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湖隱士 - 岳飛、秦檜、趙構二十大疑案

引言 千秋功罪，何人公正評說？
詞曰：中興諸將，誰是萬人英？
身草莽，人雖死，氣填膺，尚如生！
年少起河朔，弓兩石，劍三尺。
定襄漢，開虢洛，洗洞庭。
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
過舊時營壘，荊鄂有遺民，憶故將軍，淚如傾。
說當時事，知恨苦，不奉詔，偽耶真？
臣有罪，陛下聖，可鑒臨，一片心！
萬古分茅土，終不到，舊奸臣。
人世夜，白日照，忽開明。
袞珮冕圭百拜，九泉下，榮感君恩。
看年年三月，滿地野花香，鹵簿迎神。
以上是南宋劉過的《六州歌頭》，詞題為「題岳鄂王廟」。 劉過（1154～1206）字改之，號龍洲道人，南宋愛國詞人。
岳飛于宋孝宗即位時（西元1162年）平反昭雪，宋甯宗嘉泰四年（西元1204年）追封為鄂王，劉過死于宋甯宗開禧二年（西元1206年），由此可以斷定，此詞作于1204～1206年間，其時距岳飛被殺才60餘年。
在岳飛追封鄂王之後兩年（西元1206年），秦檜被追奪王爵，並改諡號為「謬醜」。
然而，又過了兩年（西元1208年），秦檜又被平反了，南宋朝廷給他恢復了王爵，重新贈了諡號。
宋朝的官方認定竟然能夠如此荒唐——
第一階段（西元1142年—1162年）：岳飛是謀反的罪人，秦檜是國家的功臣。
第二階段（西元1163年—1208年）：岳飛是功臣，秦檜是罪人。
第三階段（西元1208年後）：岳飛是國家棟樑，秦檜是賢明宰相。
這首《六州歌頭》極有價值，因為那時許多歷史真相還未來得及被掩蓋、被篡改、被演義、被美化、被醜化、被神化、被妖魔化、被淺薄化、被庸俗化......
這首詞是我所見到的南宋惟一一首追述岳飛一生的詞，它應該代表了南宋愛國主戰人士對岳飛的評價。 但這首詞卻透露出一個讓人頗感意外、甚至震驚的看法——岳飛是否有罪，尚不可定論！
堅決主張恢復中原的劉過對岳飛充滿了崇敬，按理說，如果劉過認為加給岳飛的罪名真的都是「莫須有」，他不可能不做堅決的辯駁和猛烈的抨擊。 但他對岳飛是否公然抗旨沒有斷然否定，而是明顯地持疑問態度——「說當時事，知恨苦，不奉詔、偽耶真？ ”
劉過首先指責的不是秦檜，而是宋高宗趙構，並且指責的方式也不同尋常——「臣有罪、陛下聖，可鑒臨，一片心！ 」（臣有罪，但陛下聖明，應該洞鑒我的一片苦心。 ）
可惜的是，在短短一百余字的詞中，劉過是不可能給我們細說「當年事」，我們也無法像他一樣能知道岳飛為什麼「恨苦」。
此後，我雖然讀了大量兩宋之交的史料，但很多年以來，仍然無法透徹理解劉過所要表達的意思，直到有一天，無意中看到一段簡短的史評：
臣飛死、臣俊喜、臣浚無言世忠靡、臣檜夜報四太子、臣構稱臣自此始。 （岳飛死了，張俊滿心歡喜、張浚一言不發、韓世忠從此意氣消沉、秦檜寫信將岳飛的死訊密報給金國最高軍事統帥四太子完顏兀術，趙構從此可以放心地向金國俯首稱臣了。 ）
這則史評中提出了一個很多史論家都忽略了的問題，那就是主戰派人物在岳飛下獄之後的反常表現——「臣浚無言」。
眾多史料證明，岳飛下獄後，天下皆知其冤，也就是說不但作為策劃者的皇帝趙構、宰相秦檜明白其中就裡，朝廷中的文武百官，不論是主戰派、主守派，還是主和派、主降派其實對此案的個中玄機都心知肚明。
然而，除當時已經解甲閒居的韓世忠登門質問秦檜外，朝廷文武百官一言不發，主戰派人物中無一人上書趙構為岳飛申辯。
岳飛入獄，他們竟沒有組織營救——這太出乎常理。
更出乎常理的是，秦檜和主審岳飛案的萬俟卨竟然拿不出任何有力的證據，最後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殺了岳飛。 岳飛這樣一個戰功赫赫、威鎮中原的人物，僅憑「莫須有」的罪名就被置於死地！
「誰將三字獄，隳此一長城？ ”
「莫須有」從表面上看，就是論列的罪狀未經核實或無法核實，僅憑大權在握者的判斷，就直接給人定罪。 而透視其本質，它其實是大權在握者出於某種不可告人的動機，將某些罪狀強加于他人頭上，並利用權力和各種手段做成冤獄，從而達到懲治甚至誅殺他人的目的。 由於這些罪狀根本不是以事實為依據，而是完全按照當權者想達到的目的來設立，當然經不起核實。
但又出現了一個疑問：處心積慮地陷害岳飛的趙構、秦檜尚且羅織不成岳飛的罪名，為什麼對岳飛充滿崇敬的劉過卻又在詞中說「臣有罪」呢？
這段歷史疑雲遍佈，迷霧重重。

歷代史學家都曾對這段歷史提出過質疑，南宋徐夢莘編撰《三朝北盟會編》、李心傳編撰《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寫到這段歷史時都曾指出，秦檜之子主修國史時，將許多真相掩蓋、篡改，所以很多記載不可信。
遺憾的是，他們二人雖然知道史料不可靠，但卻沒有一一對之做深入細緻的考辯，由此留下了一系列重大疑案。
國史有不可信之處，那麼家史呢？
家史同樣有不可信之處，岳飛之孫岳珂編著的《鄂國金佗粹編》、《鄂國金倫續編》中又明顯存在將岳飛美化之處。 岳珂將不少他認為有損祖父形象的事「為親者諱，為尊者諱」了。 並且岳飛在趙宋的時代平反，岳珂理所當然地不敢也不能把岳飛和皇帝的矛盾衝突寫進書裡。 正因如此，他在有意無意之間把岳飛塑造成了一個愚忠之臣。

到了明朝，經歷過元朝九十年黑暗殘暴統治之後的漢人，對投靠北方少數民族的漢奸恨之入骨，此時官方民間對岳飛、秦檜、趙構的認定開始明確：岳飛是忠良、秦檜是奸臣、趙構是昏君。
根據中國人的傳統價值觀念，好人必須是完人，壞人不可能幹過好事。
岳飛、秦檜的故事被改造，史無其事的「岳母刺字」開始廣為流傳，在岳珂的《鄂國金佗粹編》中沒有出現過《滿江紅》也開始傳唱天下。 （詞中絕唱《滿江紅》是否確為岳飛所作，這一問題是本文將要論述的二十大疑案之一。 ）
至於秦檜，他的案是再也翻不了了。 他在靖康年間主張抗金，反對割地求和；在亡國關頭，他為保趙宋而上書向金帥抗議，並因此全家被抓至金營的事也再沒有人願意提起。
曾有一位官員剛到杭州上任時，去岳王廟祭拜，他發現岳飛、岳雲、張憲的像是泥塑的，而秦檜的跪像卻是鐵鑄的，當下大怒：「泥范岳王、鐵鑄秦檜，難道想讓奸臣不朽嗎？ ”
旁邊的人馬上回答：「開始時都是用泥塑，人人都對岳王爺的像敬若神明，而秦檜的像總是被砸，後來將秦檜改成木像，還是被砸被砍，又改成鐵皮包木的，仍舊被毀，無奈之下，只能用鐵鑄了。 ”

民間的通俗文藝遠比艱深的正史有更強大的傳播力和影響力，小說的演義、雜劇的渲染、說書人的杜撰如漲起的潮水，淹沒了歷史的真實......。
時間已經過去了近九百年，刻在石碑上的文字都已在風吹雨打之下斑駁了。
也許我們再也無法完整地還原那段歷史的真相，但我們能儘量地去接近真相，而要接近真相，必須先剖析岳飛、秦檜、趙構的一系列重大疑案。
真相令人震憾——
岳飛三抗聖旨、五犯官場大忌，九違「趙宋家法」。
按宋朝的軍紀、國法，至少有三次可以殺岳飛的頭，然而這三次他都沒被殺頭（第一次被准許戴罪立功；第二次宋高宗趙構對他先遷就後安慰；第三次先遭皇帝訓斥，一轉眼皇帝就讓人去開導他，第二天宰相出面說不能怪岳飛，肯定是軍中的那幫村秀才出的餿主意，威脅說要殺村秀才的頭。 ）
而當岳飛克服了自身的種種弱點，成為人格高尚的一名將之後，有人卻舉起了屠刀。
秦檜在靖康年間，是公認的北宋朝廷中為數不多的忠臣之一，他在國難當頭時的所作所為確有可圈可點之處。 （這也是他日後能在南宋朝廷高居宰相之位的重要政治資本。 ）
兩宋之交的三個皇帝（徽宗趙佶、欽宗趙桓、高宗趙構）改變了他初始的信念，他自身的弱點和命運戲劇性的安排讓他不經意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從主戰走到主守，從主守走到了主和，然後從主和被逼到了主降。 他起初不會想到，自己邁出一步之後，將來就會成為過河的卒子，一步步走向賣國賊的深淵。

宋高宗趙構的一生是「極限生存」的一生，是在慘烈的對外戰爭和波譎雲詭的內部權謀較量中掙扎的一生。 一次次的重大事件一次次地改變著他的人格、改變著他的價值觀念。 他並非昏君，在你死我活的鬥爭中，他歷練出了極為陰深狠毒的權術手腕。
他是皇帝——但他也是最大的賣國賊。
正是他，逼得秦檜邁出了萬劫不復的最後一步。
這也許就是真相。
在真相的背後，我們看到的將是什麼呢？
真理，殘酷的真理。
按宋朝的軍紀國法，岳飛的確有罪，但這絕不是趙構等人要殺他的原因。
貪財、好色、怕死、畏敵、擾民，這些作為大將絕不應有的劣跡，如果岳飛有一樣，可能他就不會死！ 如果全有，則很可能得到獎賞！
而當他人格完善到堪稱名將楷模，當他的功績建立到堪稱民族英雄之時——他的死，就是必然！
岳飛死于一次集體謀殺！ 兇手遠不止趙構、秦檜兩人。
沒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謀害自己民族的英雄就不僅僅是可悲了。
然而，我們的民族英雄往往不是死在敵人的刀下......

事實上，《鄂國金陀粹編》和《鄂國金陀續編》(簡稱《金陀粹編》和《金陀續編》)兩書其實是岳珂將所收集到的與岳飛相關的各種文獻資料彙集而成的兩個文集，而非兩部傳記。

《金陀粹編》和《金陀續編》兩書之中收錄的既有宋高宗給岳飛的八十八份親筆手詔、岳飛寫下的奏議、公文、詩詞、題記，又有南宋朝廷給岳飛的制詔和省劄以及為岳飛平反、定諡、追封、改諡的檔等原始史料，還有南宋時人黃元振、孫逋、吳拯、孫迪等關於岳飛事蹟的記載，以及南宋時人有關岳飛的見聞的記述。

以上這些原始文獻資料都不是岳飛孫子岳珂創造出來的，岳霖岳珂父子兩代人所做的僅僅搜集這些資料，然後整理出來，再送交南宋朝廷及史官審核，之後彙集成書，並刻印出版！

當然，《金陀粹編》共有二十八卷，而其中所收錄的《鄂王行實編年》（也即《金陀粹編》的卷四至卷九）是一部關於岳飛的傳記，是岳珂最終定稿的，其中所收錄的《籲天辨誣錄》（也即《金陀粹編》的卷二十至卷二十五），是岳珂就岳飛遭誹謗和誣衊的五個問題分別所作的辯駁，也即《建儲辨》、《淮西辨》、《山陽辨》、《張憲辨》、《承楚辨》。

南宋國子博士顧杞同情岳飛冤案，故顧杞也幫岳霖收集了不少與岳飛相關的資料，並且顧杞還整理出一份岳飛傳記的草稿。 《鄂王行實編年》和《籲天辨誣錄》的底本其實是岳霖（岳飛之子，岳珂之父）委託南宋國子博士顧杞整理出來的那份岳飛傳記的草稿。

對於《金陀粹編》和《金陀續編》兩書之中收錄的包括宋高宗給岳飛的八十八份親筆手詔、岳飛寫下的奏議、公文、詩詞、題記，以及南宋朝廷給岳飛的制詔和省劄、為岳飛平反、定諡、追封、改諡的檔等原始史料， 南宋時人黃元振、孫逋、吳拯、孫迪等關於岳飛事蹟的記載，以及南宋時人有關岳飛的見聞的記述等其他一些與岳飛相關的��料在內的原始史料， 黑岳丑類在根本就沒有看過的情況下，就一概把它們說成是「孫子寫爺爺的東西」，僅僅用一句空話來打發！ ——為了抹黑岳飛，你不擇手段，真可謂無知無恥！

還有，「人謂中興論功行封，當居第一」這句話出自《金佗稡編》卷十四 《忠湣諡議》，而《忠湣諡議》是南宋朝廷給岳飛定諡號的官方檔之一，其作者是南宋朝廷的擬議官，而不是岳飛子孫！ ——然而，黑岳丑類竟然想當然地憑空猜測臆斷，以致在其他地方把南宋朝廷官員寫的官方檔說成是「岳家後代自己寫祖上的誇獎」！

事實上，黑岳丑類根本就不是本著嚴謹求實的態度來探討歷史問題，而是肆意歪曲史實，故意斷章取義地曲解史書的某些記述，顛倒黑白地杜撰「歷史」。

丑類們的目的是不擇手段地去給岳飛「抹黑」！ 而他們唯一的招數，就是「拿著雞毛當令箭」，把謬論噴一萬遍就是真理。

為了給岳飛「抹黑」，丑類們可以道聼塗説、斷章取義、強詞奪理，他們挖空心思地拼湊了一些對岳飛不利的材料並無限放大，卻從來都不考證這些材料本身是否存在問題。 當然，丑類們還會回避以致掩蓋他們拼湊的材料本身所存在的問題。

丑類們還會從某些具體的記述中提取隻言片語，再將這些隻言片語與前後文脫離，將某一事件與當時的情景以及具體的歷史背景脫離,進而引申出一些牽強附會、似是而非的謬論。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岳飛冤案平反之後，岳飛三子岳霖就承擔了整理與其父岳飛相關文獻史料的工作，岳霖收集整理與其父岳飛相關資料距郾城之戰不過20多年，原岳家軍的一些軍官和士兵健在的還不少！

岳霖臨終時將顧杞整理出的那份岳飛傳記草稿以及所收集到的關於岳飛的其它一些資料,一起託付給其三子岳珂,囑咐他繼續其父未竟事業！

1204年（嘉泰四年），今存《金陀粹編》的前二十五卷已經被岳珂整理出來並呈送南宋朝廷和史官審核！

岳霖為岳飛三子，號商卿。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十五日， 生於宜興唐門軍中，母李氏。

南宋紹興十一年除夕（西元1142年1月27日）岳飛蒙冤遇害，其時岳霖年僅十二歲。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 ，宋孝宗即位，岳飛冤案得以平反昭雪，此時岳霖年方三十二歲。

淳熙五年(1178年)五月五日，宋孝宗在便殿詔見岳霖時說：「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 」 岳霖稽首涕泣說：「仰蒙聖察撫念，故家臣不勝感激」！ 岳霖遂上疏請求歸還宋高宗當年所賜岳飛的禦劄、手詔、南宋朝廷發給岳飛的省劄以及岳飛的部分奏章，宋孝宗隨即詔令准左藏南庫還之，將尚存于世的那些與岳飛相關的原始檔案歸還岳家。

岳飛冤案平反昭雪之後，岳霖就承擔了整理與其父岳飛相關文獻史料的工作，岳霖發了很大的氣力，在各方的説明下，搜集到與岳飛相關的部分資料，其中就包括宋高宗當年賜岳飛的禦劄、手詔八十多份以及岳飛的部分奏章。

同時，岳霖還「考于聞見，訪于遺卒」，廣泛收集時人關於岳飛的見聞和記述，拜訪那些尚健在的原岳家軍的部分士卒，通過他們的回憶講述來瞭解岳飛的部分事蹟，並記錄下來。

南宋國子博士顧杞同情岳飛冤案，故顧杞也幫岳霖收集了不少與岳飛相關的資料，並且顧杞還整理出一份岳飛傳記的草稿。 而顧杞整理出來的那份岳飛傳記的草稿其實正是得以流傳後世《鄂王行實編年》的底稿。

岳霖的工作尚未完成，卻于宋光宗紹熙三年(1192年)十月逝世,這位前半生飽經憂患的老人,在臨終時將顧杞整理出的那份岳飛傳記草稿以及所收集到的關於岳飛的其它一些資料,一起託付給其三子岳珂,囑咐他說: 「先公之忠未顯，冤未白，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沒。 余初罹大禍，漂泊囚螺。 及至仕途，而考于見聞，訪于遺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 苟能卒父志，雪爾祖之冤，吾死瞑目矣！ ”

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八月，岳珂參加洪州(今南昌)朝試中舉。 開禧元年(1205年)，岳珂考中進士，以超群之才在京口與辛棄疾等名家交遊。 宋甯宗時，岳珂以奉議郎權發遣嘉興軍府兼管內勸農事，有惠政，自此定居嘉興，住宅在金佗坊。

岳珂(1183～1243) 承繼父業，「自年十二、三,甫終喪制,即理舊編」,直到後來「束髮游京師,出入故相京鏜門,始得大訪遺軼之文,博觀建炎、紹興以來記述之事。 下及野老所傳,故吏所錄,一語涉其事,則筆之于冊」,進一步搜集了不少與岳飛相關的文獻資料。

同時在南宋國子博士顧杞整理出來的那份岳飛傳記草稿的基礎上，岳珂「因其已成，益其未備」，即因襲顧���草稿中已有的記述，並增補其中尚未收錄的一些資料，進行整理加工，「涉筆五年」，著成《行實編年》六卷、《籲天辨誣錄》五卷，于宋甯宗嘉泰三年(1203年) 「刊修了畢」。

嘉泰四年(1204年) ，時年二十二歲的岳珂將所收集到的岳飛表奏、戰報、詩文舊事、被誣始末資料，以及高宗給岳飛的禦劄、手詔，南宋朝廷發給岳飛的省劄，以及南宋時人關於岳飛的舊聞、著述和部分記載彙集在一起，加上他為岳飛辨冤的考證和以顧杞草稿為底本而著成的那部岳飛傳記，「悉上送官」，全部呈送給南宋朝廷審核。

岳珂呈交給南宋朝廷的資料和書稿包括:《高宗皇帝禦劄手詔七十六軸》、大父先臣飛《行實編年》六卷(即《鄂王行實編年》)、《籲天辨誣錄》五卷、《通序》一卷、《家集》十卷，而這些正是今存《金陀粹編》的前二十五卷。

經察閱之後，南宋朝廷又將岳珂呈送上來的那些與岳飛相關的資料和書稿交付史館，讓南宋史官負責審查訂正，「奉准宣付史官」。 南宋朝廷的史官們在仔細考證之後，將審查結果上報朝廷。

南宋朝廷的其中一位官職較大的史官章穎在他的奏表中提到「事皆可證，其書雖見於《辨誣》，然言出私家，後世或疑于取信」，章穎認為岳珂呈送給南宋朝廷的那些資料和書稿中所涉及的事情都能得到證明，其中的《辨誣》之書雖然也能找到依據，但由於是私家之言，後世之人可能會疑于取信。 在經過南宋史官的審查訂正之後，岳珂呈送給朝廷的那些與岳飛相關的資料和書稿的主本被南宋史館當作文獻史料保管下來。

幾年之後，南宋朝廷的那位史官章穎認為，岳飛、劉錡、李顯忠和魏勝這四員大將的遭遇都很不幸，為了讓後世能瞭解他們的生平事蹟，於是就為他們各寫一部傳記，合編為《南渡四將傳》一書。

在審訂之後，章穎將岳珂呈送上來的那部岳飛傳記書稿(即《鄂王行實編年》)加以刪簡潤色，改編成《南渡四將傳》中的《岳飛傳》。 後來，章穎將《南渡四將傳》送呈南宋朝廷察閱，再送交南宋史館保存，以備修撰南宋國史時參考。

著名歷史學家、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在其著述《岳飛和南宋前期政治與軍事研究》一書中，撰有《從南宋官私史書中的岳飛傳到〈宋史 岳飛傳〉》一篇，曾另作考證，證明元人編修《宋史》卷365《岳飛傳》，大致是照抄南宋官史《中興四朝國史》的《岳飛傳》，而《中興四朝國史》的《岳飛傳》大致是章穎《岳飛傳》，即上引《鄂王傳》的縮寫。 其中比章穎《岳飛傳》增加了何鑄審訊時，岳飛露出背部刺「盡忠報國」四字的內容，這應是南宋史官修《中興四朝國史》的《岳飛傳》時，依據何鑄子孫上報的行狀、墓誌之類而增補者。 但《宋史》卷365《岳飛傳》亦無岳母刺字的記錄。 正可間接證明章穎《岳飛傳》確無岳母刺字的情節。

宋甯宗嘉定十一年(1218年) ，岳珂將經南宋朝廷審核過的書稿的副本，加上《天定錄》三卷，彙集成一本書，定名為《鄂國金陀粹編》，在南宋轄區內的嘉興府刻印，正式出版發行。 因岳飛在宋甯宗時被追封為鄂王，故名「鄂國」，又作者在嘉興有金陀坊制業，所以，取此書名。

到了宋理宗紹定元年(1228年) ，岳珂又將搜集到的與其祖父岳飛相關的其它一些檔以及時人記述，彙編成書，定名為《鄂國金陀續編》，在南宋轄區內的鎮江府刻印發行。

《鄂國金陀粹編》和《鄂國金陀續編》(簡稱《金陀粹編》和《金陀續編》)兩書,保存了不少關於岳飛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是研究岳飛以及南宋的重要資料之一。

《鄂國金陀粹編》（以下簡稱《金陀粹編》）卷一至卷三《高宗宸翰》和《續編》卷一《高宗宸翰摭遺》，共計四卷，彙集了宋高宗給岳飛的親筆手詔八十六份，另加《書屯田三事詔》和《御賜舞劍賦》，共計八十八份詔書。

《金陀粹編》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實編年》是岳飛的傳記，前五卷編年敘事，最後一卷有《遺事》，介紹岳飛的品格道德、治軍風範等等，《楚國夫人李氏遺事》、《諸子遺事》簡略介紹岳飛後妻李娃和五個兒子的情況。 《昭雪廟諡》介紹宋朝廷為岳飛平反和追諡的經過，最後有岳珂的自敘，說明寫作經過。

《金陀粹編》卷十至十九《家集》共十卷，將岳霖父子兩代人發費數十年精力搜集到的岳飛的部分奏議、公文、詩詞、題記等共一百六十七篇彙集在一起，其中《南京上呈幣書田吾》、《乞移都奏略》、《論虜情奏略》、《乞定儲嗣奏略》、《乞上班師詔奏略》、《乞出京洛奏略》、《乞出蘄黃奏略》七篇原件已佚，只有概略。

卷二十至二十五是《籲天辨誣錄》，前一卷是「通敘」，後五卷就岳飛遭誹謗和誣衊的五個問題分別作了《建儲辨》、《淮西辨》、《山陽辨》、《張憲辨》、《承楚辨》。

卷二十六至二十八是《天定錄》、《金陀粹編》卷十三至十六《天定別錄》，共計七卷，收集為岳飛平反、定諡、追封、改諡的檔，其中有些如《��湣諡議》、《武穆諡議》、《武穆覆議》等等，也記述了岳飛的家世和某些歷史片斷。

《鄂國金陀續編》》（以下簡稱 《金陀續編》）卷二至十二《絲綸傳信錄》共十一卷，搜集了一批宋朝廷給岳飛的制詔和省劄，反映岳飛生前朝廷對他的戰功、軍紀等所給予的極高評價。 卷十七至三十《百氏昭忠錄》共十四卷，刊載別人表彰岳飛的文字記載。 基本照抄了章穎所撰寫的《鄂王集》五卷，另有劉光祖的《襄陽石刻事蹟》三卷，《楊玄事蹟》兩卷。

《金陀續編》的最後四卷包括了南宋時人黃元振、孫逋、吳拯等關於岳飛事蹟的記載，以及奏疏等。 如孫迪編鄂王事，有關于岳飛早期抗金的記載。 黃元振追記其父黃縱擔任岳飛幕僚時的見聞，表現了岳飛的許多可貴品格。

值得一提的是，《鄂國金陀粹編》和《鄂國金陀續編》(簡稱《金陀粹編》和《金陀續編》)兩書之中收錄的宋高宗給岳飛的八十八份親筆手詔、岳飛寫下的奏議、公文、詩詞、題記，宋朝廷給岳飛的制詔和省劄等原始檔案，以及南宋時人黃元振、孫逋、吳拯、孫迪等關於岳飛事蹟的記載，加上南宋時人有關岳飛的見聞的記述，都是與岳飛相關的極其珍貴的原始史料， 被歷代研究岳飛的史學家所看重。

關於《金陀粹編》和《金陀續編》的成書，還有一點需要指出：即《鄂國金陀粹編》和《鄂國金陀續編》兩書並非完全是由私人保管存世的文獻史料，而是在寫成以後「曾經朝廷察閱，奉准宣付史官」，即由南宋朝廷審查承認並保管下來，故其中的許多史料具有相當的可信度，而其中所收錄的岳飛傳記（如《金陀粹編》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實編年》 ）其實具有與其他正史相仿的地位。

《金陀粹編》和《金陀續編》兩書保存了不少原始檔案和其它記載，恢復了岳飛抗金歷史的真相，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這兩書為我們瞭解和研究民族英雄岳飛、瞭解南宋初年和戰兩派的論爭提供了較為詳實的資料，有助於恢復了歷史的本來面目。 例如，關於紹興七年岳飛突然提出辭呈的原委，秦檜養子秦熺編修的《高宗日曆》篡改史實污蔑岳飛，《金陀粹編》則引用原始檔案作證據說明宋高宗君臣對岳飛並統淮西等軍之事的出爾反爾，以致岳飛憤而辭職。 又如，《金陀粹編》所留存的宋高宗獎諭詔，有助於恢復了岳家軍郾城、穎昌兩次大捷的本來地位。 《金陀粹編》所留存的紹興十一年宋高宗讓岳飛帶兵援救淮西的13份手詔可以戳穿秦檜及其黨羽誣加給岳飛的不實「罪名」。

當然，由於受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的局限，這兩書之中難免存在一些不足和記載失誤之處。 著名歷史學家王曾瑜先生在肯定《金陀粹編》的重要史料價值的同時，特別強調指出，書中的最大問題在於刻意回避了宋高宗與岳飛之間的矛盾以及宋高宗殺害岳飛的罪責。

此外，《金陀粹編》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實編年》中確實存在少數虛妄失實之處，卷二十《建儲辨》否認張戒《默記》關於岳飛紹興七年建議建儲而遭宋高宗呵斥的事實，《金陀續編》卷二十九趙鼎的奏議和《日記雜錄》有疏漏，此外，還有一些材料未採用，少數情節描述有虛妄浮誇之嫌。

附注：章穎(1141-1218)，字茂獻，臨江軍（今江西清江）人。 章穎曾經當過南宋朝廷的諫官和史官，為人剛直不阿。 宋孝宗時期，章穎曾當過太學博士、太常博士。 宋甯宗即位後，章穎被授予侍御史兼侍講的官職，後來因為不附和當朝權貴韓侂胄，遭到彈劾迫害。 韓侂胄死後，章穎先後被任命為集英殿修撰、刑部侍郎兼���講，章穎上書朝廷請求修改《甲寅龍飛事蹟》。 後來章穎又升任吏部侍郎、禮部尚書，奉詔考訂辨誣，從實上報。 章穎去世後，朝廷追贈他為光祿大夫，諡文肅。

張浚史稱「南宋名臣」，一直是主戰派中舉足輕重的人物。
這則史評中提出了一個很多史論家都忽略了的問題，那就是主戰派人物在岳飛下獄之後的反常表現——「臣浚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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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浚（1097一1164年）字德遠，漢州綿竹（今屬四川）人，出生于一個世代仕宦之家，北宋政和八年（1118），張浚二十二歲進士及第，是南宋初年一位著名的主戰派文臣（不是武將張俊（1086—1154年））。

在南宋立國前期的紹興初年，張浚曾經幾度執政，幾次率大軍與金國決戰，兼為將相，權傾一時，頗為顯赫。 八百多年以來，後世對他的評價，卻存在著截然相反的兩種意見：褒之者譽之為抗戰派英雄；貶之者斥之為害國之狗熊。

肯定褒揚者，如宋高宗曾將張浚譽之為東晉之王導，多次談到「張浚愛君愛國，出於誠心」。 宋孝宗對張浚也「倚之如長城」，曾說：「今朝廷所恃惟公。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朱熹評論張浚在平定苗、劉之亂諸事件中的表現時讚賞道：「自靖康後，紀綱不振，王室陵夷。 公首倡大義，率諸將誅傅、正彥，乘輿返正，複論瓊罪，而後國法立，人心服。 自武夫悍卒，小兒灶婦，深山窮谷，裔夷絕域，皆聞公名，盎然歸仰，忠義之感，實自此也。 」（《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五上）楊萬里《誠齋文集》更是對張浚讚不絕口：「身兼文武全才，心傳聖賢之絕學」，「出將入相，捐軀許國」，「忠義勳名，中興第一」。

《宋史·張浚傳》同樣讚不絕口，認為富平之戰雖敗，但張浚知人善任，得保全蜀，以形勢牽制東南，大大減輕了東線金軍對���宋朝廷的壓力，江淮得以平安。 並載金將粘罕臨終時話：「自吾入中國，未嘗有敢攖吾鋒者，獨張樞密與我抗。 我在，猶不能取蜀；我死，爾曹宜絕意，但務自保而已。 」後「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慕之...... 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複用」。 紹興末，「時浚起廢複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 把張浚描繪為一個深得人望也頗有功績的抗戰派大臣。

現代一些學者的論著中，也時把張浚與岳飛並稱為「抗金英雄」，或稱為當時「朝野上下熱烈擁護」的「抗戰派的代表」等。


否定貶抑者，如當時太學生就說張浚「有中興之心，無中興之才」，「侈言誕計，專權誤國」（《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在數次戰敗後，宋高宗也稍有醒悟道：「朕甯亡國，不用張浚。 」隆興北伐前夕，曾告誡孝宗：「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 」（《齊東野語》）後果不出其所料，元朝史官揭徯斯甚至指出：「宋之不能中興，由張浚之逐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也。 」（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九《李忠定公》）史學家王鳴盛《蛾術篇》卷六十，說張浚「無分毫之功，有邱山之過」。 那麼這又如何理解呢？

現代學者楊德泉指出，張浚于建炎中為禦史時，親附投降派宰臣汪伯彥、黃潛善，首劾抗戰派宰臣李綱，綱在位七十五日被劾罷相，浚猶論劾不已。 建炎初，李綱入朝，首正張邦昌僭逆之罪，斬宋齊愈等從逆之臣，中外鼓舞。 汪、黃卻百般阻撓，而張浚首劾李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還論李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等十數事。 於是李綱遂罷相奉祠。 而張浚猶抨擊不已，誣稱靖康之禍，二帝被擄，皆李綱之罪，甚至直指為「國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 於是李綱落職，責鄂州居住。 所以史學家王鳴盛不平道：「人知沮綱而逐之者汪、黃也，而浚實沮抑之。 史以汪入奸臣傳，而曲譽浚，烏得為公論乎！ 」（《蛾術編》卷六十）此後，汪、黃把持朝政，培植私黨，國事日非，廣大軍民無不切齒痛憤，而身居言職的張浚，對汪、黃誤國之罪卻「緘口不言」。 原來，其禦史之官乃黃潛善所提拔，後張居相位，仍不忘其恩。

張浚一生主要指揮了宋金之間三次大戰役：即富平、淮西、符離三次大潰敗。 富平之戰前，許多將領與官員都反對此戰，張浚卻一意孤行，集陝西諸路四十萬人馬，與敵決戰，激戰只半日，諸軍皆潰，致使關陝全失，而金人繳獲堆積如山。 此戰是宋金戰爭史上規模最大的兵團決戰，敗得也最慘，說明張浚基本不懂軍事，斷送了關陝形勢之地，中原永無恢復之期，而南宋偏安一隅之局基本形成。

南宋之不振，宋高宗趙構、奸相秦檜一味屈膝投降，自然是罪魁禍首，但張浚三戰三敗，實從另一方面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明朝人馬貫說：「宋高宗之不能中興者，豈特壞于秦檜之主和，張浚之為將，有累中興者多矣！ 」（《野獲編補遺》卷二）由此亦可推論，張浚一生倡言恢復，堅持抗戰，實際無此能力，往往空言誤國。 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謂，張浚「平居好大言，以忠義自許，輕用大眾，為僥倖之舉，故蘇雲卿料其無成」。

秦檜之投降倡和，千載唾駡，其奸謀之所以得逞，除與宋高宗之投降政策不謀而合外，與張浚之稱讚引薦也不無關系。 秦檜第一次罷相後，高宗曾將其罪狀揭榜朝堂，表示永不復用。 但紹興六年（1136）時，張浚為了排擠趙鼎，乃引薦秦檜為行宮留守，權赴尚書、樞密院參決庶事而召至行在，後又授秦檜樞密使。 「而檜為樞密使，無所建明，惟奉張浚而已。 」於是趙鼎被擠出朝廷，張浚與秦檜共同執政，最後張浚因淮西軍叛而罷相，秦檜遂得以重新執掌大權，南宋進入最為黑暗的歷史時代。

紹興七年（1737），張浚為相，部署江淮諸路兵馬準備北伐，與諸將協商。 劉光世請守，韓世忠請進兵，「惟岳飛以為不可用兵，浚再三問之，飛堅執不可之說，浚以飛為玩寇，議不協而罷。 」（《三朝北盟會編》）後張浚又與岳飛討論淮西軍諸將問題，岳飛指出諸將都不合適，又引張浚惱恨。 （後淮西軍叛，說明岳飛有先見之明。 ）

宋高宗先命岳飛盡統淮西諸軍以圖中原，後出爾反爾又收回成命，岳飛遂乞解兵權，奔喪歸廬山。 張浚勃然大怒，「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並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宋史·高宗紀》）。 所以，首先給岳飛加此「並兵」、「要君」數端罪名者，張浚也。 而後秦檜誣陷岳飛諸罪，實操張浚故技而已。

數年後，岳飛冤獄成，韓世忠之輩猶能責問秦檜，而張浚于岳飛之死卻不置一詞。


現代學者虞雲國的《細說宋朝》作如此評價：「張浚是南宋前期主戰派重要代表，但從富平之戰與隆興北伐看來，他在軍事上的全域決策是並不成功的，其中固然有當時當地宋軍素質與雙方力量對比等客觀原因，但其志大才疏而急於求成的個人因素也是無可諱言的。 王夫之批評他‘志大而量不弘，氣勝而用不密’，可謂知人之論...... 總之，他一生堅持抗金，雖受秦檜迫害而不改初衷，終究是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 ”

但持基本否定論者，卻以為張浚的根本問題並非才智的長短，而是「心術」不正。 即愚蠢固執而不納善言，心胸狹窄而又剛愎自用。 如確「有中興之心」而「無中興之才」，那也可大量薦用一些忠義才能之士，但張浚卻是一個專權自恣、以高明自許，不僅不用人才，反而疑忌和扼殺人才的人。 如「富平之役，李綱尚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 」（《野獲編補遺》卷二）這一點，連為張浚作《行狀》的朱熹也不否認：「張魏公不與人共事，有自為之意。 」自己沒有才能，又不能用人，那其所謂抗戰，無非「欺世盜名」而已。

疑案一：秦檜上書

一、事件背景：

1、金軍第一次南侵
北宋宣和七年（西元1125年）末，金國發動了對宋戰爭，國相、左副元帥完顏粘罕和二皇子、右副元帥斡離不率領兩路大軍，分別從河東路、河北路揮師南下。
金西路軍連克朔州、武州、代州、忻州，越過雁門關、石嶺關，兵圍河東重鎮太原府。 知太原府張孝純率軍死守，完顏粘罕久攻不下，被阻滯于堅城之下。
金東路軍兵機神速，遇到可破之城則攻，遇堅城則繞。 完��斡離不一路雷奔電馳，靖康元年（西元1126年）正月初二日，東路軍先鋒、四皇子完顏兀術突破黃河防線。 正月初七日，兵臨北宋首都東京城下（今河南開封）。

北宋朝廷一片恐慌。
此前，宋徽宗趙佶在接到金兵南侵的奏報後，下詔罪已，隨後在內外壓力下，禪位給長子趙桓（即宋欽宗）。 正月初三日，黃河防線失守的消息傳來，趙佶驚慌失措，當天夜裡二更，他以燒香為名逃出了京城。
趙佶南逃的消息傳開後，東京城裡不少官員請求致仕（相當於離退休）的請求致仕，請病事假的請病事假，偷偷逃跑的偷偷逃跑，北宋朝廷形勢岌岌可危。
當時的太宰白時中、少宰李邦彥等重臣主張棄都西逃。 在此危亡關頭，太常少卿李綱挺身而出，與宰相當庭激辯，力主誓死守衛東京，以待天下勤王之師。 李綱以一介書生，毅然擔負起東京留守的重任，登城指揮東京軍民抗敵。 （趙桓隨即罷免了白時中，升李邦彥為太宰、張邦昌為少宰。 ）
李綱率領東京軍民頑強抵抗，完顏斡離不攻城受挫，轉而改變策略，表示雙方可以議和，提出議和條件為：
1、宋割讓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
2、以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絹、帛各一百萬匹，馬駝之屬各以萬計犒軍。
3、宋尊金國皇帝為伯父，並派親王宰相到金營為人質。
趙桓、主和派大臣本來就怯懦畏戰，一見有機會議和，準備答應完顏斡離不的條件。
李綱對此堅決反對，當庭力辯，但趙桓沒有採納他的意見。
隨後，太學學正秦檜上書趙桓，表示反對割讓三鎮，請趙桓不要寄希望于議和，應該加強守備，尋找機會反擊金兵。 但秦檜沒有得到趙桓的答覆。
趙桓最終還是決定議和，選派親王、宰相帶著割地的詔書去金營當人質。
徽宗第九子康王趙構主動請命入金營為質，在朝堂上慨然言道：「國家有難，死亦何避！ 」聞者為之動容。
趙桓隨即命趙構與少宰張邦昌出使金營，但李綱斷然壓下趙桓的割地詔書。

二人入金營不久，宋朝的四方勤王之師陸續趕到了東京城下，尤其是西軍名將種師道的到來，使東京軍民受到極大鼓舞。
種師道堅決主戰，在北宋內部，主戰派開始佔據了上風，但在作戰方針上卻出現了分歧。 種師道、李綱主張讓金軍頓兵堅城之下，待其糧盡之後，再集中優勢兵力反擊，此「必勝之策」，而姚平仲等將領則主張速戰速決。
趙桓在猶疑不定之時，又有陰陽家胡謅「敵軍大將星已遁」，毫無用兵常識和經驗的趙桓，自作聰明，准許姚平仲夜裡去劫營。
完顏斡離不是久經戰陣的宿將，他早有準備，姚平仲劫營遭到失敗，畏罪逃走。
出兵不利，嚇壞了趙桓和太宰李邦彥等人，他們採取的應對措施是——對完顏斡離不辯稱劫營一事皇帝、宰相不知，是將帥們大膽妄為，願意將「罪臣」交給完顏斡離不嚴懲。
姚平仲已經逃走，趙桓把這事全栽在李綱身上，下詔罷免了李綱，命其「待罪」。
此時，東京城裡的李綱，在金營為人質的康王趙構、少宰張邦昌都已是命懸一線。
然而，事情發生了出人意料的變化。
完顏斡離不讓人把康王趙構和少宰張邦昌帶來訓斥，揚言要殺了他們。 張邦昌跪地謝罪，涕泣求饒。 康王趙構在一旁不為所動，以致完顏斡離不懷疑趙構不是真親王，是花錢買來替死的一名死士。 (後來他提出更換人質，趙構因此被換了回來。 )
完顏斡離不此時糧食已經快耗盡，其實已經到了非撤兵不可的地步，但他沒放過這最後一次可以利用的機會。
他派出使節進城質問趙桓為何背信棄義，揚言要大舉攻城。
趙桓立即表示歉意，並準備把李綱交給金國使者帶回金營，聽憑完顏斡離不發落。
金國使者表示不必如此，趙桓自己懲治李綱就行了，李綱也因此撿回了一條命。

當趙桓正在為能挽回和談而慶倖時，東京的軍民卻再也無法忍耐了，一場民變像火山一樣爆發了。
先是太學生伏闕上書，抗議趙桓罷免李綱，強烈要求嚴懲主和誤國的宰相李邦彥等人。 東京居民聞訊後，自發聚集了十幾萬人，在皇宮外擊鼓為李綱喊冤。
趙桓屢次派人安撫、彈壓，不但未能平息眾怒，反而使事態更加激化。 最後，憤怒的軍民在皇宮門外將幾十個太監殺死、分屍。
如果再不採取措施，十幾萬憤怒的民眾要是沖進皇宮，後果不堪設想。
趙桓嚇得淚流滿面，立即召李綱上殿，將其官復原職，這才度過這場危機，但趙桓從此以後，一直擔心李綱有「震主之威」。
雖然讓李綱複了職，但趙桓已經沒有和金兵繼續作戰的勇氣，派人把割讓三鎮的詔書送給完顏斡離不，完顏斡離不拿到詔書後，不等北宋朝廷把金銀交齊就立即拔寨退兵。
此時，所有人都明白了：完顏斡離不其實也已經最後的關頭，他已不敢不退兵，但趙桓和主和派大臣們在這最後的時刻，將割地詔書交了出去。

2、北宋朝廷的內部鬥爭（靖康元年3月至靖康元年8月）

金國退兵後，趙桓割地議和之舉激起了朝野一片憤怒的呼聲，尤其是主戰派大臣們給了趙桓強大的壓力。
趙桓迫于公議，又��詔昭告天下：現已告知太原、東山、河間三鎮守臣要堅守國土，並派種師道等將領率軍北上，增援兩河，同時將力主議和的太宰李邦彥等人罷免。
此時，東京城裡又傳出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太上皇趙佶準備在鎮江復辟。
一國二主，天下必亂，外患未去，內戰的陰雲又籠罩在北宋朝廷的上空。
雖然強敵在外，但趙佶和趙桓父子之間、主戰派和主和派之間、趙桓和主戰派之間、趙佶的舊臣和趙桓起用的新人之間的種種矛盾錯雜交織，北宋朝廷內部由此展開一系列波譎雲詭的鬥爭，帝王心術、臣子權謀運用到了極致。
這一系列鬥爭的結果是：
一、趙桓在李綱等人的説明下，成功地將趙佶逼誘回京，趙桓隨後將趙佶「監視居住」。
二、趙佶的舊臣及其黨羽在鬥爭中落敗，幾個大奸宦被誅殺，其黨羽爪牙的勢力也被大大削弱。
三、在親信近臣的説明下，趙桓將有「震主之威」的李綱逐出了朝廷，讓他一介書生去充當大帥，領兵救援太原，又不給他指揮的實權，導致李綱在河東路慘敗，隨後趙桓將其遠貶。 主和派也因此在朝廷中佔據了上風，主戰派勢力大衰。
四、眾多大臣專心于內部的權謀鬥爭，對外患置之不問，在鬥爭中堪當大任的能臣紛紛中箭落馬，趙桓身邊已經沒有能臨危受命之人。
五、趙桓持心不公，賞罰失當，導致人心解體。

3、金軍第二次南侵（靖康元年8月起）

八月，就在趙桓遠貶李綱之時，金國開始了第二次大舉南侵，完顏粘罕的西路軍于九月攻破太原，然後揮師一路南下。
完顏斡離不的東路軍在井陘擊敗了種師道，隨後攻克了河北重鎮真定府。
種師道當時已在重病之中，兵敗後他上疏朝廷，告訴趙桓金軍此次是有充足準備而來，請趙桓趕快遷都長安。 同時，恐自己將不久于人世，請求朝廷換帥（種師道回京後，不久病死）。
完顏粘罕和完顏斡離不採取「以和議佐攻戰」的策略，一面進攻，一面聲稱可以和談，只要趙桓兌現割讓三鎮的承諾，就可以退兵。 他們以和談隱蔽進攻企圖，以進攻加大和談籌碼。
是和是戰，北宋朝臣又分成了兩派，爭論不休，遲遲不能做出決斷，而金軍一步步加快了進攻的步伐。
趙桓不想一個人背割讓國土的罪名。
靖康元年十一月初六日，趙桓在延和殿召集文武百官，商議是否割讓三鎮。
趙桓吩咐給每個人紙筆，讓他們明確寫出自己的意見，不得含糊其辭。
以范宗尹為首的七十人主張割地求和，以中書侍郎何栗、左司諫秦檜為代表的三十六人反對割地。
出使完顏粘罕軍的李若水正好回來，他拜伏于地，泣請趙桓同意割地。
最後，主和派占了上��，北宋朝廷決定割讓三鎮，並向奉上袞冕、車輅，尊金完顏吳乞買為皇伯。
康王趙構再次被派出使，到完顏斡離不軍中去議和，同時他也是趙桓送給金國的人質。
就在趙構出發兩天后，金國使者到達東京，開出了新的價碼——不再商議割讓三鎮之事，如要和談，宋朝必須割讓黃河以北全部土地。

趙構北上到達磁州時，知磁州宗澤正在召募義兵，決心誓死守土。 宗澤力勸趙構不要北上。 磁州百姓聞訊也攔道懇勸趙構，並打死了副使王雲，趙構因此沒有繼續北上。
此時，完顏斡離不見磁州方向有備，調整進攻路線，避實擊虛，繞過磁州、相州，從恩州渡黃河趨大名府，又繞大名府不攻，繼續南下，直接奔襲東京。
趙構于深夜秘密潛入相州，給趙桓上書，說明在磁州受阻及完顏斡離不改變行軍路線之事，請示下一步如何行動。
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完顏斡離不第二次兵臨東京城下。 閏十一月二日，完顏粘罕的西路軍主力也乘連勝之威抵達東京，金國兩路大軍會師。
除了康王趙構以外，全部趙宋皇室成員都被圍在了東京城裡。 在大臣的建議下，趙桓命死士攜帶蠟丸密詔潛出京城，到相州傳諭康王趙構，任命他為河北兵馬大元帥，讓他火速召集河北義兵和四方勤王之師，救援東京。

趙桓任命宰相何栗、兵部尚書孫傅（後任同知樞密院事）等人指揮守城，但這些從無作戰經驗的書讓謀劃屢屢失策，加之軍心渙散，將驕兵惰，終於在閏十一月二十五日，東京外城被攻破。

城破之後，完顏粘罕嚴令：所有軍士全部退回到城牆上，有敢下城殺南朝百姓者，滅族！
隨後完顏粘罕命人找來宋朝使節李若水，對他說：「京城已破，你馬上回去稟報南朝皇帝，只管處置好城內之事，謹防京城內亂。 不要試圖突圍，五百里之內全是我們的兵馬。 我們本無滅亡趙宋之意，不過是要割地而已，讓親王、宰相速來軍前議和。 ”
金軍統帥完顏粘罕知道東京城裡有百萬軍民，而自己只有十萬余人馬。 他擔心趙桓率軍民誓死巷戰，血拼到底，自己的騎兵在平野曠野上威力強大，但在巷戰中必定優勢大減，傷亡慘重，所以假稱願意和談，要用謀略制服宋朝，設法「不戰而屈人之兵」。
趙桓君臣又燃起了一線希望，派濟王趙栩和宰相何栗去金軍軍營見金國二帥。
完顏粘罕對宰相何栗說：「自古有南即有北，有北即有南，宋金兩國缺一不可。 我們並無滅趙宋之意，不過是要割地而已。 」並提出要見南朝皇帝，面談和議。
萬般無奈之下，趙桓親自去金營呈遞降表。
完顏粘罕接了降表，客客氣氣地請趙桓上馬。 金國二帥跟在後面入殿宴飲。 入席時，完顏粘罕和完顏斡離不還禮讓再三，一定要講賓主之禮，堅持請趙桓在主位就座。
宴席之上完顏粘罕也甚是和氣，還說：「天生華夷，自有分域，中國豈是我等所能佔據的？ 更何況人心還是向著趙氏。 ”
宴罷，金國二帥客客氣氣地把趙桓送上馬，又派了一隊金兵護送趙桓回城。

趙桓回城後，東京城裡一片歡呼——皇帝終於回來了，議和終於成功了。 儘管人們都知道議和的成功是以俯首稱臣為代價的，但畢竟一場滅頂之災總算是躲過去了。
然而，完顏粘罕正在實施的是一個機謀縝密的計畫，北宋的皇帝和大臣們都還沒能識透其中的玄機。
當天晚上，完顏粘罕讓完顏斡離不寫信給趙桓：「現在兩國已通和，昔日之事自當既往不咎。 而康王現在河北，可否派一位大臣前去喚康王回京，未知聖意以為如何？ ”
讓趙桓派人召回趙構，並下詔全國各路的勤王之師按兵不動，完顏粘罕利用趙桓求和的幻想，讓他自己斷絕了東京的外援。
完顏粘罕又提出了一個「合理」要求：根據今年二月間兩國商議的條款，宋朝應給金國一萬匹騾馬作為賠償，請不要失信，立即交納。
趙桓交出了全城的馬匹。
接著完顏粘罕以説明維持京城秩序、防止內亂為名，讓趙桓下詔，由開封府負責收繳了民間的兵器。
此後，非常清楚京城裡已經缺糧的完顏粘罕向趙桓提出：借些糧米酒果之��犒軍。
趙桓不敢拒絕，也照辦了。
趙桓害怕破壞了和議，首先就自己斷絕了外援；又交出了馬匹，失去了突圍的能力，成了名副其實的甕中之鼈；隨後交出了兵器，大大降低了巷戰的殺傷力；最後還交出了一部分糧食，很快東京城裡的軍民就被饑餓徹底擊垮，喪失最後的反抗能力，只剩下任人宰割這一個下場了。

完顏粘罕開始「以宋制宋」，他屯兵于東京城下，請趙桓「履約踐言」，將和約中答應的割地、賠款逐條兌現。 並威脅說如不兌現承諾，就是背信棄義、破壞和議，必將「別有悔吝」。
趙桓開始賣國。
他下詔給兩河三十六州守臣，命他們開城投降，派出三十六個大臣帶著詔書去「辦理割地事宜」，他們的職務叫「割地使」。 同時，他讓開封府張出榜文，全城搜刮金銀，負責幹這個差事的叫「根括官」。
但兩河三十六州有三十五州堅決不奉詔。
雖然根括官將東京刮地三尺，卻怎麼也湊不足趙桓許諾給金帥的金銀數目。
完顏粘罕以金銀未交足為由，繼續將東京城死死圍住，不放百姓出城樵采（當然更不會讓糧食運進城裡）。
在隆冬大雪中，東京城裡凍死、餓死者枕籍于道路，市井公然貨賣人肉。 （在《靖康要錄》等史書中明確記錄了當時人肉的價格。 ）
經過掘地三尺的搜刮之後，趙桓實在沒了辦法。 這時，完顏粘罕暗示：如果趙桓能親自來懇告，金銀的數目或許還可以商量。
鑒於上次完顏粘罕並未扣押趙桓，宋朝的宰相何栗和吏部侍郎李若水力勸趙桓親自去商議，以解救一城生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