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的個人文集

張維為：讀懂喬石，一些回憶與思考


《喬石談民主與法制》最近出版，引來海內外熱議，這也使我回想起1987年5－6月間自己以英文譯員的身份陪同喬石訪問緬甸、尼泊爾、孟加拉國的情 景。喬石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法委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但在我的印象中他首先是一個平易近人，風格穩健，頗有幽默感的長者。記得我們抵達尼泊爾首都 加德滿都後，中國駐尼泊爾使館邀請喬石副總理給使館人員講講國內外形勢，這也是當時流行的做法，只要時間排得開，來訪的領導人一般都會去看望使館人員並做 個形勢報告。那天，我們駐尼泊爾大使好是興奮，介紹喬石時激動地說：“我們盼星星、盼月亮，今天終於盼來了喬石同誌，讓我們熱烈歡迎喬石同誌給我們做報 告”。喬石的反應很有意思，他面帶微笑，不緊不慢地說，“我是喬石，不是星星，也不是月亮，只是一塊小小的石頭”，引來笑聲一片。

結束了對尼泊爾的訪問，我們前往孟加拉國。抵達孟加拉國首都達卡後不久，我們駐孟大使向喬石副總理匯報了一些最新的情況，他提到最近幾天孟加拉國全 國上下最關心的話題是印度正準備出兵幹預斯裏蘭卡國內的軍事沖突。斯裏蘭卡和孟加拉國一樣，同屬南亞，但國內僧伽羅和泰米爾兩個民族沖突加劇，局部地區已 陷入內戰。從歷史角度看，斯裏蘭卡人口中僧伽羅族曾是壓倒多數，後來英國殖民者從印度南部遷入了數十萬泰米爾族的勞工，並采用了殖民者一貫的分而治之的手 段，播下了兩個民族後來互相仇恨的種子，到了20世紀後期，這種沖突已演變成了斯裏蘭卡政府軍和泰米爾猛虎組織之間的激烈對抗。我們訪問孟加拉國的 1987年6月正值斯裏蘭卡政府軍發動大規模軍事攻勢，以期一舉收復被猛虎組織控制的斯裏蘭卡賈夫納半島。但在這個關鍵時刻，印度決定向被包圍的猛虎組織 投擲食品和藥品，以解救瀕臨絕境的猛虎組織。斯裏蘭卡政府強烈譴責，孟加拉國輿論普遍認為這是印度繼承英國殖民主義的衣缽，利用鄰國的民族宗教矛盾來幹預 和控制南亞各國的內政，孟加拉國很擔心有朝一日，印度也會對自己進行類似的幹預。

聽完大使的匯報後，喬石果斷地說，我們明天會見總統時可以表明我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我們還可以修改一下今天晚上歡迎宴會的發言稿，他隨即看了一 遍晚上的發言稿，用自己的鋼筆在已經打印好的發言稿加上了一句話：中國人民堅決支持孟加拉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的正義鬥爭，並告訴我英文稿也要做相應的改 動。當天晚上這句話就成了喬石副總理發言的重中之重。喬石念到這句話的時候，聲音特別堅定有力，隨後又停下來等我把這句話譯完。我們的話音剛落，整個宴會 廳就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這種感人的場面至今我還記憶猶新，這也使我感受到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在周邊國家心目中的分量，盡管那還是1987年。

那次出訪還有一段很有意思的經歷。在飛往孟加拉國的飛機上，我隨手翻閱一本英文的新聞雜誌，上面正好有一篇分析中國時局的文章，配有好幾張中國領導 人的照片，喬石也看到了，他讓我把文章的內容翻譯給他聽。我記得文章大意是說，隨著1987年1月胡耀邦的去職，中共上層又陷入了新的權力鬥爭，某某某代 表了改革派，某某某代表了保守派，鹿死誰手，一時還很難見分曉，這類文章和今天海外一些媒體圍繞中國話題編撰出許多故事如出一轍。

喬石一邊聽我翻譯，一邊不時地發表簡短的評論：“這是捕風捉影”，“這是瞎編”，“這怎麽可能”？我記得文章提到當時出版的鄧小平文集（指鄧小平 《建設有中國特設的社會主義》一書）是為了“敲打中國的改革派”，喬石笑了，說“亂彈琴”。文章還說人大常委會是中國保守派的大本營，喬石說，“缺少常 識”。後來每每看到海外媒體關於中國的各種離奇故事，自己常會想起喬石的這些話，也會想起鄧小平當年對“美國之音”做出的經典評論：“一批撒謊的人在幹 事，連起碼的誠實都沒有。如果美國領導人根據‘美國之音’定調，制定國策，要吃虧的”。

關於喬石的新書，最近國內熱議，但許多人似乎還沒有讀過喬石的原著就演繹出許多故事和評論，足以表明當今一些文化人的浮躁，但他們的觀點借著新媒體 的傳播力得以廣為流傳，造成了對中國整體利益的誤判和傷害。這次熱議喬石新書的一篇傳播較廣的網上文章稱：“1997年，也就是香港回歸中國那年，著名記 者哥德爾斯曾在人民大會堂專訪了喬石（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哥德爾斯事後提及過這次采訪。說喬石談了很多, 就是沒有談到黨的領導。哥德爾斯問：‘那麽，按照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理念，到底是黨大還是法大？’喬石鄭重的回答說：‘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能淩駕於憲 法和法律之上’。”

寫這篇報道的人顯然還沒有讀過喬石的新書，因為書中相當完整地轉載了喬石接受加德爾斯的采訪（註意：書中用的是“加德爾斯”這個譯名，而不是文章中 的“哥德爾斯”，整個采訪見第551－559頁），書中收錄的這篇談話中恰恰沒有文章所引用的這段話。那麽這段話是加德爾斯的任意發揮呢？還是喬石自己審 稿時刪去了，我們不得而知。但加德爾斯是我非常熟悉的朋友，我《中國震撼》英文版今年4月在倫敦搞首發式，他還專程前來祝賀，我對他的人品有信心，而喬石 又是一位信譽很好的政治家。縱觀全書後，我估計可能是喬石自己審稿時略去了這段話，不是因為這段話內容有誤，而可能是為了避免重復，因為喬石在此前的一個 采訪中已經說了類似的話。

1996年12月13日喬石接受了《費城問訊者報》專欄作家特魯迪·魯賓女士采訪（第514－520頁）時說：“我們的憲法也規定：‘任何組織或者 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喬石還進一步解釋：“我們黨領導人民制定憲法和法律，也領導人民實施憲法和法律。我們一直強調，憲法和法律是人民 意誌的體現，也是黨的主張的體現執行憲法和法律，就是按人民群眾的意誌辦事，就是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這兩者是完全一致的”。（第518頁）

這個觀點和李鵬１９９９年３月９日日記中的敘述的觀點一致。李是這樣說的：“關於黨和法的關系的闡述，是我在人大工作過程中，廣泛聽取意見和調查研 究後，特別是通過這次修憲得到的體會，中國法律的特點是把黨的方針政策，經過法定的程序上升為法律，變成國家的意誌。黨領導制定法律，黨也必須遵守法律。 因此，‘黨大還是法大’這個命題本身就是錯誤的。”喬石在另外一個場合還這樣說過：“共產黨領導制定的法律，黨不遵守誰遵守？”（第396頁）

“黨大還是法大”這個問題實際上包含了一種預設，即黨和法處於一種競爭乃至對立的關系，所以就產生了誰比誰重要的問題。但喬石的意思很清楚：在中 國，黨和法兩者不是競爭和對立的關系，而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中的兩個組成部分，須臾不可分離。黨凝聚人民的意誌制定了法律，黨自然要執行和遵守這樣的法 律。否則黨和人民的利益都要受到損害。文革期間的“無法無天”給執政黨本身及其人民的利益帶來的重創就是這樣的教訓。反之，黨和人民的利益都可以得到加 強，就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基本確立（從喬石的新書來看，這是他任職期間重中之重的工作），保證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穩步提高， 成功預防了金融危機，也鞏固了中國執政黨的執政基礎。

至於喬石在加德爾斯在采訪中是否談及黨的領導問題，我想這取決於當時采訪的實際情況，如果采訪者沒有主動提及這個問題，被采訪者當然也沒有必要主動 談論這個話題，但喬石新書的一個主線始終是圍繞著黨的領導展開的，喬石幾乎是不厭其煩地談這個主題，他說：“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作用是在長期的歷史過 程中形成的。”（第544頁）“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在黨的領導下，依法行使職權，開展工作，努力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全心全意為全國人民服務。”（第 517頁）“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的領導。黨對國家事務的領導，主要是政治原則、政治方向、重大決策的領導和向國家機關推薦重要幹部。黨組織關 於國家事務的重大決策，凡是應當由人大或人大常委會決定的事項，都要經人大或人大常委會通過法定程序變成國家意誌。”（第517頁）

國內有一些人提出“黨大還是法大”這個問題，除了他們心中只認同西方政治體制、充滿政治浪漫主義情懷之外，還因為他們缺少對中國政治體制的了解。西 方媒體和文人也批評政府，甚至批評得很尖銳，但很少質疑自己國家的體制，這是西方各種政治力量數百年政治磨合後的結果，他們的媒體和文人與體制已基本相安 無事。相比之下，國內的一些媒體和文化人還是不斷地質疑中國的國家體制，中國出了任何事情，無論大小，他們都會上綱上線，歸罪於國家根本體制，而美國出了 金融危機這樣的大事，美國的文化人與媒體大都認為這與美國的國家體制無關。我相信，隨著中國的全面崛起，保持繁榮與穩定，中國內部的體制認同問題遲早會解 決。

我最近在牛津大學《中國震撼》研討會上講了這麽一個觀點：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型國家，它集5000年連續文明和超大型現代國家為一體。這種國家 是自己數千年悠久歷史進程中“百國之和”的產物。這樣的國家，如果采用西方今天的政治制度的話，一定會走向分裂和解體，這實際上也是我對中國那些政治浪漫 主義者的忠告。其實不光是中國，即使是人口只有中國三分之一的歐盟今天也無法實行西方的多黨制和一人一票來選舉歐盟“總統”。如果這樣做的話，歐盟要麽解 體，要麽成為一個沒有任何決策力和執行力的空架子。

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是四個超級因素的復合體，即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豐富的文化積澱。這一切也意味著中 國政治形態只能是獨特的，因為治理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只能以自己的方法為主。中國的執政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如今中國執政黨本質上是中國各階層、各 民族整體利益的代表，並與中國悠久的政治歷史傳統相契合，而不是代表不同利益群體進行互相競爭的那種西方政黨。如果中國的執政黨像西方那樣，不是代表人民 的整體利益，而是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的話，它將失去“天命”，被人民拋棄。這就是中西方政治傳統的最大差別。

還是回到喬石的新書吧。文如其人，喬石的書，準確地反映了喬石本人關於中國政治制度的清晰立場。就像當年出訪亞洲三國一樣，喬石判斷問題時頭腦清 晰，回答問題時胸有成竹，他不回避任何尖銳的問題。有人說中國只有經濟改革，沒有政治改革，喬石答道：“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早在70年代末就開始了，並且 一直沒有停止過”。他舉了廢除了農村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擴大了地方和企業的自主權等例子，然後說“今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還將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 行”。（第491頁）就我個人對中國政革的研究而言，中國把許多政治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融在一起進行，展現了一種政治智慧。這樣做使我們很好地避免了政治 改革單項推進可能帶來的政治混亂和動蕩，從而有效地保證了中國今天的崛起。當然，這樣做也有自己的代價和問題，但總體上利遠遠大於弊。

喬石還回答了“中國共產黨是否會演變成社會民主黨”這樣的問題。他說：“中國共產黨所走的道路，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黨領導人民經過幾十年的奮鬥犧牲，在中國的土地上，從中國革命和實踐中產生、發展和受到檢驗的，今後還將繼續下去。”（第503頁）

在談到中國是否需要民主化的時候，喬石說：“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從我國實際出發，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和軌道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我們可以借鑒 資本主義國家的某些有益的東西，但決不能照搬西方的那一套政治模式”。他還補充說，“民主建設必須服從於和服務於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第 410－411頁）

當被問及所謂“軍隊國家化”問題的時候，喬石的回答非常明快：“中國共產黨締造和領導的人民解放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就是國家的軍 隊。。。。我國憲法序言中明確肯定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生活中的領導地位，當然也包括黨對軍隊的領導”。（第545頁）確實，締造和培養了像中國人民解放軍 這樣一支一流的軍隊是中國執政黨對中華民族最偉大的貢獻之一。百年來，中國軍隊一直打不過西方列強，直到1950年代的朝鮮戰爭，中國軍隊和西方主要大國 的軍隊都交了手，取得了輝煌的戰績，這種決定性的軍事勝利奠定了中國作為世界政治大國的地位，為中國後來數十年的和平發展和崛起創造了良好的外部安全環 境。中國軍隊有自己的軍魂，有獨特的傳承，有獨一無二的組織方式，有自己的戰略戰術。它取人之長，但從不放棄自己的優勢。從這個意義上看，中國軍隊的成功 和中國模式的成功其道相通，哪有放棄之理。

總之，喬石的新著內容廣泛而深刻，對那些只認同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義者是一貼很好的清醒劑。那些還沒有讀過此書就說信口開河的人不妨靜下心來，暫時擱置一下自己的意識形態偏執，細心讀一讀喬石的著作，定會受益良多。

中國正在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迅速崛起。這種崛起的規模、強度和力度人類歷史上聞所未聞。對此，許多西方的智者比我們的一些文人書生頭腦要清醒得多， 采訪喬石的加德爾斯就是這樣一位智者。有些人與其在那兒糾纏喬石和加德爾斯是首否談過黨的領導，還不如讀一讀加德爾斯就中、美兩國政治模式比較寫過的不少 文章。加德爾斯對美國今天政治模式似乎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感覺，並多次提到美國如果不進行政治改革，美國將競爭不過中國，他這樣寫到：

現在我們生活在消費者民主制度之中。在這種制度下，從政客、傳媒、市場反饋的所有信息，都引導社會獲得即時的自我滿足。這種制度缺乏長期思考、策 劃，缺乏持續統治的政治能力，遠遠無法回應中國的崛起。新的現實環境要求增強政府的統治能力，設計更好的管理體制——既有更多的制約，又更能平衡各方利 益。這種體制不僅能夠抗衡新媒體時代“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而且能夠抗衡定期選戰接近時的種種壓力。這些壓力都是政黨策劃和電視即時新聞排斥民主協商所 造成的惡果。

沒有被統治者的同意，統治制度不能夠維持下去。但正如從孔夫子、柏拉圖到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的每一個政治智者都明白，當公眾的貪念否定了治理， 結果則是兩敗俱傷。大家都可以看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直接民主的極端例子 —— 公眾的支配力量，已經證明是毀滅性的。加州的危機顯示，減肥可樂式的文化：既要甜味又不要卡路裏；既要消費又不儲蓄；既要現代化基礎設施和良好的學校，又 不想納稅，是行不通的。加州的管治失靈，只不過是美國整體政治問題暴露出的一角。在中國，當企業家的能量被自由市場解放出來時，統治者保持著極大的政治治 理能力。他們借助新儒家政府強有力的手，以社會和諧和長遠發展的名義，調節著發展所釋出的利益。（見2010年1月27日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

喬石的新著是一貼良藥，加德爾斯的文章是又一貼良藥，中國的政治浪漫主義者服用了定有好處，癥狀輕的也許可以一次痊愈，癥狀重的估計也可以減輕病狀，但願如此。

張維為：中國的另外四種選擇


（本文為作者近作《中國觸動——百國視野下的觀察與思考》書中的一篇）

一個國家的發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關鍵的幾步。這幾步走對了，一切都會比較順利，前景會比較光明。這幾步走錯了，就會傷筋動骨，甚至全盤皆輸。回頭看一下中國走過的30年，不能說沒有犯錯誤，有些錯誤也不能說不嚴重，但是在最關鍵的幾步上，我們走對了。改革開放從1978年底開始，回頭看來，如果不是鄧小平這位強勢領導人的主張和堅持，中國本來也可能選擇不同的路徑。我想到了以下四種可能的選擇：

第一種就是“極左模式”：不改革開放，全面肯定和延續過去的“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掛帥”，“抓革命、促生產”的思想。改革初期提出“兩個凡是”的人基本上是這種思路。如果當時中國走這條路的話，中國的結局恐怕不會比我國北方的那個鄰國好。該國今天的情況，眾所周知，這裏就不贅述了。

第二種選擇是“極右模式”，走一條全盤西化，用一個親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我記得80年代，主張“全盤西化”的學者在大學裏演講，總能贏得一片喝彩。“中國最需要的是進口一個總理”，下面一片掌聲。連“最好讓西方把中國殖民一段時間”的觀點，支持者也不少。關於西方模式在發展中國家的實效如何，我可以簡單談一談菲律賓的情況。因為沒有一個發展中國家的西化比那裏更徹底了：菲律賓先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人們的宗教信仰都改成了天主教，後來又是美國的殖民地，很長時間內被視為亞洲的“民主櫥窗”，其政治體系和制度幾乎完全照搬美國，三權分立、政教分離，至今民主和憲政確立了100來年了，雖然其間有日本占領時期和10來年的馬科斯獨裁政權統治，但1986年一場“人民力量”推翻了獨裁政權。2001年又是“人民力量”趕走了埃斯特拉達總統。可是這個國家卻長期陷於政治動蕩，一個曾經在東亞僅次於日本的強國，一個美國樹立起來的“民主櫥窗”，卻由盛轉衰，經濟發展遠遠落後於四小龍，又很快地被中國超過。

我是2005年夏天訪問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貧民窟。菲律賓全國30%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美元。現在每十個菲律賓人中就有一個背井離鄉，在海外打工。總計約800萬人，使菲傭成為菲律賓整個國家的名片，菲傭的匯款也成了菲律賓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菲律賓的機場都設有為勞務輸出人員開辟的專門通道。

因為我過去曾在北京接待過馬科斯夫人一行，我便問馬尼拉大學的一位教授，現在的菲律賓和馬科斯的時候比怎麽樣？她坦率地說，“現在更糟。什麽人民力量都改變不了菲律賓少數聲名顯赫的家族控制整個菲律賓政治的現實，他們是既得利益者，通過自己的財力和人脈，影響菲律賓的各級政府。”她還談了這麽一個觀點：“過去是馬科斯家族和他的親信腐敗，他們貪夠了之後，倒也為老百姓做點事情。現在是換一個政府，就是新一輪貪汙的開始。你怎麽辦？老百姓怎麽能富裕起來？”

菲律賓人現在說，菲律賓民主最後歸結為3g，也就是槍（gun）、錢 (gold)、 暴徒(goons)。我的導遊對我說：“過去馬科斯政權的時候，只有馬科斯和他的親信可以這樣，現在恢復民主了，誰都可以做這些事情，情況比馬科斯的時候還要糟。馬科斯一倒臺，表面上看是民主勝利了，實際上，這三個g開始普及了。”我問他為什麽菲律賓政治中有這麽多謀殺，從1986年至今，已發生了近千起政治謀殺。他說，“政治職位是政界人物的財源所在，所以許多政客不惜鋌而走險，雇用殺手，謀害政治人物和敢於揭露真相的新聞記者。政府連槍支都管不住，現在有40多萬槍支散落在民間。”他讓我出門也要當心。最後與我分手時，他說：“這個國家就像一艘快下沈的客輪，船上的人都想離開。”

馬尼拉雖然破破爛爛，但也充滿活力，汽車大都抹得花花綠綠。2004年這個國家曾創造過5327對情侶同時在首都馬尼拉接吻的吉尼斯紀錄。只有這樣一個熱情洋溢的民族才會把一個電影明星埃斯特拉達選上來當總統，然後又把他投入監獄，判終身監禁，最後阿羅約總統又把他特赦出來。

類似菲律賓這樣“全盤西化”的國家，在第三世界比比皆是。經濟和社會結構是中世紀的，上層建築是後現代化的，結果就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嚴重脫節，人民遲遲擺脫不了貧困，國家長期處於動蕩之中。老百姓在為基本生存而奮鬥，社會失業率和犯罪率節節升高，國會裏面在不著邊際地討論向“文明國家”學習，一會兒“修憲”，一會兒“廢除死刑”，菲律賓在2006年也廢除了死刑。

在排除了上述兩種“極左”和“極右”的非改革模式之後，剩下的還有兩種改革的模式：一是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二是前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

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稱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盡量堅持原來的體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鬧的改革。古巴堅持計劃經濟，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場調節，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很有影響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思路頗有共通之處。2005年8月，我到古巴訪問了10天，住在一個朋友家中，所見所聞，感觸頗多。對於古巴，我是心懷某種敬意的，因為這麽一個才1100萬人口的小國，竟然有勇氣向美國這個超級大國叫板，而且一叫就是50多年。還有傳奇般的人物卡斯特羅，我在歐洲近距離見過他兩次，確實充滿了個人魅力。但是我也不得不承認：古巴給人印象是失望的。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那就是古巴的經濟太困難了，人民的生活太艱苦了。我對自己說，如果中國當時沒有能夠勇敢地走向市場經濟，接受全球化的挑戰，中國今天的狀況可能不會比古巴好多少。

那次，我是乘古巴航空公司的飛機從巴哈馬首都拿騷起飛去哈瓦那的，這也是我百國之行所乘過的最舊的飛機，前蘇聯制造的安波洛夫42型螺旋槳飛機（編者註：原文如此，實際不存在這種型號的飛機，根據描述，結合資料應為安東諾夫24型），看上去至少有30多年的歷史。艙內40多度的高溫，但所有的空調都失效，一個小時的飛行如同洗桑拿，汗雨如註。機上的乘務人員也是毫無笑容。飛機一起飛，坐椅上方的手提行李艙門全被震開，其中一個手提包還掉了下來，幸好沒有砸著人，但大家都有些緊張。只有一個美國小夥子，一手摟著自己的古巴女友，一邊放聲大笑。我看到一些古巴老年乘客對此有一種憤怒的表情，大概感到古巴的尊嚴受到了侮辱，但也只能無奈。

哈瓦那主要商業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裝店的櫥窗就是幾件白襯衫，藥房出售的，包括紅藥水、紫藥水在內，大概只有二三十種藥。市場供應給人的感覺比北京、上海在“文革”期間還要蕭條很多。我的房東告訴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實行配給供應。面粉、豬肉、雞蛋、甚至食糖，都憑證供應。牛肉是國家專營，私人買不到，只供應給涉外的飯店和餐館。街上的車大都是50年代的汙染耗油的舊車，所以滿城都飄散著汽車尾氣的味道。車太舊了，所以拋錨的很多，路邊開著車蓋修車也成了哈瓦那的一景，還有用卡車車頭拖著公共汽車車身行駛的車輛。據說中國制造的大型客車已於去年抵達，立即成了整個古巴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政府對社會的控制非常之嚴。手機受到嚴格管制，鮮有人使用。上網也很不方便。除了在市中心有一個我等了半小時還沒有輪到我的網吧外，幾乎只有涉外飯店才能上網，每20分鐘收3個新比索，約等於30塊人民幣。價貴還不說，上網速度非常之慢，打開電子郵件，十幾分鐘就過去了。只有四個電視頻道：一個新聞臺，播送的大都是枯燥無比的會議；一個文藝臺，播送一些不錯的歐美經典故事片；兩個教育臺，傳授數理化、醫學和文化方面的知識，優點是沒有商業廣告的打擾。報紙雜誌很少，《格拉瑪報》（Granma） 是黨報，8個版面的小開本，都是口號和會議新聞，書店圖書的種類和數量也很有限。

人們往往把古巴的問題歸結為美國的封鎖和制裁。但我和一些古巴朋友私下聊天，他們認為，人為的因素至少占一半。比方說，榨糖，為什麽要憑證供應，因為糖價太低，糖農沒有積極性。中國飯店的一位老板說得更痛快，什麽禁運，主要還是自己禁運自己。企業一點進出口權都沒有。看到有人賺了一點錢，政府就開始緊張，要征你稅，最後搞得大家普遍貧困。古巴在80年代初曾嘗試開放農民自由市場、物價改革、工資改革和外貿改革，但由於很快出現了投機倒把、貧富不均等問題，古巴政府就從1986年到1989年進行了“糾偏運動”，強調加強黨的思想工作和精神鼓勵，反對權力下放，使得經濟又回到了原來計劃經濟為主。我曾好奇地在路邊一個只有兩個理發師的一個小店理了個發，但一打聽，這小店也是國營的，離下班時間還有一刻鐘，兩人拍拍屁股走人了，外邊等著的人就對不起了。

與古巴朋友私下聊天，可以感覺到卡斯特羅仍然深孚眾望，但同時人心思變，他們大多數在探討的不是卡斯特羅之後古巴會倒向美國，而是對中國模式和越南模式懷有濃厚的興趣。卡斯特羅的弟弟勞爾·卡斯特羅，也多次表示要學習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並在一些方面已經開始了行動，如通過了更加開放的農業政策，允許古巴市民購買手機、電腦等，這些都是很好的事情。回想起來，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走出計劃經濟的老路，沒有大刀闊斧地進行市場導向的改革，而只對舊的體制修修補補的話，中國恐怕也很難告別古巴今天這種短缺經濟的狀況。

但古巴並不全是弱點，經濟盡管如此困難，但還是實現了全民醫療低保。古巴的嬰兒死亡率據說低於美國。計劃配給供應，顯然保證了人民的最低消費和營養，所以看上去沒有發展中國家那種很多人營養不良的狀況。古巴現在還為一些中南美洲國家的窮人提供醫療幫助，使很多中南美洲的窮人也到古巴來看病。比較起來，我想中國通過30年的改革開放，國力大增，一年已有10萬億的財稅收入，我們在社保方面可以比古巴做得更好。

講到古巴，還有兩件使我深有感觸的見聞：一是在哈瓦那城東一街口矗立著一座為古巴獨立而犧牲的華人烈士紀念碑，上面刻著古巴獨立戰爭英雄蒂格沙達(編者註：即甘劄洛·狄格沙達，Gonzalo de Quesada)將軍盛贊古巴華人的兩句話：“沒有一個華人是逃兵，沒有一個華人是叛徒。”對一個民族的贊揚，這大概是最高級了。在19世紀下半葉的時候，華人人口曾一度占到古巴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9世紀古巴獨立戰爭中，數千華人投入獨立運動，有數支全由華人組成的部隊，英勇善戰，不屈不撓，揚名古巴，這個紀念碑今天仍使遊客停步註目，令華人深感自豪，當年為古巴獨立而長眠在異國他鄉的同胞們值得我們後人追念。古巴這個民族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民族，一個知道感恩的民族一定是一個有希望的民族。

在哈瓦那唐人街，我還看到正對著唐人街口的一棟大樓，上面刻著“太平洋酒店”的繁體字，但早已人去樓空。華人協會70多歲的陶先生告訴我，這些都是我們同胞的財產呀。這些華人業主當時都屬於古巴的富裕階層，古巴革命之後，逃避他鄉，這些財產也就給政府充公了。他說：現在華人門可羅雀，大概只有200來人了，都老了。他還說，哈瓦那曾經是美洲最繁華的城市，“那個時候還沒有拉斯維加斯，美國人周末都到這裏來吃喝嫖賭。許多富人都在這兒買了房子，吃喝玩樂。” 看著哈瓦那海邊大片的現已年久失修的豪華別墅，你就可以想象當年那些富人的奢侈生活，但是巨大的貧富差距導致了1959年的古巴革命。倉皇出逃的富人中不少是華人，當然也帶走了他們的資金、技術和人脈。這個世界上，缺少基本的社會公正和貧富差距過大總會導致動亂和革命，但革命是英勇的、浪漫的，痛快的，而革命之後的建設則是艱巨的、復雜的、耗費時日的。古巴人民在發展的道路還在探索一條符合自己國情的道路，我相信古巴人民也最終會找到這樣一條道路。

至於前蘇聯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走的是激進改革的道路，其結果大家都知道。但我們不能忘記在80年代，戈爾巴喬夫提出“新思維”和政治改革壓倒一切，引來我們國內很多人的羨慕和贊揚。經歷過1949年以來毛澤東時代無休止的政治動蕩的中國民間，特別是知識界，真誠渴望大規模的政治改革，因為我們政治制度中的問題確實不少。

比較一下中蘇兩國在改革戰略上的差別，中國在鄧小平的強勢領導下，走了一條“穩健的改革道路”。如果從政治與經濟互動的角度來看，中國的這個道路也許可以概括為：較大規模的經濟體制改革與較小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而政治改革重點是為經濟改革鋪平道路，這也可以稱為“經濟改革優先的模式”。這個模式產生的利弊大家有目共睹，但總體上利大於弊，中國避免了大的動亂，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18倍於1978年，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

戈爾巴喬夫是政治改革為主軸，用經濟改革來輔助政治改革，結果成了首先要保證政治進程不可逆轉，為此什麽都可以做，違背了經濟規律，結果是災難性的：蘇聯迅速解體，經濟全面崩潰，人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人民多年的儲蓄隨著發瘋似的通貨膨脹化為烏有，人均壽命降到了60歲以下。

我是1990年6月訪問蘇聯的，當時就感到了戈爾巴喬夫的方法行不通。首先是蘇聯經濟非常困難，商品全面短缺。我去莫斯科最大的百貨商店古姆商場, 漂亮的俄羅斯傳統拱頂商廈內，買什麽都要排長隊，在皮鞋和大衣的櫃臺，只有一兩種式樣，排隊總有100來人，而且需要護照才能買。莫斯科的天氣比我預期的要冷，我想買一件風衣，隨即開始體驗蘇聯式排隊，一個小時後輪到了我，一個服務態度非常粗魯的女營業員，告訴我，僅有護照不行，還需要有在莫斯科居住的證明，我只能作罷。中午又步行了一個小時，找不到一個吃飯的地方，餐館少，都排著長隊，營業時間又短。

俄羅斯人很有幽默感，很能苦中作樂。我路過一家電視機商店，裏面都是俄羅斯自己生產的笨重的黑白電視機，我好奇地進去望望，陪我的蘇聯社科院朋友拉了我一下，說：“你可千萬別買這家夥，它說不定會爆炸。我們這兒流行的說法是‘蘇聯的電視機是專門為蘇聯的敵人生產的’。”

激進政治改革帶來的一個巨大問題就是政治參與迅速爆炸，而蘇聯的體制完全沒有為這種參與做好準備。激進的政治改革首先導致了人們質疑蘇聯共產黨的合法性，然後質疑整個蘇聯國家存在的合法性。立陶宛首先宣布脫離蘇聯而獨立，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也緊隨其後。因為經濟形勢已經惡化，戈爾巴喬夫亂了章法，他本人的威望幾乎蕩然無存，誰都可以拿他開心。一個俄羅斯漢學家對我說了這麽一個笑話，有個人發誓要去克裏姆林宮把戈爾巴喬夫給殺了，於是他拿了把手槍便上路了，但不一會兒就回來了。人家問：怎麽回來了？他說，要殺戈爾巴喬夫的人排著長隊，我等不及了，只能回來。

我記得1993年“休克療法”的策劃者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薩克斯教授曾來日內瓦大學做講座。在場的一位俄羅斯知名學者、前蘇聯的美國加拿大研究所所長阿爾巴托夫，突然站起來提問。他用很清晰的英文質問薩克斯，“我的祖國已經解體了，你高興嗎？”說完拂袖而去。薩克斯一臉錯愕。他退場後，薩克斯說：“不是我們的方案設計不好，而是剛才提問的那麽一批共產黨的老朽在阻礙我們的改革，使得我們的改革方案受挫。”但人們更要問的是：改革方案的設計怎麽能不考慮到各種反對因素呢？

實際上關鍵還是這些美國學者不懂得俄羅斯的國情，亂開藥方，而蘇聯從普通的公眾到政治精英當時都迷信西方，迷信美國，全盤接受了西方政治話語，結果導致國家解體的悲劇。戈爾巴喬夫本人至今仍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很多俄羅斯民眾不能原諒他。戈爾巴喬夫在自己人民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1996年他曾參選俄羅斯總統競選，得票率竟不到百分之一。一位俄羅斯朋友最近對我說：“90年代那些年，對俄羅斯是一場空前的浩劫，只有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什麽今天的俄羅斯人對美國這麽反感，對普京這麽支持。”

綜合比較中國過去30年中出現過的不同模式選擇，我的結論是：我們的“穩健改革模式”雖然問題不少，但確實比“極左”和“極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蘇聯的“激進改革模式”要好。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通過30多年的奮鬥，經濟迅速增長，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國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而這些統計還是建立在人民幣被低估的基礎上的。西方人對中國有各種各樣的批評指責，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認中國這些成就的已經為數不多了。如果說我們大約300年前開始落後於西方，現在確實是趕上來了。

張維為：最不壞的模式——從丘吉爾的名言說起


在一個人口比美國、日本和整個歐洲之和還要多的國家，進行了這樣一場翻天覆地的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沒有走西方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和擴張的老路，在自己內部消化所有伴隨現代化而來的各種錯綜復雜的問題，整個社會保持了基本穩定，並使之成為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中國究竟怎麽做到這一切的，全世界都想知道。

我曾出版過兩本英文專著探討中國發展道路的問題，2006年11月我又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模式的魅力》的評論, 就這個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2007年底，美國有影響的《新觀點》季刊把這篇文章和基辛格、斯蒂格利茲、亨廷頓等人的文章編在一起，出版了一個探討全球化有關問題的專刊。其實不是我的文章寫得怎麽好，而是西方一些有識之士也開始反思，為什麽西方自己的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收效甚微，而中國沒有采用西方的模式卻能夠如此迅速地崛起。

30年的時間不過是歷史的彈指一揮間，中國卻發生了巨變，整個世界為之驚訝，稱之為“中國奇跡”，我們的經濟總量增加了18倍，我們大部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堪稱世界之最。但奇跡也伴隨著問題，引來了爭議、甚至非議。至此，我想起了英國大政治家丘吉爾在40年代評論西方民主制度時說過的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別的制度更不好”，他的意思是與其他制度相比較，民主制度盡管有很多問題，仍然是最不壞的制度。但丘吉爾是在西方發達國家的語境中說這番話的。他本人一貫捍衛與民主背道而馳的大英帝國法統。比方說，他堅決反對印度獨立，更不要說支持印度采用西方的民主制度了。但現在丘吉爾的這句話，已被不少人抽離了特定的歷史環境和文化條件，變成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聖旨，甚至導致了民主原教旨主義，結果也給這個世界帶來不少麻煩。丘吉爾本人如果仍然健在的話，看到世界上這麽多諸如菲律賓、海地、伊拉克這樣的劣質民主，看到民主的印度至今還有4.2億人仍然生活在貧困之中，不知他老先生會有什麽感受，但這是後話。

我這裏只想套用丘吉爾的句式說這麽一句話：中國發展的模式很不好（有很多問題和抱怨為證），但是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別的模式似乎還沒有中國模式好，也就是說相比之下，中國模式可能屬於最不壞的發展模式。當然，我把中國模式看做是“東亞模式”的一種獨特的延伸。也就是說，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方面，還沒有比東亞（“四小龍”+中國）模式更好的模式。亞洲“四小龍”在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府幹預，實行趕超戰略，雖然也出現過各種嚴峻的問題甚至危機，但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現現代化方面，其他模式還無法比擬。與“四小龍”相比，中國又同時完成了現代化事業起飛和經濟體制的轉型。中國還是一個13億人口的世界性大國，具有“四小龍”所無法比擬的規模效應，中國發展模式對整個世界的影響自然也更為深遠。

中國發展模式雖然衍生出不少問題，但與其他發展中國家所走的道路相比，特別是那些執行西方主導的發展模式的國家相比，中國模式還真是不錯。西方八九十年代曾在非洲推行了所謂“結構調整方案”，大力削減公共開支、減少政府的作用，結果使非洲的國家能力變得更加脆弱，一般認為這是導致非洲國家經濟和社會危機惡化、艾滋病嚴重失控的主要成因。美國在俄羅斯推行了“休克療法”，今天被很多俄國人稱為俄羅斯歷史上出現的第三次“浩劫”（前兩次是13世紀蒙古鐵騎的入侵和二次大戰中德國納粹的入侵）。“華盛頓共識”要求發展中國家，不管條件成熟與否，都推動資本市場自由化，結果引來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從美國開始的金融海嘯，使不少國家的經濟倒退10到20年。回想起來，如果中國當初沒有自己的主心骨，攤上了這三個餿主意中的任何一個，後果將不堪設想。多虧中國堅持走自己的道路，才避免了上述災難。

張維為：東亞模式之爭


“東亞模式”是有爭議的，這裏首先要對“東亞模式”這個概念作個界定。我這裏講的東亞模式指的是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臺灣地區、香港地 區）在相似的歷史、文化（尤指儒家文化）背景下，采取了具有現代化導向的政府幹預，推行出口導向的經濟政策，重視人力資源開發，實行趕超戰略，迅速實現現 代化的一種模式，而不是指包括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在內的泛義的“東亞模式”，因為那些國家我也都訪問過，他們雖然想學“四小龍”，但我的感覺 是他們遠遠沒有達到“四小龍”的現代化水準。我講的“東亞模式”也不含現代化後期的韓國和臺灣地區（他們後來轉而采用西方民主模式，但這條路走得並不順 當）。

在經濟發展早期，韓國、新加坡、臺灣的政府當局對經濟進行直接幹預，經濟起飛後，又逐步轉為間接幹預，而香港政府的作用則表現在制定經濟發展戰略， 制定引資政策，補貼公共商品供給，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東亞模式盡管自身有不少弱點，但其總體的成功是不容置疑的，因為“四小龍”是戰後世界上惟一從第三 世界的起點出發，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水準的社會。

東亞模式由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而備受爭議，因為該危機使泰國、韓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家蒙受了巨大的損失。馬來西亞總理馬哈 蒂爾曾說，一夜之間，我們過去20年的發展努力付之東流。在對亞洲金融危機原因的分析中，美國學者和國內不少學者都把重點放在“權貴資本主義” (crony capitalism)，也就是說東亞模式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政府主導經濟，引起利益集團與政客勾結，造成信貸膨脹，缺乏權力監督，錢權交易腐敗，最終成為 泡沫經濟。中國也出現了不少類似的問題，需要註意提防和解決，特別要註意從制度上來解決，千萬不要等到一發而不可收的時候才解決，那就太晚了。

但這裏要作一個區分： 第一，上述這些國家中，除了韓國外，其他國家都不屬於我所講的東亞模式，他們試圖學習東亞模式，但遠遠沒有達到質的飛躍。這些國家政府幹預的前瞻性、連貫 性和科學性都遠不如“四小龍”的水平，後來又盲目跟進美國搞金融自由化，加上權貴經濟等因素，成為亞洲金融危機的重災區。第二，東亞很多學者則認為，亞洲 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是“賭場資本主義”(casino capitalism)，也就是說國際金融市場缺乏監管，沒有任何道德約束的金融投機大鱷興風作浪，大發橫財，這個過程本身也不乏諸多腐敗因素。我認為 “權貴資本主義”和“賭場資本主義”（東亞國家和地區資本市場過早地開放、金融領域過早地自由化、缺乏監管的國際金融體系等因素）綜合在一起，造成了這場 危機。蒼蠅不叮沒有縫的雞蛋，蒼蠅和雞蛋上的縫都是危機的原因。我們在譴責和提防“權貴資本主義”的同時應該推動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遏制“賭場資本主 義”，否則國際經濟還會出現大問題。2008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引發金融海嘯，重創了美國自己並禍害整個世界，就是一個例子。

印度裔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在1997亞洲金融危機後曾說過這個危機“是對實行不民主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懲罰”，不知他現在對這場比亞洲金融危機嚴重無數倍的金融海嘯竟發生在 美國這麽一個“民主典範”國家該如何解釋？為了證明西方模式是普世價值，阿瑪蒂亞•森還大膽地比較了博茨瓦納和新加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實行強勢政府的東 亞模式不比西方民主模式好。他在《民主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一文中是這麽說的：“博茨瓦納是非洲經濟增長紀錄最好的國家，也是全世界經濟增長紀錄最好 的國家之一，它幾十年來一直是非洲大陸上的一塊民主制度的‘沙漠綠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國的高經濟增長當作威權主義體制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做得更好的 ‘確鑿證據’，那我們就不能回避從博茨瓦納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結論。”

阿瑪蒂亞•森錯了。筆者去過新加坡，也去過博茨瓦納，兩個國家有天壤之別。博茨瓦納雖然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沒有出現大亂子，礦產資源比新加坡多一 萬倍，但博茨瓦納離現代化的目標還十分遙遠，47%的人還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博茨瓦納公共衛生政策失敗，導致艾滋病泛濫，人均壽命一度低於40歲，現在也 才50來歲。在聯合國開發署2011年的人類發展指數上，新加坡排名26位，博茨瓦納排名118位。真不知道諾貝爾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怎麽會犯如此常識性 的錯誤。這也告誡我們，一定要相信“實事求是”，不要被一些理論權威所迷惑，我沒有專門研究過阿瑪蒂亞•森的經濟學理論，但他關於民主的研究確實漏洞很 多，經不起推敲。

在東亞及中國模式中，香港地區、新加坡、中國，或者說那些沒有采用西方民主制度的社會倒是成功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臺灣地區80年代中期開始走向 “民主化”，但1997年金融危機時執政的還是國民黨的團隊。臺灣陸委會原主委蘇起曾對我說過，臺灣國民黨的文官系統，至今為止沒有一個部長以上的官員是 腐敗的，而黨的系統後來腐敗了。換言之，臺灣在一個稱職的文官精英政府領導下，成功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如果換成後來搞民粹主義的民進黨政府，8年換6 個“行政院長”，是否還能夠抵禦這樣一場危機，恐怕就難說了。

另外一個實行了西方民主化的是韓國。韓國的“權貴資本主義”確實可以追溯到60年代，當時韓國的銀行成了政府經濟政策的影子，金融機構按照政府官員 的意誌貸款給和政府關系密切的大公司，但依我之見，韓國銀行資金的濫放似乎與1987年開始的民主化成正比，隨韓國民主化而來的是經濟民族主義的迅速擡 頭，政府盲目擴大對韓國企業的投資，90年代初又實行資本市場自由化，知識界民族主義情緒高漲，政客們忙於黨爭，經濟監管嚴重失控，使得韓國成為金融危機 的最大受害者之一。

但盡管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嚴重影響，韓國在金融危機前已經實現了經濟上的一個質的飛躍，你只要比較一下韓國和坦桑尼亞： 50年前，坦桑尼亞的人均收入還高於韓國，但現在怎麽能比，兩個國家有天淵之別，原因就是韓國通過東亞模式實現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質的飛躍，而坦桑尼亞還 是一個極其落後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模式與東亞模式有許多共同之處。

首先，中國也有一個強有力的、現代化導向的政府。這個政府有能力凝聚全民對於實現現代化的共識，保證政治和宏觀經濟的穩定，並在這種環境中進行大規模的改革開放。

其次，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也采取了出口導向型的政策，積極參與了全球化和國際競爭，並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國整體的經濟水平和綜合競爭力，當然出口 導向政策也有自己的代價。中國還有“四小龍”難以比擬的巨大的國內市場，使得中國經濟也成為拉動推動亞太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火車頭。

第三，中國也是高儲蓄率，高投資率。

第四，中國也重視教育和人力資源開發。

第五，中國也實現了某種產業結構的深層次變革：由傳統的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商業經濟、服務經濟。

但中國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獨特的一面，這種獨特性來源於中國獨特的國情： （1）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而總體教育水準仍低於四小龍；（2）中國在實現現代化起飛的同時，還要完成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變；（3）中國有長期 動亂的歷史。可以說中國現代化所面臨的挑戰要百倍於“四小龍”當時所面臨的挑戰，正因為如此，中國這30多年的成就來之不易，中國模式的成功自然也格外引 人註目。

張維為：中國模式的獨特之處


中國模式總體上是一種“穩健改革模式”，它有下列獨到之處：

首先，作為一個有長期動蕩歷史的超大型國家，中國在處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系方面找到了平衡點：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實現了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連續30多年長時期、大跨度的持續發展，從而為中國走向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指導方針非常務實，即集中精力滿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貧困，並在這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過去20來年中，中國脫貧的人數占世界脫貧總人數的70%。如果沒有中國扶貧的成績，整個世界的扶貧事業將黯然失色。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美國人所說的恐怖主義，而是消除貧困，因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極其貧困的狀態之中，其中8至9億人（超過發達國家的人口總和）還在挨餓。就此一點，中國的經驗就具有深遠的國際意義。

第三，實事求是，一切都要經過試驗，不斷地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地進行大膽而又慎重的制度創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內進行試點，成功了再推廣到其他地方。這不是包醫百病的辦法，但確實大大減少了新措施可能給社會帶來的震蕩。這使中國避免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帶來的癱瘓，也使中國成功地抵禦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從美國開始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僅抵禦金融危機這一項，中國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訪問印度尼西亞，當地學者告訴我亞洲金融危機使印尼過去20年的發展成果付之東流。很難想像如果中國未能抵禦住金融危機，將是什麽後果。

第四，拒絕“休克療法”，推行漸進改革：不是砸碎現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爐竈，而是盡可能利用現有不完善的體制來運作，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革這個體制本身，使之轉化，為現代化服務。這種做法比較接近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傳統。英國人相信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和文化判斷的相對穩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說的“有保留的改革”，並堅持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應該主要從自己的傳統中逐漸衍生而來，而不是通過追求某種純而又純的理想模式而來。

第五，確立了比較正確的優先順序。中國改革開放大致展現了一個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順序是先易後難；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後政治改革。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為第二階段的改革創造了條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續漸進、分輕重緩急，最後通過逐步積累而完成。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務實有效的成功之路，對中國的政治改革也有啟迪。

第六，以開放的態度，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絕不盲從。

在2011年出版的《中國震撼》一書中，我又把中國模式歸納為8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

中國模式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的還相當嚴峻，我們非認真解決不可。例如，我們的政府幹預過多，造成某些市場的發育不足；我們某些領域內的政治改革相對滯後，導致行業壟斷和尋租腐敗；我們的貧富差距問題、生態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等，都引起了廣泛不滿。但是只要我們頭腦清醒、意誌堅定、集思廣益，這些問題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甚至可以成為我們下一步全面發展、更上一層樓的機遇。實際上，把危機轉化為機遇也一直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特點，而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績也為解決問題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和經驗智慧。

有人認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廂情願。發展中國家采用蘇聯模式的沒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鮮有成功，這是我走訪100多個國家後得出的結論。以反腐敗為例，從研究腐敗問題的最權威的國際組織《透明國際》的歷年報告來看，從我自己的實地觀察來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如印度、菲律賓、泰國、孟加拉、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烏克蘭、俄羅斯等這些與中國相對可比的國家，腐敗程度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腐敗到骨子裏的很多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了。其實原因並不復雜，在經濟落後的國家，腐敗分子幾乎都可以打著民主的旗幟，通過賄選或民粹主義易如反掌地獲得實權，為自己的腐敗找到合法的保護傘。

而像俄羅斯和烏克蘭這樣的轉型國家，劇烈的政治轉型導致了一段時間內政府的全面癱瘓，結果腐敗就一發而不可收。亞洲“四小龍”中，韓國和臺灣地區在經濟發展起來之後，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敗問題卻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思。相比之下，倒是沒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區成為亞洲反腐敗最成功的地方，他們的辦法就是建立法治社會，構建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機制，其經驗值得認真研究和借鑒。

我們今天遇到過的問題，歐洲歷史上也都遇到過。在歐洲工業革命時期，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腐敗之嚴重，令人發指。但是與今天的中國相比，這些國家卻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如英國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送到非洲，把異教徒送到美洲，還能自己制訂世界政治和經濟幾乎所有的“遊戲規則”，其貧富差距大於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沒什麽問題，因為上千萬黑人奴隸和華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國今天則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化解所有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各種矛盾和難題。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時，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萬人，少於今天的上海。法國19世紀工業革命時，人口也只有2000多萬，而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進行這樣一場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在自己境內消化所有的問題，沒有向外擴張，而是給大部分國人和大部分國家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且還使中國成了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正是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義非同尋常。中國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乃至犧牲，闖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開辟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有這樣的精神財富和物質積累，我們可以從容自信地應對各種挑戰。

歷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大都解決了，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工業革命前歐洲國家人均壽命不到30歲，以後就逐步增高，直至現在的近80歲。但是回想起來，當初這些國家如果因為各種社會問題，過不了工業革命這個坎，他們就不可能達到今天發達國家的地位。中國現在就在過這個坎，不過就會功虧一簣。回想一下，鄧小平當年反復講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就是因為他預料到了在中國走向富強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他認為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一定要過這個坎，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偉大的未來。這是一種深邃的歷史眼光和國際視野，歷史會證明鄧小平的選擇是正確的，中國的選擇是正確的。

張維為：中國模式 你的獨特之處


中國模式總體上是一種“穩健改革模式”，它有下列獨到之處：

首先，作為一個有長期動蕩歷史的超大型國家，中國在處理穩定、改革和發展三者的關系方面找到了平衡點：在堅持穩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動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實現了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連續30多年長時期、大跨度的持續發展，從而為中國走向一個真正的世界強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第二，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指導方針非常務實，即集中精力滿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貧困，並在這個領域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過去20來年中，中國脫貧的人數占世界脫貧總人數的70%。如果沒有中國扶貧的成績，整個世界的扶貧事業將黯然失色。當今世界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美國人所說的恐怖主義，而是消除貧困，因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極其貧困的狀態之中，其中8至9億人（超過發達國家的人口總和）還在挨餓。就此一點，中國的經驗就具有深遠的國際意義。

第三，實事求是，一切都要經過試驗，不斷地總結和汲取自己和別人的經驗教訓，不斷地進行大膽而又慎重的制度創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個比較小的範圍內進行試點，成功了再推廣到其他地方。這不是包醫百病的辦法，但確實大大減少了新措施可能給社會帶來的震蕩。這使中國避免了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國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帶來的癱瘓，也使中國成功地抵禦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從美國開始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僅抵禦金融危機這一項，中國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訪問印度尼西亞，當地學者告訴我亞洲金融危機使印尼過去20年的發展成果付之東流。很難想像如果中國未能抵禦住金融危機，將是什麽後果。

第四，拒絕“休克療法”，推行漸進改革：不是砸碎現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爐竈，而是盡可能利用現有不完善的體制來運作，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革這個體制本身，使之轉化，為現代化服務。這種做法比較接近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傳統。英國人相信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和文化判斷的相對穩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所說的“有保留的改革”，並堅持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應該主要從自己的傳統中逐漸衍生而來，而不是通過追求某種純而又純的理想模式而來。

第五，確立了比較正確的優先順序。中國改革開放大致展現了一個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順序是先易後難；先農村改革，後城市改革；先沿海後內地；先經濟改革為主，後政治改革。這種做法的好處是，第一階段的改革為第二階段的改革創造了條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續漸進、分輕重緩急，最後通過逐步積累而完成。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務實有效的成功之路，對中國的政治改革也有啟迪。

第六，以開放的態度，有選擇地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絕不盲從。

在2011年出版的《中國震撼》一書中，我又把中國模式歸納為8個特點，即實踐理性、強勢政府、穩定優先、民生為大、漸進改革、順序差異、混合經濟、對外開放。

中國模式也衍生出不少問題，有的還相當嚴峻，我們非認真解決不可。例如，我們的政府幹預過多，造成某些市場的發育不足；我們某些領域內的政治改革相對滯後，導致行業壟斷和尋租腐敗；我們的貧富差距問題、生態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問題等等，都引起了廣泛不滿。但是只要我們頭腦清醒、意誌堅定、集思廣益，這些問題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甚至可以成為我們下一步全面發展、更上一層樓的機遇。實際上，把危機轉化為機遇也一直是我們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特點，而過去30多年所取得的成績也為解決問題提供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和經驗智慧。

有人認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實際上，這是一廂情願。發展中國家采用蘇聯模式的沒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鮮有成功，這是我走訪100多個國家後得出的結論。以反腐敗為例，從研究腐敗問題的最權威的國際組織《透明國際》的歷年報告來看，從我自己的實地觀察來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如印度、菲律賓、泰國、孟加拉、印度尼西亞、阿根廷、烏克蘭、俄羅斯等這些與中國相對可比的國家，腐敗程度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腐敗到骨子裏的很多非洲的所謂民主國家了。其實原因並不復雜，在經濟落後的國家，腐敗分子幾乎都可以打著民主的旗幟，通過賄選或民粹主義易如反掌地獲得實權，為自己的腐敗找到合法的保護傘。

而像俄羅斯和烏克蘭這樣的轉型國家，劇烈的政治轉型導致了一段時間內政府的全面癱瘓，結果腐敗就一發而不可收。亞洲“四小龍”中，韓國和臺灣地區在經濟發展起來之後，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敗問題卻有增無減，其中原因值得深思。相比之下，倒是沒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地區成為亞洲反腐敗最成功的地方，他們的辦法就是建立法治社會，構建令腐敗分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機制，其經驗值得認真研究和借鑒。

我們今天遇到過的問題，歐洲歷史上也都遇到過。在歐洲工業革命時期，貧富差距之大，社會公正之少，腐敗之嚴重，令人發指。但是與今天的中國相比，這些國家卻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種社會矛盾，如英國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送到非洲，把異教徒送到美洲，還能自己制訂世界政治和經濟幾乎所有的“遊戲規則”，其貧富差距大於今天的中國幾十倍也沒什麽問題，因為上千萬黑人奴隸和華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國今天則要在自己的國土上，化解所有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所帶來的各種矛盾和難題。英國18世紀工業革命時，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萬人，少於今天的上海。法國19世紀工業革命時，人口也只有2000多萬，而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在這樣的不利條件下，進行這樣一場大規模的工業革命和社會革命，在自己境內消化所有的問題，沒有向外擴張，而是給大部分國人和大部分國家都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而且還使中國成了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正是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義非同尋常。中國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幹乃至犧牲，闖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和模式，開辟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廣闊前景。有這樣的精神財富和物質積累，我們可以從容自信地應對各種挑戰。

歷史上的工業革命雖然帶來了各種社會問題，但這些問題最終大都解決了，這些問題也不妨礙工業革命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之一。工業革命前歐洲國家人均壽命不到30歲，以後就逐步增高，直至現在的近80歲。但是回想起來，當初這些國家如果因為各種社會問題，過不了工業革命這個坎，他們就不可能達到今天發達國家的地位。中國現在就在過這個坎，不過就會功虧一簣。回想一下，鄧小平當年反復講改革開放一百年不動搖，就是因為他預料到了在中國走向富強的過程中一定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他認為一定要堅持下去、一定要克服這些困難、一定要過這個坎，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偉大的未來。這是一種深邃的歷史眼光和國際視野，歷史會證明鄧小平的選擇是正確的，中國的選擇是正確的。

張維為：中國模式的成功及其前景


我想談三個問題：

中國模式取得了成功

中國模式的成功在國際比較中才能更好的理解。中國模式帶來了長達30多年的高速增長，這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持續時間最長的高速增長。如果以脫貧的人數為指標，那麽中國過去30年所取得的成就超過了世界上所有發展中國家的總和，因為世界上70％的脫貧是在中國實現的。如果以經濟發展為指標，那麽中國的成就超過所有轉型經濟國家的總合，因為過去30年中，中國經濟增加了18倍之多，而轉型經濟國家總體上為1倍左右；如果以趕超發達國家為參照系，那麽中國已經形成了3億人口（約等於美國的人口）左右的“準發達國家”板塊。這個板塊在硬件和軟件的許多方面都可以和發達國家競爭，例如上海的地鐵、高鐵、機場、港口、商業設施、人均壽命、嬰兒死亡率、社會治安等方面均比紐約做的好，當然中國也有自己的不少問題。更重要的是這個巨大的“準發達國家”板塊與一個更大的“新興經濟體”板塊之間已經形成了一種高度良性互動的關系，這種良性互動推動著整個中國迅速崛起。

中國的成功來自不易

這一點也是通過國際比較才能看得更為清楚。歷史上西方大國的崛起過程都伴隨著社會利益調整帶來的各種問題，甚至劇烈動蕩和戰爭，但相比之下，西方當時解決各種問題比今天的中國要容易得多。以英國為例，英國崛起的時候，英國本土人口才一千多萬人，只有今天上海的一半，但它已經擁有比自己領土大幾十倍的殖民地，它可以把自己的嚴峻問題統統“出口”到外部世界，它把罪犯“出口”到澳大利亞，把失業者“出口”到非洲，把持不同政見者“出口”到美洲，它貧富差距比中國大幾十倍都沒有關系，因為當時連奴隸制都是合法的，而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只能在自己內部消化伴隨著國家崛起帶來的各種問題。但中國發展實踐已經證明，中國雖然面臨各種挑戰，中國總體的成功是確切的，中國也有能力應對自己崛起過程中的各種挑戰。

第三、中國模式前景樂觀

過去三十年，對中國的預測有悲觀的，有樂觀的，但悲觀的幾乎都錯了，樂觀的幾乎都對了。為什麽會是這樣的結果？因為中國已經基本找到了自己的成功的道路，或者叫中國模式。在經濟領域內，中國已經形成了“看不見的手”與“看得見的手”相結合的混合經濟模式，這個模式並非十全十美，但已經奠定了中國崛起的基礎，明顯勝於導致西方金融危機的“華盛頓共識”。在社會建設方面，中國推動的是國家與社會的良性互動，而不是兩者對抗的模式。這個路徑還在摸索之中，但思路正確，前景看好。另外，中國已經以世界最快的速度建立了覆蓋了13億人的基本醫保制度，而美國至今還有六分之一的國民沒有醫保；中國的住房自有率也一舉超過了所有發達國家，可以說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經歷過如此之快的財富增長。

在政治領域內，我們“選拔＋某種形式的選舉”的制度創新，雖然還在完善之中，但已經不怕和西方僅僅依賴選舉的政治模式競爭；我們一系列五年計劃的成功制定和執行，以及這個過程所展現的決策民主的質量和經濟社會效益，西方模式還難以企及。

在未來的改革中，我們最需防範的是政治浪漫主義。政治浪漫主義的特點是：不顧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事實，處處以西方為馬首是瞻，不停地呼喚激進變革。我在蘇聯解體前訪問過蘇聯，在南斯拉夫解體前訪問過南斯拉夫，我在近著《中國觸動》對此有比較詳細的介紹。我提到：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像人生，關鍵的幾步不能走錯，走錯就要傷筋動骨，甚至全盤皆輸。當時這兩國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都被西方淺薄的民主話語忽悠了，結果就釀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劇，經濟崩潰，國家解體。中國模式並非十全十美，但其總體的成功令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望塵莫及，西方國家本身也受到強烈震撼。中國模式形成於世界範圍內的競爭之中，競爭產生的東西就是厲害，所以中國模式不會走向崩潰，只會進一步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輝煌。

張維為：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


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許多具體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義，但這些做法背後的思想，特別是“實事求是”、“和諧中道”、“循序漸進”、“標本兼治”、“和而不同”等，則可能有相當的普遍意義。沿著這樣的思路，中國應該能夠沈著地應對，並最終有效地處理和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各種嚴峻挑戰。這些思想同時也構成了中國的政治軟實力。

我們常說：中國硬件進步很大，軟件跟不上。這個說法，一般地講，筆者完全同意。我們的地鐵這麽新、這麽漂亮，但大家擁擠著上車，不排隊，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我們市民素質還有待很大的提高，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仔細一想，中國的硬件進步這麽大，是不是也有我們自己軟件的一部分功勞呢？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從高速公路到機場港口，發展如此之迅速，難道不也有我們自己指導思想和相關決策的功勞嗎？推而廣之，我們為什麽能使4億多人擺脫貧困，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則有增無減呢？我們為什麽能夠抵制“休克療法”呢？我們為什麽能夠避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金融海嘯呢？我們是如何克服SARS危機的？我們是如何較為順利地渡過了加入世貿組織的5年過渡期並成為世界最大出口國的？我們是如何眾誌成城地應對2008年冰凍災害和汶川地震的？我們是如何組織世界上最精彩難忘的奧運會和世博會的?我們是如何在13億人口的國家裏迅速實現基本醫療保險，而美國還有近50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

這些問題的答案其實就是中國的軟實力。

中國的軟實力不能僅僅是太極拳、中華美食、寫意畫、書法、功夫、舞龍、孔子學院等，同樣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是政治軟實力、政治價值觀、治理模式，等等，並且這種軟實力，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其他國家和人民也要有一定的吸引力。

作為有國際意義的軟實力，它必須能回應我們這個世界提出的諸多挑戰。當今世界面臨四大難題：第一是貧困與發展問題；第二是和平與戰爭問題，包括恐怖主義問題；第三是不同文明之間的沖突以及包容的問題；第四是生態環保問題。西方模式能解決這些問題嗎？迄今為止的經驗表明：不能。在可預見的未來，也不容易。倒是中國模式給人們帶來了希望。

西方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加劇了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貧困。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Maddison）對世界上千年的經濟發展規律進行了研究，得出結論：在這漫長的歷史的絕大部分時期，富國和窮國的差距基本上為2∶1，但從18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始，世界各地貧富差距擴大的進程大大加快了。根據美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的計算，現在發達國家的人均資源消費量是發展中國家的32倍。世界上還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其中8至9億人還食不果腹。但即使是這樣，西方還是力求通過一切手段來鞏固自己已經得到的好處。在這種極不公正的國際經濟秩序中，中國硬是走出了一條自己的發展道路，在消除貧困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這對解決世界的貧困問題會有啟發。中國在幫助發展中國家的過程中提出的“互利雙贏”觀念，也廣受發展中國家的歡迎。

在戰爭與和平的問題上，過去幾年中，美國主導的“民主輸出”模式導致了世界更加動蕩不安，僅伊拉克戰爭就造成了多少生靈塗炭？多少財產損失？多少平民流離失所？而恐怖主義對美國、對世界的威脅則有增無減。你到世界任何地方去，美國駐外的大使館都是最壁壘森嚴的，被重重屏障和警衛包圍著。美國盡管有世界上最強的軍事力量和最大的軍備開支，但美國的自我安全感比自己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低。相比之下，中國人堅持“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理念，主張通過標本兼治與國際合作的方法來解決國際恐怖主義問題，這看來是更為可行的思路。

在文明沖突問題上，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矛盾遲遲解不了套，甚至有愈演愈烈之趨勢。幾年前，丹麥畫家發表了嘲笑伊斯蘭教創傳者穆罕默德的漫畫，在伊斯蘭國家引起軒然大波。2008年，由於一些伊斯蘭極端分子威脅要刺殺這位畫家，丹麥所有報紙決定重新刊登這幅漫畫，又引來了新一輪的文明對抗。就我自己的觀察而言，丹麥可算是西方世界中最開明的國家之一，但是在處理漫畫事件中，丹麥主流媒體還是無法脫離正面對抗、零和遊戲的西方傳統。

鑒於此，我們怎麽還能指望西方在處理其與伊斯蘭國家的關系上展現出更為開明包容的態度呢？倒是哈佛大學亨廷頓教授（SamuelHuntington）自己說得比較坦率，他說：“在多元的、多種文明並存的世界中，西方的責任是保護自己利益，而不是促進其他民族的利益，也不應為與西方沒有多少利益關系的民族排憂解難。”中國人講“和而不同”，不同文明互相關聯、互相尊重、互相體讓、取長補短，這比亨廷頓的觀點要高明。這也是中國歷史上鮮有宗教戰爭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國這種推己及人的思維可以比西方自我中心的思維更好地化解不同文明之間的矛盾。

在環境保護的問題上，美國是世界上溫室氣體排放最多的國家，人口不到世界的十分之一，卻消耗著四分之一的世界能源。世界上窮國對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最小，富國的責任最大，但全球變暖的最大受害者卻是窮國和窮人。就像當年靠一人一票，不可能廢除美國南方的奴隸制一樣，今天靠一人一票也不可能改變美國人浪費世界資源的消費習慣。歐洲也一樣，雖然環保意識空前高漲，能源消費也低於美國，但是要大部分歐洲人改變自己仍然是相當浪費的生活方式，談何容易。中國在環境保護方面，現在做得還很不盡如人意，但從我們的發展模式中，可能孕育出比西方更為有效的環保思路和方法。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一旦形成了廣泛的共識，我們解決問題的總體效率大大高於西方制度。這個軟實力用到環保事業上，也會產生全球性的影響。世界已驚訝地註意到在短短的幾年內中國已經在電動汽車、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領域內迅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簡而言之，中國模式雖然還在完善之中，但在解決上述四個挑戰方面已經展現了自己的獨特影響力，這種影響只會隨著中國的崛起而增加。我在第五章中還將進一步探討生態保護問題。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過去要麽蘇聯模式，要麽西方模式。冷戰結束後，蘇聯模式隨著蘇聯解體而退出歷史舞臺，西方主流認為這是歷史的終結，剩下的就是一條不歸路：全世界都將擁抱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冷戰後的情況表明世界事務要復雜得多，如果西方的制度真是普世適用的，那麽為什麽在第三世界一推行，則屢屢失敗，從菲律賓到海地到伊拉克都是如此？

中國模式回應了當今世界面臨的一些根本性的挑戰：發展中國家有沒有權力把消除貧困、實現現代化放在最優先的地位？有沒有權力從自己的傳統與現代的互動中衍生出適合自己國情的制度安排？有沒有權力在實現各項人權的過程中，根據自己的情況，分輕重緩急？有沒有能力提出自己的核心價值觀，並影響迄今為止西方思想占主導的主流價值體系？中國的經驗對此都給予了肯定的回答，這些回答也體現了中國今天的世界眼光和人類意識。

中國模式相對成功帶來的不僅是中國的崛起，而且是一種新的思維、新的思路，甚至可能是一種新的範式變化（paradigmshift），一種現有的西方理論和話語還無法解釋清楚的新認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崛起也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這將對解決中國自己面臨的挑戰，對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對全球問題的有效治理，對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未來的演變，產生深遠的影響。中國模式還會不斷完善，並給這個世界帶來更多的驚喜。

光明日報訪張維為：講出“中國話語”


《中國震撼》在國內文化界和出版界引起的“震撼”猶在，一本由張維為舊作修訂而成的新書《中國觸動》，再一次“觸動”了讀者。

“一個只會使用別人話語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沒有分量的，中國人要用自己的話語來解讀中國和世界，中國崛起的過程也必然是一個中國話語崛起的過程。”這，正是張維為這幾年不停寫作的初衷。

記者：《中國震撼》出版後在國內引起強烈反響，這是您之前能夠預想到的嗎？您自己是如何看待這一現象的？

張維為：我確實沒有預料到讀者會有這麽強烈的反響，但後來想了一下，可能有幾個原因：

第一，中國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迅速崛起的同時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引起了關於中國模式的激烈爭論，大家普遍期待一種比較全面的、有說服力的解讀，我提供了基於自己長期研究和思考的一家之言，比較強勢，這大概是引起反響的主要原因。

第二，這本書是構建中國話語的一種嘗試。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崛起一定要伴隨中國話語的崛起，否則這種崛起是靠不住的，甚至會前功盡棄。沒有話語自信，自己做對的事情也會被看作是做錯了，或者只被看作是過渡階段的事情，最終還是要放棄的，但我從中國“文明型國家”的視角來解釋中國的制度安排，解釋中國自己的一整套做法，論證了這些安排和做法的深層合理性，並強調這些安排和做法還可以改進，但他們已經構成了中國模式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這是我自己長期研究中國模式的心得，也是自己實地走訪百國比較之後得出的慎重結論。這些心得和結論大都涉及中國發展的大思路，中國是個大國，大國崛起需要大思路，這可能也是此書引起反響的原因之一。此外，我也嘗試了話語風格的創新，不說套話，我確實也不會說套話。不少人說讀這本書有耳目一新的感覺，這也是我所期待的。

三是近幾年，我們媒體和知識界的一些人，出於某種目的，全面否定自己的國家，簡直到了荒謬的地步，他們故意把中國這個世界上進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大的國家描繪得淒淒慘慘，民不聊生，國將不國了。我比較強勢地回應了這些人的質疑和挑戰，我把中國的成就與問題和發展中國家比，和轉型經濟國家比，和西方國家比，得出了自己的結論。許多讀者說讀這本書感到很爽，很給力，這證明了比較的力量，說真話的力量。中國模式並不完美，甚至有不少問題，但在國際比較中明顯勝出，而且前途看好。不管中國今天面臨多少問題，我們一定要先充分地肯定自己的成績，再來自信地解決問題，中國今天所有的問題都有解，就是促使中國更上一層樓的機遇。

我一直很擔心西方對中國的話語忽悠。蘇聯解體前我去過蘇聯，南斯拉夫解體前我也去過那裏，這兩個國家解體的過程我了解。這個過程大致上可以這樣概括，先是知識精英被西方話語忽悠，接著是政治精英被西方話語忽悠，然後就是經濟崩潰和國家解體，最終一失足成千古恨。西方不少人也希望這種局面在中國出現，但他們會失望的。其實西方自己現在危機重重，哪有資格來教訓中國。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時候，在中國人的住房自有率已經超過所有發達國家的時候，在中國已經崛起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時候，如果我們還是被淺薄的西方話語所忽悠，那也會功虧一簣，最終釀成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悲劇，那就太可悲了。我們不能允許西方和親西方的勢力來主導13億中國人的命運。這本書出版後的強烈反響大概也印證了很多國人與我有相同的感受和思考。中國和世界都處在大變革之中，在大變革的時代裏，一本書可以影響那麽多人，鼓舞那麽多人，作為作者的我，深感榮幸，某種歷史參與感也油然而生，我很珍視這種感覺。

記者：因為前一本書的關系，您的名字為更多的讀者所熟知，這本修訂之後的《中國觸動》同樣受到關註，這兩本書是什麽關系，主要區別是什麽？

張維為：我走訪百國後寫的第一本書是《中國觸動全球》，2008年出版的，《中國震撼》是第二本，2011年出版的，讀者的反響強烈。許多讀者也希望讀到已經脫銷的《中國觸動全球》。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對這本書做了更新和修訂，並決定以《中國觸動》的名字來出版修訂版。《中國觸動》的名字比原書名更加凝練，某種意義上也更加符合我寫這本書的原意之一，即觸動更多的人以國際視野來看待自己國家的崛起、問題和前景。這兩本書可以說是一對姐妹，前者講的是中國觸動，後者講的是中國震撼；前者更感性一些，後者更理性一點；前者是後者的鋪墊，後者是前者的升華，但兩本書都貫穿了一條主線，即中國人要用自己的話語來解讀中國和世界。

記者：您在《中國觸動》的序言中提到非常贊同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世界向東方傾斜”的命題，同時認為“我們正處在人類歷史上一個最激動人心的變革時代，而中國是這場歷史性變革的中心”。對中國現存的問題和未來的發展，國內外不乏質疑的聲音，而您的態度如此積極而樂觀。信心來自哪裏？

張維為：我實地考察過100多個國家，所以對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有信心，有底氣。我想任何一個尊重事實的人，如果也像我一樣走訪過這麽多國家的話，也會得出同樣的結論。《中國震撼》出版後，不少地方請我去演講，只要時間允許，我和聽眾都有互動，我每次都告訴聽眾：什麽問題都可以提，越尖銳越好，要公開辯論也可以。去年6月我和《歷史的終結》一書的作者福山先生在上海就中國模式辯論過一次，好像多數聽眾還是覺得我講得更在理。

中國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但所有的問題都可以講清楚，都可以進行跨國的比較，橫向的比較，縱向的比較，而且更重要的是中國的問題都有解。我老說一個觀點，不是中國模式好到天上去了，我們的模式有自己的代價，但即使這樣，與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相比，我們的成績要大得多，我們的成績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可以勝出。我們可以先充分地肯定自己的成績，然後再自信地去解決各種問題。

一些對中國模式沒有信心的人，主要是過於迷信西方模式，但我在西方生活過20多年，走訪過除冰島以外的所有的西方國家，我了解西方制度的長處和短處，西方今天全面走下坡是不爭的事實，原因是它的短處越來越壓倒了它的長處，這也是我看衰西方模式的主要原因，西方模式的短處主要緣於這個模式所信奉的三個假設，即人是理性的，權利是絕對的，程序是萬能的，現在看來這三個假設一個都站不住腳，這三個假設是西方模式的“基因缺陷”。西方自己的問題堆積如山，找不到解決的方法，而我們一些人還是言必稱西方，對我們這樣在西方長期生活過的人來說，確實感到有點貽笑大方。

記者：您長期生活在國外，對國內的現狀如何加以感受和了解？

張維為：過去十幾年中，我每年都回國多次，實地考察了很多地方，接觸過很多人，參加過很多會議，也閱讀了很多文獻，這使我得以了解這些年國內的迅速發展和變化。此外，在讀大學之前，我在上海當過工人，從學徒工做起，整整三年。大學畢業後，又在北京工作過5年，擔任領導人的翻譯，所以我接觸過中國的最底層，也接觸過中國的最高層，對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對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對這些年國家翻天覆地的變化都有實實在在的感受。

記者：隨著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影響力日漸增強，國內也有很多學者發表了諸多研究中國發展的作品，提出了自己關於“中國模式”的看法。您對這些學者和作品是否關註？您認為自己的研究視角和闡述方式和他們有什麽不同？

張維為：國內做中國模式研究的，我認識不少，有些還是很好的朋友，他們的研究對我也有啟發。我在自己的書中引用了他們的不少觀點。與他們的研究相比，我的視角可能更為國際化一點，我更多地從國際比較的視角來探討中國崛起和中國模式，這大概和我走訪過的國家多有關。至於闡述方法，這是個人風格的問題，每個人可能都不一樣。就我個人而言，我主張中國自己的話語創新，這種創新既包括話語的內容，也包括話語的形式和風格。這兩本書都是這種創新嘗試的結果。

記者：關於寫作這兩本書的初衷，您在書中也有所提及，是否能再簡要概述一下。近期還有什麽寫作計劃？

張維為：我在《中國觸動》原版的《後記》中曾說過：“一本書一旦出版，便獲得了自己的生命，讀者或褒或貶，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以為自己寫作此書的意願，即用中國話語來論述中國和世界只會隨著中國的崛起，而越來越有生命力。”這還是我今天的觀點。中國崛起一定要有自己話語的崛起，用中國人自己的眼光和視野來論述和評判中國與世界。

至於寫作，我還是會圍繞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繼續進行研究和寫作，也許會在《中國觸動》、《中國震撼》之後，再寫一本百國歸來思考中國的書，組成一個三部曲，至於什麽時候完成這個願望，那要看自己研究的進展。現在真是很忙，但我不會放松自己的研究和寫作。我也想借貴報一角，向喜歡我作品的讀者轉達我的誠摯問候，他們積極的反饋對我是最大的鼓勵。也希望更多的讀者會像喜歡《中國震撼》一樣，喜歡《中國觸動》。“我們正處在人類歷史上一個最激動人心的變革時代，而中國是這場歷史性變革的中心”，中國人可以大有作為。

張維為：當西方“民主”遇上中國“實事求是”


當西方“民主”遇上中國“實事求是”

西方民主模式在發展中國家鮮有成功的例子，中國的政治改革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西方真心誠意要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就應該認真總結自己民主發展的歷史，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民主化的順序。西方原生態的民主社會演變的順序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是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的建設，最後才是民主化。這個順序搞錯了，一個社會要付出沈重的代價。

慕尼黑的一場辯論

2007年6月下旬，在慕尼黑郊外的一個風景如畫的避暑山莊，知名的馬歇爾論壇舉行了一場中國問題研討會，由我主講中國的崛起及其國際影響。講完之後的討論很有意思。一個歐洲學者問我：“您認為中國什麽時候可以實現民主化？”我反問：“您的民主化概念怎麽界定？”他頗有點不耐煩：“這很簡單：一人一票，普選，政黨輪替。”說完還補充了一句：“至少這是我們歐洲的價值觀。”我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歐洲價值觀，但我隨即問他：“您有沒有想到中國也有自己的價值觀，其中之一就是實事求是，英文叫做seektruthfromfacts（從事實中尋找真理）？”我接著說：“我們從事實中尋找了半天，就是沒有找到發展中國家通過您所說的這種民主化而實現了現代化的例子。我走訪了100多個國家，還沒有找到。”

我隨即客氣地請他提供一個這樣的例子。他一下子回答不上來。我說：“您可以想一下，再告訴我。”這時，一個美國學者舉手，大聲說：“印度。”我問他：“您去過印度嗎？”他說：“沒有。”我說：“我去過兩次，而且從北到南，從東到西都去過。我的感覺是印度比中國要落後至少20年，甚至30年。我在孟買和加爾各答兩個城市裏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20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他不吱聲了。這時剛才提問的那個學者說：“博茨瓦納？”我問：“你去過沒有？”他說：“沒有。”我說：“我去過，還見過博茨瓦納總統。那是一個人口才170萬的小國。博茨瓦納確實實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沒有出現過大的動亂。這個國家資源非常豐富，民族成分相對單一，但即使有這麽好的條件，博茨瓦納仍是一個非常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在相當長的時間裏人均壽命不到40歲。”

“那麽哥斯達黎加呢？”另一位學者問。我問他：“你去過這個國家嗎？”回答也是“沒有”。我說：“我2002年訪問了這個國家。那也是一個小國，人口才400多萬。相對於中美洲其他國家，哥斯達黎加政治比較穩定，經濟也相對繁榮。這個國家90%以上的人口是歐洲人的後裔，各方面的起點不低。可惜哥斯達黎加至今仍是一個相當落後的國家，而且貧富差距很大，人口中20％還處於貧困狀態，首都聖何塞給人的感覺更像個大村莊，有很多的鐵皮屋、貧民窟。”

我看大家似乎一時舉不出其他例子，我就幹脆反問：“要不要我舉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發展中國家不成功的例子？舉10個、20個，還是30個，或者更多？”我簡單談了一下美國創建的民主國家菲律賓、美國黑人自己在非洲創立的民主國家利比裏亞、美國家門口的海地，還有今天這個倒黴的伊拉克。

聽眾中一些人開始點頭，一些人搖頭，但就是沒有人起來反駁。我便再追問了一個問題：“在座的都來自發達國家，你們能不能給我舉出一個例子，不用兩個，說明一下哪一個今天的發達國家是在實現現代化之前，或者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之中搞普選的？”還是沒有人回答。我說：“美國黑人的投票權到1965年才真正開始。瑞士是到了1971年，所有的婦女才獲得了投票權，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普選。如果要推動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別人解釋清楚為什麽你們自己真正的民主化過程，毫無例外，都是漸進的，都是在現代化之後才實現的？這個問題研究透了，我們就有共同語言了。”

我還順便講了一個自己的假設：“如果中國今天實行普選會是一種什麽樣的結果呢？假如萬幸中國沒有四分五裂，沒有打起內戰的話，我們可能會選出一個農民政府，因為農民的人數最多。我不是對農民有歧視，我們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農民。我們不會忘記我們自己農民的根，我們不歧視農民，不歧視農村來的人。但是連領導過無數次農民運動的毛澤東主席都說過：嚴重的問題在於教育農民。一個農民政府是無法領導一個偉大的現代化事業的，這點你們比我還要清楚。”

這時一個不服氣的學者說：“民主本身就是神聖的，崇高的，這是普世價值，中國應該接受。”我說：“民主是普世價值，但西方這種民主形式是不是普世價值，還很有爭議。你們為什麽不能更自信一點呢？如果你們的制度那麽好，人家遲早都會來向你們學習。但如果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強行在世界推廣你們的制度，甚至為此而不惜使用武力，那就過分了。看一看今天伊拉克，據英國廣播公司最新的報道，巴格達市的居民開始用‘人間地獄’來形容他們的城市，但天真的美國人以為伊拉克人民都會拿著鮮花去歡迎他們呢。”

當時因為還有其他許多有意思的問題，民主化的問題就沒有繼續討論下去。實際上任何人只要花點時間讀上幾本西方民主理論的入門書，就會知道西方大部分的民主理論大師，從孟德斯鳩到熊彼特，都不贊成為民主而民主，都認為民主是一種程序、一種制度安排、一種遊戲規則，其特點是“有限參與”，而不是“無限參與”。當然也有像盧梭這樣的理想主義者，呼喚人民主權，不停地革命，但法國為此付出了異常沈重的代價，最後實現的也不是盧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2006年，我曾在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發表一篇評論，談到西方強行輸出自己的民主模式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問題：西方“意識形態掛帥，推行大規模的激進的民主化，無視一個地方的具體情況，把非洲和不甚發達的地方看成是西方體制可以自然生根的成熟社會。在寬容的政治文化和法治的社會形成之前，就推行民主化，其結果往往令人沮喪，甚至是災難性的”。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愛德華•曼斯菲爾德（EdwardD.Mansfield）和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克•施奈德（JackSnyder）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選舉到廝殺：為什麽新興民主國家走向戰爭》（ElectingtoFight:WhyEmergingDemocraciesGotoWar）。書中的基本觀點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這個過程最容易引起內部沖突或外部戰爭，因為政客們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選票。整個1990年代裏，許多國家舉行自由選舉後，便立即進入戰爭狀態：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開打，厄瓜多爾和秘魯開打，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裏亞開打，還有布隆迪—盧旺達的大屠殺，導致100多萬人喪生，當然還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戰爭。我2006年訪問了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國家，光是波斯尼亞戰爭中死亡的人數最保守的估計都超過10萬人，整個南斯拉夫解體過程中的戰爭造成了20多萬人死亡，成為歐洲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死亡人數最多的戰爭。多少罪惡都是以推動普世價值的名義犯下的。

再看看中國，走自己的路，在30多年的時間裏，保持了穩定，經濟規模擴大了18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雖然仍存有各種問題，有些還相當嚴重，但中國的崛起，整個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數中國人也對國家的前途表示樂觀。中國的相對成功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話語權，這種話語權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講道理，你有理，我聽你的，你沒理，你聽我的。要是都聽西方的，中國早就解體了。

在民主化這個問題上也是這樣，西方還是沒有擺脫“唯我正統，別人都是異教”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在歷史上曾導致了無數次戰爭，幾乎毀滅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從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別是美國似乎還沒有從中汲取足夠的教訓。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就應該認真總結自己民主發展的歷史，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就是民主化的順序。西方原生態的民主社會自己演變的順序大致可以這樣概括：一是經濟和教育的發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會的建設，最後才是民主化。這個順序搞錯了，一個社會往往要付出沈重的代價。現在西方卻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後一步當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為一步，不出亂子才怪呢。

世界在進步，民主也不再是西方的壟斷和特權，新技術革命又為民主提供了各種新的手段，其他非西方文化傳統的國家完全有可能，而且也應該探索自己獨特的民主道路和形式。作為後來者，中國在自己民主建設的過程中，應從過去發達國家和今天第三世界的民主實踐中汲取有益的經驗和深刻的教訓，超越西方那種狹隘的、僵化的民主觀，推動符合中國國情的、漸進而又深入的政治體制改革，爭取最終後來居上，建立一個繁榮與和諧的新型民主社會。

張維為：臺灣民主，從希望到失望


臺灣民主收獲失望

我先後七次訪問過臺灣，對臺灣的民主還是有一些切身體會的。有一次臺灣朋友問我對臺灣民主的看法，我說這使我想起了1976年大陸“批鄧”運動時流 傳的一個政治笑話：人家對鄧小平說，現在外面都在批判你。鄧小平說：很好，繼續批下去，直至批出真理來。如果臺灣願意，它可以繼續沿著美國民主模式走下 去，或者說繼續碰下去，直至某一天大徹大悟，悟出真理來，再來建設真正的優質民主。

亞洲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社會大致可以分為兩類：

一類是在經濟落後的情況下就采用了西方模式：如菲律賓、蒙古、泰國、吉爾吉斯坦、印度等，效果都很糟。對於這類國家，我是悲觀的，因為我還沒有發現 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一人一票而實現現代化的例子。以印度為例，1947年它的起點比中國還高一些，但現在印度與中國的差距至少20年，我們西藏自治區 的各項主要指標（如人均壽命，識字率，電力覆蓋率等）都超過了印度。

另一類是在經濟起飛後采用西方模式的，如韓國和臺灣。他們是先采用了東亞模式實現了現代化，然後再轉向西方模式的。換言之，如果他們在現代化進程之 初就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話，大概也就沒有他們的現代化了。在基本實現現代化之後，韓國和臺灣照搬了西方體制，新加坡和香港還大致維持了原來的東亞模式，現 在誰發展得更好？大概還是新加坡和香港，無論是經濟還是反腐，都是這樣的情況。韓國民主化之後，先後陷入了1997年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基本上是靠 中國經濟拉動才走出危機的。大家可以查一查臺灣和韓國的民調，到現在為止，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還是蔣經國和樸正熙。

成熟的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基本的國家認同，而臺灣做不到這一點。

臺灣民主的質量確實不敢恭維。20年民主路一路走來，首先是經濟嚴重滑坡。臺灣經濟已經從亞洲四小龍之首，變成最末，現在必須靠中國大陸的經濟輸 血。20年前，中國大陸提出兩岸建立“三通”時，臺灣還不屑一顧，後來是臺灣更需要“三通”了。民選上來的李登輝搞“戒急用忍”，臺灣失去了巨大的發展機 遇。民選上來的陳水扁，8年換了7個行政院長，搞權術平衡，不是搞經濟建設，臺灣連續8年公共投資負數，經濟急劇走衰。馬英九上臺後執政乏力，民調已經降 到了陳水扁當年的水平，但有一點是對的，他穩定了兩岸關系，加強了與大陸的經濟融合，這也是臺灣經濟的唯一出路。臺灣民主化這20來年，正好是大陸和臺灣 實力發生根本變化的20年，所以大陸現在很自信，你可以接待多少大陸遊客，我就可以放多少遊客給你。臺灣民主化20年也使“臺獨”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為 臺灣已經成了對大陸依賴最大的經濟體之一，“臺獨”即意味臺灣經濟的立刻崩潰。臺灣人口和上海一樣，才2300萬，但已有120萬臺灣人在大陸生活和工 作，這大概也算一種“用腳投票”吧。臺灣人現在說，大陸就像是蔣經國時代，也就是一心一意搞建設，而臺灣是處在“文革”時代，政治內鬥不止。

臺灣民主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臺灣選舉制度的設計，一開始就有問題。臺灣領導人選舉是第一輪簡單多數就決定了，如果像法國那樣，第一輪候選 人得票過低的話，需要第二輪投票，也許可以更公正些，但有關的法律修改很難推進。此外，民主制度成熟的一個標誌是辯論公共政策，而不是辯論意識形態。臺灣 到現在為止還未能解決“國家”認同問題，所以選舉總是高度的意識形態化。蘇聯當是內部的國家認同也不高，所以一搞西方民主，蘇聯就解體了；南斯拉夫這樣 搞，最後也是分裂和內戰。中國如果采用西方制度的話，國家認同相對較弱的西藏、新疆地區的分裂主義勢力就會興起，最終整個國家都可能四分五裂。

臺灣的腐敗問題也比過去更嚴重了，黑金滲入了選舉政治。媒體在兩蔣時代被叫做哈巴狗，現在被叫做瘋狗，族群矛盾被故意挑起，什麽“本省人”，“外省人”，“臺灣人”，“中國人”等等，族群被撕裂，政府喪失對社會的整合能力。

有人說，即使臺灣民主問題這麽多，但多數臺灣人也不願意回到20年前。談到東歐民主質量差的時候，一些人也會表示類似的觀點。其實，這樣問題太籠統 了，歷史倒退20年，大部分人當然不願意，但原因很復雜，比方說，20年前還鮮有手機，多數人當然不願意回到沒有手機的時代。世界上願意歷史倒退20年大 概有索馬裏，20年前醫院、學校、郵局等還能提供服務，後來這些都沒有了。還有一個是東歐的匈牙利，民調顯示多數人還是覺得20年前最後一個共產黨領導人 卡達爾時期比現在好。匈牙利20年前我去過，20年後又去了，可以證明這一點。我們也許可以換一種方式問問題，比方說，不要問是否願意回到20年前，而是 問如果歷史可以重新演繹一次，你是否願意經歷這樣的變革，我估計大部人臺灣人和東歐人都會選擇不同方式的變革。

臺灣民主的前景如何？我自己對非西方社會采用西方民主做過一個評判：即只有兩種結局，要麽是從希望到失望，要麽是從希望到絕望。就臺灣而言，我估計 還是從希望到失望，甚至到更大的失望，但大概還不至於絕望。我先談談為什麽不至於絕望。這是因為第一：臺灣通過東亞模式早已基本實現了現代化，中產階級比 重比較大；第二：臺灣的中國文化影響一直沒有中斷，只要維持最基本的政治穩定，老百姓總是吃苦耐勞，辛勤工作，整個經濟不至於崩潰；第三、中國模式的影 響，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中國模式拯救了臺灣。經濟上，中國模式帶來了大陸的迅速崛起，這為臺灣提供了大量的機會。政治上，中國模式通過選賢任能機制產生的 領導人總體上比臺灣民粹主義產生的領導人更為理性。2008年西方挑起西藏暴亂，馬英九在民進黨的壓力下也大聲呼籲要抵制北京奧運會，但大陸領導人權衡利 弊，沒有計較馬英九的表現，而是著眼於兩岸人民的長遠利益，支持了馬英九，也避免了兩岸關系的惡化。如果雙方都是民粹主義選出來的領導人，兩岸關系恐怕就 要陷入劇烈動蕩了。

臺灣民主的結構性問題

為什麽臺灣民主的未來還是失望呢？因為臺灣民主困境主要是結構性問題造成的：

首先，成熟的民主制度一定要有基本的國家認同，而臺灣做不到這一點。當一個社會的主流還是為“愛國”還是“賣國”而爭執不下的時候，這個社會容易劇烈對抗。當民眾對國家認同沒有形成共識的時候，政客也很容易打民粹牌，煽動族群對立來獲取選票。

第二、法律制度沒有足夠的公信力。比方說，人們不滿高等法院對二顆子彈帶來的陳水扁當選的裁定，紅衫軍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爭等，都反映了人民對在現有司法體制內和民主體制內解決問題持懷疑態度。臺灣的司法系統還沒有建立起一種超越黨派政治分歧的公信力。

第三、“公民文化”嚴重不足。“公民文化”本來是一種特定的習俗與態度，特點是尊重你的對手，尊重少數。換言之，臺灣僅僅實現了選舉民主，但“公民文化” 仍然嚴重缺位，彌漫了一種可以稱之為“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的氣氛。“臺灣人”、“愛臺灣”成為一種民粹符號，政治對手的一切主張都可以被妖魔化。“抹黑”、“抹紅”、“抹黃”的手段，把人性 中很多黑暗的東西調動出來。大陸社會的“公民文化”則更加缺乏，從網上大量的語言暴力就可以看出這一點，所以大陸如果搞西方民主，那將是中國的災難。

第四、美國和美國模式的過度影響。在臺灣，美國勢力的滲透無處不在，這影響了臺灣自己的政治探索。美國模式本身面臨巨大的挑戰，包括資本力量對政治 體制的俘獲，以及“民主遊戲化”等問題。而最關鍵的是，如李世默之前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西方民主的基因有缺陷，因為民主的假設，即“權利 是絕對的”、“人是理性的”，我還要補充一點“程序是萬能的”，現在看來都站不住腳。

臺灣民主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臺灣選舉制度的設計，一開始就有問題。

臺灣民主的教訓

從臺灣民主發展的教訓中我們可以引出幾點思考：

第一，我們要突破美國和西方主導的話語範式，即認為世界上只有民主與專制兩種制度。這種範式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一定要用二分法來看世界上的制度，世 界上只有良政（good governance）和劣政（bad governance）。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比如瑞士，盡管很多瑞士人還不同意，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比如新加坡，還有某種意義上的香港和中國大 陸。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和非西方制度。以我之見，世界上所謂的120個民主國家中，絕大部分是烏合之眾，大概不到10個還可以算是相對成功的，如瑞 士，北歐幾個小國，加上德國，人口加在一起大概為1個億多一點，也就是中國人口的13分之一。美國政治改革的任務我看比中國還迫切，否則美國走衰的進程還 會加快。每個民族都應該按照自己的文化傳統來探索，找到適合自己民情、國情的政治制度安排。

第二，臺灣在兩蔣時期，中國文化教育沒有中斷，臺灣民間社會基本上還是一個溫良恭謙讓的社會，特別是和中國大陸相比，大陸“文革”的時候把中國文化 傳統破壞得太多了，現在大陸正在重建中國文化。我想如果當時臺灣沒有照搬美國民主模式，而是按照中國文化的邏輯去發展，再吸收一些西方制度的合理元素，臺 灣也許可以發展出一種高質量的咨詢性民主，而不是對抗性的美式民主；一種高度務實的民主，而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西方民主。但臺灣可能已經永遠失去這種機會 了，中國大陸還有這樣的機會。

第三、關於中國模式，正如一個諾貝爾獎經濟學家所說，中國人的眼光是一個世紀，為下一個世紀進行規劃（planning for the next century），而采用西方模式的社會，包括臺灣，一切計劃都圍繞著下一次的選舉（planning for the next election）。中國模式的背後有自己深厚的文化積澱。在全方位開放的情況下，中國模式代表了中國文化的復興，我們可以從中國文化中提煉出很多面向未 來的東西，並和西方競爭而勝出。

以臺灣為參照，可以看到中國模式的前途非常光明。20年前，臺灣感覺良好，而大陸經濟剛開始起飛。20年過去了，兩者的實力對比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陸迅速崛起，臺灣迅速走衰。

中國模式的一個特點是可以制定和執行符合自己長遠利益的政策，中國一系列五年規劃的順利制定和執行奠定了中國崛起的基礎。五年規劃的制定過程包括了成千上萬次的民主磋商，這種民主決策的質量，西方模式遠遠比不上。

另外，在政治方面，西方講一人一票，中國講選賢任能，兩者可以競爭。今天是因特網和微博時代，民主變得越來越民粹，越來越遊戲化，結果很難產生優秀 的領導人。就領導人的素質而言，臺灣媒體評論說陳水扁是“法棍”，知法犯法，自己拼命斂財；馬英九則是“法匠”，從不粘鍋，也不敢越雷池一步，結果什麽都 做不了。我真是覺得，臺灣領導人的工作能力比不上上海任何一個區委書記，所以中國模式真是非常厲害的，不害怕競爭。兩岸實力的此長彼消已不可逆轉。臺灣 20來年的民主化過程也正是兩岸實力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過程，兩岸走向某種形式的政治安排，並最終走向某種形式的統一的大勢將不可逆轉。

張維為：對西方的輸出“民主”說不


原題：從貝•布托遇刺到肯尼亞騷亂

2007年12月27日夜，我從電視中看到巴基斯坦人民黨領袖貝•布托夫人在拉瓦爾品第不幸遇刺身亡，在感到悲哀的同時，又感慨萬千。因為巴基斯坦是我非常熟悉的一個國家，巴基斯坦也是中國數十年來的全天候的朋友，無論在上層，還是在民間，中國和巴基斯坦的友誼具有非常堅固的基礎。如果連短暫過境也算的話，我本人曾3次去過巴基斯坦。1985年11月我曾陪同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會晤過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將軍。貝•布托的父親阿裏•布托就是被哈克將軍政變推翻的，最後還被判處了死刑，但布托全家和哈克將軍都是中國的摯友。哈克將軍本人又於1988年在一次奇怪的飛機失事中不幸身亡。人們普遍懷疑是謀殺，但最後也查不出成因，只能不了了之。巴基斯坦的民主一路走來，可以說就是在普選、混亂、政變、刺殺、再普選的怪圈中循環，真有點淒淒慘慘。

我從電視上看到的不僅是血肉橫飛的畫面，還有那我熟悉的拉瓦爾品第的市容和街道。20多年過去了，這個城市還是那麽亂糟糟的樣子，房子還是破破爛爛，街道還是人畜混雜，和我20多年前訪問這個城市時相比較，看不出什麽變化。這麽些年來，巴基斯坦經濟發展不很順利，民生沒有大的改善，其民主制度也就像是建立在沙灘上的城堡，沒有堅實的基礎，悲劇不斷的深層原因是人民持續的貧窮和政治結構的上下脫節。

一位退休的巴基斯坦政府官員對我說：“我很同情布托夫人，但是即使她沒有遇刺，順利當選為總理，她也會遇到巨大的困難。她如何保證巴基斯坦的軍隊與她合作？如何保證巴基斯坦的情治系統與她合作？如何保證代表巴基斯坦伊斯蘭勢力的部落長老與她合作？沒有這些合作，她靠什麽來整合社會、治理國家？布托夫人的支持者主要是窮人以及一批親西方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但布托夫人無力整合巴基斯坦社會，她過去總理當得並不好，現在她死了，她的兒子當選人民黨領袖，這是她遺囑中的囑咐，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了我們的民主質量大有問題。”西方把一人一票看成是民主的惟一指標，根本不考慮一個國家成功運作的諸多復雜條件，而西方國家自己則是經過了幾百年的發展與磨合，形成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龐大的中產階級和比較穩定的政治與法律制度，然後才開始搞普選的。

巴基斯坦民主困境實際上反映的是整個第三世界民主經常遇到的困境：先是窮人擁戴的領袖被選上臺，但這種領袖往往無法整合社會力量，也無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然後軍隊就借機發動政變，但軍政府也往往治國無方，人民便再一次要求民主化，民選政府上臺後，這個循環又重新開始。

布托夫人死亡後3天，非洲的肯尼亞大選結果又引起了爭議、沖突和廝殺。我對肯尼亞情況還算有點了解，因為我前後去過肯尼亞4次，最後一次是2007年4月。我與肯尼亞非洲經濟研究所的非洲同仁討論中國與非洲關系以及中國發展模式，非洲朋友很有興趣。討論中我們的話題很快就轉到了中國模式與肯尼亞政治，當時肯尼亞的大選已在緊鑼密鼓地準備之中，一位學者問我，如何看肯尼亞即將舉行的大選？我笑著問他，您是要聽外交辭令呢？還是朋友的諍言？他說當然要諍言。我就坦率地告訴他：“據我的觀察，非洲國家大選的特點之一就是同一個部落的人一般只投自己部落人的票，這樣一來，你們選舉的結果可能會使人民更加分裂，搞得不好，還會導致社會動蕩。”我說：“從中國的經驗來看，一個發展中國家如果主要的註意力不是放在改善民生，而是放在政治紛爭的話，很難產生積極的結果。”

肯尼亞人口才3000多萬，卻分屬40多個不同的部族，其中人口較多的是基庫尤族和盧奧兩個部族，選舉中競爭的兩個政黨分別代表了這兩個部族，而部族成員對自己部族的認同大都超過對肯尼亞的認同。我問下榻飯店的經理，你準備投誰的票，他說一定投他部族的候選人。非洲大部分國家還遠遠沒有形成像歐洲那樣的民族國家。這位飯店經理是盧奧族人，他對我說：“我首先是盧奧族人，然後才是肯尼亞人。”這就像在中國，如果大部分人都強調自己首先是湖南人，湖北人，然後才是中國人的話，我們這個國家要維持國家統一和團結就會非常困難。非洲現在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在民族國家尚未形成的時候，來一人一票的普選，結果使許多社會變得更加分裂和動蕩。

另一位學者問我，如果采用中國模式，您覺得肯尼亞應該怎麽做呢？我說，中國模式的特點是不推銷自己的模式，但我可以談一點個人的看法，你們聽完後就可以把它忘掉，他們笑了。我說：“你們一共有7個省和一個省級特區，這當中有沒有大家公認的幹得比較好的省長？如果有的話，可以考慮通過合適的程序推選他來擔任國家首腦，這叫做政績合法性。”我還說：“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應該是政績合法性與選舉合法性的結合，現在西方在發展中國家推動民主只談選舉合法性，不談政績合法性，結果不理想。”會議主席說：“我們中國朋友的建議很有道理，只是在肯尼亞已經很難這樣做了。”我點頭同意。

果然，12月肯尼亞大選，出現了對選舉結果的質疑，接踵而來的就是族群沖突和廝殺，造成了上千人死亡，傷者無數，30多萬人流離失所，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遭到重創，至今尚未喘過氣來。其實不是我有什麽先見之明，而是任何一個相信“實事求是”的人，在肯尼亞呆個三天，作一點調研，都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我抵達肯尼亞的當天，電視裏就報道，肯尼亞兩個主要部落已經有一些零星的沖突，不祥的征兆已經出現，連給我開車的司機都告訴我，12月大選的時候治安可能會有問題。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具有國際影響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在2007年12月22日發表了一篇關於肯尼亞大選的評論，題目是《雖有不足，但（肯尼亞）還是別國的榜樣》，稱在非洲這個動蕩不安的大地上，總算有這麽一個進行和平普選的民主綠洲，它可以成為別國的榜樣雲雲。我讀了文章啞然失笑，心想，這類文章的作者真應該到中國來進修一下什麽叫做“實事求是”。

當然作者可能並無惡意，畢竟肯尼亞當時的情況比其鄰國要好。肯尼亞北面的蘇丹，從1956年獨立以來的50多年裏，只有11年可以算作是和平的，其余時間都在戰亂中度過。東面的索馬裏也處於軍閥混戰的無政府狀態。不遠的剛果民主共和國前些年經歷過“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至少有500萬人喪生，邊上的烏幹達也不安寧，烏幹達北部一直處在戰爭狀態。

半個月之後的2008年1月5日，《經濟學人》雜誌又刊登了一篇題為《光天化日之下的謀殺和搶劫，（肯尼亞）種族清洗可能演變成內戰》的文章，還配了部族廝殺、烈火沖天的圖片。這麽一份西方的權威雜誌，對別國政治進行分析的時候，怎麽可以如此漫不經心呢？兩個星期之內，就把一個國家從“別國的榜樣”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而又不向別人交代自己這個彎子怎麽轉的？我有時真是很佩服西方媒體的勇氣，對別人的事情預測老是出錯，但鮮有認錯的。

過去30年，西方媒體對中國的預測更是謬誤百出，但也從來沒有表示歉意和反省。2008年對西藏騷亂的報道也是這樣，失掉了基本的職業道德和專業水準。例如，幾乎所有的西方媒體都把尼泊爾軍警毆打藏人的圖像解說成中國武警毆打藏人，造成了惡劣的國際影響。西方媒體的深層次的問題是意識形態作怪，總認為他們的制度代表了世界最好的制度，他們的價值就是普世價值。不管別人遇到什麽問題，西方從政客到媒體都是以不變應萬變，開出的都是多黨制和普選這一帖藥方，治不了病，甚至把人治殘了，治死了，都是病人自己的事，和開藥方的人沒有任何關系。

西方關心的只是表面的形式民主，認為形式本身就會產生正義，但正如肯尼亞出生的英國記者AidanHartley對一些非洲國家的選舉發表的坦率評論：“選票無非是給那些貪官汙吏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掠奪百姓5年，這個周期一結束，下一個同樣的周期又開始了。”他還說，這些政客也完全掌握了西方的心理，用英語講話時，講的都是人話，一旦轉為自己方言講話時，講的都是鬼話。這些政客坐著直升機到民眾集會的地方，用英語講一番民主人權，這是說給西方記者聽的，一般老百姓也聽不懂，但轉用方言講話時，就充滿了對其他部落的仇恨和謾罵。

非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結構還是傳統部落和宗法社會。部族之間的廝殺是誰在主導？是村裏的長老和巫醫。政客和這些人勾結，他們一發話，下面的不少民眾對其他部族的人就開始打砸搶殺。非洲有句諺語：大象打架，草地遭殃。大象就是這些政客，草地就是平民百姓。非洲不少國家的政治往往是一種零和遊戲，贏者得到一切，輸者失去一切。選舉的結果又幾乎完全是按照部落和宗教區分的，同一個部落的人，永遠選自己部落的人，同一宗教的人永遠選自己宗教的人，結果是選舉一次，人民的分歧加劇一次，直到格鬥、動亂、內戰。而這一切又和政府機構從上到下的腐敗結合在一起，因為政府的位子都是肥缺，給個人帶來大量的好處，一旦獲得了權力，就不惜一切手段來保護這種權力。據我的觀察，在非洲這麽多窮國中，大概只有坦桑尼亞和加納等為數不多的國家基本走出了部落主義的怪圈，但即使這樣，坦桑尼亞和加納的經濟發展仍然落後，光是看它們相對繁華的城市，如阿魯沙和阿克拉，給人感覺也像是30年前的中國縣城。

我們可以從巴基斯坦和肯尼亞的挫折中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一個對自己人民負責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都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來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但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使得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這樣的選擇權，結果只能跟在西方後面亦步亦趨，導致了危機不斷，這些國家的發展也因此而困難重重。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是幸運的，中國是個大國，可以主宰自己的命運，可以拒絕外國勢力假借任何名義來主導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

張維為：只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


除了巴基斯坦和肯尼亞出現了政治困境，黎巴嫩、孟加拉、菲律賓、格魯吉亞、尼日利亞、斯裏蘭卡、蒙古、泰國等發展中國家，政治危機均很頻繁，社會動蕩不止。我們不得不提出一些問題：為什麽這些國家的民主沒有帶來人民所企盼的和平與繁榮，反而成了各種危機的成因呢？它們的民主出了什麽問題？我們又能從中汲取什麽教訓？

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我想不妨了解一點西方哲人對民主問題的思考。哲人就是哲人，大師就是大師，經過多少歲月滄桑，他們的觀點還是令人感慨萬千。西方不少人已經忘記了自己政治先哲關於民主提出的許多忠告，也許我們要提醒他們，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了解一些西方先哲的觀點，也有益於幫助我們弄清發展中國家今天民主困境的根源，了解西方民主原教旨主義的盲點，並使我們能更好地為中國的民主建設做一些前瞻性的思考和布局。

談民主是要追溯到古希臘的，因為那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當時希臘的雅典城邦實行了民主制，男性公民（不包括女性，也不包括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通過公民大會來決定宣戰與媾和、法庭終審等重大事宜。古希臘的偉大思想家蘇格拉底，因“腐蝕青年思想”之罪，被這種制度判處了死刑。他的學生、古希臘的另一位思想巨人柏拉圖對此憤憤不平，認為這是“暴民”統治。這位晚孔子124年出生的西方先賢一貫認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異的，而古希臘的民主制度，否認這些差異，預設所有男性公民，不分良莠，都行使同樣的政治權力，結果導致了“暴民”政治。為了說明自己的觀點，柏拉圖還提出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如果你病了，你是召集民眾為你治病呢？還是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呢？你一定會去找醫術精湛的大夫，那麽治理一個國家，其責任和難度遠遠大於一個大夫，你該找誰呢？

這個問題代表了柏拉圖的精英主義政治理念，長期影響了歐洲政治的發展。從今天的標準來看，柏拉圖的精英意識也許過強、民眾意識過弱，雅典民主制度雖有各種缺陷，畢竟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民主嘗試，功不可沒。但同樣，柏拉圖的觀點雖有不足之處，但他提出的問題在今天仍有現實意義，多少國家就是因為一人一票選出了惡人而走向了災難。最典型的例子當屬德國的希特勒和他的納粹黨。當時的魏瑪共和國是良好設計的產物，選舉公正，輿論自由，憲政民主。但納粹黨，通過良好的基層組織系統，利用人們的各種不滿，采用民粹主義的手段，在1932年的選舉中，獲得37%的選票。而在1933年更是獲得了44%的選票，比另外三個政黨的票數之和還多，成為德國議會的第一大黨。以理性著稱的德國人結果選出了仇恨人類的希特勒執政，最終不僅給德國帶來了滅頂之災，也差一點毀掉了整個西方文明。如果柏拉圖活到1933年的話，他一定會說，我早就預料到了這一切。

西方一些國家現在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操作精致的民主大大簡化，連經濟發展、教育水平、法治社會、公民文化這些優質民主的基本要素都變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惟有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才代表真正的民主，結果導致了第三世界的劣質民主層出不窮：貪官汙吏通過賄選當政易如反掌，大批政客只知道爭權奪利，永遠以民主的名義，行使民粹主義、部落主義和黑金政治之實，他們的國家也因此頻頻陷於動蕩甚至戰亂之中，經濟雕敝，民不聊生。歷史證明：只有優質民主才是人民之福，劣質民主只能是人民之災；只有好民主才是好東西，爛民主只能是壞東西。中國的政治改革一定要拒絕爛民主，建設好民主。

我們不應該學習西方推崇的那種競選程序決定一切的民主。競選程序決定一切就像學生上課報個到就是好學生，學習成績好壞則反而是無所謂的。你選個演員，選個美女來當政，毫無政績可言，也是合法的。臺灣陳水扁就是個典型，當了8年“總統”，沒有什麽政績可言，“考試”都不及格，還貪汙腐敗，但按照西方的程序決定論，他可以賴在位子上，不算反民主。我們民主政治的設計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我們不僅要求這個學生報到上課，他還必須不斷通過考試，而且必須是高分通過。

像中國這樣一個超大型的國家，本來就有上千年的精英治國的傳統，我們應該從中國的實際和傳統出發，積極探索並逐步建立一種既能保證德才兼備的人才脫穎而出，又能使他們的權力受到全面監督的新型民主制度。這大概也是柏拉圖當年提出的問題對我們今天民主建設的啟示。

有人說，只要制度好，領導人的素質好壞無所謂。瑞士就是個例子，7個聯邦委員，每人輪流擔任一年聯邦主席，瑞士很多國民不知道自己國家元首是誰，因為換得太勤了。瑞士不也是運轉得挺好嗎？但瑞士是一個超級小國，其獨特的政治制度也是經過了長期磨合才形成的，中國模仿不了，美國、法國也模仿不了，也沒有必要模仿。因為各國的傳統和條件差別太大，就像瑞士幾乎家家都有槍支，中國能學嗎？發展中國家總體上法治建設尚未完成，政治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密不可分，所以領導人的素質往往在很長時間內對一個國家的命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比方說，沒有鄧小平，哪有中國的改革開放？即使在美國這樣的國家，令人不敢恭維的小布什連任兩屆總統，結果領導無方，美國國運便直線下降，世界迅速進入了“後美國時代”（美國《新聞周刊》總編Fareed Zakaria 2008年5月語）。

這裏還要提及古希臘的另外一位偉大的思想家亞裏士多德，他對什麽是優良政體也有深刻的見解。他認為一個優良政體至少需要兩個條件：一是中產階級占多數，二是法治的確立。他認為中產階級比任何其他階級都傾向穩定，他們不會像窮人那樣容易圖謀他人的財物，也不會像富人那樣容易引來別人的覬覦，所以中產階級是優良政體的基礎。亞裏士多德非常強調法律的作用，他認為一個城邦只有能夠維持法律權威時,才能說明它已建立了優良的政體。他認為如果民選領導人，沒有法治的規範，就極可能成為獨裁和暴君。

他的這些思想對後來西方民主制度的建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世界的經驗來看，沒有一人一票而有法治和廣大的中產階級，一個社會可以運作得很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香港；而光有一人一票，沒有真正的法治和廣大的中產階級，民主的品質一定不高，出現劣質民主的概率極大。前面提到的那些陷入民主困境的國家，其根本的原因幾乎都是中產階級太小、法治太弱。比方說，肯尼亞大選出現了爭議，既沒有具有公信力的司法體系來裁決，又沒有強大的中產階級支撐社會的穩定，於是不同的派別和部落就開始了惡鬥和廝殺。縱觀世界民主的發展過程，發展中國家建設民主的最佳切入點，不是一人一票，而是大力發展經濟和教育，不斷壯大中產階層，努力推動法治建設。中國正在走這條路，2020年我們的中等收入者將占人口的多數，這將對中國的民主建設產生極為深遠的意義。

談民主是不能忘記法國激進思想家盧梭的，他最早提出了“主權在民”的思想，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為民主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的民主誌士，但盧梭在其名著《社會契約論》中也提出了一個今天似乎被人們遺忘的深刻問題。他假設一個國家有1萬公民，那麽每個公民所能享受到的主權就是萬分之一。如果這個國家的公民是10萬人，那麽他的主權就是十萬分之一，也就是說，一個人手中這一票的影響力，一下子就小了10倍。他由此而推論，國家越大，一個公民對自己國家的影響力就越小，民主的效果也就越差。盧梭本人對此也未能提出真正的解決辦法，但他認為比較理想的民主社會應該是小國家、小政府，貧富差距也不要太大，以免引起對抗。在我們這麽一個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裏實踐民主，我們的制度設計中一定要認真考慮和回答盧梭當年提出的這個問題。

最後還要提一下哈耶克，他是西方自由主義理論的大師，他把民主嚴格界定成一種決策程序，一種手段而非終極價值，他認為終極價值是人的自由。哈耶克反對民主多數的濫用，認為即使是多數同意的決定也不一定具有合法性（比方說大部分人決定要分掉小部分人的財產）。不管你如何評價哈耶克的自由主義學說，但他在其名著《通向奴役之路》中對民主建設提出的一個忠告值得註意。他是這樣說的：“我們無意創造一種民主拜物教。我們這一代人可能過多地談論和考慮民主，而沒有足夠地重視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

看看今天這個世界，那些極力在全世界推銷西方民主的人，幾乎都是民主拜物教的信徒，總認為一人一票，就可以解決世界的所有問題，結果把多少國家搞得四分五裂，生靈塗炭，但自己對別人連一聲道歉都不說。這種傲慢與愚昧導致了近年美國政治軟實力的急劇下跌，連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最近也感嘆：美國在世界的信譽從沒有像今天這麽糟。哈耶克關於民主所服務的價值高於民主本身的觀點，對我們今天的民主建設仍有啟發。我們進行民主建設的過程中應該首先考慮民主所要服務的價值，這個價值應該是國家的良好治理（good governance）和人民的幸福生活。

我們應該從這個價值出發，來設計我們的民主制度，而不是為民主而民主，更不能為了迎合西方國家的認可而去投其所好。我們一定要以中國人的眼光，為解決中國人面臨的問題來研究和實踐民主，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的國運昌盛和人民幸福。我們30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已經證明，中國走自己的改革開放之路，雖然也有諸多問題，但總體效果比那些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的發展中國家要好得多。政治上也一樣，照搬西方民主模式的發展中國家沒有真正成功的，成為失敗國家的倒不在少數。從這個角度說，中國只有走自己的民主創新之路。我們要汲取人類政治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切經驗和教訓，拒絕爛民主，實踐好民主，逐漸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富裕、和諧、民主的偉大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中國已經走出了自己的路，整個世界為之驚嘆。在政治改革方面，我們也會逐步地走出自己的路，並最終贏得世界的喝彩。

張維為：政治改革 要走自己的路


2008年3月在巴塞羅那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遇見西班牙前外長皮克（Josep Pique）先生。他回憶起幾年前訪問中國的經歷後對我說：“當我第一次登上長城的時候，我突然覺得自己對中國政治有了一種新的感悟，這就是我們再也不能用傳統蘇聯共產主義的概念來理解中國了。”對於中國人來說，中國模式和蘇聯模式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但對於一個西方政治人物，這個認知來之不易。現在許多西方人還是把中國看成是蘇聯，看作是一個放大了的東德。但這位西班牙的前外長，通過與中國的接觸，與中國歷史和文化的接觸，感受到了中蘇兩種體制的差異，感悟到了一個重要而樸素的真理：今天中國的政治發展是中國自己歷史傳統的一種獨特延續，這種延續決定了中國道路的獨特性。

西方學界和媒體經常討論中國的未來，但概括起來不外乎這麽三種觀點：一是“中國崩潰論”，認為中國的發展帶來了各種問題，這些問題最終將導致中國的分裂和崩潰；二是“和平演變論”，認為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國會變得更加繁榮，最終也會走上西方民主的道路；三是最近開始流行的一個觀點： 中國可能既不會崩潰，也不會走西方民主的道路，而是變成一個“富強而專制”的國家，如美國《洛杉磯時報》前駐華記者詹姆斯•曼（James Mann）的新書《中國幻象》(The China Fantasy）所描述的那樣。第一種觀點，由於這麽多對中國的悲觀預測均告失敗，現在相信的人已大大減少；但第二種、第三種觀點，西方接受的人還不少。其實，這三種觀點的最大盲點在於其西方中心的歷史觀和西方話語的局限性，不了解中國政治的發展和演變已經超出了西方中心論衍生出來的理論框架和西方話語的詮釋能力。

法國學者高大偉曾說過這麽一段有意思的話：“在中國面前，西方要學會謙虛。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至少有7個朝代的歷史比整個美利堅合眾國的歷史都長，還有長期精英政治文化的傳統，很難想像中國會完全跟著西方模式走。中國一定是我們新世界的一個共同設計師（co-architect）。”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成功就說明了這一點。西方主流經濟和政治學者從來沒有想到中國走自己的路會如此之成功，也沒有想到他們自己主導的發展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會如此之不成功。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相對成功，在某種意義上，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我們經濟改革成功有三條根本的經驗：第一是堅持“實事求是”，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出發，而不是從一個完美的理想設計出發；第二是循序漸進，不斷試驗，摸著石頭過河，逐步地推動體制轉型；第三是拿來主義，非送來主義，也就是說，學習別人的一切長處，但以我為主，以自己的眼光來決定取舍，絕不盲從。這種成功的思路也可以大至勾勒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前進道路。

在西方歷史上，與這種漸進改革思路比較接近的是英國歷史上的經驗主義變革思路。從國際經驗來看，走經驗主義的道路比理想主義的道路代價要小。英國是經驗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法國則是理想主義政治變革的典型。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後，其國內制度就一直是漸進的改良，堅信一個民族約定俗成的文化習俗和判斷力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堅持英國思想家埃德蒙•伯克“有保留的改革”的理念，堅持他在《法國革命感想錄》中提出的英國人“永不仿效他們所未曾嘗試過的東西”，並堅持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應該主要從自己的傳統中衍生而來，而不應該像法國大革命那樣通過追求一種理想的模式而來。英國一直是不斷地磨合，小步地改革，從未切斷自己的歷史。這種漸進的方法使英國比法國獲得了更長時間的穩定與發展。在1837年開始的維多利亞時代（她在位64年），英國達到了自己強盛的頂峰。英國當時工業生產的能力，超過了全世界其他地區工業能力之合，其富庶程度為當時的法國所望塵莫及。一個法國人看了1851年在倫敦水晶宮舉行的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後曾感嘆：法國是一個“民主國家”，卻未能養活自己的人民，而英國是個“貴族國家”，卻養活了自己的人民。（註意，當時人們普遍把英國看做是“貴族國家”，非“民主國家”。）

的確，走理想主義道路的法國很長時間內處在不停的動亂和革命中，經濟也遠遠落後於英國。法國的做法是先確立一個偉大的理想，特別是盧梭“主權在民”的思想，然後波瀾壯闊地去實踐這些理想，但法國付出的整體代價比英國要大很多。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來，法國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較動蕩，甚至到了1946年的第四共和國還沒有穩定，政黨過多，議會過強。一般認為法國政治體制穩定下來是在戴高樂的第五共和確立了總統制之後。加拿大學者納多（Jean-Benoit Nadeau）和巴爾洛（Julie Barlow） 兩人合寫的介紹法國文化的暢銷書《6000萬法國人不會錯》中對此作了一個總結：從1789年法國大革命到1962年法國政體穩定下來的173年間，“法國一共經歷了五個民主政府、三個皇室政權、兩個帝國、一個法西斯政權，而且所有這些政府都是以暴力而告終的。”從中國人的角度看，我們還要註意人口上的差異。法國大革命時，法國人口才2000多萬，比今天的上海還少一些，即使到了1962年，法國的人口也才4000多萬，而中國今天已是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像法國這樣折騰的話，內亂不說，全世界都受不了。

從中國1949年以來的歷史來看，前30年的經歷更像法國，後30年的經歷更像英國，而後30年的情況總體上比前30年要好得多，大部分人民得到了實惠，中國的崛起已不可阻擋。對於中國今後的政治改革來說，經驗主義的漸進道路應好於理想主義的激進道路。但是我們不少國人也有類似法國人這種政治浪漫主義情結和激進主義的傳統，總希望通過激進的政治變革來解決中國存在的所有問題，畢其功於一役。其實，在中國這麽一個超大型的國家裏進行政治改革，一定要考慮每一項改革政策的代價。穩妥地推動政治改革，以較小的代價換取較大的成果，這才是中國前進的最佳之路。

經驗主義模式是內需驅動的，而內需中關鍵是有效內需。有效內需驅動的改革比較穩健，一個國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產生了真正的內需，才會是有效內需，這也是改革最大的內在動力。打個比方，中國房地產業的發展，使得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成了擁有物業的有產者，進而產生了對《物權法》的實實在在的內需，隨之而誕生的《物權法》就很有針對性和操作性，起到了較好的效果。在政治領域，中國目前階段，最強的內需可能是反腐機制建設、黨內民主機制建設、服務性政府的建設、法治社會的建設。

由於西方的強勢推動，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創造了一些人為的內需、虛假的內需，而這些國家的內部並沒有產生那種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的真正內需。結果就出現了上下結構的完全脫節。2007年4月肯尼亞NTV做了民調，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第一是就業，第二是治安，只有不到2%的人關心憲政改革，而肯尼亞議會討論的第一是憲政改革，第二還是憲政改革。還有議員則提出了“向文明國家學習，廢除死刑”的議案。這種上下嚴重脫節的情況，和8個月之後開始的種族廝殺也有一定的聯系。

2008年2月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了一個西方6國國民對自己國家現狀滿意程度的調查，結果發現不滿意的人大大超過滿意的人：

您對自己國家的現狀是否滿意（%）？

滿意 不滿意

意大利 4 80

法 國 7 67

美 國 19 52

英 國 20 41

德 國 28 36

西班牙 30 38

(資料來源： 2008年2月8日《國際先驅論壇報》)

《紐約時報》2007年10月30日也刊登了一個美國民調，80%的人對本屆國會的工作不滿意，68%的人認為國家的方向出現了問題，60%的人認為自己下一代的生活會比現在差。人們對美國政府解決問題的信心已經低於60年代越南戰爭和1974水門事件時期。而美國非常有影響力的皮尤研究中心2005年對17個國家進行的調查，發現7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現狀表示滿意，在被調查的國家中拔了頭籌。76%的中國人認為自己生活質量在今後5年中還會提高，這個結果也高於其他國家。在2008年該中心又對24個國家進行了類似的民調，中國又再一次拔了頭籌，86%的人對國家的總體狀況表示滿意。2008年3月，在美國“世界民意網站”對全球領導人信任度的民調中，中國領導人在本國的信任度為93%，遠遠高於西方領導人。

您對自己國家的現狀是否滿意（%）？

滿意 不滿意

中 國 72 19

約 旦 69 30

巴基斯坦 57 39

西 班 牙 51 44

荷 蘭 49 50

英 國 44 51

加 拿 大 45 52

土 耳 其 41 55

印 度 41 57

美 國 39 57

黎 巴 嫩 40 58

印度尼西亞 35 64

法 國 28 71

俄 羅 斯 23 71

德 國 25 73

波 蘭 13 82

(資料來源：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 2005)

如果上述由美國學者獨立進行的民調大致反映了各國的實情，那麽我們可以說，盡管中國的政治體制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盡管國人還抱怨各種各樣的問題，但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現狀的總體的認可度，對本國領導人的信任度，對自己未來的信心，都名列世界前茅。這不能不使人重新思考中西體制優劣等一系列問題。如果考慮到西方國家的人均資源消費量為中國的10倍以上（根據賈雷德•戴蒙德的計算，美國的人均資源消費量為中國的11倍），而人民的滿意度還如此不盡如人意，這種反思就更需要進行。當然，中國人口眾多，即便有72%或者86%這麽高的滿意度，不滿現狀者，盡管比例低，也不會是一個小數目，所以我們沒有任何驕傲自滿的理由；相反，我們必須如履薄冰，認真地解決各種存在的問題，使老百姓的滿意度進一步提高。

客觀地說，中西制度都有許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過去30年內，中國總體上在不斷地改革進取，而西方則顯得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了。歐盟一位荷蘭籍高官曾私下對我說：“雖然我們和中國舉行人權對話時，要求中國進行各種改革，但我們自己國內的改革卻步履艱難。比方說，為了每周增加一小時的商店營業時間，政府和工會代表談了十幾年才達成協議。這對公共利益是好還是壞？當然不好。”

中國體制的務實、高效、有序等特點，現在已很少有人否認。這使我想起了自己和一位德國朋友吃飯的經歷。那次，這位非常喜歡中國文化的德國人請我到一家知名的德國餐館吃飯，服務員不停地給我們換盤子，他笑著對我說：“你看，中國菜比我們德國菜可口得多，但我們吃飯的儀式比你們隆重，你們就是一雙筷子，我們德國菜沒多少東西吃，但不停地換刀具，換杯子，換盤子。”我後來一想，這個比方似乎也很政治。如果說飯菜質量的好壞是“內容”，盤子換來換去是“形式”的話，那麽我們制度中的不少“內容”，並不亞於西方，甚至優於西方。比方說，過去30多年我們制度的總體表現，明顯超過了采用了西方政治制度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在一些方面也超過了發達國家：美國2005年“卡特利娜”颶風救災的表現和中國2008年的抗震救災怎麽能比？法國2003年8月一場突來的熱浪，竟造成了全國1萬多老人非正常死亡，舉世震驚；意大利像走馬燈一樣地換政府，竟連城市垃圾等問題多少年都處理不好，更不要說解決根深蒂固的黑社會問題。前面引述的民調結果某種程度上也反映了西方體制的諸多深層次的問題。

西方政治制度很像西餐，有一整套規範的形式。這種形式又可以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為內容服務的，如西餐一定是分餐制，一人一份，比較衛生，很像通過票決制來確保選民對候選人有某種監督。另一部分是形式高於內容的，更多一些美學功能，如不同的酒水要使用不同形狀的杯子。西方民主體制中的登記投票、組織集會、電視辯論等，也有一種類似的形式美。盡管西方體制實現的“內容”與我們的“內容”相比，各有千秋，但在形式和程序方面，西方的許多做法，往往比我們的做法更有吸引力。他們的做法更容易拉近政治人物和民眾的距離，使公眾更容易有一種參與感。比方說，競選雙方的辯論，許多話都是競選語言，沒有多少人把它當真。但辯論這種形式，既可以讓百姓了解他們的政策，又為百姓創造了一種喜聞樂見的政治參與形式。電視辯論對民眾有不小的吸引力，甚至有點像我們的春節晚會，成了許多國家的保留節目，大家都喜歡看，但看完之後又說沒太大意思。在發達國家，除了法國等為數不多的國家外，一般大選的投票率都不高，約在50%左右，但主要候選人的電視辯論往往收視率很高。這說明很多老百姓只想看一出好戲，至於哪一位候選人當選，對他們的生活並不產生很大的影響。

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國情進行民主形式的創新，從而使老百姓有更多的政治參與感和認同感。內容和形式比，內容更重要，但形式不能被忽視。我們在形式方面可以借鑒西方的一些形式，也可以從我們自己的傳統資源中進行提煉和創新，也可以土洋結合，創造出新的形式，從而使我們的民主在形式上更規範，更有活力，更為豐富多彩。我甚至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政治改革的重點就是從重視“內容”走向“內容與形式”並重，從強調“結果”走向“結果與程序”並重。中國人是很善於學習別人長處的。還是拿吃飯作比較，中餐是合吃，不如西式分食那麽衛生，但只要在菜上加一雙公筷，就解決了合吃的衛生問題，中西形式就接軌了。

當然，西方政治制度值得我們借鑒的不只是形式，也有內容。比方說三權分立的學說強調了對權力的制約，我們要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借鑒權力制約這個思想，我們也可以汲取西方在權力制約方面的一些設計。但是像美國那樣的三權互相勢均力敵，對其他西方國家也不適用，更不要說非西方國家了。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其實也是行政主導型，法國總統和德國總理的權力都大於議會。歐盟本身也是如此，歐盟委員會的權力大於歐洲議會。德國和丹麥的議會也是協商一致為主。當然，我們在保持行政主導的同時，也要借鑒國際經驗，大力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和制衡。

在借鑒西方的一些做法時，我們沒有必要，也不需要像西方那樣，把形式和票決看成是至高無上的惟一。我們要把民主從西方那種僵化的和狹隘的話語中解放出來，走民主創新之路。西方在推銷自己民主模式的時候，把本應該是文化深厚、形式多樣的民主，簡化成了一人一票的普選，這本身是對民主事業的一個巨大傷害，使我想起了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的名言：有兩種人最能傷害民主，一種是反民主的人，另一種是民主激進論者。今天西方推動“顏色革命”的人就屬於後面一類。

我們的民主建設一定要有創新精神。民主建設應該是一種生機勃勃的事業，民主可以有一千種、一萬種形式，而不應被局限於一人一票普選這一種形式。我在研究臺海兩岸關系時曾提出：雙方應堅持“先易後難”的原則，從小事情做起，從“職能合作”做起，“積小變為大變”，“積量變為質變”，積無數個互相合作的“小中華”，最後形成全面合作的“大中華”，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我覺得我們的民主建設也可以是一個類似的過程，民主建設應該從我們身邊無數的“小民主”開始，最終匯成中國的“大民主”。“小民主”就是我們每天都看得見、摸得著的事情，如住宅小區的“陽光”管理，事業單位的“陽光”財務，單位第一把手權利的限制，各種各樣的論證會、聽證會、辯論會、記者招待會，市長熱線，電子政府，人性化管理，信訪制度的完善和規範，逐步取消城鄉二元戶口制度，差額選舉比例的擴大，各種各樣的民意調查，平面媒體和網絡媒體討論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的利益協調等等。我們要使人民群眾能夠實實在在地感到我們生活中的民主氣息越來越多，感到他們可以參與討論的事務也越來越多，同時這個改革的過程又是一個漸進的、有序的、使大家不斷受益的過程。民主與陽光共生，民主從身邊做起，民主從小事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大家實踐和經驗的積累，隨著社會經濟和文化條件的日益成熟，無數的“小民主”最後一定能匯成中國整個社會和體制的“大民主”，這種“大民主”的最終形式將在不斷探索中逐步形成。

我們的政治改革一定要與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相輔相成，而不是互相對立和損害民生。西方推動的人為內需，其特點就是政治變革與經濟發展、民生改善等完全脫節，甚至是破壞後者的。菲律賓的政治變革就是單一政治方向的，與經濟發展無關，與民生改善無關，甚至是矛盾的。吉爾吉斯斯坦的“顏色革命”也是這樣。在一個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國家，一個政府如果不能凝聚全社會對於發展經濟、提高生活水平的共識，並在此基礎之上，推動政治體制革新，而是把解決一切問題的希望都寄托在激進政治改革上面，風險極大，因為政改和革命往往會使社會產生過高的期望，而政改和革命最後又不太可能滿足這些期望，結果期望很快就轉變成失望，而且是具有巨大破壞力的失望。

我們在民主建設中要超越西方民主模式，特別是美國的民主模式，因為這個模式本身就存在諸多問題。美國的民主與西方許多先哲的理想已經相差很遠，在美國本國和歐洲均受到很多批評，美國民主的商業化（鋪天蓋地的廣告）、庸俗化（一切為了討好選民，一旦選上，自己的承諾又不能兌現）和金錢化（美國民主制度之昂貴，絕非一般人可以想像）就表明了這一點，連美國總統奧巴馬在他的《希望的勇氣》（The Audacity of Hope）一書中都坦陳：“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提供錢者的利益，雖然也可能使用政府的錢（但這個錢很有限，不足以應付競選，可能還會附帶很多條件）。”

我們政治改革中還要防止邯鄲學步。學習別人的長處是對的，但如果還未把別人的長處學到家，就放棄了自己一些行之有效的土辦法，這就成了邯鄲學步，這也是可怕的。邯鄲學步的情況發展中國家不少。例如，一些非洲國家，采用了西方的法律制度，但總是水土不服，但又把自己原來傳統中的習慣做法丟得幹幹凈凈，結果就出現了國家治理的失序，甚至癱瘓。至於中國以後會不會產生對西方政治體制的內需，也許會，也許不會，現在尚難判斷，這是一個留給未來的問題。如果中國以後真正的內需和美國的真正內需一樣，那麽今後可能會產生類似美國的制度。如果內需不一樣，就不會產生類似的制度。中國的政治傳統和美國的傳統差異如此之大，我很懷疑中國會出現和美國一樣的內需。但美國制度的某些方面，我們可以借鑒，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美國民主制度的長處之一是它的基層民主，特別是它的社區自我管理，而非勞民傷財的美國總統選舉。我們應該借鑒世界上一切好的經驗，結合中國的實際來學習，並在傳統與現代的互動過程中，為中國的長治久安奠定堅實的體制基礎。

我們可以按照經濟改革成功的經驗，摸著石頭過河來進行政治改革，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最需要的不是“路線圖”，恐怕也拿不出“路線圖”，拿出來也是一個“花架子”。但像經濟改革一樣，我們可以有一個“指南針”，需要知道一個總體方向。經濟改革的總體方向是市場導向的改革，是市場和計劃的有機結合，是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改革總體方向應該是實現勵精圖治的良政，確立一流的人才選拔機制、一流的民主監督機制、一流的社會協商機制，最終落實到人民的“優良的生活”。在探索和實踐的過程中，某種更為完整的思路，或者叫“路線圖”，在適當的時候一定會應運而生，就像通過16年的改革和開放，我們終於形成了內容豐富，而又可以操作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沒有摸著石頭過河的16年實踐，是提不出這樣的理論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在中國實踐成功的東西，就是真理，西方現在可以不理解，可以挖苦，可以反對，但只要中國老百姓拍手叫好，只要最終事實證明我們的選擇和做法是正確的，他們就只能來理解你，詮釋你，並最終不得不接受你。中國模式最終一定會影響世界政治的遊戲規則，豐富世界民主政治的形式和內容。西方自己的模式也是這樣一路走來，並最終成為強勢模式的，例如英國創立了君主立憲制，但很長時間內，別人還是把它看作“貴族國家”，而非民主國家。這就像學外語，如果你認為世界上只有英語好，那麽你就永遠是別人的學生，他永遠可以說你哪些地方不對了，甚至給你打個不及格。現在中國崛起了，學習中文的人越來越多了，中文也自然會成為國際社會的一種強勢語言，你要和我交流，就要好好學習我的語言，盡量達到我的母語水平，我還可以糾正你的發音和語法，也可以給你打不及格。

如果說30多年前，我們中不少人還比較習慣仰視西方，那還情有可原，畢竟中國剛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經濟雕零，百業待興。但經過了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如果今天還是像一些人士那樣，動不動就是美國怎樣，西方怎樣，就有點貽笑大方了，恐怕連西方人對你都要少三分敬意。我們才對自己的政治制度進行了一些“挖潛”和“微調”，國家就迅速崛起了；繼續推動符合國情的政治體制改革，把中國人民的智慧和潛力進一步發掘出來，那才是更加巍巍壯觀的事業，好戲還在後頭呢。我們應該自信地、從容不迫地、不卑不亢地平視一下西方，看看他們制度的長處在哪裏，短處在哪裏，再對照一下中國，我們的長處在哪裏，短處在哪裏，從而搞清楚，對於西方的東西，哪些我們應該學習和借鑒，哪些應該反詰和揚棄，最終則都是為了走出一條適合中國自己情況的政治發展道路，一條能使中國實現國家長治久安、人民生活幸福安樂的康莊大道。

張維為：誰創造了人類普世價值？


讀西方人過去寫的歷史，會發現整個世界近代史就是一部西方話語權的歷史，其背後折射出的是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中的數百年之久的強勢地位。法國哲學家福柯不無挖苦地說：你談論什麽並不重要，關鍵是誰在談，話語的強弱是由話語者的強弱所決定的。既然西方數百年來一直處於強勢地位，那麽其話語地位也就自然占了主導地位。當年歐洲人企圖滅絕美洲的印第安人，其解釋就是不得已而為之；當年歐洲人販賣黑奴，其解釋就是那個時代誰都這麽做；當年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貪婪掠奪，其解釋就是為了傳播現代文明；後來的種族主義、種族隔離，也都經過了詳盡和理性地科學論證。現在畢竟是21世紀了，世界變了，中國變了，西方也變了不少，雖然在話語權問題上，西方話語仍占主流地位，但越來越多的不同聲音正在出現，這是好事情。

“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源於西方的觀念，只要不被濫用，都是好東西。中國人過去反抗西方列強的欺辱，堅持的也是這些理念，並在這個過程中，豐富了它們的內涵。這些理念今天已成了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財富，在中國走向富強的進程中，它們還可以發揮更大的作用。作為世界人民的共同財富，其解釋權也屬於各國人民，而非少數幾個國家。否則就可能出現各種荒謬，比方說，中國改革開放30年使2億多人脫貧，會被認為與人權進步無關，而美國大舉入侵伊拉克，無數生靈塗炭，則被看作是捍衛人權。世界在進步，中國在崛起，那種誰擁有強權就擁有話語權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

這裏首先要糾正一個歷史偏差。西方現在的主流話語稱：西方一直致力於推動“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不少人也以為當年歐洲的啟蒙運動、美國的《獨立宣言》和法國的《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普世價值，這是有悖於歷史事實的。1789年的法國《人權與公民權利宣言》，法文叫DeclarationdesDroitsdel’HommeetduCitoyen，其中的“人”和“公民”(l’Homme和Citoyen)在法文裏，指的就是男人和男性公民，更確切地說是男性白種人，不包括婦女，不包括有色人種，不包括華人，不包括窮人。在這個《宣言》通過兩年之後的1791年，一位名叫奧林匹•德古吉（OlympedeGouges）的偉大法國女性，駭世驚俗地起草了一份《女人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DeclarationdesDroitsdelaFemmeetdelaCitoyenne），但她卻被送上了斷頭臺，她所希望的婦女投票權直到她死後一個半世紀才在法國實現。

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也一樣。美國的國父們的確是一批很受尊敬的人，但他們也都是歐裔男性富人，不少還擁有黑奴。美國《獨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指的是有地位的男性白人之間的平等，其中的“人人”不包括婦女、奴隸、華人，也不包括白人中的窮人，保留奴隸制也是美國國父們經過辯論後作出的選擇。從17世紀開始的兩個世紀中，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是西方推崇的“普世價值”，他們談的自由，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包括了販賣奴隸的自由，包括了對印第安人進行種族滅絕的自由，包括了向中國傾銷鴉片的自由。美國的南北戰爭（1861—1865）廢除了奴隸制，值得肯定，但戰後雙方還是作了政治妥協，認為美國“統一”的價值高於黑人“自由”的價值。美國不久又頒布了法律，建立了一整套種族隔離的制度。這套踐踏人權的制度在美國又持續了近一個世紀。

從1870年左右開始，隨著民族國家的興起和世界範圍內對財富的掠奪，歐洲主要國家經歷了迅速的經濟發展，但也埋下了失敗的伏筆。當時的歐洲各國迷信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以惡報惡，最終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文明遭受重創。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使歐洲文明幾乎毀於一旦。

我們今天看到的一個比較文明的歐洲實際上是僥幸才保存下來的。這種僥幸包括了希特勒的納粹德國還沒有發明原子彈，包括了俄羅斯民族和中華民族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犧牲。中國人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以3000萬人傷亡的巨大民族犧牲捍衛了自己的獨立，同時也幫助捍衛了歐洲文明。如果當時的中國政府，像一些歐洲“民主”國家那樣在法西斯進攻面前紛紛投降的話，日本法西斯早就可以輕易地拿下中國，然後與德國分進合擊拿下蘇聯，再以中國和蘇聯的巨大資源為後盾來稱霸世界，歐洲文明還能保留多少？中國為世界反法西斯事業所作出的巨大民族犧牲，在西方還遠遠沒有得到承認。英國首相丘吉爾1945年和西方領導人交談時，對中國根本就不屑一顧，提及“中國人”，他用的還是那個對華人帶有嚴重種族歧視的字眼“Chinaman”。

但是公平地說，經歷了這些災難之後，西方的一些有識之士終於開始了深刻的反省，並對歐洲的很多主流價值重新作了評估和篩選，把壞的剔除，把好的留下，並與國際社會的其他代表一起努力把好的部分打造成普世價值，這才有了1948年聯合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這個《宣言》確認了人人“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都應該享受人權的原則。至此，我們才可以說國際社會真正開始了使“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偉大進程。

但歷史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在《世界人權宣言》誕生之後，種族主義理念還是繼續主導著西方的國內外政策。比方說，為了維護其殖民統治，法國又發動了極其殘酷的越南戰爭和阿爾及利亞戰爭，直到最後實在是打不下去了，它才非常不情願地放棄了這些殖民地。同樣，美國黑人不堪再忍受種族歧視，於1960年代掀起了風起雲湧的民權運動，馬丁•路德•金1963年大聲疾呼：“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將生活在一個不是以膚色深淺，而是以品格的優劣作為評判標準的國家。”而這離美國通過載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獨立宣言》已是187年之遙。

追溯這些歷史並非要貶低西方一些重要文獻在歷史上曾發揮過的關鍵作用，也無意貶低西方文明本身已經取得的進步，而是要準確地找出今天普世價值的來龍去脈，澄清某些認知上的盲點，確認“自由、民主、人權”成為普世價值的過程並非是西方的自覺自願，而是世界上所有被西方奴役的民族經過長期英勇的抗爭，並和西方有識之士共同努力，才逐漸把這些本屬於世界上少數人的特權變成了西方國家不得不接受的普世價值，其內涵也在不同文明的互動過程中被大大豐富了。

從上面對普世價值來龍去脈的敘述中，至少可以得到兩點啟發：

第一，所謂普世價值的概念在西方得到真正確認的歷史並不長，在實踐中存在的問題更多。如果以1965年美國開始在法理上真正允許黑人和白人享受一樣的“自由、民主、人權”開始，那麽也只有40多年時間，比我們改革開放只多十來年。所以普世價值還是個新鮮事物，需要我們共同呵護，中國為其作出自己的貢獻也正當其時。

第二，西方對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采取了一分為二的態度，放棄糟粕的東西，繼承優秀的東西。比方說，西方已被迫放棄了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等在西方曾經非常風光的“普世價值”，又對“自由、民主、人權”作了對自己有利的解釋，雖不完美，但還是包含了值得肯定的進步。相比之下，我們不少國人對中國自己的傳統還是持一概否定的態度，認為整個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專制史，一切要推倒重來。實際上今天西方已罕有學者否認在過去的2000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至少在1500年內，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都全面領先於當時的西方。西方整個文官制度也是從中國借鑒來的。歐洲啟蒙運動的一個主要思想來源就是法國思想家伏爾泰對中國文化的詮釋。伏爾泰特別贊賞中國人的宗教觀：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宗教戰爭，而歐洲歷史上宗教戰爭打了上千年。

我們今天完全可以在一個與世界良性互動的基礎上，用今天的眼光來認識和發掘我們源遠流長的文化傳統資源，這是一個尚未充分開發的巨大智慧寶庫，對重塑民族魂，對解決中國和世界面臨的許多挑戰，對新的普世價值的形成，都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張維為：失語的不是中國，而是話語霸權主義


促進普世價值的過程本應繼續是一個不同文明取長補短的互動過程。但是西方主要國家總想壟斷這些價值的解釋權，搞“話語霸權主義”，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例如，他們把本應該是內容豐富、文化深厚、形式多樣、操作精致的民主簡化為一人一票的“程序民主”，還編造了一個神話：一人一票的民主制度創造了西方今天的財富。

實際上，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資源消費量是發展中國家30多倍的基礎之上的。不信的話，你去掉這30多倍的差異，再看看西方的人權會是什麽水平？而西方的財富中又包括了多少不義之財？光是根據那幾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當年被迫支付給英國的戰爭賠款就足以在當時的英格蘭建立一個完整的養老保險體系，而西方列強在那個時代強加給中國的可是1000多個不平等條約呀！

當然，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世界上總有一些人心甘情願地接受別人的話語壟斷，於是就有了蘇聯的解體（也有了俄羅斯後來的頓悟），就有了南斯拉夫的崩潰，就有了第三世界的眾多劣質民主和混亂動蕩。

西方在推銷自己“自由、民主、人權”話語的時候，很少提及自己財富積累的真實過程：英國有個港口城市叫利物浦，這個城市在1800年左右成為整個英國最富裕的城市，靠什麽富裕起來了？靠的是奴隸貿易。當時整個英國80%的奴隸貿易，歐洲40%的奴隸貿易，都從這裏經過。歐洲的商人們用美洲的棉花、糖、煙葉換取非洲的“黑奴”，一本萬利。主要發達國家在其資本迅速積累的百年間，對外奉行的野蠻的殖民主義，對內享有選舉權的人幾乎從未超過本國人口的5%。2001年我去南非德班參加世界反對種族主義大會，不少非洲國家代表發言，要求西方國家為奴隸貿易進行道歉和賠償，他們提出的賠償額度為：777萬億美金，約等於今天美國經濟總量的60倍。我不知道這個數字是怎麽計算出來的，但索賠數額之大，是不容質疑的。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MichaelRudd）曾於2008年初正式向幾百年前受害的澳大利亞土著人表示了道歉，令人感佩。如果西方的政治領導人都有這樣的勇氣和良知，我們這個世界就可能變得更加公正一些，更加人道一些，更加和諧一點。但事情沒有這麽簡單。2008年3月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埃及代表整個非洲集團提出了一個決議草案，題為“從誇誇其談走向實際行動”，其內容是呼籲世界各國，采取具體行動來消除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和相關不容忍現象。其中提到：歡迎澳大利亞政府正式道歉這一“劃時代的歷史性舉動”，“歡迎澳大利亞政府對過去給其土著居民造成沈重傷痛、苦難和損失的法律和政策表示正式道歉”，並“促請尚未這樣做的國家政府向過去和歷史上不公正的受害者進行正式道歉，並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愈合創傷、取得和解”。這一決議草案遭到了西方代表的反對。歐盟發言認為此提案的語言不妥，不應該把一部分國家單獨列出來進行批評。

實際上，我在意的並非西方一定要就過去的錯誤，包括鴉片戰爭，作出正式的道歉，歷史畢竟是歷史，我們應該向前看，但我比較在意的是西方是否能夠從自己過去的歷史錯誤中吸取教訓，改變那種總是自以為是、惟我獨尊、自己永遠正確的心態。“自由、民主、人權”是好東西，但如果只能照西方的模式來界定這些概念，並且不分時間、地點、民情、發展水平就把自己的民主模式強加於人的話，從本質上看，和過去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心態無異，結果就造成了今天世界上類似伊拉克這樣的悲劇。

西方謀求話語霸權現在面臨著三個困境。一是國際政治中的困境，中國、俄羅斯等有影響力的國家都堅決拒絕西方的話語霸權，並積極發展自己的話語權。二是實際操作中的困境，美國入侵伊拉克，推銷“大中東民主計劃”，結果陷入泥沼、騎虎難下。西方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吉爾吉斯斯坦推動的“顏色革命”也陷入困境，使這些國家更加動蕩不安。三是在全球治理問題上束手無策。面對棘手的全球性挑戰，如貧困問題、戰爭問題、恐怖主義問題、文明沖突問題等，西方價值觀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對策。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使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更為貧困；美國主導的“民主輸出”模式使世界變得更加動蕩不安；恐怖主義對美國、對世界的威脅有增無減；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文明沖突”愈演愈烈。

而這一切困境的背後是全球化環境下西方政治話語的蒼白。西方文明有其長處，值得我們學習，但也有其短處，特別是過多的自我中心，過多的對抗哲學，過多的好為人師，缺乏一點中國文化中的“整體觀”、“辯證觀”和“天下觀”，怎麽能指望這種狹隘的政治話語來解決今天這麽錯綜復雜的世界性難題呢？倒是中國的崛起，特別是中國政治軟實力的崛起，為解決世界性的問題帶來了一些希望。中國獨特的發展模式和消除貧困的經驗廣受好評；中國在對外關系中奉行的“互利雙贏”理念已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中國“和諧包容”、“和而不同”的思想為解決世界“文明沖突”這個難題提供了寶貴的思路。在這些問題上，不是中國接受西方話語的問題，而是西方如何克服自己話語僵化的問題，是西方最終要接近甚至接受我們話語的問題。

前面已經說過，普世價值是個不斷演變和發展的過程，因為人類所面臨的新問題層出不窮，需要更加豐富的價值觀來引導和處理，中國應該為豐富普世價值作出自己的貢獻。在今天這個世界上，“自由、民主、人權”這些價值已顯然不足以應付人類面臨的諸多挑戰。為什麽“和平”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沒有和平，還能剩下多少“自由、民主、人權”？為什麽“良政”不能成為普世價值？民主是手段，最後都應落實到良好的政治治理。為什麽“和諧”不能成為普世價值？以強調“對抗”為特點的西方文明難道不能從講究“包容”的中國文化中受到啟迪嗎？為什麽“消除貧困”不能成為普世價值？現在世界上饑民人口超過發達國家人口總和，“消除貧困”應當成為普世價值。總之，普世價值的探索和發展正未有窮期，一旦超越西方話語，我們就海闊天空。

法國政治學家多米尼克•莫伊西（DominiqueMoisi）2007年在美國《外交》雜誌上撰文，稱當前世界存在著“三種情緒”：一種是歐美國家的“憂心忡忡”，他們憂心恐怖主義，擔心經濟衰退，害怕失去競爭力，也害怕失去影響力。一種是伊斯蘭國家的“屈辱之感”，他們感覺自己受到了以色列和西方國家過多的欺辱，這種深深的屈辱感已轉化為對西方的仇恨。另一種是中國等亞洲國家的“充滿自信”。他認為中國今天的特征是：避免國內外沖突，專心致誌地發展自己，綜合力量迅速崛起。這使我想到了一些西方人士當年曾揚言要抵制北京奧運會。其實，中國對此不必太擔心。2006年曾在北京舉行過一次中非高峰會，來了40多位非洲國家首腦，西方世界當時驚呼自己被中國邊緣化了。西方對中國在第三世界影響的擴大憂心忡忡，因為他們也意識到今天的第三世界意味著資源、市場和機遇。真正害怕抵制的不是中國，而是西方國家自己。

我們珍視與西方的關系，也願意學習其一切長處，但我們拒絕傲慢與偏見。我們對西方話語的態度既不是俯視，把西方話語看得一無是處，全盤否定，也不是仰視，把它奉為金科玉律，全盤接受，而是平視，用中國人“實事求是”的核心價值觀對其逐一加以審視，一部分要學習、一部分要借鑒、一部分要反詰、一部分要揚棄。中華文明是世界上惟一維系了數千年而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其真正崛起必將是人類歷史上最具震撼力的事件。在這個歷史性的進程中，“失語”的不會是中國，而應該是“話語霸權主義”。

張維為：言論自由、普世價值與人權


日內瓦有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過去叫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每年開會，都會引來大量的媒體和非政府組織，有要求禁止地雷的，有關心日本“過勞死”的，還有支持同性戀的，各種各樣，五花八門，好一番熱鬧。外交官們也很辛苦，會場內外，忙來忙去，常常幾天幾夜睡不好覺，為了一些有爭議的決議草案進行沒完沒了的磋商，然後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到會場，不少人簡直就是昏昏欲睡的樣子。這時如果會場上突然來了個“攪局”的，大家的精神都會為之一振。2008年3月28日下午就有那麽一幕。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討論歐盟提出的一個決議草案，內容涉及聯合國保護言論自由報告員應該獲得什麽樣的“授權”。

歐盟代表自我感覺良好，從居高臨下的道德高度，詳細介紹了自己的決議草案，認為這個決議草案不應有任何爭議，故提議不經表決通過。這時老資格的埃及大使發言了，而且是代表著有57個成員（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伊斯蘭國家會議組織。他說，眾所周知，最近出現了丹麥畫家醜化真主穆罕默德的漫畫事件，西方一些國家以言論自由加以辯護，對全世界的穆斯林造成了深深的傷害，我們認為這是濫用言論自由，應該受到譴責，所以我們現在提出一個修正案，要求聯合國保護言論自由報告員，調查並向人權理事會匯報世界上“濫用言論自由的權利，構成種族或宗教歧視行為”的情況。

斯裏蘭卡大使接著發言，他是科倫坡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講話總是那麽不卑不亢，像是在講堂上給自己的學生授課。他說這個修正案好，因為權利與義務之間要有某種平衡，否則會出現大問題。現在是全球化的世界，信息一瞬間就傳遍全世界，發達國家裏一些人可以以言論自由為名，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而發展中國家內就會立刻出現罷工、罷課、罷市，甚至廝殺。埃及的這個修正案能使歐盟的這個決議變得更加全面。歐盟代表發言反對，認為這純屬另外一類問題，不應該放在這裏討論。

這時古巴代表發言了。古巴外交官在國際場合老是遭到西方的責難和攻擊，所以能言善辯者不少。古巴代表說，這個決議案中有這麽一句話：“承認一切形式的媒體，包括出版、廣播、電視和因特網等，在行使、促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說應該在“行使”這個詞之前加上“公平和公正地”，整個句子也就改成了“承認一切形式的媒體，包括出版、廣播、電視和因特網等，在公平和公正地行使、促進和保護見解和言論自由權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下面傳來一陣笑聲，知道這句話把原文的意思給“閹割”了。歐盟代表堅決反對。最後主席裁定要進行表決。歐盟代表則要求休會，大概想拖延一下，以求改變這種失控的局面。但埃及大使不買賬，大聲地說，主席剛才已經宣布開始了投票，根據議事規則，這個行為必須進行下去。歐盟代表無奈。表決的結果是： 32票贊成，0票反對，15票棄權（歐盟成員等投了棄權票）。這樣，這個最初由歐盟提出的關於言論自由報告員授權的文件，變成了聯合國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包含了防止濫用言論自由內容的文件，其意義非同小可。看來西方話語壟斷權在CNN和BBC等媒體中還可以存在下去，但是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內已經越來越行不通了。

言論自由是好事，但言論自由和言論責任確實應該成正比，有自由，就一定要承擔與自由相適應的責任，絕對自由，就和絕對權利一樣，會導致絕對腐敗。以言論自由為例，在西方大部分國家裏，歌頌希特勒也是違法的，挑動民族仇恨也是被禁止的。但是各個國家在言論自由的幅度上，確實差異很大。中國言論自由總體上在朝著更加開放的方向走，只要你比較一下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情況，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這是個大趨勢，隨著網絡世界的發展，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提高和民族自信心的增強，這個趨勢還會繼續下去。剛才提到的這個濫用言論自由的問題，在2008年西方媒體對西藏事件的不實報道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激起了全球華人的憤慨。西方媒體應為此承擔自己的責任。新聞和言論自由被濫用，煽動了民族仇恨，最典型例子就是前南斯拉夫。鐵托在世的時候，他教育南斯拉夫民眾，不分族群，大家都是南斯拉夫人，彼此平等尊重，和睦相處，但後來這一切被西方推動的所謂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所否定，各個族群隨即都開始強調自己的權利，民粹主義政客一個接一個被選上了臺，結果導致了族群廝殺和國家解體。從中國的情況來看，雖然少數民族只占中國總人口的8%，但他們居住的面積涵蓋了大半個中國的領土。在言論自由的界定中，我們一定要禁止煽動族群仇恨，一定不能像西方一些人所期望的那樣，使一個團結的中國變成一個分裂的中國。

2008年8月，舉世矚目的奧運會在北京舉行之際，在羅馬也舉行了一場關於全球治理創新的研討會，一位來自美國的學者問我，中國奧運會的口號是“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能不能再加上一句：“同一樣的人權”？我說：“很好，但這還不夠，能不能再加上一句： 同一樣的選票，讓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起來選舉美國總統？”他猶豫了。其實，各種全球問題治理之所以困難重重，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總想當全世界的法官，但拒不接受世界人民的監督。西方不少人總認為自己比非洲人更了解非洲，比俄羅斯人更了解俄羅斯，比中國人更了解中國，養成了指手畫腳、亂開藥方的陋習，但對自己藥方帶來的後果從不承擔任何責任，這種做法不知已經侵犯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權，光是一場伊拉克戰爭就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光是那個“經濟結構調整方案”就給非洲帶來多少災難？光是一個“休克療法”就給俄羅斯帶來了多少悲劇？

中國走自己的路，把中西方的長處結合起來，國家迅速崛起，雖然仍面臨不少問題，但總體效果遠遠好於照搬西方模式的發展中國家，就像爭取奧運會金牌一樣，如果你只認可西方一種模式，那麽一個發展中國家大概只能落得個印度的水平，但當你把東、西方的長處融合起來，就出現了中國模式的相對成功，這對中國的人權事業和其他方面的進步都有啟迪。記得2005年在倫敦舉行的一次學術會議上，一位英國女學者曾這樣問我： 西方普遍認為中國的人權情況每況愈下，您怎麽看？

我說：“第一，討論中國的人權，一定要先問問中國人，而不是問美國人和歐洲人，否則您會犯常識性的錯誤。您不妨問一下您在歐洲遇到的任何中國人，也可以去中國與您見到的所有中國人了解一下：中國的人權究竟是好了還是壞了？從我自己了解的情況來看，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他們現在的人權狀況比過去要好。

“第二，中國使得4億多人脫離了貧困，現在正努力實現13億中國人的全民社保。30年前，中國人擁有一塊手表都是奢侈，而今天中國民眾的住房自有率已超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希望您在研究中國人權的時候，既看到中國的問題，也看到中國的成績，不要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特別是不要忽視大多數中國人自己的感受。

“第三，中國確有自己的人權問題，需要不斷糾正和改進，中國也可以從英國、從西方借鑒不少好的做法。中國這30年一直在學習別人的長處，今後還要繼續這樣做。但是西方也要努力去解決自己諸多的人權問題。我在您的國家生活過，知道英國至今還沒有實現男女同工同酬，做同樣工作的女士比男士的收入要少20%到25%，這是違反《世界人權宣言》第23條第2款的。作為一個英國女學者，您不妨也花時間關心一下這個問題，捍衛一下您自己的權利和您的英國婦女同胞的權利。”

如果持平地看一看中國與西方在人權問題上的分歧，大概有這麽五個特點。第一，聯合國界定的人權，主要指政治、公民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西方傳統上，在對外交往中，只強調政治和公民權利，忽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美國不把這後三種權利看作人權。這方面，美國真是嚴重落伍了，連很多歐洲人都看不下去。如果我們采用的不是美國自己制定的狹隘的人權標準，而是聯合國確定的人權標準，美國的人權問題應該是發達國家中最多的，比方說，3億人口的美國竟有近5000萬人沒有醫療保險，更不要說伊拉克戰爭所造成的大規模侵犯人權了。

第二，西方喜歡從法律角度來討論人權，認為只有法庭可以受理的人權問題才可以算是人權問題，但是在對外政策中，又總是把法律問題政治化。采取法律的方法，在法制較健全、律師數量充足的國家裏比較容易做。而在法制較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據我觀察，應該在推動法制建設的同時，註意通過政治方法來促進人權，這樣做更容易取得成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消除貧困。美國不認為這是人權，歐洲人權界還在爭論這屬不屬於人權，而中國從政治上認定這不僅是人權，而且是核心人權，並在實際行動中這樣去做了，所以中國在消除貧困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並有可能在這個問題上繼續引領世界潮流。我曾就此當面請教過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愛爾蘭前總統瑪麗•羅賓遜（Mary Robinson）女士，她個人也認為消除貧困最終應成為人權。

第三，西方總是說人權是個人的權利，甚至否認集體權利的存在。中國人則認為這是荒謬的。中國人的哲學觀決定了，有個人的，就一定有集體的，這是哲學上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缺一不可。實際上西方也很重視集體的權利：西方過去和中國簽訂了那麽多不平等條約，代表的就是西方國家和國民在華的集體權利。治外法權就是集體權利。美國過去制定種族隔離制度也是為了保護白人在各個方面的集體和個人的特權。人權中的民族自決權就更是集體權利了。西方強調人權是個人的權利，也有一定道理，因為他們擔心集體權利會被濫用，最終成為損害個人權利的借口，這個擔心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因為反過來看，個人權利的濫用也會導致集體權利的損害。以丹麥漫畫家“惡搞”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作品為例, 多數伊斯蘭信徒認為他一個人的言論自由權損害了10億穆斯林的宗教自由權。一種比較理想的人權保護體系應該兼顧自由與責任、個人和集體權利。在這方面，中國人的哲學觀對於人權理念未來的演變可能會產生更大的影響。

第四，中國認為實現人權在實際操作中，應該有正確的優先順序，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同時實現所有的人權。實踐證明，中國把以人為本、消除貧困、推動現代化事業作為核心人權來優先推動，是一個偉大的成功。錯誤的優先順序，效果往往不好。這麽多發展中國家在西方的指導下，嘗試了政治權利壓倒一切，但結果令人失望。在一個貧困的國度裏，去搞西方式民主，結果就出現了海地這樣的爛民主——饑餓導致暴亂，暴亂導致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又使所謂的民選政府形同虛設，最後只能靠聯合國維和部隊來維持國家秩序。甚至在相對發達的國家裏，如前蘇聯、前南斯拉夫等，政治權利壓倒一切的結果也是災難性的，其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在具體的人權問題上也一樣，對於一個發展中國家，有限的資源決定了，它必須權衡利弊，確定資源使用的優先順序。比方說，一個政府現在有1000萬美金，這筆錢可以用來改善大學生的宿舍，可以用來改進監獄犯人的居住條件，也可以用來建設廉租房，這些用途都屬於改善人權，一個國家應該根據自己的國情作出最合適的安排，不需要別人說三道四。

第五，在涉及人權的優先順序時，也要指出，有些人權屬於核心人權，屬於普世價值，也是所有人類文明都必須接受的共同底線。這些權利是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被侵犯的，比方說禁止酷刑、禁止奴役制度、人有思想的自由、人不能被任意逮捕等。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和西方的主流觀點一致。美國對關塔那摩監獄的一些犯人實行了酷刑，引起全世界的反感，就是因為其做法觸犯了人類文明的共同底線。

但我們和西方也有不同之處，其中之一就是西方把普世價值界定得過寬，而且是以西方的意願來界定，西方認為什麽是普世價值，什麽就是普世價值，整個世界都要跟著他走，這是沒有道理的。比方說，歐洲國家認為死刑就是侵犯了生命權這個普世價值，而世界上很多國家，不接受這種解釋。歐洲首先應該去說服美國人接受這種觀點。2008年3月，荷蘭外長弗漢根（Verhagen）來日內瓦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議介紹荷蘭的外交政策，提到歐洲人權價值觀中包括保護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戀的權利，他還點了阿富汗、伊朗、沙特阿拉伯、蘇丹、也門五個國家的名，指責這些國家對同性戀者判處死刑，並說世界上還有85個國家把同性戀定為犯罪行為。如何評價各國法律對同性戀的立場是一回事，而荷蘭所認定的這種所謂歐洲價值是否屬於普世價值，則是另一回事。對於世界上多數人來說，荷蘭的看法可能超前了一些，別人還跟不上。這些權利代表了荷蘭和歐洲不少國家內部人權的主要關切，但對於其他國家來說，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他們有許多更緊迫的人權問題需要解決，他們為什麽要跟著早已進入後現代的歐洲國家來確定自己的人權議程呢？

在處理人權問題上，如果各國都能真誠交流經驗，取長補短，攜手並進，這將是值得稱道的，特別是全球化帶來的諸多挑戰更需要各國之間的通力合作才能解決。發達國家消費的人均資源是發展中國家的30多倍，美國消費的人均資源是中國的11倍，但西方迄今為止的人權觀決定了：我的就是我的，半點兒也不能少，因為這是所謂的“天賦人權”，也就是所謂造物主賦予的“追求幸福的權利”；而你如果想享有同樣的權利並使用相應的資源，他就要和你較勁，甚至圍堵你。西方的民主制度也只對本國部分選民負責，不對別國人民負責，如此自我中心的西方人權觀和民主觀，怎麽可能解決今天的全球氣候變暖、貿易保護主義、消除赤貧等世界性的難題呢？

西方消耗著比發展中國家多幾十倍的資源，但自己的人權問題還是不少，西方還總想壟斷人權理念的解釋權和世界人權議題設置的主導權，為自己的戰略利益服務，這真有點說不過去。歐美有這麽多移民工人，但為什麽沒有一個歐美國家參加聯合國的《移民工人公約》呢？為什麽不少歐洲國家裏穆斯林女學生在學校連戴面紗的權利都沒有？為什麽西方不能帶頭改變其浪費資源的生活方式，從而讓世界人民享受更多的環境權呢？為什麽美國至今尚未加入聯合國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兒童權利公約》呢？為什麽歐美不能把男女同工同酬這個涉及一半人口生活品質的大問題，放在一個更為優先的地位呢？荷蘭和英國女性的工資比男性的工資平均要低20%到25%，法國低10%左右，這是國際勞工組織2004年的統計，而且這些數字與10年前的1994年相比，幾乎沒有任何變化。德國在這個方面的差別還擴大了： 由20%上升到25%，美國的差別也在20%以上。（順便說一句，日本和韓國差別更大，日本在40%，韓國在45%左右，說明這些國家婦女權利還大有改進的余地，福田首相2007年訪問北京時對中國女大學生說，你們可以來日本介紹男女平等，這不完全是客套話。）

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正未有窮期，這個進程無人可以壟斷。中國要向世界各國學習保護和促進人權的一切有益的理念和做法，同時也要為世界人權事業作出自己的貢獻。中國文化傳統中有豐富的“人本精神”，這可以豐富西方以個人自由為基礎的“人權”理念：人權應以人性為基礎，人權可以和先人後己的責任感結合起來，參加四川抗震救災的無數國人和北京奧運會的無數誌願者都展示了這種可貴的精神，整個世界為之動容。就像中國奧運軍團的崛起，中國在人權領域內也會不斷學習、探索和創新，從而使中國的人權事業更上一層樓，同時也為世界人權事業的發展註入更多的中國元素。

張維為：公民社會之我見


與人權有關的還有個公民社會的問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利益日益多元化，各個社會群體追求的利益也開始分化，於是出現了代表不同利益群體的公民社會，特別是各種非政府組織，它們促進了社會利益相對的均勻化和平衡化，這確實是今天西方社會的一個特點。中國現在也出現了大量的非政府組織，代表了不同的利益群體，處理了很多政府不該處理、也處理不了的事情，這是社會自治的一個重要方面，對於人民學會自己管理自己，對於加強人民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對於優質民主社會的形成，都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值得我們鼓勵和支持。真正的公民社會總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這在2008年抗震救災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我真是希望我們國家能產生一大批優秀的公民社會組織，不沾官氣，展示自己的自主性與活力，大大推動我們的各項事業。我還希望其中一些組織最終能擺脫不合時宜的體制束縛，馳騁於國際舞臺，代表著崛起的中國公民社會，憑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與世界其他地區主持正義的公民社會一同努力，改變現在世界上為西方利益服務的公民社會比例過大的狀況，為建立一個更為公正的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作出中國人的貢獻。

但我同時也認為，在公民社會問題上，照搬西方推動的公民社會模式，在發展中國家，效果並不一定好。西方公民社會理論有這麽一個預設：公民社會相對於政府而存在，公民社會的作用就是限制政府的作用，它與政府的關系是一種對峙的關系。西方還有自己的戰略考量，扶植了一大批親西方的非政府組織，來對付與西方走不同道路的國家。西方支持的公民社會在蘇聯、南斯拉夫、東歐政治變革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去過進行了“顏色革命”的烏克蘭，看到示威遊行的群眾揮動的不僅是烏克蘭的旗幟，也有歐盟的旗幟、美國的旗幟、英國的旗幟、德國的旗幟，反映出這些國家很多非政府組織都是西方資助的。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也是這樣，廣場上很多遊行者揮舞著西方國家的旗幟。西方鼓勵這種民間與政府對立的方法，公開扶植親西方的政權，而不考慮這種做法給這些國家的百姓帶來什麽結果。“顏色革命”使得烏克蘭、格魯吉亞和吉爾吉斯斯坦陷入動蕩，總體效果不佳，但迄今為止西方對此進行反思的人還不多。

公民社會必定與政府對抗這種哲學也體現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一次，我在巴西參加一個討論消除城市貧民窟問題的研討會，貧民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面臨的嚴峻挑戰，他們城市的人口經常一半以上住在貧民窟。怎麽解決這個問題？一位歐盟代表在會上發言說，公民社會應該動員起來，與政府作鬥爭，讓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動來解決貧民窟的問題。會議主席問我，中國人怎麽看這個問題？我說，走訪了大量發展中國家後，我認為在消除貧民窟方面做得最好的是中國。中國的經驗是：不要老是搞什麽公民社會與政府的對抗，而是促進公民社會與政府之間的有效溝通和互動，確立消除貧民窟能夠造福各方這樣一種大的共識，然後制定盡可能兼顧各方利益的貧民窟改造方案。我說，你們可以組團到中國去訪問，實地了解一下中國是怎樣做的。中國的做法也有不足之處，但總體上利大於弊，比大多數其他發展中國家做得要好。

西方公民社會理論強調對立和對抗，這在族群比較單一、 法制比較健全、教育普及、中產階級壯大的國家，不會造成太大的問題，但是在那些不具備這些條件的發展中國家，這種對抗容易帶來社會分裂和沖突。我1994年曾訪問過黎巴嫩，當時整個黎巴嫩已經擺脫了長達15年的內戰，一派百廢待興的景象。從我在實地了解的情況來看，黎巴嫩的公民社會在內戰之前、之中和之後，都是相當活躍的。但是這種公民社會是完全分裂的，分別附屬於不同宗教、不同派別，如馬龍教派、德魯茲教派、遜尼派、什葉派、長槍黨等，更像是中國“文革”時期的各種鬧派性的組織，它們實際上加劇了黎巴嫩的分裂和沖突。

我在黎巴嫩駐埃及的領事館辦簽證時，看到領事館的墻上掛了一張畫有和平鴿的宣傳畫，上面寫著：“黎巴嫩：死去1000次，再1001次復生。”表述了一個民族經歷無數大劫，仍然堅毅不屈的生存信念，使我感動。當然這是詩人的浪漫表述，現實要殘酷得多。我到黎巴嫩實地一看，這個曾被稱為“中東巴黎”的城市裏，到處都可以看到戰爭的痕跡，整個市中心，包括希爾頓飯店、假日酒店等都只剩下殘垣斷壁了。這場內戰使這個當時人口才300多萬的國家失去了14萬生命。我的導遊是個60來歲的親歷者，他對我說：“戰爭已經過去幾年了，但黎巴嫩人的薪水還在一路走低，誰都想離開這個國家，如果我有女兒，一定讓她嫁給你。”老頭有兩個兒子，一個在德國工作，一個失業在家。黎巴嫩的公民社會現在也很發達，2006年該國又成功地舉行了一次大選，產生了一個親西方的政權，得到了西方的高度贊揚，但那年夏天突來一場以、黎沖突，美國遲遲不讓以色列停火，使黎巴嫩多年的戰後重建化為烏有。黎巴嫩各種教派和黨派的利益至今無法整合，外部的各種幹預使黎巴嫩的局勢日趨復雜。我真是希望這個美麗的地中海國家能第1001次崛起，但我又覺得，照西方這個思路走下去，包括西方主張的那種公民社會，黎巴嫩恐怕很難走出自己的困境。

非洲的盧旺達也是這樣，它的非政府組織大概可以算是整個非洲大陸最活躍的了。據說按人均計算，盧旺達的非政府組織為非洲國家最多，但它們沒有能夠阻止後來的種族大屠殺。西方人權理論和公民社會理論的很多內容都形成於西方單一民族國家，形成於經濟和教育發達的社會，而第三世界國家大多數是多民族、多族群國家，經濟和教育都不發達，盲目使用西方概念產生的最大問題就是族群沖突。一旦以族群為基礎的非政府組織大量產生，就會導致族群關系的緊張和對抗。

尼日利亞也是一個公民社會頗為發達的國家。但我去過它最大的城市拉各斯，那裏白天治安都非常差，晚上更是危險。我的感覺是，你能白天在拉各斯市中心大街上太太平平地散步半個小時，就是一種奢侈。尼日利亞有那麽多促進人權的非政府組織和政府組織，但究竟保護了多少人權？非政府組織越多，社會管理得越好，民主就越成功，這個觀點至少在發展中國家還不能成立。

印度的非政府組織比中國多幾十倍，但印度方方面面的工作與中國的差距都很大。從表面上看，印度公民社會非常活躍，但從我的實地了解來看，相當一部分組織被黑社會控制，甚至就是黑社會的組成部分。我去印度的貧民窟觀察過，貧民窟裏有很多非政府組織，它們可以呼風喚雨，控制著貧民窟裏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不少組織是真正在為勞苦大眾做事，但也有出於其他目的的組織，如專門負責偷電的組織，從某個地方把電偷偷地接過來，再賣給貧民窟的居民。還有負責貧民窟安全的黑社會組織，專收保護費。為什麽印度改造貧民窟這麽難？因為貧民窟裏的人都被組織了起來，而這些組織中相當一部分受黑社會控制，黑社會又與各級政客勾結，貧民窟永遠是各級政客的票倉。孟買市中心通向孟買國際機場的大道旁有大規模的貧民窟群，印度政府想拓寬這條公路，但幾年下來了，條件談不妥，一些劣質公民社會組織與政客利益結合在一起，輕而易舉地“綁架”孟買市民的整體利益，阻礙政府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這是印度民主體制在現代化建設中遇到的一個嚴重瓶頸。

美國福特基金公民社會項目的負責人邁克爾•愛德華茲（Michael Edwards）倒是個比較坦率的人，他寫了一本叫《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書，其中提到了公民社會與政府必然對立並不一定是公民社會運作的最佳模式。他說，現在很多公民社會“不相信政府，不相信公司，不相信媒體，只相信自己。但是公民社會自己也需要制衡，否則也會出問題”。他贊成走協商共識的道路，不要老是強調各方的對立，而是強調如何最好地解決問題。這個建議值得我們思考。

我認為一個公民社會的形成一定要與一個國家自己的政治文化傳統相結合。實際上西方國家自己的公民社會也是這樣的。丹麥雇主協會主席馬丁森先生曾對我說，丹麥人就像一個部落，大家有同舟共濟的感覺，社會上對抗比較少，議會裏討論問題也比較容易形成共識，一般總有80%的議員意見接近一致或完全一致。瑞士也很少出現罷工，為什麽？因為在1937年整個瑞士面臨德國法西斯入侵威脅之時，瑞士機械制造業的勞資雙方代表通過談判，達成一項《和平協議》，約定一旦勞資雙方發生了糾紛，雙方都要通過協商來解決問題，或者請第三方進行調解仲裁，資方不得隨意裁減工人，關閉工廠，工人一般不進行罷工。這樣做既保護了雙方利益，也保證了生產。後來，瑞士其他行業也紛紛效法，簽訂類似協議。1941年戰爭最困難的時候，聯邦政府通過法律把這種形式固定下來。這樣，瑞士幾乎很少發生罷工事件，即使發生了，往往規模也有限。

中國臺灣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臺灣地區在民主化方面，學習了美式民主，強調對抗，結果出現了嚴重的水土不服，在過去的十幾年裏，導致了政黨惡鬥、商業化炒作、族群關系撕裂，經濟嚴重滑坡，人民痛苦指數上升，難怪2008年大選前，臺灣《天下》雜誌一篇文章《懷念沒有藍綠的日子》，引來多少人的唏噓，甚至到了今天，全臺灣民望最高的政治人物還是當年關註民生的強勢領導人蔣經國先生。國民黨統治臺灣時期沒有中斷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還吸收了不少西方的市民文化，每次去臺灣地區訪問，特別在臺北，我可以體察到臺灣社會存有這種讓人感到溫馨的文化底蘊，人與人很客氣，很禮貌，溫良恭儉讓，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矛盾。臺灣社會雖有不少問題，但濃濃的中華文化氛圍還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值得大陸借鑒。我個人覺得臺灣社會本應該在這種和諧的中華文化基礎上發展出一種理性的、精致的、包容的公民社會和民主制度，但臺灣卻走上了一條照搬美國對抗式的民主模式的道路，並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代價。馬英九先生上臺後，大膽提出了“臺灣民主再造”的口號，主張族群和諧，但迄今為止收效甚微。一個已經被美式民主撕裂的社會要重新整合談何容易，連美國自己今天都成了一個嚴重分裂的社會，深陷經濟危機而難以自拔。

總之，一個公民社會，如果它能使一個社會最終變得更加團結，更加繁榮，更加活力四射，而不是更加分裂，更加蕭條，更加混亂不堪，那麽就是一個高質量的公民社會；如果它使一個社會從團結走向分裂，甚至從分裂走向更大的分裂，那就是劣質的公民社會。我看黎巴嫩、盧旺達等國家的情況屬於後者。公民社會和政府可以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特別是對於中國這樣一種社會，一般認為，中國屬於社會共識比較容易形成的社會，這和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的長處。一個容易形成共識的社會，是成熟的社會，沒有必要為了所謂“民主”，去人為地強化對立。自然形成的共識文化是非常寶貴的政治資源，在這個基礎上探索協商民主的道路，對中國更有意義。那種認為搞民主就要學美國，就要搞黨派對立，就要為反對而反對，就要你死我活，是非常片面的，甚至是愚蠢的。能夠形成共識的民主是好民主，能夠形成共識的社會是好社會。我們應該從中國自己的傳統出發，不要學對抗式的美國模式，適當地學一點丹麥、瑞士、日本等良性互動模式，逐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公民社會和民主政治，這應該是中國政治體制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2008年抗震救災體現出了中國公民社會的巨大能量，幾乎在一夜之間呈現了一個全民參與的、開放的、透明的現代救援體系。這種民間和政府之間建設性的互動關系大大提高了我們社會的凝聚力，不僅為我們的抗震救災作出了寶貴的貢獻，也為中國今後公民社會的發展和政治體制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啟示。一個國家的真正崛起在於民心的崛起，在於每一個公民對自己國家的責任感、參與感和自豪感。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把中國人上上下下地凝聚在一起，把我們的政府和公民社會團結在一起，把我們的軍隊和人民團結在一起，真是13億人眾誌成城，整個世界都感受到了中國人民不分階層、互相提攜、團結一致、共赴國難的偉大力量。我希望中國式公民社會也因此而逐步走出一條獨特的道路，並大大豐富國際社會關於公民社會建設的理論和實踐。

張維為：讓理性的聲音占上風


1986年6月我陪一位副總理訪問加納，拜會了當時的加納國家元首羅林斯先生。他的總統府設在當年歐洲人運送奴隸的石堡裏，緊挨著大西洋，用他的話說，“我在這裏辦公，為的是永不忘記這段屈辱的歷史”。在一個布置得非常簡樸的會客室裏，這位喜歡談哲理的非洲領袖談起了非洲問題，他說：“我們的人民缺少一種理性精神，好像這種精神已經被殖民主義閹割了，所以很多事情就很難做。”我自己走訪非洲也時常有這種感受。非洲的政界和知識界大致是兩種觀點占主流，一種是激進的非洲民族主義，把非洲的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殖民主義和全球化。

不久前我再次去加納訪問，專門去參觀了加納開國元勛恩克魯瑪的紀念館。紀念館的小賣部裏賣得最貴的一本書，是加納學者的專著，談的是結合加納實際，學習朝鮮的“主體”思想，與全球化徹底脫鉤。還有一種觀點就是激進的全盤西化，主張跟著“華盛頓共識”走，采取的政策也是先削減政府開支，再一人一票民主化，結果是艾滋病嚴重失控，經濟雕敝，最近又有了糧食危機。隨著世界糧價飛漲，這些領導人突然發現自己完全忽視了農業，老百姓飯都吃不飽了，又要開始鬧革命了。為什麽忽視農業？用聯合國貿發會議秘書長素帕猜•巴尼巴滴(Supachai Panitchpakdi)的話來說，造成當前糧食危機的原因之一就是“數十億美金花在政治治理上，而只有數百萬美金花在農業上”。非洲這種情況，用中國話說就是要麽極左，要麽極右，而真正獨立的、理性的、實事求是的聲音很難成為主流。

回過頭來看，中國在整個“文革”期間, 非理性的極左思潮占了主流。1976年文革之後到1989年，在中國知識界，非理性的右傾思潮似乎又很有影響。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蘇聯和南斯拉夫的解體，中國堅持改革開放、走自己的路，穩健改革的理性聲音，才逐步成為主流。西方苦心積慮地鼓動西藏獨立、新疆獨立、臺灣獨立，又使更多的中國人堅信只有走自己的路，中國才有希望。這實在是壞事變成了好事。但我們今天還會聽到不少非理性的聲音，有的人想用過去極左的方法來解決今天的問題，有的人則覺得只有西方的政治制度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

西方國家已經進入了後現代，知識分子的主流話語是“解構”一切，我們一些知識分子喜歡步西方的後塵，學著“解構”中國的一切。但他們恰恰忘記了，西方社會通過幾百年的發展，其經濟基礎、法律和政治制度已經非常成熟（確切地說是過分成熟），其人均收入高於發展中國家數十倍，其人均占用的資源也比發展中國家高數十倍，所以即使西方社會上有很多不滿，其體制自我調節的能力，明顯大於發展中國家，再亂也很少出現傷筋動骨的大亂。按照2008年初的一個民調，意大利人是歐洲人中最悶悶不樂的，只有4%的人對現狀滿意，整個社會籠罩著悲觀氣氛，但因為有過去積累的經濟實力和體制因素的支撐，意大利社會沒有出現劇烈動蕩。

西方的知識分子經常說，我的任務就是批判，就是“解構”。對於那種政治制度非常成熟，工具理性已經太多，繁瑣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已經束縛了人和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情況，確實需要松綁，需要批判，需要“解構”，需要福柯。相比之下，我覺得中國知識分子光進行批判是不夠的，中國需要的不僅是批判和“解構”，還需要肯定和建構，包括法律和體制的建構，我們應該腳踏實地地研究中國的問題，在批判醜惡現象的同時思考建設性的辦法。對中國來說，建構和解構至少一樣重要，甚至更為重要。

我們文化中還有某種泛道德化、走極端的傾向。這不是我們文化的主流，但也不能忽視這種支流可能對我們事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實際上，我們充滿魅力的漢語中有許多對仗的句式，瑯瑯上口，富有音樂美，但都是把兩種截然相反的東西作一種道德化的對比，比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細想一下，在我們的真實生活中，極端的情況畢竟是少數，絕大部分都是中間狀態。好中有壞，壞中有好，喜中有憂，憂中有喜，當然有個喜多還是憂多的問題。我們語言中的這種表述方法和儒家道德傳統有關，“士不可以不弘毅”麽，但是儒家傳統也講究中庸之道，要求“窮理致知”和“慎思明辨”。總之，在繼承我們的文化傳統時，在使用我們珠圓玉潤的文字時，我們也應註意某些語言習慣可能會造成的某種思維定勢，影響我們對事物的準確判斷。

英格蘭民族有一個特點值得我們學習：英國人喜歡sophisticated的人，sophisticated這個詞不容易翻譯。《英漢大詞典》中把它譯成“成熟老練”，可以說是相當貼近了，但這個詞還包含了一些與此相關的意思，如見過世面、思維縝密、判斷得體、做事講究一個度，不情緒化，不走極端，見解深刻而全面。我個人以為這個詞也許可以翻譯成“成熟的心智”。在英國說一個人sophisticated，是一種很高的贊許。議會制度在英國運作得相對較好與英國人崇尚這種特性有關。

相比之下，我們文化中這樣的人還不夠多。從網上和微博的討論就看得出來，動不動就是謾罵，就是道德訓斥，就是黑白分明，就是非此即彼，就是國家到了災難的邊緣，就是中國要被開除球籍了，又要來一場革命了。我不反對在中國某些問題比較嚴重的時候，有人出來登高一呼，引起大家的重視，這是非常值得提倡的。我也不反對從道德高度，對各種缺德的行為嚴厲斥責。但我們一定要防止激進思想和道德沖動重新成為我們社會的主流思潮，因為道德評判最容易把復雜的世界簡單地歸為好壞兩極，而世間絕大多數的事情就是好壞摻雜，進步往往也伴隨著問題，關鍵是要確保進步能夠占主導地位。

整個人類進步的歷史從來就沒有出現過純而又純、沒有代價的變革。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一個民族總是激進思潮和道德沖動占主導的話，只能說明這個民族缺少理性思維的能力，最終，對這個民族來說這可能是一種災難，等待這個民族的會是一場又一場的無休止的動蕩。我們要學一點英國人的經驗主義和“成熟的心智”, 這和我們講的“和諧中道”相通，是一種大智慧，一種非常值得在中國和世界發揚光大的思想。簡言之，我們必須讓理性的聲音在中國占上風，只有這樣，我們中華民族的崛起才會比較順利、比較可靠，因為這是一個民族真正成熟的標誌。

《中國震撼》作者張維為談中國的機遇與挑戰


“中國未來機遇比其他發展中國家加起來還多”

——《中國震撼》作者張維為談機遇與挑戰

新華網上海10月29日電（記者 肖春飛）“中國未來的機遇，比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加起來還多。”復旦大學特聘教授、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兼職教授張維為說。這位《中國震撼》《中國觸動》等書的作者，以國際比較視野研究“中國模式”而知名。

記者：20年“重要戰略機遇期”提出的依據何在？

張維為：重要戰略機遇期是黨中央審時度勢對國際國內形勢作出全面分析後的一個科學判斷。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並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我認為，當時一是冷戰之後，國際關系變化比較大，中國註重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其二，當時正逢全球化大勢所趨，中國加快融入全球化，趨利避害，緊緊抓住技術革命等機遇。

記者：以國際視野來觀察，中國過去10年抓住了哪些機遇？

張維為：過去10年，抓住了很多機遇，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國加入WTO，以此推動中國體制機制創新以適應全球化，過去十年，中國經濟規模從全球第六增長到現在的全球第二，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國內生產總值從2002年的11萬億元，10年後變成40萬億元。過去十年，中國人堪稱經歷了一次財富革命，例如住房自有率超過發達國家，雖然房地產問題很多，但不能掩飾進步。中國還成功舉辦了奧運會、世博會，兩大國際盛會超越單純的體育運動、博覽會，在國際上擴大了中國的聲望影響。過去十年發生的一些事情，產生的積極效應，會影響到今後許多年。

記者：您如何看待過去國際上的“中國崩潰論”？

張維為：2001年，有一個叫章家墩的美籍華人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國即將崩潰》的書，還上了《紐約時報》的暢銷書榜。他認為中國政治經濟體制將在加入世貿組織的沖擊下迅速走向崩潰。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非但沒有崩潰，而且通過改革開放和體制創新，經濟規模躍居世界第二，中國還成了世界第二大貿易國和帶動整個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火車頭。現在回頭一看，不是中國崩潰了，而是這些唱衰中國的觀點崩潰了。

記者：現在國內外經濟形勢嚴峻，美國重返亞太、周邊主權爭端不斷，很多人認為中國已經失去了機遇，未來十年的機遇有沒有、在哪裏、如何抓？

張維為：中國依然有許多機遇。我認為，中國未來機遇，比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加起來還多：其一，中國正在進行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城鎮化，從自然經濟轉為現代經濟，必然帶動投資、消費；其二，中國這麽大，內部的產業轉移，正從沿海轉移到內地，中國內地正復制沿海的情景。有一個例子可以說明：內地連續4年增長率超過沿海，以至於沿海企業招員工都招不到了；其三，生態建設對中國也是一大機遇，生態文明建設能推動傳統產業的改造，也能催生很多新產業，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此外，新農村建設也是機遇，廣大農村建設到一定的城鎮化水平，這是一個巨大的產業，文化產業也是一樣，開發起來資源不得了。

記者：未來中國怎麽避免失去機遇的危險？

張維為：在面對中國崛起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問題時，我們應該看到更多的機會。過去十年中國的成績巨大。我們一定要自信，借用“半杯水理論”來打個比方，很多人看不到滿的那一半，只看到空的那一半。我走過一百多個國家，看到每個國家的發展與面臨的問題，才會越來越意識到，現在中國的成就有多麽大。不肯定這一點，我們下一步的發展就是無源之水。不管中國今天面臨多少挑戰，我們需要先正面地肯定自己的成績，再來自信地、創新地解決自己面臨的所有問題。中國今天所有的問題都有解，就是促使中國更上一層樓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