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的個人文集

張維為：中國夢的三重情懷


五年前的一個場景至今令我難以忘卻：2008年5月12日汶川發生了山崩地裂的大地震，之後的5月19日下午2點28分，舉國上下為地震罹難同胞默哀三分鐘，但儀式結束後，聚集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大批民眾卻遲遲不願離去，他們揮舞著國旗，眼裏含著淚花，不停地呼喊：“汶川，頂住，四川，挺住，中國，加油!”。我是從電視上看到這番場景的，深受震撼。這種場景不會出現在任何其他國家，它展現的可以說是某種特殊的中國情懷，確切地說，是中國人那種“家國情懷”、“大國情懷”和“天下情懷”。



2008年5月19日14時28分，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人們為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難者默哀3分鐘。默哀結束，廣場上的人群自發喊起，“四川加油，中國加油。”

中國人的民族復興之夢，也寄托著這三種情懷：

首先是“家國情懷”。我們的語言聯系著我們民族的文化血脈。中文中的“國家”由“國”和“家”兩字組成，表達了中國人對“國家”的獨特感悟和理解。與西方社會不同，在古代中國，我們的先民主要從事定居的農業生產，血緣紐帶在這個過程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而西方以遊牧為主的生活形態則形成了血緣關系相對淡薄，個人主義為主的文化傳統。中國社會以家庭為中心的文化又衍生出了自己的一整套思維和生活方式，包括“舍己為家”和“保家衛國”這種“家國同構”的社會傳統，包括“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種把個人追求與社會目標統一起來的儒家信念：由個人而家庭，由家庭而社會，由社會而國家，由國家而天下。在今天的中國，這種價值觀又轉化為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和國家凝聚力，真可謂“我們都有一個家，名字叫中國”。正因如此，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非常關註國運的昌盛，都認為國家的安定富強與個人和家庭的安康幸福密不可分，這種感受也是中國人經歷了無數的“國破家亡”悲劇後所形成的集體歷史記憶。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夢是一種“國夢”和“家夢”的結合。國家好，家才好，國家糟，家也糟，“國”和“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今天西方和中國都有一些人想把“愛國”這個詞在中國汙名化，我估計這種努力最終將是徒勞的，因為中國文化中的“家”與“國”的關系超越了西方文化語境和政治話語的詮釋力，中國人“國”的背後是視“國”為“大家”的無數“小家”。中國人“國家”的觀念與西方不同之處還在於中國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延綿了五千年而沒有中斷的文明、是一個數千年古老文明與現代國家形態幾乎完全重合的“文明型國家”，這種“文明型國家”的內容之豐富和精彩，舉世罕見。正因如此，中國“愛國”和“愛國主義”的內涵遠遠超越了西方狹隘民族主義的解讀。中國夢無疑也是中國人的愛國夢。我們有理由期待這個世界將隨著中國夢的實現而迎來更多的公正、和平與正義。

二是“大國情懷”。中國是一個大國，美國也是一個大國，大國都有自己的大國情懷，但中國人的大國情懷有自己的特點。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是“百國之和”的國家，曾領先世界上千年，後來內憂外患使中國跌入低谷，通過中國人民長達百年多的奮鬥和犧牲，中國又快步趕了上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從沒有像今天這樣離我們這麽近。新加坡資深政治家李光耀不久前說：中國渴望成為世界第一強國，“為什麽不呢？他們再次覺醒的使命感是一股勢不可擋的力量。”他還特別提到，“中國就是中國，而不是西方的一份子”。中國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崛起，實現民族復興之夢，中國不會照搬西方模式，也不會成為西方國家的附庸，中國將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影響整個世界的未來，這也是中國人“大國情懷”的一個重要方面。

五十多年前，毛澤東主席曾說過這樣一番體現了中國人“大國情懷”的話：

“你有那麽多人，你有那麽一塊大地方，資源那麽豐富，又聽說搞了社會主義，據說是有優越性，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麽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所以，超過美國，不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應該。如果不是這樣，我們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

可喜的是這種前景正朝著我們迅速地走來。估計十年之後，中國經濟總量將超過美國。屆時中國的中產階層人數估計將是整個美國人口的兩倍，這將決定性地改變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西方至今仍不願意承認中國的政治制度，不願意承認中國1949年革命的意義，不願意承認中國的政治和經濟模式。但到了那個時候，他們可能將不得不承認這一切，當然，即使他們不承認，我們也不在乎了。作為一個超大型的國家，中國的崛起必將影響整個世界未來格局的演變，這種影響也是這個世界所需要的。

三是“天下情懷”。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中國人有“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傳承；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古訓。毛澤東主席說的如果不超越美國，“中華民族就對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們對人類的貢獻就不大”也表現了中國人的這種“天下情懷”。隨著中國夢的不斷實現，中國人要為這個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為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

我們先人的許多理念和智慧，如“實事求是”，“民貴君輕”，“天下為公”，“厚德載物”，“知行合一”，“和而不同”等，都將隨著中國夢的實現而走向世界，惠及天下。世界三大文明中，伊斯蘭文明最崇尚公平、西方文明最崇尚自由、中華文明最崇尚包容，而中華文明最終有可能汲取和包容其它文明的長處，把自己提高到新的境界，同時也為化解世界文明間的沖突做出自己的貢獻。

中國夢的實現也意味著中國模式和中國話語在世界上的崛起，西方主導的政治經濟社會模式和話語存在著太多的問題，需要中國的力量和智慧才能幫助解決這些問題。在政治領域內，我們“民心向背”和“選賢任能”的理念，我們把“選拔”和某種形式的“選舉”結合起來的做法和創新，雖然還可以完善，但已經比西方那種僅僅依賴“選舉”的所謂“大眾民主”模式更有競爭力。在社會領域內，我們“社會與國家”良性互動模式將挑戰西方“社會與國家”相互對抗的模式。在經濟領域內，我們的“混合經濟”模式將會進一步完善，使“看得見的手”與“看不見的手”更好地結合起來，最終真正動搖“華盛頓共識”，並鼓勵越來越多的國家探索自己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道路。

讓我們還是回到汶川大地震後的那個夏天吧。隨著一軸“中國畫卷”的徐徐展開，舉世矚目的奧運會在北京盛裝開幕。中國奧運軍團的傲人成績，中國民眾的愛國熱誠以及“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寬廣胸懷，再一次向世界展現了偉大的中國情懷與夢想。

中國人民有宏偉的抱負，我們崛起的路上還會遇到各種挑戰，圍堵，甚至危機，但只要我們堅持自己的夢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一定會更多、更廣、更深地融入世界，同時也會更多地珍視自己的獨一無二，更多地忠於自己的情懷和夢想，因為正是中國人的這些獨特之處可以構成中華民族對整個人類智慧與文明的最大貢獻。



11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等來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習近平深情闡述中國夢。

張維為：要拿來主義，不要送來主義


一個民族向其他民族進行大規模的文化借鑒，一般都有一個對外來文化的篩選和內化的過程。這種篩選可以是主動進行的，也可以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中國歷史上引進佛教和馬克思主義，現在引進西方文化也是這樣一個過程。日本過去引進中國文化和西方制度也是這樣進行的。歐洲情況也類似。18世紀啟蒙運動的時候，伏爾泰等法國啟蒙思想家，就有選擇地引進了中國儒家文化的一些思想。他說：中國可以對神無知，但不能對道德無知。他引用孔子的話，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認為基督教禁人行惡，而孔子勸人為善，這是更高層次的。

當時歐洲社會處於轉型期，由封建專制轉向資本主義，人們追求理性、平等、自由。而當時的啟蒙思想家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和儒家人倫道德，遠遠好於歐洲的貴族世襲，對他們來說，這就是理性。儒家學說中的人性的一面和內在的自由，被用來反對基督教中的神性統治。中國的皇帝也遵守天理天則，這個觀點被用來反對歐洲的專制。應該說，在歐洲啟蒙運動的初期，中國文化起了一種推動作用。但歐洲奉行的是拿來主義，從反對世襲到贊賞中國的德治，最後走到自己的法治。

更進一步說，歐洲自己價值觀的演變也是一個不斷自我篩選的過程，殖民主義，種族主義，過去都曾是歐洲的主流價值，但今天歐洲重新界定歐洲價值觀的時候，就把這些內容從自己文化中去掉了，歐洲也在與時俱進。雖然不少歐洲人骨子裏還是秉持這些價值，但公開主張這些價值的人確實很少了。

拿來主義與過去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不是一個概念。晚清時候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建立在傳統的“中國為天下中心”的世界觀基礎之上的，好像孔夫子的儒學已經窮盡了一切真理，所以中國官員認為沒有變革的必要，更不要說感到變革的緊迫感了。而過去這30年，完全不是這個情況。鄧小平說得非常明確：“不搞改革開放，死路一條。”

中國是全方位的開放，全方位的向外國學習，學習人家一切好的東西。但以我為主，自己來拿，不讓別人牽著鼻子走。外國的東西，要通過中國的實踐來檢驗，有些可以全部接收，越多越好；有些可以借鑒一部分；有些可以堅決拒絕；有些現在條件還不成熟，待條件成熟時再來借鑒；有些可以觀察一段時問，先不貿然引進。

一個民族一旦不願意向別人學習往往就是這個民族走下坡的開始。“文革”中，我們閉關鎖國，老子天下第一，結果導致了愚昧落後。美國現在只知道教訓別人，不知道向別人學習，這也說明美國開始走下坡了。我的一位很好的法國朋友說他現在最痛苦的事就是每天開車上班都要路過三家麥當勞，他自豪地告訴我，他一生中，從沒有嘗過一口可口可樂。我很理解這種法國人特有的對美國文化的反感。不過我覺得從心態上來說，還是中國的態度比較好。麥當勞的東西雖然是所謂的“垃圾食品”，和中華美食無法媲美，但它有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它的衛生標準，它的標準化配餐，它的鮮明色彩，它的快節奏等等，使它在飲食大千世界有一席之地。麥當勞進入中國後，也很受歡迎，除了有它自己的特色外，也確實推動了中國快餐業的發展，甚至使不少人質疑為什麽我們這個泱泱食品大國，就拿不出一個可以走遍全國的一流快餐品牌呢？更不要說拿出一個馳名世界的快餐品牌了。麥當勞在中國存在和發展的事實，等於是在時時刻刻提醒我們：中餐至少在快餐這個領域內還有很大的潛力可挖，還有很多東西要向別人學習。

過去30年的歷史證明，中國終於在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之間找到了一個平衡點。毛澤東過去說過：我們願意把西方當老師，向西方學習，但是老師老是欺負學生，學生只能反抗，最後演變成了一切都和西方對著幹，一切都要自力更生。“文革”後，我們通過改革開放，終於在對外開放和獨立自主之間找到了一個積極的平衡點，這就是努力學習人家一切長處，不斷地壯大自己，這使中國和西方的關系出現了全新的格局：某些領域內，我們雙方利益重疊，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雙方合作共贏。另外一些領域內，雙方利益有沖突，但我們已經學會了有禮有節地鬥爭，既堅持原則，又不走極端，最大限度地捍衛自己的民族利益，但也拒絕狹隘的民族主義。這種拿來主義的理念為中國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寶貴的發展機遇，使我們自己迅速地發展了起來，也使我們和西方周旋的能力和空間越來越大，這是拿來主義的勝利。今後也一樣，不管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出現什麽問題，我們對於別人的長處，都要虛心學習，但是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中國決不失去自我，而是要逐步壯大自我。

一個處在社會轉型期的發展中國家，比較容易看到別人的長處，自己的短處，會認為，“拿來主義”太繁瑣，還不如“送來主義”，全盤照搬別人好的做法就是了。其實“送來主義”效果都不好。對於外國好的經驗和方法，根據我們自己的國情來借鑒，而不是照搬。中國自己吃過全盤照搬的苦頭。如50年代學習蘇聯，一切都照搬蘇聯，蘇聯人口少，鼓勵生育，我們也照搬，生得越多越好，結果導致了人口增長過快。從改革開放的30年來看，總體上我們保持了“拿來主義”。比方說，在金融改革這個領域內，我們學習了很多西方的經驗，但對開放資本市場則采取了謹慎的態度，從而使我們成功避免了後來席卷世界的金融海嘯，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金融海嘯使得許多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降低。但現在海外一些媒體把中國模式簡單地描述為“北京共識”對抗“華盛頓共識”，這是不準確的。中國經驗的真正獨特之處在於：我們大致保證了自己的政策空間，也就是說，由自己來決定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采用外國的思想，或是不采用外國的東西。

非洲很多國家的經歷很能說明問題：冷戰的時候，一種是蘇聯的“送來主義”。一種是西方的“送來主義”，他們都接受了。當然，他們也難，因為如果不按照蘇聯或者西方的要求去做，他們就得不到經濟援助。問題是一旦自己失去了決定取舍的主權，讓別人牽著鼻子走的時候，往往導致災難，因為別人很難真正了解你的國情。俄羅斯的改革就犯了這個錯誤。由哈佛教授設計的“休克療法”，一下子在全國推行，以求一夜之間建立市場經濟制度和多黨制的民主制度，結果是災難性的。關鍵是西方不了解俄羅斯的實際情況，不了解其他國家的國情，但又喜歡指手畫腳，所以提出的各種方案大都從意識形態出發，從價值觀出發，結果成功率很低。相反，我們現在是以我為主，請你們提出建議，我還要你們“競爭上崗”，然後我有選擇地采用，這樣做效果好得多。

在拿來主義方面，中國大陸特別幸運的是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已經有了三個發展起來的華人社會：香港、臺灣、新加坡。我們受益的不僅是三地的資金、人才，而且也受益於他們的軟件建設：比方說，香港和新加坡的法治建設和反腐機制建設、臺灣的中西融合的市民文化、三地在經濟發展和管理方面的經驗等等。他們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已經把很多西方的東西，在中國文化的環境下創造性地轉化了、內化了。中國大陸向他們學習的時候，會感到比直接向西方學習要容易一些。這三個華人社會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的成功經驗，對中國在許多領域內實行拿來主義有積極的影響。同時，在中西文化融合方面，中國大陸也積累了許多自己的經驗，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前後所進行的大量改革與創新，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改變了世界經濟大格局，其產生的效益和經驗又反過來輻射到港澳臺等華人地區。

現在國際上討論發展問題時，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提出要保持自己的“政策空間”，並總是用中國作為例子，來說明一個國家只有堅持自己的“政策空間”，才能發展起來。如果喪失了自己的“政策空間”，跟著西方亦步亦趨，最後的結果幾乎都不好。所謂保持“政策空間”，其意思就是拿來主義，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來對外來的東西作出篩選，合適的要學習，不合適的要拒絕。中國所走的拿來主義之路已經在國際上得到了廣泛認可。我們今後也應繼續這樣做，才能使國家的命運操縱在自己手中，才能最好地利用好外部資源，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得更加繁榮富強。

張維為：中國模式不怕與西方模式競爭


一位德國朋友給我講過一個政治笑話，說德國總理問一位經濟學家，為什麽德國沒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這位經濟學家回答說，總理你千萬不要擔心，因為如果有世界一流的經濟學家，就沒有世界一流的經濟了。換句話說，在美國及西方特別是戰後形成的經濟學出了大問題，首先就是沒有成功預測2008年金融危機，甚至可以說它成了導致這場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樣，過去30年來，西方學者對中國大陸未來的預測，包括許多大牌中國問題專家，大部分都是錯的。坦率地講，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偏見使然，他們總認為中國的政治制度不行，美國模式代表著中國未來。另一方面，我想恐怕是西方的政治學、經濟學、新聞學、社會學、法學等理論及其方法論本身存在著巨大的局限。由此我提出，社會科學研究要考慮“改變範式”的問題。

在歐洲生活20多年，我感覺西方模式遇到巨大挑戰。對於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和社會來說，基本上兩種結局，一種是“從希望到失望”，另一種是“從希望到絕望”。失望的更多，包括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相當一大部分是“扶不起的阿鬥”，完全靠西方援助。

我們質疑西方民主理論體系的一些基本預設，我把它們稱為西方民主理論的“基因缺陷”。一個預設是“人是理性的”，認為人會通過認真思考，投出理性的一票，但現在選民已經越來越民粹。另一個預設是“權利是絕對的”，但中國文化所提倡的權利和義務的平衡才是真理。

為什麽非西方社會采用西方民主制度，失敗概率這麽高？我把西方制度概括為由分到合，即社會由不同利益集團組成，每個利益集團都有其代表，通過多黨制的競爭、票決的方式，把分裂的碎塊重新整合起來。非西方社會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只要它分裂了就再也整合不起來，比如臺灣、泰國、蒙古、菲律賓等，甚至包括今天的許多西方國家本身，比如美國，它也越來越整合不起來了。

到現在為止，共產黨還是代表大多數人的政黨，而不是少數人或一部分人的黨。這是最關鍵的。打比方說，100個最富的中國人是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決策的，但在美國，大概50個最富的人就可以左右白宮了。

中國模式一個主要特點可概括為選賢任能。現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大都有兩到三任省委書記的經歷。如果按照西方一人一票才算民主的邏輯，中國的政權沒有合法性，但如果按照中國人選賢任能和“治國必須靠人才”的邏輯來看，美國政府沒有合法性。

在臺灣，中國傳統文化的教育從未中斷，百姓總體上比較溫良恭儉讓，但臺灣政治和媒體卻相當偏激、對抗甚至粗暴。那麽，臺灣有沒有可能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尋求一種不是“為反對而反對”的民主模式，而是一種協商性的民主之路呢？

中國大陸今天在很認真地探索協商民主。以大陸的五年計劃為例，意味著在各層面上進行成千上萬次的磋商，是真正的民主，從而對國家產生長期指導。以上海浦東為例，浦東發展戰略從1990年制定，一以貫之至今，從而創造了今天的浦東奇跡。在我看來，上海是不怕與紐約競爭的，以此類推，中國模式也不怕同西方模式競爭。

張維為：西方的“空談誤國”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是中國崛起的一條重要經驗。其實，“空談誤國”也是世界各國治國理政的一條普遍規律，對西方國家同樣適用。西方陷入今天的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很大程度上也有“空談誤國”的因素。如果西方體制無法克服自己所患的“空談誤國”癥，那麽西方整體走衰的速度還將加快。

西方“空談誤國”癥的主要癥狀有：

一、空耗內鬥

由於西方國家“選舉政治”的驅動，政客做事的主要考慮總是選舉的需要。以深陷債務危機的希臘為例，盡管國家幾乎破產，但各個政黨還是為下一輪競選而沒完沒了地打口水仗。希臘領導人去年竟然公開主張采用公投來要挾歐盟，一時使整個歐洲陷入緊張，但這些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為了國內黨派間達成某種交易。難怪有西方學者這樣評述希臘政治：“希臘發明了民主。但現代希臘卻有可能給民主帶來惡名。雅典的政客們爭論不休，有可能使歐洲債務危機升級，對希臘、歐盟乃至世界經濟整體產生嚴重後果。”

美國的“空談誤國”癥也很嚴重。美國金融海嘯本質上緣於金融監管失控和資本力量對體制的控制，但盡管危機當頭，民主、共和兩黨卻遲遲無法就應對危機達成共識，許多改革提案的討論變成了馬拉松式的扯皮。在金融海嘯爆發的2008年，共和黨使用或威脅使用了“阻礙議事”的方法，使80%的主要立法事項陷於癱瘓。這種空耗內鬥至今仍未中斷。英國《金融時報》去年曾發表題為《美國選擇自我毀滅》的文章，驚嘆“我們很難記起美國政治中還有比眼下更哀涼的時刻”，批評美國政客見利忘義，互拆墻角，甚至“希望經濟盡可能糟糕”。

二、言而無信

西方模式一個普遍問題是政客喜歡開空頭支票，但大都言而無信。日本經歷了“失去的20年”，這也正是日本政壇走馬燈一樣換首相的20年，政客們競相給出美麗的承諾，但落到實處的非常有限。西方政治制度今天的特點之一就是產生一大批能說會道但不能幹的政客，日本是一個典型。前首相野田佳彥曾公開表示自己是“凡人一個，既非世襲議員，也沒有雄厚資金，既不是帥哥，也沒有賣點，但有一點讓我引以為豪的是，在現有政治家中，我是街頭演說做得最好的”。日本《大眾周刊》一篇評論說：“如果實行美國式的競選辯論就可以改變日本政治，我們只要有一群傑出的辯論家就行了，日本最不缺的就是這種人。國家政治混亂，不是這種人太少，而是這種人太多。日本現在需要的不是辯論家，而是實幹家!”

四年前，美國總統奧巴馬高喊著“變革”的口號入主白宮，但四年過去了，他兌現了多少承諾？華爾街還是我行我素，醫療改革仍然懸而未決；他承諾削減國債，但國債卻從原來的11萬億美元增加到現在的16萬億美元。鄧小平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調侃過美式民主的言而無信：“美國把它的制度吹得那麽好，可是總統競選時一個說法，剛上任一個說法，中期選舉一個說法，臨近下一屆大選時又是一個說法。美國還說我們的政策不穩定，同美國比起來，我們的政策穩定得多。”2011年標準普爾降低了美國政府的信用評級，主要理由就是“美國政治決策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增加”導致了“對美國政治決策機制的信心下降”。美國蓋洛普公司2012年6月的民調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美國公眾對美國國會的支持率持續低迷，只有17%。

三、民粹盛行

民主政治在西方越來越演變成民粹政治，即政客對民眾的不斷操縱和忽悠，只要選票來得快，政客什麽話都可以說，什麽虛招都可以玩，不在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在乎自己國家的長遠和整體利益，結果是許多西方國家治國理政中的理性與責任日漸缺位。去年美國大選中，奧巴馬和羅姆尼唇槍舌劍，就內政外交、經濟民生等問題展開論戰，而屢屢“中槍”的卻是遠隔萬裏的中國：明明是華爾街的貪婪等因素造成了美國今日之困境，政客們卻大談中國人偷走了美國的就業機會，還將中美貿易失衡歸結於人民幣匯率問題。對於美國政客來說，這樣做的最大好處就是忽悠百姓，拉到選票，所以中國就成了美國諸多問題的“替罪羊”。

這種一味討好選民的民粹政治是美國各級政府陷入債務危機的主要原因。美國加州政府破產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民粹政治使政客一路高喊減稅，先是減少財產稅，後是取消汽車稅，最後加州政府陷入了破產的境地。州政府後來想恢復汽車稅，但州議會又從中作梗，結果使加州財政陷入惡性循環。南歐葡萄牙、意大利、希臘、西班牙相繼出現財務危機，主要原因也是低能政客競相討好選民，各種各樣的福利支出耗盡了國庫，最終惡果還是要百姓來買單。

“空談誤國”導致西方民主品質的嚴重滑坡，其大背景是西方民主制度越來越演變成一種“遊戲民主”，也就是把民主等同於競選，把競選等同於政治營銷，把政治營銷等同於拼金錢、拼表演、拼空談，政客所做的承諾很少兌現，多數選民對此也無可奈何，結果是國家治理品質的普遍下滑甚至急劇下降。

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個被寵壞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遺留下來的豐厚家產，如西方多數國家那樣，他還可以繼續揮霍和“遊戲”一段時間；而對於那些祖上遺產不多的發展中國家，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後，情況就更糟。印度實行西式民主，也染上了“空談誤國”癥，其主要政客9年前競選時的一句大話、空話：5年後世界將“忘掉上海，轉而只談孟買”，今天成了一個經典的政治笑話。

如果說中國概念的“空談誤國”點出了西方模式的某種頑癥的話，那麽“與時俱進”大概就是中國可以給西方模式開出的藥方。其實西方許多有識之士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比利時在經歷了540多天無中央政府的危機後，這個西方國家的一批知識分子於2011年11月發表了《千人集團宣言》，對西方民主制度未能“與時俱進”提出了強烈的批評：“除了民主，現在全世界的革新無處不在。如公司必須不斷創新，科學家必須不斷跨越學科藩籬，運動員必須不斷打破世界紀錄，藝術家必須不斷推陳出新。但說到社會政治組織形式，我們顯然仍滿足於19世紀30年代的程序。我們為什麽必須死抱著兩百年的古董不放手？民主是活著的有機體，民主的形式並非固定不變的，應該隨著時代的需要而不斷成長。”

這段話說得很棒！如果西方還是拒絕“與時俱進”的改革，無法克服“空談誤國”癥，那麽西方整體走衰的趨勢恐將難以避免，甚至不能排除一些西方國家加速滑向“第三世界”。這種現象實際上已經在許多西方國家內部出現，在美國、法國、意大利等國內部已經有相當規模的“第三世界”，而像希臘這樣的國家似乎正在整體滑向“第三世界”。西方國家該警醒了：與其忙於向世界推銷自己的民主，還不如好自為之，痛下決心，全面修理一下自己的治國理政模式。

（作者：復旦大學特聘教授）

張維為：中國道路的歷史合法性

張維為：復旦大學特聘教授、瑞士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瑪雅：《鳳凰周刊》執行主編

用中國崛起事實糾正“大國小民”心態

瑪雅：現在有一種說法，中國經濟在10-20年之內可以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是在軟實力上，中國不可能趕上美國。

張維為：這要看你怎麼比。軟實力比較的關鍵是標準，如果你只認同西方制定的標準和西方采用的形式，那中國永遠也趕不上美國。但問題是，西方的標準存有太多的問題，我們在許多方面的眼光和實踐早已超越了西方標準。2011年6月，美國自由派學者弗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來上海，我和他進行了對話。福山在1988年寫了《歷史的終結》一書，引起軒然大波。他現在承認說，當時沒有考慮到中國因素，沒想到中國的崛起會如此之快，所以他說，他是來學習的。他認為，中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也有不少問題。比如，中國沒有真正的問責制，沒有真正的法治;中國歷史上碰到好皇帝就國泰民安，碰到壞皇帝就王朝衰落。他說，你看現在中東出現的亂象，中國是不是也面臨這樣的危險?針對他提出的問題，我談了我的看法。

關於問責制和法治，我說，德國一位雜誌主編曾經問我：你們上海變得越來越像紐約，是不是可以說沒有什麼中國模式，而只有美國模式?我跟他說，你觀察得不夠仔細，實際上上海在不少方面是超過紐約的。甚至可以這樣說，中國人今天在自己的土地上做的事情是一種探索，我們從西方學到了很多東西，今後還要繼續學，但是我們今天的眼光已經超越西方。我給他舉了幾個例子，我們開會所在地上海靜安區在不少方面比紐約的曼哈頓要強。2011年一場火災，造成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政府進行了問責，一些官員受到了法律和行政制裁。反過來看，美國的金融危機至今已經延續好幾年了，老百姓的資產大幅縮水，可是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人對此負任何責任，既沒有法律責任，也沒有政治責任，而且造成這場危機的金融大鱷們還要拿巨額獎金。為什麼呢?因為美國是一個把法治絕對化的國家，依照法治，他們是簽過合同的，他們應該拿這個錢。美國老百姓很不高興，奧巴馬總統也很不高興，但是沒辦法。中國正在探索新的法律制度，來避免這樣的問題，我們要考慮一個國家整體的核心利益和一個社會的道德良心。對於涉及國家核心利益和社會良心的少數重大案件，我們會在法治的前提下考慮用政治方法來處理，以防止法條主義可能帶來的危害，所以中國不會出現金融大鱷造成金融危機後還可以拿巨額獎金的事情。

至於壞皇帝的問題，我說，實際上這個問題已經解決了。我們汲取了中國歷史上的教訓，汲取了“文革”的教訓，現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有嚴格的任期制，還有集體領導制。我們有一個淵源流傳的傳統——選賢任能。中國的一個省往往相當於歐洲五六個國家那麼大，想要治理好很不容易。我們的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但是我們不大可能選出像小布什這種領導人，因為他遠遠低於中國人對國家領導人的要求。而在美國這樣的制度下，你不能保證下一個總統比小布什強。如果那位佩林當選，恐怕還不如小布什。換言之，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對美式民主模式是一種挑戰。雖然選賢任能模式還可以改進和完善，但已經可以和美式民主進行競爭。

瑪雅：福山質疑中國的政治制度，認為中國可能出現“阿拉伯之春”，言外之意，還是歷史終結論?

張維為：福山先生講歷史的終結，要我說，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不同的民族對各種制度的探索正方興未艾，中國也在探索。我對西方模式的前景是比較悲觀的，一些小的國家比如瑞士這樣的還可以玩一玩，大的經濟體是很難的，現在看到的情況是，越來越難以為繼。希臘是西方民主的發源地，現在近乎破產。我20多年前去過希臘，當時希臘政府就是財政赤字。

英國是現代議會民主的發源地，現在也陷入嚴重的財政危機，公共債務占GDP的90%。所以當中國政府考慮在英國投資時，英國人非常高興。美國是在全球推銷西方民主最起勁的“典範”，現在成了全球金融危機的發源地。我粗算了一筆賬，如果沒有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的話，美國實際上也破產了，把美國國債平攤一下，每個美國人平均借貸5萬多美元，這還不算私人債務。中國人如果可以這樣借債，那我們也是發達國家了。

所以我說，在西方制度明顯走下坡路的時候，你要說服我，總得拿出個像樣的例子來，證明這個制度在非西方國家做得確實比中國好。事實是，不但在非西方國家沒有成功，在西方文化的邊緣國家，比如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它也很不成功。所以我覺得，中國在政治改革中有一個基本思路，我叫做選拔 + 某種形式的選舉，這個模式超越了西方光靠選舉的模式。

衡量一個政治制度的優劣，我只用兩個概念：良政和劣政。如果一個制度不能導致良政，就是壞制度。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新加坡是典型的例子，國家治理得不錯。中國大陸雖然有不少問題，但總體治理水準遠遠超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這種例子太多了，從新近“民主化”的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到所有“顏色革命”的國家，如吉爾吉斯斯坦、烏克蘭等。現在美國開始在緬甸推動民主，結果還會是一團糟。

所以我認為，用中國話語來說，民主可以分為實質民主和程序民主，兩者都能做到最好。如果兩者只能選其一，我寧願要實質民主，在實質民主逐步實現的過程中來發展程序民主。中國現在已經形成了非常重要的民主決策的機制，比如我們五年規劃的制定過程，成千上萬次上上下下各種各樣的磋商，所有的人都關心，股民關心，投資者關心，企業也關心。但是西方沒有這種機制，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恐怕是西方要向我們學習的問題。

瑪雅：你的《中國震撼》一書出版後，引起強烈反響，也受到一些批評。有評論認為，中國還需要另一種震撼，就是對存在問題的震撼，這種震撼似乎比前一種震撼更需要。對於中國存在的問題你怎麼看?

張維為：我從不否認中國存在問題，有些問題還相當嚴重，需要認真加以解決。我在書中談了幾個主要方面的問題，比如收入差距、環境汙染、貪汙腐敗、城鄉不協調等等，這裏不再具體討論了。我想指出一點，我們在談論“文明型國家”內部的問題時,要有一種“板塊概念”，這樣才能對問題準確定位。有些人試圖用以偏概全的方法來否定中國所取得的成就，把局部的問題無限誇大進而否定中國的發展模式，這是不明智的。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多，如果你認為美國是個正常國家的話，那麼中國的問題即使比美國多4倍恐怕也是正常的。事實上，美國的問題並不比中國少，美國監獄裏的人數比中國還多。看中國的事情，一定要有一個宏觀的把握，抓住一些問題來否定整體的巨大進步是不可取的。比如政府績效，據我觀察，意大利和希臘的腐敗遠比上海嚴重，上海的城市治理水平高於羅馬，和紐約也是可比的，上海、江蘇、浙江的治理水平明顯超過希臘，盡管希臘和意大利都是發達國家俱樂部的成員，紐約是發達國家的頂尖城市。所以說，中國這些成就很了不起，我們整個發達板塊(主要指沿海發達地區)相當於30多個中等歐洲國家之和，人口和美國差不多，這麼大範圍內所取得的任何成績，都足以對國內其他地區產生示範效應，對整個世界產生震撼效應。

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引起全世界關註。西方媒體幾乎都在第一時間刊登了這個消息並發表評論。英國《泰晤士報》指出，中國躍居世界第二位，意味著全球經濟和政治權力的轉移。《紐約時報》將這一超越稱為中國國力增強的“裏程碑”。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現在也大都認為，少則10年多則2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

相比之下，中國媒體的相關報道和評論則顯得低調，大都強調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目前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10，所以這個世界第二大國的含金量不高。持這種觀點的人，一部分是秉承謙虛謹慎、韜光養晦精神，他們更多地看到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也擔心 GDP被拔高了會導致國家承擔過重的國際責任。而另一部分則屬於看不到或者不願意看到中國迅速發展的人，他們不僅認為中國GDP超過日本沒有什麼了不起，而且還認為1840年的時候中國GDP也是世界第一，還不是照樣挨打。

其實，謙虛謹慎也好，韜光養晦也好，關鍵是要實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對中國今天的經濟規模心中有數。如果韜光養晦意味著輕易貶低自己，使得人民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失去信心，那也是危險的。那些不願意看到中國模式成功的人就經常利用這一點來誤導民眾，唱衰中國，造成在一部分國人中大國小民心態的蔓延。為了糾正這種偏向，我們應該把中國崛起的事實如實地告訴我們的人民。從我走訪100多個國家的實地觀察來看，過去30多年，中國無疑是世界上整體進步最快、人民生活改善最多的國家。中國今天遇到的各種問題，其他大國在崛起過程中也都遇到過，最終也都可以在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得到解決。我們完全可以在這樣一種新的認知基礎上，重新凝聚全社會對於中國發展道路的共識，確立一種自信自尊自強的韜光養晦，而非精神不振信心不足的韜光養晦。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應對國內外各種挑戰，為中國走向更大的輝煌開辟新的前景。

美國人已經不做“美國夢”，中國人民要堅信自己的路的歷史合法性

瑪雅：2012年11月召開的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政治的獨特性是什麼?中國為什麼必須堅持自己的政治發展道路?

張維為：中國超大型的人口規模、超廣闊的疆域國土、超悠久的歷史傳統、超深厚的文化積澱意味著，中國政治形態也是獨特的，因為治理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只能以自己的理念和方法為主。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政府都必須處理好民生問題，解決好天災人禍問題，應對好人口規模和疆土規模帶來的特殊挑戰，否則就會失去“天命”。在漫長的歷史中，中國人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政治文化觀。中國人目光比較遠大，思維方式更註重整體效果。中國人歷來把國家長治久安、國運昌盛放在一個極為突出的地位，很難想象大多數中國人會接受每隔四五年換一個中央政權這種源於西方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中國歷史上比較繁榮昌盛的朝代都與強勢開明的政府聯系在一起。

中國今天的政黨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黨。中國的執政黨不是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相互競爭的西方政黨。“文明型國家”的最大特點是“百國之和”，這種國家如果采用西方多黨競爭制度，極易陷入黨爭而四分五裂。辛亥革命時期中國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憲政制度，但是整個國家迅速四分五裂，天下大亂，這個深刻的歷史教訓我們必須永遠記取。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對於中國來說，改旗易幟是一條邪路。

西方很多人曾經想當然地認為，隨著中產階層的日益壯大，中國也會接受西方對抗性政治模式。但是他們後來發現，今天的中國中產階層似乎比其他任何階層都更加珍惜國家的政治穩定。中國中產階層大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了解中國歷史上經歷過太多的戰爭和動亂，了解西方“民主化”已經給許多發展中國家帶來混亂和動蕩，了解自己辛辛苦苦得來的財富積累得益於中國30多年的政治穩定。所以我認為，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決定了中國社會未來演變的大趨勢：它不會是西方所希望的“社會與國家”高度對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會與國家”互動互補的模式。這個模式將會使中國社會比西方社會更具有凝聚力和競爭力。

瑪雅：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強調深化改革，這個決心和意願被一些人解讀為深化政治改革，他們所主張的改革方向仍然是西方民主。

張維為：十八大報告已經明確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這叫一錘定音，目的就是終結這些西方模式迷信者的政治幻想，徹底了斷他們的“戈爾巴喬夫夢”。如果連這一點都看不清楚，那真是太幼稚了。有些人總認為，中國經濟改革進步很大，但是政治改革滯後，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問題。我倒建議換一個思路。我們是否可以這樣來看：我們才對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挖潛”和“微調”，國家就迅速崛起了，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可望而不可及的成就。換句話說，即使在不那麼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謂“政治改革滯後”的情況下，我們都可以與任何一個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競爭並且勝出，讓整個西方世界受到強烈的震動。下一步的改革，我們當然不會像戈爾巴喬夫那樣否定本國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們自己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集思廣益，不斷改進和完善我們的制度，最終實現對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超越紐約一樣。

其實，經濟改革也是這樣。西方國家至今都不承認我們的市場經濟地位，但這又有什麼關系呢?西方其實越來越感到競爭不過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我們的路走對了，世界上沒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適合自己國家的模式。如果我們能夠繼續推動符合中國國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種關系進一步理順，把人民的智慧和潛力進一步發揮出來，那將是更加蔚為壯觀的事業。所以說，好戲還在後頭，我們千萬不要以大國小民的心態來窺視這個世界，甚至連擡起頭來正視西方的勇氣都沒有。過去30年間，我走訪了100多個國家，總體上看，發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國，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國，中國人是世界上最沒有理由對自己國家的前途感到悲觀的。我們遇到的問題，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國都曾遇到過，迄今為止，我們處理得比他們當時好得多，許多方面，我們今天幹得也不比他們差。中國的模式雖有缺陷，但是可以完善，中國模式總體的成功毋庸置疑。

瑪雅：很多西方人以及很多中國人，並不是從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出發看問題，尤其是政治制度問題。他們認為，沒有多黨競爭選舉，就沒有政權的合法性。

張維為：這是十分淺薄的觀念。我有一次遇到一位美國學者質疑中國政權的合法性，我反問他，為什麼不首先質疑一下你自己國家的合法性：你們占了別人的土地，通過殖民、移民、滅絕印第安人，才建成了今天的美國，這樣的國家合法性和正當性在哪裏?按照中國人的政治理念，按照國際法，侵略和種族滅絕是根本沒有合法性的。他無言以對，最後歸結說，這是歷史。可見，即使從這位美國人的視角來看，美國的國家合法性也只是一種非常牽強的歷史合法性——歷史就是這麼演變過來的。

縱觀人類歷史，最常見的合法性就是歷史合法性。一個“文明型國家”數千年形成的政治理念和歷史傳承是最大的合法性來源。中國政權合法性形成的時候，今天西方的絕大多數國家尚不存在。這種歷史合法性的最大特點就是“選賢任能”的政治傳統和“民心向背”的治國理念。這是中國在數千年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都遠遠領先於西方的關鍵所在，是中華民族政治智慧的突出體現，也是中國模式今天超越西方模式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我們完全可以用選賢任能的理念來質疑西方政權合法性的來源：沒有選賢任能的理念，一個政權怎麼能有資格執政?這樣的政權能對國民負責嗎?能對世界負責嗎?小布什執政8年給美國帶來了經濟衰退，給伊拉克帶來了滅頂之災，給世界帶來了金融危機，就是一個例證。

瑪雅：其實不論什麼原因，西方人對中國模式有所偏見都可以理解，真正讓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有些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發展和未來充滿懷疑，對功能失調、問題凸顯的美國模式執迷不悟。2010年11月23日，美國《全球主義者》在線雜誌發表文章《在中國，美國夢仍在，而且還很美好》。文章稱：

我們生活在一個奇怪的，甚至可以說是扭曲的時代。突然間，最擁護美國的人都對這個國家的未來產生了深切的懷疑，不知道這個國家以後還能不能繼續輝煌下去。然而在最近的中國媒體之行中，我們發現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美國夢仍在，而且還很美好。這是令我們最為吃驚的。

當交流互訪的中國學者聽到我們美國記者學者批評美國政治陷入僵局和美國社會陷入嚴重沖突時，他們會非常不高興……他們跟我們說，不要再說美國怎麼不好了，我們不會相信的。你們在摧毀我們對未來的夢想。相信美國有美好的未來是令我們中國人走出許多黑暗日子的動力。

張維為：這篇文章讓我想起1997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和西方一些學者試圖全面否定“東亞模式”，進而也否定“中國模式”。美國有學者當時給亞洲國家開了兩個藥方：一是推動全面市場化，反對通過政府幹預挽救經濟——這與美國現在的做法截然相反;二是推動全面民主化，以解決“權貴資本主義”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甚至說，這場危機“是對不實行民主的國家的一系列懲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比亞洲金融危機嚴重無數倍的金融海嘯竟起源於美國這麼一個“民主典範”國家，而且美國這麼“優越”的民主制度竟然對金融危機的爆發毫無察覺，對金融危機處理不當之處也是比比皆是。真不知道阿瑪蒂亞·森先生現在該如何解釋這一切。依我之見，美式民主體制中資本力量影響過大就是這次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我甚至可以套用阿瑪蒂亞·森的句式說：這場危機是對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民主原教旨主義者的一系列懲罰。實際上，市場與民主都是人類文明的產物，所有國家都可以結合本國的國情加以采用，而一旦某些人把某種特定的民主模式和市場制度推向了唯一和極端，這就與宗教原教旨主義無異，其信徒會失去理性，結局自然不會好。今天世界上的很多問題，從美國的金融危機到小布什“大中東民主計劃”的慘敗，其深層原因都在於此。

根據美國芝加哥大學2009年的“普遍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美國人中對本國體制“很有信心”者原來比例就不高，如今遭遇金融海嘯，更是一路走低：

2000年與2008年對比的數字分別是：

1.對政府行政主管部門“很有信心”者14%與11%;

2.對國會“很有信心”者13%與11%;

3.對銀行“很有信心”者30%與19%;

4.對大公司“很有信心”者30%與16%。

(資料來源：2009年3月28日《經濟學人》)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Paul R. Krugman)2009年12月28日在《紐約時報》上撰文指出：“1999年的時候，美國決策層幾乎都認為美國有誠實的公司會計，這使得投資者可以作出正確的決定，並迫使管理人員采取負責任的行為，由此形成一個穩定、運轉良好的金融體系。所有這一切有多少是真實的，占多大的百分比呢?結果是零。”這種自欺欺人的盲目自信使美國過去10年的“就業增長為零，老百姓收入增長為零，股市增長為零。”

國內一些學者喜歡談論經濟和政治“轉軌”，其中一些人心裏的參照系就是美國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然而，美國的金融海嘯以及美國公眾對本國體制的信心危機說明，美國體制本身的改革任重道遠。有些人把美國制度吹得天花亂墜，還要中國去效仿這種公共信任度如此之低的體制，這何以服人?中國的體制雖然有缺點，但是不斷在進行改革。正因如此，走遍中華人民共和國960萬平方公裏大地，也找不到一個10年內就業增長、老百姓收入增長、股市增長均為零的地方。但是國內有些所謂的精英就是中了那個邪，眼睛裏只有美國模式，怎麼也自信不起來。中國有句古訓“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如果你的標準就是美國這個有諸多缺陷的政治和經濟制度，那你最後得到的恐怕連他的一半都沒有，還會把自己的優勢全丟光。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的任務就是通過取百家之長，超越美國模式，積極發揮自己的優勢，不斷推動符合中國國情的制度創新。

瑪雅：與美國的低信任度相反，中國民眾的信任度卻處在高位，居世界各國榜首。2012年2月，全球最大的獨立公關公司愛德曼發布了年度全球信任度調查，中國成為全球信任度綜合指數最高的國家，達到76%。信任度綜合指數體現了大眾對商業、媒體、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信任程度的平均水平，這從一個方面說明，多數中國民眾對自己國家的發展狀況是滿意的。

張維為：的確如此，這種情況已經持續了好多年。美國頗有影響力的皮尤研究中心多年來一直對世界主要國家進行民意測驗，了解公眾對自己國家現狀的滿意程度。2005年對17個國家的調查發現，72%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現狀表示滿意，在17個國家中拔得頭籌。相比之下，美國人的滿意度是39%，法國人是29%。2008年的調查結果顯示，86%的中國人對自己國家的發展方向感到滿意，美國人滿意的比例是23%。2010年的調查發現，中國人還是排名第一，87%的人對自己國家基本滿意，美國人表示滿意的是30%。

這些調查並不能說明與政治制度有關的所有問題，但至少可以說明一點：中國現有的體制一定有其長處，西方的體制一定有其短處，否則不會是這樣的結果。過去30年中，一個舉世矚目的事件就是中國的迅速崛起，這種崛起的方式是西方所沒有預料到的。崛起背後的理念也和西方主流觀念大相徑庭，這些理念對於我們進行民主創新富有啟迪。使中國改革開放獲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實事求是”，其核心內容是不相信任何教條，通過對事實本身的檢驗來確定事物的是非曲直。

瑪雅：美國最近出了一本書，書名叫《21世紀的治國之道：東西方之間的中間道路》。作者指出，美國應該打破禁忌，學習中國的治國之道。

張維為：坦率地說，一個5000年延綿不斷的文明本身就是人類歷史上一份最偉大的物質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對此首先要心懷敬意。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活著的古老文明，雖然古老，但至今根深葉茂、生機勃勃。今天它所展現出的一切，絕對不是“先進” 和“落後”、“民主”和“專制”、“高人權”和“低人權”這些過分簡約甚至簡陋的概念可以概括的。中華文明的內涵要比這些概念豐富一千倍、一萬倍。這樣一個古老的文明今天以一個現代國家的形態而迅速崛起，這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某種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就是把整個中華文明推入國際大競爭，看一看中華文明能不能站住腳。結果發現，中華文明不但站住了腳，經受住了考驗，很多內容還被迅速激活。通過取長補短、兼容並蓄，中國成了世界上進步最快、活力最大的國家，並且開始深刻地影響整個世界的未來走向。

摒棄西方新蒙昧主義，構建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

瑪雅：你在書中談到“政治標準競爭”，這個提法非常吸引人。你是在這個意義上提出，中國的崛起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崛起、一個模式的崛起，而且是一個獨立的政治話語體系的崛起?

張維為：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我先談談蘇聯解體。蘇聯的垮臺有種種原因，有經濟上的也有政治上的，這其中，沒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話語體系，無疑是個主要原因。

我曾讀過前蘇聯資深外交官阿達米辛的回憶錄。阿達米辛在冷戰後期負責蘇美之間的人權對話，但他一邊和美國人對話，一邊從心裏感到美國人言之有理。他向蘇共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匯報了自己的想法，發現戈爾巴喬夫的觀點與他高度一致，也認為蘇聯可以通過美國的幫助改善人權，並比較快地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然而，後來發生的一切卻是阿達米辛和戈爾巴喬夫都沒有預料到的：蘇聯國家解體，經濟崩潰。戈爾巴喬夫當時曾呼籲美國提供200億美元的貸款幫助蘇聯渡過難關，但是被拒絕，隨後便是蘇聯社會主義大廈的轟然坍塌。但是接下來的俄羅斯領導人還是迷信西方，並在美國專家的指導下推行“休克療法”，其結果是世界現代史上一場罕見的經濟社會浩劫，俄羅斯的腐敗之風也因此而一發不可收拾。

我覺得，今天中國的一些知識精英就像20年前的戈爾巴喬夫和阿達米辛，一味執迷於西方的政治話語，以為西方標準真的代表了歷史的終點。他們認為，中國要做的無非是不斷地學習西方，接近西方，最終達到西方標準。他們不願意承認，中國的崛起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中國以及其他新興國家崛起的事實，已經宣告了歷史終結論的終結。有意思的是，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本人現在也在修改自己的理論，開始承認中國崛起和中國的政治進程一定有它自己的文化根源。

瑪雅：我們有些人卻在墨守西方陳規。這些所謂的中國自由派精英們其實是信奉西方模式的“政治浪漫主義者”。

張維為：所以我說，這些人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從西方僵化的政治話語中解放出來。

蘇聯失敗的教訓告訴我們，像中國這樣的“文明型國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優勢會消失殆盡，最後結果是整個國家走向崩潰。當然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獨勢力、疆獨勢力、臺獨勢力以及西方所有反華勢力，天天都在盼著這一天。不過他們會失望的，中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將會是人類現代歷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西方文明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而最大的短處大概就是唯我獨尊的傾向，缺少一點中國人“和諧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的以為人類歷史將會終止於西方模式，西方將會絕對主導世界的未來。世界歷史的發展怎麼可能會終止於西方模式?我走訪了100多個國家之後得出的結論是：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正因為這個原因，我認為，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價值。我還認為，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不夠的，還應該加上一句，“好民主才是真正的好東西”，這樣我們對民主的認識才能更為深入和全面。中國人要實現的民主是能給中國帶來國運昌盛、人民幸福的優質民主，而不是那種使國家四分五裂、生靈塗炭的劣質民主。

當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努力正方興未艾，人類對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認識還遠遠沒有窮盡，西方自己的體制改革也任重道遠。西方世界今天經歷的一場又一場危機，背後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美國在世界各地推動“民主”，但美國自己的民主離理想的民主卻相差甚遠。例如高昂的競選經費——2012年美國大選花費將近60億美元，結果卻是一切如舊。民主怎麼要花這麼多錢?花這麼多錢還能是民主嗎?不就成了“錢主”嗎?不就是資本驅動的“選主”嗎?而這不就是美國金融危機的制度原因嗎?美國政治體制無法制衡強大的資本力量，正是這次金融危機的深層次原因。資本開道，其他統統讓路，這樣的民主品質怎麼能有信譽?美國民主的商業化(鋪天蓋地的廣告)、庸俗化(一味討好選民)和金錢化(競選之昂貴絕非常人可以想象)的程序令人嘆為觀止，就連奧巴馬在《希望的勇氣》一書中都坦承：“競選需要電視媒體和廣告，這就需要錢，去弄錢的過程就是一個產生腐敗影響的過程，拿了錢，就要照顧供錢者的利益。”這種美國競選模式搬到其他地方，往往很快就演變成黑金政治，在韓國和臺灣，我們都看到了這種情況，更不要說第三世界國家了。

由此我聯想到歐洲歷史上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用理性主義代替了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這是歷史的進步，它推動了西方的工業革命。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模式及其話語推向絕對，形成了一種新的蒙昧主義和絕對主義，並向非西方世界推銷，其失敗的結局是在預料之中的。隨著伊拉克戰爭和“顏色革命”陷入困境，隨著金融危機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們可以說，“西方話語”體系現在的處境非常不妙，“後西方話語”時代已經開始。

中國崛起觸動了世界許多敏感神經，也遠遠超出了西方政治話語的詮釋能力。在這個大變局中，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話語馬首是瞻，而應該獨立思考，憑著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時，摒棄西方新蒙昧主義，共同探索和構建“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張維為：用中國崛起事實糾正“大國小民”心態

上海變得越來越像紐約，這其中是不是沒有中國模式，而只有美國模式？

張維為教授在訪談中談到，一位德國雜誌主編認為上海變得越來越像紐約，這其中沒有中國模式，而只有美國模式。張維為回應道，實際上上海在不少方面是超過紐約的。

比如2011年上海靜安區的一場火災，造成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政府進行了問責，一些官員受到了法律和行政制裁。反過來看，美國金融危機的持續使老百姓的資產大幅縮水，沒有一個人對此負任何責任，既沒有法律責任，也沒有政治責任，而且造成這場危機的金融大鱷們還要拿巨額獎金。這其中的原因就在於美國是一個把法治絕對化的國家，依照法治，他們是簽過合同的，他們應該拿這個錢。美國老百姓很不高興，奧巴馬總統也很不高興，但是沒辦法。中國正在探索新的法律制度，來避免這樣的問題，我們要考慮一個國家整體的核心利益和一個社會的道德良心。

好皇帝與壞皇帝

張維為教授曾與美國自由派學者弗蘭西斯·福山進行過對話，並回擊了福山提出的有關“中國歷史上碰到好皇帝就國泰民安，碰到壞皇帝就王朝衰落”的問題。

張維為教授指出，在汲取了歷史的教訓後，實際上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現在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有嚴格的任期制，還有集體領導制。我們有一個淵源流傳的傳統——選賢任能。中國的一個省往往相當於歐洲五六個國家那麼大，想要治理好很不容易。我們的制度還需要進一步完善。中國選賢任能的模式對美式民主模式是一種挑戰。雖然選賢任能模式還可以改進和完善，但已經可以和美式民主進行競爭。

中國人民要堅信自己的路的歷史合法性

張維為教授認為，中國數千年的文化基因大致決定了中國社會未來演變的大趨勢：它不會是西方所希望的“社會與國家”高度對峙的模式，而更可能是“社會與國家”互動互補的模式。這個模式將會使中國社會比西方社會更具有凝聚力和競爭力。十八大報告已經明確提出“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這叫一錘定音，目的就是終結這些西方模式迷信者的政治幻想，徹底了斷他們的“戈爾巴喬夫夢”。

糾正大國小民心態

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引起全世界關註。西方媒體對此報道高調，西方主流經濟學家認為少則10年多則20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將超過美國。而中國媒體的相關報道則低調，謙遜。

張維為教授認為，其實，謙虛謹慎也好，韜光養晦也好，關鍵是要實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心中有數。如果韜光養晦意味著輕易貶低自己，使得人民對自己的國家失去信心，對中國的發展模式失去信心，那也是危險的。那些不願意看到中國模式成功的人就經常利用這一點來誤導民眾，唱衰中國，造成在一部分國人中大國小民心態的蔓延。為了糾正這種偏向，我們應該把中國崛起的事實如實地告訴我們的人民。

探索和構建“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

張維為教授談到自己在走訪100多個國家後得出一個結論：非西方國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個，失敗一個。正因如此，西方的民主制度不是普世價值。張維為教授認為，光說“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不夠的，還應該加上一句，“好民主才是真正的好東西”。當今世界不同民族探索自己發展道路的努力正方興未艾，人類對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認識還遠遠沒有窮盡，西方自己的體制改革也任重道遠。

中國崛起觸動了世界許多敏感神經，也遠遠超出了西方政治話語的詮釋能力。在這個大變局中，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再唯西方話語馬首是瞻，而應該獨立思考，憑著自己的良知、學識和愛國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時，摒棄西方新蒙昧主義，共同探索和構建“後西方話語”時代的中國話語體系，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張維為：中國為什麼要走自己的政治道路

西方媒體經常將中國渲染成一個社會和政治危機四伏的國家，正等待一場顏色革命，從而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但去年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則明確提出：中國不會走這條道路，因為中國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成功之道，即“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許多西方人眼中，這種表述無非是為了再次推遲必要的政治改革，而沒有這種政治改革，中國這個國家將沒有未來。但是鑒於西方對中國未來的預測總是錯多對少，西方現在真有必要認認真真地對待中國的表述。特別是考慮到以下五個原因：

第一 常識判斷

中國是一個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其人口總量超過北美、歐洲、俄羅斯和日本等國家和地區的人口之合，在其歷史上也從無西方式自由民主的傳統。對於蘇聯照搬西方模式而導致國家解體，多數中國人仍然記憶猶新。中國近現代史還充滿了戰亂和動蕩，從1840年至1978年的百余年間，幾乎每隔七八年中國就經歷一次大的動蕩，甚至戰爭。百余年的動蕩成了中華民族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所以中國人普遍擔心國家陷入動蕩不安，多數中國人確實擔憂：一旦中國引入以對抗為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中國極可能變得天下大亂而無法治理。

中國是一個獨特的國家。她是世界延續時間最長連續文明與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現代國家的結合在一起的文明型國家。這種國家是歷史形成的“百國之和”。如果一定要用一個不完全確切的比方來說明問題，那就是中國有點像歐洲的古羅馬帝國沒有解體而延續至今，並成功地轉型為一個超大型的現代國家：既有統一的中央政府和強大的現代經濟，又保持了傳統與文化的豐富多樣性，而且人民都使用統一的語言拉丁語。

不妨把這樣的中國與歐盟做一個比較，歐盟的人口僅為中國人口的三分之一，歐盟地區還是西方自由民主的發源地，但歐盟也無法推行大眾民主模式。如果歐盟有一天要以普選的方式來決定其最高領導人的話，歐盟估計將很快陷入混亂，甚至完全解體。

第二 經驗實證

經驗實證表明，西方的自由民主模式在中國行不通。1911年辛亥革命後，中國嘗試了美式民主模式，但帶來的是災難性的後果。整個國家很快陷入了內鬥內戰的泥潭：數百個政黨爭權奪利，各地軍閥割據一方，憑借列強勢力在中國境內互相攻伐，導致國無寧日，民不聊生。中國不僅在經濟上一蹶不振，而且付出了數百萬生命的代價。這種教訓非常深刻，中國老百姓時至今日最害怕還是一個“亂”字。國際研究人員曾獨立展開民意調查，研究中國人和美國人價值取向的差異，結果發現中國人最看重的是公共秩序，而美國人最看重的是言論自由（但人們可以質疑：像美國這樣一個普遍奉行“政治正確”的社會，能有真正的言論自由嗎？）。

筆者先後走訪過一百多個國家，多數是發展中國家，但沒有找到一個靠西式自由民主模式而走向現代化的成功先例。其實，印度和中國的巨大的差距很能說明問題：六十年前，中印兩國幾乎處於同一起跑線上，而今天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是印度的四倍，中國人的預期壽命比印度人長10年。

第三 績效表現

過去三十年中，中國總體上的績效表現，尤其在那些中國百姓最關心的領域內，可以說比大多數采用西方政治模式的國家要好。當然，中國仍然存有很多問題，其中一些問題還相當嚴重，需要下決心、花功夫去解決。但是，中國總體上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中國過去三十年的績效表現比所有發展中國家（包括所有采用自由民主體制的發展中國家）的成績加在一起還要好。聯合國的報告顯示，全世界在過去二十年中70%的消除貧困是在中國實現的。中國取得的成績，也比所有轉型民主國家的成就加在一起還要大，從1979年之後的30年間，中國經濟規模增長了18倍；而整個東歐／俄羅斯僅增長了約一倍，當然後者的經濟起點比中國要高一些。

同樣，中國取得的成績也比許多發達國家更令人矚目，中國如今已經形成了巨大的“發達板塊”，這個板塊的人口約3億，已經與美國的人口相當。中國的“發達板塊”在總體的繁榮程度和人均預期壽命等方面已經與發達國家不相上下，這個板塊中像上海這樣的一線城市完全可以與紐約、倫敦等國際大都市比較和競爭。中國的“發達板塊”與中國的另一個巨大的“新興板塊”已經形成了互利雙贏的良性互動關系。這種關系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國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

第四 體制競爭

在債務深重的美國和財政困難的歐洲經歷了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之後，自由民主模式在西方遭受了許多質疑。自由民主制度有其長處，但也有其短處，如一大批目光短淺的政客及其蠱惑人心的言論、頭腦簡單的民粹主義、資本力量深深地介入政治、特殊利益影響政府決策等，這一切都嚴重腐蝕和損害了自由民主作為一種政治體制的生命力。事實證明，在西方政治制度下，要真正實現亞伯拉罕·林肯提出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治國理想，非常之難。這也正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批評美國政治是“1%有、1%治、1%享”的原因。就連當年提出“歷史終結論”的弗朗西斯·福山，兩年前也在《金融時報》上發表的文章中沮喪地承認，美國民主當不了中國的老師。

第五 中國模式

中國模式在發展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在全球範圍內引起了高度關註，但或許是由於意識形態的原因，中國模式在政治制度方面的意義還未得到廣泛的承認。其實，中國早已低調地啟動了政治治理方面許多改革，已經建立了一種可稱為“選拔加選舉”的幹部制度：這是一種基於政績和民眾認可的制度，經過競爭激烈的遴選、內部評選和形式多樣的小規模選舉，許多有才幹的領導人得到了晉升。

中國繼承了中國儒家賢人政治的傳統，中國在各級政府裏全面推行了選賢任能的制度。地方官員的政績評審包括消除貧困、創造就業、發展經濟、社會保障等項目，近來環境保護成為日益重要的內容。中國過去三十年的迅猛崛起與這種選賢任能的政治模式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盡管不少媒體還在熱炒官員腐敗和各種社會問題，但中國的政治治理，與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樣，具有韌性和活力。

十八大亮相的新一代中國領導班子能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中國最高決策團隊成員，即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幾乎都出任過兩任省一級的第一把手，並有相當的政績。中國一個省的規模，幾乎是歐洲國家平均規模的四到五倍，治理好非常不易。很難想像在中國這種選賢任能的體制下，像美國前總統喬治·布什和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彥這樣的低能領導人會成為國家的領袖。

現在看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政治人物做秀的成份越來越多，他們往往只關心自己任內的事情，甚至只關心未來的100天。與這樣的模式相比，中國模式不僅勝在領導人的能力上，而且勝在能夠為下一代的事情進行未雨綢繆的長遠規劃。

中國選賢任能的治理模式挑戰了“民主與專制”這種二元對立論。從中國的視角看來，國家的本質，包括政府的合法性，都來源於國家所代表的內容，即國家是否能夠實現良政善治和卓越領導，是否能夠贏得民心。正因如此，即使中國政治體制還存在許多缺陷，它仍然能夠創造世界上最迅猛的經濟增長奇跡、能夠大幅提升多數人民的生活水平。根據華盛頓的皮尤調查中心2012年的報告，82%的中國受訪者對自己的未來表示樂觀，這個數字大大高於西方自由民主國家。

溫斯頓·丘吉爾的名言“民主也許是最不壞的制度”，在西方文化語境下，也許有其道理，也就是說，民主體制能替換掉不稱職的領導人，所以它是“最不壞的選擇”。但這有點象中國古代戰略家孫子所說的“下下策”，在儒家賢人政治傳統深厚的中國，國家總要追求“上上策”，也就說要盡可能地選擇最優秀的領導人。這絕非易事，但這種努力不會停止。到目前為止，中國通過政治體制創新，已經產生了一種獨特的體系，在很多方面它融合了“上上策”和“下下策”：既讓久經考驗的賢人、能人走上領導崗位，又通過任期制、集體領導、年齡限制等制度設計讓應該退出的人也能退出。從現在情況來看，中國“選拔加選舉”的選賢任能模式，已經不害怕與西方的大眾民主模式進行競爭。

中國從西方學習了許多東西，今後還將繼續這樣做，因為這符合中國自己的利益。但現在或許已經到了西方應該，如鄧小平所說的，“解放思想”了。他們應該更多地了解中國，甚至向中國學習一些東西。我們可以預見，中國模式將不斷改進而走向完善，並鎖定中國在未來的十年內崛起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這一切對於中國和整個世界的經濟和政治格局都將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原載於2013年春季號《歐洲世界》（Europe’s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