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旭暉2007(4月至6月)文章

窩囊的現代國王


牽頭驗愛滋的萊索托國王萊齊三世(Letsie III)1996年登基，當時已是二度執政。萊索托並非絕對專制國家，但國王權力始終比英女王大，不過萊齊的父親莫舒舒二世(Moshoeshoe II)在位數十年，卻享受不到真正權力，有「當代窩囊王」之稱。他1960年繼位時，萊索托還是英國保護國，獨立後王室大權旁落，莫舒舒被首相罷黜軟禁，流亡荷蘭，後來回國復位，卻被禁止干政。後來強人首相下台，軍政府執政，又在1990年廢掉莫舒舒，逼他流亡英國，推出兒子萊齊擔任傀儡。後來萊齊強政勵治，解散國會，把王位送回父親，父王卻因車禍去世，實在一生坎坷。假如莫舒舒的祖先不是主動請英國保護，讓國家併入荷蘭後裔管治的南非，今天該國已是南非一部分，反而可能沒有混亂。獨立是否重要，從來都是見仁見智。

陳馮富珍與萊索托


萊索托憑亨利王子的愛滋基金進入英國視野，卻要靠陳馮富珍才令華人知道有這樣一個國家。去年世衛總幹事競選時，非洲執委手握9票，其中一票即來自萊索托。非洲各國原有默契，不公開投票取向，以免左右做人難，唯有萊索托積極發聲，先是外長表示首輪投票將投非洲人，同胞出局後才考慮其他；接著是衛生部長透露萊索托首相已向中國作出「承諾」，暗示全力挺陳馮。

如此小國欲蓋彌彰地發言，自然是為了吸引中國注視，因為萊索托原是台灣邦交國，1983年才和北京建交，又在1990至1994年和台灣復交4年，反覆無常。正是因為代表非洲發聲的是萊索托，有勒索兩岸的前科，外間才言之鑿鑿說北京為陳馮買非洲票。無論如何，陳太已當選，萊索托是世衛重點照顧的愛滋災區，當地國王會否後悔，就得走著瞧了。

一國兩制vs「一黨兩國制」


我們天天聽見一國兩制的偉大宣傳，認為一國以下的彈性是高度創意。其實「國家」，也可以處於其他政治組織之下，曾幾何時的第三國際，就是凌駕各國共產黨的跨國組織。但第三國際不容許「兄弟黨」大鳴大放，所以毛主席一類成員有毛有翼，就會心生「異心」。唯有一些特殊例子，一個政黨會同時在兩個相鄰的國家執政，兩國政要都是自己人，卻隸屬不同國家的文化、機器，不容它們不各自運作，這就是一國兩制的姊妹篇：「一黨兩國制」。一般來說，一黨兩國總有讓兩國邁向合併的願景，但通常也以兄弟鬩牆的分裂失敗告終，典型例子包括佛得角與畿內亞比紹、敘利亞與伊拉克、伊拉克與約旦，都值得祖國的一國兩制反方向參考。

佛得角與比紹流產合併


佛得角群島是西非小島國，在大航海時代淪為葡萄牙殖民地；同時對岸非洲大陸的小國畿內亞比紹，也逐漸被葡萄牙兼併。非洲各國獨立時，葡國殖民地並不多，佛得角和比紹同仇敵愾，一同進行反殖民運動，以留葡精英為主的反對派組成單一政黨，就是「畿內亞比紹和佛得角非洲獨立黨」。不少佛得角的獨立領袖來自比紹，反之亦然，難分彼此。

後來葡萄牙發生政變，政府放棄全部殖民地，比紹和佛得角同步獨立，同一個黨的政要成為兩國元首，連國旗設計也彰顯了姊妹特色，希望盡快可以整合為一國。可是居於少數的佛得角精英被比紹人看作特權分子，比紹終在1980年發生政變，生於佛得角的總統卡布蘭(Luis Cabral)被推翻，佛得角唯有終止合併計劃，並組成新的非洲獨立黨。

佛得角赤腳天后


　佛得角缺乏天然資源，但由於人口少、孤懸海外，單靠旅遊業，已足以成為非洲的安逸國家；近年還勘探石油，可能變得更富有。它終止和畿內亞比紹的「一黨兩國」合併，實在是卸下大包袱，儘管當時不情不願。時至今日，比紹政變連連，佛得角國泰民安，甚至有「脫非入歐」之勢。最為西方認識的佛得角人是曾獲格林美獎的歌手艾芙娜(Cesaria Evora)，她自創了一種名叫Morna的fusion音樂，將西非、大西洋、葡萄牙、法國諸般風格融合為一，據說連麥當娜和Ricky Martin都曾從中偷師。她每次登台都以赤腳唱歌，包裝佛得角的純樸，有「赤腳天后」之稱，以示不忘本，也成了佛得角宣傳為「亞歐美非四洲中介」的生招牌。近年佛得角再也不說合併，更把和窮親戚相似的姊妹國旗改掉，一切一刀兩斷。

聖盧西亞之後的聖多美：台灣外交最後一戰？


台灣本周宣布跟加勒比海島國聖盧西亞復交，成為行政院長蘇貞昌的競選政績，總算是近年台灣斷交潮的迴光返照。可惜台灣外交重量不重質，並未注視已建交的西非袖珍島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Sao Tome andPrincipe）近年成了國際新貴，檔次遠非什麼圖瓦魯、伯利茲、聖雲仙、聖吉斯納域斯等「水扁之友」可比。除了梵蒂岡，台灣邦交國應數它最有價值。

八國斷交後迴光反照

目前台灣在非洲只有5 個「友邦」，其實90 年代初還有10 個，只是近10 年流失了8 個：萊索托、尼日爾、南非、中非、幾內亞比紹、利比里亞、塞內加爾、乍德。這些國家部分分量十足，例如非洲領袖南非、美國捧出來的西非反恐二哥塞內加爾、石油大國乍德、史上首個非洲共和國利比里亞，都有不同外交價值。台灣現在只有從未與北京建交的窮國馬拉維和斯威士蘭，以及近年爭取過來的岡比亞和布基納法索，它們之間不能構成整體，是純粹的金元外交產品。

聖多美人口只有十多萬，面積小於香港，原來也是北京邦交國，97 年投向台北時也是援助掛帥，兩國幾乎沒有直接貿易。除了派錢，台灣也有派醫療人員到聖多美，不少義工自願到那裏建設，寫下的半官方博客圖文並茂、鉅細無遺，大概是華文社會對該國的最詳細描述，也是民辦外交的憑證。只是這些檔案對聖多美近年的新價值隻字不提，卻不知是否有意：就在台聖建交那年，聖多美附近的幾內亞灣探測到石油，政府剛成立石油公司，各國石油企業數年後逐漸進駐。自此原來政局穩定的島國烏煙瘴氣，官員愈來愈貪污，外國勢力愈來愈複雜，更在03 年策劃了一宗雷聲大雨點小的僱傭兵政變。

非同小可的「未來科威特」

理論上，新發現的石油可以讓聖多美人徹底脫貧，估計該國十多萬人每人平均可得100 萬美元。事實上，聖多美未有時間將財富化為基建，就要應付石油公司之間的平衡，淪為羊牯。它希望投靠石油大國尼日利亞共同開發資源，又不知不覺捲入該國的分離主義亂局；引入前宗主國葡萄牙和美國的公司，又開罪了壟斷西非的法國。本國人生活並未顯著改善，就要承擔忽然上升的政府開支。但長遠來看，聖多美國內不存在種族或語言問題（不同分裂為英法語區的喀麥隆），沒有內戰（不同百廢待興的安哥拉），人口稀少（不同人口過億的尼日利亞），民主化全面落實（不同鄰近小國赤道幾內亞絕對獨裁），又是歐洲新興度假聖地，應是幾內亞灣石油新貴當中，最易急速發展為「未來科威特」的一國。

聖多美和台灣同樣是島國，同樣有異於英法傳統殖民勢力的經歷，同樣面對經濟轉型，又有「脫非入歐」或「脫亞入洋」的潛意識，其實，沒有想像中遙遠。台灣誤打誤撞，擁有了難得有潛力的「友邦」而不知珍惜，將之埋藏在那些常人聞所未聞的窮小國當中，實在頗為浪費。北京不集中爭取聖多美，才教人奇怪呢。

一黨兩國之納塞爾黨


其他「一黨兩國」的失敗例子都出現在中東。最著名的是埃及和敘利亞曾在1958至1961年合併為「阿拉伯聯合共和國」，背景並非兩國有相同政黨執政，而是敘利亞民選國會自願和埃及合併，因為當時的埃及總統納塞爾是泛阿拉伯領袖，甚至連利比亞的卡達菲政變上台時，也想過將領土全部奉送予埃及。可是兩國合併後，埃及視敘利亞為殖民地，禁止當地一切政黨運作(納塞爾的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除外)，甚至連敘利亞精英也要作為人質，寄居開羅。原來敘利亞希望合併犧牲的政治權力，可以在經濟層面彌補，可是埃及又不鼓勵敘利亞商品流入本土市場，最終敘利亞上下都呻笨，經由一場政變推翻聯合共和，重新獨立。自此納塞爾的政黨只能成為埃及本土黨，白白浪費了海外擴張的黃金機會。

一黨兩國之復興黨


1943年，反對阿拉伯重新伊斯蘭化的民族主義者成立「阿拉伯復興黨」，被視為當時的進步勢力，口號是促進阿拉伯民族統一。

1963年，復興黨同時在接壤的敘利亞和伊拉克成功策動政變，同時上臺，當時也曾有將兩國逐步合併的打算。不過由於兩國復興黨人都相當自大，三年後，兩黨高層就全面反目，復興黨正式分裂為敵對的兩大陣營，最愛向對方內部挖角。正因如此，伊拉克的薩達姆和敘利亞的阿薩德雖然意識形態相近、屬於同一政黨，卻是公認的世仇，敘利亞甚至在兩伊戰爭支持伊朗，又在海灣戰爭出兵協助美國對付伊拉克。薩達姆下臺後，美國指敘利亞庇護大量伊拉克復興黨人，倒提醒了敘利亞：要是兩黨再就實行一黨兩國制，也許美國還不敢出兵呢。　

一黨兩國之哈希姆王室


　與伊拉克相關的一黨兩國，還有悲壯的一頁。一次大戰後，約旦和伊拉克都由哈希姆家族管治，兩國國王都是阿拉伯領袖阿里的兒子。五十年代，阿拉伯民族主義空前盛行，埃及和敘利亞一度合併，使代表傳統親西方精英利益的哈希姆王室大感不安。

當時都是二十出頭的兩國國王，在攝政王建議下，決定將兩國合併，更要求英國交出當時還未獨立的科威特，加入「哈希姆聯合王國」，可見伊拉克兼併科威特並非薩達姆一個人的夢，當年的伊拉克國王同樣開宗明義搞「擴張」。然而合併計劃被伊拉克軍官強烈反對，質疑是西方操控的陰謀；英國也在背後鼓勵伊拉克人推翻王室，來維繫它在科威特的統治。計劃出籠不久，伊拉克就發生政變，王室被滅門，剩下約旦王國殘存至今。

一黨兩國之未來


20世紀的一黨兩國合併攻略一律慘敗，但在非國家個體興起的21世紀，以黨整合國家的手法，卻可能水到渠成。例如目前的歐洲議會並不以國家劃分座位，而是以政黨的左中右劃分，比利時的社會黨和匈牙利的社會黨重新成為同志，在各國都屬於少數的政黨(特別是綠黨)，在歐洲議會成了主流勢力。這些都是從前「一黨兩國制」催生者、第三國際殘夢者都夢寐以求的事。近年不斷有人提倡亞洲整合，其實務實的做法，應是從亞洲政黨整合開始。問題是我們始終找不到亞洲政黨之間雷同的跨國意識形態，共產黨和民建聯的雷同又不是巧合。缺少了由下而上的整合，亞盟始終不可能像歐盟蓬勃發展。不過一黨兩國制對傳統國家政治的顛覆，應會成為未來數十年西方社會的平常事。

侯活曉士的電影手術


剛憑《無間道風雲》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的馬田史高西斯，一直對盎格魯撒克遜人(Anglo-Saxon)的標誌「美國夢」諸多修正，勇於挑戰不同建制，在光譜上似乎算是中間偏左，舊作無論是《的士司機》、《基督最後的誘惑》還是《活佛傳》，都曾引起大小不一的風波。假如觀眾是史高西斯迷，而又不很了解傳奇富豪侯活曉士(Howard Hughes)，看過以曉士前半生事跡為藍本的《娛樂大亨》，加上演員是偶像派的迪卡比奧，大概會認為主角是一個放蕩不羈的自由派。事實上，曉士在美國近代史一點也不開明，而是以大右派著稱。電影不介紹他的意識形態取向自然不是問題，因為這人實在太有趣、「勁騎呢」，話題數之不盡，但史高西斯隱惡揚善的鋪排，必須讓我們逐一解讀，才不致誤導大眾。

老影后的左傾


　侯活曉士是億萬富豪、影視大亨兼航空巨子，生命最後二十年，自我隔絕於酒店密室，死時遺體要靠驗指紋才能被辨認。《娛樂大亨》卻集中介紹他年輕時的輕狂往事，特別強調曉士對「照顧」女明星樂此不疲、反對建制，處處顯示他的「進步性」和對傳統的不滿。例如電影述及曉士拜會明星女友嘉芙連協賓(Katharine Hepburn)康涅狄格州的家人，對女方的繁文縟節甚表不滿，認為人家揮霍無度，最後不歡而散，埋下二人分手的伏筆。其實協賓家族一律左傾，成員對女權主義、平權主義一律熱衷，甚至有共產主義傾向﹔協賓日後三度成為影后，也是以不諧世俗、漠視記者著稱。這些左傾傾向，讓信奉保守主義的曉士甚為不滿，但電影只是表達出一個浪蕩青年挑戰權威，權力位置幾乎顛倒。

反叛放縱的人也可以保守


《娛樂大亨》講述侯活曉士成為電影大老闆期間，故意挑戰當時的電檢尺度，千方百計讓女演員的低胸裝通過檢查，而且自鳴得意。今天看來，簡直是我們挑戰廣管局的進步偶像。然而曉士對性感的「開明」，從來沒有超越個人喜好、老闆商業計算，並沒有任何意識形態指引，反而被女權分子視為設計玩物的始祖。

大量經典「波霸」都是曉士加工出品，她們的登場卻反而令保守主義的父權思想全面弘揚。這就像廣管局主席馮華健近年被某電台主持「揭發」曾和白韻琴姐姐熱戀，正音元老何文匯的第一任妻子是梁鳳儀女士，也不可能反證馮主席和何大師意識形態上有任何顛覆性，或對建制有任何排拒。由此可見，私人空間的開放、公共空間的保守，對一個成年男人來說，是完全可以並存的。

麥卡錫時代的大右派


《娛樂大亨》的高潮，講述曉士的環球航空公司和對手泛美航空公司打商業戰，雙方開宗明義大搞官商勾結，導演卻讓曉士站在道德高地，以布雷斯特參議員(Owen Brewster)和泛美的金權勾結，襯托曉士作為被迫害對象的正義。

這位參議員是正宗共和黨保守派，後來曉士慫恿布氏政敵以「反貪腐」為名把他拉下馬。他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好友，就是麥卡錫參議員，也就是五十年代美國反共熱「麥卡錫時代」的頭面 人物麥卡錫。

布雷斯特為曉士搞的聽證會鬼影幢幢，令人聯想麥卡錫那些針對左翼人士的逼供會。既然電影只介紹曉士作為被審判者，觀眾理所當然推斷他也是麥卡錫時代的受害人，和面對類似指控的馬歇爾將軍、赫爾利將軍等一代美國偉人同類。這又是不美麗的誤會。

侯活曉士賄賂尼克遜


和各地富豪一樣，侯活曉士是美國真正主人——軍事工業集團——領袖之一，懂得和政客結成共生關係。他的門徒，就是尼克遜。尼克遜發跡前，曉士曾賄賂其兄弟和幕僚，後來尼克遜成為總統，擔心被曉士過份操控、希望毀滅交往證據，才間接引發水門事件。

除電影交代的國難財，曉士的其他軍事合同，亦和CIA的反共工作有關，甚至連暗殺古巴領袖卡斯特羅一類「任務」也敢承接。勇於進行這類工作的單位，已可算是政府部門的外部組織(external cell)。歸根究柢，曉士討厭共產主義除因為自己富有，更因為他相信像他這樣積極奮鬥來獲得地位、而不是依靠福利主義施捨，才是真正的「美國夢」。諷刺的是，這個「夢」，正是馬田史高西斯在《無間道風雲》努力修正的夢。

東南亞7 米巨浪衝擊峇厘布吉


　印尼旅遊勝地峇厘、爪哇南部和蘇門答臘亞齊等沿海地區自周四起遭遇異常的巨浪侵襲，逾千人被迫逃離家園，幸迄今無人傷亡。官員指海浪有2 至3 米高，一些地區的海浪更高

達7 米。泰國旅遊勝地布吉亦出現巨浪。

巨浪造成印尼數百房屋學校被毁，大片稻田被海水淹沒，數十漁船被毀，沿海居民紛紛逃向較高地帶避難。印尼官員指海浪活動將持續至周日，希望沿海漁民不要出海。在峇里，部分地區亦受巨浪破壞，不少旅客要避離海邊。當局已下令禁止在峇厘熱門旅遊點Kuta 灘滑浪。在泰國，布吉當局也宣布因大風巨浪，關閉海灘，禁止旅遊出海活動。

源於強烈季風無關海嘯

印尼官員表示，周六的不尋常巨浪已有所減弱，估計今天將在1.5 米以下，但在爪哇西部面向印度洋的人口稠密地區，仍可能出現達3 米的巨浪。因沒發生地震或風暴，巨浪成因與地震海嘯無關，法新社引述官員指巨浪可能是由印度洋的強烈季候風所致，加上周五是潮汐高峰期，所以浪特別大。　

公然種族歧視的富豪


侯活曉士的種族潔癖也是十分著名的。他晚年信奉摩門教，圍繞身邊的都是教士，據說一大目的，不過是掩人耳目，以此防止猶太人在身邊出現。他曾買下賭場，據說真正用意，就是要趕走裡面的黑人。他的飛行公司無懼自由派示威，一直堅持聘請「優秀種族」擔任包括機師在內的主要職位，不希望受其他種族「污染」。今天的機師優越病，正是曉士的得意之作。要不是他認為非我族類都是「污物」，他晚年誰也不見、誰也不信的生理加心理潔癖，也不可能如此嚴重，以致一切物件都要真空消毒，才能被他老人家觸摸。

這些意識形態，一切都和希特拉相類，當然曉士沒有條件搞大屠殺，但他的反猶傾向、和可能隨之燃起的暴力苗頭，其實已對今日布殊搞過了頭的反恐承先啟後。

保育鬥發展 古物會遭騎劫


　　我相信皇后碼頭是一級文物，是基於對歷史在時空壓縮下應被如何重構的個人學術理解，與其他身份無關。政府和民間團體的一些政治化處理，則令人頗為憂慮。

　　碼頭評級後，保育人士希望它成為法定古迹，希望古物諮詢委員會勸說民政事務局長，「再下一城」。

　　吊詭的是，政府似乎比民間更希望議題在古物會提出，因為有十足把握不通過，屆時有了清拆皇后的理據，讓民望忽然上升的古物會「將功補過」，盡管一切無法律效力。民間理解的法定古迹，是一二三級以上的「特級」；政府演繹的法定古迹並非評級，而是古迹和發展協調後的總和。法定了，政府認為是評定古物的人漠視發展；不法定，民間團體認為古物會出賣保育，甚至以為一級評級，又是陰謀。

局長乾綱獨運 不公允

　　從政治倫理角度來看，政府和民間希望對古物會的繼續利用，都是不應鼓勵的目標為本，只會雙輸。姑勿論發展Vs保育的說法是否合理，同時照顧兩種利益，是政府作為一個整體的工作，而不是某一個局、署、委員會應處理的工作。

　　評定古物的人，根據西方政體互相制衡的原則，其實，沒有責任平衡發展，應作出比過往proactive的決定。

　　問題是，現在決定法定古迹的人是民政事務局長，而法定古迹的價值，在於其對發展的凌駕性，但古物會的職責，卻不包含發展。讓古物會承擔這樣的工作，無論結論如何，它都變成「古物與發展諮詢委員會」；但政府委任古物會時，並非以這角度考慮人選，得到甚麼結論，都有欠公正，不滿的人，都不會心服。邏輯上，決定法定古迹的工序，起碼應有另一個諮詢程序，同時包括已整合的保育共識，和已整合的發展共識。否則，局長乾綱獨運，對事、對人，都不公平。「古發會」出現前，民政局長不應說「不打算列為法定古迹」，也不應拿古物會當擋箭牌，更不應清拆一級古物，否則整個評級，在公眾看來，會變得毫無意義。

獨立政府以外 調和矛盾

　　因此，將古物會放在發展局，是奇怪的。「古發會」應分別來自一個「古物會」與「發展會」，前者來自民政局，後者來自發展局，「古發會」應設於兩者以外，直屬特首辦、政務司還是甚麼，甚至毋須是常設機構，只調和重大矛盾。

　　這樣說，不是純粹的理論，也涉及如何解決「不能吸納激進」的現實。現實情況是︰民間團體對政府不信任，政府難以吸納民間團體，發展商認為保育是少數人搞事，專業人士備受雙方壓力，沉默大多數的民意不易掌握。結果，所有相關議題，討論萬遍，都沒有定案。要解決困局，必須從各自為政開始。

　　假如我們有完全獨立的古物評級機關，真心關注保育，在社會有公信力，政府起碼有整合後的談判對象，不用老是把最激進的一群拿出來無限擴大。

　　假如我們有完全獨立的發展機關，讓不同發展商先在那裏得到共識、毋須借保育議題互放暗箭，議題的複雜性，也會減低不少。兩個共識在「古發會」整合前，古發會應委託有公信力的第三者進行民調，避免雙方各自扭曲民意。假如它老是偏袒發展商，古物代表自然受壓，反之亦然。一切在與狼共舞中前進，這才是政治的常態，來確保保育不是發展的junior partner，再將兩者融合。皇后人文精神是讓人鼓舞的，但不必要的政治除外。後者，很討厭。

　　（編按︰作者為古物諮詢委員會成員之一）

荷李活集體輻射醜聞


侯活曉士冒險精神十足，又是飛行員，卻不認識科學，而且對科學驚懼。1955年他開拍爛片王之一的《成吉思汗傳》，拍攝地點為核試後的內華達州沙漠。他不但堅持實景拍攝，更下令把受輻射感染的泥土搬回片場繼續補拍連戲。後來該片大量工作人員死於癌症，包括主角尊榮。曉士自此聞癌色變，更長期居住在拉斯維加斯賭場酒店。擔心受輻射感染，他居然賄賂總統詹森和尼克遜，要他們搬往別處核試。這和希特拉因怕步母親後塵患癌而拒絕食肉是如出一轍。假如有導演以法西斯主義角度，補拍侯活曉士的中年和晚年，再和《娛樂大亨》手術後的「自由派曉士」並列，這才足以還這位保守主義者一個公道。

皇軍酷刑被忽視之謎


南京大屠殺再成為中日外交爭拗重點，中方對死難人數「三十萬」的堅持，成了日本右翼質疑中國數據科學性的切入點。原來黑白分明的歷史，也變成不能求證的無頭公案。

中國唯有希望發掘「質」的證據，重新研究日軍的酷刑，因為只要找到小量例子，就足以論證日本治軍方略，而毋須真的逐家逐戶，數足三十萬。

近年國際社會對戰時暴行分兩類處理，強姦分為「隨機強姦」和「系統強姦」，像後者出現於波斯尼亞內戰，塞爾維亞軍被指有意強姦全體敵對種族的婦女，造成一百年後統一的既成現實。

日軍用活人做標本的731實驗行徑雖然殘忍，卻被國際社會歸類為沒有目標的「隨機行為」。

這解釋了何以日本侵華不同納粹有系統屠殺猶太人，不能得到世界輿論的最大注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