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7(7月至9月)文章

《越位女球迷》的警察彈性


在女性不得和男性一起公開觀看足球比賽的伊朗，女球迷可以怎樣各師各法偷偷進場，身份敗露後，又如何設法離開？這是伊朗電影《越位女球迷》的背景，希望從中揭露伊朗男女不平等的現狀。但從伊斯蘭軍警「保護」女性的意欲、他們自身的身不由己、應付少女怪招時的雞手鴨腳，反而讓觀眾看見伊朗真實的一面，令人相信當地社會狀況其實並不太封閉，起碼遠比美國的中東頭號盟友沙特阿拉伯自由。何況伊朗女性就是犯了規，首次不過被風紀警察口頭警告，第二次送到風紀署警誡，再下一次也不過由風紀警察送返回家長處，「促請嚴加管教」了事，基本上缺乏阻嚇作用，並不比香港淫審處的實質影響大太多。風紀警察不過像學校訓導主任，表面上威風凜凜，但真正執行權力時，往往色厲內荏。

今日一句


兩天內的效率，強政嚴治得教人欣慰，應予肯定。為什麼這景點被古蹟辦觀察了3 年，一直沒有提上議事程序，到了有人拆卸，卻能成為暫定古蹟？

暫定古蹟與一級文物


發展局以緊急知會形式，主動要求古物古蹟辦事處提交景賢里研究報告，古蹟辦主動要求將之列為暫定古蹟，交由古物諮詢委員會決議。兩天內的效率，強政嚴治得教人欣慰，應予肯定。然則為什麼這景點被古蹟辦觀察了3 年，一直沒有提上議事程序，到了有人拆卸，卻能成為暫定古蹟？這問題雖然煞風景，卻反映了一些現有保育條例的結構性缺陷。

根據古物古蹟條例， 古物事務監督（即現在的發展局長）諮詢古諮會後，可以宣布將個別建築文物為暫定古蹟；也可以在諮詢古諮會後，將個別建築文物宣布為法定古蹟。根據皇后碼頭的「常例」，古諮會評定文物級別，就被參考為完成文物是否法定古蹟的諮詢工作。至於碼頭是否法定古蹟，根據當時的古物事務監督（民政事務局長）說，要衡量其他一籃子元素， 「門檻很高」，和評級無直接關係。換句話說，古諮會有兩個不同功能：評級，以及對政府列出法定古蹟表達意見。

在景賢里的「特例」，古諮會在沒有評級的前提下，卻直接表決是否將文物列為暫定古蹟。新任古物事務監督在古諮會開會後，直接使用其決定，至於衡量其他一籃子元素，也許是幾秒以內的事。由此可見，評級的主動權，可以由古諮會掌握；至於法定古蹟，政府不提出，其他人沒有權力提；提了，可以反對。但由於古諮會（表面上）毋須負責平衡發展，自然難得反對古物古蹟辦事處的專業意見。結果，一切和諧。

那天以後，要求保護文物的人，大概不會再要古諮會評級， 頂多要求委員「游說」古物監督列出古蹟。

從中，我們難免發現政府的現存機制實在存有不少escape clauses，就算法律上無懈可擊，邏輯上卻存有問題，並以 下述兩項最迫切：

1. 既然古諮會有能力和水平進行評級，也有能力和水平——在沒有評級的情况下——直接衡量暫定古蹟，為什麼不能主動建議列舉古蹟？即使古物事務監督依然可以一錘定音，古諮會只是諮詢架構，只是建議，這也算是開放公民參與的一步。那時候，景賢里3年前被觀察、到被破壞才保護的責任，就是委員的責任；不過目前，只能是古蹟辦的責任。

2. 既列入法定古蹟有兩類因素，即（A）和古物有關的歷史因素和（B）其他包括發展、賠償等一籃子因素，為什麼前者有古諮會，後者卻沒有任何法定組織協助衡量？這樣一來，發展一方反而有理由說政府偏袒保育而施壓。

對局長，也是兩面不討好的沉重。

————————————————作者是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

伊朗婦權之謎


究竟伊朗婦權狀態如何？西方認為比一般伊斯蘭國家更差；伊朗媒體說本國婦女既有充分人身自由，又受到伊斯蘭法保護，好比活在天堂；地下消息則指當地淫業極昌盛，一切宗教戒律都可置之不理。事實上，面對女性穿不合適衣著一類「犯規」，伊朗大眾多選擇知情不報，因為見怪不怪，執法者也不見得願意嚴厲看待。從電影《越位女球迷》可見，軍警明知被捕的女球迷可能利用如廁方式偷走，也情願護送她們到男廁、而不是任由犯人就地解決，比香港警察應付天星示威者更為人道。

從中顯示的彈性，就像內地表面上是禁娼大國、實際上成了性服務天堂，伊朗的女權運動同樣沒有在宗教保守派打壓下屈服，反而遇強愈強，這都是單看資料文宣難以了解的。

「狂人總統」與女球迷


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雖有「新狂人」之稱，但其實他在社會取態上頗為開明，並非什葉派狂熱分子，只是因為總統權力不穩固，要面對來自最高宗教領袖、前總統、地方勢力等各派制衡，才不得不借助反美口號籠絡人心。他本人是超級足球迷，對伊朗1979年革命後不准女性觀賞足球賽的禁令十分反感，上台後立刻宣布廢除禁令，在球場設立「婦女席」。

然而命令立刻被最高宗教領袖哈梅內伊駁回，因為根據伊朗政體的權力平衡，這議題屬於宗教管轄，要宗教領袖「大阿亞圖拉」說了才算。

何況男女球迷在球場宣示的伊朗民族主義超越了宗教界限，令宗教領袖的權威受到挑戰，這本來是狂人總統需要製造的土壤，但卻令大阿亞圖拉不安。

儘管伊朗國內禁播電影《越位女球迷》，但相信艾哈邁迪內賈德本人倒是電影忠實擁躉呢。

阿齊茲與伊朗足球內政


　月前伊拉克爆大冷奪得亞洲盃冠軍，成為該國被美國入侵以來的第一個喜訊，也為被薩達姆長子烏岱，折磨得不成隊型的伊拉克國家隊大平反。對伊拉克鄰國伊朗而言，足球無論對外、對內，同樣是政治化工具。以伊朗國家隊明星陣容為例，有一名個子矮小的球員阿齊茲(Azizi)，一直是過去十年的必然國腳，但因他來自東北地區Mashhad，被當成東北民族主義象徵，卻被首都球迷輕視。Mashhad有其獨特歷史傳統，曾作為浩汗古國首都，與德黑蘭文化頗為不同。每到球場上，伊朗國內不同教派的對立往往變得尖銳，不但少數族裔爭取表現，德黑蘭人也會說「Tehran people don't lie」來顯示主導氣派。說到底，伊朗人喜歡到球場發洩，始終沒有政治發洩的副作用，就像內地民族主義憤青愛上網發瘋，因為那是合法又安全的發瘋渠道。

曾蔭權x 劉詩昆Vs尼克遜x 魯賓斯坦：特區迎送《長征組歌》記


文╱沈旭暉月前，家人說，買了票，看一個「莫華倫演唱和劉詩昆彈琴的音樂會」。當晚才發現是革命音樂劇《長征組歌》，他者都是跑龍套，主角除了台上四百人，似乎還有觀眾席上的曾特首、德成局長，與及中聯辦、解放軍駐港部隊等一行數十人。在毫無心理準備下，有緣一睹數百紅軍裝束的交響樂團成員演奏，傳來「全軍想念毛主席、迷霧途中盼太陽」的革命呼聲，再望向前面的貴賓席，不知今夕何世。當特區下令推動國民教育，主事官員明言不能硬銷，究竟我們應怎樣迎接藝術水平確是甚高的類樣板戲《長征組歌》，才足以令前後左右都舒舒服服？

歷史不正確，也無妨？

說是「類樣板戲」，因為《長征》並非江青作品，而是出自中共將軍蕭華手筆，面世於文革前夕的1965 年，為紀念長征30 周年而作，共10 段，據說是周恩來的最愛。文革期間，蕭華被打倒，《長征》也被江青禁演，直到鄧小平復出。而然此曲格律的詞、舞台的景，一切都政治正確得白璧無瑕，今天輪到江青被鞭屍，《長征》也就被重新派上統戰用場。

從第一段「告別」以「戰略轉移」迴避╱藝術加工「戰敗逃跑」的事實開始，即使是業餘歷史愛好者，也能隨便找出《長征》與歷史略有不同的諸般點滴。例如剛提及的金句「全軍想念毛主席、迷霧途中盼太陽」，在遵義會議前的第二段「突破封鎖線」已出現，儘管當時毛澤東還是靠邊站，紅軍各部未完全會師，支持毛取代德國顧問李德等人的固然不是「全軍」，也不可能稱呼毛為「主席」，正如西方歌劇敘述王子登基前，絕不會稱之為「國王」。第三段「遵義會議放光輝」的「工農踴躍當紅軍」也有問題：當時正正是工人靠不住，毛澤東才有機會靠以民起家，這個「工」字唱得再字正腔圓，也是掩人耳目。第九段「報喜」的「英勇的紅二、四方面軍，轉戰數省久聞名」，與及「全軍痛斥張國燾」（又是一個「全軍」），只是當時費煞苦心的搞平衡：既要「痛斥」紅四方面軍的頭目張國燾分裂紅軍，又要讚他的軍士「英勇」，為的是不要過分刺激留下來的殘部，包括已貴為十大元帥之一的徐向前。近年有史家認為是毛澤東故意指揮紅四軍去送死，讓他們虛耗兵力、逼反資歷不比自己淺的張國燾，自然更不是官版長征史要樹碑立傳的事。最後第十段壓軸「大會師」的「日寇膽破蔣魂喪」更無厘頭，畢竟紅軍長征期間幾乎和「日寇」毫無大型接觸，面對這樣也會「膽破」的敵人，就毋須抗戰了。

且看西方的愛國史詩

然而，從藝術角度看，歷史不正確是不重要的。

不少西方歌劇的歌詞都極露骨，不乏明目張膽為自己民族滲入大量水分的歌功頌德，或開宗明義用音樂灌輸意識形態，最明顯的例子，自然是希特勒的偶像華格納。但西方觀眾大都當它們是一場場歷史折子戲，希望通過歌劇感受歷史的真實，而不是以當下尺度評核劇目的道德。既是為了感受，歌詞愈是肉麻，自然愈是有趣，也被認為愈是貼近現實。

說來好像難以置信，其實不少西方人衷心欣賞江青的樣板戲，甚至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後，也認為江青把古今藝術融為一體得到「藝術的成功」。《長征組歌》當晚也有不少老外，他們的神情，一律比曾蔭權更亢奮：似乎對洋人而言，浦契尼的《波希米亞人》和江青的《智取威虎山》，某程度上，並非不能相提並論。

不止洋人以非在地化的抽離態度觀賞《長征》，今天的達官貴人、販夫走卒，又何嘗不是？只要歌曲如實反映那時代的瘋狂，今天的中國又能公演這樣的歌曲、而令觀眾不再瘋狂，這樣的對照，其實已可觀，也正面。問題是官方宣傳老是要將《長征》上升到國民教育的層次，就難免令新一代觀眾想到太多「不應」細想的問題，例如紅軍革命精神感召的「六七暴動╱反英抗暴」是否算是愛國等等。

殊不知讓《長征》停留在歷史平面，抽離於現實政治，對西方文人來說，已足夠成為史詩；一個民族有了史詩本錢，像是希臘有了《伊里亞特》、印度有了《羅摩衍那》，自會加強民族向心力，無論內容和價值觀是否適用於當代。過猶不及，煞是惱人。

其實是：留下易，離開難予人聯想的除了《長征組歌》@特區10 年，還有在上半場搭單演出的老牌鋼琴國寶大師劉詩昆先生@特區10 年。對綱琴學生來說，由於家長真誠的追捧，劉老代表上一代華人僅有與國際接軌的音樂家，除了精湛造詣、還有刻苦勞模，自然又是集體回憶，名字神聖不可侵犯。可是，我們生不逢時，沒有機會欣賞大師全盛時的風采，今天面對的卻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得到的只有不拘小節的按鍵、豪邁得毋須出現陰晴的音效。雖然筆者對大師依然尊敬，但假如是刻薄的樂評人，或是身旁刻薄的刁鑽習琴少女，也許會說教人想到80 年代一齣與紮鐵、地盤工人有關的色情電影名，多於《黃河》。更尷尬的是，當大師努力為莫華倫伴奏，而未能憑自身功力引領觀眾拍掌位，累得曾特首在樂曲未完時率先帶頭拍掌，這也似乎是失去音樂家和觀眾交流的軟功。大師天天擔任比賽評判，心如明鏡，根據場刊介紹，劉老「集音樂家、教育界、企業家於一身」，但作為愛護大師的人，何以硬是要放偶像在台上凌遲？

以演繹蕭邦馳名的波蘭鋼琴大師魯賓斯坦（Arthur Rubinstein）彈到90 歲才退休，在1982 年以95 歲之高齡病逝。他晚年幾乎雙目失明，但依然足以公開演出、毋須請槍灌錄唱片，直到最後登台，彈錯一鍵音符，全場嚇得鴉雀無聲。魯賓斯坦一言不發，重彈一遍，然後冷冷的說：我今後不再演出了。董建華說「離開易、留下難」，畢竟也身體力行了。台上的人、台下的你，都累了吧，我們都累了。

伊朗足球外交


伊朗國家足球隊每對外隊時，觀眾都不大唱國歌，反而愛唱非政治化的民歌《Ey Iran》﹐就像當年鄧麗君的《梅花》，一度成了兩岸妥協的「民間中華歌」。但由於反政府新歌欠奉，《Ey Iran》近年的反政府色彩開始愈來愈強。在眾多外隊中，亞洲一哥日本令伊朗人又愛又恨，特別是在05年，伊日大戰後群眾失控，高唱《Ey Iran》，結果軍警開槍，造成七名伊朗球迷死亡。慘劇過後，伊朗改變牽涉外隊保安的措施，卻間接導致婦女不准入場的規例愈來愈鬆，伊朗足總擔心形象受損，在外人面前也會放寬執法。伊朗人最有情感寄託的外隊則是德國，這不但因為伊朗一線國腳如戴伊、馬達維基亞等以外流德國為榮，伊朗借助德國抗衡英美勢力的歷史，也讓國人對德依然有好感。

昂山素姬 與民主過渡論


曾幾何時，西方學者以為緬甸將迅速民主化，不相信軍政府可以捱到今天。當地轉型中的經濟體系、中央與地方的持久矛盾、群眾動員在1988 年顯示出的「七一式效率」，都完全符合民主過渡理論對「第三波民主化」的要求。但最後昂山卻要獨守空房20 年。究竟被稱為「過渡學」（transitology）的理論有何盲點？

盲點一：當軍人和毒販成為「家庭利益」緬甸和前共產政權不同的是，它的軍政府沒有搞個人崇拜，1988 年更改國號、國體後，也沒大規模改造社會制度。軍政府雖然獨裁，卻沒阻止人民在不挑戰政權的前提下，（以幾乎任何方式）自力更生。換句話說，緬甸人這方面的彈性，比變天前的東歐大。

例子一：軍人在緬甸不但是一份職業，也是一個社會上向流動的特殊階級。當每個緬甸家庭都有起碼一名成員是軍人，儘管每家都可能渴望民主，但同時都依靠家中軍人成員，得到在民主制度下不一定得到的利益，自然容易有僥倖心態。

例子二：緬甸少數民族雖然鬧分裂鬧了數十年，卻始終沒有撕裂國家，也沒有推動公投，因為它們和中央軍對販毒問題建立了默契：表面上，雙方都取締販毒；實際上，中央已犧牲了頗多主權，讓地方秘密經營毒品生意，代價是流程需接受中央參與，讓大量軍官上下其手。分離主義者口中高呼民主，但境內精英已和反民主的軍官結成共生關係。

反對派有選舉大勝、被軍政府推翻結果的前科，深信早晚接管政權，這些年來都不願意在談判過程作出策略性讓步。可是緬甸人的不滿，在過去20 年卻沒有強大到有意再次流血或運動來推翻政府，因為如前述，他們都懂得從灰色地帶獲利，並非特權的絕對絕緣體，反而反對派政客才是。換句話說，後者比前者急，幸好有素姬超越個人利益的超然姿態支撐，否則聲望只會更低。

盲點二：緬甸加入東盟反而延誤民主化另一吊詭是全球一體化的區域整合，一般都能從外部促進本土民主化，歐盟對東歐的引力、美國的大中亞計劃實驗都是例子，但緬甸卻沒出現此變化。緬甸1997 年加入東盟時，也被認為是邁向民主化的一着，當時泰國態度尤為積極，曾一度建議修改東盟內部不干涉別國內政的條款，建議當鄰國內政影響到區域安全，東盟也可以干預。通過東盟的框架，緬甸終止了自我孤立，引進大量外資，打破西方經濟封鎖，逐漸和鄰國結成經濟整體。

這樣的相互倚賴，卻同樣沒有促進緬甸民主。東盟依然信奉主權至上的《曼谷宣言》，拒絕干涉別國內政，反而緬甸軍政府多次厚起臉皮，以封鎖邊境工程、禁運原料出口等絕招「勒索」鄰國，例如要求泰國協助掃蕩泰緬邊境游擊隊、交還流亡異見人士。結果緬甸加入區域經濟實體，又推翻了民主擴散論的另一基本假定；假如不是素姬願意發揮國際影響力，東盟只會完全被緬甸軍政府利用。難怪當「忽然素姬」成為國際時尚，正牌素姬也被軟禁至今。

布殊的非洲高爾夫球僮


我們近年開始關注互聯網「惡搞」漫畫，他們大多以美國和中東關係為對象。其實這類圖像也是了解其他地區的方便途徑，因此這幾天我們會介紹一系列惡搞非洲漫畫。開場這幅影射布殊任內的非洲之行，說他看見一堆非洲黑人時，以為來人都是高爾夫球僮(caddies) ，擔心沒有人和他打高爾夫球。

這自然是諷刺布殊任內因反恐之名，「放下身段」到非洲多國訪問，但既不了解對方的真正需要，又存有居高臨下的心態，雖然用詞刻薄，表達的意境卻相當貼近現實。

「恐怖均勢理論」


這漫畫講述美國對邪惡軸心各國擊破的攻勢，以圖中的利比亞領袖卡達菲為主角。在漫畫，取締伊拉克後的美國繼續逐一檢驗各國的大殺傷力武器(WMD)，一直和美國作對的卡達菲乖乖開口就範，宣布放棄所有WMD，旁邊的伊朗和北韓明知將會輪到自己，也只能密切注視，各懷鬼胎。有趣的是利比亞從良後不久，伊朗和北韓都高調宣布進行核研究，似是從伊拉克得到的啟示，就是必須擁有真正WMD才能阻嚇美國，為「恐怖均勢理論」提出最佳證明。

布殊包庇埃塞俄比亞


這漫畫由索馬里製作，指美國表面上義正詞嚴支持東非反恐，其實只是為了包庇腳下的盟友埃塞俄比亞。這是因為埃塞和索馬里兩國是冷戰以來的世仇，曾分別投靠美蘇，近年又因為索馬里興起「伊斯蘭法庭軍」，被美國指為阿蓋達一類的恐怖組織，讓埃塞得以「反恐」之名入侵索馬里。

由此可見，美國的反恐政策無可避免地干涉了其他國家的內政和外交。對索馬里人來說，反恐不過是新一輪的強權侵略，何況埃塞總統作風同樣獨裁，根本和美國宣傳的民主形象背道而馳。

印泰對緬甸軍政府轉軚再轉軚？


緬甸軍政府開槍驅嚇示威僧侶後，中國作為緬甸一大盟友，立刻備受壓力，甚至有歐盟議員提出以杯葛北京奧運向施壓。

其實承受壓力的，還有緬甸兩大鄰國：印度和泰國。

緬甸民運人士的前度天堂

緬甸鎮壓1988 年民運後，印度和泰國原來都對民運分子十分同情。緬甸的流亡人士多選擇到兩國棲身，而不會「自投羅網」到中國尋求政治庇護。在印度，他們定期組織研討會，不少印度政客經常出席以示支持，新德里政府更在1995 年頒發「尼赫魯和平獎」予昂山素姬。在泰國，由1990 年當選議員為骨幹的緬甸流亡政府NCGUB 更在曼谷默許下成立，後來搬到美國，但依然在泰國有支部。

在前9/11 年代，不少激進緬甸民運人士喜歡以「類恐怖活動」形式傳訊，然而甚少人視他們為恐怖分子，泰、印兩國都對他們從寬發落。例如曾有緬甸學生在泰國劫機到印度，希望爭取國際注視，披露緬甸現狀。對此，印度國會議員集體聯署聲援劫機者，他們在泰國被捕的同黨，也得到泰王親自下令減短刑期。1999 年，緬甸駐曼谷大使館被緬甸學生佔領，30 多名人質被脅持，泰國卻說那不過是「普通學運」，沒有上綱上線為恐怖襲擊，最後泰國副外交部長以自己交換人質，讓學生逃入泰緬邊境，事件和平落幕。總之，對緬甸人來說，前宗主國印度（緬甸曾是英屬印度一部分）、同氣連枝的佛教國家泰國提供人道支持，幾乎天經地義。

區域一體化的連鎖效應

然而，自從緬甸軍政府在九十年代中期開始經濟改革，融入東南亞區域體系，並在1997 年加入東盟，泰、印兩國對緬甸的態度，開始出現微妙改變，也就是在作出上述人道姿態的同時，會避免直接挑戰緬甸軍政府的統治。由於緬甸有大量未開發的天然資源，和社會主義政府當權時不存在的商機，泰、印商人近年都向本國政府施壓，要求和緬甸改善雙邊關係。泰國以寬容態度處理領事館人質事件後，緬甸立即報復，凍結一切予泰國漁民的特權，又下令取締泰緬邊境貿易，造成泰國商人嚴重不滿。結果，曼谷唯有讓步，自此要求緬甸難民直接向聯合國報告，也就是揚棄了庇護緬甸民運人士的傳統。在經濟誘因以外，印度更希望通過和緬甸和好，與中國競逐地緣政治資源。何况流亡印度的緬甸人，往往和北印度分離分子合流，也令新德里情願走向高壓。

然而泰、印畢竟和中國不同，和緬甸有更多的文化和歷史共同點。當中國和緬甸結盟而面對外部壓力，泰、印的壓力則更多來自民間。其實，在這次僧侶示威以前，緬甸民運人士在鄰國的受歡迎程度原已逐漸退減，因此緬甸才逐漸被鄰國接受。這次軍政府故技重施，不但令盟友跌下道德低地，更重要的是讓鄰國商人質疑他們促進商機的能力。也許，後者才是緬甸民主化成敗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