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6(7月至9月)文章

土法魔幻奴李活


尼日利亞電影製作原始，但充滿魔幻色彩，感覺也比迪士尼魔幻王國真實，因為故事都是取材自日常生活。改成西方導演，就難以拿捏分寸。當然，局外人或會覺其譁眾取寵，這也是東方主義看他者的必經階段。

以奴李活成名作《生存枷鎖》為例，談及魔教、出賣靈魂和活人祭祀，1998年的《我痛恨我的村莊》則講述部落的吃人肉習俗。正如荷李活必有蝙蝠俠超人、寶李活必有印度歌舞，傳統巫魔則成了奴李活第一法寶。就是拍野蠻女友，尼日利亞版也會加插女友施法將男友縮小放進水瓶的奇情。

可以想像的是奴李活從非洲角度出發，自然充滿傳統對現代、南方對西方、鄉村對城市的反思。例如他們有自己的《美國夢》，講述愛上美國女人的非洲精英千方百計尋求綠卡，到頭來卻兩頭空。

《割禮龍鳳鬥》


一齣較著名的奴李活電影是2004年的《割禮龍鳳鬥》，也是結合非洲色彩和現代議題的典型。

電影講述一名非洲女子堅持不行割禮、也不讓女兒行割禮，甚至不惜施巫術阻止他人接近千金。根據非洲傳統，割禮就是用刀片割除女性陰核和小陰唇，再用針線縫合，象徵女性的純潔。拒絕割禮，除了不少女性受感染致死的衛生原因，也是破除「部落迷信」、反壓迫的顯現。然而電影主角的抗爭，也滲入不少以愚制愚、以巫製巫的元素，這都是單有社會意識的外來導演不能掌握的。

當《割禮》在非洲露天廣場播放，銀幕內外、舞台上下還有牛羊和米缸，一切就彷彿聯成一體，就像粵語長片只有五十年代戲院——而不是凌晨四時的闊銀幕電視機——才是絕配。

由李鴻章的濃痰談起


溫家寶出訪歐亞四國，內地媒體乘機宣傳「中國責任論」，認為這是百年中國最風光的時刻，一些外國媒體對此不無贊同。百年前的英美報刊，同樣對晚清大臣李鴻章的全球訪問好評如潮，對那位屢敗老漢的尊重，頗像今天對中國責任的溢美。是否只是巧合？

百年前國事訪問的風光與走光

當年李鴻章走遍歐美八國，率領的是中國首個高規格國際代表團。他辦洋務三十年，懂得形象塑造，被稱為「東方卑斯麥」，路過之處萬人空巷。西方各國都以最隆重禮節恭迎這位元老，沙皇更將他放在大典貴賓首位。雖是利益掛帥，但當事人也面目有光。

然而外訪途中，李鴻章還是鬧出大量笑話。例如他在英國探訪舊友常勝軍的戈登將軍遺孀，獲贈名犬，以為是食糧，回去把牠烹食，還回信道謝。荷蘭女王伸手讓他行吻手禮，李誤會是索賄。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國宴招待，李先是喝光盤內洗手水，又把蠔殼狠狠擲在地上，難得女王帶頭照做一遍，全體貴族只得跟隨。最經典的是中俄談判期間，李鴻章不斷將濃痰吐在名貴地氈上，清潔女工即吐即抹，彷彿天經地義。

香港有個奴李活﹖


　尼日利亞電影不但成為潮流指標，更在1998衝出非洲，出口到歐陸。津巴布韋一類南非國家見獵心喜，逐漸放棄西式高成本電影製作，相信以小博大的奴李活模型更適合非洲洲情。

究竟甚麼是「奴李活模型」﹖除了以簡約主義取代荷李活金元、貼近民情的社會意識、現代生活和傳統魔巫結合，它邁向世界的潛能，更受惠於英聯邦遺留的網絡。奴李活電影除了以當地約魯巴語演出，不少是英語對白，目標不單是非洲的前英國殖民地，更希望通過倫敦這轉口站，轉銷到世界各地的僑民。加上索因卡一類以英語寫作的尼日利亞文豪輩出，大大加強奴李活改編原著拍英語大片的本錢。模型能否移植在香港，關鍵不單在前數項因素，更在英語一項：尼日利亞人的英語似乎平均比香港更好。

解構北非施丹神


施丹在世界盃決賽一頭再成名，他的阿爾及利亞裔移民背景，也令其成為法國新啟蒙運動象徵。一場對施丹更大規模的神化運動似乎在悄然進行中，場地就在他的北非家鄉。為甚麼「施丹神」不但在阿爾及利亞廣受崇拜，他那逃離祖家的父母、在法國馬賽長大的背景，都沒有令國人反感﹖何以不少鄉里因為施丹而原諒法國這個前宗主國？這是因為潛意識上，施丹在北非並非純粹的種族融和例子，更成了「法阿聯邦」甚至「反攻法國」的圖騰。假如你是球迷，而不了解法阿兩國的非一般關係，就難以解讀施丹式頭槌的意義。

阿爾及利亞的法國情結


不少人以為施丹的阿爾及利亞血緣，和法國中場球員韋拉的塞內加爾背景一樣，不過代表了殖民地和前宗主國的歷史淵源。然而，阿爾及利亞並非一般的前殖民地：對不少法國人來說，那根本就是法蘭西本土的一部分。

大家翻開地圖，會發現法國的最大外島名叫科西嘉島，阿國則位於科西嘉的北非對岸，和南法國的度假勝地隔岸呼應，充滿巴黎風情。它和法國本部的聯繫，不比科西嘉和尼斯之間的交往少。當法阿兩國結成一體，地理位置就像沙漏的兩端；法國喪失了此地就像中國失去外蒙，始終令憤青耿耿於懷。施丹成了法國明星，就像蒙古族烏蘭夫成了中國人大副委員長，對法阿兩國群眾，都勾起重新結合的迷夢。難怪韋拉踢得更好、就是懂得馬賽式轉身，也永遠成不了施丹神。

法式越戰


法國球王施丹父母在1954年逃離阿爾及利亞，正是為了那場原來稱為「法國內戰」、歷時八年、死人百萬的獨立戰爭。

戰爭被我們遺忘，史家卻稱之為「法國越戰」，其影響可比二戰法國一分為二的創傷，因為這直接傷及本部。游擊隊員婦孺皆兵到咖啡屋放炸彈、法軍屠殺穆斯林報復都屬司空見慣，定居阿國的法國人也隨同難民被遣返回國。

當弱勢的第四共和打不贏戰爭，軍隊就忿而發動政變，擁戴二戰英雄戴高樂將軍建立第五共和。想不到，戴高樂上台後決定撤軍，在1962年讓阿國公投獨立。

這解釋了何以施丹會化身為治療兩國傷痛的靈藥。施丹家族選擇移居馬賽、而不是流亡他國，反映他們多少認為兩國本一家。試想像台灣獨立、藍營後代卻入籍中國唱義勇軍進行曲，這大概就是施丹家人看著兒子唱馬賽曲的感受。

示威運動文化建構群眾身分


近日各地反政府示 威此起彼落，由匈牙利到台灣都群情洶湧，響徹台北的口號只有一句「阿扁下台」。 民眾運動成功與否或許見仁見智，但從這些集會、遊行、示威的劇場編碼 ( Repertoires )和發展軌迹，總可以看到文化生命的特質。為甚麼劇場編碼會在某個特定社會狀態下轉變？是否某種歷史時刻會特別容易產生運動呢？而透過不同的示威運動，也可建構群眾自我的身分。

文：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圖：中央社、法新社、新華社 集體行動形式的改變

學者提利(CharlesTilly)曾參看了歷代集體行動，發現由十七世紀法國中南部喀爾文教派的信徒運動、一八四八年的左翼革命群眾運動、到十九世紀末的Charivari反對不合社會禮教婚姻運動，再到今時今日的反全球化示威，形式早已經過了連番變更，先後次序可歸納為村落之間的打鬥窌選舉的請願窌群眾的集合窌組織的罷工窌預先計畫的遊行示威等。

如此形式改變，其實萬變不離其宗。提利的著作《由動員到革命》對此提出了「政治過程論」(PoliticalProcessPerspective)，認為政治狀態是促使示威出現不同形態的最終決定性變數：利益先是結集了群眾，組成鬆散的組織，而要使運動成形或達到一定效益，組織則要反過來動員群眾。更多的參與者和「運動家」，以及所謂的「遊行文化」，就在這過程中演變出來。其他社會文化學者例如AlainTouraine、DavdShow等人則更進一步，認為群眾利益的形成和鞏固，需要一個「文化構想過程」(CulturalFramingProcess)，以便網絡凝結，從而建構群眾的身分，於是學界歸納了這樣一道公式：「類同畛網絡＝組織」。當然，不同年代和環境，會產生不同的遊行文化和面貌，因為運動的本質在於其凝聚力，好讓參與者不經意地對運動場景產生集體意識和移情作用。地標之所以能成為地標，總是由集結的人由下而上演繹出來的，這是一種個人與地方產生認同的過程，多於由上而下硬件堆砌的用力訴說。香港的維園、台北的凱特格蘭大道和美國三藩市金門公園，都是這樣，文化的產生和凝聚正在於此。要使運動滾動，必須策略計算，例如如何捕捉市民心態和媒體脈搏，說服本來大可在家休息或在商場購物的市民，抽出私人空間和時間，來參與公共空間的訴求。塑造恰當的文化認同框架，以及一個最小公約數的群眾對話，從而完整一種身分，就是形成社會運動的因素。無論是七十年代激進婦女運動燒Bra、同志運動的YMCA唱遊舞步、墨西哥查巴達游擊隊的蒙臉包裝、今日台北的紅衣紅帽，都不過是因時制宜的表現手法而已，否則社會運動其實是頗為偶然、虛無的社會現象。

新生代需要一個身分

引用上述框架，我們當明白在六十年代的所謂「火紅年代」，固然是新思潮湧現和舊思想的轉型期，就算沒有捷古華拉和毛澤東、薩特和西蒙德波娃，但由於二次大戰後經濟復甦，嬰兒潮新生代開始對自我身分認同和價值產生強烈訴求，「運動」還是會產生。當時的運動口號除了先後接棒的反越戰、反大財團、反消費主義、三反五反，成千上萬來到三藩市金門公園的青年以及柏克萊學生運動的當事人，居然也開宗明義喊着「莫負青春」。追求性愛自由和藥物刺激的青年乾脆在頭上戴上襟花，是為「FlowerPower」，成群唱卜戴倫的歌、創作迷幻藝術，對當時社會造成莫大衝擊，但這難道不是自我建構「青年身分」的一個過程嗎？到了二十一世紀，青年的身分建構過程已徹底改變，但「需要一個身分」這樣的基本條文，還是存在的。例如倫敦出現的青年「園藝游擊隊」和「種花快閃黨」，只會到公路迴旋處和安全島除草播種，各人收拾東西後匆匆離去，聲稱是建構了「綠化的文化框架」。如此「後現代」，成員卻由一人激增至五百人，他們會定期收到電郵，得悉行動時間等資料，外界現金捐助居然也如雪花般飄至。或許是他們行動「具建設性」，或許是他們的利益和地方權力單位合嘴型，總之政府從不打算打壓，反而希望合作雙贏。

貌似更虛無縹緲，但其實本質上，這和六十年代的SummerofLove源自同一血脈，又是那一句，萬變不離其宗。難怪其他嚴肅的反政府示威，也嘗試以快閃黨網絡借屍還魂，例如近年白俄羅斯反獨裁總統盧卡申科的民眾，由於要繞過警方蒐證，也懂得以快閃族方式組織抗議，約定在街頭喊口號後就四散逃逸，又或是分散在廣場行走一分鐘後就鳥獸散，又怎會等待甚麼「圍城」或「遍地開花」？六十年代式群眾運動是古典、浪漫、震撼人心的，甚至是催眠的，施明德和司徒華都屬於那個年代，所以我們看電視新聞，其實感覺相當復古。這一代過後，萬人空巷的場景是否符合互聯網世代的身分建構需要，那就很難說了。

施丹陽光下的《偷拍》


施丹成為法國英雄，極右派卻視之為眼中釘。數年前，極右政客勒龐進入總統大選最後階段，當時就聲言一旦當選，法國國家隊要全面改組。

近月上映的電影《偷拍》，也能反映法國境內阿爾及利亞人的邊緣身份。

電影講述法國中產階級的男主角不斷收到偷拍家人的錄影帶，以為是結怨的阿爾及利亞人所為，反映不少法國人縱然表面上高談種族融和，每有危機出現，還是立刻視阿國移民為第五縱隊。

假如大家難以理解這份恐懼，可以再看1967年的紀錄片《阿爾及爾之戰》，片中對法阿戰爭的阿方恐怖襲擊、法方虐囚，都有殘酷的白描。今日扎卡維的斬首、美國在關塔那摩基地的虐囚，都是小巫見大巫。施丹要長期留在法阿兩國神壇，其實充滿變數呢。

施丹的返祖運動﹖


在世界盃決賽，阿爾及利亞原來戶戶張燈結綵，以為施丹會再次捧盃。可惜施丹被趕出場，比賽未完結，全國就鳴金收兵。然而這也令阿國燃起希望﹕希望施丹繼20年前回鄉探親後，索性到祖家定居。

在全球化時代，這「返祖運動」已成為國際政壇新興動作。例如上月美國最年輕的黑人參議員、被視為有力問鼎總統大位的奧巴瑪回肯雅家鄉訪問，獲英雄式歡迎﹔日裔的前秘魯總統藤森下臺後聲名狼藉，還是得到東京無條件庇護。如此「回鄉」，沒有了冷戰民權領袖「返非建國」的理想，卻保留了第三世界對第一世界的潛在影響。隨著越來越多移民後裔掌控各國，相信更多意想不到的同盟將以「返祖」面貌出現。一直有人提議施丹從政選總統，如有這一天，法阿兩國重建共榮圈，也不是空想奇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