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3文章

今夕星辰非昨夜


他是標榜另類的主流歌星，孤高十數年，演唱會依然命令全體起立，誓言外國人做到的，香港人一樣做到。

然而做到與否是文化問題，也是一條生物題。地中海一族確是在掙扎「起舞」，可惜抽搐得相當吃力，只能像某廣告般「起身坐底起身坐底」，輪迴不止。腹大便便的 OL 揮動七色熒光棒，旁邊坐著一個打呵欠的小孩，這不是歧視長者，但似乎有點 odd。

不知道學生情人升格為左鄰右里的過程，大概你也不知道，直到踏入紅館的一刻，退化才春光乍泄。你一直以保皇的愚忠追隨他的廿三闕歌，今夜星光依然燦爛，曾經酷愛溜冰滾軸的你卻站得累了，他還在天花亂墜地擺動。應該告別偶像的身外情，還是請他也不要太累？當他心照不宣地演繹《愛情陷阱》與《風雨同路》，遺下唱「又不是八十年代」的 Cookies世代，你欣賞現實的妥協，還是哀悼妥協的現實，繼而條件反射，尋覓今生前世洗盡鉛華的靡靡之音？

忽然間，曾經狷狂的你發現自己一如後現代特區，有譜成神曲的過去，有淪為笑話的未來，昨日與今日之間，日落與晨曦的交接，一切都被飲鴆止渴的舊曲重唱繞樑三年又三年。社會賢達在維港巨星匯與滾石重逢，雙失青年在 Neway與 2R 邂逅，你卻恨不得拋開手中的蒲公英 CD 和心中的四葉草，踏出回到未來的第一步。

非洲特區合論


香港八大院校，沒有一個非洲部。外國交流生感到不可思議，認為珠三角融合，並不是「亞洲國際都會」。

在美國，認識「非洲三魔」是普通常識。一個是烏干達狂人阿明，每次出征前都捧出一桶珍藏人血，把寶劍放在血漿慢火烤烤，再往口中一送。他的軍隊相當後現代，背著背囊跳彈牀，便說是演習空襲以色列。阿明在歷史卻相當重要，據說就是因為他的暴政，令人類只能和黑猩猩有「更緊密」接觸，於是台灣呂秀蓮讚嘆「名字很美」的愛滋病，便以獸及人。

中非皇帝博卡薩一世更超現實，統治最貧瘠的爛地，志願卻是建立拿破侖帝國，對滅赤有獨到心得，就是出售國土予鄰國練兵。他的口味比阿明更「進步」，皇宮設有人肉庫，最愛命法國名廚仿名菜烤全羊炮製「烤全人」，曾經親自拿起權杖到監獄獵殺兒童。利比亞狂人卡達菲則人氣急降，比起拉丹，淪為小巫。

香港人認為非洲「政治家」相當另類，沒有參考價值，外國人卻不作如是觀。「不投票的人盼望委任」這邏輯，其實與烏干達空降隊同樣創新；「對政府投反對票不配有民主」，是中非皇帝英雄所見的國訓。畢竟，留學生到非洲和香港，都是追求富異國情趣的 exoticism。當博卡薩和阿明在這兩年得享善終，根據他們的判斷，香港也會否極泰來。

漸進式統獨總涉第三者


陳水扁推動防衛性公投，北京稱為「漸進式台獨」。然而無論是國際案例的統獨，還是護法四老口中的民主，「漸進」都涉及第三者。

非洲小國「 漸進式獨立」

撇除殖民地自主、安南脫離中國等邊地民族自決，同一屋簷下成功爭取漸進式獨立的歷史先例，其實相當少。與台灣最相似的例子，是一個叫桑給巴爾(Zanz-ibar)的非洲國家。它原來是波斯灣阿曼蘇丹國(OmanSultanate)一個行省，雖然與本土相隔一個印度洋，但同文同種，也是阿曼蘇丹在1652年打敗葡萄牙殖民總督奪回，一如鄭成功在1661年從荷蘭人手中收復台灣。

後來一水隔天涯，阿曼遙控統治愈趨困難，桑給巴爾分離主義愈趨高漲。加上殖民強國挑撥離間，桑給巴爾先於1890年淪為英國勢力範圍，「漸進式桑獨」並於1963年實現。然而獨立後政變頻仍，不到一年，左派民粹主義者血腥上台，立刻與毗鄰的坦轕尼喀(Tanganyika)合併，成為今日的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

台獨基本教義信徒懼怕的「漸進式統一」，近代史也有先例。喜馬拉雅山小國錫金(Sikkim)以往是大清藩屬，雖然在1950年淪為印度保護國，但還是與尼泊爾、不丹地位相等的主權國。錫金國王在70年代迎娶西方王后，更是當時的寰宇花絮。

就是錫金的西化反印「歪風」，催使印度派同胞漸進式潛入錫金。人海戰術從來是大國強項，錫金人在錫金成了少數民族，最後甘地夫人在1973年悍然出兵，並在1975年舉辦陳水扁最愛的公投，錫金便民主地成為印度第25邦。

錫金的「 漸進式統一」

由於中印兩國在1962年邊境戰結怨，北京故意繼續承認錫金獨立，一如美國在冷戰依然承認立陶宛等被蘇聯兼併的波羅的海三國獨立。直至今年10月，才由總理溫家寶以務實原則知會印度，放棄承認「錫獨」。

上述漸進式統獨案例，頗有值得兩岸政府借鏡之處：

一、無論統獨，漸進式民族主義的內部凝聚力都需要長時間完成，才不致留下斧鑿。漸進過程造成的意識形態真空，卻容易被外力滲透；

二、漸進式獨立的試探目標，其實是宗主國以外的強國，因為無論獨立得漸進與否，宗主國反分裂的立場也必定明顯。所以漸進，也是與第三國的「漸進式結盟」；

三、公投統一在國際法的法律基礎，比公投獨立更模糊。漸進式統一同時是針對第三國、卻希望避免過分震盪的「漸進式衝突」。

漸進式統獨的第三勢力

「桑獨」運動中，最大受益人是坦轕尼喀和英國；錫金亡國的最大反響，來自中國。台灣統獨，事未可知，但翻兩番的收益，已為他人作嫁地歸於第三國。

向左走向右走


坊間盛行一個二元迷思：國家還是民主，「左定右」。然而民主與國家，連在剛果，也是由極左到極右的集體圖騰，只此一家例外。

對民主哲學的修正，即使不算人大金童玉女，也數特區最富創意。例如服務街坊是行政概念，議會代表是代議政治，本來就是兩項職能。同一政府廢除市政局時「承諾」政治使命下放區議會，委任區議員時保證他們只令綠公仔延長，這種概念混淆，只有香港一定得。上市公司老闆認為股東不懂兼顧營運，可以聘請員工一千，但會否贈送清潔大嬸股權？特首不懂 3P 可以延攬公關，但北京會否委任公關為共同特首？標榜民主的政黨卻提出「減少」委任議席，這在成熟政治會被釋讀為叛變，只有香港「右派」按下不表。

更出人意表的，是廿三條硬銷無疑相當「孽」和「流」，國安應該立法的原則，卻從來不是一項辯論。當「上升到一國層次」在七一後成為兩制的敵我矛盾，居然是愛國政府為了愛國政黨，宣布立法無限期拉布。在正常國家，這是賣國，只有香港「左派」陶醉於黑色幽默。

當色即是空、左即是右的特區的所謂左黨右黨兼而主打彈性，真正的左右政經概念，自然本來無一物。在民主與國家兩大爛攤子收拾前，向左走還是向右走，好比支持阿 Sa 還是阿嬌，倒真是十分困難的抉擇。

歌王來朝


發現巴伐洛堤等「三大歌王」又推出精選大碟，不禁為之氣結，並想起以下經歷：

兩年前在北京胡混，恰逢三王來朝紫禁城。中體西用的舞台，六四戒嚴的禮遇，勤政殿的「限量」首日封，都大有文章。三位廉頗都老矣，雖然觀眾不大在乎他們尚能飯否，但「一生只有一次」的硬銷伎倆，應該也不是虛言。

當日拿著二百八十美元的「最廉價票」，走進「人民大團結」的京禁，一如所料，比紅館的八十元雅座更地老天荒，兼而不能自由行。身旁一群大嬸卻告知票是來自「妹夫的上司的單位朋友」，在三王現真身前已拍過照，完成歷史任務，怡然入睡。

在張總陳總司徒總仿效觀賞四大名旦大聲叫好之際，忽然傳來一幽餘香，赫然發現身旁的主人，已幻化成十根殘存自然風韻的玉趾。以質感及邏輯推論，以為是一位勞動模範，一度對同胞先富起來的進度頗感欣然。驀然回首，卻原來是洋妞入鄉隨俗，眼神依稀有祖先的八國聯軍 DNA。是的，剛好一百年。據說，那天是祖國洗脫歷史恥辱的日子。

最難忘的還是大嬸在劇終後，硬是要我回她的胡同老家，似乎要重複一百年前胡同茶館的起承轉合。結果當夜獲贈歌王膠袋一個，與「長城好漢證書」集成一套，甚喜，雖然至今不知道台上歌王走音是常態，還是台下觀眾走場是變態。

大愚若智


謠傳布殊智商低於一百，但他帶來美國第二春，也可能是天才。 1979 年上映的哲學喜劇《 Being There》，主角彼得斯拉以幾米式警語馳名，整天說一年有春夏秋冬，被認為是經濟周期的「終極智慧」。他卻是一名智障園丁。 Who knows？

想起國學大師章太炎認為桃園結義的劉關張，一直為皇位鬥法。關羽與魏吳兩面作戰失荊州，根本是劉備陰謀陷害，然後這位義兄再以「雪弟仇」為藉口伐吳，順道把張飛也料理掉，確保犬子阿斗順利接班。可惜劉備的厚黑與布殊的「智慧」，同樣只能一廂請願地推理，一如《三國演義》下列邏輯練習：

話說曹操敗走赤壁，探得大路輕鬆易逃，小路華容道崎嶇難行，兼有一縷煙火徐徐升起，顯然是埋伏敵軍的大鑊飯。眾謀士以正常邏輯主張走大路。曹操力排眾議走小路，認為實則虛之，這是邏輯一重變奏。結果他依然中伏，據說是諸葛亮算中曹操多疑，是為邏輯雙重變奏。但如果董建華時空交錯經大路到彼岸，這是他的邏輯厲害得有三重變奏，還是反映推理與論證的虛無和反諷？

在大愚若智的世界，畢生考據上述「學問」能夠換領論文和長俸，以致世人薄布殊而厚「研究布殊權威」；權威卻淪為無間臥底，愈來愈走火入魔。桃谷六仙、竹林七賢、江夏八駿、鳳舞九天是否大智若愚，這是禪學問題， who cares？

後薩達姆伊拉克部落化


薩達姆無疑是昔日的獨裁者，他被生擒時不仿效烈士成仁，更衝散了他的最後餘暉……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即使不會成為另一個越南，卻可能成為另一個「國家部落化」的阿富汗。

薩 達姆成為囚犯，美國駐伊拉克最高行政長官布雷默以市井俚語宣布「Wegothim」。然而這個「him」代表什麼，對伊拉克局勢卻有不同影響。

若吸納薩達姆餘黨 邊緣化反美 勢力

假如薩達姆是一個完整勢力的單一領袖，他的被擒無疑會為地區局勢帶來質變。

研究政治暗殺的學說，均提出領袖權力愈大、所屬機制愈封閉，他的消失愈不能出現繼任人，同一機制產生的新領袖必然會帶來新思維，是為「質變」。此所以美國曾千方百計暗殺古巴總統卡斯特羅，卻不屑暗殺阿拉法。

若薩達姆依然乾綱獨運，他的繼任人確有推倒重來的能力和空間。問題是薩達姆倒台後，他已不代表伊拉克全體反美勢力，從前封閉的列寧式黨政機制被全面開放，他的部下亦已習慣單獨作戰，反美游擊戰的質變不可能在短期內完成。

假如薩達姆是一個精神領袖，他的被擒會為地區局勢帶來量變。

也就是說，若薩達姆本人已無直屬實力，只是一個反侵略的精神符號，一如昂山素姬之於緬甸民主運動，這個符號的幻滅，將令旗下的各個山頭處於無政府狀態，繼而化整為零。反侵略的前提不會有任何改變，但行動小組將會更零星地運作，大規模襲擊的數量將會減少，小規模、特別是媒體根本不會報道的地方主義與部族反抗則可能增加，是為一種「量變」。薩達姆雖然不是唯一的反美領袖，但依然是前復興黨偶像，相信量變起碼將會在伊拉克中北部出現。此外，在薩達姆並非精神領袖的地區，今後的反美運動將更符合純正的民族主義特性，既倒薩、也反美的組織可能全面由地下走到地上。

若根除餘黨 激化衝突

薩達姆被擒時的身分，介乎獨裁領袖與精神領袖之間，今後伊拉克局勢的發展、質變與量變的未來，全在於美國主導。若當局把握這時機，與復興黨殘餘分子和解，吸納他們進入臨時管理委員會，容許他們擁納一名具影響力的領袖，再在復興黨內進行「非薩運動」，薩達姆被擒可能被人為演繹為質變的開端，令伊拉克新政府的傀儡色彩得以減低，其他反美勢力也可能被邊緣化，就像美國在索馬里內戰進行的妥協。

但假如美國依然以「根除薩達姆政權殘餘勢力」為戰爭目標，繼續委派毫無民意基礎的「伊拉克海歸派」接收薩達姆地盤，伊拉克反美的質變不但不會出現，仇視新政權的量變更會由分贓不均而激化。反抗的規模不會太大，會令外間得到戰爭已接近尾聲的錯覺，這也是尋求連任的布殊的真正需要，正如他拜訪巴格達後被揭露安排「特約美軍」裝作驚喜來主導輿論。但對管理伊拉克日常運作的本土政府來說，這種潛在的量變，絕對是管治危機。

薩達姆無疑是昔日的獨裁者，他被生擒時不仿效烈士成仁，更衝散了他的最後餘暉。關鍵是布殊的個人利益與公關，令量變的發展可能大於質變。後薩達姆時代的伊拉克即使不會成為另一個越南，卻可能成為另一個「國家部落化」的阿富汗。

生死crossover


潮流崇尚跨界別 crossover。它的終極無間，卻來自生與死的交合。

首次感到活在歷史，是在西班牙格拉納達王陵。一見迎面而來的玉棺，也就是雕上死者身段遺容的大理石 effigy ，居然認出是哥倫布時代的伊莎貝拉女王伉儷，五百年前的夢幻組合。棺上活屍揮手說你好 como estas，棺內剩下一雙不知道代表死亡還是不朽的骷髏眷侶，這就是 crossover。

Cross得人為一點的，可以參看三十年代西班牙內戰圖錄。其中一組照片講述叛軍攻入教堂，為中世紀修女開棺剖屍，拖出一副副白骨，砌回人形矗立聖堂，再為她們拍攝最後、也最赤裸的寫真，充份沉澱了死而復生的荒誕。

不知道伊莎貝拉能否逃過此劫，反正總有逃不掉的貴人。法國大革命時，千年王族一律被掘出示眾，史載巴黎「屍臭薰天」，到處都是國王殘骨，情景比任何凶兆都詭異。慈禧太后下葬的東陵被軍閥孫殿英盜寶，野史說出現了古今性接觸。明代清官海瑞受毛主席鑒定為「毒草」的歷史劇《海瑞罷官》所累，成為文革重點刨屍對象。維新領袖康有為的大好頭顱更淪為紅衛兵玩具，最後不知所蹤。

非洲土著吃掉先人遺骸，相較下，居然是最睿智的 crossover。起碼他們知道兒女就是掘墓人，毋須憂慮幾百年後才在豎子手中形神俱滅。也許這就是天人合一的涅盤，千年不息。

烙印


南京大屠殺是中華民族的烙印：一個外向型烙印。據說北約「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後，南京大學的標語是「打倒美日帝國主義」。不懂中國國情的日本留學生天真地以為是手民之誤，順手擦去「日」字，結局慘不忍睹。

猶太人的流浪智慧，卻令他們的烙印內向擴展：人是上帝的子民，敵人是魔鬼的考驗，內部團結是考試的唯一內容。羅馬人蒙古人德國人，只是角色重疊的「外圍因素」，連身分也不重要，仇恨更等而下之。

要求向日索償的香港史維會播放杜國威導演的《五月八月》，難免教人想起波蘭斯基的《鋼琴戰曲》。彼岸沒有民族英雄與苦海孤雛，只有反省與自責。結果猶太人沒有高呼以色列可以說不，但他們做到了；中國瀰漫為光復失地而活的民族主義 Irredentism，我們卻做不到。

《鋼琴戰曲》反戰，抗日電影滋生「憤青」，似乎烙印愈是殘酷，愈是要一清如水，這是欲蓋彌彰的藝術。一百名兒童向天呼喊「爸爸媽媽再見」、「日軍對手無寸鐵的平民展開慘絕人寰的屠殺」等字幕，濫觴程度也是慘絕人寰。戰曲落幕，只有一個死亡數字和蕭邦敘事曲———根據原著，琴師以夜曲感動德軍，電影的唯一加工是改為第一號敘事曲，讓革命精神跨時空投射，沒有一敵眼淚，觀眾同聲一哭，哭得悲涼，悲涼得立判高下。

角色扮演


回來了。你還是你嗎？想起摩洛哥的學術會議。官僚高潮是法式帳篷晚宴，個人高潮卻是在會議前獨住青年旅舍，以反諷語氣自我介紹來自牛津，從而「飾演」冒充牛津學生的不肖子。反正所有旅客都自稱哈佛人，總會真作假時假亦真

也想起受阿非拉大團結感召的卡薩布蘭卡貧民窟街童，見來者不是洋人，便以日本球員 Nakata 名字親切問候。若不希望淪為倭人，你不妨仿效江前主席揮一揮手，相贈一句英語情話，或笑著回敬粵語粗話。反正大家都笑得燦爛。

回到特區，在商場使用學生證，在會所拿起職員卡，也許這就是角色扮演遊戲 ( RPG) ，也是無間地獄。地獄玩家漸漸明白，遊戲的底牌不能一無所有，否則什麼都不像；也不能什麼都有，否則更不像。然而莊周天天夢蝶，麥當娜化身貝隆夫人，你為誰心跳、誰令你心跳，卻再沒有人在乎，包括你自己。

當然，母親還是十年如一日公布十大兒子推介，學者還在吹噓與各國元首的一飯之交。但這一切曾經教人噴飯的印象派藝術，原來都是何等的踏實：畢竟，誰都要一局 RPG。何况人生根本不以職業分途，成功人士永遠只有貴族、權威、才子、領袖、富豪這紅五類劇本。無論畫虎成不成，這些「事業」就像網絡爭霸那樣超現實，現實得那樣可笑。角色、人生，也不如笑笑算了吧。

利比亞投誠與世代政治


利比亞「狂人」卡達菲忽然解除武裝，評論集中於兩項導因：遠因為聯合國制裁導致經濟不景，近因為布殊主義勢如破竹，令卡達菲識時務接受思想改造。於是媒體釋出下列結論：意識形態層面上，反美思潮喪失動力，耶教文明新保守主義有成為普世價值的趨勢；國際層面上，先發制人的布殊主義已取代聯合國協商機制，催生國際威權政治，其他「邪惡」國家只能與利比亞或伊拉克看齊，中俄更淪為終極目標。

「打倒昨日的我」延續權力政治

美國的大好形勢合乎事實，卻未有觸及世代交替 (GenerationalTransition) 理論兩大盲點：

首先，卡達菲一類封閉型領袖儘管依靠民粹主義上台，但黃昏歲月必受接班或歷史問題困擾，打倒昨日的我只是權力政治的延續，未必有廣泛社會基礎。卡達菲已是61歲的花甲翁，與27歲上台時的革命豪情不可同日而語，目前正全力推介愛兒賽伊夫接班，深怕此時「反動勢力」裏應外合或惹來軍方干政。與美帝和解只是和平交接的一環，一如敘利亞阿薩德、古巴卡斯特羅、北韓金日成乃至中國毛澤東，都在反美大半生後趨於務實。

反映冷戰哲學被淘汰

然而老獨裁者乾綱獨斷，卻不同列根等民主國家老元首，其理念與影響必受世代背景所限，只代表一代人。卡達菲成為國際恐怖主義前輩，不單是個人妄想症發作，更有阿拉伯民族主義、泛非主義、非殖化社會主義等時代背景。然而今天的反美挑戰，已由回教原教旨主義與反全球化主導，卡達菲一代已不能與時並進。他在今天悔過，只反映冷戰哲學被淘汰，卻不代表反美思潮的妥協。

唯有在世代交替完成後，27歲上台的新卡達菲才會成為布殊主義的真正對手。正如老年薩達姆垮台，打擊了老化的復興黨，卻未能動搖當代伊斯蘭紅衛兵。小布殊與邪惡軸心，本來就是不同世代的錯位較量；美國霸權確立的持久戰，還要受到整個世代的驗證。

伊拉克游擊戰成有機生命體


美軍生擒薩達姆後，伊拉克游擊戰死灰復燃，保加利亞與泰國僱傭兵成為最新跨國祭品。美國民眾開始疑惑：游擊隊與蓋達似乎群恐無首，何以總有資源更新裝備，招兵買馬？

事實上，美國在九一一後一周便啟動「金融反恐戰」，凍結一切「涉嫌」恐怖資產及流氓國產。然而這條據說成效甚大的戰線，卻有全球化未覆蓋的盲點：無論是蓋達還是伊拉克復興黨，都不是以現有資金坐吃山空，而是有潛力取代正式國家的「非國家組織 ( Non-State Actors , NSA) 」。 NSA無論處於前政權還是後政權階段，財政來源都與國家無異。

例如蓋達擁有大量合法投資，拉丹原來從事正當生意，是為其「國營建設」，阿富汗的鴉片批發網絡則為其「私營計劃」。中東及印尼富商向蓋達捐獻求平安，這不單是黑社會保護費，更是其「直接稅」。蓋達通過世界各地附屬機構收取佣金，往往連當事人也不知道貢獻恐怖大業，是為「間接稅」。

據美軍知情人所言，蓋達甚至有財政預算，比小國預算更精密，而且鮮有財赤。所以蓋達根本是有生命力和自我繁衍力的有機組織。現在復興黨步其後塵，發展沒有國土的有機生命體，因而游擊戰的短期資金將不成問題。

更重要的是美國雖然下令巴哈馬、瑞士等避稅天堂與恐怖主義劃清界線，但復興黨和蓋達依然能通過稱為 hawala 的回教世界地下銀行，作為金融流通渠道。這類地下銀行自絕於西方資本世界，不受華爾街監控，也沒有帳目保存予調查人員，是游擊隊購買武器的主要渠道。美國雖然一霸獨大，但「沒有蘇聯代理反美戰爭，游擊戰便不能長久」的說法，未免一廂情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