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11(7月至12月)文章

「打破種族歧視」還是殖民管治藝術？－－談何東花園
政府建議把山頂何東花園列為正式法定古蹟，獲得古物諮詢委員會一致支持。筆者是投贊成票的委員之一，認同何東花園有不能取代的歷史價值，不過擔心這價值並未能被政府演繹的官方歷史全面剖析，因為這裏牽涉以修正史觀重構歷史的問題。根據官方報告，何東花園的重要性在建築代表的「中國復興運動」以外，主要在於何東爵士本人，而花園得以在山頂興建，打破了港英早年規定華人不能在山頂居住的「種族歧視禁令」，促進了華人向上流動，因而十分重要。這是歷史的部分真實，卻不應是歷史的全部。

歷史的部分真實

所謂「種族歧視條例」，泛指20世紀初頒布的《山頂區保留條例》、《山頂區居住條例》等，規定在海拔788呎以上的山頂區域只准非華人居住，獲港督批准的華人或傭人除外；此外，這類條例也包括19世紀末的一系列《歐人住宅區保護條例》，規定若干地段只能興建歐式建築。這些條例的官方理據是當時瘟疫橫行，非華人不習慣香港的熱帶天氣，需要山頂來呼吸新鮮空氣，實際上，自有其歧視成分。

然而作為中荷混血兒的何東獲准在山頂興建花園，並不應被簡單賦予民族主義演繹，這更反映了港英當局一如其他殖民地，經歷了建構本土精英的政策演變。不少評論強調何東早於1906年已獲准在山頂興建何東花園，其實何東家族那時建屋的地段在半山其他地方，建築也合乎西式風格，並沒有被視為挑戰殖民管治禁忌。反而在1908年，何東曾企圖租入首席按察司白吉特在山頂頂端比港督別墅位置更高的住所，白吉特本人同意，卻明確被當時的港督盧押否決，反映英國原來並沒有意欲賦予已成為香港首富的何東太特殊的社會地位。

殖民管治微妙改變

到了何東花園獲准在山頂道75號興建的1920年代，世界局勢才全然不同。一次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14點原則，各殖民地的自決呼聲開始萌芽，英國在各地的殖民管治開始了微妙改變，獲英國信任的本土精英被大舉宣傳為合作者。香港沒有類似印度土王、非洲酋長的角色，但身為混血兒的首富何東，無疑被歸類為此列。何東花園於1927年正式建成，改建自英商物業，批准何東「入主」山頂的港督金文泰，也是委任首名華人擔任行政局成員的港督，他是歷任港督當中著名的中國通，通曉普通話和廣東話，任內以解決省港大罷工為最大政績（何東在過程中也出了大力），並開始招募本土公務員，但這些動作的最終目標，只是要延續大英管治。

金文泰是極有遠見的，他在提出改善華人地位的同時，強烈建議英國永久佔領新界，看見威海衛歸還中國而擔心。而拒絕何東入主山頂的盧押，同樣曾建議英國提前把威海衛歸還中國換取永久佔領新界，可見何東花園的建立，只是配合了懷柔取代高壓的新政策。在1908年，盧押說「此宅高踞總督的山頂別墅，當然很具權威，如若任其租賃，無知華人反而可以對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視」；金文泰的新政自然不是說自此華人可以「對英皇陛下的代表睥睨而視」，只是把何東吸納進「英皇陛下的代表」之列而已。盧押的最重要經歷是管理尼日利亞殖民地，金文泰來港前曾任圭亞那署理總督，他們在香港的施政，都有處理這些地方民族問題的影子。

在海外案例，英國殖民政府依賴「以夷制夷」的精英，多是有西方血統，或受西方高等教育的本地人，並將之固化於社會高層，若爆發民粹革命，這些精英有時是被革命的對象。沒有出現民粹革命的，則大多歸功於這些精英有效扮演了社會中介角色，這角色像何東一方面要對大眾承擔社會福利、施加間接管治，另一方面卻要維繫管治階層和一般人的距離，並合理化殖民制度的潛在優越，加強社會上「分而治之」的分工。在山頂保護條例廢除前，由於何東幾乎是唯一一家在山頂居住的非歐裔人士，而當時以香港為大家庭總部的富豪極少，他的大宅也就肩負了代表本土精英接待外賓的責任，由昔日的蕭伯納到近代的老布殊均曾在此作客，令那裏也有了微妙的涉外功能。有趣的是，正正因為有了上述歧視條例，何東花園反而強化了何東的本土領袖角色。然而何東個人的社會流動，不一定等同華人的社會流動；他的山頂花園，也沒有令其他非歐裔人士得到相同待遇，才得以成為這階層在特定時空協助管治的象徵。

「以夷制夷」

值得注意的是，港英當局在建構本土精英的過程中，保留了建構種族的彈性。何東在1908年被拒購入山頂白吉特住宅時，被當時的行政局言明要當華人看待，但金文泰的港督批文，卻沒有清晰說明是特許這位「華人」居住，邏輯上，也可以說金文泰那時已不當這位混血兒是純種華人。換句話說，究竟混血兒是否洋人、四分之一混血兒是否華人這類問題，香港從來沒有「政策」決定，而是觀念建構主導的，何東本人常強調「中國根本沒有純種原住民」，並以此說服殖民當局，其實也是建構主義的民族觀。何東花園以中式樓閣出現於山頂，正是這種身分建構的一部分，自此這類中式為主、內部受歐式影響的建築，開始被樹立為管治精英的形象。學者羅永生研究與何東齊名的另一香港大老何啓時，形容他是「以民族主義促進與殖民主義合謀的香港精英」，何東何嘗不是如此？

殖民優越感和社會階級

何東花園應如何被保留固然值得關注，但假如不同觀點的殖民地歷史因為種種原因被按下不表，這更值得憂慮。回歸後的主流香港歷史，基本上屬於民族主義的線性史觀，認為華人經過不同形式的抗爭，逐漸從殖民者手中爭取到應有的地位，在這過程中何東等人作為香港大老，堪稱民族之光。但事實上，「以華制華」這類建構本土少數精英的政策，並不代表本土群眾得到認同；它鞏固了殖民優越感和社會階級，卻又不一定會引起群眾不滿；為何香港人一度貌似十分受落，一直是我們避而不談的盲點。不少前英國殖民地獨立後，經過連年動亂，居然懷念起當年殖民體系等級森嚴的社會，這反映一個政治不正確的假定，就是「以夷制夷」指導下的文化優越感，似乎足以在一定程度上，合理化其他制度上的不公。時至今日，這種特質在管治階層當中完全失去了，對「如何調節大眾對向上流動的期許」、「如何建構能為大眾接受的享有實質特權的精英身分認同」這兩門管治藝術，已不能被特區政府所掌握，結果在重重期許落差下，就是政府提供更多社會福利，社會也不會穩定。何東花園之值得保留，正是要為那個政府不能言明的什麼，作一個歷史見證。

中美新冷戰？美國的「奧巴馬亞太大戰略」（下）
（3）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PP）Vs東亞自由貿易區

9／11後，美國一度默許中國承擔東亞區域大國的角色，後來發現中國的影響力已不再局限在區域層面，決定在區域層面扶植有力的競爭對手，以防中國利用多邊平台擴大全球影響力。美國在APEC峰會推出的TPP（環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雷聲很大，但提出的自由貿易門檻太高，其實並不容易廣泛落實。日本的農業集團就會大力反對加入、甚至會視之為美國以圍堵中國之名消化日本的陰謀。但客觀上，這卻提高了日本的議價能力，令日本正在與中、韓商討的自由貿易協議，有了更大的主導權。同一道理，日後中國與其他國家搞任何雙邊協議，那些國家都可以到TPP這個攤位「問價」，再向中國還價，這是抵銷中國近年建立的多邊平台的有效策略。假如美國把一切中國不能達到的要求都放進TPP，然後和汶萊、新加坡、新西蘭等無足輕重的經濟體落實措施作為藍本，無論實際影響如何，都已破壞中國的部署。

（4）全方位拉攏中國鄰國Vs縱容中國後院

以往美國會依靠中國和有傳統影響力的鄰國溝通，例如北韓、緬甸、巴基斯坦等。但這卻令這些國家變成中國的「合法」附庸，令美國開始不安，特別是中國近年有所突破，例如毛游掌權後的尼泊爾變得十分親華，邊境各地的中國化現象也十分明顯。因此奧巴馬的政策，已變成儘力拉攏一切中國鄰國，希望他們對中國邊境反過來構成壓力，哪怕那些國家有不光彩的人權記錄，這是典型的現實主義方略，是布殊等新保守主義者所不為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名義上還是共產國家的越南，它被納入TPP是北京最難接受的；其次是一度成為美國重點打擊對象的緬甸，國際組織雖然普遍不認為緬甸軍政府的改革是「真民主」，美國已明確要破冰；還有自稱中國鐵桿盟友的北韓，它的政權遠比伊朗殘暴，華府雖然加強了與南韓的軍事演習，外交界卻一直對爭取北韓制衡北京有期望，因此不像對付薩達姆那樣，並沒有消滅金氏政權的計劃。對這些中國鄰國而言，最理想的下場，是美國樹立為樣板的蒙古：近年美國推出了「千禧援助計劃」，把援助窮國和意識形態掛鈎，蒙古、菲律賓都是大量接受美援的國家。就是中國後院的盟友不倒戈，要維繫這些「友誼」，機會成本也已大為上升，北京才沒有餘力走到美國的後院去。

那美國是不是要徹底圍堵中國、顛覆中共政權？不是的。在這個年代，中國的失敗確實對美國沒有好處，問題是在過去十年，美國希望中國扮演的角色，和中國確實扮演的角色，出現了明顯落差。美國接受的上限，是一個跟隨美國制定的國際規則的區域大國，具體指標是不要挑戰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不要在鄰國輸出和美國不同的價值觀、不要把影響力拓展到美國後院、當然也不要支持明顯反對美國的政權。不少人以為北京做到最後一點，在反恐上和美國合作，就有了討價還價的本錢，其實那倒是次要的；西半球是美國的美洲、美元是國際金融的基石、美國代表全球普世價值，這三點才是任何美國人當總統都必定堅守的底線。中國在過去十年的「戰略機遇期」，卻全都挑戰了。美國擔心當中國有了亞太整合的平台，一方面連反美的拉美國家也會有異動，另一方面可以配合歐盟，共同挑戰美國的金融霸權，甚至像當年蘇聯那樣，把「中國模式」樹立為美國模式以外的替代品。美國的真正目標，其實是警告中國崛起不要超越上述底線，從而為中國劃定的樊籠。屆時中國依然有足夠實力購買美國國債、分擔維持和平的經費、乃至為歐債危機捐輸，而又不足以挑戰美國霸權，這才最符合美國的利益。

陳馮富珍連任世衛總幹事﹕香港對中國軟實力的價值 （上）
2006年，中國提名前香港衛生署長陳馮富珍女士出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最終高票當選，成了首名出任重要國際組織領袖的華人。她的任期到2012年終結，競選連任自然獲得中國全力支持，最終更成為唯一候選人，篤定連任成功。無論對她的政績評價如何，這都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案例，足以說明香港對中國軟實力的潛在價值。

當我們回顧這兩次、特別是2006年的選舉，會發現其實單就專業履歷而論，陳馮富珍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國際，都不能算得上是完美人選。國際頂級衛生期刊《刺針》(Lancet)在對比所有候選人素質後，認為陳馮富珍「在政策執行和制定方面都經驗不足」﹔世衛從前對她的介紹，只略略提及她「有效地處理了本土禽流感和非典爆發」，其他人的國際經驗都是長篇大論。反而北京著重推介她的西方專業背景和技術專才身份：「陳醫生任衛生署署長期間，管理七千名文化及專業背景各異的員工及近五億美元的財政，成功展示了她在人力資源和財務管理方面的能力。」

但就算要論這些能力，就是中國內部也有更「主流」的其他選擇，例如出自中國本土的劉培龍醫生。劉培龍在法國雷恩大學畢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1972年開始從事有關非洲的衛生及健康事務工作，1998年出任中國衛生部國際合作司司長，負責中國和世衛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協調，國際經驗遠比半途出家的陳太豐富。2003年，當時的世衛總幹事南韓人李鐘鬱原希望提名陳馮富珍接替大衛·海曼(David L. Heymann)出任傳染病科行政總監，據說北京卻支持劉培龍，妥協結果是李鐘鬱委任一名非洲加納專家出任傳染病科總監，劉培龍出任助理總幹事，陳馮富珍則出任人類環境保護司司長。這反映中國領導對陳馮富珍這名香港官僚原來並不完全信任，她在國內似乎也不是眾望所歸。

直到世衛總幹事公開競選，劉培龍被視為對西方行政體系接觸有限的、在非典危機與中國威權政體合作的華人，勝算被評估為不高。那時候，陳馮富珍的香港身份、非政治化的技術官僚包裝，才變成北京的秘密武器，足以淡化北京處理非典的封閉形象。即使陳馮富珍在香港處理2003年的非典危機備受批評，她在這樣香港這個西式政體的行政管理經驗，已足以把其他中國內地競爭者比下去。

事實上，從世衛選舉可見，西方一方面希望把中國吸納進跨國體系領導層，另一方面卻對中國人掌握國際組織依然有戒心。這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來共產國任命實權人物的典型慣例（政治學的所謂nomenklatura任命），被認為通常禁止官員在國家利益受損時公正行事﹔二來中國的單一政體與西方的分權制衡理念機制相悖，例如中國農業部一名官員賈幼陵反駁批評中國應對非典措施時﹐曾私自引用「陳馮富珍和世衛支援」，其實那時世衛還未發出官方聲明。在中國唯一有分權傳統的非單一政體﹐就在香港了。

陳馮富珍私下對北京的支持自然表示高興，但在全球舞臺上，她很懂得強調其「全球化」的身份﹐與北京保持禮貌的超脫距離。她上次當選後的就職演說﹐就刻意淡化中國色彩：「所有的地區、國家和人民都同等重要﹐這是一個全球的衛生組織，我們的工作必須關注到每個人、每個地區的生活。」在演說中，「中國」、「北京」、「中央政府」這樣的詞彙幾乎從沒有被提到，「全球」和「國際」這兩個詞出現的頻率則最高，達14次。在記者招待會，她不管香港記者的要求﹐堅定拒絕使用母語廣東話：「我不能給你們特別優待。」更教內地民族主義者感冒的是﹐她自稱「國際公務員」﹐說「不再想我的國籍，把它放在身後。」

上述競選方針不僅沒有讓北京不快﹐反而受到鼓勵。為了確認陳馮富珍的「超然」，中國官員屢次否認對其日常工作有任何干預，甚至將她稱為「鐵娘子」，以塑造大公無私的形象——其實諷刺的是，香港人似乎從來沒有這樣看她。競選結束後，她和中國衛生部長高強分別召開記者招待會，就宣示了他們的各自獨立。筆者曾訪問參與陳馮富珍競選的香港官員，他們明言說由於陳馮富珍可以同時以局內人和局外人的身份與北京交流，既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最理想候選人，同時也是讓中國遵從國際標準的最佳人選。假如她在整個任期保持超然，適當批評中國衛生狀況，那對中國的國際地位會是正面宣傳，反映中國在全方位擔當「負責任國家」，也證明中國擁有「國際級」人才。

陳馮富珍連任世衛總幹事：「香港殖民地餘孽」的「亞洲大統戰」（下）
陳馮富珍的成功案例，除了對中國外交有一定價值﹐同時也是北京對亞洲、對日本、對台灣傳達微妙訊息的途徑。在當年的競選﹐日本的尾身茂是首名申明要角逐世衛總幹事的候選人，他被吳儀評為陳馮富珍「最強勁的對手」。陳馮富珍的參選﹐被亞洲不同地區傳媒視為中國和日本之間的一場外交競賽。在日本﹐就一度有傳說中國最初提名陳馮富珍的動機﹐根本不是競選總幹事的職位，而只是要破壞日本的競選。香港主要的天主教期刊《公教報》曾發表評論﹐認為陳馮富珍的當選﹐只是基於狭隘的中國民族主義的驅動，「與球迷盲目支持地區球隊無異」。另一方面﹐尾身茂雖然也獲得當時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支持，但強調競選與地緣政治無關，多次說希望與陳馮富珍之間的競爭不會影響未來的中日關係。

假如這算是中國的一場勝利﹐勝在哪裡﹖可以說﹐陳馮富珍的殖民地管理經驗﹐不但相比於其他中國候選人有優勢﹐就是相比於日本候選人也有優勢。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對陳馮富珍的官方介紹不局限於她的個人經歷，也刻意提及她在英國殖民政體獲得的、也許不很政治正確的榮譽：「1997年﹐她榮獲英女皇伊麗沙白二世頒授官佐勳章」。吳儀在公開場合﹐多次以陳馮富珍的英文名子「Margaret」來稱呼她﹐我們難以想像大陸官員會這樣稱呼他們的其他同事。當這樣的形象包裝﹐結合了中國外交方略﹐訊息就十分明顯了﹕由於今天的中國比英國強大﹐所以前殖民地官員才願意效忠北京。

更重要的是，正如中國衛生部長高強在競選時預言，陳馮富珍的經歷﹐會對過去十多年都申請作為世衛觀察員、但一直都不成功的臺灣﹐產生「積極影響」。在北京看來，陳馮富珍的身份毫無疑問是「泛華民族主義」的一部分，假如有台灣專家願意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可以當陳馮富珍第二。當然，臺灣認為北京再三阻撓臺灣加入世衛是基於政治動機﹐目前不可能考慮類似方案。但在當代國際關係﹐起碼在世衛競選﹐有其潛規則﹕即使北京提名台灣候選人﹐也不一定要台灣候選人完全代表北京。在同一屆世衛總幹事選舉﹐敘利亞就提名了黎巴嫩人卡瑪(Karam Karam)參選﹐無論敘利亞、黎巴嫩關係如何密切﹐哪怕敘利亞把黎巴嫩視為實質上的附庸國﹐黎巴嫩候選人當選了﹐也不可能完全代表敘利亞利益。這類在主權層面的彈性﹐未來會越來越多﹐也會在兩岸互動當中越來越重要。

諷刺的是﹐作為陳馮富珍的前體系﹐香港特區政府在競選中﹐卻似乎找不到自己的定位。在上屆競選，香港的愛國媒體多次呼籲﹐特區政府要為陳馮富珍提供「全面支援」﹐但這涉及一國兩制的敏感邊界﹐無論如何支援﹐都難以面面俱圓。香港究竟政府做了什麼﹖據了解﹐特首曾蔭權為陳馮富珍與各國總領事安排了幾次象徵性的聚會﹔香港海外經濟辦公室接到上級指令﹐要「在方便的情況下」﹐為陳馮富珍做軟宣傳﹔港府派了一名級別不高的政務官章景星（還有作為選舉最後一天中方團隊成員的衛生署署長林秉恩）﹐為陳太在日內瓦提供「後勤服務」。據當事人所言，這些「服務」包括幫助陳馮富珍與香港政府聯絡，搜集媒體和業內人士的評論等﹐而已。至於在這次連任選舉，似乎除了行政長官曾蔭權發佈了一個支持電文，就沒有下文了。

這些支援究竟是否足夠﹐並沒有客觀基準﹔陳馮富珍本人在香港的支持度又多高或多低﹐同樣言人人殊。重要的是﹐香港對是否有責任協助中國外交這一基本問題﹐一直未有共識。當時就有香港立法會議員質疑﹐政府派出行政官員協助陳馮富珍競選、並將日內瓦辦公室借出的做法，並不符合一國兩制﹐因為他們只把陳馮富珍視為一個不應享有特權的「退休公務員」。此外﹐也有議員批評特區政府「侵吞」信託基金來支持陳馮富珍。這些問題，設計一個核心課題，就是如何可以利用香港的獨特身份協作中國外交事務，香港特區政府有哪個對口編制可以承擔這功能，它與中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的合作應如何理順等等。但無論如何，這案例正面肯定了香港人相對於內地人的優勢依然存在﹐開啟了港人參與國際組織的公式﹐對香港也是難得的宣傳。有外交部官員私下談話時甚至曾透露﹐北京正考慮「複製」陳馮富珍模型﹐擬邀請另一港人競逐國際組織。這類嘗試，正是一國兩制的彈性所在，也是一國兩制應有的智慧所在。

陳馮富珍連任世衛總幹事與特首選舉
香港前衛生署長陳馮富珍的世衛總幹事任期將滿，中國全力支持其競選連任，結果成為唯一候選人，相信可順利連任至2018 年。無論我們是否欣賞陳太當年在香港的政績，也不能否認在過去數年，她的世衛生涯是相對成功的，例如H1N1 沒成為SARS 那樣的全球危機，雖然世衛被指反應過敏，但畢竟贏得了一定口碑。陳太也十分懂得善用自己的「中國香港人」身分，一邊淡化自己的北京色彩，自稱已成為把國籍問題拋開的「國際公務員」，另一邊暗示中國是她的後盾，都活學活用了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

「陳馮模式」證港優勢內地肯定

在政治層面，陳太最有爭議的是發出密函，要求世衛把台灣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而非「Chinese Taipei」，但同樣是她在任內解決了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衛的多年夙願，這卻是實在的政績。筆者在內地調研期間，發現不少內地官員和學者對陳太讚不絕口，並對香港人的政治智慧刮目相看。

教人擔心的是，港人雖開始從「陳馮富珍模式」摸索出自身不能被取代的優勢，以及代表國家參與國際事務的獨特途徑，獲得內地肯定，它的阻力卻同樣來自香港。這些年來，筆者與多間內地院校有所合作，有不同國家級學者曾對筆者私下說，有個別來自香港特區政府的人員，乃至負責研究的官方人員經常散播陰謀論，繼續以「港英餘孽」的態度看待陳太，認為她只懂英國人那套，不利於對國際社會宣傳中國模式；這論調的後續部分，經常是批評同樣長期作為殖民地公務員的特首曾蔭權，說這些人太被西方宣傳的核心價值影響，不會做實務，分不清敵我，乃至為敵人所用；最終結論十分簡單，就是說香港其實沒什麼國際人才，直到人心全面回歸為止。

港「極端研究員」仍談港英餘孽

內地友人聽後大感詫異，他們說內地也很久沒這類極端立場、而且言必人身攻擊的研究員了，現在國家政策不但明確支持陳太連任，還打算發掘像任志剛這樣的人才擔任類似職務，這對國家、對香港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 「為何你們自己人反而要拖後腿」？

這不禁令筆者想起種種往事。有擔任人大政協的朋友跟筆者說，其實一直有聲音要以更開放的態度處理香港民主化問題，有開明人大政協私下對中央進言，就是讓泛民當特首又有何打緊呢，特別是他們在民生議題也頗有人才，今天誰能不與北京合作？這時候，這類聲音的代表就會大聲疾呼，舉出百個理由，堅持要以敵我矛盾看待「外國勢力操控的香港政治」，堅持要把敵人往死裏打。有建制陣營的學術朋友跟筆者說，他們常向北京介紹港人的愛國情懷，及對中央政府的高支持率，那時，這種聲音的代表又會走出來，說那是外國勢力的煙幕，不要輕易上當。

選特首總盼領袖親賢遠佞

筆者曾參加不少內地及香港的學術或政府諮詢會議，香港本土學者絕大多數主張香港可為促進中國軟實力扮演更重要角色，肯定「陳馮富珍模式」價值，但那時候，又會出現同一聲音的代表，堅持香港只能是經濟城市，上綱上線一番。至於像出現類似替補機制的爭議，唯一為違背政治學倫理的歪理出謀劃策、扭曲授權概念並將之理論化的研究員，讓政府原來相對容易執行的指令變成不可能的任務的，也是同一聲音。背後的根本矛盾，除觸及具體利益，也反映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在愛國熱情毋庸置疑的劉夢熊先生也高呼中國要尊重普世價值、也推許「陳馮富珍模式」發揮香港功能的21 世紀，依然為這些人士所不信任，乃至敵視。

香港已走到十字路口，若不善用與國際接軌的全方位優勢，只會淪為二流中國城市，而從陳馮富珍的成功可見，這不但是香港的成功，更是中國的成功。現在香港正進行特首選舉，確保上述聲音不為香港添煩添亂、預防港人珍視的核心價值被破壞，比誰人當選更重要。目前代表努力求變的路線，較獲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和青年認同，社會也有穩中求變的訴求，大家原來對之頗有期盼，但每當考慮到上述鬥爭路線的代表人物，與個別候選人的長期合作關係，筆者曾與數百名來自各界的青年領袖交換意見，無不感到憂慮。對這樣的疑慮，各位候選人在未來數月是必須正視的。領袖毋須太多能人異士，但社會總希望領袖親賢遠佞。假如2017 年真的有特首普選，屆時陳太臨近任滿，曾擔任國際領導人的她為何不能是人選，難道還會被批評為西方餘孽？

特首選舉－－香港的「卡達菲選拔賽」
卡達菲兒子兼接班人賽伊夫卡達菲博士被捕，引起連串餘波。關於他應在國內還是國際法庭受審、他的博士論文指導導師被逼離校是否公允、他的開明取態應否被肯定，都值得探討。不過我們不妨先回顧賽伊夫的接班路，因為風馬牛不相及的香港人，可能會感覺莫名親切。

最令卡達菲生前頭痛的，除了國際形勢和國內矛盾，就是自己的接班問題。他的後代有男有女、有豬有狼有色狼，為接班展開了複雜鬥爭，有些要爭經濟控制權，有些要政治機器，有些不時與父親鬧矛盾，對外宣稱是「君子之爭」，但醜惡的細節早被西方情報部門掌握， 《維基解密》也有披露。

卡達菲雖然感到厭煩，但這位「阿爺」還是要在子女當中選人接班的。他的機制是甚麼？表面上，自然說是愛國愛教、有才有德，至於實際評核準雖然沒有公開，但從佈局研判，還是那兩條：權貴精英的態度，以及「民意」。

先說精英階層。在卡達菲時代，他所屬的部落是最大既得利益集團，也是最堅定的支持力量；他「從良」與美國和解後，又冒起一批上下其手的新貴。卡達菲沒有找1200人成立「選拔委員會」，但諮詢接班人人選的對象，實際上就是有實無名的這樣一個會。有意「參選」的子女，都懂得找精英圈內的頭面人物說好話，但又要恰到好處，否則會被當作勾結重臣來逼宮。卡達菲數名子女失寵正是為此，與他們豐富的感情缺失無關。

卡達菲獨裁治國，原來不大需要理會民意，但考慮到國家逐步開放，接班人要站穩陣腳，「面對六百萬利比亞人民」，也不能有太大民憤。利比亞是不會舉辦公投選拔接班人的，那卡達菲作為「阿爺」，可以怎樣理解民意？說穿了，一是精英復述的「民情」，二是自己派出的特派員的情報（但可被子女和精英收買），三是媒體的輿論。於是，卡家醜聞成了利比亞人茶餘飯後的熱門話題，國民對政權接班戰有了「參與感」；又由於利比亞沒有言論自由空間，外國媒體的政治甜品版面，反而成了反映輿論的渠道。

賽伊夫在卡達菲諸子當中，最懂得在國際社會製造個人聲望，長期與西方溝通之餘，居然也是民調專家：他曾主持史上第一個同時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控制區舉辦的克什米爾民調，這是學界話題之作。這樣的「聲望」，令他籠絡的既得利益階層足以訴諸「民情」，向卡達菲推薦賽伊夫。換句話說，這「制度」有三個層次：卡達菲的最高意志、精英集團的利益計算、民情的研判，而三者是互動的。然而，賽伊夫依然未得到正式接班頭銜，他的兄弟在末日階段，依然沒有放棄搶班的念頭。他也因為博士論文疑似抄襲爆出「誠信問題」，沒有人知道利比亞教授為他當槍手的醜聞，是如何泄漏出去。

當然，利比亞不應、也不能直接與香港特首選舉比較，但巧合的是，這屆特首選舉也有三個層次：北京、選舉委員會和「民意」，三者也是互動的。假如這是《三國志12》那樣的電腦遊戲，在「袁術稱帝」這類短劇本，諸侯要勝出的設定，據說是這樣的：北京原來屬意某人，但因為種種原因，現在有限度開放選舉，基於既得利益也多屬意於某人，只要民意不是太懸殊、不要超過四六之比，某人也會當選，否則另有安排，所以，基準就是「chok民意過45％」。

弔詭的是，今天才大聲疾呼要重視民意的人，這些年來卻是最保守、最愛嘲諷「民調亂港」那類部落領袖；由於誰也沒有權威演繹「民意」，戰場又由爭取真正的民意，變成和利比亞一樣，回到精英的耳語運動、特派員的小報告、報章專欄的笑話；稍有不同的，不過是加上大大小小的民調。假如沒有調控，逐漸就會出現以下副作用：大量沒有做民調經驗的機構爭相做民調邀功、表態、抽水，令原有民調機構也失去公信力；報章及專欄作家奇貨可居，權貴更著重與文化人「合作」，後者得以走進精英階層，卻與真正的民情距離更遠；最後無論誰人當選，都會有人放風說對方捏造民意。這樣一來，各方對現制度都會越來越不滿，制度的公信力更低，不滿聲音還會從建制內部傳出來。

有說民主派即使高呼爭取民主數十年，但說到對香港民主化的貢獻，還不及這屆特首選舉堅持參選的人。從上述角度看，不無道理。賽伊夫勸說卡達菲「從良」時是否這樣想，則不得而知。

特首篇：回應「狼媽」紮腳之謎：威海衛國際大歷史
以「狼圖騰」深入民心的梁振英早前透露母親是「紮腳媽媽」，被不少媒體和評論員質疑，認為晚清覆亡後應已沒有婦女紮腳、「狼媽」紮腳法可能是狼氏雙親祖家山東威海才有的規矩，暗示此狼大有誠信問題。筆者與狼毫不相熟，自然沒有內幕，只是恰巧在研究世界數百個次國家、次主權案例時，對威海衛略有涉獵，或能回應何柱國先生「查證威海傳統」的呼籲。

早前本欄曾介紹英國地緣政治的「十字外交」，香港處於十字中央，連成一線的英屬港口除了亞丁、科倫坡、新加坡、吉隆坡等，還一度包括威海衛。威海衛和新界同年(1898年)淪為英國租借地，地理位置十分優越，英國視之為海軍要塞，用來與俄國的旅順、大連，德國的膠州灣等被列強強租的鄰近港口對峙。

然而新界租期為99年，威海衛的租期則只有25年，英國一直未有長期經營威海衛的打算，只是將之作為香港某形式的延伸。香港有形式上的三權分立政府，威海衛以《域外裁判權條例》(Foreign Jurisdiction Act)管轄，政府卻能集權。香港設「總督」，威海衛只有級別略低的「專員」；英國在香港獨立發行郵票，威海衛則使用香港郵票再加蓋。兩地官員也經常互通，例如1902－1921年長期擔任威海衛專員的洛克(Sir James Lockhart)，此前的職務就是香港輔政司(相當於今日政務司)，灣仔洛克道就是以他命名；他在港的最大政績是鎮壓新界人反英起義，到了威海衛卻實行懷柔。盧押、金文泰等多名港督曾向英國建議，不如提早歸還威海衛給中國，換取永久佔領新界，但不被同意；假如成事，香港回歸或有不同結局。

這與狼媽有甚麼關係？自然是有的。在西方眼中，威海衛民風極度保守而強悍，首名對此記載的洋人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普魯士裔翻譯兼漢學家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他在1832年這樣說：「假如給予適當訓練，威海人會成為優秀的戰士，他們是我所見華人中最勇敢的」。郭士立後來在香港政府任職港督中文秘書及「撫華道」，中環的吉士笠街紀念他而命名。由於英國人不打算在威海衛長留，也不希望刺激強悍的民風，在管治的32年間，從來避免干涉民間風俗習慣；洛克對當地保守風氣知之甚詳，遂堅持用儒家德政治「孔孟之鄉」。在當時中國，這是絕無僅有的例外：辛亥革命前後，天足運動大盛，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逐漸強禁婦女纏足；在列強打算長期經營的殖民地(例如香港)，也會軟硬兼施取締惡習。唯獨不受民國政府控制、又被英國當作短期基地的威海衛，才得以放任自流，保存封建傳統到最後一分一秒，和香港的融合開放恰成兩極。

就纏足問題，從事亞洲研究的學者Pamela Atwell關於英屬威海衛的專著：《British Mandarins and Chinese Reformers: The British Administration of Weihaiwei (1898-1930) and the Territory’s Return to Chinese Rule》有不少章節觸及。據她考證，在1907年，威海衛出現了天足會，但會員大多不是本地人，宣傳天足時不顧風俗，引起鄉紳反感；他們要求洛克立法禁止纏足，又被拒絕。1921年繼任專員的Arthur Blunt對禁止纏足較有使命感，曾對華人領袖傳達放棄纏足的訊息，但他明白威海婦女不願接受，也拒絕將纏足列作犯法，只是在離任時警告鄉紳，假如威海衛回歸，中國官員就不會像英國人那樣「好說話」。威海衛的末代專員赫赫有名，就是曾擔任末代皇帝溥儀英語老師、著有《紫禁城的黃昏》、被懷疑引導溥儀「棄水走旱」的莊士頓(Reginald Johnston)。他比前任專員更明白威海人並不很瞭解甚麼是殖民地、以為英國人是大清皇帝委托來管治他們的，更不會打擾本地人的生活習慣自找麻煩，認為反而是當地英人被「漢化」了。

蔣介石北伐成功後，威海衛在1930年被歸還，比租約晚了7年，成了民國的直轄特區；莊士頓的離任儀式，幾乎就是1997年末代港督彭定康離任儀式的藍本。據Atwell著作，接收的中國官員發現威海婦女絕大多數還在纏足。近年前威海檔案局局長張建國在中英兩國查閱了不少歷史檔案，據他的官方資料，1930年也有50％威海男人留辮、50％威海婦女纏足。不出英國人所料，民國政府迅速以警力強行廢除纏足，鄉紳為此還憤憤不平。以狼的年齡、「狼媽」作為高齡產婦的往事，不纏足反而不合當時威海常理。當然，以甚麼方式去纏、纏了多少根腳趾這樣重要的世界大事，自然不在筆者知識範圍內。

比威海婦女的腳趾更值得注意的是，昔日「港威關係」屬國際關係，和「港印關係」幾可相提並論。早年英國採用「以夷制夷」政策，從印度引入穆斯林、錫克教徒等當香港警察，但自從印度民族主義興起，港英對印警的忠誠度產生了懷疑，而二十年代接連出現數次大罷工，也令英國希望依靠與廣東沒有牽連、又懂中國文化的華人collaborators。這樣的人才基地只有威海衛一個，加上如前述，威海人早有民風強悍和孔孟愚忠的雙重「美名」，在八國聯軍之役就曾為英國打義和團，和印度士兵一樣包頭巾，遠看根本看不出是華人。在海員大罷工後的1923年，英國首次從威海衛招募警察到香港，應徵者成了香港警隊內的新成員「山東差」(又稱「魯警」)，及後又有數批招募，當中就有「狼父」。魯警其實與印警差別不大，同樣是不懂廣東話、同樣是水土不服，但英國人正是看在這份上，讓「狼父」一類魯警負責達官貴人的山頂秩序。

狼家此後有何殊遇自屬後話，只是按表面情節，「狼來了」的故事符合威海、香港兩地的國際大歷史，在高度受教育的城市，原來應屬普通常識。對此未經考證的懷疑，出自眾多專業評論員與社會賢達之口，既略嫌涼薄，也反映整個社會對知識的輕視，比這個選舉的性質更令人不安。

大陸劣評之謎：《賽德克巴萊》與比較政治學（上）
以1930年「霧社事件」為背景的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在台好評如潮，筆者認為很值得推薦，然而有官方背景的大陸影評卻反應負面，雖說電影有望在內地上映，但似乎難逃被大幅刪減的命運。霧社事件是台灣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重要歷史，理論上十分符合愛國電影的主旋律，為甚麼會在兩岸產生兩極效應？這可是比較政治的好題目。

對台灣原住民屬於哪個文化體系這學術問題，不同學者有不同意見，但台灣的主流觀點多認為他們屬於南島民族，和太平洋諸島的傳承接近－－這也成了陳水扁把台灣標籤為「海洋國家」的重要理論基礎。雖然北京把台灣原住民列為「高山族」，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55個少數民族之一，但在台灣，原住民的地位更為特殊：在日治時代早期，台灣島與大陸對望的西部被列為漢區、靠近海洋的東部被列為蕃區，儼然「一殖民地兩制」；電影的賽德克族人從頭到尾都在說自己的語言，有些會說日語，但沒有一個族人說過一個漢字，自然也沒有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意識。近年台灣原住民自治運動興起，主張根據民族自決原則，爭取應有的自治地位，陳水扁加以籠絡，於2002年代表台北政府簽訂了《原住民族與台灣政府新的夥伴關係條約》，第一條赫然是「承認台灣原住民之自然主權」。無論這個「自然主權」是如何演繹，都肯定超出了北京賦予任何少數民族的權限。既然北京視高山族為藏族、維吾爾族那樣的少數民族，他們在台同胞的「自然主權」卻被當地政府承認，那北京一旦統一對岸，會否繼續承認這條約？若說承認，如何向其他少數民族交待？若說不承認，又豈非給綠營製造台灣本土文化被打壓的藉口？

更敏感的是《賽德克巴萊》的日本殖民政府雖然對原住民歧視，但也頗有政績，而近年不少日本學者喜歡比較二戰前的日本政權與崛起後的中國，容易令人想入非非。根據正史，日本在穩固台灣局勢後，對原住民的政策由高壓的「始政」改為傾向懷柔的「同化」，希望通過改善原住民生活，來合理化對當地天然資源的掠奪，並證明自己有能力和西方列強一樣，對殖民地的「落後民族」施以「文明教化」。這是日本「大國崛起」後的重要一頁，只是我們不常在教科書讀到而已。霧社事件引起日本舉國震驚，除了因為日本婦孺死傷慘重，更因為霧社原來是他們樹立的樣板：正如電影所說，日本在深山野嶺的當地興建鐵路、醫院、學校、宿舍，「希望把文明帶給土著」，也刻意同化原住民精英為日本人。這些待遇不但優於台灣境內漢人，甚至比日本國內好些地方還要好，到頭來，原住民卻不領情，電影還反問「難道就要接受那些對我們好的日本人來永遠管理」，反映日本少數民族政策出現嚴重失誤。這樣的背景，基本上就是日本學者對今日中國的批評：以為對少數民族地區興建鐵路、進行現代化工程、吸納上層精英進入建制，就足以和諧局面，其實忽視了最根本問題，危機依然四伏。特別是那些同情西藏的評論員，會從電影產生不少聯想。

不過從憤青角度，電影最大的「政治問題」還不是這些，而是對霧社事件的定性：根據蔣介石時代的國民政府，霧社事件自然是「山胞」反抗日本暴政的愛國起義，電影主角莫那魯道死後還被他表揚，甚至被改名為「張老」，以淡化「賽德克Vs日本」的色彩。但《賽德克巴萊》明顯不認同這傳統史觀，點名曾獲邀參觀日本的莫那魯道深明起事必敗、而且可能滅族，還是一往無前，完全不是為了愛(中)國，也不是為了改善族人生活，只是為了「血祭祖靈」。這說法似乎抽象，但其實有具體的意涵：日本人以「文明教化」為由，禁止原住民紋面等習俗，卻無視根據賽德克信仰，只有建功立業才有資格紋面成為「真正的人」，那些英勇的靈魂才能經過「彩虹橋」進入祖先的獵場。因此，他們不能紋面、被逼放棄傳統，無疑於基督教徒被剝奪死後到天堂的資格。既然電影把霧社事件重構為一場「宗教戰爭」，性質就和近年西藏、新疆騷亂策劃者的說法相近，不用說，在內地自然又是死穴。

死得不是時候：後金正日時代的五條窄路
北韓領袖金正日突然病逝，接班人金正恩雖是全球第一位「八十後大將」，但身份確立了只有兩年，控制局面能力成疑，北韓何去何從，可能出現極戲劇性的變化。事實上，就是對金正日痛恨的國家，也會情願他多活幾年，因為金正恩沖齡即位的不可測性，絕非國際社會、特別是中國所樂見。後金正日時代的選項及北京的可能回應，可概括如下：

一、金正恩蕭規曹隨，順利接班，世界鬆一口氣。
但這是難以達成的，畢竟金正日接班經過十多年規劃，掌握「主體思想」神學釋法權多年，父親逝世時已大權在握，絕不能與金正恩相比。近年北韓整肅了大批元老，人民被處決時有所聞，說明現在的班子，尚有被「調節」的空間。在金家內部，「攝政國舅」張成澤可能尾大不掉，金正恩據說曾企圖暗殺的長兄金正男則是北京的潛在支持對象，近年更因為失寵而變成「北韓梁振英」公開反對世襲制。這些都令金正恩不得不花精力處理，相信政策小波動可期。

二、金正恩依靠中國支持，籠絡既得利益者，勉強維持局面。
這是目前較可能出現的狀況，因為面對內部潛在不滿，金正恩只能威逼利誘，而威逼需要強援才有底氣、利誘則只能從中國得到資源，中國的角色都會加強。事實上，金正日對中國算得上充滿防範，上月被整肅的計劃財政部長洪錫亨的罪名就是「私通中國」，北京也一直有所不滿。若通過支持金正恩來鞏固區域影響力、減低不可測性、增加平壤的可控性，無疑最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特別是在十八大前，東北亞維穩對中國至關重要。

三、金正恩接受中國援助，但希望維持「主體性」，從而自製衝突。
這可能性也不小，金正日本人就最擅長自製區域緊張，通過「勝利解決國際衝突」提升個人聲望，並利用準戰爭的動員狀態，大舉進行較「溫和」的人士調整，即把非嫡系按「戰時動員令」調職，堪稱下屆孔子和平奬熱門得主。這是鄰國、特別是南韓和日本最擔心的，它們基本相信，一度掀起巨浪的天安號事件，就是上述思維產生。相信金正恩根據「傳統」發射一些導彈、作出一些外交警告，幾乎是例行公事，只要有「金正日式默契」不把事態擴大，鄰國也沒有信心強烈回應。而且金正恩最需要籠絡的國內勢力，正是金正日「先軍政治」的既得利益者（軍人），這更增添了製造小型衝突的風險。值得注意的是，若上述情況出現，西方總會判斷是北京縱容所致，承受最大壓力的卻是中國，因此北京會比美國更著緊防範局勢失控。

四、金正恩果斷投向美國陣營，換取美國保護。
眾所週知的是，北韓一直希望繞過中國和六方會談的框架，「成功爭取」直接和美國溝通。一旦美國願意做一些外交姿態，來肯定金正恩的領導地位，已足以成為金正恩獲取聲望的真正突破（當然，代價可能是不久後的和平演變，但那是以後的事）。其實美國和北韓的幕後聯繫比外間所知為多，當奧巴馬高調重返亞太，連緬甸這樣可靠的中國盟友也輕易爭取過去，「倒戈」在北韓出現，亦非不可能。北京要有效回應既不能軟、也不能硬，棘手至極。

五、金正恩忙於內鬥，局面逐漸失控。
外間一般相信北韓人民難以揭竿起義，但一旦局面失控，大規模逃離國家的難民潮卻可能出現。對北京而言，這比北韓倒向美國更糟糕，因為一旦平壤政權崩潰，既會嚴重騷擾東北邊境，美國、南韓擴大影響力的理據又正大光明，北京會全輸。相信只要難民潮初步成型，中國就會認真考慮直接「維穩」，甚至檢討應否繼續支持金正恩。但這些是最後數著，因為北京在十八大前，始終希望穩定壓倒一切，可惜視北京為「阿公」的金正日偏偏遲不遲、早不早這時去見馬克思，連視北京為「阿爺」的南方小城也豬狼肆虐，添煩添亂，山雨欲來風，2012年實在充滿懸念。

說好的日本屠殺呢：《賽德克巴萊》與比較政治學（下）
【咫尺地球】早前本欄談及台灣電影《賽德克巴萊》難獲大陸好評的比較政治背景，但就算撇開有關分析不談，這套理應是宣揚抗日的電影，依然會觸動憤青神經，因為不少與日本惡行相關的背景，都被有意無意間按下不表，令觀眾可能得到「原來日本殖民管治也不算太壞」的結論。

日本殖民者對賽德克族人歧視、無禮，自然是電影描述爆發霧社事件的背景，但只要我們與教科書的日本形象相比，當發現電影的日本還是「文明之師」。例如霧社事件造成過百名日本人死亡，而且大部分是婦孺，明顯有違世界文明基準，假如這發生在中日戰爭的大陸，日軍恐怕會以屠城報復，電影卻交代日軍在醫院悉心照顧賽德克婦孺，雖然有使用違禁毒氣，卻沒有報復式屠殺，遠不及原住民「野蠻」。又如那位因為妻兒被殺而對原住民由愛生恨的「好人」日本巡警小島源治，也只是說服了主角莫那魯道的宿敵加入日方行動，反而在上司命令使用毒氣時面容驚愕，與一般要復仇的軍人形象大相徑庭。

異於史書淡化日本惡行

然而參照正史，卻不難發現日本的惡行遠不止於此，例如原住民之間的世仇關係被電影大大誇張了，以鋪墊日本的「以蕃制蕃」政策。其實根據原住民口述歷史，在霧社事件前，與日人合作的鐵木瓦里斯不能完全算是莫那魯杜的宿敵。更諷刺的是，莫那魯杜本人也曾擔任類似角色，即率領族人協助日軍征討其他不順從的部落。英國殖民統治各地時奉行「分而治之」政策，結果造成大量第三世界國家獨立後忙於內鬥，手法正是大同小異。

又如霧社事件的導火線，電影交代是一名「壞的」日本巡警製造的敬酒事件，但莫那魯杜家族與日本的私人恩怨卻沒有觸及：事源莫那魯杜的妹妹下嫁了一名日本巡警，巡警卻在回國時拋棄了她。根據日本官方的檢討報告，這類婚姻是原住民起事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部落領袖親人與日本「和親」是國策，所以日人拋棄原住民妻子成風，就被視為整個日本在玩弄原住民。這涉及兩性議題的不平等，卻沒被電影觸及，而且《賽德克巴萊》甚少愛情線，解釋不了日本對原住民婦女造成的傷痕。

更重要的是日軍雖然在霧社事件表現克制，但卻在《賽德克巴萊》沒有交代的「第二次霧社事件」兇性大發。霧社事件後，起事六蕃共有514名倖存者，被安置在庇護所，當時日本是文人當政的大化時代，對外奉行遵守國際規則的幣原外交，行為溫和，霧社諸人極少被追究。但在正史，電影形象正面的那位「好人」巡警小島卻因為報仇心切，慫恿已和起事六蕃結怨的原住民趕盡殺絕，讓他們攻擊已被繳械的庇護所倖存者，集體「出草」，一夜就殺掉接近一半的216人，斬下過百首級，這才是借刀殺人式的滅族打擊。到了剩下的雙重倖存者被集體安置，日方再帶走23名曾直接攻擊日人的漏網壯丁，將之酷刑虐殺，連莫那魯杜被找出來的遺骸也被拿來示眾。這些，才是教科書常見的戰時日本。

《海角七號》緬懷日治

假如是大陸導演開拍霧社事件，以上情節不但肯定會放進電影，還很可能成為主軸，再加插一些漢人和原住民聯手抗日的杜撰劇情。但到了台灣導演手中，這些居然都成了無關痛癢、可以省略的枝節，自然政治不正確。當228事件一類涉及省籍矛盾的暴力被台灣各界大書特書，《賽德克巴萊》卻對日方暴行輕輕放下，大陸會如何研判台灣文化界的意識形態，也毋須多言。事實上，這部電影上下兩集的名字已說明一切：上集是「太陽旗」，就是日本；下集是「彩虹橋」，就是賽德克；借那位受日本教育的原住民花崗一郎之口，說明兩者屬於同一片天空；借那位討平事變的日本將軍之口，又畫龍點睛地交代了原住民的精神信仰，其實等同百年前的日本武士精神。導演魏德勝的上部作品《海角七號》流露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緬懷之情，電影副題「（日本）國境之南」同樣隱喻了台日一體，已被內地評論嚴辭斥責，難怪在他們眼，這次就是「再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