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8(4月至6月)文章

中國提名台灣西藏的智慧


有沒有可能由中國提名台灣、西藏得到聯合國獨立成員身份？歷史有這樣的先例。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台灣的馬英九總統就職時，表示與胡錦濤就「中國」作為概念的了解沒有分歧，分歧只是生活價值等問題。達賴喇嘛在代表與北京會面後，也重申不是要西藏獨立。不過與此同時，台灣依然希望以獨立身份加入聯合國，無論使用什麼名字﹔西藏既然要求最大自主性，自然也主觀希望有國際社會背書。其實沒有土地、甚至沒有主權，是否就不能成為聯合國正式會員﹖有沒有可能讓台灣、西藏得到聯合國獨立成員身份，而且還要由中國提名﹖理論上，可能性是存在的，歷史也有這樣的先例。

聯合國在一九四四年籌備時，美、蘇雙方對主權的定義，就翻來覆去，作出連串討論。按照羅斯福原來的設想，聯合國成員必須是有主權、有土地的國家，而且必須涵蓋所有大國，以免重蹈國際聯盟失敗、間接導致二戰爆發的覆轍。蘇聯卻要求對主權彈性演繹，因為理論上，蘇聯本身只是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身份介乎聯邦與邦聯之間。既然蘇聯當時有十六個加盟共和國（在我們今天熟悉的十五國外，還有一個後來被降級的卡里利亞—芬蘭加盟共和國），斯大林原來希望它們可以全部成為聯合國始創國﹔與此同時，蘇聯則為凌駕它們之上、擁有否決權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須知整個否決權的制度，也是蘇聯提出的。換句話說，斯大林在搞霸權的背後，其實也提出了一個「兩級國家制」，認為美、蘇、英、法等大國可以凌駕一般國家，那些「一般國家」的主權可以是獨立的、也可以屬於上述大國的「重疊主權」，兩種身份都可以加入聯合國，毋須非黑即白。

因此，蘇聯也支持當時沒有完全獨立的殖民地、自治領成為聯合國創始成員，這固然有現實考慮（這些成員較易傾向蘇聯），但也符合上述理論基礎。最終，在討價還價下，只有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成功入聯，讓蘇聯事實上有了三票﹔此外，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印度、還是美國託管地的菲律賓，都成為聯合國創始國。換句話說，當時的烏克蘭人、白俄人、印度人和菲律賓人，在聯合國都有了兩個代表，因為蘇、英、美三國的議席理論上也包含了它們。在印、菲獨立、斯大林死後，主權在聯合國的定義依然有一定彈性，例如在太平洋、西印度群島一帶的微型國家大舉獨立時，就有提議它們只應以一個類似「微型國家聯盟」的身份加入聯合國，以免得到不成比例的影響力，這也是「兩級國家制」的變種。

不過，自從蘇聯解體，重疊主權的案例就不再在聯合國出現了，世界對主權的演繹變得越來越絕對、越來越沒有彈性，成了零和遊戲。例如加勒比海的波多黎各不能成為聯合國正式成員，但其實它的身份，和獨立前屬於美國的菲律賓只是大同小異。又如分別在八、九十年代加入聯合國的北太平洋島國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馬紹爾群島和帕流共和國，原來的身份都是美國託管地，它們在一九八六年和美國簽署「自由組合條約」時（這是國際法的先例），還不能名正言順加入聯合國，各國也不敢把它們當國家看待，怕美國不高興。直到國際法專家多番向美國求證，確認三國能擁有獨立主權，聯合國才敢接受它們，儘管它們作為美國附庸的身份，乃眾所週知。

有趣的是，隨著全球化時代的推展，和歐盟一類區域超國整合(Supra-national)組織的出現，當年斯大林提出的「兩級國家制」，已越來越接近現實。一些現在不可能實現的做法，在數十年後，可能變得順理成章，因為那時國際法對主權的概念，不可能和今天一模一樣。

近年開始有學者提出讓歐盟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英、法則降級為普通成員，或起碼讓歐盟主要成員輪流成為常任理事，而不是讓影響力日益下降的英、法壟斷歐洲代表權。也有人想過讓美國五十州同時成為聯合國成員，並保留美國的常任理事國身份，以反映其足以抵銷五十國的國際影響力。蘇聯解體時，要是獨聯體、而不是俄羅斯繼承蘇聯的常任理事國位置，當年斯大林的「兩級國家制」就會變相重現。

根據同樣假設，中國說不定有一天亦可比照白俄、烏克蘭模式，提名西藏、台灣等加入聯合國，只要它們接受中國的整體概念、承認屬於一個中國，那就是在國際社會確立了概念中國的版圖。

根據同一邏輯，中華人民共和國甚至可將現在的常任理事國席位持有者改為「中國」，繼而再多提名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聯合國會員、由同一政府控制，從而得到類似當年蘇聯在聯合國的地位，也許還能將新加坡、蒙古等，吸納為概念中國的成員，無論其身份是聯邦、邦聯，還是什麼。

這些假設，在國際法未被修正前，目前自然沒有實現的可能，但對下一代領袖來說，有了這樣的視野，再集中發展經濟，相信會比現在容易。■

手指走廊也搞獨立


納米比亞的手指走廊雖是重要戰略資源，但自從南部非洲沒有了白人根據地，它卻成了這個新生國家的負擔。畢竟這樣抽離的領土實在難以管理，令近年走廊上的原住民勞斯族人出現了分離主義，成立了爭取獨立的「卡普里維解放軍」，希望獨立後再和其他文化接近的鄰國合併。

這支軍隊人數只有數百，理論上難成氣候，當地自然也沒有獨立、自給自足的條件。但卡軍得到鄰國博茨瓦納支持，根本毋須以走廊為大本營，納國政府也就難以剷除。1999年，走廊軍隊成功策劃了納米比亞立國以來最大規模的恐怖襲擊，逼使中央政府也要反恐。

其實納國政府心知肚明，不可能長期維持這塊奇怪的領土，但誰也沒有信心以土地換取和平，因為世界各國都有憤青。

尼泊爾毛游


本年度首個政體變更出現在尼泊爾。廢王室立共和並不教人意外，但掌權的是毛派游擊隊，卻頗為逆世界潮流。在各地激進左派紛紛向右轉之時，尼泊爾毛游更是鶴立雞群。類似的游擊隊在各國殘留不少，但真能掌權的絕無僅有；就是最成功的秘魯光明之旅，也難逃領袖被捕坐牢的命運。一般相信，這支游擊隊既然願意參與民主選舉，就不可能走回頭路，其實他們早就控制尼泊爾八成土地，並實行毛式管治、綁架勒索，與選不選舉基本上沒有關係。假如尼游模式足以生存、奪權，國際對左派之死的假定，恐怕就得重新修正。那些奄奄一息的各國左翼同志們，也找到一絲希望。各國重視尼泊爾變天，全在於此。

「西藏—納粹互動」釋讀


西藏在西方，代表了被欣羨的民族素質、宗教精神、普世價值，構成三個同心圓。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自從西藏成為全球焦點之後，開始有人對達賴喇嘛翻舊帳，連他的幼時玩伴納粹黨員哈勒(Heinrich Harrer)——即電影《西藏七年》的主人翁，也被拿來批鬥。究竟納粹和西藏有何關係，由於還有二戰機密檔案尚未完全解封，其實沒有人能說清。不過這段歷史，卻能有助我們了解西方人的西藏情結。

西藏與納粹神話

根據納粹那個複雜的雅利安種族神話體系，德國人所屬的民族是天神的後裔——這並不特別，幾乎所有民族的神話，都如此解釋自己的由來。特別的是，納粹神學家認為雅利安民族源自古代傳說「亞特蘭提斯」，認為那是神的文明，相信亞特蘭提斯被地震毀滅時，島民分別流向南亞次大陸和歐亞大陸，成了西藏人和德國人，更相信前者依然握有神力。當時歐洲又盛行「地心空洞說」，相信地心住了神秘人，西藏則是通往地心德國祖先的通道。所以，西藏很神秘。後來，納粹派了兩個調查團到西藏考察，一方面通過「人種學」方法論，研究西藏人和德國人的異同，另一方面希望尋找一切有神秘跡象的符號。結果，團員發現了當地確有控制時間的「世界軸心」傳說，發現藏傳佛教符號和納粹的反十字符號不謀而合(事實是納粹以此為標記時主動參考了東方神秘主義，並非巧合)，再發現西藏貴族制和納粹獨裁亦有類同，總之，一切覺得很上套。納粹初露敗跡時，希姆萊再次派團到西藏，據說是希望找到世界軸心、讓時光倒流、建立不死兵團云云……然而這類記載未得到德國官方檔案證實，頗為難以入信。那除了神秘主義，為什麼納粹硬是要到西藏﹖

西藏與納粹地緣政治

事實上，納粹不能明確分辨北印度、西藏、新疆等文化的不同。鎖定西藏，多少是受了地緣政治學派影響。德國地緣政治大師荷斯豪菲(Karl Haushofer)是二十世紀重要國際關係學者，不但影響了希特勒(Hitler)，他的門徒赫斯(Rudolf Hess)更是納粹副元首。根據其理論，德國尋找生存空間(Lebensraum)，就是為了鞏固自己的心臟地帶，也就是整片歐亞大陸。鞏固心臟的最有效途徑，就是讓別人掃蕩心臟兩側，所以荷斯豪菲主張和意大利、日本結盟是出於策略原因，而不是意識形態原因。在上述計劃中，德、日的勢力交界就是西藏，荷斯豪菲本人是粗通梵文的印度、西藏迷，更希望在西藏建立根據地，作為地緣政治交接點。西藏貴族雖然封閉，但也並非對世界局勢一無所知，習慣了和英、俄等政府周旋，也知道西方兩大陣營的鬥爭，因此才准許納粹訪問。有說納粹崩潰後，總部發現有西藏喇嘛屍體，究竟那是神秘主義的代表、還是聯絡員，語焉不詳。其實，就是在二戰期間支持同盟國的印度，也有不少印度人主張和德、日結盟，以加速獨立。西藏不抗拒德、日代表，大概有同樣含義。否則似乎難以解釋納粹的西藏檔案被戰勝國一封再封﹕要是內容只有神話，就不是機密了。

今天我們應注意的，反而是上述神話對西藏形象的影響。雅利安主義的「理論基礎」現在被視作荒誕不經，但西方人的種族潛意識也不能一朝沖散。畢竟，將西藏聯繫到神秘主義的不止是納粹，還有十九世紀末興起的連串流行文學，小說《失落的地平線》(即香格里拉)就是典型例子。在西方人心目中，藏人和其他第三世界民族不同，屬於「優等民族」一類，這和不少大漢沙文主義者看不起藏人封建落後，恰成對比。西藏既被賦予神秘地位，藏傳佛教被看成是擁有古代智慧的神秘宗教，《失落的地平線》的西藏，根本就是桃花源和挪亞方舟的結合。雖然納粹神話崩潰，但西方人依然相信西藏宗教傳承了人類古文明遺產、有匡扶世人的功能，這解釋了為什麼活佛、轉世等概念能被西方人接受，非洲巫術就難了。此所以達賴能從容回應幼時與納粹黨員亦師亦友的事實，他說「藏人習慣被戰敗了的狗感動」——上綱上線的人批評這是逃避責任，但其實達賴的談話技巧乃一以貫之，例如他回應伊拉克戰爭時，也只說「祈禱逐步結束戰爭」而已。他要飾演的是超然於國族、文化鬥爭的普世角色，因為他知道捍衛西藏文化、藏傳佛教的工作，早已經有人代勞。

西藏情結的緣由

結果，西藏在西方，代表了被欣羨的民族素質、宗教精神、普世價值，構成三個同心圓。不少漢人相信的卻恰恰相反，認為藏人素質低下、全靠中央開發、宗教思想落後而且導人迷信，只是為了一己民族和宗教利益搞事。西方人則對中國代表的民族素質有所懷疑，標籤中國為沒有信仰的國家，亦不相信北京近年提出的普世價值能超越國家利益。中國和西方對西藏有不同預設立場，就是源自上述同心圓的對比了。■

印度毛派與尼泊爾毛派


現在上台的這支尼泊爾毛派游擊隊歷史並不悠久，只成立於1990年，但它的前身可追溯至六十年代。當時中國搞文革，亢奮地輸出革命，批評蘇聯為修正主義，希望北京成為世界革命聖都。最先受影響的自然是四鄰的激進青年。除了眾所周知的柬埔寨、越南等國出現激進共黨、印度也在六十年代冒出毛派游擊隊，更聲稱「中共的領袖就是我們的領袖」。在印度政府高壓打擊下，印共的不同支派始終難成氣候，但成立毛游的風氣卻啟發了尼泊爾邊境人民，造就了數支名目不同的共產游擊隊。經過重重分裂合併，今天終於修成正果。

毛澤東播種，居然在40年後還能收成，相信對內地人而言，也難以想像。

游擊隊的遊客生意


尼泊爾毛游並非墨西哥查巴達游擊隊那樣的宣傳擺設，而是明刀明槍打仗的硬料子。自從發動「人民戰爭」以來，造成萬多人死亡，不但令游擊隊名列各國恐怖組織名單，更令尼泊爾旅遊業一落千丈。六十年代，各國嬉皮遠道到尼泊爾吸食大麻的盛況，一去不返。

不過，尼毛游也不是鐵板一塊，並非所有過路遊客都予以綁架勒索，遇上背包客或青年旅遊團，據說卻表現得十分友善，只要來者願意付過路錢，沿途就暢通無阻。消息一傳開來，起碼對年輕遊客來說，尼毛游再也不恐怖，反而是必須到此一遊的「景點」。對游擊隊而言，這樣的軟宣傳亦比強搶沒有油水的青年旅客一本萬利。相較下，墨國游擊隊自我開闢旅遊點，態度就更「進取」了。

北京與毛派劃清界線


尼泊爾毛派游擊隊雖然有一個「毛」字及至今依然尊崇毛澤東，但他們和中國的關係，起碼在表面上，卻沒有想像中的好。對這批尼泊爾人而言，中國在文革後奉行修正主義，早已不是他們嚮往的共產天堂；對北京而言，這組織不但威脅中國邊境治安，其名字更讓西方懷疑中國支持恐怖活動，因此一直高調宣傳兩者早已劃清界線，更發表了多篇評論員文章，批評尼游盜用毛澤東的神聖名字招搖撞騙，完全不給面子。

其實，論意識形態的傳承，強調效法毛澤東游擊戰術的這些尼泊爾人，實在得到毛主席部分真傳。當然，也有人認為雙方其實一直水乳交融，劃清界線只是煙幕。到了今天，他們上台了，中國為免尼游傾向印度，更必須重修交情。這就是國際政治了。

反恐如何與國際接軌


筆者曾於本欄談及國際恐怖主義垂青香港的可能性，也談及不少學者認為奧運馬術比賽的恐襲風險不能低估。持上述觀點的西方學者，不可能是特區政府的嘍囉。然而，反恐的手法、宣傳、報道，也是需要與國際接軌的，特別是涉及奧運這項國際活動的反恐。日前香港入境處和保安局忽然就奧馬恐襲風險作出不同演繹，被坊間認為是陰謀論，就是因為做法和國際慣例略有不同：

國際反恐4 種慣例

一、當英美等國接獲關於恐怖襲擊的情報，除非肯定嫌疑襲擊者在國內毫無聯繫、也沒有接應人，一般不會高調警告予以入境堵截。英國經常認為，入境的疑似恐怖分子只是棋子，相信國內早存在芬士貝利清真寺一類接收他們的大本營，有時反而情願中門大開，然後密切跟蹤，開門揖盜。

二、假如政府目的只是要入境的疑似恐怖分子知難而退，卻又不願製造公眾恐慌，慣常做法是在入境程序加添關卡，並和涉嫌襲擊者的來源地交換情報，讓別國政府首先提高警戒，那樣對手的線報系統自然也會知道，這是西方和恐怖分子溝通的默契。

三、假如恐怖襲擊情報確切，西方慣常做法是對民眾作出提點，而不是對恐怖分子作出提點。例如美國往往在適當時機呼籲民眾留意陌生人，或舉報忽然出現的大筆金融交易，以釋出全民反恐的信息，這是9/11 後美國反恐相對成功之處。

四、各國都有一個各自定義的恐怖組織名單，但這名單並非像入境處所說的可隨時更改，因為這涉及國防外交層面的政治問題。可以隨便更改的名單，只有以個人為單位的監察名單，但個體恐怖主義一向處於官方反恐範圍的外層，因為那是難以通過系統防禦的。

「破壞活動尊嚴」涉主觀判斷不過最大問題，還是出於入境處長發言的社會科學盲點。「破壞香港秩序」是一個positive statement，即可用事實判斷的客觀論述； 「破壞活動尊嚴」卻是一個normative statement，涉及主觀的價值判斷，例如甲可能認為比賽出現示威是破壞尊嚴，乙卻可以認為比賽沒有示威就是失真、才是破壞自由的尊嚴。將上述不同內容以「或」並列，由官方代表宣示以同等方式應付，就有偷換概念之嫌，屬於媒體扭曲報道的慣常手法。

西方學生一般做過一個簡單練習，就是分辨一句連續新聞報道句子的positivestatement 和normative statement，從它們躍動的方式，判斷媒體本身的公信力。

當年蘇聯政治犯常被認為危害國家安全， 「或」有精神病，前者還算要實證，但後者正如法國哲學家福柯所研究，往往是權力賦予個體的建構。

如此交叉定義，以實證來修飾主觀判斷，就像女孩告訴人家自己的擇偶條件： 「要有錢，同對我好」。以陰謀論解讀一切，是無益於世道人心的，但提出反恐無疑也應符合社會科學基本規範，否則瓜田李下， 煞是無謂。

殺神


尼泊爾國王原來有神的身份，被視為印度教主神之一的守護神毗濕奴的化身。新國王充滿爭議地繼位，卻沒有了神的尊嚴，說來，這也是他不得人心的原因之一。假如達賴喇嘛不得善終，對信徒來說，無論誰是繼任人，他的神秘性都會大為降低；對尼泊爾人而言，老國王之死也是一樣。對中國人來說，假如當年林彪成功暗殺毛澤東，就是射下紅太陽，效果只會更震撼。

因此王室滅門一案不但是殺人、殺王，也是「殺神」。無論是身為王叔的賈南德拉、還是身為王儲的迪潘德拉，要是為了政治原因而策劃陰謀，都不可能不知道這是自掘墳墓，如同剷除王室管治的最後基礎。

因此，不少尼泊爾人雖然相信陰謀，卻不認為王室成員會愚蠢至斯，別的陰謀論才紛紛出籠。

印度的中國圍堵論


對印度而言，陰謀論者懷疑尼泊爾王室滅門慘案是中國策劃，並非不可能，因為印度人一直有強烈的中國威脅情意結，老是擔心被中國圍堵。在他們看來，西鄰的最大敵人巴基斯坦是中國的鐵杆盟友，東鄰的緬甸軍政府也是中國附庸，甚至南部印度洋的島國斯里蘭卡也和北京友好，要是北部的尼泊爾再親華，印度就完全被中國勢力包圍。

印度希望西藏變成中印兩國的緩衝區，又吞併喜馬拉雅山小國錫金，將不丹納為外交保護國，都是基於上述假定，而希望突破圍堵的手段。尼泊爾王室倒台後，共和國親印還是親華，已成了國際密切注視的焦點，也是這個新生「聯邦共和國」步向分裂的潛在原因。

一個民選政府夾在兩個大國的夾縫，實在需要高超的生存技術，才能維持下去。

消失三王國


曾幾何時，中學教科書記載，喜馬拉雅山的中印邊境，有3個小王國，分別是尼泊爾、不丹和錫金。

它們在中國歷史裡都佔有重要席位，強大時甚至能侵擾中國，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女主角「冰川天女」，就是正牌尼泊爾公主。

想不到踏入20世紀末，新國家紛紛湧現，這3國的王室卻先後消失(或變相消失)。

首先是錫金，它亡國得最徹底，是印度甘地夫人擺明車馬地搞顛覆，再將之吞併為印度一個邦。要不是不丹適時加入聯合國，很可能步錫金後塵。

尼泊爾王室原來地位鞏固，有一支5萬人的嫡系軍隊，卻經過王室滅門而煙消雲散，只能迎接國家走向共和。

不丹國王則識時務，主動還政於民、搞民主選舉，至於未來是行君主立憲、還是索性退位，據說仍未確定。這就是與時並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