無恥和血腥的。無商不奸,無富不惡,無官不貪,基本就是人類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在中國這三十年的發展中,不排除許多有錢人是靠黑起家,當然更多的是利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雙軌制的灰色地帶而暴發。對大量侵吞國家和人民財產,造成社會巨大損失的蛀蟲,當然要深糾到底,但是要避免社會中的普遍仇富心態,和把運動擴大化。

可以想象,一旦民粹主義興起,對這些年發展的過程中產生的貧富分野,要求清算和公平,那些靠灰色地帶暴發的富人,立即就會卷款而逃,走到加拿大之流的國家,直接把中國人的財富“捐給”外國人。即使象賴昌星之流的罪犯,加拿大都可以找出各種理由來挽留他,以中國侵犯人權為借口,拒絕對其遣返。恐怕是要等賴某人以高昂的律師費,將他帶到加拿大的贓款(中國人的錢),全部變成加拿大人的錢(法律費用),這個拔河才會告一個段落。這樣看來,最後的結果就是把中國人的財富,用小鬼搬運法的伎倆,移花接木。

中國人不能落入這種發生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陷阱。中國人必須做的是,保持國家的政治穩定,不要有任何政治動亂。然後以私人物權法的立法,認可和保障這些來自於灰色地帶的財產,並鼓勵這些財富在中國本地進行投資活動,創造就業機會。另外通過宗教的感召力,或者是自然災害(如汶川大地震)的同情心,使這些利益享受者,可以通過慈善事業,福利捐款等等,來補償其對這個社會應盡的責任。中國政府還可以通過稅收杠桿,鼓勵這些私人資金辦學,開圖書館,建養老院等等,正如歷史上很多禍害人類的家族,如諾貝爾,洛克菲勒,卡耐基等等,都在對社會作出應有的補償。



九十四



中國從古到今的傳統,就是政治統一,經濟獨立和文化多元。如何保持和完善這個體系,是中國人必須深刻思考的問題。自從1840年以降,中國經歷了恥辱的100年,飽受列強侵略,傳統淪喪,國破家亡,不得不學越國的勾踐臥薪嘗膽,奮發圖強。這個向西方虛心求教,不恥下問,忍辱負重,和低聲下氣的態度和過程,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任何學習,都有個目的,就像你上大學,不過是學一門本事,拿一個畢業證書作文憑。以今天的情形來看,在學了西方150年後,中國人已經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家園,已經不再那麽輕易的可以被西方軍事訛詐。而中國的經濟,已經開始恢復在鴉片戰爭之前世界超強的地位。那麽我們幹嘛還要向西方繼續學習?難道就是為了學習而學習,沒有其他的意圖?或者是只要西方有的,哪怕是些垃圾,我們都要老老實實的拿回家裏來當寶貝供著?

是不是西方人大喊一聲,這個是普世價值,我們就連腦袋都不撓一下,就照單全收?是不是西方人高呼跳啊,我們就要問到底要跳多高?是不是一個破章程,有幾個西方國家簽署了,我們就一定要跟著簽?

中國人已經到了一個必須用自己腦子想事情的時候了。不要動不動就號稱,要向世界看齊,要和國際接軌。殊不知如果你自己在家裏鋪一條快速有效的高速路,人家就會當你是國際標準,要和你接軌。中國需要的不是自高自大,孤芳自賞和目光短淺,但是也不需要妄自菲薄,自慚形穢和誠惶誠恐。中國人應該對自己今天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充滿自豪和驕傲,為這三十年的史無前例的輝煌成就而歡欣喜悅,當然同時要保持冷靜的頭腦和平和的心態,以一個外科杏林高手的敏銳目光,認真的對我們今天的社會進行仔細的分析,隨時對其進行手術和修補。

中國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人才的缺乏,任何完美的制度在低水平的人才操作下,都是事半功倍。中國這個年紀人才的斷層,跟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大批年輕人被趕上山,踢下鄉,向貧下中農學習,而被剝奪了真正的教育機會有關。因此對他們,我們應該有同情心,並且可以理解目前由他們為主,在中國當前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領域操作中,水平偏低。比如我們金融界“高手們“在黑石基金和摩根斯坦利等等的投資上,可以被稱為土包子交學費。比如我們上海政府的官員們,在美國文化勢力衰退,需要依賴引進中國文化因素(如功夫熊貓)來混飯吃的今天,仍然熱衷於花大錢,去修建迪斯尼樂園。他們的希望是,用中國人的資金,中國人的土地,和中國人的顧客,來向美國人交專利費。可以想象的是,當上海附近的省份的人民,缺乏上海人民那副熱愛外國人的媚態,你這個美國大樂園可以去騙誰的錢。

在這一代目光短淺的庸才操控下,中國還是越少變更越好,讓中國人民可以安安穩穩的忽悠過這幾年。如果中國能夠在當前世界經濟陷入低潮,美國和歐洲同時出現衰退的情況下,能夠集中精力在經濟發展上,壓住通脹,保住增長,發展自己的高附加值工業,完成沿海經濟的轉型,忘掉奧運會這些虛名,切實地保持繁榮,就可以滿意的給自己蓋棺定論,把大規模的變革留給下一代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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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27 pm

九十五



與許多我的同代人不同,筆者對中國的1970和1980出生後代,非常看好。這一代人和中國當年周恩來和鄧小平代表的那一代人很相似,他們大多有良好的教育(包括許多在西方留學)和對作為中國人的自豪感。就像能說流利英文和法文的周恩來們一樣,這一代的年輕人知識淵博,見多識廣,但就不像1950和1960年出生之人,言必稱歐美,物必嘆洋貨,蓋個破房子也要歐陸風情,搞得你不知道還以為生活在法蘭西城堡裏。

對這些同胞對西方文明那種一看見,一聽說,就開始兩眼發亮,面帶紅光,呼吸急促,嘴角流涎的姿態,筆者只有搖頭苦笑。通常一個黑人想叫自己的兒子學音樂,馬上就會拿一把薩克斯風,開始吹黑人的藍調。一個拉美人馬上就會拿一把西班牙吉他,開始彈古典弗拉明戈。而我們的中國同胞,就會拿起個小提琴,開始拉莫紮特。記得一個黑人曾為此感到困惑,問筆者是不是中國沒有自己的民族音樂和樂器,因為他記得走過唐人街的時候,還看到有人拉兩根弦的中國小提琴。筆者答道,不是,中國的樂器比西方的還要多,中國的音樂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只不過這些人在西方的學校裏學多了,覺得中國的東西是垃圾而已。

可以想象如果中國的社會由這幫人設計,不知道中國會不會變成19世界的歐州?反正現在整容手術和磨皮技術都很高超,完全從房屋,街道,衣物,用品,語言(反正我們都會英文,那怕多麽洋涇浜),文字(記不記得漢語拼音化)和相貌(整容沒問題,但是身材需要多點功夫,不過如果所有人都可以光顧美國快餐店,惡補荷爾蒙雞)等等,都完全可以創造出沃茨沃斯筆下的英國完美鄉村社會。

所幸的是,中國的社會已經呈現多元化,在民間無需論資排輩,由於這個年齡層英才奇少,對中國的影響(或說是危害)沒有那麽大。

而且這個年齡層中大多滯留在海外,多數經過多年的奮鬥,不論是學高八鬥的博士,還是一個英文都不識的草民,都混到有車有房,有地有產。這些人吃苦耐勞的韌性,倒是可以和今年初雪災時的民工相較,毫不遜色,大有我中華民族勤勞奮發的底蘊。而他們對工作也有一種平和的態度,不論是各行各業,高低貴賤,都可以坦然的面對而不會怨天尤人,而且還可以在這些不盡人意的職業中,靠踏踏實實,埋頭苦幹,也算事業小成。再加上他們差不多上有老人,拖家帶口,基本上能夠盡孝道。由於對自己的能力通常有某種過低的評價,加上對出頭的謹慎,因此有多大的頭就帶多大(更多是較小)的帽,不需矮子強出頭,害人又害己。在他們身上體現了中國人最美好的職業道德,在工作中不偷懶和不摻假。他們的處世哲學,則帶有強烈的大動亂時代的烙印,不輕易出頭,因為怕槍打出頭鳥,而且還有中國傳統的內涵中,那種隱忍不發的沈靜。

這些可愛的品格,用在對的地方,就給他們如虎添翼,而用在錯的地方,就使他們自廢武功。可以說他們在美國這種國家的成就相對於歐洲和日本,要大的多,但仍然是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潛力。



九十六



當然在美國樂觀和誇張的文化的氛圍下,他們這種深藏不露的品格,往往就成為一個包袱。當他們和美國人競爭時,人家是三分墨水上大紅,一點顏料就要開全球連鎖的印染超級市場,而謙遜自卑的中國人,就生怕自己顯露得太多,就做不到價廉物美,不被人接受。

這種姿態非常明顯的表現在中國的飲食文化上。色香味俱全,豐富文化內涵的中餐,就便宜得可以和麥當勞的漢堡包爭寵。而各方面都要比中餐低幾個檔次的日本壽司,就居然敢以高過兩倍價格叫板,而且還是門庭若市,甚至出人意料的包括這些只肯吃便宜餐的中國人。檔次稍低於中餐的法國餐和意大利餐,則就敢叫天價,讓你覺得花不了大錢,反而想死。試想一下一個連你自己都當垃圾對待而不珍惜的文化,又如果叫外人敬仰?當然筆者也見過這代人的豪傑,靠天不怕,地不怕的蠻勁,居然就是硬打出了一片天。尤其是以美國高科技界裏那些中國人的創業者,沒有他們,我們這一代人真的是無地自容,連個遮羞布都不配有。可惜的是,這些棟梁之材不一定對在中國從政有興趣,不然真是中國現代化的一大助力。

而海外那些對從政有興趣的少數的政治精英,如果有機會執政,就會是中國之禍。那些人既不了解西方,又不了解中國,還以為自己在將來的中國政壇上仍然有希望,對他們同輩在中國政壇開始接班,頗為不服,大有舍我其誰的自負心態。平心而論,這裏面不乏一些人有點才氣,但就是自視過高,眼高手低,和誌大才疏。雖說現在上臺的那些同輩不一定比他們有才華,但就一定比這些人要務實。如果這些人沒有流落海外,估計又是批攪排泄物棍,成事不足,敗事有余。

不要以為筆者對他們有偏見,其實這些人除了到處尋找經濟老板,基本上無一技之長可以在西方謀生。他們寫篇文章倒是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普世價值等等,通篇都是高屋建瓴的大鎯頭,對你那個可憐的肉腦袋一頓亂砸。但是字裏行間,挑燈細看,卻是文化革命的大字報的水準,盡潑婦罵街的能事。最可笑的是,號稱對中國文化精通,卻連一篇打油詩都湊不出來,號稱對西方社會了解,連美國歷史都沒有讀過。

而中國的新一代看到的是中國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歷的是劃時代的變化。在他們看慣了北京,上海,廣州和香港的街景,很難可以想象他們會在紐約,巴黎,倫敦和柏林,會驚奇得跌掉下巴。在看到中國不足的地方,他們也會有改變的自信,而不至於當場找個洞鉆進去。對他們對中國傳統的堅持,更是讓筆者肅然起敬,看到他們在西藏事件後,在互聯網上對西方媒體的反擊,更是令人由衷欽服。本來唯一的擔憂是,他們由於多是獨生子女,也許太個人中心主義,對他人的處境缺乏惻隱之心,但是這種擔心在他們汶川大地震的表現中,一掃而空,令人為中國的未來信心倍增。

如果一定要在他們身上挑刺的話,那就是勇猛有余,冷靜不足。當然以他們的黃口白牙,青春年少,要做到心不浮,氣不燥,老成持重是不現實的。他們對社會的了解還是太膚淺,對中國傳統的認識,雖然有心願但是缺功力。對西方文化的態度,也不夠平和,多情感上的抵觸,和情緒上的反感,但卻缺乏細微的觀察,和理性的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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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28 pm

九十七



對這一代的年輕人,可愛之處就是他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發自心底,沒有那些前輩“百年恥辱”的自卑情節。雖然他們的知識和見識極端欠缺,但是對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基本見解,卻比自1840年後每一代前輩,都要正確和高明。不論是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康有為,梁啟超,還是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周恩來,鄧小平,這一代人可能是唯一真正可以令中華文化復興於世界文明之林的民族之英。

當然要做到這樣天地間罕見的大成就,首先要做到心要熱,頭要冷。在應對西方惡勢力的挑釁之下,要有理,有利,有節,和有益,可以隨心所欲的調控,收放自如的操作。在思想上要堅定但不過激,在行為上要謀定方可後動,在配合上要上通同時下達,在情緒上要憤怒卻無失控。對西方牛鬼蛇神要爭鋒相對,但不要格殺勿論。在向前輩學習上,除了筆者提到的1950和1960年代一代的優點之外,還要學習他們對其他文化的熱情和虛心,但就不要學他們對其他文化的盲目崇拜。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那代人在1989年前看到的世界和人生的體會,和這一代人在1990年後經驗和感官後的中國,當然是大相徑庭,自然會對西方文化有天堂地獄般,天上人間兩重天的滋味。這兩種體驗和態度都是錯的,因為真正的現實是在我們地球的人間,而這兩代人都應該將其態度向相反方向上的轉變,才會印合我們祖宗的家傳之寶中庸之道,才會令我們真正做到陰陽協調,使我們的新文化營養平衡。

古語說,寧靜而致遠,集百川歸大海,本來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本色。回望神州五千年,我們這個以千百萬不同基因組成,數萬不同部落來源形成的民族,應該體驗到我們血液裏那遺傳的凝聚動力。我們的血來自於祁連(古拉丁語Caelum,天)的吐火羅,天山的突厥,庭州的沙陀,陰山的敕勒,河套的匈奴,大湖的回紇,羅布泊的樓蘭,伊犁的賽德,敦煌的月氏,昭武的羯胡,吐谷渾的氐羌,海東的黨項,須彌的土蕃,大理的擺夷,三峽的巴濮,漢中的蜀彜,湖廣的三苗,嶺南的百畬,江淮的百越,濱海的東夷,燕趙的東胡,嫩江的室韋,漠北的達怛,塞北的鮮卑,遼東的烏恒,安嶺的柔然,雲中的拓跋,木倫的契丹,長白的靺鞨,紇升骨的高句驪,還有那無數未能記載的祖先,都是黃帝,炎帝和蚩尤等等先祖的兒女。今天我們以世界第一大族的浩浩風姿,集56漢滿蒙回維藏壯苗等等,比歐洲的文化和傳統更多樣的兄弟姐妹,如果不能領世界文明風氣之先,恐怕是死後入天堂,九天,西天,還是黃泉,都無臉見我們的列祖列宗。

我們的上一輩用他們的血與火的自我祭祀,化雲為劍,抹雨成犁,嘔心瀝血,如履薄冰,為我們民族打造了前無古人,大概也是後無來者的創世紀的經濟奇觀,那麽我們就沒有理由不拍著胸脯,接過這柄中華民族薪火相傳的火炬,大聲說,讓我們在這下個三十年創造出我們中華民族的文化奇跡,讓我們民族的每一員都可以衣食溫飽,安居樂業,老有所依,少有所養,平等互助,讓我們的所有先賢,都可以因為我們而自豪。這才是我們民族那種“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和“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處世態度。



九十八



中國在世界上真正的崛起,不能只是在於經濟上,基本建設上,城市發展上,甚至是軍事實力上,成為世界超強。而且必須在文化上,創新出一種新的中華文化,象我們的令全世界敬仰的先輩一樣,為世界文明添加異彩。

在中國歷史上,我們不缺乏成為世界的文化領頭羊,因此可以明白一種開放和謙虛的心態,是我們民族文化復興的根本。正如古時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漢武帝的“汗血寶馬”,唐太宗的“夷漢一家”,中國文化的輝煌都離不開對其他文化的虛心學習,互通有無。今天的年輕人,需要做的是,在每一次對西方的行為抗議之後,都要問自己一聲,西方文化中有那些東西,是好的和值得我們學習的。如果有一天,你發現你的問題越來越難回答,那一天中國文化的崛起,就完成了。

中國在今後,不光要爭取在國際經濟上,國際政治上,和國際外交上的話事權利,還要爭取在國際文化上的權利,不能時時成為西方對中國政治打壓的目標。而如何在文化上,搶奪今天在經濟上的話事權利,是中國這一代人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首先可以做到的是,拒絕承認西方國家強迫中國接受的普世價值。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自我標榜的普世價值,因為任何人提出的價值,必須被全世界的人接受和認可,才可以被宣稱為普世價值。如果在人類大家庭中,只有部分人認可的價值,就不能稱為普世。以中國的13億人而言,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任何世界上的價值,沒有中國人民的認可,就沒有資格自我標榜。

中國政府在西方操縱的章程上簽字,對西方的文化價值壟斷,無條件的投降,是個愚蠢的行為。而陷入西方國家的議題圈套,同西方國家進行政府之間的人權對話,必然是自己把自己綁起來,讓西方人打耳光。因為無論中國人對自己的國家,對自己的政府和對自己的社會,如何滿意,都不會令西方國家滿意。中國人的生活狀況,人民是否安居樂業,更本不是西方人關註的目標。無論你對他們做出什麽樣的讓步,他們都會找到更多的議題來指責中國,再加上有些被思想控制或者經濟控制的中國異類人士,隨時按照西方的指揮棒跳舞,沒有議題,就會制造議題,沒有新聞,就會編造新聞,總之只有一天中國變成像日本和韓國那樣,當西方心甘情願的奴隸,他們才會得到滿足。正如一個簡單的奧運會,如果不能像1964年的東京和1988年的漢城那樣,向西方卑躬屈膝,就會被中傷為1936年柏林,似乎中國人剛剛殺掉6百萬猶太人。

中國應對的方法,下下之策就是同這些西方國家進行雙方都沒有誠意的對話和談判,希望用太極推手,虛與委蛇。中下之策就是低聲下氣地解釋中國的難處,發展中國家,經濟文化落後,人民教育水平低,需要更多的時間,比如西方用了三百年,諸如此類。中上之策,就是對人權概念,進行補充,加入生存權之類。但這些策略全部是用被動的應付的方法,還是在西方國家圈定的廢話裏繞來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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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 由 Admin 于 周日 4月 25, 2010 3:29 pm

九十九



如果要了解中國人應該采取的上上之策,就必須明白我們處在的大時代,是一個西方強權日薄西山,西方文明對世界其他文明滅絕和摧殘數百年之後,自己已經走進了窮途末路的困境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西方已經在經濟上受到亞洲的中國(以及中國文明區)和印度文明的挑戰。在政治上被視為美國和歐洲後院的南美和非洲,要求擺脫西方控制的呼聲越來越強。在國際能源命脈的中東,雖然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多次用兵,仍然不能壓制伊斯蘭世界的復興。

在這個西方維持自己統治地位能力越來越弱的情況下,將西方的一己私利,包裝成普世價值,要求任何非西方的國家,為西方利益服務,簡直就是要求中國人民在站起來之後,再跪下去。可笑的是有些腦殘的中國學人,還在要求中國擁抱西方的普世價值,利用奧運會全盤西化,象日本一樣用我們的血汗換來的經濟財富,為西方利益做欲求欲取的提款機。而且還威脅說,如果中國不向西方國家提交降表,西方就不承認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人就不會得到世界(好像世界只是他們幾個人而已)的尊重,中國人就沒有了面子,馬上就會不想再活在這個世上了。更可笑的是,西方媒體常常宣稱,西方國家當初應該不允許在北京開奧運會,好像國際奧委會也是其政府的一個部門。

西方之所以很在乎中國人可不可以就範,主要在於沒有中國的投降,他們不可能實施普世價值下的民主,人權和自由的新帝國主義。總所周知,非法的伊拉克戰爭就是在這個新標簽下的行為,但實際目標是伊拉克的石油。如果這個道德帝國主義的新幹涉原則,能夠得到聯合國的認可,西方國家的目標就是伊朗,敘利亞,黎巴嫩,緬甸,蘇丹,索馬裏和利比亞,正如當年大英帝國的鴉片戰爭,是為了保護在中國從事毒品走私活動的英國商家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個當年的普世價值。但是中國人的私有財產,搶得走的都在大英博物館,搶不走的就給你一個火燒圓明園。即使在2008年,西方國家更在乎的是在拉薩街頭殺人放火的那些暴徒的人權,而不是那些被燒殺的無辜民眾的生命權和財產權。

中國要做的是不需要和西方進行官方的正式交流渠道,運用民間的力量,以毛澤東的拿手好戲,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中國應該和印度,埃及等等國家發起國際文化關註會,將西方列強當年非法搶奪的各國的文物財富,奇珍異寶列出來,要求西方國家無償退回。另外和伊斯蘭國家成立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受害者和難民關註委員會,要求西方國家補償。總之,在這些方面,中國不能總是處於被動狀態,必須開始利用自己的力量,團結其他成日被西方欺壓的國家,共同進退。

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全球經濟的驅動力正從西方衰退,而轉移到新興的經濟體。在未來的數年中,美國和西歐有非常大的可能會同時陷入經濟衰退,中國和印度會很容易的成為西方政界和媒體的替罪羔羊。而西方民粹政客將以制造業工作的流失,歸罪於全球化和發展中國家,而導致西方貿易保護主義的興起。



一零零



在這種背景下,西方國家會一方面施加壓力讓中國開放市場,另一方面就會用市場和非市場的方法,關閉部分內部市場。比如在美國可以通過媒體誇大中國制造產品的問題來增加成本,或者是通過國會的國家安全聽證會,來限制中國的投資機會,迫使中國只能投資有利於美國,但對自己無益的地方。歐洲則會用各種復雜的歐盟標準,限制中國產品和品牌的進入,迫使中國廠家永遠只能做歐洲品牌的代工,讓歐洲商家拿高附加值利潤。

國際貿易組織WTO估計在今後數年,將會變成一個只能接受各方爭吵的論壇,而不會對世界貿易的促進起到真正的作用。在過去,WTO的局勢和劃分很清晰,就是發達富強國家和發展中貧窮國家利益爭執,界限分明和邏輯清晰。但是現在情況卻大不相同,以中國,印度,巴西,南非為代表的新經濟體,成了第三種狀況,就是經濟總量大,國富,但仍是發展中國家,民窮。發達國家當然不會那麽輕易讓步,因為他們認為沒有理由,要讓他們的弱勢經濟向你強勢經濟輸血,而要求這些發展中的大國讓步,也不容易,為什麽這些仍然貧窮的人民,要向富有的發達國家人民讓利。

其結果就是,國際貿易體系將會破裂,雖然保住個名不符實的虛名,就會象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會一樣,退出歷史舞臺。而世界經濟就會日益趨於地區化和雙邊化,為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新地位,提供一個活動的空間。

中國大概在2010年左右,就會開始占領世界高檔消費品的市場,完成中國經濟的結構性轉變。如何在制造業上形成的生產優勢,延伸到文化上的優勢,就需要產生一大批可以和世界最高水平競爭的專業人才。對世界的時尚趨勢和流派不了解,就不能知彼,而對自己的文化不了解,就不能知己。光靠跟世界風,不能拿出自己的家底來,最後只能是二流貨色。我們的新一代人,必須學習中國的歷史,了解我們的文化產品,從夏商周的玉器和青銅器,一直到明清的家具,都不是任何世界一個文化可以相比的。而這只是漢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們可以將我們的少數民族的文化發揚光大,比如說雲南,貴州和廣西豐富多彩,領世界風騷的服飾,都可以在世界上殺出一片天地。

在軍事上發展強大的國防更重要,但就不要玩航空母艦這樣的面子花活。西方的新十字軍東征已經在伊拉克陷入困境,如果要啃下伊朗這個硬骨頭,可能就會力竭而亡。因此西方戰略家們下一步,一定是以世界和平的假口號,掛羊頭賣狗肉,企圖制止非西方國家在核武器上的渴求,和希望利用有限的核武器,可以抵消西方在常規武器上的強大優勢。而當美國的全球防禦系統因為太過昂貴,而無法發展的話,這可能是唯一的選擇。

西方在軍事上的乏力,在經濟上的蕭條,使其只能在文化上虛張聲勢。其實中國人對他們這種垂死掙紮,沒有必要反應過度,中國政府也不需要強烈抗議。中國人只需要對西方媒體的歪曲汙蔑,笑破肚皮就行了。西方人今天那種看到中國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然後不屑的說,還是我老祖宗的民主好,簡直令筆者對阿Q老兄的重新轉世,大嘆驚奇。只要中國可以在文化上崛起,西方世界日薄西山的日子,就已經不遠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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