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3文章

北韓瘋狂外交的理性


北韓宣布發展核武，驅逐武檢人員，退出核不擴散條約，輿論認為是金正日的偉大辯證：乘美國出兵伊拉克趁火打劫，以邪惡方式令美國除其名於邪惡軸心。似乎金正日的「瘋狂」，已得失傳30年的「瘋狂外交」真傳。諷刺的是，這瘋狂亦儼然破解全球化富國壟斷的蹊徑。

破一體化蹊徑

毛澤東一度被稱為「非理性」外交代表：其宣稱為支援中東反美弟兄向台灣開炮、斥巨資興建坦桑尼亞鐵路、同時開罪美蘇兩大龍頭，均不能由學院解讀。埃及英雄納塞爾把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也被英法聯軍稱為狂人。只是敗者為狂，納塞爾才成為民族英雄。

出格其實不狂，只是打破國際遊戲規則的非常手段。從二戰到冷戰，遊戲規則以帝國主義主導，內容為維持殖民宗主國既得利益：當國際順民，被西方輿論歌頌，就淪為伊朗國王之流，終被推翻，打破常規的，就自然被常規視為瘋狂。這就是弱者的無奈。

21世紀又如何？「全球化」成為新規則，競爭舞台轉移到經濟，保護主義、拒絕開放市場、反對借外貸都是犯規。委內瑞拉總統查維斯被西方妖魔化為新一代狂人，不過因為其經濟政策不合美國利益。國際經濟一體化，各國難獨善其身，中國、古巴、越南也逢場作興，明知世貿、世銀準則不合國情亦欣然接受，瘋狂外交，不彈久矣。然而北韓依然閉關，建立特區失敗錯有錯著，居然成為唯一有本錢瘋狂增值的國家。

瘋狂外交規律

並非凡是挑戰，就是瘋狂。伊拉克一挑再挑，卻瘋狂不來，可見金正日是以理性計算瘋狂外交，就中有下列前提：

一、有破壞規則的本錢。

北韓有核武固然打破核不擴散神話，但印巴亦如是，南非、烏克蘭、哈薩克斯坦一度亦然。北韓的恐怖，在於其地處經濟共同體邊緣，因而對美國出兵有震懾作用。反觀伊拉克曾經對庫爾德人使用化學武器，美國卻不為所動，可見不具備瘋狂資本。

二、有逃避違規制裁的能力。

即使北韓急需國際援助，依然是全球最後的隱士國度，經濟與外國尚未接軌，又有中俄為後盾，只要美國不出兵，已立於不敗之地。伊拉克無國際強援，海灣戰爭前卻一直倚重西方資金辦建設，就算美國不出兵，也處於不勝困境。

三、有反常舉動。

北韓在與美國特使「友好談判」時忽然宣布發展核武，被美國孤立時卻配合南韓的「陽光外交」。倚重中國時重用北京仇人楊斌為特首，與華貌合神離時金正日卻訪問北京。處處不按章法，學院派迷信理性，未能分析非理性棋局，便只能以「瘋狂」嘲人自嘲。伊拉克卻反常地正常，出兵科威特前也向美國大使探聽口風，因而被情報玩弄，頓失先機。

四、有回到世界的終極目標。

瘋狂背後，北韓留有餘地，強調只要生存空間，又同時搞冬運外交，令美國認為其破壞規則不過是手段，而非目的，所以被容許發瘋。伊拉克吞併科威特為的是重劃版圖，後殖民版圖重繪卻是世界禁忌，破壞遊戲規則為目標而非手段，便喪失發瘋權至今。

昔日毛派外交貌似不可觸摸，但何嘗不符合上述規律，以與美國關係正常化而告終？若中國一直遵守條約外交，不破不立，也許至今站不起來。

瘋子有名言：你看我瘋時，我看世界更瘋癲。北韓曾經滄海，經濟幾乎不存在，搞A港B區無人問津，加入全球經濟體系只被魚肉，對外示好則無故淪為邪惡軸心。今夕何世，才以瘋狂外交突破一體化弱國僵局，根據電影《英雄》的邏輯，其實是十分理性的。

美出兵前的納粹外交


現代戰爭有三大場景：主戰場、輻射戰場與外交戰場。阿富汗戰爭，主戰場為阿國本土，輻射戰場為中亞天然氣田，外交戰場為「反恐聯盟」。美國出兵伊拉克前夕，布殊重列薩達姆原罪，是為戰場一，石油戰是為戰場二，二者均與上仗略同。但華府在戰場三卻反之而行，野心大得驚人，一意孤行的玄機終漸漸泄露。

911後美國外交，原來通過「要盟」贏得國際支持，是遵守、強化世界秩序的小動作。但攻伊一役，美國卻由國際護法搖身一變成為紅衛兵，目的是對整個世界秩序大動作地推倒重來，令伊拉克反而變得無足輕重。這種為國際棋局改例的「殺雞警猴戰」，不獨在弘揚布殊「先發制人理論」的偉大構思，更與納粹德國在二戰前夕佔領奧地利、出兵蘇台德、吞併捷克的「野蠻外交」，有下列異曲同工之妙：

納粹式「改例前哨戰」

一、為兵臨巴格達，美國不斷突出主觀的單一價值──人權，來凌駕現有遊戲規則的絕對價值──主權。因人權之名，布殊咆哮「我們的忍耐已到了極限」。這與希特勒以「生存空間」為名，怒罵「我們不能忍受再不出兵捷克」之理曲氣壯，如出一轍。

二、美國為宣示「出兵權」，不斷矮化國際組織的法理權威，嘲諷聯合國武檢人員為「橡皮圖章」。這與希特勒退出國際聯盟，令世界喪失協商機制，也如出一轍。

三、美國力排眾議開戰，便要突出反對聲音的軟弱，調侃一味抗議的傳統盟友德法兩國。這與希特勒玩弄英法兩國的綏靖政策、斥之為無能，從而樹立德國的強者權威，依然如出一轍。

四、美國企圖通過戰爭製造新盟友，以之成為新世紀核心，取代冷戰後大膽反美、被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譏笑為「舊歐洲」的法德等國。新「盟友」則自然以變天後的中東和東歐為宜。這與希特勒通過二戰前哨戰，宣傳英法帝國不復再、「德意日軸心」上位的公關，還是如出一轍。

但在納粹轍外的，是美國早已成為霸主，學者多認為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唯美獨尊，夫復何求？

其實在21世紀，美國的挑戰比前朝更大。以往其超級大國地位由歷史形成，一眾嘍囉必須歸隊，但歐日諸國今天都與之分庭抗禮，合縱連橫，華府已斯人獨憔悴。何况它雖主導國際組織，但中俄等一直密謀通過此等組織反制其人之身，從美國被踢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邪惡」國家利比亞卻當選主席，即可見超級大國也有丟失「正義權」的隱憂。

美式全球化最後障礙

911事件，便成為美國通過控制國際輿論，宣傳美利加價值為普世價值，從而掃除國際組織、二等強國等全球化障礙，重設國際規則的天賜良機。希特勒謀求從一戰後的捆綁脫身，進而推銷德國發明的新規則，亦可作如是觀。

所以美國的強硬，特別是對國際輿論和前度盟友的強硬，並非空殼樣板，而是有針對性的。一旦改例功成，伊拉克政權又如何、原油價格升降又如何？1848年，外交家梅特涅下台，帝國主義旋即取代協商機制，英式商業利益頓成遊戲規則，談判專家奧地利被迫降格。1933年，希特勒上台，德國生存空間一度成為新例，談判專家英法兩國又被迫降格。2003年，今夕薩達姆歸故土，他朝法德也相同。一死而天下傾，撒旦也應獰笑而歿矣。

美攻伊引潛在敵人出洞？


開戰，是否為了打贏一場戰爭？美伊之戰的戰時外交，有九大關鍵。狂人薩達姆力求「不戰而屈人之兵」；英雄布殊則一聲反恐，拋棄從前慣用的分化、拉攏外交手段，渴望「戰而不屈人之兵」。如此自殺式手法，該如何解讀？

一、庫爾德人。伊拉克北部異見者，期望獨立建國，其取態直接影響美軍能否繞過北伊直堵巴格達。美國視「新伊拉克」為必然盟友，表明反對庫爾德立國；薩達姆則不斷讓步，令庫爾德人明白自治已是獨立前的最後答案，反而擔心利益在「新伊拉克」今非昔比。

二、什葉派回教徒。伊拉克南部異見者，受伊朗支持，領地為美軍從科威特北伐的必然通道。美國貶伊朗入「邪惡軸心」，拒絕與什葉派合作；伊拉克則與之結束宿敵關係，互訪頻頻，對什葉派在美軍入境後自保已有默契。

三、沙特阿拉伯。昔日華府第一中東盟友，統治腐敗，淪為激進回教溫赫比主義溫牀。伊拉克一向與沙特就產油抬槓，又密謀吞併其邊區，但近來一反常態，欲尊沙特為龍頭，美國國防部顧問蘭德公司則把沙特列為下任敵人。

四、敘利亞。軍事強國，海灣戰爭聯軍地面部隊主力，當年其加入聯軍震動中東。自從強人阿薩德病逝，敘利亞與伊拉克幾乎結盟，並成為後者最大貿易伙伴之一。布殊人取我棄，把原教旨治下的敘利亞列為外圍「邪惡軸心」。

五、巴基斯坦。唯一回教核子國，九一一後的美國新寵。由於阿富汗已降服，美國力促以色列與印度結盟抗衡回教世界，巴基斯坦的利用價值已然下降。在巴國勢力龐大的拉丹則呼籲援助伊拉克弟兄，令薩達姆期許著核彈變色。

逼反潛在敵人逐一清場

六、以色列。老布殊在海灣戰爭時嚴令其受飛毛腿導彈襲擊後不得還手，以免團結中東，現在其總理沙龍則大談「先發制人」。

七、傳統盟國。當法德倒戈，全球反戰，布殊的「全球反恐」已變成鮑威爾的「自願出兵三國」，伊拉克則忙著向全球示好，曉以大義，輔之以石油，希望絕處逢生。

八、俄中兩國。兩國極需美國經援，明顯硬不起來，布殊卻未有給予起碼面子，不理會普京的技術修訂出兵，亦不配合北京治療北韓，令中俄被迫走回美國對立面。

九、聯合國。調查員說伊拉克有「誠意」，美國則連其橡皮圖章地位也否定，幾乎開罪安理會所有大國，甚至對「邪惡國家」主持的委員會也杯葛，對出師無名毫不在乎。

回顧拉丹預測美國推翻塔利班，而依然策劃九一一，有道是一激起全球回教徒義憤、從而奪權建立「大伊斯蘭國」的曲線大陰謀。大概受拉丹啟發，美國籌劃攻伊時，明知將引起全球共震，卻不但不稀罕外交成勣，反而唯恐天下不恐，這是否一個借伊拉克引蛇出洞，逼反潛在敵人，再逐一清場，從而重塑中東秩序、令世界核心從西歐舊世界東移的大陽謀？其曲線弧度之誇張，只能與拉丹英雄所見略同。

此所以在布殊潛意識裏，各國不但不能親美，反而必須反美。當風箏沒有風，魑魅魍魎才能現身，才能讓他在國會發表另一篇重要演說，在錯誤文法、扭曲邏輯、金屬化掌聲中發出一貫正確的信息：瞧，世界這麼恐怖，我們不出兵世界還了得，yousee？

薩達姆應效拉丹匿藏


十二年前，老布殊下令伊拉克撤出科威特，其最後通牒，是為目的，昨天小布殊要薩達姆闔家流亡，其最後通牒，卻是手段。華府開列九名伊拉克高層為戰犯，通牒名額卻只有薩家三口，已為「萬一」薩達姆願意流亡的出兵理據埋下伏筆。根據布殊邏輯，只要薩達姆外甥尚存、奶娘尚存，伊拉克還是被其遙遠控制，還是邪惡軸心，布殊主義先發制人包羅萬象，哪愁出不了兵？

薩達姆下台在即，又能如何？

據報他多次與美國談判出國，被一口回絕，但儘管「有咁耐風流，有咁耐折墮」，無條件流亡對他而言，卻是最下策。

當前秘魯總統藤森在庇護國日本被國際法庭控告「反人類罪」，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舍維奇淪為戰犯，前智利獨裁者皮諾切特流亡二十年後突然被西班牙翻舊帳拘捕，薩達姆孤家寡人，放長雙眼，如何信得了布殊？

流亡屬下下之策

就是流亡，薩達姆的中策也應在開戰後，選擇民間濫炸圖出爐、國際反戰運動高漲、軍隊擊落美戰機的光榮一刻，宣布為拯救蒼生，自我放逐。在反戰輿論下，美國再不悅，他亦總有收容所。一經洗底，稍存體面，殘生還能不安穩？

薩達姆的上策，則應仿傚拉丹，預錄一批標準影帶，贈與卡塔爾海灣電視台，並在開戰後人間蒸發。統治伊拉克二十四年的薩達姆家族，數月來變賣寶物，難道是為了促進世界經濟？薩達姆委任四大戰區領袖，正是「拉丹化」的第二步，屆時他便能息影幕前，專注幕後，開始非官方流亡。

只要戰爭拖長，他帶不走一片雲彩，卻會化成一縈精神幻影，就算全國淪陷，草木亦皆兵。反正是流亡，這還符合其小說《薩比芭與國王》的原創精神，也符合其「惡性自戀症(MalignantNarcissism)」的病徵。病情更重的布殊下台後，階前點滴，羨慕得來麼？

美國攻伊世界秩序巨變


本文重點

●共產消亡，世界「多極化」，美國不安；

●九一一後，予美國塑造「穩定」契機；

●美主張「金字塔式全球化」，美國於塔尖，複製各國；

●英澳及東歐小國恐經濟地位不保，遂支持美國；

●中法德俄倡「連橫式全球化」，倡多極平等，盼扮演其中一極；

●認為本國經濟不受惠於美國者，加入反戰；

●文明衝突屬表象，其實是兩種全球化思維衝突。

美伊之戰與二次大戰的規模不可同日而語，卻已帶來第三次世界巨變。美國鍥而不捨地出兵，皮裏陽秋，遠比能見度為大，一切以二戰重建為藍本，目標直指建立國際新體系。

二戰後，正反法西斯對決的舊體系立即崩潰，反法西斯陣營分裂成資本共產兩極。美國鞏固新世界的捷徑，就是把前法西斯國家極速改造：日本通過麥克阿瑟管治五年，變身華府鋼盟，西德經馬歇爾計劃經援，淪為紐約腹地。美伊戰爭，目的是製造上述翻版。

冷戰後模糊多極美國不喜

雖然現時共產集團消亡，資本主義獨大，但世界一直未出現明朗格局，而這模糊「多極化」，深為美國不喜。美國鷹派一直希望建立穩定的世界新秩序，而「穩定」，反智地，是以常規性對抗為基礎的。

九一一事件，製造了反恐神話，給予美國塑造「對抗式穩定」的契機。不破不立，美國最希望以日本模式強加伊拉克，化敵為友，使之成為新世界經濟中心，並以此為槓桿，推倒世界棋局重來。「志願者同盟」，一如二戰後的馬歇爾十六國，不過對美元望穿秋水，法、德、俄則成了美國口中的「非志願者同盟」。

這便構成了「合縱式全球化」與「連橫式全球化」對決的新格局。對局雙方，均服膺資本主義，分裂原因從來不是對伊和戰的「瑣碎」問題、無關霸權反霸權，卻源於被冷戰冰封的國際矛盾。

九一一美國製造新局契機

美國主張「合縱式全球化」，也是「金字塔全球化」：只有美式單一標準於金字塔尖，以此複製各國，震懾全球，令美國經濟得到廣袤腹地。

美國捨王取霸，也有其「無奈」：經濟學者在八十年代開始，便認為華府真正威脅來自資本主義世界內的對手：德國與日本。美國身為反共龍頭，自有其必要國際開支，包括在世界各地作政治經濟投資。這對美國國力而言，如同當年羅馬風光背後，已是帝國弩末(imperialoverreach)。當美國國內經濟發展飽和，為免霸權成為泡沫，便只能把美國系統在世界一氣化三清，所以其烏托邦，只能是單一的全球。

九一一後，美國忽然頓悟這是推動「合縱式全球化」的最好時機。改造阿富汗與伊拉克，就是希望它們成為合縱集團基層樣板戲。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佔領伊拉克後的「和平」方案，就是數以百億計的經濟轉移，也是馬歇爾計劃以來最大規模的經濟轉移，難怪股民欣喜，更難怪國際賭徒雀躍。

美澳支持出兵怕地位不保

誠如鮑威爾所言，全球有四十五國支持美國出兵，也就是四十五國已組成合縱集團。成員入伙，因為它們與美國一樣，認為這是冷戰後最佳位置。保守強國如英國、澳洲等，擔心在連橫體系競爭失敗，屆時強國地位亦不保，因此寧願投靠美國，還可確保集團第二把交椅。貝理雅說出兵將「影響英國未來五十年國運」，聲淚俱不下，就是如此解讀。

此外一批小國，雖然了解單一型全球化將令經濟被美國操控，但兩害相權，依然認為引進美國經援，將比不可測的強國共同開發，對本國發展更多快好省。此所以四十五國名單，東歐窮國佔了一半，不知道它們能提供什麼，只知道它們能得到什麼，知道還有它們與美國一起，已分別徹底打倒昨日的我。

中型強國盼多極平等

相映成趣「連橫式全球化」，則主張建立多極、平等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屆時中型強國，自信通過擴大國力、互動競爭，能加強自身地位。中法德俄等均屬於這集團，在冷戰後希望扮演一極，同時知道一己不足以主導全球，因此鼓吹多元，讓大國連橫平等，希望不同利益並存，反對美霸。

法德俄外交叛變，就是看出布殊出兵伊拉克是成立合縱集團的偉大宣言，因此才不得不自明本志。認為本國經濟政治在美國體系得不償失的，將慢慢加入連橫集團，這還包括吃過美國苦頭的第三世界。非洲三大領袖南非、尼日利亞、塞內加爾發表聯合聲明反戰，便是非洲各國被IMF折騰二十年後的反思。

經濟不能靠美國者加入反戰

縱橫抗衡，無疑是巨變。它不是熱戰，不是冷戰，從表面甚至難以看清。其實恐怖主義、文明衝突，都只是浮光掠影，從現象看本質，世界被單一型與多向型全球化分裂，已醞釀多年。一等國和三等國拼揍的合縱聯盟，像教主獨大的邪教，十三家半總掌門下，只有破銅爛鐵嘍囉；連橫聯盟則由二等國組成，如五嶽結盟。將上述新格局套入美伊之戰，當發現兩派早已試招，戲中有戲，劇力萬鈞。

對伊開戰 為解出兵結構障礙


若美伊軍民傷亡僅為越戰的千分之一，美國國民對開戰 便再無人道責任，卻有多快好省的經濟效益。

美軍前哨戰的花招，顯示其根本不以苟延殘喘的薩達姆為對手，美伊戰爭本身，才是布殊「戰爭符號化」的前哨戰。終極目標，是解決日後出兵的所有結構性障礙。

通訊設備一向是頭號軍事目標，美軍卻慈悲地容許伊拉克國營電台妖言惑眾，就是要通過它報道平民傷亡。若伊拉克官方數字不過番CNN兩翻，美式「零傷亡」概念便會取代常人的戰爭回憶，因此美軍寧願繞道重鎮巴士拉，也要繼續數字遊戲。姑勿論數字遊戲已經失敗，美國媒體的「傷亡圖」忽然消失，就是遊戲成功，當人道變成符號，也並無善意──正如史大林所言：屠殺是一個數字，也並無惡意。

反戰運動的終結？

鷹派無視反戰運動，是假設這場戰爭會動搖其理論基礎：人道主義。越南戰爭造成300萬軍民喪生，若美伊軍民傷亡僅為越戰的千分之一，美國國民對開戰便再無人道責任，卻有多快好省的經濟效益。未來戰爭撇除了人道元素，便變成選舉、談判一般的純政治符號，反戰便只剩下反帝一節，將淪為歷史陳迹。所以對美軍失利鬆口氣的，遠不止薩達姆一人。代理戰爭的終結？

美式戰爭一向是代理戰：拉攏反對派，硬說他們不羈放縱愛自由。這手段源自大英帝國的分而治之政策。但冷戰後，美國認為代理戰已失效：因為敵人的敵人，同樣是潛在敵人，像在索馬里扶植的軍閥便一律反覆無常。阿富汗戰爭可能已是美國最後一場代理戰：從附庸總統卡爾扎伊訪問華盛頓時被國會傳召，要其「坦白交代」經援流向，已可見美國政客對代理的鄙視。

美伊之戰，是以「震懾」取代「代理」的實驗。美國目前並無伊拉克反對派在手，招降納叛，也不見出於肺腑的意識說詞，而是以原始武力恐嚇。這是因為布殊除了要震懾薩達姆，還要震懾同樣有「恐怖主義傾向」的反對派、庫爾德人和其他邪惡敵人。害怕了吧。

近年五角大廈又創造了「意外戰術」：通過遺憾的意外，實驗和平時期的大不韙，對下任目標摸索挑釁。科索沃戰爭中，中國駐南聯使館被「誤炸」；阿富汗戰爭中，卡塔爾半島電台又被「誤炸」，與零傷亡的準繩度偏差得令人叫絕。多枚美國導彈「誤中」伊朗，便似曾相識──伊朗榮任邪惡軸心一員，有權利必有義務，自然成為布殊新寵大熱，但開戰後適逢新年，官民克制，若不被挑釁，反而奇怪了。

新帝國的開端？

美伊戰爭的物質性破壞，也許是歷史的小巫，但對民族主權的結構性破壞，卻是歷史性大巫。零傷亡是人道主義福音，吊詭的是，零傷亡的政治效果卻一如種族滅絕，都是對敵人骨牌性的非人道震懾，對國民愚民性的非道德迷惑。何况這零傷亡已經水分充足？

反智的布殊要解決出兵的結構性障礙，要靠偽人道的成功，而這卻正是睿智的教宗口中全體人類的失敗。

美伊戰爭中國暗喜


九一一後，自由發揮的反恐，已成為全新超主權綱領……前共產世界的舊邪惡軸心，忽然全數升格為美國摯友，槍口一致反恐、反疆獨、反車臣。這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首次從超主權緊箍咒脫身，更贏得約束「新邪惡軸心」北韓的正義頭銜。

內地網民嘉許拉丹襲美大快人心，江澤民卻全力挺美，法德俄牽頭反戰，中國則驥尾也不附，只在第四時間表態。老牌第三世界領袖，何以失態？

若中國過往高調反帝，不過來自不安全感，現時的低調克制，便帶出一個悖論：布殊的開戰宣言，摧毀了國際體系，卻催生了百年中國的最安全期。

九一一後中國反成「正義」

主權國家雖然一直擔任現代世界主角，國際關係卻有其潛規則：總有一道緊箍咒凌駕主權，成為強國王霸之道。

第一階段(1648-1945)綱領為殖民主義：強國只要認為別國有欠文明，便能替天行道，大殖其民。其時中國被視為失敗國家，主權備受英法帝國威脅，不安得來，相形見絀。

第二階段，即為冷戰(1945-1991)，綱領為意識形態，代表作是蘇聯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權論」。根據此論，各國只要投靠美蘇，主權就被絕對意識形態限制：背叛共產主義或資本主義，便被太上收拾。美國出兵危地馬拉、蘇聯出兵捷克，就是實驗。其時中蘇兩國互斥為「修正主義」，毛澤東擔憂被莫斯科盟主廢黜，不安得來，色厲內荏。

第三階段是冷戰結束到九一一的十年(1991-2001)，由貝理雅的「人權高於主權論」挈領提綱。此論認為共產主義消亡後，極權國家成為人類公敵，所以必須根除，並以此為北約出師科索沃的道統。其時人權組織每年月旦中國，華府則列北京為主要對手，中國的「人權等於溫飽論」既淪為笑柄，不安之餘，亦得委曲求全。

九一一後，自由發揮的反恐，已成為全新超主權綱領。只要某國被布殊法眼鑒定為「涉嫌」恐怖，就會被先發制掉。前共產世界的舊邪惡軸心，忽然全數升格為美國摯友，槍口一致反恐、反疆獨、反車臣。這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首次從超主權緊箍咒脫身，更贏得約束「新邪惡軸心」北韓的正義頭銜。

只要超主權綱領持續反恐，只能意會、難以言傳的中國外交，將以容忍美國霸權為主軸，以超然姿態斡旋國際危機為副軸，寧願美國胡亂反恐、驅虎吞狼，從而休養生息、有所作為，再爭朝夕。

抨擊美國但私下支持

然而這雖然符合鄧小平「韜光養晦」的遺命，卻可能對美伊兩面不討好，又可能激起國內愛國者的網上反彈。適逢權力交替的中國，似乎急需一種「雙簧外交」：一面讓新領導人加強以人道立場抨擊美國出兵，與國際反戰社會接軌；一面讓老牌領袖繼續以美國老朋友身分，以流利英語，私下表示在中東利益有限的中國並不naive、並不angry，其實對美國很support。

兩線發展，是中國料理明日北韓危機的靈活關鍵，以我國領袖的舞台經驗，該是工多藝熟的了。

伊臨時政府屬劣質模式


美國官員近日一改口風，表示即使伊拉克邪惡領袖人贓未獲，也能宣布勝利。就是說即使薩達姆天天露面、巴格達尚待「解放」，正義的朋友也能另起爐灶組織臨時政府，令薩家政權木強則折，自動陰乾。

然而侵略軍瓦解敵人，有三款爐灶選擇，美國選的卻是劣貨。

若薩達姆風繼續吹，復興黨不忍遠離，新爐灶沒有誰共鳴，布殊何以如此不顧一切？

侵略軍的三款爐灶

三款爐灶的上乘為「維希模型 ( Vichy Model) 」。二戰時，德軍攻佔巴黎，扶植法國一戰英雄貝當元帥在維希成立新政府。貝當具全國聲望，能控制殘餘法軍，極右思想亦有市場，戰後被清算的維希分子便達百萬之多，所以爐灶有軍事政治基礎，能分化敵人，亦能控制局勢，甚至被視為合法更迭。去年出籠的阿富汗臨時政府便屬上乘：由於美國瓦解了塔利班與普什圖族的共生關係，爐灶既有普什圖政治基礎，亦包含北方聯盟軍隊，才能至今勉力支撐。

中乘為「汪精衛模型」。日本軍國主義者稱許汪精衛為「支那一流人物」，慫恿其另立國民政府，與蔣介石對著幹，就是希望以其聲望迷惑宿命論者，接受日本侵華的既定事實。汪政權雖然只有局部政治本錢，軍事上不能運作，也一度動搖重慶國本，算是皇軍得意之作。

下乘為「科威特模型」。 13 年前伊拉克吞併科威特，曾經成立「科威特共和國」，宣稱這是一場「革命」。然而「革命者」由伊拉克人包辦，政治軍事基礎一應俱無，明顯為掠奪前戲，不但不能分化敵人，反而令敵愾更同仇，不但不能爭取科威特反王室力量，反而似一道侵略宣言。

如今復興黨和伊拉克的共生關係依然，武裝庫爾德人和什葉派回教徒不獲信任，反對派領袖拒絕成為「伊奸」，只因布殊易地而處，早已選擇宿敵的科威特模型。然而，若臨時政府的 23 個部門果由美籍首長分贓、巴格達市長由女鷹派芭芭拉博廷跑出、石油部長由布殊世交蜆殼大亨投得，這樣的爐灶就算由聯合國授權開張，對薩氏餘孽算是打擊還是沖喜？

「鐵三角」更需要爐灶

美國若急忙把一眾嘍囉推出幕前，怕是項莊舞劍，這場舞劍，則只能由國內「行政─軍事─工業鐵三角」導演。當股市需要戲劇性波動，這含欺騙性的利好消息便能興波，布殊在外交舞台能向歐洲開天殺價，五角大樓亦能粉飾戰果。普美歡騰，足以抵消爐灶在戰場的反效。

開戰以來，美軍聲勢時而破竹時而慘淡，外交時張時馳，股市時牛時熊，一切卻全是在十數天內反覆出現。是戰場如此具戲劇性，還是本土「鐵三角」需要戲劇性的戰場？另起爐灶的壓軸戲是在戰場上映、還是在大後方同場加映？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只怕旁觀者迷、當局者清。

伊拉克並非戰爭目標？


媒體導演了美伊戰爭肥皂劇，劇本卻有三大盲點：一是對西線戰場上前駐德美軍的忽視；二是對俄軍進駐黑海的忽視；三是對回教志願軍援伊的忽視。三大陰謀論因而應運出籠，然而它們只是陰謀嗎？

三大陰謀論

一是「美國陰謀論」，以王建等內地學者為發言人，指美軍的對象不是「泡沫化」的薩達姆，而是歐盟。拉攏「新歐洲」、孤立「老歐洲」，不過是對歐盟的表層打擊，搞垮歐洲經濟才一擊即中。方法一為打擊歐元：出兵勾銷薩達姆以歐元取代美元為石油交易單位的「創舉」。方法二為通過延長和擴大戰爭，癱瘓中東石油業，耗盡歐洲的三個月石油儲備，令其經濟崩潰；隱形美軍密集西線就是為了「順道」攻擊敘利亞，徹底壟斷中東油管。

二是「歐洲陰謀論」，以美國媒體為發言人，認為法、德、俄反戰是既要殖民伊拉克、而又要獨立於美國的妙法。若三國加入聯軍，戰後分贓便得獨尊布殊；打著和平旗號，卻只需派出象徵式部隊，便能多快好省地奪取超出象徵式的油田。法國「防化部隊」已前往科威特，俄國海軍更已進駐黑海，力求在關鍵時刻露面，一如在科索沃戰爭最後關頭空降貝爾格來德，正是無間無道、盜外有盜。

三是「阿拉伯陰謀論」，以拉姆斯菲爾德等鷹派為發言人，認為薩達姆除了與拉丹藕斷絲連，還勾引回教徒參加聖戰，企圖令志願軍「聖戰士(mujahideen)化」。其標本為80年代的阿富汗反蘇戰爭：其時喀布爾成為回教各派社交大會，培養出拉丹、塔利班等優秀同志；安排志願軍到伊拉克的外國勢力，亦一如暗中支持聖戰士的各國般「低調」。志願軍接受伊拉克訓練和化武後，亦大有可能化整為零，擴散全球。

第三/第四次世界大戰？

三大陰謀大異其趣，卻有一大共性：就是都認為伊拉克並非戰爭目標，真實戰場將被擴大──最小擴至伊朗和敘利亞等「邪惡國家」，最大擴至全球。美、俄、歐、敘、兩伊的戰後互動，事實上與上述陰謀完全脗合。俄羅斯社會學家季諾維也夫在《國際先驅論壇報》表示，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從冷戰變熱戰的開端；前美國中央情報局長JamesWoolsey乾脆認為這是美蘇較勁後的「第四次世界大戰」，對手除了包括伊朗、敘利亞、伊拉克和拉丹等「法西斯恐怖分子」和「激進回教恐怖分子」，還有埃及、沙特等「潛藏變色龍」。

所以世人得見的攻防、死傷、主戰與反戰，都只是肥皂劇的肥皂，泡沫散後的擴大戰爭，才是國王的新衣。在美伊戰場，巴格達攻防戰只有戰術意義，沒有戰略意義，在全球戰場，美伊之戰也只有戰術意義，沒有戰略意義。幸運的是，它們只是陰謀論，不幸的是，陰謀已一天比一天接近現實。

薩達姆猶如晚清政權


伊拉克農民擊落阿帕奇，巴格達萬人空巷追捕美軍，專家表示「伊軍士氣高漲」，十日後，伊拉克商販親吻布殊玉照，巴格達萬人空巷搶掠，專家表示「薩達姆盡失民心」。這樣的反高潮，一招了太少了。

既然農民與商販可能是特約演員，專家也是特約孔明，兩大萬人空巷雖然大異其趣，卻可能代表兩條巷都是真軍。這樣，才足以為反高潮析讀：

薩達姆和布殊同為伊人所鄙，卻能前後銜接主宰伊國，已說明伊拉克各地的親美和親薩派都不是主流派系：海灣戰後，薩達姆為減少制裁下的中央負擔，以權換勢，已下放權力予地方豪強。美伊戰爭爆發，薩達姆公開「呼籲」部落領袖抗敵，便是最外露的外強中乾──一如晚清對外戰爭需要各省督軍通電支持，強枝弱幹，一電瞭然。

所以美伊戰爭並非「布薩家族戰」或「美回文明衝突」，只是伊拉克地方勢力的內心戰，如何逼對美薩雙方都藕斷絲連的豪強表態，便是戰爭關鍵，是為心理戰的病毒源頭。其實敵軍長驅直進，「愛國」軍閥大局為重，早有前科：像八國聯軍之役，李鴻章等督軍在聯軍恩威並施下簽訂《東南互補條約》，保持中立，還被慈禧嘉許「老成謀國」。後薩達姆政權，實無異於晚清。

「軍閥化」後的薩達姆

薩達姆權力下放，也無可奈何地淪為大軍閥。他在海灣戰前原是正牌元首，領導的復興黨提倡阿拉伯民族主義，揚棄激進回教，在中東別樹一幟。可惜戰後其「阿拉伯共主」地位破產，唯有訴諸天道，連國旗也加上「真神偉大」，卻兩面不討好，最後只能靠地方領袖充斥場面。軍閥與國家元首不同之處，在於元首的權力來源並不純靠軍力。若然薩達姆依然有元首自信，便應相信即使全軍覆沒，亦無礙於其政治威望。可惜其明自知，不過是利益同盟首領，軍力一滅，則軍閥地位也不保。所以化整為零也好、空城計也好，薩達姆都是以軍閥而非元首身分考慮，希望嫡系軍隊音容永在。

然而反高潮來臨，也全靠伊拉克人未有出現八年抗戰精神。這無關愛國，卻應該由宏觀歷史析讀。中國抗戰前的國勢是上揚的，國民黨現代化，夜上海小陽春，令民生、反侵略與保衛政權構成「同心圓」，沒有國，哪有家，抗戰向心力相對鞏固。伊拉克國勢卻在下挫中：一流基建被戰爭毀盡，經濟崩潰，沒有國，才有家，民生、反侵略與保衛政權結成「異心圓」，各方對抗戰的向心力相對薄弱，令地方豪強成為異心圓之間的共同中介，反高潮早已醞釀。

這樣的「晚清式」國家尚且名列邪惡軸心，不是因為美國情報失準，就是因為美國情報太準。如此機關算盡，只怕前戲尚未結束，高潮仍需努力。

美軍攻伊戰前已分贓


美伊戰後的勢力劃分，依據的是事先張揚的右翼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的戰略報告，而非各國在一場二十日戰爭內的二十秒投機。

台灣那樣的領袖親美而影響美國的戰略夥伴關係，雖善不獎；俄、中等國的有限發展若不威脅美國霸權，卻能對其經濟敵人產生抵消作用，雖惡不罰；直至晉身首惡，則當別論。

近日不少領袖前赴後繼往華府朝聖，英國、澳洲、波蘭、新加坡紛紛獲得「表揚」，法國則邊吃「白果」邊被矮化。有學者謂各國領教了美國正義之戰的前後戲，便從此不敢反戰云云。

事先張揚的分贓

然而美伊戰爭既不是單純的石油戰爭，分贓也不會依據主戰、反戰一刀切論功行賞。戰爭及戰後藍圖，早在各國表態前五年已初步成型，根據的是1998年右翼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ProjectfortheNewAmericanCentury,PNAC)」的戰略報告。

報告質疑，克林頓順行多元全球化，將導致美國沒落，因此主張改行單邊霸權，手段就是發動伊拉克戰爭，打擊對象卻是聯合國多邊主義，以及全球化的經濟對手：歐洲、日本和中國。

被克林頓隨手擱在一旁的報告，在布殊上台後變成既定國策，智庫大老切尼、拉姆斯菲爾德等當年被投閒置散，現在則貴人事忙。

自此伊拉克大局已定，但積極發展歐元區、成功誘使薩達姆使用歐元進行石油貿易的「法德軸心」才是最大輸家，若非日中發展已被金融風暴整頓，被順道懲戒亦非不可能。倒果為因，法德反戰並非對時局即時回應，只是久仰PNAC，希望比布殊更先發制人而已。

美式分贓並未反映各國的合作指數，只是往往為人忽略。例如反戰巨頭俄國，被容許保留戰前與薩達姆政府簽訂的經濟條約；反戰小頭中國，也於4月與美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FTA)，比美國以FTA獎勵新加坡還早一個月。主戰的台灣卻只得清風兩袖，還被高價兜售美製武器，遭立委諷刺為「勒索」；「志願者同盟」僅有的非洲國家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利亞一直內鬥，表態主戰卻被美國不屑一顧；部分簽訂《維爾紐斯條約》支持美國的東歐國家，地緣政治還處於俄國系統，也未得實惠

所以美伊戰後的勢力劃分，依據的是事先張揚的PNAC，而非各國在一場二十日戰爭內的二十秒投機。台灣那樣的領袖親美而影響美國的戰略夥伴關係，雖善不獎；俄、中等國的有限發展若不威脅美國霸權，卻能對其經濟敵人產生抵消作用，雖惡不罰；直至晉身首惡，則當別論。

灰色外交的未來

現在法國總統希拉克失去德州牧場留宿權，法蘭西多士淪為「自由多士」，江澤民卻成為牧場上賓，中國特產SARS也未被美國妖魔化。軟文化背後的硬實力象徵，不言而喻。近日中美朝三方談判，同樣「繞過聯合國框架」，卻能各取所需，又不聞任何反響，更深諳鄧小平「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等24字外交真言的內蘊。從種種迹象所見，這種避免與美國直接碰撞、又保留討價還價底牌的灰色外交，似乎已被世界各國依樣葫蘆了。

23條立法對港台關係的影響


　　三月初特區政府正式以藍紙方式公布《國家安全（立法條文）條例草案》，把叛國，顛覆、分裂國家等定義及相關條例如社團條例、官方機密條例和警方調查權力等所須修訂內容詳細列明，而且還打算在七月立法會休會前三讀通過。

台灣反應溫和

　　在過去數月以來，台灣輿論對二十三條並沒有太大興趣，原因是：一、他們認為二十三條是香港內部事務。台灣本是主權獨立的政治實體，台灣人屬「中華民國」人民，台灣不會實行「一國兩制」，因此這條文也不適用於台灣人民；二、九七後，香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香港法例漸漸向大陸傾斜，本不足為奇。台灣陸委會曾於四月十日發表對二十三條的立場說明，表示關注該條例對在香港具有永久性居民身份的台灣人民的域外效力，並憂慮台灣駐港機構舉辦活動及其與香港社團或港人之聯繫是否會觸犯此條例。事實上，其取態低調溫和，更表示盼望就此事能與特區政府多作溝通。

　　特區政府一直深明把《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落實在港立法是個政治而非法律問題，尤其會影響已在低潮的港台關係，但受制於《基本法》的規定，不能不做，而且遲早要執行。仔細分析，究竟二十三條對港台關係是否有負面影響？若有的話，影響有多深遠？

回歸以來寬鬆執法

　　在香港，叛國、顛覆等有相關法例一直存在，但對台灣則沒有清晰明確，回歸後的對台關係也只是簡單地以「錢七條」為政策（而非法例）指引。為此，在運作上始終保留著不少灰色地帶，一些行為或會涉及顛覆或分裂國家罪，特區政府卻一直謹慎處理，例如：

　　一、任何註明「中華民國」的台灣書籍一直可以入口和售賣，沒有受阻或被指為有「分裂國家」的意圖或行為。

　　二、每年「雙十」期間，或會有個別人士在公開場合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那些旗會被拆除，卻沒有人被拘捕。

　　三、台灣駐港機構在「雙十」時舉辦的酒會及其他如春茗等大型活動，並沒有受港方阻撓，在室內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也沒有受干涉或制止。

　　回歸後，台灣人民是否曾經因在港違反相關叛國、分裂、顛覆等法例而被捕？這點不得而知，就算有也應該只有少數例子；若果沒有類同的起訴，那麽上述例子只表示是香港政府一直「從寬處理」而非有法例可循。嚴格來說，若果特區一直沒有清楚條文，那麽台方人士應該會有更多擔憂。

政界領袖身份有別

　　總結而言，台灣商人及人民在九七後都能自由入出台灣、香港兩地，其參與任何討論和活動等自由基本上並沒有受到任何限制，與所有依法居港的其他非香港居民，即所謂外國人一視同仁。唯一分別是台灣政界領袖高層不能隨便入境（他們絕大多數是台灣政府首長級官員而非立法委員）。

　　有些輿論文章分析，表示擔心若某台灣領導人或台獨人士（如李登輝、呂秀蓮）來港宣講台獨，會否被入罪？當年中華旅行社總經理鄭安國若果在二十三條立法後才在香港電台宣講支持「兩國論」會否被入罪？若從政治處理為出發點，我們須明白：第一，李登輝、呂秀蓮等人以台灣領導人身份出訪任何地方也不能等同為普通民眾，他們赴任何國家地方也不能單以私人理由出訪，例如近期美國、印尼也不會隨便給予其入境許可簽證；至於鄭安國言論，若只是言論而沒有行為，按目前藍紙草案條例便不應入罪了。

　　香港實行「一國兩制」，而中央對台政策是「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相信香港特區政府在針對親「台獨」人士而引用叛國、分裂等罪名的起訴時，會額外謹慎。若果中央認為某一天，台灣當局（不論是否在香港）已走向不能容忍的分裂行為和活動時，那麽這正是中央決定是否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決策時候，而且更牽涉國際（尤其是美日韓）關係和地區和平穩定的重要時刻，已非香港特區單獨可以處理的國際政治和外交事務。

　　台灣輿論也表示擔心特區政府將來會有更多理由限制親台人士的討論和活動。對特區來說，涉台問題是中央政府決策的戰略問題，按一系列中央政府的決策條文規範來處理。關鍵並不是如台方所擔心的藉什麽條例為理由或借口，而是是否干犯法例內容本身。對台灣而言，其關注的卻主要是政治而非法律條文內容。

特區應主動溝通

　　特區政府並非不知道落實二十三條之時，其中最敏感的是影響在港的親台人士、駐港的台灣機構和港台關係的相關活動。故此在特區不能不立法的背景下，政府選擇把其與涉台有關的內容定義訂得愈清晰明確和愈狹窄，疑慮應會愈是減少，本屬好事。若原本沒有清晰法例，過往的經驗只是憑案例而非法律，那麽過去幾年的歷史只告訴我們特區可能一直以寬鬆處理；現在，則不再以「人情」「寬大處理」，而以法律為依據，應該是更有法可依。

　　現在的問題反而是兩地政治關係冷淡，嚴重缺乏溝通，故此不但未能將台方擔憂淡化，使大家疑慮減少，才是最大問題。若特區政府（如沙士疫情般）主動溝通、解釋和了解在港親台人士或台商的疑慮，考慮能否把相關部分再加以理順，甚至納入為修正條文的一部分，那麽還可達致政治效益，為冷凍的關係解凍，也可為減少台方的批評和誤解作一起步點，或許更可達至雙贏局面。

炸彈浪潮新蓋達施政報告


俄羅斯、巴基斯坦、沙特、摩洛哥、以色列一周內先後遇襲，其中巴、沙、摩三炮明顯由蓋達策劃，俄以兩國則屬自願連鎖。與其說這是對布殊「反恐勝利」的反諷，不如說是一份「新蓋達施政報告」。

拉丹九一一後被升上神台，近日其保鏢阿德爾正式成為蓋達第三號人物，新人事新作風，自然要公告蓋達成功重組：通過五地時空交錯襲擊，表明權力已下放至各地領袖。他們相見不相識，比「舊蓋達」巨頭在反蘇戰爭結盟更符合現代管理效率，亦表示蓋達重新制定下列「施政方向」：

倒薩速勝拉丹再成龍頭

一、阿富汗戰爭後，蓋達與車臣、印尼等民族恐怖分子合作，保持曝光，因而對回教原教旨主義有所妥協，卻無奈受前者拖累，令各國借「反恐」自我整頓的興致大增。所以美伊戰爭時，拉丹「挺薩」只是對民族主義者「統戰」，口惠實不至，更刻意等薩達姆垮台才讓恐怖襲擊出爐。美軍速勝不啻新舊蓋達的交叉點，令拉丹保持跨國反美龍頭地位，不但重新吸引世界公民加入反美大業，更令民族主義盟友的羈絆得到減輕。

二、從拉丹的財力和人脈可見，其強項是破壞，弱項是建設；蓋達的成功秘訣，在其全球網絡廣度，而不在個別支部的絕對深度。九一一前後，蓋達借阿富汗為大本營，一度調整發展方向，加強對支部的縱向控制，希望它們粗具國家規模，以求隨時變身政府。蓋達領導層卻因此被縱深集體暴露，令其不知不覺步向「正規恐怖主義」，受到重創。五波襲擊捨縱取橫，讓各地支部「半脫鈎」，正是一種反正

襲擊針對經濟建設

三、蓋達的終極目標為建立「無美中東」，舊策略為「驅虎吞狼」：挑釁美國出兵惹怒穆斯林，犧牲一二國，再讓群眾推翻所有親美傀儡。然而這策略過分迂迴，反而把博弈主動權授予美國，所以「新蓋達」寧願避免美國干涉，直接衝擊沙、摩等政府，逼使其化為警察國家、高調「反恐」，來與民眾徹底對立。

四、昔日恐怖襲擊多針對美國利益，摩洛哥卻為西班牙後院，受青睞明顯與西、摩兩國高調支持美國攻伊有關。襲擊又以經濟而非人命為對象：去年的峇里大爆炸，令該旅遊聖地營業額下降九成，卡薩布蘭卡身為「北非上海」，更不能承受恐怖襲擊之輕。可見「新蓋達」有見布殊的分贓外交明目張膽，擔心全球甘為牛後，所以決定擴大打擊面，「提醒」各國親美的代價同樣可觀。

異見作家TariqAli把美、回並列為「兩大原教旨主義」，連教宗也難分辨布殊與拉丹何人才是末日前夕的「敵基督」：只因縱然恐嚇程度軟硬有別，這份富蓋達特色的「施政報告」，卻與布殊的國情諮文，異曲同工。

從耶魯爆炸看美政治生態政變


耶魯大學法學院上月發生爆炸，各界即時反應為懷疑恐怖襲擊，理據是舊生布殊剛在附近暢談反恐，其千金則為現役學生云云。筆者亦為耶魯舊生，對炸彈不感詫異，對其象徵意味卻感惶惑。

耶魯從不以安全第一著稱。在校期間，曾發生學生謀殺案，疑兇為死者導師，又出現過社監戀童醜聞，令名教授淪為囚徒。案件黑白分明，媒體卻不乏反調，例如質疑FBI濫用職權，才令社監的私人珍藏從電腦曝光，或批判當局公開列教授為疑兇有違政治正確，並對其親切慰問。

但這枚炸彈一爆，各方都催促當局盡快給公眾一個「是」或「不是」的交代，就中明顯隱含「不拘小節」的壓力。這種壓力，與布殊政府的「校園反恐計劃」：為留學生建立秘密檔案、容許情報人員搜查學生私人物品、以面試測試準學生的「恐怖指數」才予以收錄等，如出一轍。所以這案件是保證速破的，破案的過程與案情的真相，卻是「小節」了。

失節大事如何化小？2000年，美國還強調政治正確，國務院一年一度的月旦各國報告書，必把人權無限上至第一綱，以中國為首敵。當年入學，必須受雙重訓練才得正式註冊：一為得證明能無限使用避孕套，二為得確保不會犯下無限關心旁人私隱的hatecrime。

士別三年，美國改調弘揚「反恐」，國務院報告第一章變成「反恐成效」，中國旋被引為策略性知己；美式人權不再高於主權，卻漸趨與中式人權等量齊觀。新保守主義公開鼓吹以「歧視的自由」演繹人權，chinks與negro不再是禁臠，學生索取免費避孕套時卻感到壓力。安全與自由的悖論，縮影了三年的改變，以大歷史角度稱之為政變，亦不為過。

美式人權不再高於主權

筆者當年的畢業禮嘉賓，包括南非大主教杜圖和水門老英雄，大談人權價值，仿如隔世。去年耶魯創校300周年，布殊留下「C+也能當總統」的勵志豪言。日前又禮成，輪到作家ThomasFriedman警告「別對911過分反應」。又如何？

逢恐必反是天真的膚淺，與時並進地反卻是邪惡的深邃。這就是畢業生的選擇

以巴路線圖只為扶植新附庸


布殊推出以巴路線圖後，雙方截頭攻擊與自殺式襲擊同步發難，和平進程明進實退。這一如所料的結果，自有其微觀和宏觀基礎。

路線圖以巴人立國為終站，比1993年簽訂的《奧斯陸協定》更徹底。但克林頓換成布殊、和平獎得主拉賓換成鷹派沙龍、阿拉法換成民望不足3%的「超弱勢」總理阿巴斯，而同時要求他們各自讓步、統一內部，並有效掌權至2005年來落實路線，則無疑比奧斯陸時代更強人所難。

何况九一一後，以色列乘機以「反恐」為名收復十年失地，原教旨支派哈馬斯亦趁勢蠶食阿拉法的世俗勢力。路線圖似捨難取易，繞過水漲船高的回、猶基本教義派，暗裏卻捨易取難，責成以巴政府放棄「統戰」、取締內敵。反對派的恐怖手段，自然成為路線圖的反調節基制。

缺陷如此明顯，布殊還高調列路線圖為「後伊拉克中東新秩序」核心，這份缺陷美，才值得鑒賞。

事實上，巴勒斯坦建國已成時間問題，美國右翼智庫研究的，是如何把以巴收編己用而已。路線圖與《奧斯陸協定》的最大不同，是它與時並進，處於「國際反恐聯盟」框架內：以巴領袖大筆一揮，象徵的並不是他們不能保證的和解，而是暗中承諾的各自反恐、交叉反恐，和反不成美國代反這「三反」。

路線圖的價值不但不在停戰，落實路線還須經過比上周更血腥的以巴交叉反恐戰。布殊築路的目的在於招降納叛，力壓沙龍及挺阿巴斯的策略並不比扶植阿富汗卡爾扎伊為附庸含蓄。路線圖雖只有三階段，但令以巴「阿富汗化」、服膺於美式「新中東秩序」的階段四，才是終極之路。

攻伊莫須有美國難現危機


情報莫須有的伊拉克門醜聞，是不能有水門結局的水門式憲政危機。

美國奉三權分立為祖宗之法。約翰遜於 60 年代通過民粹主義擴大總統權力，國會便借水門事件設立「獨立調查員」一職抗衡，克林頓民望甚高，但依然被右派法院與國會聯手通過調查員司塔爾彈劾，是為三權互制的典範。

然而布殊經司法覆核上台，共和黨又歷史性勝出 2002 年國會中期選舉，三權歸一萬佛朝宗，成為 1934 年來首個「全天候執政黨」。

萊溫絲基與克林頓的雪茄被兩權公審，伊拉克門調查聽證會卻不受法理約束、又以閉門進行，不但反映沒有一權逃出此門，更說明三權分立不敵一黨獨大。

布殊又以二戰羅斯福特例為常例，在九一一後刻意擴大行政權力，成立國土安全部為太上集權機關，反恐條例以戰時「仁義獨裁」為藍本，予總統乾綱獨運。這是布殊強調反恐尚未完結、同志仍需努力的關鍵：否則未完的行政獨裁如何努力？

反恐是持久戰，政府推出的戰時愛國主義也欲斷難斷。民族主義上綱至此，每出現哲人 Anthony Smith描繪的排他性和自戀性，到極致常以法西斯化告終。這是中國「說不」時的美式憂天，今天卻君體相同。

民主黨除了 84 歲的元老議員 Robert Byrd 外，無一敢言反戰，對伊拉克門也難免疫。總統選舉臨近，民主黨三權盡失，連第四權──媒體──也在美式 23 條下愛國化，又有誰能超然地追究伊拉克門？

這道門暴露了三權分立的盲點、愛國與憲法的二元衝突、布殊的行政主導實驗，無疑是憲政危機。但危機卻可能無疾而終，因為，門內門外都找不到一隻白烏鴉

布殊非洲之旅利益掛帥


美國總統布殊大駕光臨非洲，官方目的為推廣反恐、反愛滋、反貧窮。但布殊出訪五國的信息卻互相違反，背後又暗示了什麼？

一、布殊聲稱出訪非洲是證明美國對第三世界有「道義責任」，對出兵利比利亞維持和平的「道義要求」卻慷慨讓賢；

二、他訪問塞內加爾是獎勵其促成非洲簽訂挺美的《達卡反恐宣言》，但同時出訪的南非則屬反戰領袖；

三、他訪問南非是為了爭取這毋須依賴美援的「非洲良心」的象徵性支持，但對同樣反戰的津巴布韋的象徵性支持則不屑一顧，甚至要求其總統穆嘉比下台；

四、他訪問烏干達是嘉許該愛滋源頭近年的反愛滋成效，並讓其優先取用150億元人道撥款，但對南非居於全球前列的愛滋病發率卻按下不表；

五、他打著民主化旗號訪問博茨瓦納是鼓勵這民主歷史最悠久的黑人國家，對「愛滋鬥士」烏干達獨裁總統穆塞文尼卻愛屋及烏地縱容；

六、他訪問尼日利亞是為了廉購非洲石油，對該國抗議降低油價的「恐怖行」卻視若無睹……

若上述互相衝突的邏輯能引證布殊在進行「三反之旅」，則無疑是自欺欺人。布殊針對性地出訪非洲五國，只是嘗試在非洲建立東亞、東歐式的戰略伙伴網絡：戰略本來就沒有必要的原則，也沒有原則是必不可少。布殊出巡教導我們：即使在利益範圍外挑戰美國，則無論犯多少次閑規，也能是伙伴；在利益範圍內不容於美國，則無論賣多少次閑好，也是敵人。

戰略伙伴開宗明義利益掛帥，比「反恐」式替天行道一刀切，原來是一種退步。但當拿著刀的是布殊，卻也許是一種進步。

凱利之死各方利益交叉重疊


醜聞在政治學上，有雙向與多向式之分。前者攻守雙方壁壘分明，結局非黑即白，水門事件便是典型。但當攻守各方的利益輻射滲透、互相排斥，醜聞便會淪為不能證實的陰謀論。以甘迺迪暗殺案為例，當兇手再被殺、證據被毀、牽涉國際局勢，則民主黨與共和黨、CIA與FBI、親美派與反美派都有暗殺與反暗殺的理據。

如今伊拉克門醜聞，正在英美分道揚鑣。在美國，守方以右派「行政─企業─軍事」鐵三角為主軸，以布殊、切尼、拉姆斯菲爾德為代表；攻方以鐵三角邊緣集團為主軸，以民主黨、傳媒企業和中情局技術官僚為代表。臉譜清晰，震央清明。

在英國，醜聞卻牽引出四大軸心。

一為當權派工黨與反對派工黨之爭：前者傾向自民黨、後者傾向保守黨，令英國正出現1920年來首次政黨重組。

二為公關主任坎貝爾的政府公關系統與以BBC為代表的工黨宣傳系統之爭：前者被指偽造證據，後者則被指偽造「政府偽造證據」的證據。

三為親美派與親歐派之爭：前者指誤證源自法、意等國，後者指英國情報科正為美國揹黑鑊。

四才是政黨之爭：攻伊主力保守黨指工黨行政機關欺騙國人，不少反對出兵的工黨議員則被迫支持政府自衛。攻守八方利益交叉重疊，醜聞的終極演化原已殊難預視。

數天前，被指從國防部向BBC泄密的凱利博士在國會作供後離奇暴斃，更令全國邏輯上都能成為疑兇、又能是受害人。在伊拉克門框架下，凱利之死已經「甘迺迪化」，是為當代英國黑暗的一天。醜聞亦正式脫離雙向軌道，恐怕將變成難以得到法理公正的羅生門了。

烏代庫賽之死弄巧反拙


美軍擊斃薩達姆大小公子，並發放二人遺照示眾，希望對伊拉克門醜聞發揮移情作用，卻可能成為醜聞新溫牀。

二次大戰後，國際舞台出現新遊戲規則：不能滅國、不能跨境暗殺別國領袖。前者只有印度吞併錫金等少數例子破戒，暗殺則由極權國家包辦。美國前總統福特於1976年頒下行政指令，禁止公職人員從事「政治暗殺」，自此美國公敵的最慘淡下場，也是引渡審判而已。

布殊上台後，徹底修訂了規則：一為宣布容許暗殺與蓋達有關的恐怖分子；二為讓美國處於長期反恐狀態，以求通過戰時「截頭行動」截殺對手。但烏代和庫賽身為「薩核心」領導，好歹也算被「政治暗殺」，與蓋達處於敵對關係，並不受布殊修訂涵蓋，在布殊宣布戰事「基本結束」後三個月才被殺，亦不符合戰時截頭的基本定義，因此並沒有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法律依據。

何况二人之死與伊拉克門醜聞，又構成另一個吊詭。二人被殺源於親信背叛，而成分相同的復興黨叛徒早告知薩達姆無大殺傷力武器的事實，這是美國的情報系統A。與此同時，來源獨特的情報系統B五次透露薩家已被滅門，情報形式與伊拉克門的問題情報完全相同。二子之死，反映系統A的可靠，卻同時揭露了系統B的水分，醜聞又怎會被忽略？

斷水絕糧的伊拉克人，即使對傳聞曾要求自首免求一死的烏代庫賽並不同情，也沒有估假領袖的興致。布殊、貝理雅大笑「歡迎」二子之死，只能對薩家闔家施以港式詛咒，如此膚淺「又唔守規矩又無禮貌」，與中共堅持「改造」國民黨戰犯統戰相較便高下立判了。

布殊首任美伊未會衝突


美國總統布殊創製邪惡軸心後，主軸伊拉克被打垮、副軸北韓被以戰逼談，陪鬥的伊朗也終於被「發現」擁有「進攻型」核電站，以及通過什葉派回教徒化身「民主伊拉克」的新邪惡後台。德克蘭大學生則同時示威，被精神領袖哈梅內伊鎮壓。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再訓示「恐怖主義+大殺傷武器＝人類最大威脅」公式，矛頭直指伊朗。

然而美國新一代卻視妖魔化伊朗為逾時。伊朗政變時，巴列維王朝遺下的「大殺傷武器」居於先進前列，比起今日的巴基斯坦核彈和敘利亞的俄法導彈卻與時並退。什葉派領袖霍梅尼的「輸出革命」在列根時代為全球獨家，現時原教旨主義則青出於藍。24年前美國駐伊使館被入侵的國恥，今天只縈繞一眾耆英心間。

伊朗總統哈塔米經純種直選、而非薩達姆式等額選舉產生，策反伊朗並無民主化憑藉。哈塔米在九一一後無視哈梅內伊的「欣慰」聲明表示「遺憾」，於美伊戰爭期間硬受導彈「誤射」還阻撓反美示威，比北京處理南聯使館被「誤炸」更務實。伊朗反對派則由符合國際標準的恐怖組織壟斷，法國月前以反恐為名拘捕千名「伊朗聖戰士」，比「挺伊」更高調的是提醒美國：不能以「負負得正」演繹反恐籌備代理人戰爭。

伊朗屬於獨立波斯體系，並非同一阿拉伯屋簷下。霍梅尼死後，伊朗淡出中東世界，制定「不予美國任何顛覆機會」國策，波斯體系從無挑戰西方利益。華府的和平演變伊朗政策正處於轉型期，一輪試探不過美伊信號互傳，雙方在布殊首任期內將不會出現結構性碰撞。但布殊一旦連任，「下一站，伊朗」卻可能箭在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