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9(7月至12月)文章

美司法機關潛規則
【咫尺地球】政治學上，中國是單一政體的國家，不接受三權分立政體。當香港出現關於司法制度任命人選的爭議，自然應該參考海外案例。港人最熟悉的，當首推美國。

大法官難超越黨派政治

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主要職責是對美國憲法進行最終「釋法」，又可以宣布國會或各州通過的法律無效，大法官甚至可以在總統被彈劾過程中主持參議院，作為對行政、立法機關的制衡。但基於同樣的制衡原則，行政、立法機關有民意基礎，自然也要反過來對司法機關最高負責人的任命進行監督。根據美國憲法，最高法院有9名大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都是由總統推薦任命、參議院全體議員投票確認，任期無任何限制，唯有在位置出缺時，總統才可以作出新提名。因此美國大法官並不可能超越黨派政治，通常共和黨和民主黨總統都會提名傾向自己黨派的新大法官；只有約1/10案例是由總統提名非本黨人士出任。這些法官也有相當政治潛能，可以和行政、立法機關互通。例如美國第27任總統塔夫脫下台後8年，居然又被總統委任為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歷來最著名的首席法官之一、負責調查甘迺迪遇刺案的華倫，也一度是和委任他的艾森豪威爾總統競逐黨內領導權的政治對手，原來是打算選總統的。

政治任命成角力戰場

近年最積極影響司法機關的總統一個是尼克遜，另一個是喬治布殊（小布殊）。尼克遜上台時，剛提及的首席大法官華倫終於退休。華倫當年雖然由共和黨提名，上任後卻愈來愈傾向自由派，被保守派視作眼中釘，提名他的艾森豪威爾視之為自己從政生涯的「兩大錯誤」之一（另一大也是錯誤提名另一名大法官）。尼克遜不但立刻任命保守派繼任首席大法官，更下令政府機關重點調查一名自由派大法官的個人操守，發現他曾收取某基金會2萬美元捐獻，以此為由逼他辭職，此後又以保守派填補位置。如此以行政資源整治司法機關，其實已有水門事件的影子。有見尼克遜如此「強政勵治」，另一名僅存的自由派大法官儘管已屆七十多歲高齡兼要靠輪椅代步，卻堅持不辭職，目的就是和保守派法官對着幹。

以推廣新保守主義「馳名」的小布殊，也有機會委任了兩名保守派大法官。他的上台全靠司法機關認可，令他對司法機關的掌控特別敏感。這是因為在2000年總統大選時，佛州出現選舉爭議，原本地方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戈爾反敗為勝的裁決，而「巧合地」當地法院大法官以自由派佔絕大多數；但到了聯邦最高法院，則以5﹕4推翻上述裁定。布殊曾在2005年提名自己在得州時代已認識的密友、一直在白宮任職的梅爾夫人出任大法官，但因為這位女士表現太糟糕、傀儡形象深入民心，最終兩黨都不願意通過任命，令布殊被迫將之撤回，這是他的管治威望大跌的其中一個開端。奧巴馬上台後，千辛萬苦才成功委任一名自由派的西班牙裔女大法官，但目前聯邦最高法院還是保守派重地。

巧妙制衡行政立法機關

由此可見，在美國，大法官絕不是不食人間煙火，而往往捲入現實政治的最前線。但他們代表的法律專業和無限任期的制度，又讓他們成了制衡行政立法機關的屏障。這樣的制衡是美國制度最微妙之處﹕表面上，他們有其黨派傾向，但要是總統提名過分出格的候選人，很可能像小布殊那樣自食其果；一些有黨派傾向的大法官，又往往在任職後立場大變，忽然成為捍衛法治的使者，與總統打對台；由於他們還有個人政治潛能，也不可能純粹當黨派傀儡。至於這些潛規則有哪些適用於香港，就見仁見智了。

方大同與巴哈伊教
【咫尺地球】上周朋友邀請觀看方大同演唱會，並笑問是否能從他的歌領略到什麼國際關係倫理。雖是笑問，但這位年青歌手的背景，確能開拓港人的國際視野﹕這不單是因為他的R&B、他的家庭自學履歷，還因為他的信仰巴哈伊教，也就是從前翻譯的「大同教」。

巴哈伊教出現於19世紀，是目前信眾增長最快的新興宗教之一。香港一直有「六大宗教」說，即天主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道教、孔教，這說法在學術上充滿歧義，政治上也頗受爭議，巴哈伊教不斷嘗試擠進上述名單而不果，也許是六大宗教有默契不接受後來者。對一般人而言，巴哈伊教的信仰依然遙遠，但其實有下列特色值得注意﹕

伊斯蘭教潛在競爭者

一、巴哈伊教是由伊斯蘭教衍生出來的教派，而又不是伊斯蘭分支，這在伊斯蘭教史上並不常見。當年穆罕默德創立伊斯蘭教時，也是天主教體系的衍生，他也認同天主教的一眾先知，只是把自己加在名單成為「最後的先知」。

因此當巴哈伊教巴哈歐拉(Baha'ullah)依樣畫葫蘆援用同一名單，而把自己的名字加在「最新先知」的位置，巴哈伊教就注定成為伊斯蘭世界的難題。一方面，伊斯蘭教不能視之為內部派系，但另一方面，不少巴哈伊教義有明顯伊斯蘭影子，例如「真神的獨一」就是。在阿拉伯世界，最有潛力與伊斯蘭教競爭的其實是這類由之衍生的新興宗教，而不是天主教或基督教。

二、巴哈伊教曾被翻譯為「大同教」，因為它的教義主張世界大同，消除民族國家界限，認為世上宗教系出同源，其他諸如性別平等、宗教科學並行不悖等更不待言。雖然不少宗教有類似說法，但它們在各國都和民族主義結下千絲萬縷關係。相較下，巴哈伊教有具體綱領對世界大同加以落實，例如主張使用世界語、希望出現世界法庭。這些訴求的提出，對國際聯盟、聯合國等先後出現有一定推進作用。當全球化時代帶來主權模糊化的新世紀，新一代開始一方面認同多元文化主義、另一方面認同全球一體化，產生了眾多「全球在地」(glocalized)新文化，巴哈伊教的發展空間應會更大。

相信世界無國界

三、巴哈伊教雖然也有其宗教儀式和崇拜項目，但反對傳統宗教那種高度形而上的精神生活，認為靈性修行的提高，應通過參與社會來達成。在不少宗教，一些地位崇高的教士只負責思考，巴哈伊教則主張參與社會就是修行，希望將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世界結成一個整體，而不是像武俠小說分成「內功」、「外功」兩個部分。

有了上述背景，再回顧方大同的音樂，應會得到新的面向。由於他的家庭都是巴哈伊信徒，相信世界無國界，才會由夏威夷移居上海，才會相信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會是巴哈伊的未來發展重鎮，這似乎也和他的音樂那種東西方fusion「大同」的格局一脈相承。

到了最後，他的歌迷毋須知道什麼是巴哈伊教，但對教徒而言，包括音樂在內的社會參與，都可算是靈性修為的過程。

方大同本人就說過這樣的話﹕「我們相信音樂是一種很有力量的工具，任何藝術都可以產生正面或者負面的影響，我會選擇做的音樂不是為了自己享受就算，希望做出來令人有正面推動力。我們的信仰很少傳教，但聽我的歌，可以聽到我的belief，但又不會hard sell。」也許，這就是巴哈伊了。

哪些華人不喜歡奧巴馬
【咫尺地球】日前和一名歐洲記者談話，他說在內地訪問期間，發現不少中國學生顯示出對奧巴馬的厭惡，令他感到驚訝。去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筆者曾在內地進行小型民調，問假如他們有投票權，會選擇誰當美國總統，結果奧巴馬一面倒「當選」。再想起8年前，筆者在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館觀看直播總統大選點票過程，當時大使館為搞氣氛，也安排了機制讓中國人即席模擬投票，結果來自民主黨的戈爾同樣大幅度領先布殊「當選」。要是說今天很多中國人不喜歡奧巴馬，這並不似是事實，起碼不是事實的全部。

然而在上述調研中，也可看到不少華人確實對奧巴馬有種種疑慮。首先，奧巴馬對美國來說是重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棋子，也是弘揚美國利益的代言人。他上台前後掀起的政治明星效應，是美國非正規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少對「中美鬥爭觀」念念不忘的華人，因此認為奧巴馬的欺騙性很大，其他國家容易被他的形象蒙騙，而忽視他必須向美國利益集團爭取表現的事實。

中國精英傾向與美右派打交道

在中國精英圈子，普遍傾向是情願與右派打交道，儘管傳統上右派比較反華。共和黨政策一直予人單刀直入的感覺，不似民主黨信奉的那些「自由現實主義」、「巧實力」那麼難在道德水平回應。布殊其實得到好些中國網民支持，說他果斷、務實，而當年毛澤東也曾半開玩笑的說喜歡美國右派。更重要的是美國右派的內部盟友是大財團、跨國企業，中國政府較懂得應付他們的核心利益，與他們有直接溝通渠道，處理這類曖昧關係是中國擅長的事。相反北京至今不大懂得回應美國左派那些工會、壓力團體的訴求，於是當奧巴馬為了內政考慮，對中國輪胎實施制裁，北京就只能回應美國政府，而沒有能力直接和那些國內組織打交道。

顛覆族群主導 華人共鳴不大

至於奧巴馬的膚色，也是部分華人對他產生複雜感情的原因之一。這不一定是源自華人對黑人的傳統歧視（雖然這也存在），同時也與中國自身的種族問題有關。奧巴馬畢竟是顛覆了美國傳統族群的主導地位，這對在中國佔主導族群地位的漢人來說並不舒服，特別是美國推動的大熔爐民族政策和中國全然不同，更令不少華人難以理解黑人當選總統的背景。

質疑「假大空奧巴馬」乏真本事

還有一些華人知識分子認為，奧巴馬只可能在美國這樣的制度當選，他靠的是包裝、宣傳、政治化妝、形象管理等「旁門左道」，而不是政治經驗、個人視野等「真本事」。因此奧巴馬有時被網民形容為「一個大忽悠」，他說的話的假大空程度，和昔日中國領導一模一樣。他的形象也開始和上述形容詞掛鈎，特別是對內地新左派支持者而言，奧巴馬的崛起是一個制度的象徵，這個制度和他們主張的中央主導、論資排輩的穩定制度背道而馳。

無論如何，奧巴馬旋風是依然存在的，內地對奧巴馬的正反觀感，基本上都是夫子自道的借題發揮。但假如奧巴馬施政失當，他在國內外都可能面對類似台灣馬英九的民望困局，因為他的政治資本不少確實源自形象，但國家若干制度建設也因此押了在這形象身上。不久奧巴馬將與胡錦濤會談，這不但是兩種不同制度的並列，也是兩套不同價值的同台展示。

青藏高原可燃冰驗證「西門定律」？
【咫尺地球】日前中國國土資源部門宣布，在青藏高原發現了新能源「可燃冰」，估計資源量可能高達350億噸油當量——這絕對是驚人數字，去年中國全國原油產量不過1.9億噸。據說地球海底可燃冰的儲量應夠人類使用1000年，儘管它目前尚未成功大規模開發，但已被寄予厚望。採探可燃冰早於20多年前開始進行，中國並非首個開發可燃冰的國家，而且從前在南海也有零星發現，不過這次宣布還是極其重要，因為相較於美俄等大國，中國本土資源要少得多，因而它的潛在價值對中國相對要大。

這項發現，教人想起經濟學家Julian Simon的名著《終極能源》（Ultimate Resources）。在環保外交界，主流思想認為自由市場缺乏先天環保規範，不少大企業都是破壞環境的元兇。但與此同時，另有一個「市場環保學」流派持相反觀點，不但不認為自由市場破壞環境，反而相信絕對自由市場的自我調節機制，會自動解決環境問題和能源問題。Julian Simon是這學派的代表人物。

「自由市場調節 新能源適時出現」

假如我們以道德角度審視上述理論，定會覺得政治不正確，正如一般人以道德角度閱讀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學派領袖Kenneth Waltz的「核武愈多愈安全」理論，只會感到匪夷所思。但單就經濟學的推論而言，Julian Simon是有嚴謹論證的。在著作中，他比較了200年來能源價格和個人薪酬的比例，發現相對能源價格不斷下降；此外，他又發現新能源品種的出現速度，一直快於舊能源的耗盡速度。根據上述觀察，他提出了一個大膽定律﹕基於自由市場的調節機制、人性的動力和人類對創新科技的掌控，我們毫不需要擔心能源耗盡，因為規律告訴我們，舊能源耗盡前就會發現新能源，而這趨勢的持續發展，只會令能源的相對價格愈來愈低。基於同樣原因，他也認為我們在中學教科書已開始學習的馬爾薩斯人口論乃「全盤錯誤」，相信人口膨脹不但不是導致能源危機的導火線，反而是解決能源危機的藥方。

雖然海耶克、佛利民等自由經濟領袖將Julian Simon引為知己，但可以想像的是，左派經濟學者、政治學者和環保人士對Julian Simon群起而攻。這次中國發現青藏可燃冰的事例，似乎也與國家政權的關係，多於與自由市場的關係。但「西門定律」引伸了另一個和經濟學沒有直接關係的觀察，就是能源在國際政治的角色，其實和能源的具體供求關係不一定直接掛鈎；正如油價的高低，和目前耗油量、儲存量和開發量也不一定構成關係。各國爭奪中東、中亞和非洲的天然資源，究竟是純粹為了擔心自己國家將無資源可用，還是為了在零和遊戲格局中打擊外交對手，兩者並不容易分辨。

擁天然資源 中國照行能源外交

因此，就算中國能大規模開發可燃冰或其他替代能源、乃至不再需要石油和天然氣，中國的能源外交也會繼續進行，只不過是內部警戒線能稍為放緩而已。假如中國本土被國際社會認知為擁有大量可開採天然資源，中國外交又繼續對海外資源進行爭奪或「策略性投資」，中國對國際能源界的話語權和市場設定權，就會得到根本改善，這正是過去數十年美國能源外交的槓杆效應。假如視這則新聞為「奧地利獸父強姦稚女」一類國際花絮，世界局勢可能出現的範式轉移，可就被輕輕帶過了。

《戀童如子》﹕當戀童遇上相對論
【咫尺地球】挪威電影《戀童如子》曾在香港電影節上映，當時譯作《仔仔一堂》，明顯《戀童如子》這台灣譯名要好得多。這電影雖然拍攝手法傳統，但由於以戀童這敏感素材為劇情內容，還是充滿爭議。爭議原因，正如電影介紹所說，導演並非一面倒妖魔化那位外貌斯文彬彬有禮的戀童中年漢，而是有嘗試通過對白了解戀童漢的自辯思想，雖然最終他既被受害人毒打、再被警察帶走，合乎一切社會的道德規範，但還是帶出了戀童能否容許相對判斷的思考。

北歐國家與性業

挪威影壇容得下這類電影，這多少和北歐性業發達的背景有關。自從瑞典在18世紀開始退出世界爭霸行列，北歐就開始邁向「無霸年代」，一方面逐漸培養出福利社會的傳統，另一方面在道德層面則愈來愈開放，除了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被稱為「性都」，瑞典的色情事業也十分蓬勃。由於北歐各國的人口政策相對寬鬆，不少蛇頭都安排來自各國的性工作者着陸當地，再分銷到其他國家，這更奠定了北歐性業轉口站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北歐不像戀童盛行的美國，存在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長期論爭，社會較為接受探討《戀童如子》這類議題。

荷蘭戀童政黨成為眾矢之的

當然，戀童是世界各國都不接受的，因為它侵犯了未成年男女對成年人的信任，這行為甚至被視為有如食人肉一般，違背了人類的普世價值。正如《戀童如子》講述，受害兒童可以留下終身陰影，可以變成性無能、也可以被勒索，所以無論事發時他們是否自願，基於兒童不能判斷是非的假設，戀童者都有罪。近年國際社會針對互聯網傳播的戀童照片，更掀起了跨國打擊戀童獵人和網民的合作，在不少國家，電腦藏有兒童色情照片的刑罰比打劫更嚴重。然而在泰國一類「童妓大國」，當局始終未有全面配合國際社會的反戀童鬥爭，一來這實在難以追查，二來這也影響了當地經營戀童業務者的生計。然而也有人嘗試對上述共識作出挑戰，例如主張把合法性交年齡降至12歲，這正是荷蘭一個新興政黨的主要政綱。可以想像，這政黨立刻成為眾矢之的。

然而無論是12、14還是16歲，這都是一條人為的劃界，難免充滿爭議；是否涉及性交才算是戀童、才算是不道德，這是另一條難以一刀切的線。《戀童如子》的受害男孩一方面知道了為戀童漢口交不符合社會規範，另一方面遇到危難時卻還是會向他求助，因為那時候，他們關係就不是戀人，而變成了父子。那麼這些線可以怎樣去劃﹖已故流行樂壇巨星米高積遜就是好的驗證例子。

米高積遜的戀童辯論

當米高積遜捲入戀童官司時，他自辯是其中一名他接待過的小童，受貪錢的父母指示才進行誣衊，最終雙方庭外和解，究竟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我們已經無從判斷。但美國人還是認定米高積遜行為可疑，因為他的自白確實超越了一般人對小孩的愛護﹕據他所言，由於他的童年缺乏溫暖，因此在成名後千方百計尋回失去的童年，不但把家居佈置為兒童樂園、自居永遠長不大的小飛俠，還經常招待兒童到家玩樂，有時甚至睡在一起，就像天真無邪的小孩子一樣。問題是，假如米高的行為僅止於此，他確實沒有違背法律，卻已違背了社會規範，而跟他和衣共寢的小孩長大後同樣可以被同輩嘲笑，同樣可以遺下陰影。但在另一角度看，假如那些小孩自身同樣缺乏家庭溫暖，而當米高是家庭成員、有如親生哥哥，則兄弟相擁在一起也還可以交代過去。米高逝世後，美國人又忽然對他的疑似戀童行為按下不表，更令米高粉絲發現戀童道德問題更多是社會定罪，而不是法律定罪。

「戀童犯」波蘭斯基的引渡爭議

另一個涉及世界名人的戀童案例，發生在奧斯卡大導波蘭斯基身上。波蘭斯基和米高積遜不同，不愛男童而愛女童，而且不似米高有完整版本解釋自己的動機，而是在1977年在派對單刀直入的侵犯13歲女童，事後被美國起訴，流亡法國，終於在流亡約30年後被瑞士警方拘捕。但他被捕後，一向對戀童深惡痛絕的國際社會卻沒有多少人支持瑞士政府，除了認為這是瑞士向美國交好、以彌補瑞士銀行協助美國企業洗黑錢的失誤，波蘭斯基案件的本身也充滿爭議性。例如該名受害人多次要求美國警方終結案件，雙方也肯和解，不少人覺得糾纏下去才是對受害人的不公﹔此外，假如波蘭斯基事發時不知女童只有13歲，那樣他就和米高相反，法律上有罪，但在社會規範上卻算不上戀童。

戀童行為是否有廣義性和相對性？

戀童有其法律定義，對此不同國家有不同準則﹔也有其社會定義，這在不同社會也不盡相同﹔更有其心理定義，對此不同學派都可以有不同判斷。《戀童如子》的信息，似乎正是要在否定戀童行為的政治正確大前提下，帶出戀童的廣義性和相對性，有如此勇氣，十分可嘉。這不得不教人想起讀書期間，有傳聞說某校單身男教師曾邀請男同學單獨到他家游泳，雖然什麼也沒有發生，事後戀童傳聞不脛而走。也許，戀童情結和同性戀情結、戀物情結等一樣，在不少人潛意識裏都有若干成分，一般成年人能夠自制，一般社會也提供了足夠道德規範保護兒童，以致明顯偏離規範的人會同時受到法律、社會和心理的懲罰，在一些地方，戀童網站站長、性侵犯兒童的神父等假如入獄，恐怕還會被獄警和囚犯一同虐打。但對諸如米高積遜、波蘭斯基、上述中學老師一類例子，戀童的廣義性和相對性問題就浮現了。

朝鮮的常規項目﹕什麼才是突破？
【咫尺地球】溫家寶國慶後高調訪問北韓（朝鮮），獲金正日親自在機場熊抱迎接，又得到北韓「有條件重返六方會談」的表面承諾，有媒體稱之為重大突破。然而這其實完全沒有突破北韓的既定外交策略。這策略可概括為兩點﹕「邊緣戰術」（brinksmanship）和「遞歸談判模型」（recursive negotiation model）。

「邊緣戰術」營造戰爭危機

所謂邊緣戰術，指的是北韓刻意製造疑似戰爭危機，來在談判桌上獲得更多籌碼。這策略是國際關係新現實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假定北韓這類國家發展核武並非為了稱霸、擴張，而只是為了防禦性的自保，因此無論北韓領導人怎樣製造緊張氣氛，其實都只是為了擴大自己的生存空間。

「遞歸談判模型」故弄玄虛

所謂遞歸談判模型，指的則是北韓這類國家會刻意在談判桌上反覆無常、故弄玄虛，讓人以為金正日深不可測，其實只是不斷複製同一邊緣戰術的效益。也就是說，一般國家即使搞起核敲詐，可能只會敲詐一段短時間，就會進化為正常國家，但北韓刻意延長這段模糊過程，用以不斷獲得同一類利益，於是六方會談才可以談了一輪又一輪，沒完沒了。在這勒索過程期間，美、日等國固然對北韓的核能力投鼠忌器，中國也深深憂慮北韓崩潰會造成邊境難民潮，潛意識更擔心北韓會步當年的越南後塵，忽然由親密盟友變成敵人。對北韓而言，沒有核武自然不符合上述策略；但假如它的核武太多，多得沒有了懸念，減低了各國談判的幻想，也同樣不符合上述策略。策略的好處，是北韓可以待價而沽，反覆試探各大國的底牌，其間從各方獲取不同利益。

所以早前北韓聲稱「永遠」不再重返六方會談，從來沒有人當真；現在金正日「願意」有條件重返六方會談，也沒有人感到意外。反正這些都是北韓的常規項目。

中國比美國更需六方會談

那麼在北韓身上怎樣才能出現真正的突破？當北韓不再需要中國當橋樑和美國溝通，那就會出現。事實上，和美國關係正常化是北韓數十年來的夢想，它一直製造各種事端，其實只是為了逼美國直接談判，希望從此成為正常國家。因此在私人場合，北韓官員會向西方放話，說要談就直接跟他們談，不要通過北京，更強調北京不能代表北韓。目前奧巴馬還不敢直接和北韓溝通，因為他的破冰首選是風險相對較低、國內民眾期望更高的古巴；但假如美古關係成功正常化，奧巴馬再挾無厘頭獲得的諾貝爾和平獎而與北韓對話，屆時一切，卻不是不可能。

因此，中國其實比美國更需要六方會談，這已成了中國宣示自己是盡責任大國的首要道具。溫家寶訪朝的真正成果，並非把北韓拉回它早晚要返回的六方會談，而是向西方宣示了目前中國的不可取代性依然存在，而且中國還是一個盡國際責任的國家。假如聯合國繼續解決不了北韓核問題，美朝繼續不能直接對話，促成六方會談的胡錦濤假如再有成績，說不定，也可以成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但假如上述前提不再存在，中國再堅持繞過聯合國搞多邊談判框架討論北韓問題，就不會再得到西方輿論支持。那時候，就是「Change」了。

奧巴馬的和平獎﹕布殊的「破壞和平獎」
【咫尺地球】奧巴馬獲諾貝爾和平獎，各界一致認為莫名其妙，繼而作出種種分析，似乎無論他獲獎的原因是什麼，都與他上任後的政績無關。以往和平獎的慣例，要麼授予國際機構（如紅十字會），要麼授予對某事業作出長期貢獻的個人（如德蘭修女），要麼對某極重要里程碑的關鍵人物作出肯定（如解除南非種族隔離的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反正奧巴馬都不在此列。何解？

「去塔里班化」 阿富汗總統曾大熱

要了解這問題，我們可參考2002年的候選人情况。當年最終獲獎人是前美國總統卡特，原因是他卸任後積極推動各種對話，特別是訪問朝鮮（北韓）得分不少。但當年頭號熱門並非卡特，而是「911」後被美國捧上台的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卡爾扎伊本人自然有一定履歷，但他的傀儡身分也是深入人心，2002年他剛上台之時，阿富汗百廢待興，更不可能有什麼具體政績為人歌頌。他成為大熱門，原因之一是用來與前政權塔里班作出對比，邏輯是由於塔里班管治太殘暴、太不和平，扭曲了阿富汗人民的基本倫理道德，讓阿富汗成了支援恐怖組織的基地，因此接手管理這國家的新領袖就是什麼也沒有做，只要作出去塔里班化的決心和承擔，就是為國民打破昔日邪惡作風的偉大貢獻，防止了國家繼續成為恐怖襲擊基地。

根據同一道理，假如194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發予西德開國總理阿登納，而不是研究營養學的科學家John Boyd Orr，大概當時輿論也覺理所當然。和卡爾扎伊相似，阿登納本人是資深政客，但他剛上台時也被視為英美佔領德國的傀儡；西德能否復興，當時是很大的問號。然而由於阿登納在後納粹時代牽頭組黨、帶領國家重新上路，加上納粹治下的德國又變成了瘋狂擴張、滅絕人性的機器，因此阿登納站在台前宣布建立正常國家，已是為德國人去暴力化的貢獻。

返回奧巴馬的案例。既然他不屬於文章首段提及的三大和平獎得主類別，我們只能認為他屬於上述第四類——這類得主被提名的不少，但成功獲獎的極少。因此，這個獎與其說是嘉許奧巴馬，不如說是頒給美國前總統布殊的「破壞和平獎」。根據這邏輯，正如納粹治下的德國、塔里班治下的阿富汗成了威脅世界和平的政權，布殊治下的美國，同樣成了威脅和平的國家。例如布殊公然在沒有找到對方擁有大殺傷武器證據的情况下出兵伊拉克，被國際社會定義為侵略；他帶領美國背離國際環保協定，讓美國成為環保分子痛心疾首的生態敵人；他任內以反恐之名繼續軍備競賽，推動導彈防禦系統，變相廢除從前和蘇聯簽訂的反導彈條約。雖然這些行為沒有納粹、塔里班那樣激進，但基於美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其反和平的影響，可能同樣深遠。因此，奧巴馬以「去布殊化」姿態當選美國總統，作出（不日）從伊拉克撤軍、推動綠色經濟、啟動無核化談判的承諾，雖然成效一律存疑，但已是引領美國人遠離布殊主義的舉措。委員會說他「強化族群間國際外交與合作」、「特別重視其對無核武器世界的願景與工作」，應作如此解讀。究竟這獎項對奧巴馬日後行徑有多少規範作用尚未可知，但對布殊暗中煽了一記耳光、將之「塔里班化」與「納粹化」，已屬既成事實。

偏見對外交的規範﹕評析中國網民眼中的印度
【咫尺地球】中國總理溫家寶剛在東盟峰會與印度總理辛格會談，嘗試為中印邊境衝突降溫。但中印兩國民族主義高漲，Jairam Ramesh等印度政客主張的「中印合體」(Chindia)，依然是一個遙遠的烏托邦。筆者剛到印度參加會議，此前做了一個關於中國網民如何看印度的研究，有下列初步觀察﹕

1. 一般中國網民認為印度十分落後、不潔，而這些現象，又被認為與進化程度有關，例如不少留言居然相信印度的咖喱飲食，就是為了製造氣味，來遷就當地人不喜歡清潔的習慣；

2. 雖然中國網民知道印度也在崛起，但由於印度的貧窮形象深入民心，幾乎沒人相信印度經濟可以挑戰中國，更假定這反映了印式民主制度不及中式威權制度的優越性；

3. 雖然也有中國網民對印度軍力表示憂慮，但更多的評論卻認為不能相信印度政府的宣傳，以為印度軍隊還是停留在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的水平；

4. 網民雖然認為印度自身沒有能力挑戰中國，但卻同時流露對印度的忌憚，因為他們深信印度是西方牽制中國的棋子，乃至是美國的亞洲代理人，因此把美國、日本、印度相提並論；

5. 印度不但被定位為不夠格的挑戰者，也被看成是分裂中國的黑手，因為它收容達賴喇嘛，在網民眼中，更是侵佔藏南土地的惡霸。邏輯是，既然印度沒有能力堂堂正正挑戰中國，就只能搞這些旁門左道。

這些網絡觀察的偏見和政治不正確，自然不能代表所有華人，但畢竟反映了中國對印度根深蒂固的偏見。有趣的是，在千多年前，印度卻是中國人眼中的烏托邦，當年三藏法師從天竺回來，甚至說當地給他印象最深的就是清潔，此前另一高僧更形如印度路不拾遺。

「不可能比印度落後」心態礙合作

雖然中國政府並非民選，但畢竟已不能完全偏離民意。華人對印度的偏見，令印度的形象奇怪地同時符合了「東亞病夫」和「黃禍」兩個套版，一方面被誤會成和非洲差不多的發展最落後地區，另一方面又被列入「侵略中國集團」的附屬成員。去年印度海軍的索馬里任務，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當時網上憤青固然以此來鞭策中國海軍也要出兵打海盜(因此現在處理索馬里海盜綁架中國人質一事騎虎難下)，同時網絡主流意見卻是「索馬里這樣的對手，只有印度這樣的嘍囉才會花心思處理，我們大國才懶得理會」。

這樣一來，中印關係的改善，也許比改善中日關係更困難，因為任何中國對印度的讓步，或只是正常的和談，都會被演繹為丟臉。中國要是經濟和軍備競賽落後日本，他們可以理解，但在任何層面落後於印度，例如中國海軍做不了印度海軍擊沉海盜船的壯舉，他們就不能理解，激起的潛在反彈可能更大。另一方面，中印合作的空間，卻又比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合作更困難，因為合作難免涉及互相援助，中國要是在合作過程中輸送利益予非洲，網民會覺得是「大國之道」，但卻不會願意「協助」印度這個疑似對手，哪怕只是在科技層面的資源、優勢互補。只要上述偏見在網絡以外的現實社會存在，解決中印邊境問題幾不可能，「Chindia」只能是學者的幻想。如何合理描繪印度的形象，不全是北京政府的責任，也是媒體的責任。

印度人眼中的中國
【咫尺地球】本欄上周談及中國網民意的印度形象，內裏不乏政治不正確的偏見。與此同時，不少印度人眼中的中國形象，也充滿成見。

印度精英憂慮中國威脅

首先，真心憂慮印度入侵中國的華人極少，衷心相信中國威脅論的印度人——特別在精英階層當中——極多。畢竟印度民族主義和中國民族主義一樣，近年也有發酵趨勢，雖然今天已沒有人民黨執政時的由上而下，但「印度也要崛起」依然是印度精英的共同願望。

一般華人不明白對印度而言，它是被中國「圍堵」的。中國故意圍堵印度的外交政策，被認為和冷戰時代美國圍堵共產陣營的敵意戰略一樣。拿出地圖，我們更能了解印度人的憂慮﹕它的東北面是與之曾發生邊境戰爭的中國，西北面是世仇兼中國鐵杆盟友兼核技術輸出對象巴基斯坦，東面是中國另一親密戰友、獨裁軍政府統治的緬甸，連北面小國尼泊爾也被親華勢力滲透，其新上台的毛派游擊隊表面上與北京劃清界線，但印度依然不放心。印度憤青認為中國結交這些盟友只有一個目的，就是「終有一天要顛覆印度」，因此印度收容達賴喇嘛作西藏流亡政府大本營，乃反制行為而已。

經濟競爭對手 互批人權狀况

印度民族主義者也認為，中國與印度同屬金磚四國之一，而印度經濟增長不及中國（雖然數字上也頗為可觀），只是中國不負國際責任的結果。中國「不斷傾銷廉價物品來拖垮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本土經濟」，是第三世界基層民眾的片面觀察，成了各國民族主義者的共同語言，這也成了印度對中國投資採取種種限制的理由。更令印度人不滿的是，印度唯一能超越中國的就是它的軟件工程，中國卻不大願意和印度作優勢互補，大企業情願直接和西方合作，小企業都用盜版，本土又存在全力發展軟件業取代印度的呼聲，令印度靠軟件外包帶動的經濟發展受阻。

同樣為華人忽略的是，中國近年為了與國際常規接軌，經常也評論國際人權。印度傳統種姓制度既作為「封建社會的落後文化」，又是按西方標準違反人權的典範，無論是中國的新左派還是自由主義者，都對之大力抨擊。在傳統勢力強大的印度，這成了「中國帝國主義者雙重標準」的證明，因為印度人認為中國國內人權問題甚多，華人卻偏要對印度人權說三道四，情緒一如華人批評美國對中國人權問題的雙重標準。

民族偏見 中印和好存障礙

加上當印度旅客和留學生不時在中國遇見種族歧視，他們回到印度後，自然將不滿傳播，一般印度民眾心目中的中國形象，自然好不到哪裏。假如中國民族主義者視印度為能力有限的西方先頭部隊、為顯示自身民族優越性的歧視對象，印度民族主義者則更多視中國為實實在在的威脅。近年印度媒體經常大篇幅報道中國，更多是商業考慮為主，因為中國威脅形象已深入民心。

中國不當印度是對手，不少印度憤青卻視中國為頭號潛在敵人，而由於兩國關係在民間交往層面存在一種偏見，這更增加了印度要超越中國的意欲，以中國以「不可能被印度超越」作為最基本的民族尊嚴底線。所以，中印關係的全面和好和「Chindia」的實現，無論從中印雙方角度而言，都有被偏見規範的障礙﹔相反，中日結成共同體、再結成未來的「亞盟」主軸，可能還要來得容易。

戰略保障 vs.全方位合作﹕奧巴馬訪華前的棉裏藏針
【咫尺地球】奧巴馬在東京發表亞洲政策演說，以中美建立新型合作關係為核心，有學者視之為過分親華，對北京缺乏足夠壓力，無異於宣告美國放棄了單一超級大國的地位。這樣的角度，自然將問題過分簡化。中美關係發展至今，已很難作出什麼大突破，而從奧巴馬的談話、特別是他出發前回答記者的講話可見，在日常生活層面，他眼中的中美關係並不等於沒有競爭、沒有衝突，反而為這類衝突留下了伏筆。

首先，他出發前強調「中國既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也是競爭對手，關鍵是我們要確保是友好競爭，是圍繞消費者和市場的競爭」。什麼是「友好競爭」﹖這裏說的其實是貿易保護主義、人民幣升值、知識產權等話題，暗示民主黨會一如既往，比共和黨更重視貿易層面的零和格局，畢竟這是他們的票源所在。要是中國進一步提出以一籃子貨幣取代美元國際地位一類建議，那也可以算是「圍繞消費者和市場的競爭」，但假如中國確定要成為全球大國，這一步不可能不走。也就是說，這是雙方能預見的必然衝突。

美國重整旗鼓參與亞太事務

此外，奧巴馬出發前也強調「在明確的國際規則框架中，我們也提倡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這句說話比較玄，但結合了後一句，「明確的國際規則框架」就即是盡責任大國的框架。在這裏，美國確認了中國對國際社會有相應的責任，而反過來說，假如不盡責任，就喪失道德高地，所以這其實是美國對中國外交施予的規範。這些責任，目前最逼切的包括中國對環保的責任，是否定義中國為已發展國家，也包括保育文化與人權監察，乃至要求中國要對北韓、緬甸、巴基斯坦等國家的出格行為負責，必要時作出匡正。

競爭依舊在 重大危機時互救

但與此同時，奧巴馬並沒有放棄美國在亞洲的特殊地位。恰恰相反，由於他的團隊認為布殊過分着重中東而放棄東亞，造成美國的戰略失衡，他才自稱「美國首名太平洋總統」，說美國「要加大參與亞洲事務的力度，進一步鞏固與該地區同盟國的關係，並與中國加強務實合作」。由是觀之，美國沒有打算改變對台軍售政策，也會保留由日本到紐西蘭這條弧形防禦網﹔它雖然容許中國崛起，但並沒有容許中國成為主導亞洲的最重要力量，底線是美國對亞太事務的參與不能比中國少。事實上，美國說要鞏固同盟國的關係作為參與亞太事務的基礎，與中國則只能「務實合作」，這就是美國國內賦予外交規範的底線。

回到奧巴馬說的「明確的國際規則框架」，美國真正需要中國的，並非全方位的合作關係、並非要將之變成盟友，而是希望建立被學者稱之為「戰略保障」（Strategic Guarantee）的互動關係，將之變成常規機制﹕在發生重大危機時，雙方可以站在人類的高度互相支援，例如發生金融海嘯，影響世界繁榮，中國會出手打救，而當民進黨台獨力量越過底線，危及地區和平穩定，美國也會為北京對相關勢力施壓。但在日常生活，雙方會繼續不同形式的競爭﹔而在非重大危機時，兩國更會繼續挑戰對方的權力基礎，中國早晚會挑戰美元的國際地位，美國也會繼續「參與」西藏、台灣與新疆的事務，這樣才符合雙方的利益。

What went wrong? Do you hear me?
【明報專訊】特區政府連串疑似醜聞成為話題，真是管治失效的老生常談嗎﹖要回答這問題，我們應先了解醜聞政治的理論規範。這可以由一宗國際案例談起﹕

重構法國的中非人肉鑽石醜聞

1979年，法國媒體披露總統德斯坦早年擔任財政部長時，曾接受中非暴君博卡薩送贈兩枚鑽石，沒有申報利益﹔到了他任總統時力挺博卡薩，被視為利益輸送。當時博卡薩形象之差，冠絕全球﹕傳說他嗜吃人肉，會命廚子把政敵煎成烙餅，曾親自屠殺兒童犯，又自行稱帝，加冕護衛隊正是德斯坦派遣的法軍。1981年法國大選，德斯坦敗予左翼挑戰者密特朗，醜聞是關鍵之一。

但深入觀察，這和燈膽醜聞一樣充滿懸念。法國政壇並不特別清廉，剛去世的加蓬總統邦戈在法有大量資產，美英即明言他是巴黎庇祐的貪污犯。就是博卡薩，密特朗也容許他以退休軍官身分在法定居，德斯坦的政敵更與他結盟，好讓前總統繼續出醜。德斯坦以「鑽石只是政府間的碎鑽紀念品、已將之變賣捐出」開脫也四平八穩，同樣收取博卡薩鑽石的基辛格就安然無恙。然則醜聞何以炒熱﹖

權力、聲譽、信任鐵三角

就此我們應參考英國社會學者湯普森（John Thompson）著的《政治醜聞﹕媒體時代的權力與能見度》。作者通過英美案例提出「社會醜聞論」，以權力、（制度或個人）聲譽、群眾信任這鐵三角互動為主導醜聞的公式。媒體雖然通過醜聞傷害政府或政客聲譽，影響後者權力、提升自身話語權，但也受「信任」這元素規範﹔信任對象可以是正式或非正式制度。例如美國人多認定前副總統切尼的公司在伊拉克戰爭獲暴利，但相信利益整合潛規則，不作深究﹔尼克遜破壞憲法對行政權力的規範，民眾卻集體反彈。當台灣民眾不信任制度，行政院長與黑幫頭子共遊就不受安全閥保護﹔如南方朔言，美國人卻不會深究甘迺迪的黑幫聯繫。

法國政客搭上非洲暴君原是受信任的，前提是對巴黎有利。德斯坦出事，因為規範被打破﹕博卡薩一度倒向當時的公敵利比亞，後雖反悔，警號已生﹔德斯坦就兒童屠殺干涉不果，大失面子﹔他最終推翻博卡薩，擁戴復位的達科不久又倒台，外交顯得有心無力。其時法國經濟低迷，群眾對花費不菲的法非關係反彈，歐洲整合呼聲湧現，醜聞反映的正是範式轉移。德斯坦下台後沒有糾纏於醜聞，不再碰非洲，改以先驅身分鼓吹歐洲融合，贏回一些尊重。

香港制度聲譽深獲第二代信任

將社會醜聞論應用到香港，對近期醜聞的主流解釋似乎都難以自圓其說。假如困局主因是金融海嘯，而海嘯主要衝擊中產，為何積極回應的是青年﹖假如這是政改危機，如何解釋港人對北京持續增加信任﹖假如媒體有力單獨製造議題，何以無人理會甘乃威事件﹖正如法國人在國家利益無損下默許領袖搭上暴君，香港制度依然獲第二代港人信任﹕無論立場如何，他們信任經濟制度健康、社會階梯公平、公共道德合理，對醜聞反應有限。早前某老牌青年機構負責人發表一篇由上而下的訓誨，堪為樣板。

但通過將青年常駐的網絡信息解碼，卻能發現制度聲譽正失去第四代信任。筆者曾以Christopher Hughes的論述研究框架，解構不同群體為愛國論述賦予的內涵﹔以此論剖析第四代對醜聞的回應，多是對現制度不信任的借題發揮，是為「權力——聲譽——信任」三角關係的警號。這些結構包括經濟社會，更包括文化倫理，放在第二代（精英）是好的，對今日的他們也是好的，對第四代卻不好。這就是跨世代制度失衡。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論在知識界影響甚廣，上一代卻難得共鳴。他說「作者已死」，筆者唯有嘗試深化世代論的6個結構困局如下﹕

世代論衍生的六大結構困局

1. 1970年代末開始，香港教育成了世上最社會主義的制度之一，經濟卻還是最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同於上一代的教育是稀有品、社會是高淘汰制的一條龍。受教育人口大幅增加，金字塔階梯被打破，社會沒有相應流動，這不是「升呢」，而是明升暗降。大學畢業生只能找從前中學生的工作，卻有了國際大學生的期望﹔以往中學畢業不一定置業，如今很難說服大學生不以此為目標。政府不解決期望落差，卻拆着過來人的階梯，再以副學士、私立大學等延緩泡沫爆破，結果第四代集體代入左翼理論，失去對教育制度的信任。

2. 新自由主義革命出現於1980年代，自此終生合約變成短期合約，固定職位變成臨時工，這是全球趨勢。問題是97前的移民潮令社會出現斷層，兩種制度並存的時間大幅延長。因移民潮上位的，屬於合約革命前最後一代。假如沒有移民潮，最後受益人已退休，不同世代可共同打拼。但現在上層正當盛年，缺乏保障的命運由第四代開始。他們不理解為什麼早出道5年的有保障，自己卻不能規劃，失去人生的可測性，以及對社會制度的信任。

3. 先代人早年生活比當下青年艱辛，但當時存在無窮可能性，可創富、可革命，從商從政門檻甚低，制定規則可望可即。現在一切行頭規範極多，充滿上代人設定的規則與保護機制，失去第四代創業者的信任。尚有破立精神的人懂得機會在規範未完備的北方。

4. 從前香港社會尊重高知識、高道德，這其實和社會階梯相輔相成。但從前來港的是精英，近年精英紛紛離港，新移民（10年將達50萬）大多是低技術階層。倫敦、紐約持續有優質人口流入，香港人口質素整體則成負增長，無論在家庭、學校，新一代都缺乏外圍環境的發憤目標。但第二代無意改變道德觀，反而滋生了明光社。當周秀娜一類受制於英語的新移民以另類方式打拼而受道德規範，舊價值被看成為上一代服務。

5. 香港已湧現大量高質素退休人士，他們足以工作至80歲，卻被迫於60歲退休。主導社會價值觀、解決青年問題，成為他們發揮餘力的中介。以禁毒為例，政府能打動的不是只聽過《一事無成》的青年，而是「天造之才皆有其用」歌詞中成長的家長。假如社會暗中以青年問題解決老人問題，第二代關愛倫理會失去第四代信任。

6. 青年問題不應單歸咎政府，在西方，這屬民間第三部門責任。激進青年哪裏都存在，青年組織不應是和諧工具，而應疏導宣泄，否則政府何不乾脆兼營﹖但香港主流青年組織過分倚賴政府，領袖視組織為鞏固地位的基石。西方青年組織不怕離經叛道的引領思考，「為什麼克林頓、布殊、奧巴馬吸食大麻不上癮兼當總統﹖」但香港青年組織會組織青年喊口號，帶領憶苦思甜，導致整個第三部門失去第四代信任。

這六大困局，遠比上代思維設定的六大產業深入青年民心。政府不可能解決結構問題，但有力拆牆鬆綁，讓第四代在規範以外建構新一套。假如論述和制度被上一代繼續壟斷，第四代除了被迫借用民主vs.建制的套話借題發揮，還可怎樣﹖德斯坦從醜聞轉型，港英從六七暴動建構香港節，值得特首參考。深究醜聞則不必，一來清者自清，二來濁者自濁，三來清濁無常，其實亦irrelevant。

世代失衡如一斷章，「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

《2012末日預言》國際視野的空白（上）﹕朝鮮篇
【咫尺地球】荷李活電影《2012》成為城中熱話，並帶來末日話題。但電影的國際關係背景和危機管理概念十分兒戲，和精湛的特技形成強烈對比。觀眾離場後宜釐清概念，萬一類似遭遇到來，也可分辨哪些情節不可能發生。

跨國機制未有北韓不務實

首先，《2012》的基本設定是地球進入全球化時代，有跨國機制處理人類普世問題。這機制的結構性問題我們下周再談，現在先說它的成員。電影說，共有46國參與計劃，大概包含了所有大國在內。46國不包含地位猶如香港區議員的太平洋島國圖瓦盧總統，這在非常時期，原可理解；但教人感興趣的是，作為重要國際玩家的北韓（朝鮮）偉大領袖金正日，是否得到入場券？似乎沒有。表面上，這機制自然不大可能邀請北韓參與，因為北韓參與國際協商的往績以出爾反爾著稱，金正日的不可測性風險太高，連六方會談也六進六出，事關人類生存的重大決議，如何容得下他？但要是真的有那樣迫切的人類危機，有能力製造核武的北韓科學家，也不可能永遠不察覺。當他們察覺了，哪怕在最後關頭前一天才察覺，金正日自然會明白自己已被國際社會出賣。屆時以他的作風，恐怕寧願提早先發制人發動核戰，和鄰近地區率先同歸於盡。因此，在末日孤立北韓，還有其他疑似「邪惡軸心國」，也是不務實的。上述案例，值得新現實主義者進一步研究。

西藏設基地為票房

其實一旦出現末日恐慌，北韓才應是主角，因為《2012》的方舟基地設在中國，並不完全合理。電影以西藏為方舟基地所在地，一來是為了配合藏傳佛教的神秘感覺，二來是預測海拔高的西藏會成為新世界中心，三來暗示中國是唯一有力大規模動員廉價勞工的大國，四來諷刺中國最能向民眾隱瞞事實（還有五來是為了中國票房）。但正如電影鋪排，就是純樸、不了解現代科技的西藏工人也會泄密，希望在末日拯救家人，而且還讓西藏宗教領袖老早知道計劃，這一干人等卻沒有遭到滅口，可見就是中國政府不可能完全監控所有人的一舉一動、安全舉措連暗殺羅浮宮館長的法國也不及，也是這漏洞幾乎讓計劃失敗。因此，今天保密效果更好的國家，只有北韓。在這角度看，北韓極權制度的存在，對人類可能有巨大「貢獻」，《2012》的各國領袖應該及早邀請金正日加盟，頂多承諾讓他挑選合意的荷李活女明星陪同上船，和安排美國總統在世界毁滅前訪問平壤，滿足他最後的虛榮。反正金正日信任的親信為數不多，連那位因偷渡到日本迪士尼而失寵的長子也大概不會照顧，不需浪費多少方舟門票。

不過，就是北韓這關解決了，恐怖組織和極端教派也人才濟濟，也有他們的科學家，不可能接受國家協商機制解決一切。《2012》一大盲點，就是只看重國家的角色，忽略任何形式的非國家個體，無視國家領袖不可能代表非國家個體領袖的事實。假如拉登以自己的途徑知道了末日，蓋達組織必然另有行動；就算拉登會為了方舟入場券放棄「原則」，那些擁有瘋狂科學家的末日教派卻可能千方百計破壞方舟計劃。何况真的要向世界公布真相，絕不需要像羅浮宮館長那樣召開記者招待會，只需在互聯網廣傳，人家滅口也來不及，這正是國家機制不能掌握之處。

阿敏、博塔、博卡薩﹕析讀非洲的寬恕
【咫尺地球】近代非洲名人當中，因為正面貢獻成名的不多，以負面行為廣為人知卻甚眾。「烏干達狂人」阿敏、「食人肉皇帝」博卡薩等，都已成為世界級暴君的代名詞。教人意外的是，近年在他們的國家，這些人物或他們的後代都得到平反，這潮流可稱之為「非洲的寬恕」。

暴君死後獲平反

以阿敏為例，他擔任總統時殺戮甚眾，趕走亞裔商人，自稱CBE——大英帝國征服者（Conqueror of the British Empire），種種奇行加暴行，為他博得狂人之名。目前的烏干達總統穆索維尼，就是阿敏時代的反對派游擊隊領袖。穆索維尼鞏固權力後，高呼全國和解，數年前特赦阿敏的長子，他在阿敏死後一直領導小型游擊隊挑戰政府。不久，這名阿敏之子更被任命為烏干達國家安全部副部長，負責掃蕩其他游擊隊。任命發表時，穆索維尼對阿敏家族頗有好評，完全不像是談論暴君。此外，阿敏的前任奧博托也是暴君，他在阿敏下台後再執政了一會，才被穆索維尼推翻。奧博托不久前逝世，穆索維尼宣布給予國葬。

同樣戲劇性的發生在中非。70年代，中非暴君博卡薩和阿敏齊名，行為更為荒誕，除了廣為人知的自行稱帝，耗盡國庫搞加冕大典，還被指以吃掉政敵為嗜好，曾親自屠殺囚禁在監獄的兒童。博卡薩下台後流亡法國，後輾轉逃回國被判刑，最終還是死在法國。年前中非政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與博卡薩家族和解，由博卡薩一名兒子代父親「部分施政偏差」認錯，換取政府「發還」部分博卡薩興建的宮殿，予家族成員作生活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不少非洲國家都存在，更著名的例子是盧旺達。盧旺達大屠殺後，要是追究所有兇手，恐怕全國沒多少人不受牽連，於是委員會鼓勵街坊對殺人犯先公審後寬恕，只拿最著名的戰犯問責。

類似寬恕也出現在南非。南非結束種族隔離政策後，經過了蜜月期，黑人至上的種族主義開始抬頭，白人逐漸離開，總統姆貝基被指縱容黑人民粹思潮發酵。但前白人總統博塔逝世時，曾被他直接逼害的姆貝基不但親自參加喪禮，在喪禮還高調擠出眼淚，無論是黑人還是白人，都沒想到他的演技精湛至此，何况博塔還是種族隔離政策的最後堅持者。

部族政治無法解決

表面上，這些例子都在傳遞正面信息﹕迎接將來，寬恕過去，解除仇恨，共迎更美好的明天。但背後結構性的信息，其實是非洲國家沒有辦法解決國內的部族政治。無論是怎樣的暴君，在非洲，他們都不可能沒有支持者，而最忠誠的支持者，一般來自他們所屬部落；而在南非黑人精英眼中，剩下的白人也與部落無異。上述和解、寬恕，其實在暗中劃定部落之間的利益分配，結果非洲始終發展不了成熟的民主政治，選舉也好、戰爭也好，都以部落劃分。以奧巴馬祖家肯尼亞為例，總統大選淪為部落之爭，由於肯尼亞開國元首肯雅塔訂下法規，容許政府官員經商，令裙帶資本主義空前流行，掌權者必會庇護部落同胞。號稱相對發達的肯尼亞尚且如此，其他非洲國家更不在話下。寬恕、和解自然沒有問題，未來也不大可能出現阿敏、博卡薩級數的暴君，但在非洲，裙帶資本主義和部落主義的根本不但未見改變，反而被寬恕強化了。

《2012末日預言》國際視野的空白(中)﹕宗教篇
【咫尺地球】除了獨立教派和恐怖組織，災難電影《2012》另一批明顯忽略的非國家個體（NSA），就是各種宗教領袖。《2012》刻意強調宗教的無助，反正讓全世界毁滅，卻偏偏選擇拍攝巴西耶穌像和梵蒂岡聖保祿大教堂的倒塌，又要倚靠宗教的意大利總理成為唯一逃不過去的大國領袖。據說導演原來還打算拍攝伊斯蘭聖城麥加之毁滅，不過為免激起穆斯林報復才作罷。

總統擔當精神角色不符現實

事實上，要是瑪雅預言真的存在，信息也是說「毁滅現世界、建立新世界」，所以方舟除了負責逃生，更肩負了重建、改造人類文明的責任。因此宗教領袖才應是方舟的主角。假如有一個變相決策委員會，教宗不可能不在內，正如事實上存在的終結冷戰決策委員會，也是以列根、戴卓爾夫人和若望保祿二世為核心。像教宗、達賴喇嘛、伊朗什業派阿亞圖拉這些人，影響力明顯比被安排擁有獨立發言權的意大利、加拿大總理要大。就是教宗本人希望留守羅馬殉難，也必會派遣重要主教參與整項計劃，而沒有伊斯蘭領袖參與更屬政治不正確。《2012》安排大量阿拉伯酋長資助方舟計劃，他們不可能完全向伊斯蘭領袖隱瞞計劃，現在就算是沙特國王調動十億鎊的資金也需要核數，沙特國內的激進瓦哈比教士，就對監察領袖的帳目愈來愈用心。

只要及早得到各大宗教領袖同意方舟計劃，他們自然可以安排願意殉道的高層神職人員在最後關頭陪伴世人，人類安樂死也容易點。然而在《2012》，承擔這精神角色的卻成了美國黑人總統。這是極政治不正確的安排，一來讓世俗領袖衍生出精神身分，二來不合理地讓偽個人英雄主義凌駕於制度，這都不可能在現實世界出現，也與美國憲法不符。假如那是布殊，絕不可能自己不上船，也會老早安排葛培理牧師代表他留守最後一刻，以示新保守主義與美國共存亡，那才是冷血領袖的工作。

假如什麼人上船、什麼人發號施令是全球領袖共識，美國總統在最後關頭改變計劃，足以令計劃破產。電影反映的正副總統及議長不在時，居然被幕僚長攬權，而其他國家領袖又集體向他施壓，這些都是最不應該出現的混亂——根據美國憲法，副總統不在，應輪到眾議院議長，再次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接着是國務卿以下一眾內閣成員，幕僚長根本排不上號。在非常時期，捍衛原有秩序已十分困難，像《盲流感》一類小說/電影講述的文明毁滅、新秩序重整，正是這情况；假如幕僚長奪權先例一開，其他領袖被推翻也指日可待，那都是美國總統婦人之仁的責任。

對宗教人士而言，末日方舟恰恰是他們「一展抱負」的機會。既然事件有神秘色彩，對2012年有預言演繹權威的中南美洲印第安巫師、各國末日預言學家，以及麥玲玲師傅，也許都會獲派入場券。特別是因為羅庚這中國傳統文化具有神秘力量，不應在大災難失傳，而當地球磁場改變南北極，屆時懂得以顛倒方式使用羅庚的玄學家，就只有麥玲玲師傅了。

《2012末日預言》國際視野的空白﹕G20篇
【咫尺地球】讓我們回看《2012》處理人類普世問題的跨國機制。在電影，那還是G8，大概拍攝時預計不到G20的出現。因此橋段一方面安排人類方舟在中國興建，另一方面中國卻不是首先獲知會的國家；印度、巴西等G20新貴，自然也無影無蹤。假如真的有那樣的會議，其實歐盟一個代表就可以了；而沙特貴為G20成員，並非電影諷刺的只因有錢才能上船。

核武大國無可能銷毁核武

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假如G20是機制，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美國總統不可能在會上和各國領袖直接討論﹕一來這些國家不輕易相信美國，二來不少國家領袖轉換頻率極高，得到絕密資訊，難保不會炒作為自己的競選議題。所以國家元首不一定是處理這類議題的理想人選。合適人選必須有一定延續性和超然性，例如前總統或憲法上的虛君。

說服世界各國領袖為了維繫人類文明分工合作做方舟，並非最困難，雖然當年被列根星球大戰計劃欺騙的蘇聯後人俄羅斯，不會不擔心這又是陰謀。真正困難的是，要是預測有《2012》末日危機，核武大國總應大量銷毁核武，以免浩劫時自己的核武意外爆破，屆時恐怕沒有方舟可同時抵禦天災人禍，倖存者也不可能走出艙外，因為世界已充滿輻射。但要各國銷毁核武，無論末日證據多麼充分，都極難，讓各國領袖承諾不攻擊已是極限，宣布不防禦幾不可能。何况方舟既然在中國，各國就是把登船權交給了中國，要是最後關頭解放軍逼全體外國人下船，他們也沒辦法，因此該基地應盡早交給聯合國或各國代表共同管理。這是更不可能造到的，中國會認為是分裂西藏的陰謀。

這機制也不可能像電影那樣，沒有危機管理的準備。各國領袖不可能真的在最後一刻才集中到方舟，任何行動都不容許安全系數如此低的運作。正常做法是在事發1個月前，就安排替身代表領袖出席公開場合，以免最後一刻有什麼意外；假如2012年的香港特首能獲入場券，他也會讓政務司長當處理特首而先逃。又如電影出場的加州州長阿諾舒華辛力加理應獲分配入場券，他似乎卻在加州殉難；在現實世界，他當然會老早安排替身飾演自己，讓本尊逃之夭夭。

危機管理準備 領袖有事勢早遁

至於最後關頭讓名單外的人上船更不可能，船內食物和應急物品都是稀有品，各國元首必須在計劃制訂前，同意遇上非常情况如何反應，不可能毫無應急指引感情用事。要是方舟上的人要封閉式生存數年，人數倍增的結果，只能是產生糧食危機和騷亂。

最後，方舟計劃也不可能是單一計劃，真的面臨末世，人類大概會分散投資製造不同工具，例如土法煉鋼的熱氣球，以及太空船，以免磁場倒調讓方舟通訊儀失靈。就算大型太空船非現在科技能承擔，極個別人士也會被安排在月球基地暫住，維珍航空老闆布蘭森就必然情願花盡身家上太空，而不是付十億歐元擠方舟。既然方舟位置有限，把那些書畫送上月球暫存而騰空位置予人類，似乎更合邏輯；同一道理，各國生物學家可盡早蒐集動物不同品種的DNA樣本，而不是忙於像《聖經》那樣運送一雙雙動物上船。目前這些自然都與我們的生活無關，但從中多了解國際關係和危機管理概念，面對香港自己的2012，也是有建設性的。

東亞運餘波﹕關島與塞班島的國際身分
【咫尺地球】位於北太平洋的關島和塞班島，都是中產新興旅遊熱點。但它們對一般市民而言，感覺始終較為陌生，直到今年，卻因為兩件事令它們的知名度高起來﹕

(1) 香港主辦東亞運，平常不被一般人當作東亞成員的關島一如往屆參賽，派出運動員超過100人，雖然水平不高，但個別運動員予人深刻印象。例如，有位打乒乒球的中年胖漢代表，球技可能還及不上香港小學校隊，卻帶來運動會前所未有的親切和喜劇感；

(2) 一度家傳戶曉的周秀娜寫真集，出奇有國際視野地以塞班島為背景，大概假設其讀者多不知道塞班島在哪裏，好增添神秘感覺。

次主權個體 與香港相似

事實上，關島和塞班島的母體——北馬里亞納群島——都是國際上具有代表性的次主權（sub-sovereignty）個體，類型和香港相若，其國際身分值得港人注視。它們的主權都屬於美國，而美國領土分多個級別﹕「整合」（incorporated）了的除個別例子外，都是國內州份；「未整合」（unincorporated）而又「組織」（organized）了的，就是有自治權；這些自治單位能自給自足、被當作準國家的，可以成為「自治邦」（commonwealth），不能自給自足的，則繼續是「屬土」（territories）；還有其他既未整合、又未組織的屬土，像美屬薩摩亞，由美國以更直接的方式管治。關島的正式地位就是美國的「非整合」「組織」「屬土」，以塞班島為首府的北馬里亞納群島則是美國的「非整合」「組織」「自治邦」，都在美國眾議院有沒有表決權的代表。其實關島面積比整個北馬里亞納群島還要大，相當於香港的一半，人口也比北馬里亞納群島要多，但由於美國軍事基地設在當地，戰略位置重要，華府一直不願關島「升呢」，以免影響美國日後的駐軍部署。

棄大洋洲事務 參與東亞活動

至於它們的地緣身分，也十分有趣。歷史上，關島和北馬里亞納群島屬於同一組群，原來都是西班牙屬地，直到1898年，西班牙在美西戰爭被美國擊潰，喪失所有主要殖民地。至此兩島卻命運迥異﹕關島被美國直接佔領，北馬里亞納群島原來被准許由西班牙保留，但西班牙見自己在太平洋已一無所有，乾脆將之售予德國；德國在一戰戰敗後，群島被轉給日本托管；日本在二戰戰敗，北馬里亞納最終還是落入美國手中。值得注意的是，關島在美國授意下，不參與太平洋整合，反而老早加入東亞區，因此積極參與東亞運動會，而隔鄰的北馬里亞納則一直參與大洋洲事務。直到年前，它卻效法關島申請加入東亞足協、退出大洋洲足協，反映願意自稱大洋洲國家地區的島嶼將愈來愈少，也許不久後即會組隊參加東亞運。

值得一提的還有和關島、塞班島鄰近的帕勞（帛流）島、馬紹爾群島、密克羅尼西亞聯邦。這三國目前都是獨立主權國家，但和北馬里亞納群島經歷差不多的歷史，最終卻超越了什麼「未整合」、「已組織」的美國框條，分別和美國簽訂「自由聯合協定」。協定內容賦予它們的身分其實和自治邦差不多，都要接受美國外交指導、軍事保護，也都擁有自治權，甚至也享有某些美國公民權利，分別只是它們的主權被美國確認，作為「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而已。雖然獨立與否只是一線之差，但關島和塞班島既然選擇（或被迫選擇）了不同道路，未來參與東亞整合的前景，卻可能豁然開朗。

東亞運餘波之澳洲與哈薩克
【咫尺地球】香港主辦的東亞運共有九支參賽隊伍，歷史上的東亞運則曾有更多國家出現，包括兩個大國澳洲與哈薩克。它們參加東亞運與否自然不單是體育議題，更是地緣政治和板塊整合的具體反映。

以哈薩克為例，它脫離蘇聯獨立前，並沒有明確思考自己的身分認同問題。獨立後，它順理成章地希望成為中亞龍頭，畢竟它是面積極大、資源極豐的潛在區域大國。但哈薩克慢慢發現自己沒有整合整個地區的能力，而中亞各國周旋於各大國之間自顧不暇，也沒有能力強化集體精神。於是哈薩克一度向東亞靠攏，特別是中、日兩國在當地都有相當投資，令哈薩克國內的自身認同出現了改變。在這背景下，哈薩克一度參加東亞運，令東亞運一度充滿白皮膚、金頭髮運動員。

東亞整合未竟 哈薩克脫亞入歐

但今天哈薩克卻出現了脫亞入歐的傾向，儘管它的國土面積絕大部分位於地理上的亞洲，最終也離開了東亞運圈子，在國際足協更轉成了歐洲國家會員。內裏原因，一來是這樣做有遙遠的加入歐盟希望，二來加入歐洲圈子比東亞圈子更能抗衡俄羅斯，三來當東亞未形成實質的整合，對哈薩克也就沒有作用，反正中日對能源的需求是不會改變的。

但我們可以想像，一旦人民幣變成了「亞元」（據說中國已決定不和日本合作而獨自深化亞元工程），中亞貨幣的獨立性會出現壓力；而當東亞自由貿易區得到落實，中亞也會有被孤立的恐懼。屆時以哈薩克的反覆，重新加入東亞運會是理所當然；要是東亞吸納了哈薩克，對資源緊張的中日韓經濟就是一大解脫。

澳洲的例子也具有相當代表性。它從未成為東亞運正式成員，只曾以附屬身分參賽。這動作固然符合其「脫洋入亞」的國策，同時澳洲足球隊也離開了大洋洲賽區轉為亞洲成員，但畢竟目前的東亞身分對澳洲還是格格不入。始終澳洲已自視為大國，希望未來的東亞整合出現多元結構、與中國平分秋色，不甘心以附庸身分入亞，反而和中日在收編東盟各國的過程存在明顯競爭。

澳洲「脫洋入亞」 與中日競爭

這些案例反映「東亞」的定義在不斷改變，而且牽涉了敏感的整合問題。從前歐洲整合不斷出現小歐洲、大歐洲等概念，當東亞合作成了大勢所趨，特別是會影響國際金融和貨幣結構，東亞在中日韓這傳統範疇以外還包括什麼、邊界在哪裏，也同樣觸動世界神經，因為這些問題的答案可有不少變數。

例如，文化上，新加坡是否可算作東亞成員，而這又會否對東盟的身分認同有牽一髮動全身的影響？政治上，作為美國一個州、但和日本淵源極深的夏威夷，是否可以某種形式加入東亞，像身為法國海外省的瓜德羅普島，也可以獨立身分參加中北美洲金盃足球賽，並和鄰近經濟體緊密互動？甚至俄羅斯遠東極受中國影響的海參崴，是否也可試行一國兩制，再滲入整合過程？

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整合了新成員，也不一定代表東亞變得更強大。恰恰相反，由於西方擔心東亞整合後變得強大，反而情願更多國家地區混入這過程，以減低其整合的深度，這正是英美當年支持歐盟急劇東擴的原因之一。既然各國都不知道東亞的極限無論在深度和廣度兩方面在哪裏，東亞運也就成了理想的實驗平台，以非政治化的方式測試各種東亞整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