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8(1月至3月)文章

海地拿破崙二世


除了中非食人肉皇帝博卡薩視拿破崙為偶像，加勒比海的海地，上世紀所有領袖都是以拿破崙為師。

海地國父杜桑被法國誘殺後，助手德薩林成功令殖民法軍投降，宣布建立海地共和國，卻和杜桑一樣自任「終身總督」，這是當時拿破崙在法國的頭銜。

1804年，拿破崙在歐洲稱帝，遠在海地的德薩林有樣學樣，宣布以小國寡民建立海地帝國，自封皇帝，稱雅克斯一世(Jacques I)。為顯示「帝國」特色、與拿破崙分庭抗禮，他宣布海地為「全黑帝國」，把境內法國白人全部處決，嚴禁白人擁有土地，堪稱近代反西方民族主義先驅。

他在境內的高壓統治迅速激起民變，「帝國」成立不到兩年就被推翻，他也被處決。

但作為「海地拿破崙」第二，德薩林依然被海地人當作國父之一供奉。

因版面調動，沈旭輝《AVANT GARDE CAFE》專欄下周起，逢周一、三、五見報。

美大選與魔鬼經濟學


美國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和希拉里的經費之戰不僅影響得票多少，還會帶來更多無形效益。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美國總統初選進行至今，民主黨候選人奧巴馬和希拉里的一舉一動都被無限上綱上線，兩人籌款能力此消彼長，更是明眼人心裏有數的事實。一般人深信競選經費的多寡會直接影響候選人勝負，直到普及經濟書籍《魔鬼經濟學》（Freakonomics）近來大熱於美國，美國人才開始質疑經費的重要性。根據這本書的作者李維特（Steven Levitt）教授綜合研究，一九七二年以來一千次連續兩屆候選人相同的國會選舉中，候選人即使把經費提升一倍或減半，也不能把得票提高或減低百分之一，因為「重要的不是你花多少錢，而是你是誰」，並特別舉出福布斯（Steve Forbes）等億萬富豪競選失敗的反例。換句話說，當競選經費過了某個門檻，像現在誰都認識的希拉里和奧巴馬那樣，理應毋須斤斤計較於籌款數字。然而，兩人就算明知經費對餘下選情的真正影響有限，還是把經費之戰推向高潮，究竟為什麼﹖按《魔鬼經濟學》思路，我們可以把「經費之戰」視作一個社會經濟體系，在選票以外，這體系還可製造其他無形效益。

首先，對奧巴馬和希拉里而言，即使籌巨款只能影響百分之一的選票，他們也不敢造次，因為百分之一對國會選舉而言可能不太重要，但對全國性、以州為單位、以馬拉松方式進行的總統初選，卻足以影響大局。同一候選人只要勝出前期投票的州，他的籌款能力就會同步增加，到了後期，第一期資金影響的百分之一選票，就足以擴散至幾何級數的影響，就像貨幣政策的M1M2M3概念。而到最後的黨大會階段，候選人剩下的競選經費，也是「超級代表」投票準則之一，也就是說雪球效應的雪球會滾到終點。然而，這遠遠不是事實的全部。

金權體系的抵押品

事實上，美國總統候選人的籌款過程，是一個和企業財團交心的考試，這制度在近來另一本流行作品《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被作者帕金斯（John Perkins）稱為真正管治美國的、已取代艾森豪威爾總統命名的「鐵三角集團」的「金權體系」（corporatocracy）。對奧巴馬這類原來對全國政治涉足不深的局外候選人而言，這過程尤其重要，因為他向富豪籌款的數量越多，日後和金權體系的距離就越近，這樣才可得到後者的信任。何況美國大選的主要消費，反正都會回流向廣義的媒體集團，金權體系領袖是希望大量捐錢的，捐款數額早已定下，根本是常恆開支。假如候選人停止大規模募捐，反而會失去金權體系，它們的代言人就會為對手站台。頻頻募捐其實是得到金權代言人站台的抵押品，須知不少具影響力的公眾偶像，其實只是代言人。

當然，企業籌款並非經費的唯一來源，奧巴馬對貧民和少數族裔親和力較強，吸取小額贊助的能力，就遠遠在希拉里之上。由於希拉里不少「金主」都已捐出款項上限，奧巴馬的「鄰家捐款」就開始展現威力。在社會學層面，這種小額捐款就像送到慈善團體的定期小額月捐一樣，真正的經濟影響不一定大，反而更像是群眾運動。當選民在網上作出哪怕只有十元的捐獻，他和候選人就結成了契約關係，這關係深化了捐款人的投票取向，也強化了他本人向親友的拉票意慾，這可以稱為「準投票契約」，就像我們對某慈善團體捐了一百元，也會對它的年報看上兩眼。因此，奧巴馬的競選團隊自然不能讓支持者知道經費增加和勝算沒有科學性關係，反而要人相信「捐一元等於多一票」的謬論，目的不過是希望和更多基層簽訂「準投票契約」而已。

助選團的保護費

最後，最關注候選人競選經費多寡的不是選民，而是他的貼身團隊，因為他們最知道財政狀況，自己的短期和長期前程，亦和經費掛鈎。最核心的助選團也許不介意當義工，外圍助選團對候選人對金錢狀況的敏感度卻極高。一旦薪金不能準時發放，甚至是員工福利被對手比下去，外圍助選團員就容易心生不滿，不少競選期的醜聞都是這樣從內部流出﹕有誰比助選團有更多的內幕提供﹖奧巴馬近日傳出的「斷背一夜情」醜聞固然可能源自內部線報，但這也可能是對手「資料搜集」充足。肯定是助選團反彈的例子，來自希拉里﹕數名民主黨超級代表近日決定改為支持奧巴馬，導火線是希拉里的競選總部被揭發揮霍捐款，前陣子她的基層助選團運作又出現經濟危機，還要希拉里自掏腰包「借」出經費，如此矛盾被公諸於世，明顯就是自己人報復。可以說候選人的競選經費，也是向助選團繳交的「保護費」，當候選人的籌款力出現停滯，醜聞和不利新聞就會立即自動出現。結論是，只要你參選，就不能不參與募捐的遊戲，因為這遊戲有了自我延續的生命力，和競選結果、乃至競選制度本身，其實已幾乎半脫鈎了。■

科索沃獨立的結構性目標


上周談及錫金、立陶宛、滿洲國和蒙古等疑似獨立案例，其實科索沃單方面獨立的法源，還可以和北太平洋三島國的獨立比較。

北太平洋三島國：不知不覺的獨立北太平洋的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和帕勞共和國都是袖珍國家，曾被德國殖民，一戰後被國聯交予日本託管，二戰後再被聯合國委任予美國託管，因此都被放在「等待獨立的名單」內。理論上，香港也曾在聯合國的殖民地名單，直到中英談判前夕，才被倫敦靜悄悄地移徐。上述三國比香港更缺乏生存能力，一切依靠華府， 直到1986 年， 三國和美國簽訂自由組合協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CFA），規定內政完全自治、國防外交由美國繼續「協助」。

究竟CFA 是否等於獨立，這是國際法至今的懸案，各國政府都只能摸着石頭過河回應，日本學者小林泉的《太平洋島嶼各邦建國史》對此有詳細介紹。在這模糊狀態，三國身分尷尬，連元首到日本訪問也被當作「無國籍」，各國也不知是否應和它們建交。直到聯合國在1990-1994 年把三國移除於托管名單，先後讓它們成為正式成員國，國際社會才開始以「國家」看待它們。自此，1975 年開始成了美國「聯邦成員」、旅遊勝地塞班島所在的北馬利安納群島就開始後悔了，想不到原來差之毫釐的CFA 就是獨立。

弱化聯合國：科索沃獨立的結構性解讀？

總之，獨立爭議到近代也有不少，科索沃並非俄羅斯普京所說的「特例」。只要聯合國一類國際機構承擔着研判「真獨立」的功能，爭拗始終有機制一錘定音。俄羅斯的真正憂慮，其實就在這裡：事情演變至今，要是西方強行將科索沃拉入北約、歐盟等跨國、超國機制，即使俄羅斯在聯合國否決科索沃加入，科索沃在國際社會的獨立身分就成了既成事實，傀儡色彩不會像早年蒙古那樣鮮明。假如是這樣，俄羅斯就連最後王牌也失去，因為莫斯科一直認為聯合國的存在是對其有利的。

但莫斯科同樣不能讓科索沃白白入聯，這會成了限制它隨便使用否決權的先例。

根據國際關係的新現實主義，雖然國際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但不同結構一直主導着國際規則，例如什麼「恐怖均勢」、「第二波襲擊力制度」等，因此這學派又稱為「結構性現實主義」。美國弱化聯合國等多邊國際機制，來建立符合其戰略利益的新秩序，讓自己另起爐灶、另搞一堆國際制度，好讓華府的影響力得以制度化，一直是近年美國新保守主義外交的目的，也是布殊發動伊拉克戰爭要製造的副產品。

普京擔心的「完全扭轉國際秩序」，說穿了，就是這麼回事，否則科索沃彈丸之地，涉及的直接間接利益都有限，就是有資源爭奪、地緣政治等考量，也不會掀起如此紛擾的角力。

海地拿破崙三世四世


在海地出現拿破崙一世、二世後，又有一個軍官亨利一世稱帝10年。之後隔了數十年，又出了個海地皇帝，和隔代復辟的法國拿破崙三世幾乎同期面世，而且拿破崙化得更徹底。此人因外表昏庸、似傀儡，而被軍方「推舉」為海地總統，就任後露出真性情，建立私人警察，取締舊勢力後稱帝，自封福斯坦一世(Faustin I)。他扮豬食老虎的經歷，教人想起南北朝一位被尊稱「豬王」的宋明帝劉彧。

福斯坦為了讓國家「帝國化」，登基典禮搞得極盡奢華，又仿效歐洲制度大舉封爵，設計大批曇花一現的海地荷蘭水蓋、黑人貴族，建立疑似皇家藝術學院，一時好不熱鬧。他在位10年才被推翻，難得的是被准許回國安享晚年，死時80歲，出人意料地得善終，此後海地才沒有拿破崙出現。

海地殖民主義的鬧劇


小島海地有「帝國」視野，因為它並非海地島的唯一政權：在它東面，還有領土更大的多明尼加。海地獨立時，多明尼加是西班牙殖民地，稱聖多明各。歷代海地統治者都希望佔領海地全島、趕走歐洲人；國父杜桑曾一度做到，繼任人又成功佔領對岸20年，成了「黑人殖民勢力」。加上海地開國皇帝曾在國內屠殺法國人，自然引起歐洲列強警惕。

有見及此，法國耍起無賴，要求海地以1億5千萬法郎賠償損失，這價格當時足以買下整個美國。今天往往是獨立的殖民地，向前宗主國追討壓迫賠償，法國卻反其道而行，一來是藉此經濟打擊海地，二來也是奉勸海地「大國不易為」。

最後，由於歐洲集體封鎖海地貿易，海地唯有就範，經濟全面崩潰，再提起擴張，就是笑話。

廢奴運動全球化背後


月前上映的電影《奇異恩典》，以英國議會的廢奴運動為背景，提到在英國廢奴鬥士韋伯霍斯等人感召下，海地黑奴奮起反抗搞獨立，這是真人真事。

然而電影沒有交代的是，最終英國殖民主義者願意妥協，也充滿利益計算。

事實上，當時英國殖民派願意妥協，也是想到當英國成了「廢奴外交」的國際先驅，就足以佔領當時普世價值的絕對道德高地，相等於今日美國持有對民主的演繹權，這對其擴充殖民帝國大有幫助。因為勢力下滑的西班牙、葡萄牙等夕陽殖民帝國，都是堅決反對廢奴的。

我們可以說英國沒有直接從葡、西等國獲得多少殖民地，但卻成了脫離葡、西獨立的新美洲國家尋求支持的必經之路，加強它建立「新殖民帝國」的資本，而上述「開明」形象，也有利於英國日後爭奪非洲。

「以色列坦」的一國兩族方案


上月以巴衝突再次升級，剛好上周埃及女學者兼前國會議員Mona Makram-Ebeid 在特區政府安排下訪港，多次提及以巴衝突的「一國兩族」（One-stateBi-national）解決方案。這方案對我們較為陌生，但在中東一直是討論熱點， 「一國」就是指同一政體（State，不是香港一國兩制錯譯的指土地的Country），政體內猶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兩族（Nation）並存，享有同等權利和義務。方案的理論基礎，主要是指以巴衝突並非純為爭奪土地、利益而產生，無論兩國分別獨立的方案如何割裂領土，都不能避免動亂下去，因此唯有逼他們生活在同一屋簷下，才能享有和平。在1970 年代，以色列領袖一度接受方案，以換取政府對西岸和加沙的正式主權。創意澎湃的利比亞領袖卡達菲也是方案支持者之一，更為這國家命名為「以色列坦」（Isratine）。

今天以巴雙方主流人物都否定這概念， 但也分別有20-30%人接受一國論。

以方不捨聖地困局難解

事實上，類似的一國兩族/多族方案並非創新發明，各國早有先例，只是執行過程完全不同。以巴各派對一國方案支持或反對，都是參考了不同案例所致。

一、塞黑模型：南斯拉夫崩潰後，同屬斯拉夫人種的塞爾維亞和黑山一度組成新南斯拉夫聯邦，再變成平起平坐的塞爾維亞和黑山，年前正式分別獨立。塞黑模型並非一國兩族，而是一國兩制，塞黑分別享有內政主權， 因此也有學者提出成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聯邦」，讓雙方各自運作自己的政府。波斯尼亞內戰後的代頓協定，也將波黑劃為塞爾維亞人和克羅地亞—穆斯林聯盟兩個政府管轄。問題是這避免不了劃分勢力範圍的困局，以色列依然不會讓出聖地；要是可行，連兩國方案的障礙也不存在了。

二、黎巴嫩模型：黎巴嫩憲法規定總統、總理、議長、防長等職位，由馬龍派基督徒、遜尼派穆斯林、德魯茲派穆斯林等分別擔任，各級政府亦有民族配額，早期配額按人口普查而定。問題是當既定勢力平衡不能調和人口增長，國家就會失控，這正是黎巴嫩內戰爆發的宏觀背景。兩名以色列教授在1980 年進行了一項富爭議性的人口政策研究，推算巴勒斯坦人的生育率遠比猶太人高，相信一旦出現「以色列坦」，猶太人數十年內就成為少數民族，屆時還是會訴諸武力。

以巴共同價值尚待摸索

三、法國模型：以一種憲法價值統一國人，壓制各族人民保留各自特色，例如禁止猶太人或穆斯林在公眾場合佩戴頭巾。這對以巴雙方，都是天方夜譚。

四、加拿大模型：以多元文化主義為國策，讓不同種族人民保留各自的生活習慣，並享有同等福利，也就是不搞兩制。理論上，這是一國方案在「以色列坦」出現的唯一可能。

目前以色列境內有20%阿拉伯公民，他們就是猶太人的「以色列坦」實驗，而且有了一些成功實驗品，例如1999 年的以色列小姐Rana Raslan 就破天荒是阿拉伯裔，以色列國家足球隊中場Walid Badir 也是阿拉伯出品，都被視為「一國兩族」方案代言人。然而這模型成功的前提是相對優越的一方握有主動權，才能確保價值觀（而不是民粹主義）主導一國的建構，讓猶太人居於少數時也不用擔心，就像一旦加拿大白人變成少數族裔也毋須擔心。最大問題是，這種共同價值應是一國論的基礎，但它究竟是什麼， 卻連所有支持者都不知道，據說，建構中。

多明尼加賣國史


我們常說某人愛國、某人賣國，但在加勒比海的多明尼加共和國，愛國者都有大量賣國歷史，令它成了近代最不願獨立的國家。

多明尼加脫離西班牙獨立時，原來希望被併入當時興起的南美洲大哥哥倫比亞聯邦，不過受到鄰國海地入侵才作罷。

趕走海地人復國後，當地豪強見經濟日差，又異想天開邀請西班牙人重新殖民，可謂亙古未有的奇事。

西班牙人數年後再被列強趕走，另一派多明尼加領袖又苦尋買主，這次希望新興強國美國接收。

美國總統格蘭特也願意廉價收購，用以安置南北戰爭後被解放的黑奴，以免他們繼續被南部白人欺壓，但最終卻以一票之差被國會否決。

事緣國會的反奴隸領袖認為這代表奴隸主義變相復辟，情願黑人國家繼續獨立。因此，多明尼加才無奈地獨立下去。

「第二大英帝國」因廢奴建立


歷史上，1783年美洲13個殖民地獨立前的大英帝國，被稱為「第一大英帝國」，此後的就是「第二大英帝國」。廢奴運動的推行，正是「第二大英帝國」的重要特徵之一，其他特徵包括以自由貿易取代純剝削式重商主義、以政府管治取代殖民公司，總之，都是要建立現代賢人的威權管治、「好人政府」，來達到相同的殖民目的，對此歷史學家哈羅的《第二大英帝國的建立(1763-1793)》有詳細介紹。既然類黑奴階層依然存在，這些新興國家的黑奴精英又願意和英國友好，廢不廢奴，倒也不再重要了。《奇異恩典》的韋伯福士得以成為大英帝國英雄，其實是有上述一重深意的：要不是他的道德高地最終和國家利益完全重疊，又怎能變成最主流的政治良心﹖

獨立問題的彈性：從「以色列坦盟」到「小華盟」


上周談及有中東學者提出以巴衝突的「以色列坦一國兩族」方案，其實它可以有一個更有趣的變種，即「一盟兩國」方案。也就是說，假如以巴雙方都對主權獨立的感覺有情感的堅持， 「以色列坦」還是可提出，只須將它變成邦聯（例如類似歐盟的超國單位），就可讓以巴分別獨立。這裏有兩個關鍵：怎樣令以色列相信那個獨立的巴勒斯坦依然屬於自己？怎樣防止其他阿拉伯人湧入這個邦聯，令原來居於主導地位的猶太人變成少數民族？假如這兩個問題能解決，說不定兩岸關係也能得到解決獨立問題的啟發。

「重疊式主權」的理據與先例理論上，主權的根本概念應是排他的，一塊土地屬於中國主權，就不可能同時屬於美國。它可以同時被多國聲稱擁有主權，但有效行使主權的國家通常只有一個。因此，各國分離主義和中央政府才經常走進零和遊戲的死胡同，一個新國家脫離母體，就意味着母體領土縮小，和隨之而來的民族主義反彈。但假如主權的概念可以重疊，一切就截然不同了。這聽來不合常理，但國際上早有先例可援，近代的經典例子，除了神聖羅馬帝國這怪胎，就是我們熟悉的蘇聯。

根據慣常定義，蘇聯的性質介乎邦聯與聯邦之間，它的加盟共和國都是「獨立」、可以自行脫離的，儘管實際上蘇聯被視為單一主權國家。有趣的是，部分由於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向國際社會施壓，部分因為西方要酬勞蘇聯對二戰的貢獻，蘇聯和美國在1945 年達成了一個奇怪協議：讓莫斯科修改憲法，容許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這兩國加盟共和國以主權獨立國家的身分加入聯合國，但與此同時，蘇聯依然代表着全體15 個加盟共和國的利益。換句話說，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有了雙重代表在聯合國，當蘇聯和烏克蘭在聯合國平起平坐，它們的主權就有了重疊性。

假如「以色列坦」以邦聯面貌出現，繼承目前以色列在聯合國的位置，保持猶太人的主導身分，同時讓猶太人按「烏克蘭模式」支持獨立的、以色列坦邦聯之內的巴勒斯坦加入聯合國，對猶太人而言，他們的國家依然涵蓋全部領土，對巴人而言，他們也得到獨立，雙方豈非各取所需？

香港辦馬術就是「烏克蘭模型」今年奧運由香港主辦馬術，其實就是重疊式主權/次主權的微型實驗。根據美國密蘇里大學教授Susan Brownell 對奧運的研究，這是首次由兩個奧委會成員合辦的奧運，而且不是正式申請的，而是由其中一個成員按其意願自行分配的。

不用說奧運並未有兩成員合辦的先例，就是規程容許中日兩國合辦，它們也要依程序聯合/分別申請。香港在這案例就像蘇聯時代的烏克蘭，飾演着重疊身分。根據Brownell 演繹，隨着中國日漸強大，這可能變成影響深遠的先例，讓

中國在重疊主權的

邏輯上處理一切領

土爭議問題。台灣和西藏，能這樣解

決嗎？（上）

北韓與多邊性愛悖論


適量多邊性愛反而有助社會安全的悖論，可解釋為何北韓核試後反而融入國際社會的現象。

沈旭暉，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紐約愛樂團上月訪問北韓首都平壤演奏《阿里朗》，受到一直視美國為頭號敵人的北韓官民熱烈歡迎，象徵北韓開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媒體稱之為「交響外交」，足以和當年中美「乒乓外交」前後輝映，平壤政府也說這代表「冬天快將過去，春天快將到來」。

這個春天，對一般人來說，似乎來得有點意外，但外交界對北韓近年的逐步改變知之甚詳，甚至有學者相信北韓會越來越親美，官方意識形態「主體思想」將與南韓民族主義結合，從而成為中國新威脅。

當然，這樣的分析可能失諸偏頗，全球化時代的北韓已不可能向任何方向一邊倒，金正日的接班人似乎也只有經濟改革開放一條路，但一般人對此沒有心理準備，還是可以理解的，特別是北韓年前成功研製核彈，常理以為這是金正日加強對抗的開端，殊不知剛剛相反。其實不少類似「常理」，都被社會科學理論論證為錯誤，沒有國際關係理論背景的讀者要理解「北韓核彈悖論」，可先參考類似的「多邊性愛悖論」。

「多邊性愛悖論」由持有芝加哥大學經濟博士學位的經濟學家藍思博(Steven Landsburg)於一九九六年在網上雜誌《Slate》發表，他以經濟學概念推斷「性愛越多越安全」(More Sex is Safer Sex)，在美國引起廣泛爭議，文章現已結集成書，也被翻譯成中文。根據這理論，只要一般人稍微放寬道德觀念、容許自己濫交一點，就可以為道德觀再寬鬆一點的人提供相對安全的性伴侶，令後者毋須承受愛滋的高風險來召妓。

用他的術語，「一夫一妻制反而可能會有致命後果﹕想像一個國家中幾乎絕大多數的女性都篤信一夫一妻制，而所有男性都要求每年要有二位性伴侶。在這情況下，一些妓女最後必須服務所有男性。要不了多久，這些妓女都會遭到感染，將病毒傳遞至男性身上，這些男性回家再將病毒傳遞給他們奉行一夫一妻制的妻子」。換句話說，藍思博認為適量的多邊性愛，反而比部分人保守、部分人濫交，對整個社會更安全。

當然，假如全部人同時無限濫交，人類就滅亡了，因此關鍵是「稍微」放寬，這會讓不少由濫交者再進一步而成的社會麻煩製造者返回安全線內，從而為整個社會減低安全風險。藍思博的理論是純粹理性計算，沒有參與討論道德，一如所料的被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批判得體無完膚。上述推論和理據，和解釋北韓核試後反而融入國際社會的新現實主義有點異曲同工。

藍思博發表論文前十五年，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學派奠基人華爾茲(Kenneth Waltz)在一九八一年發表了論文《核武器傳播﹕越多可能越好》。他出道前，主導國際關係學界的舊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相信謀取最大利益必定是主權國家綱領，以納粹德國為典型，華爾茲則提出國家不過是為了謀取最大安全、而不是無限擴張版圖或利益，並以冷戰兩大陣營的均勢為實例。為什麼更多國家獲得核武器不是世界毀滅的先聲，卻可能對全球穩定更有利﹖

據華爾茲研究，核武在國與國之間的「橫向擴散」速度相當緩慢，但各國都希望得到這資源，國際秩序的不可測性得以固化在這個緩慢的競賽，出現其他不可測危機的機會就會減少。

假如各國以一年一國的速度接踵獲得核武、它們又能大量增加持有核武的數目，這種「縱向擴散」(即「全民濫交」)，才會改變國際秩序﹔假如根本不可能有新國家獲得核武，國際格局又必會出現新的遊戲規則，否則各國就沒有目標奮鬥(即「一夫一妻」)。唯有每十年出現一個新核武國，世界才得以維持均勢，又容許其他國家慢慢崛起，和平就能落實(即「稍為濫交」)。

而且核武的存在，反而令非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越趨精緻，對主動出擊更謹慎，畢竟它們都明白所有的核武只能用來防禦，卻不能協助它們稱霸。加上它們的領袖比民選領袖具有更大不安全感，不會輕易冒覆亡的危機使用核武，備而不用的「形式核武」，對獨裁者最有利。

結果，北韓今天和剛有核武時的中國、巴基斯坦、南非白人政權一樣，都在慢慢走向常規國家的道路，幾乎完全證實了華爾茲二十七年前的預言。當年中國核爆，以毛澤東在國際關係的不可測性，何嘗不是被當作瘋狂威脅﹖巴基斯坦軍人政權擁有核彈，最初還不是被印度宣傳為野蠻世界的復甦﹖就是自願銷毀核彈前的南非白人政權，難道不是被國際社會孤立的邊緣分子﹖

今天北韓社會據說也開始開放，選擇「稍為濫交」的人必會隨著改革開放開始增加，相信北韓妓女的數目短期內卻不會多，似乎也順著十一年前藍思博的思路。表面上，北韓的改變和我們熟悉的常態背道而馳，其實恰恰符合經濟學、國際關係學和人性的基本，「華爾茲悖論」和「藍思博悖論」已同時在北韓出現。■

從南美熱戰回顧薩爾瓦多內戰


據說美國正部署撤離伊拉克，駐伊美軍傷亡數目近月亦開始減少。與此同時，不聞戰火已久的南美，親美的哥倫比亞和反美的厄瓜多爾亦爆發邊境戰爭。兩件事情，都讓人想起美國學者提出的「薩爾瓦多模型」，這模型源自廣受爭議的薩爾瓦多內戰。這內戰始於1980年，前後打了12年，由左翼游擊隊挑戰右翼親美腐敗政府，是典型的冷戰代理人戰爭。對美國而言，是整個八十年代最沒有道德的干涉，因為美軍曾在薩國活動，薩國政府反人權記錄又可比上薩達姆的伊拉克。著名左翼導演奧利華史東拍製講述甘迺迪、尼克遜等的陰謀論前，就是以電影《薩爾瓦多》打響頭炮。

今日拉美左翼分子，由厄瓜多爾政府到墨西哥查巴達游擊隊，也是以美軍支持薩爾瓦多的暴行，來警惕同胞溫故知新。

伊拉克的「薩爾瓦多模型」


甚麼是伊拉克戰爭的「薩爾瓦多模型」﹖當年美國大舉援助薩爾瓦多右翼政權抗衡左翼游擊隊，雖然送去大量軍備對付騎馬的農民，但只派了55名美軍訓練當地士兵，並安排當地高級將領到美國受訓，以免美軍出現大量傷亡，這明顯是吸取了越戰教訓。

假如美軍可以逐步從伊拉克撤走，剩下小量軍人訓練伊拉克士兵，這自然是美國國民的心願。問題是薩爾瓦多政府有自己生存的強烈意志，沒有美國，他們還會更腐敗殘暴，但伊拉克政府只是美國傀儡，美軍一撤離，很可能就陷入完全分裂。換句話說，薩爾瓦多政府殘暴，美國反而放心，因為這證明他們有「戰鬥力」，而目前的伊拉克民選政權溫文爾雅，華府反而憂心忡忡，瞻前顧後不懂決策，這實在是諷刺。

拉美版多米諾效應


美國當年不理輿論，大舉支持薩爾瓦多右翼獨裁政權，是基於列根總統親自演繹的多米諾效應。

多米諾效應原來只被美國右派應用在東南亞、東北亞，主張中國赤化後，東南亞各國會逐一倒下，因此才要出兵南越、南韓，以免亞洲一片紅。

這理論在越戰後已崩潰，美國人發現骨牌真的出現，竟然沒有損失，反而防止骨牌出現的戰爭帶來大量傷亡。但到了列根競選期間，卻重新塑造了另一個多米諾：原來蘇聯會通過古巴共產政權滲入美洲各國，最終目標自然是顛覆美國，當時尼加拉瓜率先落入共黨手中，更令美國後院失火。因此，薩爾瓦多左翼游擊隊被認為是蘇聯走狗、拉美骨牌的一部分。

時至今日，我們發現這游擊隊幾乎孤立無援，正如今日的反美厄瓜多爾政府軍一樣，一切卻太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