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軍步兵漫畫物語（齋藤邦雄）

可恨的桃子

昭和19年（1944年）初夏，原本駐紮在山西省大同的泉兵團（二十六師團）被緊急派遣到菲律賓萊特島去了。

為了給他們收拾營區，我們這些司令部機要人員就暫時派到大同。這期間發生了一件事情。

大同位於山西省最北邊，從保定出發沿北京張家口坐火車可以一路過去，距離大概有500公裏。

到大同營房的時候，室內的雜亂程度讓我們大吃一驚。服裝、私人物品散亂一地，桌面上殘留的米飯菜汁還是熱的。該部隊出發時忙亂的景象盡在眼前。

到達大同稍微安頓下來後不久部隊就發來了外出許可。距這個城鎮15公裏處有個很有名氣的石佛（可能是雲岡石佛——譯）。

“好不容易來趟大同，去看石佛吧。”有人提議。

“石佛有什麼好看的，還不如去拜大同的觀音（指女人）去呢。”

等到外出的那天就按這兩種提議分成兩組士兵各自出去了。

我自然是要去“拜觀音”。

每到這種時候士兵跑得最快。每個人都想去“觀音”那邊燒頭香。我平時走路就慢，這次出了營門不久就被戰友們拉下好多。

當時大同治安還算不錯，士兵也不用特地組隊出門，如果想慢慢逛的話我一個人走路就行了。

走了不一會兒，從旁邊一戶人家的窗子裏有個中國女人手上拿了個桃子笑著向我招手。

前後望了望，周圍就我一個，原來是向我打招呼啊。

“這桃子是給我嗎？”

我將信將疑用中文問她，她回答這桃子10日元（相當於1750人民幣——譯）。

10日元等於當時士兵一個月的薪水（新兵時是5日元——譯）。這桃子可真貴啊。不過馬上我就明白了這背後的含義。OK我說，那女的就把門打開了。

房間裏面一般是泥地一半鋪著席子，就是一家普通的帶炕民房。裏面還有一間房間，裏面鋪了一床火紅的被子。

進去以後再仔細一看，感覺和在外面看到的樣子非常不一樣，我就有些失望。

雖說她在房裏，我從窗外往裏看自然是看不清楚；可即便如此感覺還是和第一眼看到的差了很多，我就一下沒了精神。

簡單來說就是被她厚厚的化妝給騙了。但畢竟已經和她說好了，就老老實實付了10日元，之後她鉆進被我叫我進去。我這時已經沒心思和她大戰一番，回去的時候那女的笑嘻嘻地把先前那個桃子遞給我讓我吃。

沒辦法那可是10日元1個的桃子，吃完以後我就歸隊去了。戰友還在擔心我一個人上哪兒去了，聽了我的話後都哈哈大笑起來。



“不過大同的妓女做太多次都不行了啊。”

凡是去見識過“觀音”的戰友們抱怨道，說不定他們的遭遇都和我差不多。

之後過了兩天的早上。平時我都是被人叫醒起床的，可這天確實被一陣猛烈的腹痛給痛醒的。

馬上跑進廁所，發現是拉稀。我想可能吃什麼吃壞了肚子，剛回到室內卻又得上廁所，就這樣每隔30分鐘就得去一次。下腹感覺就和刀絞一樣痛。

以前拉肚子的時候只要吃上兩三粒雜酚油（Kreosot，鎮痛藥——譯）馬上就能治愈，不過這次卻完全沒有效果。

戰友又教了我個土方：把木炭弄成粉和水喝下去，結果也沒用。

後來我實在忍不住了就跑到醫務室一診斷：“是赤痢，馬上住院。”就這樣住進了大同陸軍醫院。

這次是第二次住院，第一次是骨折住進了北京陸軍醫院。北京那時候是外科，地點在萬壽山公園旁邊，所以當時住院是頂好頂好的。

不過這次在大同卻是因為傳染病，真讓人不好意思；而且一到晚上還能聽到遠處的狼嚎，真是個荒涼的地方。

住院後，我被轉移到隔離病房，住進一個10人大小的病房。不知道其他醫院是不是也這樣，床下面放了個便器。大概是讓我方便的，這樣連續用上兩三天估計就會溢出來的吧。

惡心話題就不說了，我連著一周不吃不喝只出不進，除了血和膿已經拉不出其他東西了。

排便次數多的時候一天超過50次。怎麼數的呢？我就用小石頭上一次廁所就往小碗裏丟一顆這樣原始的方法計數。

住院以後最讓我頭疼的就是赤痢的原因。為啥就我一個得病？如果是炊事原因的話就不會光我一個得病，其他幾個也應該住院的啊。但實際上其他沒人送進來。

經過幾番推敲最後懷疑集中到外出時吃過的那個10日元的桃子上。因為回憶那天前後都沒有吃過什麼可疑的東西，所以犯人只有這個桃子。

軍醫問我吃過啥，雖然很難說出口，但最終還是將那個桃子交代了。

入院第二周周末，拉肚子也止住了。可體重也減掉了15公斤，平攤下來正好一天1公斤。

之後從濃湯開始一直到粥、普通食物都可以吃了，恢復很順利，剛好一個月我就出院。

到我出院的時候我所在的部隊已經離開大同，一個人都沒剩。因為他們本來就不是為我住院才來大同的。

就好像狐貍精變成了個女人對我笑嘻嘻，讓我起了色心花上10日元買了個超級貴的桃子這也就算了，結果還讓人住了院。如果當初去拜石佛的話就不會這麼倒黴啦。現在後悔也沒用。

真想跑到那女的家去狠狠發頓牢騷才能止住我滿腹的怨恨，不過再一想：萬一過去又招惹上什麼更厲害的細菌的話那就慘了，所以最後還是沒去成。

打那以後，我到現在都對桃子敬而遠之。

無法忘懷的天使

多虧了軍醫和護士幫我調養好身體，才能恢復精神再次全力投入到軍務中去。

這些人中有一位白衣天使不知為何似乎在向我表示好感。

住院後經過20天治療病情總算好轉，於是就把我從隔離病房轉到一般病房去了。負責病房看護的護士是A（我到最後還是沒搞清楚人家的名字。）。

她總是帶著副口罩所以也看不清臉型，但那大大的眼睛顯得很清冽。年紀不過十七八歲，在病房裏小鹿般躍動工作的身影洋溢著一股青春的氣息。

陸軍醫院裏，無論護士長得好看不好看都不允許和患者過於親近。

以前北京陸軍醫院的時候就曾經目擊到護士由於和住院的某位士兵患者相戀，而被護士長狠狠打耳光的情景。

就算無法隨意和護士聊天，只要能在遠離國內的異鄉土地上看到穿著白衣的日本女性，多少能搭上幾句話，就已經是莫大的安慰了。

住了院後身體允許的話，士兵就會開始往各自家鄉寫信。這裏醫院畢竟也算是軍隊，醫院名字要寫北支派遣某某部隊。把醫院成為某某部隊也真是古怪，不過這也是為了防間諜。

因此信裏也就不允許出現類似“住院”、“生病”之類能讓人想到醫院的文字，而只能寫些無關的內容。

某天護士A把我妹妹寄給我的信放到我床頭，用和平時不一樣的語調和我說：

“我和久子（指我妹妹）是同年級的。”

“咦？你和久子是同級生啊！”



真沒想到每天照顧我的A居然和妹妹同年級，我大吃一驚。

既然是同年級的，那我就推斷她應該是十八歲。我妹妹時候還在國內和父母一起安安靜靜地過日子；可A卻小小年紀孓然一身跑到偏遠的蒙古這裏來工作，就算她是為國犧牲這也太……。想到這兒我內心仿佛被打了一下。

A只提了同級生的事兒，再問其他的就一概不做回答，連名字都都沒說。

住到一般病房後，我恢復得很順利，就是每天肚子空空的讓人挺難受。

因為突然減掉15公斤，為了恢復原狀身體就拼命吸收營養。

醫院裏也有個酒吧，但那時即沒有我想要的也沒有我買得起的東西。就算想要出去買了吃，可身體情況還不允許，沒辦法只好忍著了。

這時每到晚上點完名回床位，就會在毯子裏發現豆沙面包、饅頭什麼都。

是誰把這些東西塞給我的呢？一開始我還覺得奇怪，很快我就明白了原來是A啊。因為某天晚點名後我看到A從我病房裏出來過。

由於在醫院裏沒法明說，對忍饑挨餓的時候幫了我大忙的A，只能用無言的方式感謝她。

人的恨意可以通過食物表現出來，同樣善意也能通過食物表現。我對她的善意到現在都無法忘記。多虧她我才能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就完全恢復並出院。

坐上卡車離開醫院時，A跑到醫院出入口處揮著手向我送別。卡車開動以後，A把大大的口罩從臉上解開；這時我已經離她很遠看不清她的臉了。

在開往北京的列車上我解開雜物袋，裏面裝有牛奶糖、幹果還有毛巾肥皂。

我想可能還會有信，結果翻了一遍卻沒找到。

終究她還是沒把名字告訴我，我只能以A來相稱。要說起來還是因為吃了那個桃子我才能和A這麼情切的護士——況且還是我妹妹的同級生——偶遇。

這麼一想就覺得買了這麼貴的桃子還到了大黴，但能見到A多少也就能抵消了。

幾年後我從西伯利亞回國，把這事兒問了妹妹，她卻說沒這麼個同級生。那麼那位A又是什麼人呢？

當時那座醫院的部隊名稱是這樣的：

北支派遣 戊 第一八四七部隊

不斷泄漏的情報

日軍的大體情況簡單來說就是不斷有情報泄漏到敵人那邊去。在這裏舉幾個我所在的部隊的例子給大家說明一下。

旅團決定啟動某項行動的時候就會讓下屬各部隊長官集中到司令部裏召開作戰會議，進行詳細討論。

在會上就會將旅團的作戰命令、各部隊行動路線圖，另外還有敵人情報概要等文件一並交給各位部隊長官。

這些文件屬於軍事極密文件，全都標有編號。

部隊長官會議結束後，這下重要文件就會被裝入包裏，由各部隊長官帶回自己的部隊，再召集下屬中隊長在自己部隊裏進行商討。

可是，每當部隊長官會議一結束，日軍的動向就已經泄漏到敵人那邊去了。

在敵人那綿密的間諜網包圍的情況下，這些行動被他們偵測到那也是沒辦法；但我怎麼也搞不明白為什麼部隊長官們放進包裏帶回來的軍事極密文件這麼快就會落入敵人手裏。

雖然搞不清楚他們怎麼弄到手的，但軍事極密文件的復件經常在敵人的文件中出現就足有證明以上問題。

極密文件一般由作戰情報室的將校軍官、下士官起草，然後油印出來。印刷都是我和同期兵兵長N負責。部門以外的人員一律不得進入印刷室，使用完畢的原稿和其他材料當場就會被燒成灰燼。

通過這一系列流程制作的文件，按照編號順序發布到各個部隊，只要得到文件的部隊不出什麼事故應該不會流到敵人手裏；所以對這個問題我怎麼也無法理解。

敵人到底通過什麼方法拿到資料的呢？這個問題我在司令部期間一直都沒找到答案。

正如前文所述，部隊收到命令後就會在駐地組織兵力編成討伐部隊，直到出洞前得花上好幾天時間。



軍隊這種地方，官僚作風嚴重得可怕。這種費時費力的流程根本沒法改進，所以敵人得到從我們手裏走漏的消息後，就能趕在日軍抵達前把一切都給準備完畢。

面對這樣的敵手，等日軍大部隊擺開陣勢出擊的時候，根本就沒法獲得什麼戰果；反之倒是經常被他們取得不少戰績。

那時軍隊裏通信一律都用暗語，但就連這暗語也說不定給敵人破了。

所謂暗語一般人看會覺得莫名其妙，但實際上卻都是些特別的暗號。舉個例子，將官稱為殿下，校官稱為大名，尉官叫旗本，下士官是武士，士兵就是足輕。

利用這些暗號比如在部隊間電話聯絡時就會變成這樣：

“餵餵，這邊的殿下（閣下）明天要到你們那邊去，大名（校官）一名，旗本（尉官）三名，武士（下士官）五名，足輕（士兵）二十名隨行。”

士兵對暗語中被貶低身份自然非常惱火，對此風評也不好，之後不知什麼時候起就不再用了。

不管怎麼說，中國地廣人多；當時在北支中國人和日本兵的比例為一千比一。也就是說一千名中國人中只有一個日本兵。

對這一個日本兵卻又兩千只中國人的眼睛盯著他的一舉一動，真是天網恢恢……情報泄漏自然無法避免。

我在山區防區的時候有過這麼一件事。

那次我們深入山區掃蕩敵人的某處根據地。

從某村的一戶人家裏發現了一張少見的日軍編制表。

這正是敵人對我們警備隊調查以後編制的。裏面包括隊長以下人員的名字、軍銜，連出身地縣市都有，真讓我們大開眼界。

“我都已經是上等兵了，這怎麼還寫一等兵啊”

軍銜上稍微有些出入，其他都基本正確。



到底是什麼人在什麼時候用什麼辦法查的？我們自然一無所知，但看了真是細思恐極。

我所在的山區警備隊裏正好有兩名中國苦力。一個人專門負責做飯，另一個打雜。兩個人都幹了很長時間，日語也基本能聽懂，幹起活來沒啥不方便的地方。

如果真有間諜的話，這兩人怕是嫌疑最大。後來隊長就不知找了個什麼理由讓他們立即離開警備隊，之後他們怎麼樣了就不知道啦。

接著我們話題再回到司令部。

這是在昭和20年（1945年）年初，旅團下屬某部隊俘虜了個敵人的大人物，正將他押往司令部途中發生的事情。

由於對方是個大人物，所以司令部也得按規矩把他押解到更上一級部門去處理。為此特地組織了個護衛班把他送去北京。就在護送途中稍微大意了一下，結果就讓那個大人物給跑了，讓司令部丟了好大一個臉。

列車出了保定行使1個小時。那位俘虜說：

“我要去廁所。”

所以就給他解開繩子讓他去上。等了很長時間打開門一看，這俘虜已經打破窗子逃跑了。

列車速度很急，從窗口跳出去的話也不一定能保住性命。但被日軍抓住更無法保命，所以俘虜估計還是不得不選擇前者了吧。

這大人物跳車的時候估計很幸運，被村民或者間諜救了下來，後來再次又回到了根據地。

這條新聞馬上就傳到抓捕那位大人物的部隊裏去了。所以立即就通告司令部詢問說：

“我們收到情報說前天送往你處的某俘虜現已回到根據地在指揮戰鬥行動，司令部是否在押送俘虜期間出了什麼事……”

下級部隊好不容易才抓住的俘虜，結果卻被上級司令部一個疏忽給放跑了，這種話怎麼也說不出口。萬一給曝光的話司令部可就顏面無存啦。

“這是敵人的欺敵之計，該俘虜已確認被送往北京上級部門。”

他們只能這麼一口否認了。



地方部隊其實也感覺到司令部可能失手了，但這以後就再也沒去追問過。

戰報裏的貓膩

大本營發表的戰報一向都是扯淡，這點在戰後都讓國民懶得吐槽了；我在那時現場就一直在做類似的事情。

如果硬要指責軍隊本身就是靠吹的話，那也的確如此沒辦法。

當時日軍和八路交戰，獲得的最大戰果就是繳獲的武器。步槍、機槍為主，如果還能繳獲迫擊炮的話那就真高興地不得了了。

其次就是發現武器彈藥的秘密藏匿地點，不過基本上不可能找得到。

再次就是俘虜。其實俘虜的大半都是農民，要想抓到幹部也是不太可能的。

最後就是敵人屍體。這裏是吹牛註水的重災區。

我在山區警備隊的時候，頗受部隊反復出動討伐作戰之苦，但每次都沒法交出什麼戰果來。雖說沒有戰果，卻又不能空手而歸。

如果我方出現傷亡損失的話，那更要拿出些東西來平衡下。所以為了以防萬一，所有部隊都養成了特意在平時戰鬥中將一部分戰利品藏匿下來的習慣。

也就是說如果在某次戰鬥中獲得戰果，那麼就會從其中向上級部門瞞報一定比例（比如步槍十支中的三支），這樣手上就多了一部分額外的戰利品。

每當我方出現損失卻沒有獲得戰果，或者出去討伐卻空手而歸的時候，就可以用這些額外的戰利品充數，這已經成了潛規則了。

那麼到底為啥要在戰利品上做這麼多手腳？因為上級部隊要對這些兵器數量進行清點確認，所以至少要得保證數量上不出差錯才行。

在戰報中最扯的就是敵人遺棄的屍體數量。

這是因為上級部隊不會特地跑過來查看，而且屍體很快就得處理掉的緣故。各隊都會在這個數據上大吹特吹。

哪怕只死1個農民也會摻水說成5個。



如此這般，敵人屍體方面的戰果所有部隊都在放衛星。

如果每次征討八路軍的屍體數量果真和日軍戰報一樣的話，那八路軍的兵力就會大大縮水。

但其實他們根本沒有減少，八路軍人數反而越打越多。

我在司令部任職期間從各部隊收到的戰報上看，屍體的數量總是會非常龐大。就算明白這是胡說八道，但卻也沒有一個人會對此多說一句，每個人都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對這種理直氣壯在文件上扯謊的日軍體制簡直就是無法理解。

戰後，出現的數以萬計屠殺當地民眾的問題上，大概也和軍隊裏這種日常扯淡的習慣也有一些關系吧。

罪大惡極的像片

這是在北支某次方面軍行動期間發生的事情。

我們士兵在完成整編後等待出擊時，每個人被派發了一張紙幣大小的照片，上面印有八路軍領導人的頭像。這三個人就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

因為這次行動由方面軍主導，計劃進攻太行山腹地的八路軍根據地；考慮有可能隨時隨地會遇到化裝成農民或便衣的這三位領導人，或者混入俘虜的士兵中，特地預備照片要求士兵隨身攜帶，一旦碰到可疑人物就對照這照片仔細核查。

一張照片而已成不了負擔，所以士兵也就沒說什麼。雖說不擔心北支軍的錢包，但給參加戰鬥的全體官兵印刷並配發好幾萬張照片，這筆經費應該不會白白浪費吧。

可惜，直到這次行動結束以後也沒聽說真有靠著這些照片讓這三人中哪怕的一個落入日軍的羅網的消息。

抓一個八路軍士兵就已經夠難的了，居然還想抓他們的領導人，豈不是瞎忙活嗎？

拿著這照片，最後倒黴的還不是一般中國百姓麼？甚至日軍兵自己也跟著吃癟。

日軍攻入根據地後，把一路上村莊農田裏遇到的沒來得及逃跑的村民集中到一個地方後，對照發下來的照片一個一個地比了過去。

如果發現一個臉長的和照片有些像的，就會想“這家夥真可疑”，給他些苦頭嘗嘗。

如果沒發現長得相似的，就會把照片給村民看，並問：“認識他們嗎？”。如果有人知道長相或者名字回答說：“認識。”就會把他當作敵特，不管他怎麼辯解都會拷問到半死。

如果村民回答不認識的話，就會說：“怎麼可能不認識？！一定是撒謊。”這樣又會被日本兵打上一頓。

無論認識還是不認識最後一般民眾都會因這照片倒大黴。



後來我們中隊在山腰處休息。小隊長要檢查攜帶物品（出發前經常要求檢查），目的是確認新兵是否攜帶指定要求配發的照片。

結果同期入伍的一等兵T，從胸口口袋中掏出來的照片和配發的搞錯了，是一張美國女演員狄安娜·竇萍（Deanna Durbin）的明星照。（這位女演員是當時風靡一時的美國電影《丹鳳還陽》女主角）

明星照大小和配發的照片差不多，所以一等兵T一不小心就拿錯了。本來他如果馬上換回來的話就沒啥事兒，可惜運氣太差剛出手就給掉地上了。小隊長看到這個臉氣得通紅活像煮章魚。

“把美國佬的照片藏得那麼好，卻把部隊給的照片掉地上，這表明你軍人精神太松懈啦！”

往他頭上按了個罪名就啪得一下耳刮子把他打得眼冒金星。



一等兵T手裏那張狄安娜·竇萍的明星照也在他挨打的瞬間從手裏滑落，飄到深深的谷地去了。

如果一等兵T現在還活著的話，如果給他看毛澤東或者狄安娜·竇萍的照片，那他一定就會想起當時的情景吧。

附送狄安娜·竇萍的艷照一張：



薩蘇的博文：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745f60100hu5z.html

情報室值班（一）

士兵如果要轉移到其他什麼部門，手續很簡單。只要穿著衣服，帶上配發的武器和私人物品到對方部門報上自己的大名，當天就能保證你的睡覺地點和飯食供應。

我從山裏到了保定的司令部，最後落腳的地方是傳令班。

一個旅團下屬四個獨立大隊（長官軍銜為大、中佐（上校、中校）），一般我們都把這些獨立大隊叫做部隊。

我所在的傳令班就是由部隊的士兵和原屬一百一十師團（鷲）殘留的士兵混編而成，人數大約有20名。

不管是呆在前線山區裏還是在後方配有電燈的司令部裏，士兵的生活依然是一樣的。可能是和朝夕相處了兩年的戰友分別，我還多少還有些念舊；雖然還是在軍隊裏，但一個人跑到這個陌生的地方生活心裏對這個新巢穴還是會有些抵觸。

所謂傳令班是指在司令部裏各部門下，比如作戰、情報、人事功績、財務酒吧等地方工作的士兵組成的班。這和軍官的專屬執勤人員有區別。

吃完早飯每個人就分開去各自工作的地方，到午飯時又回來，接著再繼續幹到晚上；工作性質有一半類似於辦事員。

因此傳令班的士兵當時有很多都出自紅門（東京大學）或者有名的私立大學。可惜不管出自哪家大學還是會被沒學歷的老兵打耳光，所以軍隊裏比起學歷更註重的還是資歷。

在前線的中隊裏隨時隨地都會減員（戰死），但在司令部應該就沒有這種擔心。

所以對我來說能在司令部當差那是頂好頂好的。之後我在這裏呆了兩年多時間，和山區警備隊相比體會到了很多不同之處。

轉到司令部後我就被命令在情報室任職。

情報室任職乍一聽很厲害的樣子，實際上也就是早晚掃個地跑個腿什麼的，基本沒啥事值班而已。

值班期間要做的工作首先就是印制情報記錄。

情報記錄就是將從各部隊匯報過來的敵情與司令部持有的情報比較判斷後編制成一本描述司令部轄區內的敵情的小冊子，之後發給下屬各部隊和上級司令部。

把這個東西用蠟紙謄寫後印刷出來就是我的工作。也就是油印，我負責的工作就是蠟紙制版（用鐵筆寫原稿）。

部隊裏都把作戰命令等極密資料用手寫的方式制成蠟版印刷出來。又因為這些情報記錄都屬於“極密文件”，所以印完以後蠟板必須全都燒掉。

如果操作不熟練的話，印完以後就會發現自己手上、臉上沾滿了油墨變得黑乎乎的。

另外還得接很多從司令部下屬各部隊打來的聯系匯報電話。

都是些某處警備隊被多少敵人襲擊，結果如何；此外對於派出的討伐隊在何時何地和敵人交戰等諸如此類的報告。

也有接到過“請幫忙寫點能讓閣下誇贊幾句的戰果進去好嗎？”這種用給閣下（將官）拎包的副官口吻說的電話。

可惜那時候，無論那支部隊都已經沒有余力能取得什麼戰果了。

戰鬥報告中凡是出現日軍戰死者的都必須報告。一邊聽著戰死人員的名字，一邊手寫記錄下來，這可真是項讓人辛酸的工作。

特別是聽到以前所在中隊裏熟悉的戰友和上官的名字，把他們寫在報告上時更是讓我悲痛欲絕。

往司令部匯報的內容中還有關於敵情的報告。包括敵人司令部現在位於何方，附近有無部署部隊等關於敵人動向的報告。

關於情報的可信度會按照甲、乙、丙的順序先後排列。日軍調查的內容為“可信度甲”，中方的調查為“乙”，從村民口中聽到的傳言則是“丙”。

一般部隊都會利用中國人密探來搜集敵人的情報。

很多帶著同樣目的放到敵區的密探，他們其實也和敵人有來往。在日軍和敵人的中間地帶，雙方的探子就會互相換取情報。

因此這些情報還算馬馬虎虎，基本可以算作乙等偏上的水平。

對敵人來說不必特地派間諜到日軍處獲取情報也能掌握日軍的動作，也算個好買賣。

這種預警系統對他們真是太有效了。

比如日軍為了發起某項行動，先把各部隊長官集中到司令部召開作戰會議。這項企圖當天馬上就會傳到敵人那裏去。

等各部隊準備完畢開始行動時已經過去四五天了。那時候敵人已經完全做好防備，挑好地方就等著上門；如果情況不利則會進深山避難，無論采取哪種對策時間都非常充裕。

在這種情況下日軍開撥過去，其結果早就註定了。



我先前本來還搞不明白敵人的間諜網到底布置在哪裏，現在再一想：中國人翻譯、往司令部送燃料的馬夫、汲水壯丁這些可能都是敵人的間諜。

另外還有一到傍晚就必定會出現在司令部墻外的那對拉二胡的男女肯定也是在偵查日軍的一舉一動。

總之，到專門負責印刷的情報室工作以後，我才能掌握到比在前線時候更多的信息，對我來說也是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情報室值班（二）

   司令部大樓背面有座小倉庫。

   這座倉庫裏像小山一樣堆滿了以前駐紮在這裏的一百一十師團遺留下的文件。

   當時整理這些文件的時候，發現裏面居然有從敵人手裏扣下來的文書。對此我覺得挺有意思，就以整理文件為借口仔細閱讀起來。

   這些扣留的文書都是逃離日軍，或負傷被俘的日本籍士兵隨身帶的“日本兵反戰同盟”宣傳資料。此外也有敵人出版的畫報、毛澤東的《論持久戰》等等各式各樣。

   關於這個反戰同盟，以前攻入敵占區的時候經常看到他們散發的傳單和宣傳物品；但真正認識他們還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我本來就不太喜歡軍隊，但又沒有反戰同盟的人那種想要徹底擺脫軍隊的想法。因為他們不僅僅只是脫離了日本軍隊，而且反過來還要從敵人那裏朝著日軍射出名為“反戰”的箭矢過來。對當時的日本軍隊來說，這群反戰同盟會員簡直就是叛徒。

   他們宣傳自己的觀點說：

   “現在這場戰爭是為軍閥和財閥的利益而發動的，士兵只是他們的犧牲品。因此我們要盡早結束戰爭，早一天回到家鄉去。為了這個目的士兵們必須要團結一致，把槍口指向後方。”

   我那時很不好意思，根本還不懂財閥、軍閥的意思。

   但對他們提出的“早一天結束戰爭，讓世界恢復和平”的口號卻是贊成的。

   還看了敵人的畫報和報紙，上面的東西和大本營發表的戰果完全相反，日軍的損失寫的很多，比如海戰被擊沈的戰艦、航母的名字也都有記載。

   一開始我還覺得敵人的宣傳手段還挺不錯的，後來隨著時間流逝看到日軍的形勢越發惡化，逐漸感覺似乎他們也不都是亂寫的，莫非真的……。

   就在這時候我讀到了毛澤東的持久戰和有關八路軍的文字資料。看著看著，以前對八路軍模模糊糊的印象漸漸明晰起來。



   過去在前線時，經常從保安隊的中國人隊長那裏聽到關於八路軍的事情；現在看了這些資料，和當初他說的一模一樣。

   八路軍善待日軍俘虜，到日本戰敗時八路軍還會把他們負責地送回日本去，這點在反戰同盟的報紙上也有寫。

   但我就是沒法產生拋棄日軍，逃亡到敵人那邊去的想法。

   正好就在這期間，司令部下屬某旅團通信部隊中有一名一等兵逃跑了。

   這只是一種厭戰情緒所造成，他並沒有表現出逃到敵人那邊去一類的反戰行為。可我還是挺羨慕有勇氣采取這種行動的士兵。

   先不去管他了。每天發往情報室的文件各式各樣五花八門。其中最引起我註意的是北支憲兵隊發出的關於日軍軍規違紀的情報。

   這些情報都屬於極密，原本士兵是看不到的，這也多虧了我崗位的便利才能看到。

   以前我只聽到過關於“館陶事件”（有興趣可以搜一下——譯）的傳聞，但現在從這些文件裏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了。

   這個“館陶事件”發生在當時山東省的“衣”兵團。被命令轉移到其他兵團的士兵們喝了酒以後在哨所開槍。

   士兵開槍後隊長逃到其他營地去，就這樣事情鬧大被部隊裏知道了。本來這種事情哪個部隊都會有，如果隊長能果斷處理掉的話就不會有什麼問題。

   可最後那兩個開了槍的士兵還是被軍法判了死刑。

   如果他們開槍打死了人，那麼判死刑還情有所原，可惜軍法就是針對士兵特別無情。士兵地位比蟲子還低。了解到這個以後，我對軍隊再也無法產生任何的信賴感。

   從各個部隊經常送抓到的俘虜到司令部，司令部收到後又會把他們送到更上級部門去。轉出去前會把他們暫時收押到司令部裏面的一間小屋中。

   有時候，俘虜太多小屋裏放不下。所以就會考慮留下嫌疑最大的人，把其他人釋放掉。

   具體人選由我和伍長A來決定，看著俘虜名冊我不禁陷入沈思。部隊的調查報告裏這些人都是敵人的間諜特工。所以就無法決定具體該釋放誰走。因為凡是被日軍抓捕的俘虜基本都有嫌疑。所謂嫌疑並不就是說對方是敵人的士兵，很多情況下也有根本沒關系的村民為了湊數被抓了過來。

   比如當討伐戰沒有戰果的時候，急紅眼的日軍就會抓村民，然後用“俘虜數人”的名義向上級部門報告。這種事情基本上所有部隊都當成理所當然的了。

   “這個樣子的話，那就先把城內有地方住的人放了吧。”

   翻譯看了名冊後這麼對我說。因為在這裏放他一馬的話，以後說不定會有什麼回報過來。我也有點想占便宜的意思，所以馬上就同意了他的提議。從名冊上挑了三個在城裏有落腳點的人給放了。將釋放信息通過翻譯告訴他們以後，這三個俘虜高興地直磕頭。



   釋放他們不久以後，我就特地在他們三人城裏的住址附近晃來晃去期望能撈個外快，結果啥都沒撈著。

情報室值班（三）

我們旅團負責警備的地區是以保定為中心，包含20個縣組成的“保定道地區”。

京漢線穿越河北省中心，其西是冀西地區、東則是冀中地區屬於河北平原，是塊物產豐富的大糧倉。

這片地區屬於八路軍的冀中軍區，最擅長遊擊戰。

這裏各個村子都通過地道連結在一起，村民無論男女老少都被編入民兵組織來反抗日軍。當時在河北也屬於抗日意識非常強烈的地方。

昭和18年（1943年）在日本國內新成立了支部隊，還沒有與八路交手的經驗就給直接派到這個地方來了。

這裏即便手中握有有千軍萬馬也會讓人感到棘手，更何況派來的是這麼一支新成立的部隊。對方立刻就發起了攻擊，簡直就是羊入虎口。

首先被盯上的是這支部隊配屬的皇協軍（協助日軍的中國軍隊。被敵人稱為偽軍。）。

在各縣城和主要鄉鎮裏日軍都設有陣地，在每塊陣地附近基本就是皇協軍的陣地。皇協軍的兵力大概有日軍的三到五倍。

皇協軍使用的武器由日軍提供。所以當他們被擊敗，或者叛逃的的時候就相當於日軍間接給八路補充武器彈藥。

他們本來就沒什麼戰鬥意誌。只要八路打上一槍嚇唬嚇唬，他們就會作鳥獸散，或者當場就投了八路。

像這類皇協軍反水逃亡的事情接連好幾天報到情報室裏來，結果就讓閣下（將官）大為惱火。

“有馬搞什麼名堂，讓他滾過來！”

就算他怎麼發火也沒用。

等到八路軍停止攻擊皇協軍後，接下來就該輪到對正主日軍發起攻擊了。

一開始，八路軍采用了最擅長的伏擊、誘敵的計謀。後來慢慢的開始打到日軍瞭望塔、前線陣地前面去了，大有展開正面進攻的趨勢。

“某警備隊昨晚遭到敵人的攻擊，雖然已經將敵人打退，但我方也戰死若幹人，負傷若幹人。”

“某隊今日在縣城附近與敵人遭遇，戰死若幹人。”

諸如此類都是些負面戰報接踵而至。



雖然我們部隊不久後就開赴滿洲，但此前犧牲的人員一點也不少。

雖然也有運氣背，部隊素質不高的原因，但對犧牲者來說畢竟還是有些對不住。

那時候不僅下屬部隊遭了大罪，連司令部所在地保定也被鬧得一刻都停不下來。

昭和19年（1944年）末日軍戰線全面陷入了不利，城內外的敵人遊擊隊活動也愈發頻繁。他們主要針對那些家中男丁被動員走的留中日本人店鋪和房子。

每天晚上司令部都會接到無數要求派兵過去的電話。光我接的就有百十來通。

司令部裏只有不到200名士兵。這些人都要負責通信、密碼、護衛等職責，每個人手裏都有工作放不開。

哪怕就算能擠出人手派過去，一出門就會被人發現。

但又不能對日本人同胞見死不救，所以雖然人手不足，但還是硬著頭皮派人過去。

這支救援隊的主力除了我們傳令班就沒其他人了。每天晚上都會被密集的求救電話呼叫，只帶一把刀就出門了。

日本人的房子多集中在保定車站到城門一帶，屬於城外。所以從城內的司令部過去都是一路小跑。至今我還記得有次在保定神社被人搞掉以後，某天晚上正好輪到我在情報室值班接電話的情形。

“餵餵，司令部嗎？這裏是城外某某商會。八路軍正在襲擊我們，請馬上過來！”

有個女聲夾雜著雜音從電話裏傳來，還能聽到槍聲。之後正當她催促我們趕快過去，突然“啊——”的一聲慘叫電話就斷了。

我們馬上就緊急出動，但到了以後已經遲了。那個女人再打電話的時候被人從背後來了一下，就這樣拿著聽筒死掉了。



到這時八路軍已經處於全面反擊的最後關頭了。

如果再這麼在保定待下去我的命運說不定就會改變。那年到了6月份，就把這爛攤子甩給新來的部隊，我們則開赴到滿洲去，歸屬到關東軍旗下。

在這兩年在情報室當差期間最大的好處就是成為負責情報的人員之一。

負責我們的中尉K和其下屬的兩名下士官都是在那個時代裏少見的有人情味的人。

信

剛入伍的時候，社會上的朋友、熟人都紛紛往我這兒寫信過來，不過隨著日子逐漸推移信的數量也變少了，最後不知在啥時候就再也沒收到過。

有句諺語叫“去者日以疏”。

我在當兵這五年時間裏只有妹妹和住淺草的那位A子這兩人還繼續給我來信。妹妹她是作為我老家的代表寫的。因為我父母都務農，沒辦法實在耍不了筆桿子；再加上哥哥又再次被召集參軍，所以就只剩下妹妹能給我寫了。

另外那位A子是以前公司裏的前輩親戚的女兒，當時還在上女子學校三年級。

A子是我在入伍前一年才開始交往的，我們之間其實也沒啥特別的關系。

並沒有以後一定要和她在一起的感覺，不過要一點也沒有那也不是真的。我們士兵過著有今天沒明天的生活實在無法開口對她約定將來，讓她等我直到回國。

雖然我們的關系還處於說不清道不明的狀態，可A子卻不在乎依然給我不斷寫信。直到八月份戰敗為止，我從她那兒收到的信都有好幾百份，連自己都沒想到。

但我也不只是光收信，也通過軍郵試著發出過明信片。但士兵能在上面寫的東西其實很有限。一不小心寫多了就會被審查的人發覺，然後被從頭到尾全部塗黑，接著還會被叫過去狠狠訓上一頓。

早知如此，那我還不如出國前提前和人約個什麼暗號就好了，其他戰友也經常這麼說。

到了昭和20年（1945年）初，我們兵團正為是去沖繩還是滿洲猶豫不決，整天提心吊膽的。雖然士兵必須服從命令讓你去哪兒就去哪兒，但我還是希望能一旦決定去向就立刻讓A子知道。

正巧，這時候征集當地兵員，有一個年齡挺大的伍長被招了進來，和我在一間房裏做事。

那個伍長和我處得挺投緣，不久就聊開了。

有次伍長說：

“我認識很多當地人。如果你有什麼信想寄回國的話隨時可以找我……”



是嗎，我還從沒註意還有這麼一招。於是立即成熱打鐵把給A子的信托伍長幫我寄回去。信裏的內容挺一般的，就是最後提了下近期部隊說不定會開赴滿洲雲雲。

其實我最想告訴她的就是這個“近期會開赴滿洲雲雲”，結果因為這一句就給攤上事兒了。

信寄出去幾天後，我被負責收發郵件的一個曹長（上士）叫了過去。

“你看看這個。”

一邊說著，他一邊遞給我一封打開的信。一看這正是A子寄來的。

當時軍隊裏雖然也有書信保密的說法，但真要被人找個理由硬拆了，士兵也只能幹瞪眼沒法子。

——3月10日空襲，淺草全被炸了，親戚家就我存活下來。

我現在孤身一人，這可能是天意要讓我們倆在一起所以特地留下了我。從今天起，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會等你回來。聽說你部隊要去滿洲，我特地拜托爺爺帶我坐船過去。期待我們有天能在滿洲相見——

我看完以後吸了口冷氣。

看來我寫有“近期會開赴滿洲雲雲”這條消息的信已經通過伍長的熟人交到A子手裏了。不過反之這對我來說卻又成了個無妄之災。

“她怎麼會知道去滿洲的？”

曹長的問題就這麼一個。

雖然部隊裏不斷有情報泄漏出去，但部隊開撥畢竟還是軍事機密。通過這種方式通知她部隊轉移的消息確實是我失策。可既然是自己拜托伍長幫的忙那就更不能說了。

事已至此我只能深吸一口氣說：“是我通過軍郵在明信片裏寫‘可能開赴滿洲’的。”

這麼一說事情就成了負責審查軍郵明信片的曹長漏看我的明信片，他一聽就火了。



我被他打得臉都快變了形，全程都忍著一言不發。既沒把這事兒告訴伍長，也沒告訴其他戰友，全都保密。

在司令部樓下的花園裏正開滿丁香花。我則在司令部樓頂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讀著A子的信，臉頰上掛滿了淚水擦都擦不掉。

既為有個甘願等我到天荒地老的A子而感到高興，又為因泄漏滿洲行而被打感到後悔莫及。

昭和20年（1945年）6月初，部隊馬上就轉移去了滿洲。當時形勢就是無論派上一個兩殘損的兵團去滿洲也好，去沖繩也好都已經無法改變失敗的局面了。

什麼是八路軍

一直都讓我們頗為頭疼的八路軍到底是支什麼樣的軍隊……？

八路軍的前身是中國紅軍。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由朱德、賀龍、葉挺領導約三萬名紅軍戰士針對蔣介石的國民政府舉起了武裝反抗的旗幟。

面對紅軍接連不斷建立起穩固的根據地逐步發展的勢頭，蔣介石曾數次發起包圍進攻行動。也正好就在這時候日軍在滿洲挑起了事變（九一八事變——譯）。

於是紅軍就從位於江西的根據地出發開始了著名的“萬裏長征”，最後進入陜西省為抗日做好部署，那時候他們的勢力達到了8萬人。

1937年（昭和12年）發生了日華事變（七七事變——譯），緊接著就和蔣介石組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紅軍也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115師、120師、129師這三個師團。這就是八路軍的由來。

所謂“八路軍”意思是指第八方面軍的俗稱。另外八路軍也被稱為第18集團軍，這是按照國民革命軍的編制順序來命名的。

八路軍成立後進入了蔣介石軍隊戰敗撤走的華北地區建立根據地，把普通民眾組織起來形成軍民一體的體制來抵抗日軍的占領。

八路軍與日軍及蔣介石國軍最根本的區別就是——它是一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

因此日軍戰敗後，又回到以前那樣，同文同種的八路軍和國軍之間繼續展開了鬥爭。最後國軍大敗，中國則踏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

自古以來在中國一提起軍隊，那多半指的就是軍閥的雇傭兵或土匪強盜。很多普通大眾都被他們害苦了。

但是八路軍卻不拿群眾的一針一線，時刻以那著名的“三大紀律六項註意”為準則來和人民相處，所以在普通人眼裏這支軍隊和以往任何一支都不一樣，被認為是“我們自己的軍隊”。



能得到中國一般民眾的幫助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1947年國共內戰勝利前夕發表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於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政治宣言。亦稱《雙十宣言》。毛澤東起草﹐朱德﹑彭德懷署名。刊於當日《人民日報》﹐後收入《毛澤東選集》。——百度。在下拜讀後頓覺精神一振容光煥發，敢叫天地換新顏的雄情壯誌澎湃在心中，真乃神人。），自此八路軍就轉變為解放軍。

1949年10月在北京，毛澤東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那時解放軍已有五百萬兵力。現在還有沒有那麼多就不清楚了。

萬裏長征結束時那支只有8萬人的武裝在經歷了13年的發展擴張到60倍——五百萬的兵力；這簡直就是大躍進。如果把紅軍時期比作出生到繈褓的話，那八路軍時期則是少年到青年，解放軍時期可喻為青年到壯年。

八路軍時期是從1937年到1947年的這十年間，這時候的八路軍基本都在和日軍作戰。

中日戰爭初期，在山西省平型關山區裏擊敗了板垣師團；1940年（昭和15年）夏季到秋季，同時發動攻擊了日軍在華北各地的陣地（即有名的百團大戰），彰顯了八路軍的實力和活力。

日軍自從被八路軍出其不意攻擊從而遭受了慘重損失後，就發起了好幾次“八路軍掃蕩行動”，一直深入到位於山西和河北省境內山區裏的八路軍根據地中。

1941年及其第二年，當時日軍正處於高峰期。由於采取了掃蕩行動，這時候的八路軍反過來就處於最痛苦的時候。不過即便是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依然投入很大力氣建設根據地。

在八路軍的這十年中，有八年時間既在和日軍戰鬥，同時又在建設穩固根據地。

毛澤東也經常舉出建設根據地的各種有利條件，如良好的群眾基礎、優秀的黨、優秀的紅軍、有利的地形等。但其中最重要的還是地形。

其證據就是：凡八路軍建立的根據地都在日軍能難進入的深山裏。就以我所處的冀西地區（河北省西部）為例。

這裏建有中國共產黨晉察冀邊區政府（察哈爾省、山西省、河北省），其位於山西省和河北省邊境的崇山峻嶺之中。

該政府下還有各地區的行政公署、各軍區、各縣政府到村政府一整套行政機構。

群眾組織有抗日救國會，對女性有抗日婦女會，對小孩子有抗日兒童團；諸如此類村民全都被組織成了民兵。

八路軍會幫助這類村子幹農活，還會把農民武裝起來去種地，以便隨時和日軍作戰。



在喧囂裏受過抗日教育和軍事訓練的孩子們則會加入八路軍，從正面和日軍作戰。

共產黨就是這樣組織和指揮群眾，並將矛頭指向日軍。

日軍對此氣急敗壞，派出大批軍隊襲擊根據地，不僅放出毒氣，還把村子一家一家給焚燒殆盡。但這些舉動非但沒能消滅八路軍組織，反而讓他們像雪球一樣越滾愈大。

當時日軍上層無法意識到躲在中國深山中和藏在地底下不斷萌動的革命趨勢。

到了1944年，日軍軍力急轉旗下，再也無力支持“八路軍掃蕩行動”。這下就該輪到八路軍來進攻日軍薄弱的陣地了。

於是各地兵力被消弱的分遣隊就在八路軍的進攻中搖搖欲墜。正如毛澤東預言的那樣，在進入抗日戰爭最終階段“八路軍全面進攻，日軍全面退卻”之前，日軍向盟軍投降了。

雖然還有人不甘心全面失敗，希望能體面地投降；但日軍在當時那種四面楚歌，孤立無援的情況下已經和失敗沒什麼區別了。

八路軍雖然只有小米粥喝，手中的裝備也比日軍低劣得多，面對這樣的對手日軍已經再也無力掙紮。

日軍在和八路軍打仗的時候，一直采用殺光、燒光、搶光這種三光政策。八路軍則針鋒相對采用不燒、不殺、不搶的方式來對抗。一支愛護群眾的軍隊，我當時還從沒聽到過這種事情。就算有這麼個軍隊，裏面的士兵又怎麼可能做到不傷一人呢？

正如先前描述的那樣，八路軍自建軍以來直到現在，正因為有這個一直作為軍隊根本的“三大紀律六項註意”，才能做到以此為行動指南。

三大紀律是指：1.不拿群眾的一針一線，2.一切行動聽指揮，3.一切繳獲要歸公。

六項註意是指：1.睡過的門板要裝回去，2.墊過的稻草要放回去，3.說話要和氣，4.買賣公平，5.損壞東西要賠償，6.借東西要還。（原文如此，大概和三大紀律八項註意弄混了——譯）



八路軍並沒有規定什麼苛刻的要求，只是強調了些理所當然的內容。但和日軍相比還是讓人感覺一個在天一個在地。可能是日軍的行為實在太不像話了……

附送：紅旗歌舞團《我們是人民的軍隊》

打倒糞閥

旅團司令部所在地保定，當時還有個河北省公署，因此它的四周被城墻環繞是座古城。

司令部決定就利用這堵城墻在上面畫上漫畫來為日軍作宣傳，而我因為曾經畫過漫畫，所以雖然畫的不怎麼樣但還是被挑選出來接下這份工作。

人手方面，除我以外另有一名士兵以及一個中國苦力，一共三人。

我們仨每天早上往板車上堆了油漆和其他材料後，就從門衛拉一直到城墻下開始幹活。

本來司令部計劃讓我們在靠近城門的城墻上畫上10副超大尺寸漫畫，但被省公署反對，所以就停了下來。

由於這項工作必須的材料費和人工費都是由省公署出的，他們反對說沒有那麼多錢給我們去做這麼大塊廣告牌。其實他們真正的想法是：不希望在自己城門邊上立那麼大塊醜陋的日軍牌子。多虧這點，我才躲過了自暴家醜這一劫。

最後我們在城墻架好梯子，用白漆胡亂刷上“東亞新秩序建設”、“八纮一宇”等文字來代替。

這些字的意思其實連我們士兵都不懂，讓中國人看了那更是莫名其妙。

從刷寫這些文字的人的角度來看，其實也不能算是件讓人舒服的事兒。雖然當地治安還算可以，但還是經常有敵人的便衣和民兵在附近轉悠。在這種背景下，還要背對著中國人幹這活，心裏總是怕怕的。我當時揣了支手槍，另一個人也拿了把步槍保持警戒狀態。

如果敵人便衣想襲擊我們那真是太簡單了。還好，這種危險的情況我一次都沒碰到過。真是不可思議啊。

反正我們小兵抓了也沒意思，對敵人一點好處也沒有。

不過也有收獲：和我們一起幹活的中國人苦力和我們熟了起來；還有就是由於經常往返省公署，所以對那邊的職員也混了個臉熟。

在公署裏甚至有人說“如果你被部隊除名了，可以過來當個職員。”我聽了嚇一跳，馬上會司令部向副官報告了這事兒。



結果司令部回答：“當然不可能把你除名。但你屬於司令部的機要人員，就算除了名也是要被當成軍屬對待的。”

這個回復比要我去當中國職員還吃驚。

我可既沒想進省公署，也沒打算去當軍屬。只是一心希望能夠早日回日本去而已。

在城墻上刷字可是個閑活兒。工作又沒有定量，全都看我一個人指揮。今天幹上一點就收工，然後讓中國苦力帶路，跑到附近小店裏混日子。

那個中國苦力的名字我現在記不起來了，有次他要我在城門入口顯眼的地方寫些東西。我看了他遞過來的文稿，結果又被弄得目瞪口呆。他居然寫了“中國糞閥打倒”這幾個字。要說“財閥”、“軍閥”我能理解，但這個“糞閥”倒是第一次聽說。

我問他這個是怎麼回事兒？苦力於是就說了這麼一番話。

當時哪怕在北京、保定這種大城市裏，糞尿的處理都一樣也靠的是人挑馬拉。在日本也是如此，只是這人挑馬拉的工作在日本由市/鄉政府處理；但在中國的城鎮卻是被某個人把持著。也就是說無論哪個家庭，這種必不可少的夜香清理工作都被城鎮上最有勢力的人一手控制。而且這些人還和政府人員沆瀣一氣，這就更讓人難辦了。



因此不僅當場會被要求支付一定的服務費用，而且還會擡高價格，公然索賄；凡有不服的都會給穿小鞋，甚至最後都不來給你清理了。

在當時政治腐敗的中國，“肥水輸送”也成了個社會問題，一般家庭就這樣被不斷坑害。也因此，普通人對把這些運肥的人非常憎惡稱之為“糞閥”。

我聽了中國苦力這麼一解釋才明白糞閥的意思，正考慮要不要寫，就在這時這次宣傳行動卻突然中止了。

如果再晚上兩三天的話，說不定這條珍奇的“打倒糞閥”標語就會出現在城墻上了。

滾落的頭顱

   在情報室工作期間，經常要和北京的師團司令部聯系，所以我經常回去北京出差。

   從保定到北京，坐京漢線約三個小時，距離不過一百多公裏，正好適合當天來回的出差。

   帶上刺刀、一把手槍一個人出去旅行，說不害怕那是不可能的，但還是讓我有種被解放的感覺，所以依舊樂在其中。

   出了保定路過涿縣、豐臺，中午就能到達北京。在司令部吃了午飯後下午把事辦了。一般也就是傳遞個文件什麼的，很快就完。

   辦完事後，只要趕在晚飯前歸隊就行了。之前有整整“三小時”的空閑。這才是出差期間我最享受的時刻。

   平時因公外出的時候會帶著寫有部隊名字的證件和袖章出去。但如果去些不方便的地方（慰安所、飲食店等），就會把臂章取掉以一般外出的士兵的身份活動。

   在北京的這種地方，每天都會碰到某部隊外出的士兵，這樣就不會暴露我是來辦公事的。

   那時候，在北京西單有個面積挺大的士兵專屬慰安所。那裏年輕的姑娘們接待的都是士兵。

   因此凡是因公外出到北京來的士兵，必定會到這裏繞一圈進行實彈射擊訓練。

   北京作為歷史悠久的都城，市內有很多名勝古跡；可我們這些士兵卻都對這些視而不見。

   現在回想起來感覺真是可惜，如果從那時候士兵的角度來看的話，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對自己明天會怎麼樣都無法知道的人，管他什麼歷史啊文化啊，先滿足自己的欲望再說。

   我辦完司令部的事，去西單陣地沖鋒前，先到胡同裏的一家飯店去填飽肚子。

   店裏並不熱鬧，客人基本都是中國人。沒日本兵是因為中國人開的店都不怎麼歡迎他們。

   為什麼呢？因為一旦到付賬的時候，他們就會變得小氣吧啦，遇上脾氣大的還會掏槍指人，鬧到最後往往就會以霸王餐收場。

   哪怕是在北京這種治安有保障的地方也會經常遇到這種從外地路過的軍隊裏跑出來耍流氓的家夥。

   難怪中國人開的店都會對日本兵保持警惕。

   我進這家店後坐在二樓樓梯口旁邊的地方。當時吃了什麼已經記不得了，但就在剛吃完的時候，突然上面二樓就吵了起來。

   “你這是瞧不起軍隊嗎？”有個男人的聲音大聲說道。

   “啊！”



   接著是個女人的慘叫。然後就有個什麼很重的東西咕咚咕咚從樓梯上滾了下來，我瞥了一眼……

   嚇得猛吸了口涼氣！

   因為那東西居然是顆血淋淋的女人的頭顱。

   聽到這事兒後店裏上上下下亂成一團。有好幾個中國客人從二樓跌跌撞撞逃了出去。可能是怕惹禍上身吧。

   我也慌了神。

   大概過不了多久，憲兵和警察接到店裏的報告就會趕過來。這樣一來，我明明是因公外出卻在這裏晃悠，說不定會由此牽連進去。

   所以也就沒顧上去看看那女人的腦袋是不是日本人，樓上惹事的到底是什麼人，是不是軍人等等，立刻拔腿就跑了出去。

   由於事發突然我也沒付錢。在北京吃霸王餐這是頭一次，也是最後一次。

回憶戰友（一）

軍隊生活的這不到5年時間裏，我認識了不少戰友。

到現在雖然過去了40年，但依然有些人無法忘記。不但經常想念起這些戰友們，而且還會去給殘存的戰友幫個忙什麼的。

其中有兩個人在我心中形象依然鮮明，栩栩如生。

二等兵M和我一樣，被紅紙一張招進高崎聯隊，和我是同年兵。和他在同一個班裏接受新兵訓練，上了戰場以後又被分在同一個中隊；在同年兵裏我們的關系可以說是非常緊密的。

他這人根本就不是個當兵的料。首先動作非常遲緩，其次說話模糊不清，再者腦子也轉不過彎來；這三條加起來說明他根本不合適呆在軍隊裏。

在部隊裏，特別對於新兵來說，這三條裏只要沾上一條就就得挨巴掌；但他卻全占了，結果自然就是被打得讓人不忍直視。看他連著好幾天被班長、老兵扇耳光，幾乎臉都快變形了。

新兵管理采用連坐的方式，只要一個人犯錯那所有人都會被連累到。

“餵M，你能不能上點心？就因為你害得我們每天都挨打，這可不行啊！”

其他新兵因M整天錯誤百出，負上連帶責任而被打，最後再也無法忍受。於是，大家開始發起了牢騷，還特意把M疏遠開來。

可能是因為在班內我的床位和M相鄰，我更比其他新兵深受其害。

也許是由於我和M屬於同一類人，都不太適應部隊裏的生活；因此就算和M一起被狠狠教訓了，也只會愈加同情，而不會對M產生一點恨意。

到5月份，新兵經常會到營區以外的地方訓練。某天發生了這麼件事。

新兵都是在烏川附近的練兵場訓練，結束後就到聯隊隔壁的高崎公園裏大休息。身旁的M這時對我使了個眼神叫我一起去廁所。

“搞什麼鬼？”我被蒙在鼓裏和他一起過去。結果M沒進廁所，而是繞到背面從石墻頂部取下了個紙箱，然後唰一下躲進旁邊的樹叢裏，然後叫我過去。

M在樹蔭下從箱子裏拿出大塊的大福餅。

“快點吃。”

對我說著就拿起大福餅開始吃起來。那動作快得根本就看不出M以前那種“遲鈍”的樣子。以至於我那時候以為M是故意裝出一副“遲鈍”的樣子的。



我們吃完大福餅，臉上還做出一副啥都沒吃的表情，大聲唱著軍歌回了聯隊……

正如俗話所說紙包不住火。我擔心白天那事兒會被人發現，腦子裏一直都很緊張。結果還真出事兒了。

負責訓練的上等兵那時正好在上廁所，很倒黴我們兩個就被他發現了。上等兵之所以當時沒懲罰我們兩個是因為他以為拿大福餅過來的另有其人，說不定還在現場，打算一網打盡。

後來M交代說其實在那地方偷偷放大福餅的是他家人。M的老家就在公園隔壁，知道了M訓練回來後都回到公園裏休息後，家裏人就特地等在公園和M對完暗號，就把大福餅擱到那地方去。

總之，當晚的挨的是“特級巴掌”，指用靴子打的那種。我和M又是當事人，更是被這“特級巴掌”打得嘴角都裂開了。只是對其他連餅都沒見到卻挨了打的新兵，實在有些過意不去。



“下次我請大家吃大福餅，這次的事一定會補償的，真是對不住了。”

當晚熄燈後，M在我隔壁床位上說著就哭了出來。

將一名普普通通的市民送進軍隊這個士兵制造工廠裏，僅三個月時間就要把他轉變成帝國軍人。在這三個月的訓練期裏自然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總算結束了新兵訓練，就在我們新兵開赴戰場的時候，M的母親在高崎車站的站臺上對我說：“我兒子就拜托您了。”一邊還好幾次對我鞠躬。

到前線後，之前還在一起的戰友都一個個被分配到預定的部隊去了，我和M也被分到同一個中隊，一起守在山區的陣地上。

可M到了山區警備隊後居然還和國內一樣，把事情接二連三地搞砸。

“這事兒你也得擔著！”

結果在這裏還得挨老兵的打。

過了三個多月，M突然就被掉到臨近的另一支部隊裏去了。這次調動我們部隊裏就他一個。一般調動都是兩三人一起，只調動一個人的情況非常少見。

打那兒以後，我和M就分別在不同的陣地上，M調動後的事情就不知道了。當時就連最後向孤身一人的M送別都沒辦到。

之後過了不久就聽說M戰死在被調過去的部隊裏了。

我也無法獲知M死時是個什麼情形。也無法拿朵鮮花去送送他，真是可惜。

雖然我明白士兵運氣好壞，明天是否還能活命誰都說不準；但沒料到新兵戰友中第一個死掉的卻是他。

自從大福餅事件一來，我時不時地會去想：M那副“慢吞吞”的樣子是不是裝的？

因為我和他呆的時間長，我經常會發現一些平日裏在他身上看不到的舉動。

可能他發覺在軍隊這個特殊的社會裏，有一副“遲鈍”的外表雖然可能會被人欺負或者挨打，但卻不會惹上什麼大禍；所以就故意裝傻也不一定。

如果真是這樣，說不定這次他演過了頭，反而招來災禍。被掉到其他部隊去，得了這麼個結局。

這樣一來M的那番表演豈不白忙了？可惜真實情況到底是什麼，M已經無法回答了。

七年後，我從西伯利亞回國，立刻到高崎公園旁邊M的老家去訪問。他母親看到我就哭了，理當如此

追憶戰友（二）

石川兵長也是位讓我無法忘懷的戰友。

和我一樣他也是被一張紅紙征召入伍，恰巧也是同一天到高崎聯隊報道，是同年兵。不過在高崎新兵訓練期間被分在不同中隊裏，所以互相都還不認識。直到新兵訓練結束，派到戰場進了同一個中隊，這時候我才第一次認識了他。

他是個頭腦靈活、態度嚴謹的士兵，無論在長官還是班長那裏都頗受賞識。每次有什麼事情頭一個就叫他。反正他在我們新兵中間屬於右翼（指軍隊裏成績良好的人）的頭名。

當我還是肩扛兩顆星的一等兵時，他就已經晉升成了一根金線的兵長。



做事任勞任怨，而且責任感非常強，是個很較真的人；他就屬於那種模範標兵，是每個士兵的借鑒。不過，這份責任感和認真勁在以後的戰鬥中卻讓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我和他一起職守在山區陣地時間很短，也就只有半年。

新兵到了戰場依舊是忙得晝夜不分。不管新兵之間關系有多好，實際上也是完全沒有閑功夫坐下來聊天。頂多在站崗或者到山上的分哨所的時候兩人才可能一起說上幾句。

中隊裏要負責好幾塊陣地，所以經常陣地之間會有勤務調動。所以即使在同一個中隊裏，如果所處的陣地不是自己的，就會遇到很多完全不認識的人。

有次他被調到第一線陣地——一座叫大安山的山區陣地去後不久，就由於部隊改編、轉移等等各種變動再沒見過他，最後我自己也被調到保定某旅團司令部去了。

到了保定後過了一年多，某天他突然跑到我所在的司令部裏來了。問了才知道原來這次他是參加了平原地區的戰鬥行動，所以才從山裏出來到保定火車站，現在正在等待命令；正好趁這功夫就過來見我了。

山地的士兵由於不太習慣平原地區的戰鬥，所以有些地方一定要多小心。此外，這次行動的對手是兵團轄區內特別頑強的八路軍，所以我就多提醒他註意，他也表示這些都知道。

戰友好不容易過來一趟看我，我卻沒有什麼能招待的。再加上時間倉促，所以我們就只是在營房裏互相談話。

他回去的時候，我去酒吧處買了些饅頭，姑且當作特產送了給他。

“希望我們下次再見，請多保重。”

我送他直到門衛處，他說著揮了揮手向我道別。沒想到這竟是我和他的永別。

之後過了十天。和平時一樣，我在司令部情報室裏接收各部隊打來的電話報告，其中也包括前一陣話別的石川兵長所在部隊參加在平原地區和八路軍戰鬥的內容。

在討伐隊擊斃八路若幹名，俘虜若幹名，繳獲兵器若幹之類戰果報告的最後，我方的損失中突然出現了石川兵長的名字。

我在寫這份報告的的時候胸口感到一緊。

不知不覺期間，那位百忙之中還是抽空來看我的石川居然戰死了，我簡直無法置信。其實戰死這件事本身對於具有強烈責任感的他來說也是情理之中，只是我依然糾結於他到底具體是怎樣戰死的？

後來我才打聽到以下信息。他所在的小分隊正在追擊逃跑的八路軍，突然從左側受到伏擊。小分隊突然從側面遭到射擊頓時陷入慌亂，趕快逃到附近低處躲避。等恢復過來後才發現，在剛才遭受設計的地方有一名新兵受了重傷躺在地上。

由於剛才過於慌亂，大家都把這個負了傷的新兵丟在一邊給忽略掉了。作為小隊一員，石川兵長看到這個樣子他會怎麼想呢？

當時他和負傷士兵的距離約20米，和八路軍的距離也只有200米左右。如果出去救人鐵定會被打倒。雖然明知會被擊中，但他依然不顧小隊裏其他隊員阻止的手勢沖了出去。接著抱起負傷的新兵往我方所在地點過去；他就是在這裏死去的。

據說他背部被無數子彈擊中，旁邊人只能流著眼淚卻毫無辦法。



他平常責任心就比別人多出一倍，所以才會落得這麼個死法。如果換成我的話恐怕就不會出去了。還怎麼可能像他一樣在槍林彈雨中為救個中槍的新兵而奮不顧身呢？

我是根本做不到他那樣的。

雖然同樣是士兵，但軍裝下面裝的東西卻不一樣。所以像我這樣的人才只能當個一等兵了吧。

同樣是戰友，其人其事卻是千差萬別。在認識的戰友中能有這麼一位標準的“戰場美談”式的人物，對此我到現在都還感到非常自豪。

士兵就算了

我在旅團司令部期間經歷了佐久間、田中、下枝三位少將旅團長。這裏就給大家介紹一下其中的一位——田中信男少將的故事。（田中少將之後在英帕爾戰役中繼任33師團“弓”的師團長。）

這個人有兩大特色。一是蓄著一副誇張的大胡子。

據說著大胡子是在滿洲事變中，追剿反滿抗日大將馬占山的時候開始的。打那以後這大胡子就出名了，以至於有人說小孩看了都會嚇得哭不出來。

也別說還真是那麼回事兒，他本來長得就比較魁梧，然後又在兩邊臉頰上左右伸出10多公分的胡子；無論那個小孩看了以後肯定都會忘了繼續哭鬧。其實與其說是忘記哭，還不如說是註意力被吸引過去了才對。



在前線部隊裏將校軍官以下人員經常會有留胡子的，但能蓄出這麼漂亮的大胡子的我倒沒見過第二個。這胡子太有名了，以至於天皇都挺推崇，還說：“田中的胡子不許剃。”。這事兒被田中少將知道後便又多了一筆自得的資本。

少將另一大特色就是敬禮了。一般軍隊的敬禮都是把右腕舉到右肩高度，然後用指尖頂住軍帽右側的帽檐。但我們這位少將則是把肘部稍微往上彎一下，敬禮的樣子看著就像“招財貓”似得。

部隊裏對敬禮特別註重，但這少將卻連自己都敬得不怎麼，所以也就不會在這方面挑三揀四的了。

他不僅不挑剔，甚至在司令部到前線視察的時候也都把敬禮給省略了。

比如士兵正在休息時遇見少將正要敬禮，可他卻說：

“士兵就算了，算了。”

也沒讓士兵舉槍致意。

因為少將知道士兵打仗辛苦，與其有這功夫去敬禮還不如多去休息。

少將就是這麼個在敬禮方面特別寬大的人。但也有時候也會因為敬禮動作太馬虎，他自己反倒挨巴掌。

那天正好有個高層大員到旅團司令部視察。

在情報作戰室裏，那位大員和我們司令部的將校軍官們召開了個會議。我當時負責端茶倒水，正要進入房間，卻不想聽到裏面傳來“啪嘰，啪嘰”打耳光的聲音。

會不是開得好好的嗎，這是怎麼回事兒？我覺得很奇怪，就跨了進去。



只見少將兩手伸直緊貼褲縫，像個新兵一樣站得筆直，在那位大員面前一動不動。

“這算什麼敬禮，給我重來！”

那位大員個子矮小，和少將一比簡直就像個小孩。此刻卻紅著臉怒發沖冠。怎麼會這樣，都已經是少將了居然還得挨巴掌……

如果是在作戰會議或這部隊方針上意見有什麼分歧的話，倒是會出現將校軍官們互相拳腳相加的情況，但同時也還是有幾分回旋的余地。但這位大人卻只是因為這些細枝末節的事情毆打少將，那可就完全只能說是粗俗了。

在我這麼長的軍旅生涯中發現：凡是那種在敬禮上要求特別多的上司，一旦打起仗來也往往都是些無能的人。

敬禮哪怕敬得再標準，一到攻打八路軍的時候，也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比起這個，對士兵來說有個能命令“前線不需敬禮”的少將才更值得慶幸。

不久以後少將就升任為中將，被提拔為33師團的師團長，到印巴路赴任去了但那時戰況已經糜爛，哪怕萬骨枯也沒法一將成。

被派去參加那場戰鬥的士兵也夠可憐的，而那位被提拔到這麼個傷痕累累的師團去當師團長的將軍閣下運氣也實在是太背了。

“士兵就算了，算了。”

這句話後來在司令部工作的士兵中間流行了很長時間。其實他們真正懷念的還是那位被調離的少將吧。

中佐（中校）大人的笑臉

田中閣下身邊有兩位副官，一個是高級副官中佐，一個是副官大尉。其中，高級副官中佐大人是個特立獨行的軍人，所以現在我都還記得。

雖然軍銜只是個中佐（中校），但在司令部裏他卻是僅次於將軍閣下的二把手。不知為何他基本上不去作戰室、情報室之類司令部的中樞機構。

喜歡一整天都呆在隔壁自己房間裏，蓋著火紅的棉被橫躺著看書，喝茶什麼的。

有時為了讓副官在文件上簽字，不得不跑到他的起居室才行。這種事情應該由軍官或者下士官負責，可實際卻經常差遣我過去做。

“高級副官閣下，請蓋個章。”

“沒啥大事兒，章子在那邊，你自己蓋吧。”

他總是這麼回答我。如果沒有圖章他就會用紅鉛筆唰唰簽上大名，連文件內容都不會看上一眼。

這位中佐還經常會寫明信片。寫完以後不知怎的就會跑到作戰室往桌上一放

“給我寄出去。”

說著轉身就跑回自己房裏去了。我雖然不想看他的明信片寫的啥，但總會不經意間瞥到。內容都差不多，基本上就是：

“老是當個萬年中佐都絕望啦，真受不了。”

如果小兵也這麼寫個明信片寄出去的話，肯定會被審閱的準尉給狠狠削上一頓。

有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在昭和18年（1943年）秋，意大利向盟軍投降的時候。中佐收到這個報告以後說了：

“和這種國家結盟，當然回落的這個結果。東條真是個混球。”

現役軍人中佐居然罵當時的首相——陸軍大將為混球，我聽了不禁瞪大眼睛，還給嚇破了膽。



不過，這位中佐大人一旦打起仗來，整個人就變了。無論在嗖嗖的槍林彈雨中，還是腳邊到處都是地雷，他根本就不當一回事兒；反倒是和他呆一起的士兵都給嚇得夠嗆。

具體時間不記得了，在滿城附近的一場戰鬥中，中佐站在一個危險的高臺上指揮戰鬥。結果被士兵拼命拉了下去，就在那時有顆迫擊炮彈落下來，就這樣保住了一條命。

那位中佐來司令部前聽說是在某個部隊裏當部隊長（即部隊首長的簡稱，一般是指團級以上部隊的軍事主官。——百度）在戰場上表現如魚得水。讓他去幹副官，整天給將軍拎包、給文件蓋章等等肯定合不來。

直到現在，我還是經常能回想起中佐他那種輕松的笑臉。

巴黎屋檐下（一）

部隊裏經常會舉辦文藝晚會。

如果正好有人自己的歌喉信心滿滿毛遂自薦主動表演的話，我就會一個人坐在旁邊靜靜地當個看客就好。但如果要求輪流表演每人各自出個節目，那我這個一無所長的人只能乖乖閉嘴了。

入伍不久，在天長節（現在是天皇誕辰日）晚上我們第一機槍隊裏舉辦了個文藝晚會。

這天我們新來的士兵必須每人唱首歌才行。

新兵們面色緊張，一個個輪番上場唱了“佐渡民歌”，“草津小調”，最後終於輪到我了。

可本人五音不全又不懂什麼民歌小曲，所以正打算蒙混過關。可卻被後面老兵抓了個正著

“快點唱！”

一腳就把我踹了出去。

看樣子逃不過去，於是我就把以前最喜歡看的一部法國電影“巴黎屋檐下”拿出來唱了。唱了一半就聽到面前某下士官大爺評論：

“什麼狗屁巴黎，一點也不好聽。”

聽了這話下面半段我就唱不下去了。因為怕他們罰我，所以就換成“15聯隊隊歌”，結果他又說：

“這回又從巴黎換成高崎了啊！”

最終還是以被人潑了盆涼水收場。

“在部隊裏唱法國香頌肯定行不通的啊。”

以前在東京當過白領的M這時安慰我，但我總覺得應該是我唱的有問題。

之後過了2、3天，晚上我正在馬廄裏幹活。

“先前在晚會上唱“巴黎屋檐下”的好像就是你吧？”

和我搭話的是本周到馬廄輪值的一個上等兵。

“本來還以為可以再聽聽這首老歌，真是可惜。其實我也挺喜歡這首歌和電影的。”

沒想到居然會在這兒碰到個法國影迷這有點喜出望外。我們兩個聊了會兒雷內·克萊爾（Rene Clair）和阿爾伯特·普雷讓（Albert Preje），結果發現這位上等兵相當熟悉外國電影，我反而從他那裏獲益頗多。

“真想快點被除名，就可以去看電影了。”

等到幹完活回去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從馬廄方向傳來上等兵的口哨聲，曲調正是“巴黎屋檐下”。



這件事以後，每天晚上我鋪位的毛毯裏經常發現有人悄悄塞進去些酒保（兵營小賣部）裏賣的豆沙面包、甜納豆什麼的。雖然沒看到是誰幹的，但我可以肯定放進去的人應該就是那個上等兵。

現在每次聽到“巴黎屋檐下”就會想起那時候我一邊聽著熄燈號，一邊躲在毯子裏偷偷吃著點心的樣子。

巴黎屋檐下（二）

昭和18年（1943年）4月，這是我在前線渡過的第二個春天。北支的山裏一到春天就會開滿桃花、蘋果花、梨花，甚至能把整座山頭給蓋在下面。

某天我正在瞭望塔上執勤，受到這股春天氣息的影響，就這麼一邊站崗一邊小聲哼唱起法國電影《巴黎屋檐下》中的主題歌《我們都生活在巴黎的屋檐下》來。

這首歌是我那是最懷念，最喜歡的歌曲。

“真是首讓人懷念的歌啊——”

不知何時，分哨所勤務司令F中士站到了我身後。

若在平常遇到這事兒的話，肯定就會責罵我說什麼沒好好警戒啦、沒發現異常情況什麼的；但F中士卻沒有這樣。

“你入伍前是幹什麼的？”

下士官用“你”來稱呼士兵還真是少見。

“在東寶電影公司的美術部，負責電影和舞臺劇的宣傳工作。”

“是嗎，我在上大學時候可是經常去日比谷的啊。非常喜歡看《巴黎屋檐下》，在電影節上還反復看了好幾遍。”

接下去我們的談話從法國電影到德國電影，最後又到寶塚映畫。

“我們一起唱《巴黎屋檐下》吧。你可別濫竽充數哦。”

軍歌的話還能理解，但這次我居然和中士司令官一起站在前線的瞭望塔上唱起外國電影的主題歌來，這真是……

“我們都生活在巴黎的屋檐下……”

我們兩個的歌聲飄揚的地方既不是巴黎也不是東京的上空，而是在北支的戰場上。



在當時的軍隊裏，F中士確實是一位獨具特色的下士官。

不久部隊改編，F中士就此離開山區被轉到保定司令部去了。我們全體人員也因警備隊人員輪換，開赴到新的地方——易縣駐紮去了。

我則被分到離易縣稍有些距離，兵力不到十人的一處校警備隊裏。

不過到這兒沒多久就收到“請到保定司令部赴任”的命令。

我一到司令部，F中士就迎了出來。叫我到司令部擔任機要員的果然是他。

我前腳剛到司令部後腳就聽到消息說先前那支分遣隊被敵人一鍋端了。要是我還呆在那裏的話，恐怕就不好說了。

就這樣我在F中士的手下在情報室裏當助手幹了兩年。在此期間先不管公開場合，私下裏F中士對我從來都沒用上司的態度來對待過。

到了春天，司令部院子裏的丁香花盛開。這時我們另個就會爬到司令部的屋頂上一起唱《巴黎屋檐下》、《丁香花開時》（リラの花咲く頃 By中島美雪），順便一起聊過去東京的話題。

我們都不擅長飲酒，所以就跑到酒保裏買饅頭嚼著吃。

看了這些讀者肯定會覺得我們過得還挺悠哉的吧？其實到了昭和20年（1945年）就連保定司令部都已經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戰敗前兩個月，我們部隊轉移到了滿洲。

F中士則為了和新來保定的部隊交接而留在了當地。

“希望你能堅持到獲得自由的那一天。”

保定車站告別時，他握著我的手這麼說。

後來戰敗，我被扣押在西伯利亞，直到昭和23年（1948年）夏我才回國。

F中士則因留在中國分別之後我和他斷絕了一切消息往來，只聽說他老家在富岡，一回國後立即就寄了張沒寫具體地址的明信片給F中士。不久就收到他從東京回復的明信片。

上面寫著“恭祝你順利復員。長期服役辛苦了。這下可終於獲得自由之身了我替你感到高興。如果有機會來東京的話請務必過來看一下。”

如果換成現在，哪怕郵件地址稍微寫錯一點馬上就會被以地址不清為由把郵寄物品退回來。可在戰爭結束沒多久的時候，當時的富岡郵局竟然能把我這個連街道門牌都沒有的信特地經過一番查找最終送到他手上。

人與人之間的緣分真是個不可思議的東西。如果那天我在北支炮樓上沒唱《巴黎屋檐下》的話，大概F中士對我來說也就只能永遠是個路人而已。現在他已經不再是位中士，而是手下足有一個中隊（約200人——譯）員工的某廣告代理商總經理了。

為將軍閣下趟雷

自從在山區前線設立了個戰鬥司令部後，我們傳令班的人就成了將軍閣下的保鏢，負責他身邊的警衛工作。

在這些警衛任務中，最讓人厭惡的就是排雷。

萬一將軍閣下在司令部周圍走動時，一腳踩到敵人埋的地雷的話，那樂子可就大了。因此我們就得先去趟上一回以確認安全。

所謂“確認”是指如果真有地雷的話，那我們小兵就會被炸上天死翹翹的意思。



沒有人知道地雷會埋在哪裏，所以走路的時候簡直就和針尖上跳舞一般。只要稍微踩錯一點點，“轟”一下就完蛋了。凡是被指派這個任務的，沒人會覺得自己還能活著回來。

也不知道敵人怎麼想的，他們的雷多設在山上。一開始地雷只要被踩到就立刻會炸開，還算比較簡單；但後來他們弄了些巧妙的機關，這下可讓日軍越來越頭痛了。

我在這裏舉幾個例子。

一、踏板雷。在地雷上面埋塊很長的板子，這樣不必直接踩到地雷上面，而只要踩到踏板就會炸。

二、鐵絲雷。用鐵絲把好幾顆地雷給串起來。只要絆到就會引爆周圍一圈。

三、真假雷。在假地雷下面再埋個真雷。如果隨便去摘那顆假雷的話就會爆炸。

其他還有在地雷上放手榴彈（大概指可以產生跳炸效果——譯），不過遇到最多的還是踏板雷和鐵絲雷。

總之這種地雷戰絕對不能掉以輕心。在行軍時接連幾天幾夜不眠不休，除了註意敵情還得時刻擔心地面，簡直讓人不堪其擾。

在我還是新兵的時候，一到打仗我就會讓馬夫去幹這事兒。但要通過雷區付出的辛苦還是要比平時多出許多。

如在一些僅能容一人通過的小路上會被敵人設下地雷。排頭兵哪怕發現了地雷也沒空排除，而只會在上面做個標記。後面的士兵看到就會繞開，基本不會出什麼事。但馬匹卻沒那麼容易通過。

哪怕就算它兩條前腿能避開地雷，可後面兩條腿處理起來就比較棘手了，每到這種情況都會讓人短命好幾年。當馬後腿經過的時候，就會把手上的韁繩放松些，準備萬一踩上地雷也能立刻趴到地上。

每當先頭部隊做標記的時候，後續部隊只能等馬匹慢慢通過雷區，非常地花時間。



也不知為啥，這地雷反倒是經常被後面隊伍的人踩到。本來我以為先頭部隊踩雷出事才是正常的，所以對此百思不得其解。可能是後面的人太松懈了吧。每當行軍的時候從後面“轟”一聲，士兵們就會想“哎呦，又是哪個倒黴鬼踩雷了。”

如果踩上地雷就算你能保住小命，但體內已經被打入無數彈片。哪怕去醫院治療，也還是有很多士兵不得不下腹部裏帶著殘留的彈片就這麼出院的。

我經常聽說有個叫探雷器的好東西，但我們隊裏卻從來沒被配發過。因此前線采用最保險的方法還是征集一些村民和保安隊，並讓他們在前打頭。

但如果保護對象是旅團長或師團長閣下的話就沒法利用村民和保安隊了，這時我們這種司令部的士兵就不得不擔當起趟雷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了。

既然自己是個小兵，攤上趟雷這種事情也就認了。但對於那些無辜的中國村民來講，讓他們去替日軍踩地雷得有多麼心不甘情不願啊。我直到不得不替將軍閣下踩地雷的時候才理解了他們的心情。

那時候大胡子將軍閣下跟在我身後輕松自在的樣子到現在依然刻印在我的眼睛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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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軍眼皮底下拉響地雷——地雷戰中的“拉雷手”
http://bbs.tiexue.net/post2_3846892_1.html/W020100919319377039141.jpg/post_4120325_1.html

日本史料的中國地雷戰：傷亡14人 還沒見到八路
http://movie.douban.com/review/4984027/

向“特別勇敢和矯健”的拉雷手們致敬！

漫長的戰爭

昭和20年（1945年）6月，我們63師團從河北開撥轉移到了滿洲。

目的地位於吉林省鄭家屯附近某處。那邊一望無際盡是草地，根本沒有可以用作營房的建築物，所以我們所有人不得不露天紮營。

“和這鬼地方比起來，保定簡直就是高級飯店啊！”

到了滿洲，我們不由感嘆起生不逢時來。待遇被降低的不僅僅是營房，連給養都給扣掉不少。每天只能吃高粱米啃黃瓜條度日。

“發揮出你們野戰軍的風格來！”

雖然幹部們努力這麼對士兵們鼓勁，但畢竟我們現在已經被劃給關東軍了，自然就會受到這種冷遇。

更有甚者，連我們持有的步槍都被要求按比例交出一部分給新成立的部隊。（當時的關東軍將居留在滿洲的日本男性全都動員起來了，故而能提供給他們的武器完全不夠用。）

既然是命令，自然無法拒絕。我們部隊也沒有多余的武器，這麼按比例一分攤的話肯定就會有些士兵手裏沒有了槍。

既然歸了關東軍，那我們的敵人也變成了蘇軍。可手上既沒有重火器，連步槍都得互相勻著用；這樣落魄的部隊到底怎麼才能和蘇軍在戰場上拼搏呢……

此時發起的“反坦克肉搏攻擊演習”大概能算是一種答案吧。其內容就是讓步兵抱著炸藥往敵人坦克上肉彈特攻（自殺式沖鋒）的戰法。

具體就是：用膠合板貼在貨車上當作坦克，由班長開著過來；然後躲在單兵掩體裏的士兵就懷抱炸藥（裝滿土的膠合板箱）一躍而出，用身體沖撞貨車。這種訓練要從早到晚連續進行好幾天。

這演習可真夠悲催的。

“姿勢太高，戰死！”

說著就往我背上敲一下。同一個動作已經重復重復再重復不知多少遍，搞得我差點對他喊“我受夠了！”一面進行這種傻瓜一樣的訓練，一面我也在想這種辦法到底對蘇軍坦克有沒有效啊？

而且好玩的還不僅如此，連那個炸藥都沒得配發給我們。

總之自從到了滿洲，我們每天都得耍猴般地瞎忙活。除了這種反坦克操演外，還得負責幫帶新編部隊，外出勘察地形確定陣地布置地點以防備蘇軍異動，與上下級部隊的聯絡也非常頻繁，弄得司令部一連幾天都給人擠得滿滿地。

司令部就像寺廟一樣獨此一家，那年8月9日早上一開張就突然迎來一件大事。那天司令部就我一個在值班。電話響了，拿起話筒對方就大聲嚷起來：

“副官在嗎？”

“哦，不在。”

“有其他軍官的話就叫過來！”

對方聽起來相當慌亂。背景雜音中混有類似年輕女性哭泣的聲音。

“司令部裏的人都有事，全部出去了，只有我一個值班。”

“是嘛，你是上等兵齋藤？算了，士兵就士兵吧。那麼請務必將接下來我說的內容立刻傳達給軍官。我是軍司令部的參謀某某。”

我於是就開始聽寫參謀講述的內容，記著記著全身不由得發起抖來。

他說：蘇軍已於8月9日黎明向全滿洲各地發起正式總攻，你方司令部保持待機等待其他命令——大致內容就是這些。

這消息晴天霹靂，該來的總要來的，這下可攤上天底下最大的一件事了。

司令部上上下下頓時炸了鍋，仿佛要把屋頂給捅破。當年一窩蜂的亂象現在想起來依然能讓人背後發毛。

應戰工作首先從燒文件開始。部隊裏存下的文檔多得嚇人，要一下子全燒掉不太可能。

燒完以後馬上就去跟軍司令部取得聯系，要求領取野戰倉庫儲存的物資和其他資料。

這時運氣也不好，正趕上連日大雨。我們冒雨開著卡車到鄭家屯野戰倉庫來回拉物資，而倉庫的看守們則只顧自己逃命甚至讓我們直接進去隨便拿。

“既然如此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倉庫裏的糧食堆得高到房頂，裏面都是些裝著砂糖、面粉、大米的袋子緊緊擠在一起。我們簡直就是群趁火打劫的強盜一樣。

看著這些堆成山的大米面粉，想起平日裏軍部根本不給我們任何給養只得吃高粱米，肚子裏就冒起一股無名之火。



話說回來，當時我們已經能從身邊感受到關東軍的衰弱，但還不知道守衛國境的邊防部隊大部都已經調到南方去了。

“蘇軍好像已經到牡丹江那邊了。”

我從逃難的日本民眾那裏聽到這消息，立刻豎起了耳朵。

之所以引起我的關註，與其說是蘇軍進攻的速度，到還不如說是擔心現在還呆在牡丹江的淺草那位A子。

蘇軍既然到了牡丹江附近，那麼那裏遲早會變成戰場。由於擔心A子的安危，我再也無法靜心工作下去。

自從東京空襲後她就成了孤身一人，托了親戚幫忙才能來到滿洲。可這次卻又身陷戰場，A子還真是命苦啊。

我這時也一心想要去滿洲看她，打算幹脆就這麼一走了之盡快趕到牡丹江。只可惜離這裏還有近千公裏，哪怕我趕過去，在這種混亂的局勢下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她。

這雨還在不緊不慢地下著，我只能在雨中祈禱

“但願A子平安無事。”

沒多久部隊就收到“為在奉天（沈陽）附近迎戰蘇軍，命你到奉天集結。”的命令。

這下可糟了。

這次從上到下又吵吵嚷嚷開了。當時每天都在下著大雨。就在這雨中部隊開拔而去。

可同時，在我們後面間隔很遠的地方接連不斷地從滿洲腹地逃難過來一群群日本人（以女人和孩子為主）。

在他們那裏那支無敵的關東軍卻被說成了軟骨頭。因為軍隊居然撇下民眾自己先跑了，這自然就會招人嫉恨了。

“日本好像投降了”

當軍列開到四平街車站的時候我聽到了這樣的傳聞。

“這怎麼可能……”

我們一開始也是半信半疑，但到了奉天這消息就不再是傳聞或者謠言，而是鐵板釘釘的事了。當天記得是8月16日。

車站大廳裏既有滿鐵的職員也有逃難的難民，聽到廣播說：

“天皇陛下發出廣播，日本於15日向盟軍投降。”

耳朵聽到這個，說實話我並沒有為戰敗而感到可惜。雖然之後會怎麼樣還沒有著落，但總算可以避免和蘇軍交戰白白送死，心裏總算松了口氣。

而司令部裏的軍官們則說：

“可能是騙人的，大家不準輕舉妄動。”

說著就開始註意觀察我們，我們之中既沒有人輕舉妄動的士兵，也沒有人為日本投降而悲傷憤慨。



到這時候還大言不慚地說什麼要鼓起勇氣的，肯定只能是那幫職業軍人，完全不懂士兵辛苦的一小撮。

戰爭自爆發（日華事變算起）到現在已經過去八年了。對於這場漫長的戰爭，士兵們已經完全厭倦。

即便在司令部裏，自入伍以來已經五六年沒能回一趟日本的士兵也是一抓一大把。

戰敗並向對方國家投降這種事情在日本軍隊歷史上還是頭一次經歷，無論那支部隊多少都難免會發生混亂。

我所在的司令部也是這樣。有的下士官對上士官揮刀亂斬，有的把上級鼻子給削下來，還有的抱著手榴彈去威脅上級。雖然出了兩三件事，但都沒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