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8(7月至9月)文章

奧巴馬當選的國際統戰效應


　

假如舉辦一項全球民意調查，詢問受訪者希望奧巴馬還是麥凱恩當選美國總統，相信結果會是奧巴馬一面倒當選。但假如我們以另一方式問同一問題：奧巴馬當選對國際社會有何影響，卻可能得出不同結論，令不少國家情願麥凱恩上台。

日前，城市大學前校長張信剛教授在題為「紐倫港三城記」的演講，述及奧巴馬當選對累積美國的貢獻，而這是中國在可見將來都不易仿效的。他認為，當奧巴馬宣示了任何膚色都能統治美國，年齡也不是被歧視的障礙，美國就更能吸引來自世界各國的優秀新移民，從而解決一般發達國家的人口老化問題。數十年後，當日本、英國等工業國經濟被人口問題拖垮時，美國能繼續一枝獨秀地領先下去。

衝破膚色障礙助美吸引優才移民這是「統戰」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奧巴馬作為肯尼亞之子，卻得到美國主流社會接受，自然經過嚴格的價值同化過程。奧巴馬的價值觀，既有字面上的人權、民主、自由，也有自由主義陣營的平權思想，還有一些右翼集團宗教源頭。但歸根究柢，他依然符合一切美國人對精英的定義，包括一流學歷、高尚職業、表達方式、社會網絡、籌款能力、團隊成分等等。要同時符合上述要求的美國人，不分膚色，不可能超越總人口的1%。換句話說，只要美國主流社會守住上述橋頭堡，就能控制新移民融入美國這個大熔爐的主流方向。

於是，當新移民到了美國，第一代成年專才會明白自己畢竟並非從「那個」背景長大，始終不是「自己人」。他們即使在所屬職業範圍受到尊重，也不會產生領導美國社會的非分之想，只會恰如其分的為美國提供技術貢獻，這正是美國得以持續進步的基石。第一代新移民父母對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子女，卻會像對待奧巴馬那樣，希望後者能逐步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不要當永遠的邊緣人。

在不少國家十分敏感的雙重效忠問題，在以移民為主體的美國，因為提倡的是大熔爐政策、而不是各民族自成一角的多元文化主義，卻幾乎不成問題。

在美闖出名堂回鄉擁影響力對這些新移民專才、或後代精英更吸引的是，他們在美國走進了精英門檻，並不排斥他們在原居地維持影響力，乃至潛在的政治實力。只要他們在美國闖出名堂，在原居國或同胞聚居的地方，自然會得到軟性影響力，就像奧巴馬之於今日肯尼亞，或一系列猶太政要之於以色列。像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那樣，縱使因為並非出身於美國而不能問鼎總統，卻一度成為家鄉捷克的總統熱門人選。對各國精英而言，無論是否移民美國，都能保持在祖家的後路；但到了美國，卻可同時開拓一條影響全球的新路。

換句話說，一旦奧巴馬順利當選，只要施政平平穩穩，不出大亂子，對美國軟權力而言，就已是大躍升了。

尼泊爾新貴與柬埔寨狂人


尼泊爾新當家的是毛派游擊隊領袖普拉昌達，名字意即「凶猛之人」。此人身份神秘，據說是印度教最高種姓婆羅門出生，受過正規教育，家境卻十分清貧，個人深富群眾魅力，通過搞游擊隊的「草鞋革命」上位，被媒體稱為「尼泊爾第一潮人」。這樣的背景在今天出現，可謂歷史錯位；不過數十年前，國際社會確是充滿背景相類的共黨領導人。我們熟悉的赤柬狂人波爾布特，同樣深富群眾魅力，也是留學法國的高才生，講法語時風度翩翩，連前國王西哈努克都為之折服，亦自稱從毛澤東運動戰那裡，無師自通地獲益良多。假如他後來不是造成數百萬同胞死亡，可能至死也是「柬埔寨第一潮人」。西方人對普拉昌達上台感到不安，是有歷史原因的。

末代國王的下場


尼泊爾末代國王賈南得拉下台後，據說正考慮應該經商、流亡印度，還是到寺廟出家。新政府明顯對他不友善，連王室拖欠的數十萬電費也要全數追討，擺明要廢王難堪，比起當年民國政府的《優待清室條約》差得遠了。事實上，近年末代國王的下場頗為不俗，柬埔寨西哈努克「末代」後得以復位，固然是異數，但那些甚麼阿富汗廢王、保加利亞廢王、羅馬尼亞廢王之類，近年都成了政府貴賓兼宣傳大使，反映王室活生生的人，始終對形象化「國家」有一定價值。就是那些印度土邦的落難王族，不少依然是西方社交界名人，留在國內等著被新政權批鬥的案例絕無僅有，滿洲國皇帝溥儀除外。有尼泊爾前內閣成員呼籲毛派政府不要讓國王「溥儀化」，可謂有先見之明。

學界「西藏八策」淺析


學術界「西藏八策」交接的四個切入點，應是北京和藏方談判時有真正機會接受的。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西藏作為中國和國際社會關注的議題，國際學界從理論層面對它提出的解決方案，卻出乎意料地少。其中，不少又和雙方的官方立場高度掛鈎，結果身處香港的數位外籍政治學者，以相對中立的態度，成了這議題的學術權威。假如我們略為整理各界提出的西藏對策，按對藏獨的傾向或反對程度由深入淺、順序劃分，可粗略綜合為八種。當中學者的原創補足頗有限，現簡述歸納如下﹕

一、西藏連領土、連主權都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開持這態度的，現在只有最激進的藏獨派系，中國改革開放後，在西藏流亡政府內部也不算是主流，但近年在西方學界配合下有復興趨勢﹔

二、「大藏區」在中國境內享有包括一切具體決策權的最高度自治，這是達賴喇嘛在九十年代東歐變天、中國發生六四事件後暗示的最高綱領。當時，西藏流亡議會議長桑東仁波切也在一九九五年提出以「甘地式非暴力不抵抗方案」進行集體抗爭。不少西方學者對此遙相呼應，包括在《西藏期刊》為之合理化的Jane Ardley﹔

三、「大藏區」在中國境內享有高度自治，讓其變成非軍事區，但理論上讓北京中央政府承擔其國防、外交等責任，即達賴在一九八七年提出的原始五點方案，這被內地學者定性為「實質藏獨」﹔

四、「大藏區」在中國境內享有高度文化自治，即讓北京承擔國防、外交以外，還兼顧現實政治，例如讓中共派駐黨委書記等，達賴則只負責管理一切與宗教、文化有關的事宜。這是近年藏方顯示的妥協，近來開始有華裔學者對上述定義作出具體闡析，例如在《明報》發表文章的學者侍建宇﹔

五、讓北京和西藏談判所有涉及藏人居住地區的人口比例問題、管治權問題，作為解決「大藏區」定義和相關政治制度的切入點。這是中間落墨的兩點方案，對此著墨最多的是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的Barry Sautman教授，此外一些內地學者私下也提出邀請達賴回國負責宗教事宜﹔

六、在目前的西藏自治區，實行真正由下而上的自治制度，仿傚香港的「一國兩制」，讓西藏自治得到國際社會的保護。提出這路線的代表以法學學者為主，包括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的法律教授Michael Davis﹔

七、維持現狀，直到達賴過世，即目前北京傾向的態度﹔

八、視西藏現狀為過渡階段，把「加強綜合國力建設」視為最終徹底融合西藏的手段，以「一國一制」為最終目標，不少內地學術期刊的學者，均持類似態度。

問題是，上述方案，除了第五、六條部分內容，都沒有提出雙方均可接受的交接點，因為西藏問題的四個主要關鍵，都沒有被全面注視﹕

一、在宗教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期望達賴的宗教權力多少可得到保障，北京則對雙重效忠十分敏感。而目前提出按政治、宗教分別處理問題的具體方案，選擇還相當有限。即使是上述學者，也都是從政治、政制談判的框架出發，但這可以是曠日持久的拉鋸戰。

二、在主權層面而言，藏方(與西方)即使認可中國的主權，也希望出現或確立某種全球化時代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來維繫西藏的獨特地位。但北京對香港模式應用在西藏亦有所保留，主要是擔心引起境內其他少數民族的骨牌效應，不希望「一國兩制」模型被捲入民族爭議。

三、對「大藏區」的問題，事實上，藏方流亡政府和中方政治機關都不可能對現有行政區劃作出任何變更。但如何在文化方式維繫「大藏區」以外將之「半建制化」，除了Sautman等人，提出的很少。

四、無論西藏的自治程度去到哪裏，都會涉及漢人，讓北京擔心引入特洛伊木馬，就像擔心香港普選會選出反對派、讓北京陷入兩難一樣。但民主與西藏問題，卻早被西方學界全面掛鈎。

換句話說，「西藏八策」的交接，應是雙方談判時有真正機會接受的四個切入點，按上述邏輯推論，包括了﹕

一、讓達賴代表的形而上教廷保持宗教身份，這身份足以對信徒有實則影響，但不會影響漢人，也不會讓信徒產生雙重效忠﹔

二、在承認北京對西藏地區主權的同時，也容許西藏保留某種形式的次主權，而這種形式，不能對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產生骨牌效應﹔

三、在不更改目前中國行政編制的前提下，默許不同藏人在西藏自治區以外保留單一的文化向心力﹔

四、讓藏人以符合國際標準的民主方式，決定部分生活自主，同時讓北京確保西藏不會服務於西方利益，也就是要維持基本政治掌控。

基於上述交接點，我們提出過非洲烏干達、祖魯、梵蒂岡、馬耳他騎士團、昔日聯合國的重疊主權等不同國際關係特例，希望跳出「文化滅絕」、「分裂祖國」一類非黑即白的套版口號。這些方案自然不可能直接應用於今天，不過，也許起碼能協助雙方踏出談判的第一步。畢竟，對達賴而言，這一世的生命，已是只爭朝夕。對北京而言，面對一個明確談判對手的黃金機會，轉眼何嘗不是明日黃花﹖■

借外諷今的失算


　尼泊爾毛派上台，令不少華人大跌眼鏡，也核實了他們從前發表的預言錯誤。中國政府一直和毛派游擊隊劃清界線，已是押錯注，但更尷尬的是一些評論員曾希望以「借外諷今」評論時事，發表了「尼泊爾國王干政順應人心」一類文章，來說明民主大量滋生貪污的弊端、尼泊爾人如何喜愛乾綱獨運的新國王、新國王又如何勤政愛民天賦異稟，從而得出民主不是萬靈丹、在尼泊爾這樣窮國更是不應輕易落實等結論。

可是，當這位國王變成全國最不受歡迎人物，卻還在干政，連毛派也要參加民主選舉，王室最終更要倒台，借外諷今的調子就明顯不靈了。由此可見，國際政治畢竟各有各國情，比較政治學是一門專門學科，不能隨便押注。

國際政治夢工場國際政治夢工場場


過去一年來，在出版《國際政治夢工場》第一集後，居然繼續入迷於電影和國際關係的互動，不斷看電影，又寫下另外50部電影的延伸文章，繼而在本月出版續集，這實在是一年前沒有想到的。

也許，看電影是對現實環境的一種最佳之移情與逃避吧了。但其實，我認為這也確實是學習和了解通識教育的有效途徑。

在知識細碎化的全球化時代，象牙塔的遊戲愈見小圈子，非學術文章一天比一天即食，文字的價值，彷彿愈來愈低。講求獨立思考的科制整合，成了活化硬知識、深化軟知識的僅有出路。

國際關係和電影的互動，卻能以小見大，亦能吸引原來對國際缺乏興趣的朋友，成為突破上述背景的捷徑。這和am730副社長馮振超兄的新書《通識森林》，都是源自同一套社會科學價值觀。

第一人稱閱讀國際政治電影


分析電影和國際關係的互動方法眾多，已逐漸成為專門學科，簡化而言，大概可粗略歸納為三種視角。第一種是以電影為第一人稱，包括解構電影作者，像導演、編劇或老闆的政治意識，研究他們的主管思想如何影響電影製成品﹔或分析電影的時代背景在他們的加工下，和真實歷史有甚麼的差異。這類研究，源自八十年代興起的所謂「影像史學」(historiophoty)的文本演繹方法論。例如研究美國娛樂大亨侯活曉士在五十年代開拍超級爛片《成吉思汗》(圖)是否為了製造美國被「當代成吉思汗蘇聯」侵略的本土危機感、從而突出蘇聯威脅論，又或分析內地愛國電影如何在歷史原形上加工、再自我陶醉，都屬於這個流派。假如觀眾看政治電影、而以為內容是真實，這就是電影作者的最高境界了。

第二人稱閱讀國際政治電影


研究電影與國際政治如何互動的第二種方法論，就是以電影為第二人稱、作為社會現象的次要角色看待。換句話說，這是研究電影上映和流行、變成獨立的社會現象後，如何直接影響各國政治和國際關係，與及追蹤政治角力的各國各方，如何反過來利用電影為自己傳訊。

在這範疇，電影的導演、編劇和演員，就退居到不由自主的次要角色﹐影響現實政治的主角，卻變成那些影評人、推銷員和政客。伊朗政府和美國右翼分子，如何分別回應被指為醜化波斯祖先的電影《戰狼300》，人權分子如何主動通過《戰火屠城》向國際社會控訴七十年代赤柬的大屠殺，都在此列。因此，凡是聲稱喜愛某電影的各國政客，都另有訊息傳遞，就像觀眾也不會以為曾蔭權到戲院只是因為喜歡《長江7號》。

國際融合過程的孤島？


假如不是有港人自發採訪日本舉行的G8 峰會而被扣留，成了新聞，大概我們沒有多少人關注這個國際會議。理論上，G8 是八大工業國之間的多邊聯盟，與此同時，各國之間也不斷締結雙邊協定，特別是自由貿易區協定（FTA）。在這前提下，在國際社會依然擁有獨立代表身分處理非國防、外交事務的香港，卻顯得斯人獨憔悴——根據官方說法，也就是在「吊吊揈」。

以往，有學說認為，香港既奉行開放市場政策，就不應單獨和國際社會的其他經濟實體締結自由貿易協定，而應中門大開地一視同仁，否則對香港的經濟哲學乃至積極不干預理念，都有所違背。然而當亞太區域各國大搞雙邊協定，大如中國、小如新加坡都熱中於向各國逐一埋手，行為就像facebook、而不是集體的discussiongroup，一直沒有如此積極性的香港，也許已落於人後。

結果，連帶非經濟層面的國際活動，也逐漸遠離特區，但香港的主體性，卻竟然同時愈來愈模糊。

亞洲國家頻搞雙邊協定

當中國和新西蘭簽訂自由貿易協定，事實上已開啟了和各大發達國家按同一模式合作的道路。換句話說，香港對北京的價值，又進一步降低。

和其他經濟實體簽訂雙邊協議，往往不能與政治分家，因為那是成本甚高的活動。有時候，一些自由貿易協定在純經濟層面而言，並無多大實利，但卻可能對地緣政治、區域安全有所影響，或對各國內政有互動作用。FTA 涉及大量法律、經濟、民生、哲學問題，內容存在大量爭議，執行得不好，容易加劇貧富懸殊，因此決定是否簽訂條約，往往需要國家機器配合，也需要相關專才。假如要求香港政府像新加坡那樣主動出擊，連秘魯、烏克蘭、巴拿馬等國也不錯過，不但沒有這樣的經驗，也許，也不習慣這樣的宏觀視野。

一國兩制難搭中國便車

要是香港不參加國際一對一活動，那是否可搭中國和世界經濟融合的便車？假如中國每與一個國家簽訂FTA，都順道介紹香港代表出場，再讓其自由討論，那又如何？恐怕也不太可行。北京在一國兩制前提下，似乎無意主動提出任何方案，以免瓜田李下被說成是干涉基本法；而要求沒有任何一個局署宏觀研究涉外事務策略的特區政府主動提案，這也不符合特區政府的作風。

更何况，這除了涉外事務，還涉及所謂「內交」問題——假如香港是獨立國家，應該如何和中國溝通，而在這基礎上，從獨立退一步成了高度自治，又應如何善用中國外交圖利？這命題的前設推論，似乎頗為政治不正確，但提出的並非港獨分子，卻居然是以愛國著稱的梁振英，可見香港面對國際融合風潮的自我孤立危機，並非任何單一立場的憂慮。當我們不理會國際G8，也不理會準外交框架的內交，難怪你正在看的國際版版面，近年愈來愈薄了。

國際政治電影


國際政治與電影互動的第三種研究方法，是以電影為第三人稱，也就是讓觀眾反客為主，通過電影旁徵博引其相關時代背景，或借電影激發個人思考，而無視電影真正要表達的訊息，也無視影評人的月旦讚彈。

例如近年荷李活興起非洲熱，讓美國人對非洲局勢興趣大增，就是第三者稱通過電影學習的前者；又如《活佛傳》一類電影，直接令西方人受東方宗教吸引，從而改變了他們的生活和世界觀，則屬於後者。

當我們在香港觀看以伊朗和埃塞俄比亞為背景的電影，而有衝動了解當地的點點滴滴，甚至要到那裡旅行，也在此列。至於看戲後還是滿腦子香港唐人街故事，那就不在此列了。

假如達賴出席北京奧運


一般相信，無論是北京、還是美國華府，都不敢冒險安排達賴到京。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達賴代表剛訪問北京，北京提出「四個不支持」的要求，即「不支持干擾破壞北京奧運會的活動，不支持策劃煽動暴力犯罪活動，不支持並切實約束藏青會的暴力恐怖活動，不支持一切謀求西藏獨立、分裂祖國的主張和活動」。有評論說這姿態是居高臨下，但據報達賴代表對此並不抗拒。談判期間，達賴透露「假如獲邀，將希望出席北京奧運，見證盛事」，似乎對此有一定期望。

一般相信，無論是北京、還是美國華府，都不敢冒險安排達賴到京。但無論這是否能成事，這倒是值得沙盤推演的題目。有海外學者認為，假如北京能把奧運開幕禮包裝成「破冰之禮」，通過顯示對普世價值的認同，邀請達賴喇嘛、馬英九，乃至沒有回鄉證的香港泛民主派等出席，雖然存在一定政治變數，亦難輕易達成真正的大和解，卻可能是弘揚中國軟權力的契機。

何況由於達賴擁有宗教領袖身份，觀禮的安排，應較其他人更富彈性。只要北京處理得宜，純粹視之為宗教領袖，請達賴和其他國際宗教領袖平起平坐，甚至還可利用達賴的身影，來向國際社會發出其他訊息。以宗教之名，達賴身旁就可出現下列人士，他們的到場，對北京都是難得機遇﹕

伊拉克什葉派「大阿亞圖拉」西斯坦尼﹖

自從美國推翻伊拉克薩達姆政權，雖然成立了民主過渡政府，但最能影響伊拉克局勢的，始終不是任何美國附庸，而是這位聖城納傑夫的最高宗教領袖。他的角色雖然不隸屬正式政治，卻幾乎可比凌駕政府之上的伊朗最高精神領袖。西斯坦尼在伊朗出生和長大，和伊朗關係密切，一直沒有和美國翻臉，卻又不時給華府軟釘子，而且對薩德爾等伊拉克境內激進派系，也有相當影響力。美國在嚴防兩伊結成什葉派實體、醞釀從伊拉克撤軍之際，對西斯坦尼始終無可奈何。假如他能以純宗教身份出席北京奧運，坐在達賴身旁，這會在國際社會引起轟動。

伊朗什葉派「大阿亞圖拉」哈梅內伊﹖

和西斯坦尼不同，哈梅內伊是伊朗的正式最高領袖，也是霍梅尼的接班人，實際影響力比美國視為「狂人」的民選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更大。外交界盛傳布殊將於離任前打擊伊朗，近日跡象則有所延緩﹔無論傳聞是否屬實，「伊朗牌」已成為其他大國和美國討價還價的籌碼。哈梅內伊對伊斯蘭教賦予女運動員的禁忌，拿捏得比內賈德嚴謹得多，但伊朗畢竟是奧運表現最出色的中東國家。如他能突破性出席京奧，對中國的所謂全方位外交，自然有象徵意義。

梵蒂岡代表﹖

本欄曾提及達賴身份和梵蒂岡天主教教宗的異同，事實上，二人歷來亦經常以宗教之名聯絡。達賴和教宗在西方被視為「道德同盟」，要是梵蒂岡派出高階層代表出席奧運開幕禮，達賴的出現會顯得不那麼孤單。何況近年中國建交剩下的唯一大事，就是和教廷關係正常化﹔而解決天主教會主教任命權等問題，始終比解決西藏問題容易，雙方近年已在不斷談判。要是這京奧能順道促進雙方公開對話，說不定有意外收穫。

東正教代表﹖

近年天主教和東正教已幾乎完全和好，東正教和中國亦沒有多少重大衝突﹔而東正教內部四分五裂，從來沒有單一代表這回事，似乎不符合統戰價值。然而俄國東正教會影響力正與日俱增，其莫斯科教會領袖年近八十，德高望重，卻從來鮮有出席國際盛會。要是北京請其光臨，將是宣示中俄友誼的最佳軟銷。

台灣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是台灣著名宗教領袖，所創辦的法鼓山在台政壇有相當影響力。值得注意的是，他——而不是內地佛教主持——常被西方世界拿來和達賴並列為當代「漢藏佛教」兩大領袖，反映西方始終對大陸的宗教自主缺乏信心。要是達賴到京，而得聖嚴為伴，那是對台統戰的一箭雙鵰。

台灣證嚴法師﹖

證嚴法師也是台灣宗教領袖，創辦的慈濟基金會也赫赫有名，地位比起聖嚴也許有所不及，但表面看，同樣有一定政治色彩。主要原因在於她曾在一九九八年得到一個名為「非聯合國會員國家及民族組織」(UNPO)頒發的國際人權獎，而這組織素有「小聯合國」之稱，成員都是要搞獨立、而又獨立不了的「準國家」，台灣和「東突厥斯坦」等都是活躍成員。這個國際人權獎首任得主是東帝汶開國總統古斯芒，得獎時，東帝汶還未獨立。雖然此後，證嚴刻意主張不涉入政治，慈濟亦被允許進入中國大陸活動，但始終讓一些人誤會她是UNPO同路人。因此她的列席，也會具有一定傳訊價值。

當然，這些都是純粹的想像。相信即使是華盛頓主辦奧運，也不可能邀請上述宗教領袖同場出現。說到底，任何能促成如此多元盛事的東道主，其實已足以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了。■

喬治布殊電影《W》


近日阿嬌重現娛樂版，卻鮮有人注意那是和美國總統喬治布殊有關——沒錯，真是布殊。她參與試鏡的電影暫名《W》，是左翼導演奧利華史東講述布殊一生的自傳片。這電影未開拍已轟動美國，因為它觸及布殊一生最敏感、也是最天真和傻的歲月，即他年少無知、酗酒終日的日子。奧利華史東曾執導講述甘迺迪、尼克遜等美國總統的電影，但在布殊還在台上時已為他作傳，卻還是教人意外。據他本人所言，雖然他不喜歡布殊，這電影並非要抹黑總統(也許反正也沒有甚麼可以再抹黑)，而是要探討布殊心路歷程的改變，因為不少美國人都和他一樣，經歷過「那段日子」，成年後卻變成比比皆是的「普通人」。無論阿嬌是否演出成功，相信也會從W的經歷有所啟發。

奧利華史東的傳奇電影


剔除邀請阿嬌參演的枝節，奧利華史東開拍電影《布殊傳》，反映他通過電影重構家傳戶曉故事的野心愈來愈大，而且對象已由近代歷史，變成正在發生的現實政治。10年前，他開拍解構甘迺迪被殺疑團的《驚天大刺殺》，炮製了副總統詹森串同軍事工業集團集體暗殺總統、從而希望擴大越戰、好做軍火生意的超級陰謀論，已超出了一般史家的接受範圍。

後來，他拍攝尼克遜總統的《驚世謊言》，講述這位中國人民老朋友是一個「從小到大都經常說謊的偉人」，也被尼克遜後人公開抨擊。

明顯地，奧利華史東希望創出電影史學的一條新路，但在距離歷史如此短的時間來重構政治，卻讓電影變成政治一部分。當《布殊傳》上畫，自然成為美國朝野的討論對象，那時候，所謂電影史學，就淪為靠政治宣傳的娛樂了。

兄弟會的少年布殊


布殊童年以豪飲、喪玩著稱，當別的學生積極參與社會事務，他卻積極參與兄弟會事務，毫無從政端倪。兄弟會(fraternities)是美國校園的獨有文化，提倡一種後天的社交兄弟情。有人批評其活動只有集體嫖賭飲蕩，是泛自由主義；但其實右翼精英也十分支持兄弟會的理念，因為這類組織大力整合了社會網絡，到了成員長大，網絡就有實用價值。

而且成員之間的聯繫，也含有準家庭價值觀，這也是新保守主義者樂見的。布殊當年活躍耶魯大學兄弟會，極少上課，以極平庸成績畢業，今天卻成為道貌岸然、滿口仁義道德的新保守主義代言人，表面上，這是一種形象落差，實際上，卻是美國社會的典型產品。不知奧利華史東的新電影《W》對此如何著墨﹖

兄弟會的薄餅


美國大學的兄弟會流傳著不少「傳奇」活動，野史甚多，不少色情電影都以「frat boys」當男主角主演作招徠。

兄弟會的入會儀式，就是要成員營造自己人的坦誠感覺，總是離不開飲酒和性的元素，有點像大家熟悉的遊戲true or dare。

據說他們其中一個「聯絡感情」的遊戲，就是安排一群會員男生，面向一塊熱薄餅集體自慰，然後誰是最後一人，就要把薄餅吃掉。

類似傳聞是否屬實、有多少人真的玩過類似遊戲，自然毫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塊薄餅，根據兄弟會哲學，原來也有不少象徵意義：當一切融為一體，而沒有羞怯的保留。據說，那代表了各成員的最後資本也被相互分享，一切赤裸剩下的資本，其實就是各人身上無形的社會資本。信乎﹖

芬士貝利重慶大廈


【咫尺地球】香港舉行奧運馬術比賽前夕，當局加緊搜查重慶大廈，似把當地標籤為低下階層少數族裔的出沒點。然而假如重慶大廈真的是疑似恐怖分子大本營，它的公眾形象，早應成了英國芬士貝利清真寺（Finsbury Park Mosque）了。

這清真寺位於北倫敦，鄰近數家大球會，表面上和其他英國清真寺一樣，只是穆斯林聚會地方。但由於該寺出產了不少「敢言」領袖，逐漸被英國媒體塑造成本土激進思想源頭。特別是芬士貝利教長阿布漢薩（Abu Hamza al-Masri），一度是英國媒體最愛訪問的評論員，因為保證其言論惹火。他在英國知名度甚高，最後更因煽動罪入獄，成為爭議案件。當芬寺成了英國「品牌」，果然「新人」輩出，例如在05年，倫敦發生連環炸彈爆炸後，來自同一清真寺的阿布卡塔達（Abu Qatada al-Filistini）被指為疑似幕後黑手，據說他真的加入了蓋達，成了蓋達「宗教裁決令委員會」成員。芬寺其他信衆同樣「分量」十足，包括在9/11沒有上機的「第20名劫機者」、企圖以鞋藏炸藥炸毁英航客機的「鞋殺手」、策劃別斯蘭中學大屠殺的俄羅斯車臣游擊隊領袖、被關塔那摩基地「誤關」的3名英籍巴裔少年等（即電影《往關塔那摩之路》主角，為當事人否認），都是「響噹噹」的角色。由於目標過大，現在芬寺已正名為「北倫敦清真寺」，但標籤效應已深入人心。

預警搜查只是「前現代反恐」

值得注意的是，英國當局就是認定芬寺為高危地區，也只會加緊滲透內部，不會輕易打草驚蛇搜查其國際聯繫，因為芬寺象徵的並非外來恐怖主義，而是滋生於本土、以土生土長教徒為對象的極端思想，儘管這形象充滿偏見。最令西方反恐困擾的，正是如何杜絕這類恐怖分子，反而外來的還容易追蹤。正如在香港，假如真的有激進思想的少數族裔，他們根本毋須從海外引入同胞，也毋須以重慶大廈為中心。對有意搞破壞的人，香港早充滿軟肋。例如香港不少基建設施，都以少數族裔為廉價勞工，不少甚至是黑市勞工，沒有任何官方檔案可追蹤。換了在沙特、科威特等國，將全國命脈交予外勞，就有大量手續來確保基本安全，以免他們故意在樓宇埋下炸彈，又或在水管下毒。

這方面的反恐，在港基本上是留白，幸好香港少數族裔從來是好市民。既然是這樣，為什麼要冒政治不正確之險，到重慶大廈反恐？就是對享負「盛名」的芬士貝利清真寺，英國除了進行過一次大規模突襲，也不敢高調招惹， 以免開罪境內勢力愈來愈大的伊斯蘭群體，又或被人權分子借機批評，最後還是靠策動政變，讓溫和穆斯林奪去芬寺領導權。而那次突襲，確是根據情報找到武器的。在警報出現時才開始反恐，已是前現代的反恐觀念。有規模策動襲擊的組織，是不可能被這種手法打倒的，近年車臣游擊隊在俄羅斯搞的恐襲，多是預先埋下炸藥，不會過年過節才唯恐他人不知地湊熱鬧入境。當然，有些行動只是為了公眾安心，那就另當別論了。

南奧塞梯﹕俄版科索沃實驗


【咫尺地球】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時，本欄曾談及俄羅斯可鼓勵各國境內的親俄分離主義者效法，並牽頭予以承認，以示抗衡西方。摩爾多瓦的德河沿岸共和國、格魯吉亞的阿布哈茲共和國、乃至東烏克蘭地區，都是俄國有力催生的單方面獨立反例；日前爆發戰事的南奧塞梯共和國，更是箇中典型。這次危機雖由格魯吉亞挑起，俄國也算留有餘地，但無疑為其抗衡西方近年的步步進逼打下強心針。

「南梯革命」制衡「顏色革命」

科索沃獨立時得到西方支持，但相對而言，俄國對南奧塞梯一類「半獨立衛星國」的掌控更為嚴密﹕派軍「協助」駐防、為不獲國際承認的準國家提供俄國護照、安排福利制度予該「國」人民，都是莫斯科確保他們不會脫軌的手段。實際上，這些「國家」的人民，早已像俄國人一樣生活。

然而俄羅斯並不希望他們得到真正的獨立，只希望以之為附庸，作為制衡鄰國的棋子。完全獨立了，反而西方的顏色革命卻可以滲透。同時，普京也頂着境內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建議，不急於將這些準國家併入俄羅斯聯邦，以免挑動西方神經。

上述種種，可說是俄國研製的「南梯革命」﹕目的是將俄羅斯聯邦的真正版圖和有效管治區域擴大到境外，並以這些境外單位，作為影響地緣政治的槓杆；手法就是通過鼓吹地域主義領袖搞「革命」劃江而治，來抵銷西方顏色革命的效果。理論上，每個出現顏色革命的國家倒向西方後，普京都可以照辦煮碗，弄一個南奧塞梯出來。久而久之，西方見顏色革命的經濟成本原來也不低，也許就懶得搞了，似乎這正是普京思考數年制衡顏色革命的「心得」。

在過去半世紀，主權國家甚少承認單方面獨立的「國家」，有默契不讓「科索沃模型」出現，就是因為他們明白只要「科索沃模型」出現了，主權國家的遊戲規則就會被大幅修正，屆時「南梯革命」即無可避免。

中國威脅論者擔心華僑「南奧塞梯化」﹖

其實，這實驗也和中國息息相關。教科書常說，全球化時代將邁向無國界、跨民族整合。但不少第三世界學者認為這只是西方的宣傳，他們相信民族主義不但沒有消亡，反而會更加熾熱。反過來，這些人又經常被標籤為基本教義派。無論是耶非耶，現實是發達國家都面臨人口萎縮危機，都擔心不能同化新移民。假如「南梯革命」被不斷複製，中俄等大國都可以隨心所欲支持境外僑民或友好，這自然成了西方的噩夢。

基於上述原因，不少境外的中國威脅論者對數目龐大的境外華僑不放心，擔心他們會成為第五縱隊，這也是東南亞國家經常排華的原因之一。

以目前狀况而言，這基本上是危言聳聽。但假如100年後，華僑在海外保持不被同化，勢力大至足以立國，要求中國支援；假如那時中國由民族主義者執政，決定策劃中式「南梯革命」……屆時威脅論者的警告，就顯得振振有辭了。

牙買加之謎﹕奧運精神Vs.奧蒂精神

【咫尺地球】加勒比海國家牙買加在本屆奧運短跑表現驚人，成就了該國體育最大成就。不少人想起曾多次奪得奧運銀牌、銅牌的上一代牙買加田徑名將奧蒂（Merlene Ottey），認為她必然為後輩的成就雀躍。諷刺的是，「更快更高更強」這奧運精神，和「志在參與」的體育精神，從來不是並存的概念。奧蒂象徵的精神，恰恰挑戰了奧運民族主義主導、金牌掛帥的主流理念，令她比金牌得主更傳奇。

「7.5屆奧運元老」推動反年齡歧視

28年前，奧蒂首次代表牙買加參加奧運，時為1980年，地點是蘇聯莫斯科。那年她20歲，獲得第一面銅牌。這年齡對新人來說，已不算特別年輕。此後，奧蒂連續6屆代表牙買加參賽至2000年，先後獲3銀6銅，又一共得到14面世界田徑錦標賽獎牌。這些數字相加起來，在女運動員中，無出其右。上述成績令奧蒂先後15次當選為牙買加最佳運動員，在國民心目中的地位非常崇高。

然而，自從她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以千分之一秒之差屈居100米銀牌，評論員都認為這應是一個年代的終結。牙買加一眾後起之秀愈來愈看不慣這位名宿，認為她擺老資格，不懂進退，奪去後輩的參賽機會，甚至為此創出新名詞，叫「奧蒂潛規則」。1999年，奧蒂充滿爭議性地不能通過藥檢，她認為這明顯是妒忌她的人的陰謀，目的是終結其田徑生涯，於是不斷上訴，居然趕得及在2000年悉尼奧運前上訴成功，國際田聯和牙買加田徑總會都向她道歉。但當奧蒂以40歲高齡繼續代表牙買加出賽，卻進一步激怒年輕隊友。她在國內100米跑預選名列第4，100米只有3個國家代表席位，牙買加當局卻以她被陷害而未能充分訓練為由，以她取代原來的第3名出賽。為此，幾乎全體牙買加選手在奧運選手村舉行「反奧蒂示威」，還是當局警告把牙買加全國運動員驅逐出奧運，示威才告終結。最後，奧蒂依然獲兩面銅牌，吐氣揚眉，但已聲明不會再代表牙買加出賽，認為牙買加體育界對她年齡歧視。

「叛投」斯洛文尼亞

依然是牙買加英雄

當奧運精神暗示不是「最快最高最強」的人就應退下來，奧蒂卻反其道而行，毅然移民到獨立不久的歐洲小國斯洛文尼亞。2002年開始，她以42歲高齡代表斯國出賽，連民族主義主導這另一奧運規則也一併打破。2004年雅典奧運是她的第7屆奧運，換了國家、44歲的她，依然跑進100米準決賽，要不是有傷患，說不定還可更上層樓。當奧蒂同代人紛紛退休、被揭發服用禁藥、甚或暴斃，她卻打算以48歲的神話姿態參加本屆京奧，其實成績也通過了斯國內部測試，不過僅僅未能符合賽會要求，未能繼續改寫歷史。

當奧蒂由姬菲芙年代跑到劉翔年代，場外領袖由出兵阿富汗的蘇共總書記布湼日烈夫換成可能帶領美軍離開阿富汗的奧巴馬，逐漸地，無論在牙買加、還是在斯洛文尼亞，她已成了超越體育的圖騰。不少流行文化以她的故事借題發揮，奧蒂成了「年齡平權」和「跨國精神」的象徵——儘管，兩者都和原始奧運精神有一定出入。2005年，牙買加政府專門在國家體育館豎立一座奧蒂銅像，由政要揭幕，與其說是向奧蒂賠罪，倒不如說代表「奧蒂精神」被認可為與「奧運精神」平起平坐的價值。這時候，牙買加新一代飛人在爭議聲中誕生了，不知奧蒂有何感想﹖

佩林的迷思﹕1984年女副總統候選人的啟示


【咫尺地球】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麥凱恩選擇名不經傳的佩林為競選拍檔，不少評論認為這會有助這位老人吸納女性票源，特別是原來傾向投希拉里的中間女選民。然而這類直線思維，有時並非理性的。1984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蒙代爾選擇紐約眾議員費拉娜(Geraldine Ferraro)為副總統候選人，就是值得參考的案例。

政壇清泉淪為政治慘敗

費拉娜是意大利裔人、羅馬天主教徒，當時50歲不到，資歷甚淺，眾議員身分亦遠離權力核心。蒙代爾刻意挑選女性，多少因為他初選時面對的最強大挑戰，來自黑人候選人Jesse Jackson，令「change」成了民主黨內熱門話題。正如費拉娜坦承，要是她的名字是「Gerald」而不是「Geraldine」，她根本不會被選中。由於她是美國史上首名女性代表主要政黨參選，一時間她成了全國媒體寵兒，剛公布提名時，令蒙代爾名單支持度大幅飈升，一度和對手現任總統列根扯平。

可是蜜月期過後，麻煩事接踵而來。費拉娜本人財政狀况相對清晰，但她當商人的意大利丈夫，卻被媒體指控為財政來歷可疑。這小風波因為費拉娜丈夫拒絕公開個人財政狀况，而變成重大醜聞。又因為費拉娜在記者會失言，說了句「你知道嫁給意大利丈夫就是這樣的了」的爛gag，被指為種族歧視。她丈夫的「自私」，又被美國右翼婦女視為費拉娜治家不嚴、重視個人主義的象徵。加上費拉娜雖是天主教徒，卻贊成墮胎，令其兩面不討好，吸納中間票源有其先天局限。結果費拉娜成了選舉頭號風雲人物，最後其丈夫終於供出全部數字，風波逐漸終結。但經此一役，民主黨元氣大傷，民眾多少被潛意識說服，原來女性副總統還未是時候。最後，列根以525:13選舉人票徹底擊潰蒙代爾，這是美國史上最大優勢的勝利，蒙代爾只能勉強守住自己家鄉明尼蘇達州，以及黑人佔絕大多數的哥倫比亞特區。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當然，當年列根走勢強勁，經濟復蘇，揚威國際，無論民主黨派出什麼人，都難以有效挑戰。但起碼從數據而言，蒙代爾為中間票選擇費拉娜的如意算盤是打錯了；女性選民當中，也是投列根的佔多數。更糟糕的是，不少較富裕的、或來自南部的傳統民主黨支持者改為支持列根，因為蒙代爾、費拉娜、Jesse Jackson等人形象加上一起，令民主黨變得遠離美國主流。有趣的是，單論副總統人選比併，費拉娜比列根的拍檔老布殊表現好，不但在論壇更富感染力，民調也顯示，在全國10%聲稱副總統人選是投票準則之一的選民當中，費拉娜得分也高於老布殊。

事實上，副總統候選人能和正選互補雖是事實，但互補效應真正能拉多少票，一直是美國政壇的迷思。從近數十年可見，副總統候選人的正面拉票效應有限，予人負面攻擊的危機卻不少，可謂成事不足，敗事有餘。老布殊在1992年敗給克林頓，就有評論歸咎於其年輕副總統拍檔奎爾在任4年表現極差，且以不學無術形象著稱。麥凱恩選擇佩林而讓人震驚，就是因為他知道上述現象，還率性而行，多少反映他心態上自居弱者，才行非常之舉。

麥凱恩的「Change」

【咫尺地球】一直以來，「Change」是奧巴馬的商標，儘管除了年輕和膚色，他能帶來的改變並不一定明顯。近日高齡72的麥凱恩忽然喊出「Change」，雖然略顯突兀，卻讓不少選民重新發現，也許他當選同樣能帶來新意，影響可能更大。

單論經濟，奧巴馬雖然左傾，但也強調不會當福利主義者；麥凱恩雖然右傾，卻也承諾由政府負起責任對付環保，並有意干預市場的最高薪階層，反映兩人均有意拉攏中間選民。單論外交，兩人都沒有提出突破，姿態都顯得飄忽。單論社會政策，奧巴馬其實頗合新保守主義者口味，反而麥凱恩卻比絕大多數共和黨人都左傾，例如他對平權運動和禁槍運動的立場，都與共和黨主流格格不入（雖然也因競選而出現微調）。

既然雙方都中間落墨，麥凱恩數十年來的獨行俠形象、和他一直擁有跨黨派號召力的往績，卻可能讓厭倦凡事二分法的一些選民，感到較有「做實事」的希望。當奧巴馬開始強調自己對建制運作充滿了解，來說服選民自己並非無經驗之輩，麥凱恩卻高調提出改變建制，例如說要在環保一類事項建立跨黨派共識，邀請其他黨派入閣，加強監察政壇大老的金錢和權力，從而在美國政治生態製造一個結構性的中間陣營。

廣大政治人脈增變革成數

這樣的「Change」，需要廣大政治人脈和往績，才能教人相信其可行，而數十年來的麥凱恩，恰恰就是以此形象示人。這次他挑選副總統候選人，原來的大熱是其好友康涅迪格州獨立參議員利伯曼，此人曾是民主黨重量級政客、曾與戈爾 拍檔競選2000年總統，後來因伊拉克戰爭和黨內主流鬧翻、更因初選協調問題退黨，可見麥凱恩建立中間勢力的想法，並非一時興起，何况利伯曼依然是麥凱恩內閣的國務卿可能人選。2004年，美國媒體甚至一度盛傳麥凱恩將擔任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里的副手，雖然最終沒有成事，但也可見麥凱恩一直予人的跨黨派形象。

奧巴馬遵從黨內建制勢力

相對而言，奧巴馬年少，但氣其實並不盛，對黨內大老十分尊敬，因此才能平步青雲，逐漸得到民主黨建制派的信賴。他選擇拜登為副總統候選人，明顯是向黨內主流派交心。麥凱恩則一直以黨內異見者自居，經常批評黨內領袖，對共和黨富有政客的作風尤其看不過眼，美國人多相信他是被打壓者。他選擇身體力行反墮胎的佩林為拍檔，固然籠絡了共和黨價值觀的基本教義派，但她那甚淺的建制資歷，似乎才是符合麥凱恩那杯茶的主因。假如精英主義是一個單一集團，也許他們情願上台的是奧巴馬，而不是麥凱恩。

當然，麥凱恩現在不得不依靠共和黨全力助選，其團隊成員都和傳統精英關係千絲萬縷，也捲入不少金權醜聞。作為從政多年的老政客，麥凱恩更不可能不懂如何一方面做「Change」的門面工夫，一方面作內部交易。但對將於選舉左右大局的中間選民來說，反正他的變革能力，不一定比奧巴馬差。中年以上的中間選民也許更會想﹕年輕帶來形式上的改變容易，但帶來結構性改變的，好些時候，其實來自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