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3文章

阿諾參選州長的啟示


阿諾舒華辛力加以「政客皆笨拙」為政綱，參選加州州長，成為人氣大熱，媒體以「反政治化」解讀阿諾現象，卻未能看出本質。

明星參政，無疑是選民對「行政─軍事─財團」鐵三角壟斷國家的潛意識反抗，但這並不能釋出「不要政治化」的董建華式結論，因為這並非民主現象。江青得以扶正為毛夫人，其飾演易卜生筆下的女權先驅「娜拉」也功不可沒，可見明星轉型為政客，必須讓其形象資本與政治環境相結合。

明星參政的政治環境有兩類。一為左右意識形態向中位合流，令政治議題民生化：90年代的意大利脫星議員，以及鼓吹大麻非刑事化的明尼蘇達摔角手州長等「入世式明星」，便能開拓政治空間。

二為左右兩派分道揚鑣，令民生議題政治化，政治正確的「漫畫式明星」，便能紓解民困。阿諾的未來牛仔形象，與「牛仔教父」列根同樣漫畫得脫離演技，是十年前的政壇負資產，在反恐成僻的今日美國，卻成為愛國巨人。

吊詭的是，在阿諾參政的同時，麥當娜等反戰明星卻被邊緣化，反映美國人並非不愛3P，恰恰相反，說明了「鐵三角」正以非政治化包裝其政治圖謀。麻省大學教授JamesDerDerian十年前已警告：「鐵三角」已邀請娛樂企業與媒體加盟組成MIME-NET「鐵五角」(註)，難怪布殊愈勝愈勇，越戰卻被反戰陣營拖垮。

阿諾固然是演員，但也是荷李活資本家、娛樂企業決策級人物，身分與媒體構成利益關係，其首個荷蘭水蓋又來自老布殊，在五角內已一氣化三清。《美國癡筋檔案》變成笑片，阿諾出山登上頭條，戰士若當選州長，布殊連任還會遠嗎？註：MIME-NET=Military-Industrial-Media-EntertainmentNetwork.

加州補選對特首選舉的啟示


形勢比人強，制度是阿諾舒華辛力加在加州州長補選領先的關鍵。

美國的州長選舉與總統選舉模式相近，都是由兩大政黨通過初選或協商推出單一候選人，再與獨立人士一併總選。兩輪選舉制的最大受益人，是政黨內的弱勢候選人。

以1992年總統選舉為例，阿肯色州州長克林頓參選時只是地方政客，民望甚低，全靠民主黨內部分裂和個人魅力才爆冷勝出初選，再壓倒爭取連任的老布殊當選總統。從參選到當選，克林頓的支持度經過幾何級數倍升；但若以其初選時的民望與老布殊抗衡，則無異以卵擊石。

阿諾的補選卻恰恰相反。現在他的支持度為25% ，領先主要對手一倍，共和黨的重量級人馬又紛紛退堂，令他成為變相的黨內單一候選人。但若這是正式選舉，共和黨毋須兼顧奪權和選出州長，則競爭對手必會出現，阿諾能否取得黨內提名便成疑問，何况他還要挑戰民主黨的單一候選人。在民主黨主導的加州，阿諾原先不可能以倍數拋離民主黨對手。

政改必須全盤考慮

加州的選舉制度，對醞釀檢討的第三屆特首產生辦法亦有所啟示：補選的源頭，是罷免州長需要由公投通過，但現時卻沒有機制罷免行政長官。若特首最終由普選產生，罷免權的問題便不能迴避，更妥善的補選制度也需要釐清。就算罷免權由市民直接行使，舉行公投的決定也必須與立法會配合。但若在2007年，立法機關尚未全面普選，行政長官卻由普選產生，立法機關提出罷免比其民意基礎更高的特首，便難以服眾。

這只是設例，說明政制檢討不能以局部手術進行，而需要全盤重組。否則憲政危機終會出現，比阿諾更富戲劇性的特首亦可能誕生。

北美大停電國安中層盲點


美 加世紀大停電。政府強調不是恐怖襲擊，但有自稱蓋達成員卻「承認責任」。目前，還是懸案。

以去年紐約機場空難為例，初步排除恐怖襲擊的情序，需時數日，反映美國政府第一時間發表「非恐怖襲擊論」，是行政系統的常規指示。正如伊拉克戰爭前所有第一時間「化武論」，也是常規指示。信息是：停電若為恐怖襲擊，會引起九一一式大恐慌。蓋達成員釋出信息，發一箋電郵打心理戰，情理之中。

重要的是假設問題，能啟發恐怖襲擊的演化。

第一代恐怖主義與國家科技對着幹，確是尋求大殺傷武器反制敵人。第二代在拉丹改良下，着重低科技和荷李活鬥智遊戲，令高科技防禦系統失效。美國在九一一後成立國家安全部，擁有公開獨裁權，就是靠原始監控手法反擊拉丹。

低科技策略只能出其不意，恐怖分子轉型到三代，事在必行。餘下的空間，只有防衛網絡被國家安全部涵蓋、但未與反恐機制合二為一的「軟目標」，例如發電廠、水務局等民用設備。能力所及的手法，不是伊拉克型的物質炸毀，而是通過電腦病毒等毋須龐大資源掌握的中層科技，破壞目標的內部運作。蓋達邁入第三代領導核心，大停電對其「施政」，是有一定啟發的。

民用設備戰是「超限戰」或「多重無限破壞戰略」的一環，美國亦鑽研多年。攻打伊拉克和南斯拉夫時，美軍亦以非軍事目標為空襲對象，並對以非軍事手法破壞敵方後備資源、通過超級電腦進行干擾，作出過後備部處。南斯拉夫的實驗相當成功，在伊拉克反而無用武之地。

傳統國家安全由上而下，國家安全部由下而上。盲點，正是中層交叉點。

納杰夫屠殺與達爾文理論


納杰夫是什葉派第一聖城。阿里寺是什葉老祖孤墳，納杰夫第一聖地。什葉派頭目哈基姆暨百餘信眾在此被炸至灰飛煙滅，震撼性可比教宗魂斷梵蒂崗，重要性也超越評論指的教派衝突，代表了布殊以「國際達爾文理論」改造伊拉克的流產，和蓋達逆流而上的收穫。

英國世界四分論

布殊為出兵原創無數理據，除了莫須有的大殺傷武器，還有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理論為藍本的「國際達爾文理論」。理論源自英國首相貝里雅顧問庫柏，劃分世界為四等：一是美國牽頭的民主國；二是中國等永遠走向共和的轉型國；三是極權而「邪惡」的流氓國；四是失去管治能力的失敗國。

四大等級可比印度種姓：美國是貴族婆羅門，三四等是奴隸首陀羅、更是進化失衡的首陀羅，只能威脅貴族，只配被先發淘汰。一等國有責任協助其進化，以五十年丕變成一等，這就是布殊的善良使命。

然而，以中國為例，升格必須一出現集權中央，令舉國貧賤能移；二搞出三個代表，讓政治經濟既得利益合流，高層富貴能淫；三令平民默許政府天命，人人威武能屈。新伊拉克卻一不能安內，出現宗教民族窩裡鬥；二不能「振興經濟」，既得石油利益一筆勾銷；三不能化侵略為玉帛，秩序比流氓國家更流氓。薩家闔家蒸發，伊拉克卻更退層樓，變成失敗國度。

伊拉克「三改四」是布殊的失敗，更是拉登的成功。恐怖主義也有乾坤挪移的「反國際達爾文理論」：蘇丹、索馬里、阿富汗等失敗國是一等基地，民主國才是淘汰對象。拉登也有布殊式使命，要「協助」伊拉克轉型為一等，方法自然是推動三大恐怖：破壞政治一統、破壞經濟命脈、破壞社會秩序。納杰夫屠殺是兩位達爾文的較量，高下立判，邪正卻難分，應該向誰問責？

反恐兩年 愈反愈恐


一年容易又九一一。兩年來，外交由布殊弱項化「強項」，薩達姆總統淪為葵扇A，錄影帶明星由麥當娜換成拉丹，「反恐有沒有令世界變得更安全」由一個問題變成一個反問。

也許，反恐是失敗的。

假如布殊尊重常識，把拉丹的回教原教旨主義和薩達姆的阿拉伯民族主義分別處理，「拉、薩」兩大對頭不可能在無政府狀態的伊拉克合流。「拉薩現象」不是個別例子：以色列不對哈馬斯宣戰，巴勒斯坦不可能團結；澳洲不出兵印尼，回教祈禱團和阿齊省獨立運動不可能結盟。傳統領袖偏好簡單複雜化，布殊一代卻只能複雜簡單化，後果是不同敵人都信奉曾是學術笑話的「文明衝突論」，外部反恐便愈反愈恐。

假如布殊選讀美國憲法時沒有曠課，對哲學層面的人權有最膚淺的概念，2004年總統大選根本不可能出現變數。鮑威爾被剝奪政治生存權，新移民被剝奪文化生存權，留學生被剝奪教育生存權，學者被剝奪哲學生存權；麥卡錫反共時剝奪的，布殊都剝掉。但「人權」不是形而上問題，只是形而下條件反射：在後全球化時代，鮑威爾能泄露情報醜聞，新移民能散播炭疽，留學生能發明電腦病毒，學者能製造停電。麥卡錫能避免的，布殊卻避不了，內部反恐便裏外不是人。

但也許反恐，是成功的。

假如布殊不是沙文主義者，他不可能成為盎格魯撒克遜文明的最後希望。先攘外後安內是反恐口號，以攘外安內卻是非克林頓「ABC(AnythingButClinton)」革命的終極目標。沒有後九一一危機感，2050年白人成為少數民族的危機不可能消除，世俗化的宗教危機不可能扭轉，重工業式微的經濟危機不可能延緩，布殊右派盟友「富不過三代」的歷史趨勢，更不可能被按下不表。

全球劃一化的偉大規劃

假如布殊懂歷史，他和他的真正內閣──右翼「美國新世紀計劃(ProjectfortheNewAmericanCen-tury)」智庫──亦不可能向羅馬帝國挺進。這不是文學比喻，而是全球劃一化的偉大規劃。沒有反恐戰，第三世界抗拒美國輸出國貨的自私計劃不會被自我審查，法德俄抗拒美國文化的邪惡目的不會被壓止，分離主義被挑動的極權國不會靠攏華盛頓，歐亞非分別成為大美利加的文化、政治、經濟行省，永不會實現。

然而在九一一兩周年，我依然相信衝擊世界的不是不同文明，而是利用衝突的巨人；能撲滅恐怖主義的不是國土安全部，而是承認恐怖組織為世界一極的新思維外交；人類前途不在狹隘的國界，而在廣袤的跨國網絡；布殊主義不是歷史的常態，而是歷史的變態。

薩伊德之死的東方警語


報章報道學界最後的圖騰薩伊德(Ed-wardSaid)病逝，港人莫名其妙。這除了反映港人國際視野的「波瀾壯闊」，薩伊德的三大貢獻，也反證東方確實具有薩伊德口中的「東方特色」。

右派視為異端 左派謳歌英雄

薩伊德成名作《東方主義》與白人沙文主義對照，認為西方以虛擬概念塑造切實的東方，「東方」永遠是獵奇的世界———像香港在60年代電影《八十日環遊世界》和21世紀電影《盜墓者娜拉II》都是帆船國度，是為「東方主義」。東方主義具有強烈的後殖民批判性，被右派視為異端，也被左派謳歌為英雄。吊詭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國人也以一種「西方主義」審視西方，卻出不了中國的薩伊德；箇中政治信息，不言而喻。

批以色列暴政 斥阿 拉法暴君

薩伊德成為學界偶像，死後步上神壇，則應歸功於「超然主義」。

薩伊德與杭斯基(NoamChomsky)為學界兩大「反美」龍頭，但薩伊德更像一幽流亡舞影：他出身於巴勒斯坦，一生批判美國的中東政策和以色列「暴政」，被中情局長期觀察，也被同胞視為最應領取諾貝爾獎的巴勒斯坦人。然而他堅守失傳的學者良心，在巴解領袖阿拉法特如日中天時斥之為「暴君」，同時開罪以巴政權，一度不得回鄉。相對於發表小圈子文章後技癢拉起山頭的同僚，無疑更能恪守啟蒙學者的道統。

薩伊德得以家傳戶曉，則源自美國大學的「互通哲學」(Inter-transferability)。他身為冷僻的比較文學博士，但具有道德參與的使命和哲學辯證的天賦，著作成為政治學、社會學、國際關係和哲學必讀。近作如《隱蔽的伊斯蘭》更全面切入心理和新聞學，立論不一定完善，沒有多做多錯的包袱，卻例必激起學界群起回應，遠非東方研究領導人痰盂擺設為生的「博士」能及。

沒有多少東方人哀悼薩伊德。薩伊德卻一直哀悼「東方主義」以外的東方紅。

明星當選非為反建制


阿諾舒華辛力加競選州長，以天真造型面對醜聞，強調非職業政客的外建制特色，面部表情比任何一部《未來戰士》都來得出色。然而其政綱在經濟顧問巨富巴菲特「指導」下，處理財赤的市場方針完全符合華爾街內建制標準，在國家安全問題上與布殊遙相呼應，在自由哲學層面則受民主黨中間偏左路線影響，與典型中間政客沒有實質分別。

理論上，明星當選應反映選民對政治生態的不滿，阿諾卻代表另一極端，說明美式民主已「與時並進」至逾越選舉機制，令「虛君化」的領袖難以突破身後「鐵五角」利益同盟的操控。阿諾吊詭因而包含兩重深度：外建制的形象，和內建制的政策；也就是反映加州選民需要以一種虛擬的凝聚力，包裝對操控美國的利益集團的本質性信任。

然而阿諾並不代表唯一的明星政途。

1998年，「周末摔角大狂熱」摔角手Jessethe Body Ventura壓倒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當選明尼蘇達州州長。此君的競選活動同樣富荷李活特色，但當選後貫徹外建制作風，不但以無政府主義主導施政，大力推行非刑事化和反官僚運動，還一度成為第三黨改革黨領袖、美國主流政治外的唯一重量級紅人。甚至沒有阿諾的欲拒還迎，政一面參，角一面摔。

「阿諾模式」與「摔角模式」的衝突，恰如意大利AC米蘭班主貝盧斯科尼和脫星小白菜從政後的價值差異，反映明星當選可能代表截然不同的政治現實。摔角手在2002年淡出政壇，未來戰士TX2003隆重登場，其實是形勢比人強；特首由董建華換成成龍或八両金屬於哪個模式，同樣呼之欲出。

權力政治催生邪惡軸心新成員


美國副國務卿博爾頓宣布考慮擴大邪惡軸心，新成員為敘利亞和古巴。對「邪惡」國家逐個擊破為華府策略，分工卻牽涉右派的權力平衡。

美國右派一直分為「新帝國主義派」和「和平演變派」。雖然他們都服膺美國獨特主義(Ameri-canExceptionalism)，但前者主張無限出擊，必須不斷研判、甚至製造新敵人來延續霸權，理論基礎是國際上的「不斷革命論」。演變派則主張在國際政治貫徹市場經濟的小政府思想，通過軟實力壟斷世界，讓各國政治硬件放任自流、自我終結，以本土制度的優越性為信仰。

布殊政府雖然以大右派姿態出現，外交政策還是要兼顧勢力平衡，因此帝國派和演變派分別主導兩伊政策，北韓和會則由兩派共同參加。

美國現在「吸納」邪惡軸心新成員，固然源自敘利亞包庇薩達姆餘黨以及古巴反美40年，但更是為右派山頭提供新空間。敘利亞是區內軍事強國，毗鄰以色列、保留有哈馬斯基地，被認為是以巴衝突失控後的首個捲入對象，備受軍火商、猶太富翁等帝國派青睞。古巴卡斯特羅則隨着年歲增長，對「美帝」不斷軟化，國務院已在90年代擱置「武力解放」古巴議程，並得到演變派聲援。

敘利亞、古巴榮忝邪惡成員，並不是忽然開罪了布殊，只是它們的加入，方便了大選前的右派權力分贓。帝國派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更緊密」地圍堵敘利亞，演變派的國務卿鮑威爾剛被委任領導「策反古巴委員會」，卻擺出「明批暗保」姿態，自非偶然。

事實上，2002年5月布殊曾經「補充」了「一時大意」未列入邪惡軸心的三個國度，那時候還包括利比亞。一年後，利比亞「不幸」落選，不是卡達菲不夠邪惡，只是右派未有共識，家家有本邪惡的經，便僥倖被按下不表。

齋戒月襲擊新伊斯蘭主義誕生


伊拉克爆發連環襲擊，紅十字會、美國副防長與黑鷹直升機同時成為目標，反映美國佔領伊拉克後的戰略夢魘，已全部成為事實：

一、反美攻勢已由毛派游擊戰轉型至「超限戰」的跨時空、跨手法實時襲擊；

二、薩達姆政權在巴格達心臟地帶慘淡經驗20年的地下碉堡及軍火庫，並未被徹底摧毀；

三、襲擊恰巧在美國副防長下榻酒店最高層時開始，存有內鬼的可能。

上述夢魘隸屬互不相容的勢力，原來只會單獨出現。現在合流反美，便具有劃時代意義。

例如蓋達領袖拉丹上周發放聲帶鼓吹聖戰，前度死敵薩達姆罕有地「緊跟」發親筆信呼應，便是二人自伊拉克「淪陷」後的首度合作。事實上，回教原教旨主義的跨國聖戰士部隊一如當年的阿富汗反蘇先烈，已成為抗美主流；主客逆勢下，薩達姆的阿拉伯民族勢力不惜附驥尾結盟，美國的首二夢魘便同步出現。

為人忽視的是連南部什葉派領袖薩德爾，亦宣布成立新政權，煽動支持者襲擊美軍，背後更有伊朗撐腰。佔伊拉克六成人口的什葉派信徒，曾經與拉丹並列為薩達姆的宿敵一二號，若美國發動冷戰式「間接代理戰爭」，他們應是當然盟友。可惜布殊只物色「直接代理」，只信任流亡海外的「海歸派」，令什葉派不得不反美，美國傀儡「伊拉克臨時管理委員會」卻不得不吸納大量什葉派成員，致令美國動態輾轉被薩德爾洞悉，再外泄至其他反美勢力，後患無窮。

阿拉伯三大勢力在回教齋戒月首日合流，自然不只是一場軍事襲擊，更是宣告以「回教教義+反殖民主義+多元文化」為普世標準的「新伊斯蘭主義」的誕生。這道公式其實了無新意，但在布殊的「新教原教旨主義+善性帝國主義+單一式自由」這「新保守主義」公式反襯下，顯得更與國際接軌，立刻被點石成金。

車路士班主 陷俄國政治危機


俄

羅斯石油大亨艾巴莫域購入英超球隊車路士，戲劇性引進基斯普、華朗、梅杜等世界級球星，卻更戲劇性地被俄國國會控訴「合謀以賤價購入國營石油」，連累車路士也陷入危機。

艾巴莫域是經濟學的崎型富豪，由90年代的俄羅斯轉型政治產生。「轉型」是指俄國私有化在蘇聯末期開始放任自流，政府卻未有相應制度監管，政制改革比經濟改革慢上一步。與此同時，政黨政治亦發展兒戲，曾經滄海的大黨自由民主黨、「俄羅斯是我家」等均面臨泡沫化，對經濟政制都不能制衡，步伐比政制改革再慢一步。

在「經濟──政制」、「政制──政黨」發展的雙重落差下，主導俄國的只能是步伐最快的私有化既得利益者，也就是金融工業寡頭集團。成為既得利益者，則必須與轉型期的政府官僚和政黨高層結合，令俄國政治完全被上述利益共同體壟斷。艾巴莫域的西伯利亞石油，原來是蘇聯時代的一級國家資產，只能通過共同體「內部運作」，才能賤價轉為個人資產，再與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的尤科斯石油合併

然而普京上台後，雖然對葉利欽畢恭畢敬，但汲取了俄羅斯金融風暴的教訓，已傾向於重新國有化，其KGB嫡系則成立了倡廉調查隊，7月通過新政黨法後，其肅貪盟友統一黨勢將成為國會杜馬第一大黨。這是一個漸進而心照不宣的「非葉利欽運動」，宣告俄國轉型期面臨終結。

收購車路士，其實是艾巴莫域的個人再轉型。當時他發表了一番宿命哲學，指「俄國有很多年輕富豪，但往往英年早逝」，所以只在乎曾經擁有。「英年早逝」，不但指物質的生命，也暗指政治和經濟的人生。形勢比人強，只要統一黨在12月7日國會選舉大勝，無論是馬基維利的權謀哲學，還是車路士球星馬基里尼，都難以令艾巴莫域徹底漂白。

沙特恐怖襲擊統戰激進教士


蓋 達血洗沙特平民區，既不避忌在回教齋戒月大開殺戒，亦不惜以婦孺為對象，被認為是兵行險着。為人忽略的是，襲擊不單製造了恐怖，更是通過威迫利誘雙重手段，來統戰沙特的激進回教領袖。

蓋達以回教原教旨主義為主導思想，而原教旨主義的興起，則源自教徒對沙特王室在海灣戰爭容許美國駐軍聖城這一「邪惡」舉動的嘩然。早於1991和92年，原教旨領袖便曾向沙特國王法赫德遞交《請願書》和《勸告備忘錄》，以求對政權進行和平演變。其主張處處以與現代化相對的「再伊斯蘭化」為中心，但真正得人心的卻是兩大訴求：反西化、反腐敗。和平演變失敗後，原教旨主義自我武裝，雖然手段有別，但目的則一。

吊詭的是，沙特的當權教士溫赫比主義(Wahhabism)原來就是回教的激進派、原教旨主義的鼻祖，甚至塔利班也是巴基斯坦「溫赫比培訓大學」的高足，理應是蓋達同路人。他們在過去十年，卻一直支持沙特王室鎮壓原教旨主義，甚至發出稱為fatwa的宗教指示宣布蓋達為異端。這固然與溫赫比與沙特王室結盟兩世紀有關，但更重要的是原教旨的反腐敗主張，已直接影響當權教士的既得利益，因此溫赫比教長只能與腐敗而親西方的王室，結成不神聖利益同盟。

這次蓋達襲擊，對溫赫比教士便有雙重啟示：他們要是繼續與沙特政權合作，則會在恐怖襲擊中玉石俱焚，此為「威迫」。襲擊以無辜回教婦孺為對象，反映原教旨主義已放棄「體察民情」的文宣，當權教士「剝削人民」和蓋達「殘殺人民」都已成為為達到「再伊斯蘭化」這崇高目的的「必要之惡」，無形中減輕了對溫赫比作風腐敗的壓力，此為「利誘」。以武力高高舉起反西方主義，卻把另一手的反腐敗輕輕放下，堪稱一種富蓋達特色的統戰策略。

伊拉克善後三方案


時 至今日，駐伊拉克聯軍死亡人數已超過四百人，但比當初估計打巴格達巷戰的陣亡逾千，仍屬小巫。西方撤軍情緒高漲，並非數字遊戲的結果，只是因為遊戲在薩達姆銅像被推倒後，已沒有能向選民交代的勝利圖騰。

面對困局，美國有三個善後方案，然而效用均成疑。

一為本土化，就是剛宣布的在2004年中成立臨時政府，把政權移交予本土領袖。

然而以南越傀儡政權為藍本、以海外駐軍為支撐的「本土政權」，除了能改稱「軍事佔領」為「軍事協防」，便只能把臨時管理委員會的「輪流主席」和稀泥制度取消。其時不同派系的脆弱均勢將被最後破壞，結果只能是全面內戰。

二為國際化，就是美國通過聯合國介入、淡化其侵略色彩的一廂情願。

然而正是由於美國出師名不正言不順，游擊隊亦同時具有「反國際化」的針對性：由於國際組織的進駐只是因人道之名，砸毀聯合國和紅十字會總部便能成功迫使其撤離，而且撤離更可能是無了期。攻擊英國、意大利和波蘭駐軍，亦成功令各國反戰派得到民意，美國的國際環境反而趨於孤立。

三為擴大化，把戰爭擴大至鄰國，尤以伊朗、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為重點對象，是為美國的最後板斧。

這策略曾在90年海灣戰爭結束到92年總統大選期間被反覆提出，其不獲採用更間接導致老布殊不能借助戰後民意，連任失敗。小布殊不可能沒有陰影。

事實上，俄羅斯媒體每月都報道美軍在中東地區有異動，目標卻不是伊拉克佔領區，認為美國有隨時發動新一波戰爭的準備。駐伊美軍死亡率愈高，美國諉過「國外敵對勢力恐怖主義」、發動新一輪「反恐戰」的機會反而愈大；其時死亡率更高，便能反證敵人的龐大和出兵的必須。

這種飲鴆止渴式邏輯，正被布殊和某東方領導人反覆挪用，堪稱英雄所見，一時瑜亮。

七一效應並非區選的全部


區議會選舉結果出人意表，一如所料的卻是大眾聚焦在個別政黨的席次得失，與一個勢將成為學術名詞的「七一效應」。選舉釋出的其他信息，卻被媒體忽略。

一、地區服務低技術化

資深議員集體落敗，包括老牌地膽郭必錚、盧天送、楊福廣、王紹爾等，除了七一的發酵，也反映選民對區議員的「通渠式」政績或「綠公仔延長式」政綱並不留戀。這暗示了「富特區特色的地區服務」毋須任何技能與專業知識，亦欠缺地域獨特性，造成沒有不能取代的人。

相反在美國，地方議員容易連任的一個客觀原因，是資深議員能夠在煩複的議會程序中為本市爭得更多資源，而且在任內大力利用個人專業發展區務，例如興建法律書院、提供融資服務等，令選民以政治議題換人時會三四思。

二、宣傳模式單一化

當民主派候選人一律放大與余若薇的合照，民建聯候選人卻同步推出左派政治明星硬照抗衡，無疑是把個人得失上升至政治層面的自殺式策略，不能落實曾(前)主席制定的「專著民生、人取我棄」方針。

參考外國例子，當能發現在英國工黨聲望低落時，其地方議員便會在選舉顧問一類spin-doctor策劃下，推出與兒童或煤礦工人的合照或抽象符號式海報，以求全面突破對手的政治化攻勢，效果總比東施效顰來得理想。

三、網絡政治的興起

選前氣氛雖然淡薄，被評論員鎖定為「最沉悶的一仗」，但區選新聞其實在相關網站、新聞組和論壇一直保持高流量，大學生之間互傳「投票踢走保皇狗」一類ICQ短訊更是從未遏止。雖然民主派欠缺左派傳統網絡，網絡時代卻為新一代提供了更龐大的動員基礎。傳統媒體預測七一效應出現大幅落差，相信與缺乏研究網絡政治的先例有關。

四 、青年非政治菁英的參政

這次選舉其實出現了鮮有的高質素政綱，例如「公民起動」的政綱便頗具政策深度，其六成當選的佳績不應被七一一言以蔽。事實上，與主流政黨的年輕候選人或「七一人民批」相比，「公民起動」候選人多為個別圈子的菁英，其競選工程屬於非建制步向建制政治的crossover，作風與在地區辦事處拾級而上的街坊化「接班人」明顯不同。

五、聯盟政治的開端

民主派出現了歷年來(相對)最成功的整合，通過「民主動力」避免同室操戈，是為香港政壇的先例。從選舉結果所得，上述整合相對成功，鄭宇碩教授的超然身分應記一功。若聯盟能在立法會選舉持續運作(雖然並不樂觀)，香港最終當會出現類似台灣藍綠對壘的「紅綠決」局面。在非紅即綠的邏輯下，中間路線的空間將比從前更小。

六、競選經費模糊化

雖然選舉管理委員會為選舉經費設下嚴苛的不足5萬元上限，但香港《選舉法》只能監管在美國被稱為hardmoney的直接支出和捐獻，未能審查通過間接方式獲得的第三者捐獻(softmoney)，更未有準則定義「第三者助選」及相關支出。在選舉期間出現的半廣告式報道或抹黑，既難以以政治理由被審查，亦沒有經濟監管的機制，便顯得有恃無恐。

七、族群意識的強化

除了蔡素玉的錦屏選區不斷強調福建幫勢力，不少新區候選人亦開始針對性地拉攏新移民，連長毛也擔心會出現族群政治這定時炸彈。此外，資深印度裔油尖旺區議員加利連任失敗，全港票數最低、加起來不及150票的3名候選人均來自同一印巴裔新政黨RightsParty，八九十年代偶有出現的英裔候選人一去不返，多少反映「亞洲國際城市」的選舉愈趨本土化。

唯有對上述表層下的政治現象加以探討，特區政治發展才能突破政黨的零和遊戲。七一帶來的政治熱，才不會因為同一個過分聚焦的七一效應，而成敗亦蕭何地被慢慢陰乾。

布殊訪伊奪「議題設定」權


布殊在感恩節閃電訪問伊拉克，與美軍共進火雞餐，雖然行程略嫌鬼祟，但無疑振奮戰地人心。為人忽視的是，布殊這次訪問的政治手腕，更值得管理人員學習。

訪問的最大功能，在於為布殊奪回「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權。過去兩個月，伊拉克戰爭議題設定權已落入反戰陣營及媒體，開始由「何時撤軍」主導。布殊此時卻重申一個邏輯：「因為你們在這裏打擊恐怖分子，所以我們在國內才能免予恐怖襲擊。」這個「邏輯」雖然一貫布殊式，但它取巧地把現時伊拉克游擊戰的升級與美國出兵前的理據混為一談，暗示一旦美國撤軍，針對駐伊美軍的襲擊就會轉移本土，其時連本土也不能享受火雞。這是出兵議題倒果為因的重設，但確能延續美軍駐伊的時限。

布殊在九一一後重組政府架構，一直被指行政獨裁，但布殊僕僕風塵的冒險，重新帶出今日美國還是處於戰時狀態，也突顯了行政主導的戰時必須性。布殊的總統身分，也反襯屬立法體系的參議員希拉里即使同時訪問巴格達，也不能發揮同樣效用。這與陳水扁吩咐行政院繞過立法院籌備咨詢性、防衛性公投，如出一轍。

布殊選擇在感恩節露面，與前總統約翰遜於1967年聖誕訪問南越、老布殊於1990年感恩節到沙特勞軍前後輝映，再次為強調家庭團聚的傳統節日賦予政治演繹，亦被普林斯頓歷史系教授Fred Greenstein盛讚其「歷史意義」。由於布殊上台後硬銷「新保守主義」，強調單一傳統價值觀及其普世演繹(universality)，家庭核心便成為施政一部分。總統在感恩節與美軍共聚，是公然把家與國的概念合二為一，也說明何以布殊不會選擇在紀念民權運動的馬丁路德金公眾假期勞軍。政治公關與議題設定為美國大學必修課，布殊雖然只懂皮毛，已儼然大家風範，確不能因人而廢。

文化長毛


長毛那一幽長髮，似乎暗藏左右以外、那不能言明的什麼。儘管他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又被馬克思傳人視為天敵。

他雖然偶有穿上非純白內褲、外披透視斗篷示威的陳百祥品味，言談卻後現代得相當文藝。單是選後金句「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版權源自清末譚嗣同，政綱暗引魯迅「走自己的路」，都不是爭取綠公仔延長三秒的特區政治家那杯茶。滿口矛盾鬥爭剩餘價值，是否比董先生更與時並退？最奇怪的是他的三字經較大學生明顯失色，英語卻更地道。

台上的人總不能否認，長毛已是地下明星。也許他被剪成短毛時有藝人八両金的影子，但戴上貝雷帽的他，與捷古華拉戰衣覆蓋的矛盾滄桑，依然是特區「與世界接軌」的僅有資本。在東莞荔枝團的藝術反襯下，長毛在中南美尋根，才是薩伊德東方主義的獵奇對象。誰叫東方之珠已變成「動感之都」？難怪外國雜誌介紹中環 97Bar，必加註「著名異見人士 Long Hair 長駐」，卻不會提及在那遙遠的地方，有位老人辛勞工作至七•十一。

其實他抬棺材的功駕並不嫻熟。若中央政策組為長毛「去政治化」，他隨時能取代我們的偶像鄔維庸醫生，成為見證回歸的文化天使。畢竟，他們來自同一條船，雖然頭等艙和三等艙的同志，只有在鐵達尼號沉沒時，才首次邂逅。

反恐的邏輯


我們知道要反恐，但不知道什麼是「恐」。

聯合國如此為恐怖主義正名：「通過暴力隨機選擇受害人，來對目標傳遞信息」。也就是說我殺了你，但我不認識你，只是殺雞儆猴敲山震虎，你根本不能防避自己的隨機被殺。這就是恐怖。

根據這邏輯，成吉思汗屠城震懾敵人， qualified；希特勒殺六百萬猶太人是專一的種族滅絕，恐怖得來，卻不成主義。拉丹懷疑一切、打倒一切， certified；美國空襲伊拉克的集束彈，是大鷹派拉姆斯菲爾德口中的「震嚇 ( Shock and Awe) 」策略，也是恐怖主義。盟軍在二戰夷平德東、以原子彈「解放」日本，是必要之惡、還是魔鬼之子，則有待商榷。

不學有術的布殊沒有商榷的空間。他的恐怖主義，甚至包括駐伊美軍被游擊隊偷襲，因為它挑戰英美夫妻檔國際秩序，「太恐怖了」。於是今日反恐，一如當年反共，慢慢淪為愛國教育。在第三世界，恐怖分子則由暴力的 messenger變成挑戰霸權的殉道者，邪惡軸心得享光明頂供奉，布殊成為敵基督……「太恐怖了」？

當巴格達壯丁在祖國被「反恐軍」的米高積遜狎玩，反恐的邏輯已由正邪分明的童話，變成「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的雙輸報應。米高積遜的寵兒能夠在法庭申冤，中東下一代卻只能控訴這個反恐的年代，也是反智的年代。

緊箍咒的故事


民建聯主席引咎辭職，人走茶涼的特區忽然走進小學範文：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送別。據說，是有人受到冤屈。

也許他們黨員的堅持不比民主黨虛無，可能供奉民族理想，更可能偷偷祈求普選，而不是荷蘭水蓋。然而他們作為人民「地上黨」，便有一個緊箍咒，與身為「地仙」的孫悟空一樣。神話記載，咒語有「金緊禁」三款：金箍時值三千萬， to be or not to be ？

緊箍咒其實不是問題。美國共和黨由猶太富商承包，貢獻無上限的 soft money，令美國支持以色列也成了結構性緊箍咒。然而此箍不同彼箍，不同在一個「阿媽係女人」式複式邏輯 ( tautology) ：共和黨不會損害猶太利益。黨為以色列犧牲富商利益，富商不會介懷；逼政客放棄「留下來的勇氣」，政客不會申冤。這就是遊戲規則。

規則卻不適用於香港。上峰胡主席溫總理作風民主，但容許普選與否，我們不知道；下峰曾主席葉議員「民主建港」，但是否形左實右，我們也不知道。念咒的觀音只要一炷香自己享用，大家都知道，只有上下峰不知道。

需知孫悟空上西天後，緊箍咒自動解除，還被封為鬥戰勝佛。民建聯要鬥要勝要愛國要愛黨，都應該上上西天。退一萬步，懂得念咒的除了觀音和四大護法，總有幾個不食人間煙火，不會念多錯多。

小世界


智力健全的人應該投身學術，只要不是醉心學術圈。圈內外都說牛津盛產怪人。怪得像尼采，很好；以怪來掩飾不是尼采，則另當別論。像某港產中國「權威」，全天候十七世紀對白，「牛津就是雅典共和國」，然後怪笑三聲而去。不以「博士」相稱會反目收場，因為他已經沒有其他身分；雖然洋學生享有贊拜不名、呼名喚字的階級特權，那是另一個略為不同的身分問題。

為證明比夷人更夷，他自言不敢走進「列寧的中國」，不承認改革開放的發生，不知道有一種叫全球化的現象，那些統統是野雞大學的「 sexy gimmicks 」，不是與時並進。似乎一切都停留在文革歲月，一如他與香港音訊隔絕，不知中國有江，遑論胡溫。直到在不惑之年搭上一名洋妞為妻，他的個人大事記忽然公告天下，在通訊欄目，音容永在。

圈內也頗有些研究生日夜對古人自稱寂寞的心，卻天天以同胞背景為「重點研究項目」。於是跟地位高的低的談話，都是鑽營；相熟的女孩男孩，一律成了性伴侶。這個理論基礎，是孔夫子的「無友不如己」，結論是他們的朋友，只能是自己的複製人。儘管在圈子並不成功，但得悉母體被批評，他們還是呻吟「生為學術人，死為學術鬼」，歸屬感教人相當感動。

還是嚮往謝霆鋒的舊歌：我想飛，不必牽掛你，在大世界。

藍血人


那是大不列顛。簡約得而以紙筆代電腦的大圖書館，卻是家道中落兼財赤的殘跡，不是復古的理想地方。電視專訪的貴族，也由叨著煙斗的丘吉爾，退化為一群有世襲伯爵銜頭、言論卻相當「海德公園阿伯」的潦倒牧羊人，證明他們要從上議院消失。是這一代見山非山，還是見面不如聞名？

當然，那個英國偶爾回來，例如去年告別 103歲的王太后那天。有了百萬子民揮手這佈景板， BBC雀躍得又是二戰光榮，又是日不落典範；諷刺無人悼念老媼的衛報忽然收斂，忽然頓悟需要階級敵人的傳奇。王室迴光返照，不再「騎呢」得像愛登士家庭，女王也不像演員羅蘭。就這麼一天。

對胡適筆下的美國望穿秋水，又是美麗的誤會，又是直到一日。那是世紀末仲夏，小約翰甘迺迪駕駛直升機，一去不返。 CNN又是第一家族，又是重播3 歲小甘向亡父軍禮道別的經典一幕。狗仔隊放棄專業精神，放過他的遺骸，一天。

不少友人的中國夢，同樣被四合院上蓋的麥當勞幻滅，直到比王太后更頑強的宋美齡往天國瀟灑走一會。那個中國，姍姍來遲，順道迎來漢學家遲來的春天。

不在乎兩個太后一個世子的故事都有水份，那本來就是浪漫主義以棺材煉成的傳說。反正古今中外都只有冒牌藍血人，沒有真正 Blue Blood。就怕特區諸公即使蒙馬克思寵召，我們也沒有那一天。

太空主義


「作為曾經從太空回眸地球的人，我明白國家的概念是何等渺小，人類的爭拗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我們的理念感動了兩代人，已經完結歷史任務。」

動人的宇宙演辭，不是出自加加林、岩士唐或楊利偉，反而來自探討德國統一的電影《再見列寧》的東德太空人。導演與反全球化學者一樣，欷歔共產主義名實全亡，淪為純理論。然而信仰的昇華，也由現實的崩潰開始。

卜居東德四十年的蘇維埃臣民，不能走出鐵幕接受自由，鐵幕一代卻不惜流血也要麥當勞。然而當圍牆石變成德國特產，共產市場幻滅，資本泡沫爆破，新舊理想一併報銷，兩代人這才發現一道哭牆，竟然東面西面，都是烏托邦的紅色通道。這就是歷史的玩笑。

正史是西德解放東德，西風壓倒東風；電影是東德接收西德難民，邊界開放，世界大同，資本主義凱旋，共產主義也含笑而歿。電影譯名為「快樂的謊言」，這樣的信仰，也比殘酷的現實快樂。

據說四十歲後的共產信徒，又稱為智障老人。其實他們知道水清則無魚，正如不少教徒從不相信擬人化的耶穌。電影裏淪落為的士司機的太空人 Sigmund Jaehn，真有其人，活過一甲子，還在 1993 年代表德國加入歐洲太空組織。他無疑有資格默念那篇演辭，在楊利偉懷著一個主義還陽的剎那，憑弔那曾經滄海的虛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