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5(10月至12月)文章

化整為零襲擊戰略： 印度虔誠軍與泰米爾之虎

印度是盛產本土激進組織的大國，每年都有數千人在恐怖襲擊中喪生。

新德里發生連環爆炸後，政府一如所料鎖定克什米爾分離分子「虔誠軍」為嫌疑犯，正如印尼逢襲擊必祈禱團、中東逢恐怖必蓋達，司空見慣。但襲擊在印度教「排燈節」前夕進行，除了因為心理因素，也與這類組織近年的化整為零策略有關。筆者剛隨同樂施會考察印度鄰國斯里蘭卡泰米爾分離地區的賑災，一些觀察對這次印度恐襲也有參考作用。

泰米爾人的賑災精英

南亞海嘯發生後，慈善團體對斯里蘭卡一片陌生，只能在當地挑選賑災伙伴。其中一位樂施會伙伴Devorajah最值得研究：他是少數族裔泰米爾人，有典型的英式殖民地氣派，因為當年英國是以分而治之政策，提升少數族裔為管治精英，壓制多數派的僧加羅族佛教徒。斯里蘭卡獨立後，泰米爾族組成老牌激進組織「泰米爾之虎」爭取立國，得到同樣信奉印度教的南印度各邦支持，打了多年內戰，暗殺了大量獵物：代表作包括今年遇刺的斯里蘭卡外長卡達加瑪，和被指出賣泰米爾人的前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也就是現任執政印度國大黨主席索尼婭的丈夫)。

目前泰米爾之虎簽署了停火協議，政府軍也控制了其主要根據地。但是每當提起「政治問題」，Devorajah都相當警惕，既擔心身旁的白人是間諜，又警告政府軍和游擊隊員都會在晚上把嫌疑分子槍斃。局勢愈是平和，Devojarah這類人愈是提心吊膽，因為泰米爾之虎的主力並未受損，卻完全融入社區，被賑災民必定包括游擊隊成員。Devojarah主持的NGO名叫SEEDA，與一般外來慈善團體不同，有嚴密會員制，一些援助工程更有原始社會主義色彩，無論有沒有賑災這回事，都掌握了游擊隊的潛在生命力，和游擊隊員自然不可能零接觸。

化整為零的地區網絡

海嘯被稱為世紀天災，在泰米爾人眼中卻不能與內戰相提並論。但他們懂得藉此爭取國際注視。Devojarah認為辨認海嘯災民根本沒有意義，因為大家一般窮，賑災只會「製造社會分化，令部分人忽然富起來」。因此他提倡把賑災定義「虛化」，希望吸納海嘯捐款到非海嘯項目，完善泰米爾社區經濟。我們遇到的一些受援災民，都要左思右想才說出海嘯的影響，例如一家人笑說海嘯破壞了他們的生產資源、勞動工具和流動資本---冲去一架老單車。一所女子學校工場的成員都是在內戰期間喪夫喪父，有記者不識趣地問誰在海嘯失去家人，負責人只能尷尬地說「剛好她不在」。

當停火的定義只是正規軍停火，泰米爾之虎自然化整為零，憑藉發展社區經濟支援生計。結果當地NGO面對這樣的兩難：沒有天災就沒有外援，有了外援卻又間接為游擊隊注入生命力。樂施會的撥款過程已經比同類機構嚴謹，而且有專人在當地建立自己的社區聯繫，但也面對另外的兩難：依靠政府賑災經常難敵貪污，依靠社區網絡則可能令激進組織受惠。批錢與否，都相當惹火。

恐怖襲擊「 節慶化」 之謎

說了這麼多泰米爾，其實印度的克什米爾分離分子在「九一一」後也是採取同樣策略。南亞各國洞悉這趨勢，都廣設路障、又刻意進入從前的三不管社區，我們在泰米爾地區便幾乎遇見十步一警崗。表面上，這是希望化整為零的「零」只能製造個別事件，實際上卻是國家集權化的部署，甚至是解決失業問題的另類藥方。此所以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政府，都被認為是「九一一」贏家。

有了上述背景，我們便能明白何以節日是四方八面化零為整的最佳時機。伊拉克什葉派在阿舒拉節襲擊，東土耳其斯坦曾經在農曆新年發難，正是因為他們發現政府的常規警備難以完全在節慶生效，非常規警備又漏洞百出。

印度教「排燈節」洋溢火炬崇拜，沒有襲擊也經常產生慘劇，自然成為已經「社區化」的激進組織的襲擊時機。反而對正規軍來說，除非對手真的在節慶慶祝，否則在期間行動只會增加不可測性和機會成本，並非最理想的選擇。

王室剩餘價值論

布干達「文化復國」的概念，大概來自英國。那裡的王室雖然延續下去，但具體功能已經淪為大花瓶和小報寵兒。

正是因為這樣，英國再沒有主要的王權爭議，卻也沒有野心家不去晉見女皇，國民好歹有一些共同符號認同。王室不斷被削減的開支，也不能算是物非所值。

布干達的智慧並非獨市︰柬埔寨經過多年內戰後，也是在90年代找回無權無勢的西哈努克親王重建象徵王國。年前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倒台後，原來的計劃也是找回87歲的高齡廢王粉墨登場，後來因為有更馴服美國的傀儡才作罷。

難怪近年有歷史學家慨嘆當年孫中山棋差一著，認為假如滿清王室留任，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當可以像英國和日本，避過文革對傳統的一劫，不用到今天還要拜一具被當代首席漢學家史景遷稱為「胡鬧領主」的毛姓蠟屍

蠟像政治學

相信不少人到過香港蠟像館，卻未必為意蠟像原來也是政治學的一環。

製作蠟像本來就是一種未得到應有尊重的藝術。石蠟的光澤、雕塑的分寸、顏料的溶解性能，與及對歷史的人文認識，都是專業。但一般人能夠上口的蠟像製作家，還是只有法國杜莎夫人一人。其實蠟像館足以吸引觀眾，除了與碧咸合照一類「快感」，還建基於它的兩大政治功能﹕「古代傳媒」的身份，和曾幾何時「複製恐懼」的社會通識作用。

蠟像製作原來屬於歐洲宮廷玩意，只是裝飾品、中國茶壺那樣的fashion。直到19世紀初葉，杜莎夫人在法國大革命後移居英國，不斷舉行蠟像展覽，最終在貝克街(Bakar Street)設立固定館址，蠟像才風靡一時，當時各大報章都作出長篇報道。究竟它成功在甚麼地方﹖

蠟像與古代傳媒

杜莎夫人蠟像館前期的成功，和夫人的傳銷技巧有相當關係。她一方面通過展覽法國末代王室的斷頭蠟像，令英國平民得到一種獵奇+民族優越的莫名快感﹔另一方面通過約見英國王室和為他們度身定造蠟像的service，又確立了一種半官式地位。在古代社會，沒有電視、電影、電郵，甚至未有相機，國民認識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靠的就是報章+蠟像。所以最初的蠟像館並不是今天那樣的明星大雜燴，而是以歷史事件的復原展覽為主，如拿破崙戰爭。當然，蠟像選擇的官方方針是不論成敗、不論道德，只以引起觀眾興趣為主。

為甚麼杜莎夫人選擇「複製」這場戰爭、而不是英國的清教條內戰，自然有妙不可言的政治正確成份在內。甚麼是「蠟像政治正確」﹖只要隨便參觀內地的博物館，就會立刻明白。

蠟像人氣指數

以英國蠟像館的布局舉例，外國遊客最莫名其妙而又佔地最廣的蠟像群，自然是亨利八世和他的六個妻子——那明顯是因為對他創立英國聖公會的「宗教正確」表示尊重。二戰後，希特拉的蠟像需要用玻璃存封，據說是因為太多人向他吐口水，而他也就順理成章永世不得超生。來到香港的蠟像分館，希特拉卻要讓位，位置居然被伊拉克的薩達姆取代。

當杜莎夫人的眼光獲得普遍認同，她的蠟像成為了當時的傳媒。英國要人為了要成為蠟像，就像今日各式人等爭頭條那樣，需要付出。而且蠟像經常更換，蠟像館也代表了政治人氣指數，這正是當代媒體反操控政治生命的雛形。

數年前，杜莎夫人蠟像館拒絕為英國在野保守黨前任黨魁史密夫造像，認為此君「缺乏令人引起情感衝動的意慾」，令黨魁飽受黨友揶揄，甚至間接成為他讓位予夏偉明的參考資料。今天蠟像館要為誰人造像，誰都不敢say no。

地緣政治的推倒重來

澳門東亞運動會今日閉幕，參賽國家地區比上兩屆少了一個哈薩克斯坦。它的忽然進入、忽然滑出，不過是當代國際地緣政治推倒重來的一環；我們慣常使用的「五大洋、七大洲」地理名詞，正面臨一個解構與重構的過程。這可算是馬漢在上世紀提出「海權論」以來最大規模的「新地緣運動」。

中亞、西亞「 脫亞入歐」？

哈薩克斯坦在1997年申請參加東亞運動會，但近年改變策略，要轉型為歐洲國家。它地處中亞，面積橫跨歐亞大陸，已經理直氣壯加入歐洲足協，雖然成為超級魚腩，但引入了歐洲球會和本國球會對壘，依然自覺物有所值。數周前的世界盃亞洲區附加賽，另一中亞國家烏茲別克斯坦被巴林淘汰出局，認為是亞洲足協偏幫石油富國的陰謀，深深不忿，聲言要傚法哈薩克斯坦「脫亞入歐」。

當年蘇聯解體，歐洲足協曾經邀請全部15個前加盟共和國加入，中亞五國選擇留在亞洲。當時的考慮，是它們不可能成為歐盟東擴的對象。想不到歐盟近年選擇「廣化」而不是「深化」的擴張模式，逐步吸納歐洲邊陲地區，讓歐洲成為世界軸心。此所以土耳其的地理位置、伊斯蘭背景、政府體制和少數民族問題，曾經都是「不可能」加入歐盟的原因(上述是筆者讀大學時的美國標準答案)，現在卻都一一解決，入盟在望。歐盟東擴的最終目標已經延伸至哈薩克斯坦---也就是以新疆為終站。

大洋洲「 脫洋入亞」？

中亞國家離開亞洲足協，下屆世界盃卻有澳洲加入。澳洲固然不希望再和南美洲第五名球隊(通常都是烏拉圭)爭奪決賽權，但它離開大洋洲足協，也和外交策略有關。澳洲外交史可以分為3個階段：英聯邦時代、美國時代和亞洲時代。90年代開始，澳洲積極加入亞太組織，把它的土著文化演繹為亞洲文化的一員，又通過保護東帝汶獨立，和印尼競爭東南亞龍頭地位。

不過澳洲並非單方面「脫洋入亞」：事實上，它的國策是建構一個以澳洲為中心的新地理概念，希望涵蓋受英美價值影響的亞太國家，也就是將大洋洲的圓周擴張到馬六甲海峽。此所以東盟邀請澳洲加入籌備「亞盟」時，澳洲以「不願放棄先發制人策略」為由婉拒，又以「金正日有疑似核彈」為由部署軍事擴張，一切顯示它希望將鄰國拉入「新大洋洲」，而不是自己融入亞洲。

加勒比海「 脫北入南」？

剛提及戰勝烏茲別克斯坦的巴林，將會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賽區的第四名千里達多巴哥爭奪最後一個世界盃決賽周席位。千里達是否長期屬於這賽區，同樣充滿懸念。2004年10月，南美12國宣布仿傚歐盟模式成立「南美共同體」，最惹人注目的除了是融和「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4國和「安第斯共同體」5國，還加入了地理位置屬於南美、但一向抽離南美政治的圭亞那和蘇里南。

這兩個國家原來分別是英、荷殖民地，和在19世紀獲得獨立的前西、葡南美殖民地格格不入，反而和加勒比海島國屬於同一行政體系。圭亞那和蘇里南不但屬於中北美洲賽區，而且是擁有15成員國的「加勒比海共同體(Caricom)」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兩國希望融入南美，圭亞那郵票甚至欲蓋彌彰地印有「圭亞那---南美洲」字樣，因為加勒比海經濟圈缺乏單一重心，而且國民生活相對富裕的殘餘殖民地或海外領土(例如法屬圭亞那)屬於歐盟，不可能資源共享。南美「北擴」的下一個地理目標，就輪到千里達。

這些同步出現的小地緣手術，不過是大手術的前奏、歷史的過渡。世界共同市場最終將出現下列特徵：一、不再以地理為單位，一些和前殖民宗主國有特殊聯繫的國家(例如阿爾及利亞、東帝汶)可能重投舊主經濟懷抱；二、不會以國家為單位，例如一些俄羅斯的遠東共和國(例如曾屬清代版圖的「圖瓦國」)準備加入東亞，但依然保留和莫斯科中央的層級聯繫；三、由跨國企業繞過國家組成的「虛擬共同市場」將早晚出現，進度可能比特區民主更可望可即。

恐怖蠟像防止革命﹖

杜莎夫人蠟像館成為固定展覽後，添加了一個「恐怖室」，這不單是觀感噱頭，「複製恐懼」同樣有政治功能。二十世紀的文化學者班雅明說過電影、攝影一類複製藝術，會令藝術品喪失「靈光(aura)」。但在他出現以前的蠟像複製，卻諷刺地製造了一些觀察恐怖的「靈光」，因為這已是當時最接近的觀察死亡方式。

1848年是歐洲各國的革命年，大量王室被推翻，包括法國Louis-Philippe的短命中產王朝，此前杜莎夫人蠟像館的恐怖室卻相當及時地將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畫面複製予英國人。

1846年，這些場景正式被影響力極大的幽默雜誌《Punch》命名為「恐怖室」，正如麥卡錫時代的美國政府一樣，把「共產主義的暴政」發放予全體國民觀賞，或是以一份小報結合電影的跨媒體方式造勢。英國沒有出現革命，蠟像館的恐怖功能應記一功。

荷李活到衛斯理蠟像

月前有一齣電影以蠟像館為題材，名叫《恐怖蠟像館》。它是一再翻拍的舊作，原版分別是1933年的《蠟像館奇案》和1953年的《蠟像館魔王》，前者屬荷李活默片到有聲片的過渡期作品，後者為首部3D立體電影，都巧妙地交代了「蠟像—複製恐懼—藝術靈光」的電影內外互動關係，遠不止蠟像和恐怖這樣單純。

港人熟悉的「蠟像館政治」通俗作品，還有衛斯理小說《極刑》。小說描述一間類似電影的「杜蒂」那樣逼真得離奇的蠟像館，專門陳列枉死慘死的中國歷史名人，四間陳列室的主角分別是被凌遲的袁崇煥、被腰斬的方孝儒、被斬首的岳飛父子、執行腐刑後的司馬遷。

故事裡，館長說他的目的是「提高人類的人文關注」，原來以為蠟像主角又是真人。最後揭盅，卻是受害人的靈魂干擾今人神經云云。當然，這樣才夠衛斯理﹔但這樣的「恐怖蠟像」，也反映了蠟像的超時空社會可塑性，總算比起市場計算的恐怖習作值得嘴嚼。

骷髏會的傳說

資質平庸的喬治布殊為何能夠當選美國總統﹖除了一系列學者式標準答案，美國有不少人相信他是得到一個神秘組織「骷髏會(Skulls)」幫助，才得以平步青雲。這個組織是耶魯大學一個秘密會社，每年挑選十名精英加入。久而久之，「元老」全都成為國家領袖，掌握最高決策權，新會員就得以從中受惠。

單看這些資料，「骷髏會」不過是港大舊生會，不足以呼風喚雨。但這個組織不但有眾多奇怪傳統，不少規則更和黑社會一模一樣。例如會員不能向外人表露身份，在會中要使用代號(像「大D」一類「朵」) ，每年被規定上繳部分收入予「公司」，會員入會時必須交代私隱，讓組織掌握死穴。數年前，上述事跡被改編成電影，「骷髏會」的傳說開始廣為人知。布殊父子競選總統時，都被諷刺為「骷髏會的總統」。

東岸「後納粹主義」

「骷髏會」成為美國家傳戶曉的主宰會，反映美國東岸老牌名校對國家根深蒂固的影響。英屬北美殖民地建立以來，東岸就由精英主義主導，哈佛耶魯都是仿傚牛津劍橋建構。布殊深知美國逐步邁向「平民化」，過份精英的背景反而不利競選，故兵行險著地硬銷在耶魯的C+平均分，希望洗底成為德州牛仔，是以經常諷刺母校。但這不過是欲蓋彌彰，因他同時是「骷髏會」積極分子—據說若其父不是會員、影響入學處的「兄弟」，小布殊成績根本不可能入讀大學。

「骷髏會」的東岸精英主義不獨來自英倫祖家，更是來自德國，因為組織的創辦人就是在德國留學後才得到「開壇」靈感，令「骷髏會」曾成為德國秘密組織支部。二戰時不少「骷髏會員」同情納粹，認為希特拉的「人種精英主義」和他們不相伯仲。直到十年前，組織才開放會籍予少數族裔和女性，布殊曾經慨嘆這項改變令組織「變質」。

精英手淫儀式

　美國精英「骷髏會」最廣為流傳的故事，是入會儀式。美國大學學生組織都有不同傳統「歡迎」新人，一如世界各地以性和胡鬧為主軸。「骷髏會」的儀式更將兩者上升到哲學層面﹕據說凡是被邀請入會的新人，都需要一邊全身赤裸躺在棺材內手淫，一邊讓組織考查員盤問心底的秘密。這種心理+生理雙重赤裸的氣氛，令新人向不認識的人盡訴心中情，暗裡的性傾向、對母親的畸戀最容易真情流露，同時兼而另外流露其他東西。

會員當然否認有這樣的儀式存在，只承認「少年總有荒唐事」。無論儀式如何，重要的是「骷髏會」確實以「心靈赤裸」方式運作﹕組織向成員灌輸「你將主宰世界」的意念，分門別類讓他們進駐各行業，再互換信息。

一切自然有所代價。有傳老布殊的組織裸照不慎被流傳，黑市價已經炒得相當高。

法國暴動與「施丹主義」

法國暴動和美國風災一樣，直接衝擊着貧富分明的「三個世界觀」。其實法國常有小騷亂，稱為cites的貧民區入夜就化身第三世界，燒車焚牆都不是偶發事件。1998年圖盧茲貧民區也曾發生3日暴動，起因是警察開槍打死一名少數族裔偷車賊。不少人認為暴動暴露了法國潛藏的種族歧視，這無疑正確，但只對了一半。真正的背景，牽涉「公民民族主義」這哲學議題---若嫌名稱太學院化，我們可用街頭的名字：「施丹主義」，也就是一種既承認多元文化、又拒絕為任何少數族裔建立獨立身分的國家價值。

施丹主義：沒有獨立身分的多元

法國是首個以公民社會劃分國民成分的歐洲國家之一。法國大革命以來，民族大熔爐變成法國立國理念；「法國民族主義」並不是「法蘭西族群主義」，而是「自由、平等、博愛」的公民民族主義。土生土長的移民子女成年後就是法國公民，不像2000年以前德國的「終身移民」。這是「共同同化原則」：當移民/後裔成為公民，他們的族裔理論上「不說，就不再存在」，他們不會因種族議題被歧視或獲優惠。美國實行「平權主義」(affirmativeaction)，是法國人看不起美國的原因之一，因這邏輯上反映少數族裔並未成為「真正的美國人」，即所謂「正面歧視」。

法國球星施丹的例子特別發人深省。他是法籍阿爾及利亞裔人，在法國奪得98年世界盃後成為國家英雄。但他並非以「法籍阿人」的身分長大，只是身為「另一種法國人」。阿爾及利亞位於法國對岸，就像台灣位於福建對岸；一度被宣布為法國正式領土而非殖民地，就像阿拉斯加之於美國。假如阿拉斯加獨立，留在美國本土的阿拉斯加人，也不會自覺身為「美籍阿人」。

若每名移民後裔都成為施丹，這自認沒有問題。問題是「施丹主義」容易在不知不覺間成為「歸化精英主義」：出人頭地的少數族裔都不再參加原族裔向上爬遊戲，而是像大仲馬般，通過參與傳統法蘭西遊戲而獲成功。施丹前的著名法國多元樣板，包括曾為法軍立大功的中非帝國人肉皇帝博卡薩一世---他下台後依然以精英身分獲法國庇護，令眾多基層新移民不服。施丹主義固迎來眾多新移民，令法國成為歐洲第一穆斯林大國，但少數族裔權益卻失去原有的關注，因「族裔」根本是有違法國傳統的概念。可惜種族歧視總是客觀的存在，結果移民貧民區瀰漫濃烈反建制亞文化，比單單的正面/負面歧視，都成為更大隱患。

經濟議題的「 族群化」

這次暴動另一特色是一些極右分子渾水摸魚，既參與燒車又嫁禍新移民。少數族裔的草根和極右民族主義者能同時發難，因他們都自稱是「施丹主義」的受害人。德國移民和白人極端分子不可能在暴動中達至雙贏，他們在法國的同伴卻能，因為他們在逃避分裂現實的法國，更易結合種族和經濟身分。一方面少數族裔自稱「另一種法國人」，認為他們已成「主流」，投訴經濟利益被「真正的少數族裔(白人)」及他們的幫兇(施丹一類歸化精英和華商一類「寄生蟲」)壟斷。另一面極右民族主義者則相信移民威脅論，認為後者正顛覆法蘭西價值。

當法國缺乏公民認同以外的族群政策，政策又相對忽視社會接納程度，「施丹主義」並未協助少數族裔改善生計，反易讓包括少數族裔和白人在內的一切經濟失意人得到發難的藉口，認為自己是多元「包裝」下的受害人。加拿大記者Jean-BenoitNadeau和JulieBarlow的著作《六千萬法國人不可能錯》，就充分探討了「施丹主義」形式和實際的影響。

當世界大同理想可望不可即，中國民族主義憤青覺得開宗明義的狹隘民族主義乾淨俐落，中國官方那種「胡錦濤、吳儀(女)、司馬義艾買提(維吾爾族)」的硬銷更顯得順理成章。翻閱內地報章，這果然是不少評論員從法國暴動得到的「教訓」。

死亡崇拜

「骷髏會」的命名源自死亡崇拜。組織建築物稱為「墓地」，房間布滿骷髏，有些是標本，有些卻是真正人骨。室內無論是吊鐘、是碗碟，裝飾都是死人頭。

新會員入會時，會被要求偷一件重要物事，經常有人都以盜墓、盜屍顯示「智勇雙全」。美總統喬治布殊祖父同樣是「骷髏會員」，據說曾帶領兄弟挖掘印第安反美酋長喬羅尼莫墓，割下頭顱，帶回校園邀功。不少歷史名人的遺骨，據說也藏在骷髏會總部，黑色荒誕感可比紅衛兵的挖古墳運動。

為甚麼精英要崇拜死亡﹖除了及早習慣生老病死、好比常人更快迎接人生衝擊一類務實考慮，這也反映「骷髏會員」高人一等的心態，因為他們以為有間接掌握別人死亡的能力。根據組織哲學，死亡應該是快樂的，因為那是一生成功旅程的終結，回到「墓地」的家，也就是權力的家。

主宰世界的懸案

「骷髏會」是否真的在主宰世界﹖

近年陰謀論氾濫，「骷髏會」成為眾矢之的，會員為了提升公眾形象，破例嚮記者披露組織內幕。原來骷髏會會址和一般大學宿捨無疑，滿佈籃球和裸女照，一度吹噓成世外桃源的安大略「骷髏度假島」不過是南丫島一類的渡假村，就連組織本身的財政狀況也大有問題。也許神話不過是媒體炒作的產品。

但「骷髏會」其實毋須誇張豪華。它最龐大的資產，就是整個互利關系網。這個「網」無疑是客觀的存在，而且超越公眾視野。例如2004年和布殊競逐美國總統的克里也是「骷髏會員」，曾經公開踢名記者入會。無論二人何人當選，對骷髏精英根本毫無分別。美國投資銀行、法院、媒體、國會佈滿骷髏，因為美國權力核心被東岸精英把持，無論是否有秘密組織維系，他們都為同一價值而生，而且排斥新精英的冒起。這才是主宰會的最後奧秘。香港的「骷髏會」又在哪里﹖

格陵蘭斷代史

地理面積的大小，不一定和受注視程度成正比。全球最大的島嶼格陵蘭(Greenland)面積等於四個法國，位處應該是最開發的北美洲，但比非洲各國更受世界忽視，更無人關心格陵蘭人也在搞獨立。

格陵蘭的殖民宗主國並非英法美一類強國，而是北歐小國丹麥。曾幾何時，如電腦遊戲《文明霸業》記載，丹麥的維京海盜一度是中世紀世界盟主，不獨統治整個北歐，還入侵英格蘭、冰島，及當時的世界盡頭格陵蘭。到1979年，格陵蘭才獲得自治地位，依然能夠選舉代表到丹麥國會。當時全球非殖化潮流已經是尾聲。

「格獨」運動遲起步，和他們的原住民—伊努特人(愛斯基摩人的一支)—的政治保護心態有關。北美大陸的愛斯基摩人先後受到各國政府剝削，反而受丹麥管治的同胞沒有慘痛經歷，也就不把獨立當回事。若他們成功獨立，將會是全球首個愛斯基摩國家，比加拿大的愛斯基摩自治區更進一步。但這樣的獨立，究竟是目標，還是手段﹖

愛斯基摩語言霸權

格陵蘭原住民終於揭竿爭取獨立，成立政黨，導火線並非政治或經濟議題——事實上，缺少了丹麥王室的大量經濟援助，作為一塊大冰的格陵蘭能否生存，也成疑問。愛斯基摩人要獨立，源自丹麥移民對重要政府職位的壟斷。為了扭轉這情況，原住民要求把相當難學的格陵蘭語並列為官方語言，規定官員必須通曉雙語，好趕走丹麥官僚。

語言霸權常是製造精英的秘方。數年前，東帝汶脫離印尼獨立，原應是喜氣洋洋，各派卻為官方語言爭持不下。當地百姓最能使用的是印尼語，新政府卻選擇前殖民宗主國的葡萄牙語作為官方語言，背後動機明顯是為了少數精英左右大局。

當丹麥官僚拒絕學習愛斯基摩語系，經一輪爭拗，催生了獨立運動，首先把港式廣東話作為「官方語言」的那份報章，被北京視為眼中釘，也就不足為奇了。

冰川政治

　格陵蘭若成功獨立，能夠怎樣生存下去﹖雖然愛斯基摩人一直是政治受保護動物，他們卻最有條件玩一種「冰川政治」，因為島上的最大資源就是佔去土地86%的冰川。

9/11後，解放軍將領出版的《超限戰》成為國際暢銷書，提倡的「不對稱戰爭」就包括改變自認生態，讓對手屈服於「超自然力量」。格陵蘭人沒有科技足以融化冰川、要脅鄰國，但他們與全球生態息息相關。因為溫室效應，格陵蘭冰山已經不斷融化，令北美水位持續上升。格陵蘭人的回應居然是乘機發掘「商機」﹕向私營機構發牌，讓他們自由取用融冰，造就諸如「冰川伏特加」一類品牌。

兩次大戰期間，德國都打墨西哥主意，希望通過在美墨邊境製造事端，牽制美國。時至今日，假如有國家要攻擊美國，最方便的途徑已經變成買通格陵蘭政府，提供技術讓愛斯基摩人融化冰川，再影響美國生態。格陵蘭獨立自主的本錢，聽來荒謬，其實全在於此。

「大國責任論」：美國的緊箍咒？

布殊訪華前夕，華府忽然為中國分派新角色：「責任大國」和國際社會的「股東」。有論者按字面解釋，認為這是對「中國威脅論」的拋棄。這觀點忽略了下列事實。一、「中國責任論」並非賴斯今年原創，而是源自90年代末的學術思想，以英國學者Rosemary Foot在01年發表於《China Journal》的文章為代表。過去5年的中國外交，已不知不覺經過4次調整，都以趨同「中國責任論」為目的。美國今天才核實「中國責任」，其實宣示了近年其他中國外交思維「不負責任」。二、中國對美國演繹的「中國責任論」過分重視，因而逐漸失去定義「責任」的話語權。「責任論」與這兩點結合，其實是在硬銷美國「自由現實主義」新秩序。

中國5 年外交的4 次調整(2001-2005)

九一一前，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依然是鄧小平的後天安門批示：「冷靜觀察，守住陣地，沉着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絕不當頭」。帶有道家思想的「韜光養晦」難譯得神似，最常見的版本是「concealourcapacitiesandbideourtime」。這意譯令西方覺得中國外交不但虛偽，且有「壞心腸」。按字面解釋，中國繼續「隱藏實力、等待時機」，就是為國家利益服務、不盡責任，中國的實力應更透明地向世界展示。

九一一後，江澤民認為美國反恐需要中國，把「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更新為「把握機遇，因勢利導」，此後外交稱為「全方位外交」。「因勢利導」源自先秦戰略家鬼谷子，由門生孫臏發揚光大，但譯成英文，一樣自我感覺不良好：「graspingopportunitiesandmakingbestuseofthesituation」。這次美國反應更激烈，認為這是中國借助國際形勢投機、爭奪中亞的聲明，才加速推動「七色革命」向中亞反滲透。

胡錦濤的幕僚、社科院副院長鄭必堅教授在中美反恐蜜月期訪美，會見賴斯等高官，發現美國並沒將中國視為真正盟友。他回國後成立研究小組，研製「和平崛起論」，認為中國在全球化時代通過融入國際社會「崛起」，能破除以往新興國家通過現實主義擴張而「不和平崛起」的宿命。

「 和平崛起教父」 鄭必堅被內部批評

這理論被胡溫使用後，內地官方翻譯為peace-fulrise或peacefulascendancy，而不是riseforpeace。美國輿論自然認為「和平」是中國崛起的手段而非目的。更甚的是新領導人不能公開推翻鄧小平理論，中國宣告「和平崛起」，也就是說「韜光養晦」的需要再不存在；兩者結合，被演繹為「中國已很強大」。04年起，中國下達文件，指令不得再用「和平崛起」，只說「和平發展」。據筆者求證，連鄭必堅外訪時私自用他的理論，也被中共內部文件嚴批，顏面盡失。現在的「和平發展」和美國眼中的「中國責任」距離最近，所以獲確認，但經過重重演變，「責任」又成了什麼？

「 你盡責嗎？」 ——-話語權爭奪戰

現在美國把「中國責任」定義為「國際體系的股東責任」，中國人自稱生活在「盡責大國」，但問題是國際社會和中國內部都未對如何融合才算「盡責」達成共識。近年中國最被認同的「盡責」舉動有三：金融風暴時堅持人民幣不貶值；SARS後期讓資訊全面流通；把北韓拉進六方會談。但這些舉措，跟官方堅持的其他信念，如「在聯合國框架內解決國際問題」等並非完全脗合。

中國不願完全將「責任」界定為國際組織的集體責任，情願承包六方會談而不讓聯合國負此責，因它不願把主權上繳，也不敢錯過繞過聯合國框架獨當一面的機會，結果「中式盡責」卻失去了和國際政府主義或多邊主義徹底合流的機會。當「責任」的定義權交給主導國際格局的大國，「責任外交」變成大國外交，中國對北韓、緬甸、巴基斯坦一類傳統盟友的「責任」就變得不合時宜(結果一個被拖入和會，一個被嚇得秘密遷都，另一個更換門庭)。「國家是否盡責」其實是「什麼樣的國際體系才應尊重」的辯題，當中國未能提供前後一致的modelanswer，「盡責」就無可避免地成為美國話語權。

缺乏伊肯貝里的「 自由現實主義」

我們不應忽略布殊政府是一個相當「盡責」的政府。它推動民主革命背後有神權思想，堅持單邊主義亦有建構新秩序的宏圖，不單是為了國家利益，不過「恰巧地」它「盡責」的方式，總會結合國家利益的擴展。這就是學者伊肯貝里(JohnIkenberry)近年大盛於美國的「自由現實主義」(LiberalRealism)理論，泛指國家通過理念的弘揚(「盡責」)，同時達到利益擴張的目的。

賴斯認可「中國責任」的同時，美國防長拉姆斯菲爾德也在「盡美國責任」，在訪問蒙古期間宣布在蒙古建立軍事基地。這對中國是貼身挑戰，但中國參與了「美式盡責」遊戲，就未能在國家利益以外建構反對美國駐軍蒙古的理由，更未能說服國際社會「中國利益就是國際責任」這樣的布殊式口號，可見賴斯的外交和理論功力，都比她的前任深厚得多。當中國官員和學者舔乾「大國責任論」那層文字忌廉，就會發現這是一個比圍堵中國更難拆解的緊箍咒。

六萬人的大國遊戲

格陵蘭人口只有六萬人，一旦獨立，卻控制二百多萬平方公里領土，將成為世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國家。只要讓一座香港公共屋?居民全體移民到格陵蘭，當地原住民就會成為少數民族。

這六萬人卻懂得玩大國政治的平衡遊戲。自從丹麥在二戰被德國佔領，格陵蘭就開始和美國打交道，希望更換門庭。為謀後路，格陵蘭拒絕加入歐盟，打破了歐洲「西擴」的算盤。美軍在西北格陵蘭休爾港設有軍事基地，丹麥的格陵蘭防衛亦需要美國支持。美國和丹麥談判時，更主動邀請「格陵蘭民意代表」參與，就像中英談判時，英國請出港人代表的「三腳凳策略」。

若丹麥最終放棄格陵蘭，這島國肯定成為美國附屬國與導彈防禦系統一員，它豐富(但開採費高昂) 的天然資源也會成為能源戰爭新戰場。美國無需派出168萬人，已足以「消化」格陵蘭全局，人丁單薄的愛斯基摩人如何維持真正的獨立，也許比「港獨」更高難度。

格陵蘭、西藏和台灣

格陵蘭獨立沒有多少內地人關注，卻受到台灣和西藏分離主義者的大力支持。愛斯基摩人借語言問題發難，對台獨分子自然大為鼓舞，認為「愛斯基摩人做到的，咱台灣人也能」。

西藏和格陵蘭都屬於雪山國度，有更密切聯繫的天然願景。數年前，法國舉行「非國家足球隊世界盃」，事前「流亡藏人足球隊」曾經到丹麥和格陵蘭足球隊進行熱身賽，以1︰4見負。比賽質素慘不忍睹，卻是兩「國」足球外交重要一頁。

最富噱頭的是法輪功到格陵蘭的傳道，以示「北極也有法輪功學員」。只要成功令極少數格陵蘭人信奉法輪功，當地信徒在6萬居民當中已經是關鍵少數﹔只要有一百名格陵蘭人信教，格陵蘭已經是法輪大國，傳教成效多快好省。偏遠地區的新聞往往不見於主流媒體，卻由中國異見人士異常熱心地報道，自然不是巧合，本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