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形勢]不堪回首話當年

最近，通過重慶作家會議使我回憶起在我身上發生的一件事。

自1981在歐洲法國裏昂成立歐洲華人學會以來，我們幾個當時還算年輕的在歐洲大學工作的文化人，想在歐洲做點實事，把中國文化推向歐洲，就主動挑起了大粱。長者做理事長，我們幹具體活。我們這個學會的會員基本上都是在歐洲各大學、研究所或寫文章、拿工資的所謂文化人，沒有多少錢。基本上都是靠會員自己出錢和交會費維持下來的。

直到1991年，我被選為歐洲華人學會理事長，那已經是學會成立十年以後的事了。無獨有偶，筆者在1990年，在柏林結識了香港大企業家、慈善家霍英東先生，他和當時的霍英東基金會顧問何銘思先生，見我是個熱愛祖國和熱心公眾事業的人，主動答應支持我們學會。這無形中給我們學會打了強心針。我們學會理事會咬牙決定，1995年在巴黎召開一次大型的學術研討會。臺北佛光會星雲大師，在我拜會他之後，也答應拿出錢來支持我們的巴黎學術研討會。我高興得幾乎想在地下打滾了。

有錢當然好辦事，常住巴黎的學會理事陳彥老弟，負責組織，選擇了一個非常好的由華人新開的豪華酒店，以最便宜的價格租了下來，包吃包住。香港霍英東先生、北京趙樸初居士、臺北星雲大師、舊金山陸鏗先生都被邀請了。除了德、英、法、荷、奧、意、西、波、捷、匈等各國華人學人紛紛報名參加以外，我們也邀請了一些臺灣、香港、北京、上海、天津、四川的學者來參加，濟濟一堂。由於，大家都是自掏旅費來巴黎，我們這個學會雖然窮，但手裏有了點錢，就決定不要小氣，一定要大家住好、吃好、玩好、會開好。

大會期間，學者紛紛提出論文，我則接過了主編《歐華學報》的任務。它於1997年問世。（會章程規定，學會理事長最多當兩任，我必須離任，但仍是學會理事，輪空一屆後，可再參選）。

由於巴黎大會開得團結熱烈，使我會走向最高潮，大家興致很高。我們理事會決定，情願多花些錢，最後的告別宴會，大家吃頓好的，連中國駐巴黎的使節都主動來參加了。總之，這次盛會寫下了一個圓滿句號。我雖然已不再是理事長，但歐洲華人學者著作往來，學術上互通有無，征求論文等等，還要通過我，我手上的地址已經厚厚的一本了。

誰知，就在這組織影響力日益擴大時，陸陸續續在德國出現了一些噪雜的聲音。二十世紀末，兩岸關系仍很緊張，臺獨勢力擡頭，本來政治陰魂就一直不散，現在更公然跨進了我們這個不願接觸兩岸政治的中立學會。什麽：“為什麽我不被邀請，後面肯定有指使”；“有人想標新立異、出風頭”；“有人想從中搞兩岸政治”；“後面肯定有人操縱”；“大陸來的人想影響我們臺灣”；“窮學會哪來的那麽多錢住高級賓館？如此浪費？肯定來路不明”。等等等等。這些惡言中傷，有的竟然來自我們內部。

幸好，我這個人在國內經過狂風惡浪，見過大世面，我自認為是個理想主義者。我們住歐洲的華人學者成立歐華學會，支撐了二十來年，在歐洲傳播中國文化上還是做了些事，豈能就因那些碎言碎語而垮臺。我既不予反駁，也不去理會，但有些人開始動搖了，還真有人相信這些惡言惡語，表示要退出學會的。到後來，竟也有好心人勸我說，“關老師，算了吧！犯不上，費力不討好。”

二十一世紀來臨了，我們於2003年，在霍英東基金會支持下，在珠江三角洲召開了一次中歐學者 “中國向何處去”的座談研討會，中外學者、包括法國前總理、中國駐法前大使、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關系專家都來了。霍老還抱病親自主持。大會開得非常成功，中西報紙電臺電視臺多有報道。可是就在這屆大會結束以後，霍英東先生不久後逝世，學會失去了支柱，理事中有的返國工作、有的告老還鄉。我們的學會後繼無人，也就逐漸有名無實了。雖然我也不年輕，但我至今還心不死，希望有人來繼承我們的事業，畢竟《歐洲華人學會》到現在整整成立了三十年，出了好幾期雜誌，在歐洲留下了一段美譽和她的一段輝煌歷史。讓她就這樣死去，真不甘心啊！

我常常問自己，我們中國一些知識分子，為什麽不能好好團結起來，做點實事。中國被西方文化影響欺負百年，連我們對自己的老祖宗文化是什麽樣的，都少為人知，更別說西方人了。剛想在傳播中華文化上做點善事，最後拆臺的還是自己人。成事不足，敗事有余。想想好不傷心。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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