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9(7月至12月)文章

What went wrong? Do you hear me?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連串疑似醜聞成為話題，真是管治失效的老生常談嗎﹖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應先了解醜聞政治的理論規範。這可以由一宗國際案例談起﹕

重構法國的中非人肉鑽石醜聞

1979年，法國媒體披露總統德斯坦早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曾接受中非暴君博卡薩送贈兩枚鑽石，沒有申報利益﹔到了他任總統時力挺博卡薩，被視為利益輸送。當時博卡薩形象之差，冠絕全球﹕傳說他嗜吃人肉，會命廚子把政敵煎成烙餅，曾親自屠殺兒童犯，又自行稱帝，加冕護衛隊正是德斯坦派遣的法軍。1981年法國大選，德斯坦敗予左翼挑戰者密特朗，醜聞是關鍵之一。

但深入觀察，這和燈膽醜聞一樣充滿懸念。法國政壇並不特別清廉，剛去世的加蓬總統邦戈在法有大量資產，美英即明言他是巴黎庇祐的貪污犯。就是博卡薩，密特朗也容許他以退休軍官身分在法定居，德斯坦的政敵更與他結盟，好讓前總統繼續出醜。德斯坦以「鑽石只是政府間的碎鑽紀念品、已將之變賣捐出」開脫也四平八穩，同樣收取博卡薩鑽石的基辛格就安然無恙。然則醜聞何以炒熱﹖

權力、聲譽、信任鐵三角

就此我們應參考英國社會學者湯普森（John Thompson）著的《政治醜聞﹕媒體時代的權力與能見度》。作者通過英美案例提出「社會醜聞論」，以權力、（制度或個人）聲譽、群眾信任這鐵三角互動為主導醜聞的公式。媒體雖然通過醜聞傷害政府或政客聲譽，影響後者權力、提升自身話語權，但也受「信任」這元素規範﹔信任對象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例如美國人多認定前副總統切尼的公司在伊拉克戰爭獲暴利，但相信利益整合潛規則，不作深究﹔尼克遜破壞憲法對行政權力的規範，民眾卻集體反彈。當台灣民眾不信任制度，行政院長與黑幫頭子共遊就不受安全閥保護﹔如南方朔言，美國人卻不會深究甘迺迪的黑幫聯繫。

法國政客搭上非洲暴君原是受信任的，前提是對巴黎有利。德斯坦出事，因為規範被打破﹕博卡薩一度倒向當時的公敵利比亞，後雖反悔，警號已生﹔德斯坦就兒童屠殺干涉不果，大失面子﹔他最終推翻博卡薩，擁戴復位的達科不久又倒台，外交顯得有心無力。其時法國經濟低迷，群眾對花費不菲的法非關係反彈，歐洲整合呼聲湧現，醜聞反映的正是範式轉移。德斯坦下台後沒有糾纏於醜聞，不再碰非洲，改以先驅身分鼓吹歐洲融合，贏回一些尊重。

香港制度聲譽深獲第二代信任

將社會醜聞論應用到香港，對近期醜聞的主流解釋似乎都難以自圓其說。假如困局主因是金融海嘯，而海嘯主要衝擊中產，為何積極回應的是青年﹖假如這是政改危機，如何解釋港人對北京持續增加信任﹖假如媒體有力單獨製造議題，何以無人理會甘乃威事件﹖正如法國人在國家利益無損下默許領袖搭上暴君，香港制度依然獲第二代港人信任﹕無論立場如何，他們信任經濟制度健康、社會階梯公平、公共道德合理，對醜聞反應有限。早前某老牌青年機構負責人發表一篇由上而下的訓誨，堪為樣板。

但通過將青年常駐的網絡信息解碼，卻能發現制度聲譽正失去第四代信任。筆者曾以Christopher Hughes的論述研究框架，解構不同群體為愛國論述賦予的內涵﹔以此論剖析第四代對醜聞的回應，多是對現制度不信任的借題發揮，是為「權力——聲譽——信任」三角關係的警號。這些結構包括經濟社會，更包括文化倫理，放在第二代（精英）是好的，對今日的他們也是好的，對第四代卻不好。這就是跨世代制度失衡。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在知識界影響甚廣，上一代卻難得共鳴。他說「作者已死」，筆者唯有嘗試深化世代論的6個結構困局如下﹕

世代論衍生的六大結構困局

1. 1970年代末開始，香港教育成了世上最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一，經濟卻還是最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同於上一代的教育是稀有品、社會是高淘汰制的一條龍。受教育人口大幅增加，金字塔階梯被打破，社會沒有相應流動，這不是「升呢」，而是明升暗降。大學畢業生只能找從前中學生的工作，卻有了國際大學生的期望﹔以往中學畢業不一定置業，如今很難說服大學生不以此為目標。政府不解決期望落差，卻拆着過來人的階梯，再以副學士、私立大學等延緩泡沫爆破，結果第四代集體代入左翼理論，失去對教育制度的信任。

2. 新自由主義革命出現於1980年代，自此終生合約變成短期合約，固定職位變成臨時工，這是全球趨勢。問題是97前的移民潮令社會出現斷層，兩種制度並存的時間大幅延長。因移民潮上位的，屬於合約革命前最後一代。假如沒有移民潮，最後受益人已退休，不同世代可共同打拼。但現在上層正當盛年，缺乏保障的命運由第四代開始。他們不理解為什麼早出道5年的有保障，自己卻不能規劃，失去人生的可測性，以及對社會制度的信任。

3. 先代人早年生活比當下青年艱辛，但當時存在無窮可能性，可創富、可革命，從商從政門檻甚低，制定規則可望可即。現在一切行頭規範極多，充滿上代人設定的規則與保護機制，失去第四代創業者的信任。尚有破立精神的人懂得機會在規範未完備的北方。

4. 從前香港社會尊重高知識、高道德，這其實和社會階梯相輔相成。但從前來港的是精英，近年精英紛紛離港，新移民（10年將達50萬）大多是低技術階層。倫敦、紐約持續有優質人口流入，香港人口質素整體則成負增長，無論在家庭、學校，新一代都缺乏外圍環境的發憤目標。但第二代無意改變道德觀，反而滋生了明光社。當周秀娜一類受制於英語的新移民以另類方式打拼而受道德規範，舊價值被看成為上一代服務。

5. 香港已湧現大量高質素退休人士，他們足以工作至80歲，卻被迫於60歲退休。主導社會價值觀、解決青年問題，成為他們發揮餘力的中介。以禁毒為例，政府能打動的不是只聽過《一事無成》的青年，而是「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歌詞中成長的家長。假如社會暗中以青年問題解決老人問題，第二代關愛倫理會失去第四代信任。

6. 青年問題不應單歸咎政府，在西方，這屬民間第三部門責任。激進青年哪裏都存在，青年組織不應是和諧工具，而應疏導宣泄，否則政府何不乾脆兼營﹖但香港主流青年組織過分倚賴政府，領袖視組織為鞏固地位的基石。西方青年組織不怕離經叛道的引領思考，「為什麼克林頓、布殊、奧巴馬吸食大麻不上癮兼當總統﹖」但香港青年組織會組織青年喊口號，帶領憶苦思甜，導致整個第三部門失去第四代信任。

這六大困局，遠比上代思維設定的六大產業深入青年民心。政府不可能解決結構問題，但有力拆牆鬆綁，讓第四代在規範以外建構新一套。假如論述和制度被上一代繼續壟斷，第四代除了被迫借用民主vs.建制的套話借題發揮，還可怎樣﹖德斯坦從醜聞轉型，港英從六七暴動建構香港節，值得特首參考。深究醜聞則不必，一來清者自清，二來濁者自濁，三來清濁無常，其實亦irrelevant。

世代失衡如一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2012末日預言》國際視野的空白（上）﹕朝鮮篇
【咫尺地球】荷李活電影《2012》成為城中熱話，並帶來末日話題。但電影的國際關係背景和危機管理概念十分兒戲，和精湛的特技形成強烈對比。觀眾離場後宜釐清概念，萬一類似遭遇到來，也可分辨哪些情節不可能發生。

跨國機制未有北韓不務實

首先，《2012》的基本設定是地球進入全球化時代，有跨國機制處理人類普世問題。這機制的結構性問題我們下周再談，現在先說它的成員。電影說，共有46國參與計劃，大概包含了所有大國在內。46國不包含地位猶如香港區議員的太平洋島國圖瓦盧總統，這在非常時期，原可理解；但教人感興趣的是，作為重要國際玩家的北韓（朝鮮）偉大領袖金正日，是否得到入場券？似乎沒有。表面上，這機制自然不大可能邀請北韓參與，因為北韓參與國際協商的往績以出爾反爾著稱，金正日的不可測性風險太高，連六方會談也六進六出，事關人類生存的重大決議，如何容得下他？但要是真的有那樣迫切的人類危機，有能力製造核武的北韓科學家，也不可能永遠不察覺。當他們察覺了，哪怕在最後關頭前一天才察覺，金正日自然會明白自己已被國際社會出賣。屆時以他的作風，恐怕寧願提早先發制人發動核戰，和鄰近地區率先同歸於盡。因此，在末日孤立北韓，還有其他疑似「邪惡軸心國」，也是不務實的。上述案例，值得新現實主義者進一步研究。

西藏設基地為票房

其實一旦出現末日恐慌，北韓才應是主角，因為《2012》的方舟基地設在中國，並不完全合理。電影以西藏為方舟基地所在地，一來是為了配合藏傳佛教的神秘感覺，二來是預測海拔高的西藏會成為新世界中心，三來暗示中國是唯一有力大規模動員廉價勞工的大國，四來諷刺中國最能向民眾隱瞞事實（還有五來是為了中國票房）。但正如電影鋪排，就是純樸、不了解現代科技的西藏工人也會泄密，希望在末日拯救家人，而且還讓西藏宗教領袖老早知道計劃，這一干人等卻沒有遭到滅口，可見就是中國政府不可能完全監控所有人的一舉一動、安全舉措連暗殺羅浮宮館長的法國也不及，也是這漏洞幾乎讓計劃失敗。因此，今天保密效果更好的國家，只有北韓。在這角度看，北韓極權制度的存在，對人類可能有巨大「貢獻」，《2012》的各國領袖應該及早邀請金正日加盟，頂多承諾讓他挑選合意的荷李活女明星陪同上船，和安排美國總統在世界毁滅前訪問平壤，滿足他最後的虛榮。反正金正日信任的親信為數不多，連那位因偷渡到日本迪士尼而失寵的長子也大概不會照顧，不需浪費多少方舟門票。

不過，就是北韓這關解決了，恐怖組織和極端教派也人才濟濟，也有他們的科學家，不可能接受國家協商機制解決一切。《2012》一大盲點，就是只看重國家的角色，忽略任何形式的非國家個體，無視國家領袖不可能代表非國家個體領袖的事實。假如拉登以自己的途徑知道了末日，蓋達組織必然另有行動；就算拉登會為了方舟入場券放棄「原則」，那些擁有瘋狂科學家的末日教派卻可能千方百計破壞方舟計劃。何况真的要向世界公布真相，絕不需要像羅浮宮館長那樣召開記者招待會，只需在互聯網廣傳，人家滅口也來不及，這正是國家機制不能掌握之處。

阿敏、博塔、博卡薩﹕析讀非洲的寬恕
【咫尺地球】近代非洲名人當中，因為正面貢獻成名的不多，以負面行為廣為人知卻甚眾。「烏干達狂人」阿敏、「食人肉皇帝」博卡薩等，都已成為世界級暴君的代名詞。教人意外的是，近年在他們的國家，這些人物或他們的後代都得到平反，這潮流可稱之為「非洲的寬恕」。

暴君死後獲平反

以阿敏為例，他擔任總統時殺戮甚眾，趕走亞裔商人，自稱CBE——大英帝國征服者（Conqueror of the British Empire），種種奇行加暴行，為他博得狂人之名。目前的烏干達總統穆索維尼，就是阿敏時代的反對派游擊隊領袖。穆索維尼鞏固權力後，高呼全國和解，數年前特赦阿敏的長子，他在阿敏死後一直領導小型游擊隊挑戰政府。不久，這名阿敏之子更被任命為烏干達國家安全部副部長，負責掃蕩其他游擊隊。任命發表時，穆索維尼對阿敏家族頗有好評，完全不像是談論暴君。此外，阿敏的前任奧博托也是暴君，他在阿敏下台後再執政了一會，才被穆索維尼推翻。奧博托不久前逝世，穆索維尼宣布給予國葬。

同樣戲劇性的發生在中非。70年代，中非暴君博卡薩和阿敏齊名，行為更為荒誕，除了廣為人知的自行稱帝，耗盡國庫搞加冕大典，還被指以吃掉政敵為嗜好，曾親自屠殺囚禁在監獄的兒童。博卡薩下台後流亡法國，後輾轉逃回國被判刑，最終還是死在法國。年前中非政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與博卡薩家族和解，由博卡薩一名兒子代父親「部分施政偏差」認錯，換取政府「發還」部分博卡薩興建的宮殿，予家族成員作生活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不少非洲國家都存在，更著名的例子是盧旺達。盧旺達大屠殺後，要是追究所有兇手，恐怕全國沒多少人不受牽連，於是委員會鼓勵街坊對殺人犯先公審後寬恕，只拿最著名的戰犯問責。

類似寬恕也出現在南非。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後，經過了蜜月期，黑人至上的種族主義開始抬頭，白人逐漸離開，總統姆貝基被指縱容黑人民粹思潮發酵。但前白人總統博塔逝世時，曾被他直接逼害的姆貝基不但親自參加喪禮，在喪禮還高調擠出眼淚，無論是黑人還是白人，都沒想到他的演技精湛至此，何况博塔還是種族隔離政策的最後堅持者。

部族政治無法解決

表面上，這些例子都在傳遞正面信息﹕迎接將來，寬恕過去，解除仇恨，共迎更美好的明天。但背後結構性的信息，其實是非洲國家沒有辦法解決國內的部族政治。無論是怎樣的暴君，在非洲，他們都不可能沒有支持者，而最忠誠的支持者，一般來自他們所屬部落；而在南非黑人精英眼中，剩下的白人也與部落無異。上述和解、寬恕，其實在暗中劃定部落之間的利益分配，結果非洲始終發展不了成熟的民主政治，選舉也好、戰爭也好，都以部落劃分。以奧巴馬祖家肯尼亞為例，總統大選淪為部落之爭，由於肯尼亞開國元首肯雅塔訂下法規，容許政府官員經商，令裙帶資本主義空前流行，掌權者必會庇護部落同胞。號稱相對發達的肯尼亞尚且如此，其他非洲國家更不在話下。寬恕、和解自然沒有問題，未來也不大可能出現阿敏、博卡薩級數的暴君，但在非洲，裙帶資本主義和部落主義的根本不但未見改變，反而被寬恕強化了。

《2012末日預言》國際視野的空白(中)﹕宗教篇
【咫尺地球】除了獨立教派和恐怖組織，災難電影《2012》另一批明顯忽略的非國家個體（NSA），就是各種宗教領袖。《2012》刻意強調宗教的無助，反正讓全世界毁滅，卻偏偏選擇拍攝巴西耶穌像和梵蒂岡聖保祿大教堂的倒塌，又要倚靠宗教的意大利總理成為唯一逃不過去的大國領袖。據說導演原來還打算拍攝伊斯蘭聖城麥加之毁滅，不過為免激起穆斯林報復才作罷。

總統擔當精神角色不符現實

事實上，要是瑪雅預言真的存在，信息也是說「毁滅現世界、建立新世界」，所以方舟除了負責逃生，更肩負了重建、改造人類文明的責任。因此宗教領袖才應是方舟的主角。假如有一個變相決策委員會，教宗不可能不在內，正如事實上存在的終結冷戰決策委員會，也是以列根、戴卓爾夫人和若望保祿二世為核心。像教宗、達賴喇嘛、伊朗什業派阿亞圖拉這些人，影響力明顯比被安排擁有獨立發言權的意大利、加拿大總理要大。就是教宗本人希望留守羅馬殉難，也必會派遣重要主教參與整項計劃，而沒有伊斯蘭領袖參與更屬政治不正確。《2012》安排大量阿拉伯酋長資助方舟計劃，他們不可能完全向伊斯蘭領袖隱瞞計劃，現在就算是沙特國王調動十億鎊的資金也需要核數，沙特國內的激進瓦哈比教士，就對監察領袖的帳目愈來愈用心。

只要及早得到各大宗教領袖同意方舟計劃，他們自然可以安排願意殉道的高層神職人員在最後關頭陪伴世人，人類安樂死也容易點。然而在《2012》，承擔這精神角色的卻成了美國黑人總統。這是極政治不正確的安排，一來讓世俗領袖衍生出精神身分，二來不合理地讓偽個人英雄主義凌駕於制度，這都不可能在現實世界出現，也與美國憲法不符。假如那是布殊，絕不可能自己不上船，也會老早安排葛培理牧師代表他留守最後一刻，以示新保守主義與美國共存亡，那才是冷血領袖的工作。

假如什麼人上船、什麼人發號施令是全球領袖共識，美國總統在最後關頭改變計劃，足以令計劃破產。電影反映的正副總統及議長不在時，居然被幕僚長攬權，而其他國家領袖又集體向他施壓，這些都是最不應該出現的混亂——根據美國憲法，副總統不在，應輪到眾議院議長，再次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接着是國務卿以下一眾內閣成員，幕僚長根本排不上號。在非常時期，捍衛原有秩序已十分困難，像《盲流感》一類小說/電影講述的文明毁滅、新秩序重整，正是這情况；假如幕僚長奪權先例一開，其他領袖被推翻也指日可待，那都是美國總統婦人之仁的責任。

對宗教人士而言，末日方舟恰恰是他們「一展抱負」的機會。既然事件有神秘色彩，對2012年有預言演繹權威的中南美洲印第安巫師、各國末日預言學家，以及麥玲玲師傅，也許都會獲派入場券。特別是因為羅庚這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神秘力量，不應在大災難失傳，而當地球磁場改變南北極，屆時懂得以顛倒方式使用羅庚的玄學家，就只有麥玲玲師傅了。

《2012末日預言》國際視野的空白﹕G20篇
【咫尺地球】讓我們回看《2012》處理人類普世問題的跨國機制。在電影，那還是G8，大概拍攝時預計不到G20的出現。因此橋段一方面安排人類方舟在中國興建，另一方面中國卻不是首先獲知會的國家；印度、巴西等G20新貴，自然也無影無蹤。假如真的有那樣的會議，其實歐盟一個代表就可以了；而沙特貴為G20成員，並非電影諷刺的只因有錢才能上船。

核武大國無可能銷毁核武

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假如G20是機制，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美國總統不可能在會上和各國領袖直接討論﹕一來這些國家不輕易相信美國，二來不少國家領袖轉換頻率極高，得到絕密資訊，難保不會炒作為自己的競選議題。所以國家元首不一定是處理這類議題的理想人選。合適人選必須有一定延續性和超然性，例如前總統或憲法上的虛君。

說服世界各國領袖為了維繫人類文明分工合作做方舟，並非最困難，雖然當年被列根星球大戰計劃欺騙的蘇聯後人俄羅斯，不會不擔心這又是陰謀。真正困難的是，要是預測有《2012》末日危機，核武大國總應大量銷毁核武，以免浩劫時自己的核武意外爆破，屆時恐怕沒有方舟可同時抵禦天災人禍，倖存者也不可能走出艙外，因為世界已充滿輻射。但要各國銷毁核武，無論末日證據多麼充分，都極難，讓各國領袖承諾不攻擊已是極限，宣布不防禦幾不可能。何况方舟既然在中國，各國就是把登船權交給了中國，要是最後關頭解放軍逼全體外國人下船，他們也沒辦法，因此該基地應盡早交給聯合國或各國代表共同管理。這是更不可能造到的，中國會認為是分裂西藏的陰謀。

這機制也不可能像電影那樣，沒有危機管理的準備。各國領袖不可能真的在最後一刻才集中到方舟，任何行動都不容許安全系數如此低的運作。正常做法是在事發1個月前，就安排替身代表領袖出席公開場合，以免最後一刻有什麼意外；假如2012年的香港特首能獲入場券，他也會讓政務司長當處理特首而先逃。又如電影出場的加州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理應獲分配入場券，他似乎卻在加州殉難；在現實世界，他當然會老早安排替身飾演自己，讓本尊逃之夭夭。

危機管理準備 領袖有事勢早遁

至於最後關頭讓名單外的人上船更不可能，船內食物和應急物品都是稀有品，各國元首必須在計劃制訂前，同意遇上非常情况如何反應，不可能毫無應急指引感情用事。要是方舟上的人要封閉式生存數年，人數倍增的結果，只能是產生糧食危機和騷亂。

最後，方舟計劃也不可能是單一計劃，真的面臨末世，人類大概會分散投資製造不同工具，例如土法煉鋼的熱氣球，以及太空船，以免磁場倒調讓方舟通訊儀失靈。就算大型太空船非現在科技能承擔，極個別人士也會被安排在月球基地暫住，維珍航空老闆布蘭森就必然情願花盡身家上太空，而不是付十億歐元擠方舟。既然方舟位置有限，把那些書畫送上月球暫存而騰空位置予人類，似乎更合邏輯；同一道理，各國生物學家可盡早蒐集動物不同品種的DNA樣本，而不是忙於像《聖經》那樣運送一雙雙動物上船。目前這些自然都與我們的生活無關，但從中多了解國際關係和危機管理概念，面對香港自己的2012，也是有建設性的。

東亞運餘波﹕關島與塞班島的國際身分
【咫尺地球】位於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塞班島，都是中產新興旅遊熱點。但它們對一般市民而言，感覺始終較為陌生，直到今年，卻因為兩件事令它們的知名度高起來﹕

(1) 香港主辦東亞運，平常不被一般人當作東亞成員的關島一如往屆參賽，派出運動員超過100人，雖然水平不高，但個別運動員予人深刻印象。例如，有位打乒乒球的中年胖漢代表，球技可能還及不上香港小學校隊，卻帶來運動會前所未有的親切和喜劇感；

(2) 一度家傳戶曉的周秀娜寫真集，出奇有國際視野地以塞班島為背景，大概假設其讀者多不知道塞班島在哪裏，好增添神秘感覺。

次主權個體 與香港相似

事實上，關島和塞班島的母體——北馬里亞納群島——都是國際上具有代表性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個體，類型和香港相若，其國際身分值得港人注視。它們的主權都屬於美國，而美國領土分多個級別﹕「整合」（incorporated）了的除個別例子外，都是國內州份；「未整合」（unincorporated）而又「組織」（organized）了的，就是有自治權；這些自治單位能自給自足、被當作準國家的，可以成為「自治邦」（commonwealth），不能自給自足的，則繼續是「屬土」（territories）；還有其他既未整合、又未組織的屬土，像美屬薩摩亞，由美國以更直接的方式管治。關島的正式地位就是美國的「非整合」「組織」「屬土」，以塞班島為首府的北馬里亞納群島則是美國的「非整合」「組織」「自治邦」，都在美國眾議院有沒有表決權的代表。其實關島面積比整個北馬里亞納群島還要大，相當於香港的一半，人口也比北馬里亞納群島要多，但由於美國軍事基地設在當地，戰略位置重要，華府一直不願關島「升呢」，以免影響美國日後的駐軍部署。

棄大洋洲事務 參與東亞活動

至於它們的地緣身分，也十分有趣。歷史上，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屬於同一組群，原來都是西班牙屬地，直到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戰爭被美國擊潰，喪失所有主要殖民地。至此兩島卻命運迥異﹕關島被美國直接佔領，北馬里亞納群島原來被准許由西班牙保留，但西班牙見自己在太平洋已一無所有，乾脆將之售予德國；德國在一戰戰敗後，群島被轉給日本托管；日本在二戰戰敗，北馬里亞納最終還是落入美國手中。值得注意的是，關島在美國授意下，不參與太平洋整合，反而老早加入東亞區，因此積極參與東亞運動會，而隔鄰的北馬里亞納則一直參與大洋洲事務。直到年前，它卻效法關島申請加入東亞足協、退出大洋洲足協，反映願意自稱大洋洲國家地區的島嶼將愈來愈少，也許不久後即會組隊參加東亞運。

值得一提的還有和關島、塞班島鄰近的帕勞（帛流）島、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這三國目前都是獨立主權國家，但和北馬里亞納群島經歷差不多的歷史，最終卻超越了什麼「未整合」、「已組織」的美國框條，分別和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協定」。協定內容賦予它們的身分其實和自治邦差不多，都要接受美國外交指導、軍事保護，也都擁有自治權，甚至也享有某些美國公民權利，分別只是它們的主權被美國確認，作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已。雖然獨立與否只是一線之差，但關島和塞班島既然選擇（或被迫選擇）了不同道路，未來參與東亞整合的前景，卻可能豁然開朗。

東亞運餘波之澳洲與哈薩克
【咫尺地球】香港主辦的東亞運共有九支參賽隊伍，歷史上的東亞運則曾有更多國家出現，包括兩個大國澳洲與哈薩克。它們參加東亞運與否自然不單是體育議題，更是地緣政治和板塊整合的具體反映。

以哈薩克為例，它脫離蘇聯獨立前，並沒有明確思考自己的身分認同問題。獨立後，它順理成章地希望成為中亞龍頭，畢竟它是面積極大、資源極豐的潛在區域大國。但哈薩克慢慢發現自己沒有整合整個地區的能力，而中亞各國周旋於各大國之間自顧不暇，也沒有能力強化集體精神。於是哈薩克一度向東亞靠攏，特別是中、日兩國在當地都有相當投資，令哈薩克國內的自身認同出現了改變。在這背景下，哈薩克一度參加東亞運，令東亞運一度充滿白皮膚、金頭髮運動員。

東亞整合未竟 哈薩克脫亞入歐

但今天哈薩克卻出現了脫亞入歐的傾向，儘管它的國土面積絕大部分位於地理上的亞洲，最終也離開了東亞運圈子，在國際足協更轉成了歐洲國家會員。內裏原因，一來是這樣做有遙遠的加入歐盟希望，二來加入歐洲圈子比東亞圈子更能抗衡俄羅斯，三來當東亞未形成實質的整合，對哈薩克也就沒有作用，反正中日對能源的需求是不會改變的。

但我們可以想像，一旦人民幣變成了「亞元」（據說中國已決定不和日本合作而獨自深化亞元工程），中亞貨幣的獨立性會出現壓力；而當東亞自由貿易區得到落實，中亞也會有被孤立的恐懼。屆時以哈薩克的反覆，重新加入東亞運會是理所當然；要是東亞吸納了哈薩克，對資源緊張的中日韓經濟就是一大解脫。

澳洲的例子也具有相當代表性。它從未成為東亞運正式成員，只曾以附屬身分參賽。這動作固然符合其「脫洋入亞」的國策，同時澳洲足球隊也離開了大洋洲賽區轉為亞洲成員，但畢竟目前的東亞身分對澳洲還是格格不入。始終澳洲已自視為大國，希望未來的東亞整合出現多元結構、與中國平分秋色，不甘心以附庸身分入亞，反而和中日在收編東盟各國的過程存在明顯競爭。

澳洲「脫洋入亞」 與中日競爭

這些案例反映「東亞」的定義在不斷改變，而且牽涉了敏感的整合問題。從前歐洲整合不斷出現小歐洲、大歐洲等概念，當東亞合作成了大勢所趨，特別是會影響國際金融和貨幣結構，東亞在中日韓這傳統範疇以外還包括什麼、邊界在哪裏，也同樣觸動世界神經，因為這些問題的答案可有不少變數。

例如，文化上，新加坡是否可算作東亞成員，而這又會否對東盟的身分認同有牽一髮動全身的影響？政治上，作為美國一個州、但和日本淵源極深的夏威夷，是否可以某種形式加入東亞，像身為法國海外省的瓜德羅普島，也可以獨立身分參加中北美洲金盃足球賽，並和鄰近經濟體緊密互動？甚至俄羅斯遠東極受中國影響的海參崴，是否也可試行一國兩制，再滲入整合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整合了新成員，也不一定代表東亞變得更強大。恰恰相反，由於西方擔心東亞整合後變得強大，反而情願更多國家地區混入這過程，以減低其整合的深度，這正是英美當年支持歐盟急劇東擴的原因之一。既然各國都不知道東亞的極限無論在深度和廣度兩方面在哪裏，東亞運也就成了理想的實驗平台，以非政治化的方式測試各種東亞整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