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5(10月至12月)文章

「新左派」借題發揮

捷古華拉在內地實驗劇場借屍還魂，換成新中國包裝，令這齣舞台劇成為近年中國意識形態論戰的戰場。

想出把捷古華拉請回來的是「新左派」導演張廣天和曠新年。所謂「新左派」是近年內地興起的學術流派，既批判「舊左派」的極權和不民主思想，又抗拒自由思潮、反對地方主義，警惕中國「南斯拉夫化」，希望扭轉社會貧富懸殊，讓國家重新發揮社會主義的經濟功能。

面對自由主義經常拿出西方民主英雄為偶像，「新左派」唯有奉捷古華拉為圖騰。結果舞台上每一句關於拉丁美洲的對白，都是對中國現狀的反諷，是典型的「拿著紅旗反紅旗」。這樣的宣傳劇風行全國，固然反映同志們的政治意識依然高漲，也說明近年大行其道的歷史實用主義，並非一切由電影《英雄》和《神話》開始。

一封對美國的邀請信

《捷古華拉》舞台劇班底為搞噱頭，寫了一封信給美國駐華大使，邀請他們全體職員到場欣賞。除了進行思想教育，還補充一句︰請放心，我們的觀眾都是文明人，決不會發生「誤打」事件。

如此赤裸裸對北約「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的搶白和明串，令捷古華拉忽然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象徵。當然，捷古華拉自稱相當仰慕毛主席，自居他的游擊學生，又把北京之旅視為朝聖。但正牌捷古華拉根本反對國家的存在，只希望到不同地方搞游擊革命，功成必須身退，否則就會變成「社會主義官僚」，也就是中南海的主人。

美使館團當然無入場欣賞，不過此舞台劇的劇本，肯定被美情報人員仔細研究。當他們發現原來捷古華拉的中國符號既代表反美，又反市場經濟，不知會感諷刺、榮幸，還是欣慰﹖

BT革命英雄

　「新左派」難得炮製了捷古華拉為精神偶像，他們的對手自由主義者自然不會自由散漫地坐以待斃。「中國捷古華拉」最受抨擊的死穴，自然是他的市場化，這和愛國人士對長毛的批評異曲同工。「為甚麼你們反對市場經濟，捷古華拉舞台劇卻不乾脆義演﹖」

導演不但沒有想過籌款義演，舞台劇收費還相當符合資本主義原則，劇場內外都布滿紀念品攤檔，由原聲CD到特大Che Poster應有盡有，似乎反映「新左派」不過在發死人財。有觀眾認為既要燃發他們久已遺忘的理想，又要現兜兜磅水，實在教人納悶。假如導演真的希望戲劇的思想廣泛傳播，他們也許應該鼓勵盜版發行戲劇VCD，傚法捷古華拉「灰皮書」當年的自由流傳，這齣劇卻花費了大量精力防止盜版出現。

這類詭辯變成虛無的哲學討論﹕究竟BT《捷古華拉》是否「反剝削」行為，還是剝削那些宣傳反剝削的精英的「反革命」行為﹖

What If 捷古華拉……

捷古華拉在中港同時復活，引起不少人探索what if問題﹕假如他像古巴領袖卡斯特羅一樣在生，我們怎樣看他﹖假如毛澤東死於39歲，能否「捷古華拉化」﹖

當捷古華拉成為今日中國「新左派」偶像，自由主義者自然盡力把他醜化，認為成功的捷古華拉，就是赤柬的殺人狂波爾布特。911後，捷古華拉在內地得到和拉登相提並論的「殊榮」，拉登的恐怖襲擊也確實有「游擊中心理論」神髓。當拉登成為部分青年眼中的「中國民間反美英雄」，受廣大網民歌頌，拉登肖像卻被北京審查，唯有捷古華拉倖免。西方總以為挑戰中國者是魏京生、王丹，卻忽視來自左方的前革命圖騰。　

世紀審判的「子審判」

90高齡的智利前獨裁者皮諾切特被控貪污，是多次被控侵犯人權而罪名不成立的折衷。皮諾切特被指在管治期間殺害異見人士三千，自然不可能一個人包辦。近年被揭發的幫兇是一個神秘村莊的德國籍教主，他今年3月在阿根廷落網，現同被法院控告，成為皮諾切特世紀審判的「子審判」。教主名叫沙非爾，創立「再洗禮派」，61年開始在智利管治一個德國殖民區，97年神秘消失。殖民區名叫「尊嚴山莊」，數十年來無人知道其來龍去脈。至沙非爾失蹤、尊嚴山居民逃出，才揭發其最高統治者和皮諾切特關係密切，而且內裡生活異常，猶如一座幽靈山莊。

遊行與民意的雙向偷換概念

筆者一向避免評論非國際事務，不希望成為強不知為己知的公共知識分子，亦要對不能有組織立場的Roundtable負責。然而12•4遊行前夕的政治角力，正默默改變香港的潛規則，卻教當局者迷。相信國際政治理論框架，現在並非無價值的負累。

也許我們在想一個問題：究竟祈盼2007、08或2011、12雙普選的人，應該希望明天的遊行人數多還是少？但其實這重要嗎？以人數定奪答案的問題，一向能提供黑白分明的原始答案，缺乏嚴肅的研究價值。唯獨這次例外。

依據遊行發起人的邏輯，遊行人數眾多→反映市民對普選的訴求→由於政改報告書沒有正面以「時間表」方式具體落實這項訴求，應被否決→北京會像回應七一那樣輾轉回應民意→加速普選落實。邏輯最大盲點不是特首所說的前部分，而是後部分：同樣沒有泛民主派領袖能夠提出具體的「路線圖」，保證中央有任何回應；足以承擔這溝通角色的溫和民主派，反而變成遊行的重點施壓對象。

主辦者希望所有爭取普選ASAP的人都參加；參加者被政府演繹成「支持抗爭手段的人」；認為有其他更有效手法達至同樣目的者，被組織者捉為「內鬼」。---三個都是偷換概念，卻是群眾容易理解的概念，也是沒有敵人就不懂生存的自我邊緣化策略。我們不知道遊行人數多對普選有否幫助，但足以判斷人數少對主辦者---特別是新特首上台後形勢轉弱的基本教義派---可能是結構性打擊。

政府的邏輯是更標準的反面教材，論據是假如遊行人數有限→代表市民不認同抗爭路線→支持政改報告書→政改報告書距離全面落實民主只是「一步之遙」→普選「很快」到來。

每步推論都是謬誤：遊行或民調數字，都難以證實市民認為政改報告是否「最好」選擇；假如加設5席民選和5席間選議席等於「一步之遙」，立法會可以膨脹至2100年的1000席還沒有普選；假如「一步之遙」的虛化假設被廣泛認同，北京只會容易相信港人接受normative的步速，而不是positive的步速。新特首上台後，採取南美式「委任民主(delegativedemocracy)」模型管治，通過大學一年生也能識破的民調數字、傳媒軟銷，佐以傳統愛國陣營的動員式中立聲明，力圖變成「人民的政府」。這未必是第三世界獨裁的步履，卻是共產精英式nomen-klaturaappointment管治的先聲。

騎劫單純的普選追求

於是市民單純的理念訴求，硬被演繹為對具體施政全盤支持；不同意見者被打壓為與「民意」違背的政棍；支持普選的人被說成政棍的掘墓人。---三者同樣是偷換概念，但又是群眾容易認同的概念。我們沒有資訊判斷遊行人數少對普選的影響，但人數多對聲稱有廣泛民意基礎、「民主的朋友」、也開罪了不少12•4大概不會上街的傳統左派的「強政」新政府，是潛在的風暴。

當不同陣營同時騎劫單純的普選追求為己用，提供的都是不完整信息，12•4不是「香港民主的關鍵時刻」，卻是泛民主派(特別是民主黨)和政府誰能繼續自我解畫得到民意man-date的關鍵時刻，政改報告書本身的加減乘除已淪為non-issues。

使用福柯的discourseanalysis，會發現這幾天不同陣營說的「democracy」都只是權力話語。希望看見普選一天的青年、爭取普選到心臟停止跳動的老人、真正相信和諧穩定的善人，都不應同時是容忍民意被騎劫的愚人。無論遊行結果怎樣，泛民主派和政府的邏輯漏洞都應該填補，「委任民主」或「大民主」這類過分簡化的壓力思維更要防微杜漸。

但台上的人只顧燃眉之急，盼望普選的人在台下行與不行，讓基本教義派繼續借民意飾演香港沒有的烈士，還是讓強政政府繼續借民意建構「委任民主」，就成了莎劇towalkornottowalk的兩難，只能從不完整資訊作出兩項抉擇：究竟泛民主派還是政府的邏輯漏洞較容易、較有誠意填補？究竟哪個陣營較可能出現變革派人物去放棄「委任民主」或「大民主」的強盜民意思維？港人對政治恐懼，源自對政客的cynicism，這刻但願有自問自答的異能，卻不得不對答案說聲不知道。

南美納粹大逃亡

智利的德國邪教領袖沙非爾曾是納粹黨員，既是希特拉忠實信徒，也是一位教徒，畢生以反共為己任，二戰期間參與法國的剝削管治致富。納粹戰敗後，他轉行當洗禮牧師，創立「再洗禮派」，聲稱歐洲已經被邪惡力量詛咒，號召信徒到南美洲建立新樂土。

「再洗禮派」移居南美並非個別事件，因為納粹殘餘分子改名換姓移居南美是一個中央計劃。

計劃仿傚古希臘名著稱為「奧德塞」，由一批納粹高級軍官在戰事失利時策劃，希望以當時南美最右傾的阿根廷為第二大本營。「奧德塞」計劃負責提供新身分予納粹人員，流亡路線一般取道兩個中轉站﹕戰時保持中立的瑞士和羅馬教廷梵蒂岡，因為大量神職人員被納粹收買，為戰犯提供庇護。

智利德國殖民區

德國「再洗禮派」教主率眾移居智利尊嚴山莊後，完全按納粹德國情況複製出一個殖民區。山莊居民穿著三十年代服飾，整天參與勞動「鍛煉身體」，衣食住行都要向教主沙非爾彙報，氣氛詭異，就像電影《大魚奇緣》的幽靈山莊。

由於教主富有，而且不斷以傳教為掩護從歐洲運來財富，尊嚴山莊的規模大得驚人。

雖然居民只有三百，山莊卻有一所醫院、兩個機場、一所學校、甚至有一個發電廠，而且農田總面積大於一個香港島，完全可以自給自足，還有剩餘物質與塵世進行貿易。村莊軍火充足，有條件進行獨裁管治；教主可以准許本土智利人加入村莊，卻不容許莊民自行出走。獲准「入籍」的智利人都是身體健壯的妙齡少年，因為教主希望「保護兒童」，這是整個村莊最耐人尋味的特色。

新舊右派獨裁聯盟

智利強人皮諾切特容許納粹餘孽教主建立獨立王國，因為他們有意識形態的重疊記憶：反共。教主抗拒共產勢力在歐洲蔓延，皮諾切特發動政變也是要「拯救」智利國民於民選總統阿連德的左翼統治。

皮諾切特以高壓鞏固政權，但卻缺乏訓練逼供人員的場所，尊嚴山莊就成為理想基地：那裡不但由一名右派同志管治，有大量空間容納囚犯，而且與外間絕對隔絕。於是山莊和軍政府勾結，為其虐殺異見人士，教主更親自教授納粹嫡傳的逼訊技巧，連智利情報局長也專門到山莊學習。有了這重保護，教主更放心蹂躪男孩。

直到九十年代智利民主化，軍政府逐步放權，沙非爾發覺大事不妙，在76歲時再度流亡，84歲時終於落網，今天一臉仁慈地隨同皮諾切特受審。「再洗禮教」還沒有煙消雲散，但尊嚴山莊已經被政府充公。

二人國家

甚麼是國家？也許每人都有過立國夢，想做元首，但沒有自稱九龍皇帝的「承擔」，也沒有想過建國只是「一步之遙」。根據國際法，只要有確定領土、常住人口(那怕只有一人)、有一個「政府」(同樣可以只有一人)和其他主權國家的承認，就是國家。

當然，最難的是後者：在家關起門做皇帝不會得到北京承認，也不能出席國際會議攞彩。但只要在公海霸佔一座荒島，或變相購買無人小島主權，然後隨便向一國發信，將這樣的「溝通」演繹為「外交關係」，就起碼能夠成為國際話題。

例如有個「埃貝斯菲爾德共和國」(Ebbersfield)，全國人口就是兩個七十歲老人，他們在九十年代購買巴哈馬群島一塊珊瑚礁，宣布「獨立」，在美國做生意的哥哥自稱總統兼「駐美大使」，留守珊瑚的弟弟就是「總理」，據說還騙到美國老布殊政府的經濟援助。

西蘭沉船公國

最經典的微型國家不是昨天提及的二人共和國，而是馳名的西蘭公國(Principality of Sealand)。

事源二次大戰期間，皇家英軍在英格蘭東部、當時的公海用沉船方式建立了一座「怒濤堡壘」用來防禦德軍進攻，戰後被廢置原位。英國海軍上校貝茨在1967年佔領這艘沉船，宣布建立西蘭公國，自稱「君主」，全國人口就是一家五口。

比利時也協助破船的郵政服務，令貝茨越玩越過癮，國旗、護照、郵票、國防軍(也就是拿起槍的兒子) 統統齊備。在一些國際組織，西蘭和人口稀少的聯合國會員國居然得以並列。

一人政變

當西蘭公國成為國際法獨特案例，各國越加對它認真看待，唯恐一個不慎得到「踐踏國際法」的壞名聲。

西蘭大公有回「出國外訪」，他委任的「首相」軟禁「王子」發動政變，後來「君主」乘坐直升機「回國」平亂。本身是大學教授的「首相」被控以「叛國罪」，輾轉因為「國際社會求情」獲釋，回到其祖家荷蘭後建立「流亡政府」，不時在異鄉批評朝政，得到「著名異見人士」的頭銜。

最妙的是曾經參與營救「首相」的歐洲各國，都被演繹為「事實上承認西蘭公國主權」，而一些國際法專家居然加以聲援。

護照•盜版•Versace

究竟西蘭公國如何為生？事實上「君主」是英國公民，有正當職業，根本毋須為生計擔憂，但是這樣一個「國家」卻可以提供另類服務。

例如西蘭發行的郵票雖然流量極低，但受到一些集郵迷歡迎(其他一些微型國家甚至是靠發行奇形怪狀的郵票為生)。同樣只有一人的西蘭「流亡政府」更愛發售「護照」予人留念，有人當是集郵，犯罪分子則視「護照」為珍品。謀殺著名時裝設計時Versace的疑犯，就是西蘭護照的持有人。近年互聯網興起，西蘭與時並進，在境內成立了一間「避風港公司」，聲稱國際版權法不適用於西蘭，變相鼓勵盜版工業以西蘭為中心，令「數據天堂」成為繼「避稅天堂」後的新概念。假如蠱惑天皇從西蘭BT ，也許不用成為網上烈士。

「良心」、「煲呔」的兩套邏輯與一種無奈

陳太參加遊行，各界高度關注。有人以昂山素姬相稱，言過其實(陳太被「軟禁」20年？)，陳太的舉手投足、一舉一動，卻令人想起貝隆夫人。

陳太與貝隆夫人，一個出身富裕，一個出身寒微，背景和外形自是別於雲泥。但是，對群眾的號召、影響政治模式與實質效果，竟有跨時代的脗合。一人影響力可抵4萬人，兩人發揮得淋漓盡致。

陳太與貝隆夫人

研究南美民粹政治，貝隆夫人是必然案例。她從來沒有走入建制，卻透過魅力號召民眾，發揮影響力。當她在著名的總統府平台CasaRosada出現，萬民歡呼，毋須透過選舉，「人民之母」的道德高位亦隨手拿來。

貝隆夫人一直堅持沒有「政治野心」，所做一切只為丈夫，雖然在1951年差點半推半就競選副總統。對政治若即若離，卻最能打動人心，「去政治化」的包裝，就是最功利的政治計算。而由於個人匯聚巨大政治能量，貝隆夫人的每個舉動，均打亂其他人的部署。

南美政治體制失效，建制外的動員、參與能夠發揮更大影響力。根據研究民粹政治的政治學者PaulTaggart分析，南美民粹政治的特點，在於民粹領袖將個人性格與政府結合，令到政治個人化，個人崇拜與政治運作結合，才有貝隆夫人不需政黨機器及利益團體的支援，亦能發揮巨大影響力，號令萬民歸心。

沿這個角度比較，陳太出來遊行，在一個純語理分析的框架，就甚堪玩味，因為她持有一個曖昧的邏輯：

一、她反覆強調「沒有政治野心」，但假如她純粹以「普通市民」身分遊行，沒有必要放風和舉辦記者會。→二、這些舉措沒有問題，但說明陳太至少希望藉着她的參與，激起社會注視遊行和它代表的議題，這是廣義的政治目的。→三、陳太回答問題時，先強調沒有「政治野心」、狹義目的，希望營造「公域」和「私域」完全區分的形象，但後來對會否「在市民支持下」領導民主運動表示「見步行步」。→四、這表示陳太認為「參與」社會議題設定和「響應」民眾訴求領導運動，不算「政治野心」(但自己貿然走出來「領導」和直接「制定」，難說)。→五、陳太相信民意(起碼)是定義「野心」的部分要素，只要她證明了自己沒有野心，泛民主派更騎虎難下。→六、她的政敵可以舉出歷代脅民意上台的強人、靠議題設定起家的政客為反例，令陳太整個discourse變得曖昧和欲蓋彌彰。→七、但只要她保持曖昧，就不會就時間表、路線圖絕對表態，表態愈曖昧，說法愈含糊，給予公眾的政治想像空間愈遼闊，影響力更大，這就是「政治想像」的威力。

由於反對運動難以持續動員，出現民間的魅力領袖作為動員方式，對反對派來說省時省力，更加歡迎。作為陳太曾經的親密戰友，特首曾蔭權努力挽救政改方案，談吐與舉手投足之間，卻教人想起貝隆。

曾特首與貝隆，一個「香港仔」，一個軍人出身，背景同樣迥然不同。可是，新政府處理政改的方式、回應民意及實質效果，又與70年代的阿根廷，出現跨時代的脗合。他「一步之遙」的邏輯問題已廣為人述，新問題卻是從一句氣話開始：

一、他年過甲子，卻相信「一定」看見香港普選；話沒有法律效力，但被理解成一項must的保證。→二、政府的既定立場是將「時間表」交給策發會拿出共識，共識是什麼，特首應該未知，這是政府不能即時交貨的理據。→三、策發會可以提出3047年，屆時曾特首已仙福永享(除非壽與天齊)，所以這答案不可能出現。為什麼特首相信策發會「一定」提不出3047？→四、這份肯定自信，蘊含不能取巧的廣義「時間表」。→五、假定特首誠信表裏如一，就是已經為策發會宏觀調控政改的modelanswer設下框框。→六、這宣告了策發會的鳥籠和權限、特首對問題的主導，同時說明無論這份報告書通過與否，都不會影響這個廣義時間表的答案(特首沒有說不通過他就不相信「一定」看見普選)，間接將政府推卸責任給策發會自由發揮的邏輯推翻，為報告書和「循序漸進」的關係脫鈎，破壞了支持政府的基本論據。→七、除非一切都是FreudianSlip。

曾蔭權與貝隆夫人

在《Peron:ABiography》中，作者Page指出，貝隆的領導藝術，在於尋找市民，直接向他們灌輸支持意識，並將他們整合改造，變成對義務與責任清晰、並且把對領袖心悅誠服的情緒內化的一群，簡而言之，領袖成功與否，在於能否把市民變成順民。任何阻礙政府與市民建立這樣關係的機關(如議會、政黨)，均主動把它們壓制或自我陰乾。整套思路，跟特首確立的行政 專制管治框架(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ism)精髓，竟然完全脗合。

當政府積極塑造、引導民情，反對派醞釀反動員，同樣被迫利用重量人物的魅力，例如教主「感召」、「良心」邁步，民情持續推波助瀾，發展下去，民主派便會致力尋找民間領袖，與「強政」特首進行魅力與演技的世紀對決。就民主的動員與反動員，變成個人魅力對決，政治改革的期盼與討論，被個人政治領導的選擇與取捨取代。遊行的信息、意義與目的被徹底扭曲。

或許，我們必須接受現實，自董建華離開香港政治，大格局已經不同，全新遊戲規則粉墨登場。透過個人魅力與政治公關，配合民意戰，繞過議會、政黨等舊有制度內涵，直接換取公眾認受，這逐漸成為新的政治邏輯，手法民粹得很，加上「強政」、「良心」等糖衣包裝，把一切實質問題，變成虛無的表態，卻極易受落。人治困局，若隱若現，揮之不去。

由上而下的「宏觀調控」，由下而上的偶像塑造，一對公僕孖寶，沒有貝隆伉儷建制內外的默契，卻同樣主宰香港命途。最終，你會發現，遊行亢奮過後，影響香港政治的人，原來只有遠方的「你」與「他」，沒有「我」。

「環保國」與「同性戀國」

網絡世界包羅萬有，教導「如何建立國家」的教材隨處可見，除了這幾天談及的一人國家，現在連「無人國家」和「議題國家」也開始「參加國際活動」。

例如環保團體綠色和平曾在大西洋無人小島建立「全球國」。更富代表性的是一群同性戀者為抗議澳洲政府拒絕承認同性婚姻，曾宣布佔領一座珊瑚島立國，以同志彩虹旗為「國旗」，聲稱這是「全球首個同性戀國家」。議題的背後，也蘊含嚴肅的衝擊﹕假如這個「國家」要延存下去，似乎必須靠移民，這就直接扭轉了以生物遺傳為基礎的現代國家倫理，算得上劃時代。

說了這麼多，似乎人類開始明白「主權」在這年頭並非所想般嚴肅，「議題設定權」才掌管著人類命脈。即使有天維園阿伯宣布獨立建國，以涼亭為首都，奉董建華為名譽君主，特首也毋須大驚小怪向全港廣播。

布殊的輪迴

美國政壇流傳著這樣一句說話：喬治布殊的「生物父親」是老布殊，「精神父親」是列根。

其實這話應該補充一點：布殊還有一個重量級偶像，即剛好在他上台100年前擔任美國總統的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901-1909)。話說布殊還以不學無術見稱時，他的歷史系幕僚羅夫特別推薦他讀《羅斯福王》一書，認為布殊有潛質成為老羅斯福後最瀟灑的總統。布殊一看之下大感著迷，打趣說自己是老總統轉世：兩人同樣在開創一個世紀之際擔任總統，同樣領導共和黨，雖然內政風格不同，但同樣要為新世紀美國定位。

老羅斯福提出的「胡蘿蔔+大棒」外交今天已經成為經典，那擺脫孤立主義的干涉作風亦對布殊深有啟發，成為布殊今天的行動綱領。但老總統能夠成為總統山「四大總統」之一，小布殊就……

「打造」巴拿馬

喬治布殊偶像老羅斯福總統的代表作，是憑空根據美國利益打造一個新國家，這是布殊建立新伊拉克一百年前的original version。

話說美國和西班牙在1898年打了一仗，雖然以美國大勝告終，但美國西部海軍要繞過南美才可以增援加勒比海，令美國人深感控制貫穿兩大洋的巴拿馬運河的重要性。運河原來由法國開鑿，但法國人因為技術原因放棄，老羅斯福乘虛而入，希望奪得大運河。

當時巴拿馬是「大哥倫比亞聯邦」一部分，政府原來以為送走了法國可以換取優惠一點的合作關係，拒絕美國要求。老羅斯福根據其「胡蘿蔔+大棒」原則，認為這是舞動大棒的時候，煽動巴拿馬搞獨立，一舉成功，哥倫比亞亦積弱至今。新獨立的巴拿馬乾脆在境內設有「運河區」，即是美國殖民地，完全不受巴拿馬管治，徹底解決了美國的問題，比布殊在伊拉克所做的乾淨利落得多。

聖誕看美國「神權運動」 咫尺地球

今天的聖誕節，曾被政治正確地翻譯為「耶誕節」，謹慎的西方人亦只說Season'sGreet-ings。不過近年美國宗教主義復興，跟共和黨結盟後成為社會主流，但同時也改變了宗教在美國政治原來的角色。重新發掘「聖誕」的同時，我們不能忽視今天美國的「神權運動」。

美國宗教游說的經濟功能

美國利益集團政治一向發達，但宗教游說原來並不受重視，直到學者赫茨克(AllenHertzke)出版《在華盛頓代表上帝》一書，才讓人開始正視自稱「代表上帝」游說政府的活動。和不少人的成見相反，宗教游說團原來的形象十分正面，因他們的游說被「代表權」理論合理化。

根據赫茨克的演繹，一般世俗游說團只代表組織利益，屬百分百利己主義。但宗教游說團持有利他主義，常不代表自身利益，只為不同非精英社會階層說話，令整個「游說工業」得到結構性平衡。雖然我們不一定贊同宗教游說收穫不是「利益」，但客觀上他們增加了基層發言權，這是十年前美國人一般認可的事實。問題是今日布殊向教徒「報恩」之心，沖淡了宗教游說團累積的利他形象，因他的宗教支持者愈來愈和經濟利益掛鈎。

一個例子是布殊提議政府批准向宗教組織提供公眾資金，讓這些組織承包他們認為「相當重要」的政府服務，例如戒酒、反墮胎、助養兒童、家庭教育等。這是將宗教由私人領域延伸至公共領域的一環，讓宗教組織和政府結成策略性伙伴，進入了敏感的政教分離灰色地帶。例如神父提倡把「創世論」和達爾文的「進化論」並列入公立課程，杯葛不教「創世論」的「誤人子弟」學校，情願提倡黑白電影常見的「家庭教師制」取代世俗化學校，而這些教師得到教會津貼，教會又從政府得到資金。這個天使的循環將一切「神思」具體化，反映以往教會支持列根的小政府，現在更支持教會本身取代政府，政府可以「小」，旁觀者可能「小」，他們卻不再「小」。當宗教團體提出任何道德議題，都可能牽涉直接經濟含義，就像一個道德政黨提出搞「文化地產」，轉頭又獲得產業的專營權一樣。

「 福音教派」與「靈恩教派」 的經濟考量

布殊的經濟政策，被「震盪療法」經濟學家薩克斯(JeffreySachs)評為「豪賭」，這很大程度與他的宗教馬太福音教派有關。這教派屬於廣義的「基要派」分支，強調道德得救，但不主張逐字逐句演繹聖經，同時排斥基督左翼主張，以南部為根據地，和布殊大為合拍。福音教徒表面上又是聲稱支持小政府，能夠背誦凱耶克的《邁向奴役之路》，反對政府過分干預，但他們以基層和中產為主，普遍不願意政府削減公共福利。當布殊聲稱要削減開支時便群起反對，怒斥其「忘恩負義」。由於福音教派的右翼富豪盟友強烈希望降低累進稅，教徒又不好意思提出加稅。結果布殊為兌現對「右翼大聯盟」的承諾，既要減稅、又不能削減社會開支，只能繼續讓財赤增加。福音教派有了單階層的明確「利己」色彩，自然失去了超然的聲望。

另一支持布殊的新興教派靈恩教派更富經濟特色。他們相信耶穌為世人上十字架後，人就不再有罪，只要夠誠心，就能行使先知的神蹟。靈恩教派明星級牧師奧斯汀鼓勵信徒「信者致富」：只要他們向神誠心禱告，致富、發達，應該也是能力範圍之內。問題是當靈恩教派集體支持布殊，這就成為他們「致富」手段之一；當教會也成為競選支部，難免瓜田李下。

假如布殊能夠讓宗教主義得到落實社會價值觀以外的經濟利益，也許可以延續右派大聯盟的生命。但正因如此，和華盛頓爭奪最高宗教話語權的梵蒂岡始終佔有道德高地。有趣的是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曾公開呼籲美國選民投布殊一票，已成為惹陰謀論者口實的話柄。無論在世界各地、地獄還是天堂，也許重讀《聖經》或《達文西密碼》，教徒才能尋回純粹利他的神話。

最鷹的和平獎得主

「羅斯福王」並非一味蠻幹，他雖然是美國干涉主義鼻祖，但居然也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這是喬治布殊效法促銷以巴和平的藍本。

老羅斯福得獎，因為他以中立國身份調停在中國境內進行的日俄戰爭，成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人，被視為美國「與國際接軌」第一步。他所以對遠方的戰爭感興趣，主要是作出「脫美入亞」的宣示，告訴世界美國已經超出《門羅主義》訂下的美洲勢力範圍，現在將全面進軍亞太區，正如今天布殊從新「脫歐入亞」一樣。

有趣的是老羅斯福的調停被日本視為出賣，因為日本作為戰勝國，得不到任何賠償，只得到俄羅斯的南庫頁島，這間接令日本對西方夢想幻滅，加速了其軍國主義、自力更生道路。有歷史學家認為老羅斯福的和平獎是一大諷刺。

獵人與牛仔總統

老羅斯福成為喬治布殊認可的前生，除了因為外交政策，還與其個人經歷有關。

布殊經常提及他酗酒的童年和中年的「新生」，老羅斯福則恰巧相反，童年時是一個患有氣喘病而且怕血的純情男生。他意識到這不夠man，決定培養打獵興趣，終於由騎馬也不敢的書呆子轉型為職業獵人兼運動健將。老羅斯福大概是一個世紀前最有國際視野的美國總統，曾獨自到歐洲、中東、非洲、南美探險，卸任總統後更流落非洲半年。此外他又是生物學家，走到巴西叢林做field trip的故事被視為酷「型」的浪漫經歷。

布殊大概沒有這樣的專長，不過他的牛仔形象同樣以老羅斯福為藍本，據說不少南部選民就是要buy，不由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