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湖隱士 - 岳飛、秦檜、趙構二十大疑案

把姚平仲劫營舊事重提是最厲害的一招，這把趙構的思路引到了這樣一個判斷——李綱、宗澤等人是愛國？ 是愛君？ 還者是愛功名？

宗澤請趙構回東京主持大局、誓死抗戰；李綱主張趙構先回東京，金兵如果南侵，屆時可以審時度勢，能守則必當堅守，不能守則退往襄陽、鄧州；黃​​潛善、汪伯彥主張趙構遠避東南，先確保自身的安全，等國勢強大，再謀中興。

這三種方案呈現出三種不同的觀念。
宗澤的方案把國家擺在首位，他認為收復失地、迎還二聖、保護大宋子民是趙構不容推辭的責任，現在哪怕再危險，也應當義無反顧、有進無退，只有這樣才是一個“稱職”的皇帝（請注意這一觀念，宗澤的這種觀念給了岳飛以巨大影響），何況東京並不是不能守。
相比之下，採用宗澤這種方案，對趙構來說，他個人的安全風險最大。

黃潛善、汪伯彥的方案和宗澤的方案出發點正好相反，把趙構的個人安全擺在首位，而把趙構的責任放在次要位置。
李綱的方案居於兩者之間，但依然是把國家擺在前面，讓趙構首先要去承擔責任，同時他也盡量設法降低趙構的危險，安排好戰敗時的退路，避免趙構重蹈父兄的覆轍。
趙構做出了他人生的一個重要選擇——南下避敵。
趙構還不知道，當他做出這個選擇的時候，已經決定了他人生的方向，今後想改變就很難了。

趙構明白，李綱是不能再留在朝廷了，當然李綱也不會留在朝廷，李綱表示得很明白——黃潛善、汪伯彥主張南下避敵是誤國誤君，他決不同流合污。
趙構讓黃潛善起草起草製書，罷免李綱。
黃潛善說：“臣啟陛下，微臣與李綱素來論事不合，此製書臣不宜起草，陛下還是命朱勝非草製為好。”
朱勝非接到趙構的命令後，不知如何下筆，又急忙找到黃潛善詢問，黃潛善對朱勝非面授機宜，很快就份製書就公佈了出來：

“李綱狂誕無上，剛愎自用，謀國無策。所行事務，買馬之舉騷擾四方，籌措軍費橫徵暴斂，竭盡東南之民財；李綱以個人好惡區分大臣之愚賢，導致賞罰不公；人心悅服的朝廷詔命，李綱屢次抗辨，力阻其施行；李綱刑法失當，還想盡辦法要求皇上親筆簽署；甚至塗改聖旨詔書，包庇姻親作惡；現又以防秋為名，對親信厚加賞賜達百萬緡之多，而每敦促其北進，卻又拖延逗留不前。試問李綱是何居心，專製到如此地步？”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八月十八日，李綱罷相。
李綱從就任宰相到被罷免，一共只有七十五日，而製書措辭之嚴厲，更是出人意料之外，一時朝野震動。
讓趙構始料不及的是，罷免李綱釀成了一次政治危機。
他登基時受到普遍擁戴，現在太上皇趙佶手書的“可便即真”的御命讓他的皇位更加合法化，但“可便即真”後面還有四個字——“來救父母”！
趙構任兵馬大元帥時不救援東京，避敵自保，還能找到原諒他的理由——倉促間湊起來的軍隊，如果硬幹，不但救不了東京，還可能把自己也搭進去，保存實力是可以理解的。
這次，在有主戰派力爭的情況下，在中原人民殷切地期盼下，趙構再次避敵就沒那麼容易了。

首先從朝廷上發出了抗議的聲音，右正言鄧肅上章：

“人主之職，在於論相。李綱學雖正而術疏，謀雖深而機淺。陛下曾對臣說李綱真乃以身徇國之臣也，今日突然將其罷免，而且責備如此之嚴厲，臣甚感疑惑。不知起草製書者有何依據？”

尚書右丞許翰也上章論李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輔佐中興，並且表示既然罷免了李綱，自己留下也沒有意義。 許翰也上了辭表。

趙構也極擔心失去人心，在黃潛善、汪伯彥的策劃之下，趙構下詔宣布將隆祐太后送至江南避敵，而自己要獨留中原，主持中興大計。 此乃投石問路之策，他們要藉此看一看軍民的反應。

八月二十日，也就是李綱罷相後的第三天，隆祐太后離開了應天府，沿路的百姓無不傷心落淚，大家都覺得要不了多久新皇帝恐怕也會棄百姓而去了。
隆祐太后剛走，東京留守宗澤的奏章就飛遞到了朝廷：
“聽聞陛下聲稱要獨留中原，臣甚感懷疑——這一定是朝中大臣托愛君之名，謀苟安之策，一定是有人勸陛下不顧天下大計，渡江避敵……”
宗澤一點也不拐彎抹角，直接就扯下了趙構的遮羞布。 這讓趙構感到十分難堪，更讓他覺得在宗澤這類大臣對自己還全無敬畏之心。
李綱罷相本來就已導致朝野上下議論紛紛，隆祐太后的南下又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想走，看來也不是那麼容易。 但此時的趙構已經不可能有第二種選擇，現在已經是八月，馬上就是秋高馬肥，又到了最適合金兵南下作戰的時候，再拖延下去，只怕想走就更難了。

二十二日，在黃潛善、汪伯彥建議下，朝廷將李綱所施行的諸路買馬、勸民出財助國等措施全部罷除。 趙構又特意下了一道詔書，把李綱此前建議設立長安、襄陽、江寧三個陪都的奏章公示，想藉此證明李綱其實是讚成遷都的，只不過外界不知罷了，聲稱罷免李綱是因為他獨擅朝政，誤國虐民。 至於外間傳言李綱因為反對遷都而罷相，純屬小人造謠。

掩飾自己無恥行為的方法之一就是往別人身上潑髒水。
趙構、黃潛善、汪伯彥以此把主戰派抗議的聲音壓下去，希望外間的議論早日平息，自己能早日躲到“萬全之地”。 然而事情的發展正好與他的期望背道而馳，對李綱的誣衊激起了更大的義憤。

趙構剛即位時，聽說太學生陳東頗有名望，將他召至了南京應天府，但還沒來得及召見。 這幾日來朝廷的一系列舉動又使陳東拍案而起，他再次伏闕上書。

這已經是陳東第五次伏闕上書：

第一次是在宣和七年末（公元1125年）趙桓即位後幾天，他上書請趙桓誅殺“公相”蔡京等“六賊”；
第二次是在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初，他上書請求追還南逃的“媼相”童貫，將其繩之以法；
第三次是揭發梁師成，促使趙桓懲治了這位“隱相”；
第四次伏闕上書更是聲勢浩大，導致京城幾十萬軍民雲集皇宮門前，逼得趙桓不得不重新起用李綱，逼得太宰李邦彥自請罷相。
陳東此前四次伏闕上書，撼動的都是權傾朝野的“公相”、“媼相”、“隱相”、太宰，還一度逼得皇帝趙桓不得不讓步。 雖然他只是一個太學生，但能量的確不可小視。

陳東這次的上書依然是辭氣慷慨，咄咄逼人。 他極論李綱不可罷相，黃潛善、汪伯彥不可擔國家大任。 至於遷都一事，陳東比宗澤說得還要直白：陛下與黃、汪等人決定棄中原、避強敵，還要把遷都之議強加在李綱頭上，不過是想藉此搪塞中外的議論罷了。
這些言論倒還罷了，陳東的上書中竟直接質疑趙構皇位的合法性。 陳東認為趙構在家是趙桓之弟，在國是兵馬大元帥，領兵勤王乃是分內之事。 趙桓雖然被擄往北方，但仍然是大宋的皇帝，趙構可以任監國之職，但即帝位卻不合法。 他直接問：如果將來迎回趙桓，趙構又將何以自處？

陳東的話折射出很多人的一種心理：趙構如果南逃，就沒有資格當皇帝。

趙構開始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自己的皇位其實還沒坐穩。 如果有人要攻擊的話，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靖康之末，趙構避敵自保，此為不忠；
現在南下避敵，是棄祖宗之地，是不救父母，此為不孝；
拋棄中原百姓，坐視他們受金人蹂躪，此為不仁；
為求自保而罷免李綱，又將遷都之舉栽到李綱頭上，此為不義；
……

趙構開始驚慌了，要知道，“宗室派”還在覬覦著帝位。
陳東的上書激起了強烈反響，一時輿情洶洶，趙構、黃潛善、汪伯彥感到了巨大的壓力。

此時南京應天府來了一位豐神俊美的書生，名叫歐陽澈，字德明，時年三十七歲，江西撫州人，少年時就喜歡指點天下大事，意氣慷慨，時人都稱他憂國愛民之心是出於天性。

歐陽澈一個人在家裡專心蒐集、分析朝廷政策的闕失、政令的不當，提出了許多治國安邦、抵禦外患、剷除奸佞的主張。 靖康初年將其寫成一部三巨軸的“巨著”，要呈遞給朝廷。 但這部“巨著”太重，郵差搬不動，州將（州里的武官）為此特別挑選了幾個力士才把他的上書背了出來。

歐陽澈稱這三巨軸書所言之事皆是切中當今治國的要害，其中觸犯權貴者有之、忤怒皇帝者有之、結怨富貴之門者有之、抨擊臺諫言官者有之。 說自己不是不知道上書的後果，但為了大宋天下長治久安，他甘願捨身抗言。
當然，當時的皇帝趙桓不會去閱讀他的“巨著”。
東京城被圍的時候，歐陽澈對人說：“我能口伐金人，強過百萬之師，願殺生以安社稷。只要讓我出使金營，必能迎回被扣押的親王，如果皇上不信，我願以子女做人質。”
同鄉們都笑他狂得沒邊了，但歐陽澈此心一起，執意要奔赴國難，憑誰也擋不住。 他打點行裝，徒步向京城進發。
趙構登基後，歐陽澈又來到了南京,繼陳東之後伏闕上書，他上書言事全然不管任何忌諱，不但議論國策，譴責宰相，還直斥皇帝的荒淫——大宋山河破碎，強敵虎視耽耽，中興大業遍布艱險，任重而道遠，但皇帝不思國家所蒙受的奇恥大辱，在父兄被擄之時還到處搜求美貌少女，對外邀取儉樸之名，在宮禁內卻縱情聲色、尋歡作樂……

原來，趙構本來就和他的父親趙佶一樣好色，登基之後，身邊的心腹太監康履等人自然不會放過向主子討好獻媚的機會。 他們曾派人到東京去搜求美女，為了掩人耳目，美其名曰選“拆洗女童”。 正當這幫奴才帶著幾百個十幾歲的少女要離開東京的時候，有人把這事捅到了宗澤那裡。
眼裡揉不得一粒沙子的宗澤勃然大怒，親自追出城要把這些女童截下。 別看那幫太監平日里趾高氣揚，不把朝廷大臣放在眼裡，但對宗澤卻是十分畏懼——這老頭倔得沒譜，把他惹急了，他沒準敢當場把你宰了，然後義正辭嚴地上表“請罪”。
正當那幫太監左右為難的時候，受害者卻給他們解了圍，除了少數人不願去以外，大多數少女及其家長都表示是自願的，理由是：留在東京城裡也難尋一條活路，能到皇宮裡是天大的造化！

宗澤差點沒氣得吐血。
朝廷裡李綱、鄧肅等人聞訊，立即上章規勸，告誡趙構：徽宗趙佶當年就是沉迷女色，害了國事。
趙構馬上表示他本來只是同意招納一些干雜活的女童，這是辦事的太監擅自胡作非為。
此後，趙構雖然有所收斂，但好色之徒又豈能立地成佛？ 他后宮的一些事還是漸漸傳出了一些風聲。
現在歐陽澈上書直言此事，等於是在指責趙構荒淫失德。
接二連三的上書讓趙構先是感到為難，從為難到難堪，從難堪到害怕，從害怕到惱羞成怒，他召來黃潛善、汪伯彥商議如何處置。
黃、汪二人都感覺到事情棘手，他們知道避敵南逃的意圖已經掩飾不過去了，不把陳東、歐陽澈這種言論壓下去，後果不堪設想。 但這些書生不存私心，不可能被金錢收買；他們一腔熱血，不可能用威勢壓服；他們激於義憤什麼話都敢講，讓他們閉嘴的辦法只有——殺。
但是，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立下過誓約——除謀反之罪外，不殺大臣和言事者，子孫有違此誓，天殛之！

黃、汪二人可不願意去犯這道祖宗家法，否則容易給政敵送上攻擊自己致命武器。 再則，陳東、歐陽澈的上書中已將黃、汪二人指為奸賊，他們出面來懲治，也必將被指為挾私報復。 （在權謀鬥爭上，黃潛善、汪伯彥的確比李綱有心計得多，對公開反對自己的人他們不會自己出面去殺，以免被人抓住把柄。）

汪伯彥左右為難，計無所出，而黃潛善卻想讓皇帝去背這個惡名。

黃潛善對趙構道：“歐陽澈上書所言宮禁燕樂之事，不知此說從何而來。”

趙構一下被戳到了痛處：“歐陽澈一派胡言，哪有這等事？他一介布衣從何得知宮禁之事？信口開河，無中生有。”

黃潛善道：“陛下息怒，臣等豈能不知陛下憂勞國事、日理萬機，只是歐陽澈一介布衣，竟出此無因無由的誹謗君上之言，臣恐背後有人挑唆指使，陛下不可不慎重處置。一個說陛下不應即位，一個誹謗陛下失德，人言可畏啊！只恐愚民無知，一旦被他們矇騙煽動，可能會激出大變。”

黃潛善提醒趙構：切不可小視了陳東，靖康元年正月裡，趙桓罷了李綱之職，陳東伏闕上書，鼓動京城幾十萬軍民包圍皇宮，率眾毆打宰相，殺死內侍幾十人，逼迫趙桓將李綱官復原職。 事後，趙桓想以要挾天子之罪懲治陳東，朝中不少大臣又出來全力保護。 他顯然是李綱的黨羽，他們上下包庇、相互唱和。 現在陛下又剛剛罷了李綱之職，切切要提防陳東故伎重演，鼓動軍民伏闕……
這一席話把趙構說得又驚又怒又怕。
黃潛善退出大殿之後，很快就在都堂接到了趙構誅殺陳東、歐陽澈的親筆御札。

黃潛善派心腹之人把御札轉送給應天府尹孟庾，並帶去口信：“皇上有旨，逮捕陳東、歐陽澈要秘密進行，處決要快，不須通知三省，否則必會有大臣又要上章解救他們，到時候容易節外生枝。”
孟庾接到御札，不敢怠慢，立即派人去請陳東、歐陽澈到府上議事。

陳東見了應天府派來的吏胥，心中就已明白了八九分。 他請吏胥稍等一等，說自己想吃了飯再去，他知道這可能是自己最後的晚餐了。

吃罷了飯，陳東又鎮定地寫了一份安排的家事遺囑，將遺囑交給左右：“我死之後，拜託你們將此信送回我的老家。”說罷，轉身去上廁所，吏胥面露難色，悄悄地跟在後面。 陳東知道他是怕自己尋機逃跑，於是回過頭笑了笑：“我陳東怕死就不會伏闕上書，既然上書就不會怕死，你儘管放心，我不會逃的。”

吏胥聞言答道：“我也知道陳公的大名，豈敢逼迫陳公？”
一會，陳東如廁出來，從容與學友告別，然後坦然向應天府衙走去。
當天薄暮時分，陳東、歐陽澈被斬首於應天府東市，然後又梟首示眾……

（誅殺陳東、歐陽澈是極為嚴重的錯誤，表面上控制了局勢，但此舉卻給趙構留下了無窮的後患。）

第二天早朝時，尚書右丞許翰聽到趙構和黃潛善談到處決了什麼人，退朝後，他問黃潛善：“黃相公，不知昨日處決了何人？”
黃潛善答道：“應天府尹孟庾斬了陳東、歐陽澈。”
“啊？！”許翰大驚：“怎麼沒見有文書下到政府？”
“皇上單獨給我下的御札，”黃潛善道：“所以許右丞沒有看到。唉！這孟庾也不給三省打個招呼，就直接行刑處斬了。”
“黃相公既然見到了御札，為何不勸諫皇上？”許翰質問道：“黃相公難道不知皇上即位之初就下詔昭告天下：'容受直言，雖有失當，不加以罪。'可謂是信誓旦旦，一時萬民歡呼。現在詔書墨跡未乾，就誅殺上書言事的士人，豈不令天下人寒心？”
“這……”黃潛善支吾道：“實在沒想到孟庾手這麼快。”
許翰見黃潛善還在狡辯，也不想跟他再說什麼，拂袖而去。
趙構的所作所為令許翰心灰意冷，他親自為陳東、歐陽澈寫了悼詞，對家人說：“我與陳東都為李綱之事力爭，現在陳東被斬首，我哪還能留在朝廷？”
許翰一連上了八道奏章，力請罷職。 趙構見許翰心如死灰，再留也是無益，批准了許翰的辭職。
已被罷職的傅亮此以老母有病為由，請求回家盡孝，趙構立即批准。 一力反對李綱任宰相的御史中丞顏岐又重新被起用，先是任工部侍郎，接著升任尚書左丞兼權門下侍郎，後來又再升同知樞密院事。 主戰派的中堅人物只剩下東京留守宗澤和河北招撫使張所了。
黃潛善密令張益謙繼續上章彈劾張所，朝中支持遷都避敵的大臣們也禀承黃潛善、汪伯彥的意旨，不斷上章彈劾宗澤。
九月十五日，河北招撫使張所被罷，落直龍圖閣之職，嶺南安置。 數年之後，張所死在了盜賊的手裡。

朝中大臣們正在彈劾宗澤，要罷了宗澤東京留守之職。 他們論列宗澤的最嚴重的罪狀正是拘押了金國的使節，並且皇帝屢次下詔命宗澤放人，對金使以禮相待，可他公然抗旨，目無君上。
宗澤的處境也十分危險了。

新任御史中丞許景衡見狀，急忙給趙構上奏章：
“朝中大臣紛紛指責宗澤的過失。但臣聞宗澤在東京誅殺盜賊、除暴安良，又重修守御之備，其政績歷歷可觀。臣以為，去年冬天若京城能有幾位像宗澤一樣的忠正之士輔國，則禍變何至於如此慘酷！東京乃宗廟社稷之所在，如果計較宗澤小小的過失，要將其罷職，試問朝中有何人的威名政術能在宗澤之上？何人能擔東京留守之重任？”

許景衡的奏章一下提醒了趙構，也提醒了黃潛善和汪伯彥——朝中大臣都知道，金兵如果再次南下，東京城必定又將成為其首要攻擊目標，這些聰明人是不會去當這個留守的。 罷了宗澤，還真地沒人願意接替他的職務！
那還是把宗澤留著吧。 有宗澤守衛東京，在北面阻攔、牽制金兵，趙構在南方也就安全了。
趙構特意將許景衡的奏章原封不動地發給了宗澤，這是向宗澤示恩——這麼多人都在彈劾你，我卻還是信任你。
宗澤看罷，長嘆一聲，心道：要是朝中有人願意來幹這份苦差事，早就把我罷職懲治了。

九月初，朝廷就已命知揚州呂頤浩修繕城池，為趙構南遷預做準備。 聽到金軍即將南下的消息後，趙構下詔：
“荊、襄、關、陝、江、淮全都為巡幸預做準備，各地官員應因陋就簡，供奉給朕的飲食無須豐美，沿路亭傳只要能避風雨即可，橋樑舟楫也以能夠使用為度，道路不須特別修治，沿途官吏不須隆重出迎。有敢以準備巡幸為名騷擾百姓者，一律依法從嚴懲治。惟有軍馬食用的芻糧，一定要豐潔；將士所居之寨柵，一定要寬敞舒適……”
這份詔書不知出自哪位大學士之手，此君是做秀的高手——皇帝的御膳可以馬馬虎虎，但馬吃的草料一定要豐潔；皇帝歇腳的亭傳可以因陋就簡，但護從的將士一定要住高規格。

沿途各州府的官吏見詔心領神會——不但要把皇帝侍候好，還要把皇帝勤儉克已、寬仁慈愛的美名四海播揚。

臨行前，黃潛善、汪伯彥又提醒趙構——現在，是殺張邦昌的時候了。

九月二十五日，趙構下詔賜張邦昌死。 張邦昌此時住在長沙的天寧寺，殿中侍御史馬伸已經外派為湖南撫諭官，賜死張邦昌的詔書下到了馬伸處。
馬伸將聖旨和一條白練送到了張邦昌面前。 張邦昌嚇得面無人色，他聽罷詔書，渾身顫抖：“臣冤枉、臣冤枉、冤枉啊……”
馬伸厲聲道：“僭逆之罪，當滅九族。皇上只賜死你一人，保全你的家屬，已經是格外開恩。你僭位之時，就應知有今日之報。”
張邦昌哀號道：“冤枉、冤枉啊！當日文武百官逼迫我接受金人冊封，我本要自裁，是他們不讓我死，讓我救一城無辜生靈……”
馬伸駁斥道：“你既然當初就想自裁，今日又何懼一死？”
“這，這……”張邦昌結結巴巴地道：“我從未真正稱帝，從不敢坐正殿，從不敢稱聖旨……，我對大宋一片忠心，公素來是知道的啊！”

馬伸冷笑一聲：“我還知道當初你外穿紅袍、內服赭衣；夜宿福寧殿，使宮人侍寢；留戀皇位，想逼當今聖上南逃。若不是宗澤領兵逼近京師，只怕你現在還當著金賊的兒皇帝。人心易騙，上天難欺！”
張邦昌撲通一聲跪在馬伸面前：“公念在同僚情分上，替張邦昌向皇上陳說一二，張邦昌決不忘再造之恩。”
馬伸鄙夷地看了張邦昌一眼：“馬伸與張相公有何情分？”
張邦昌癱軟在地上，一旁的執事官上來扶他起來：“張相公，這一劫是躲不過去了，還是早點上路吧！”可張邦昌怎麼也站不起來，執事官無奈，把哀號痛哭的張邦昌架上了平楚樓，幫忙係好了上吊的繩套，把他抱了上去……
隨後，“賣國牙郎”王時雍也伏誅。

起初，李綱建議誅殺張邦昌，黃潛善、汪伯彥二人都表示反對，現在為什麼突然又讓趙構下詔賜死張邦昌呢？
金國人聽說張邦昌帝位被廢，已決意用兵。 趙構和黃潛善、汪伯彥擔心金兵南下之後，勢必又想恢復張邦昌的帝號，或者再扶植一個傀儡皇帝。 必須殺張邦昌除去一個後患，同時也給那些沒有氣節的臣子的一個警告——這就是叛臣的下場，看誰今後還敢再接受金國的冊封。
李綱幾個月前拼命力爭都沒爭下來的事，現在卻實現了。 但這並不是趙構改變了看法，轉而認為李綱當初的建議是正確的。 當初不殺張邦昌是因為還寄希望於議和，怕由此激怒金國而招致金兵迅速南下，目的是為了自己的安全；現在眼見和談已經無望，金兵南侵無可避免，留著張邦昌無異於留給金人一個對付自己的工具，現在殺張邦昌，目的也是為了自己。

幾天后，趙構又下了一詔：

“成都、京兆、襄陽、荊南、江寧、鄧州、潭州全部準備迎接皇帝巡幸。”
宗澤見了這份詔書，不禁甚感驚訝，怎麼連四川的成都府和湖南的潭州（今湖南長沙）也要準備巡幸？ 怎麼畏懼金兵畏懼到瞭如此地步？ 難道放棄中原還不夠，還準備從守黃河退而守淮河、從守淮河退而守長江、從守長江退而守四川？ 朝廷中那些大臣給皇上出的是什麼主意啊！
宗澤強壓著滿腔的憤恨又給趙構上了一封疏：

“本朝封疆萬里，京師實乃腹心之地，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萬民之心寄託於此。今河北、河東雖為金虜所佔，彷彿人的一隻手臂已不能伸展，豈可因一隻手臂不能伸展，就連腹心一併棄之？就辜負祖宗託付之意，辜負萬眾仰望之心！臣懇請陛下返回東京！陛下回京之日，臣願親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迎還二聖，雪靖康之恥……”

這已經是宗澤第九次上疏請求趙構回京了。
趙構沒有給宗澤回复，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十月，趙構從南京登舟啟程，向揚州去了。
宗澤聞訊後，立即派快馬向趙構飛遞了他的第十封上疏，他要做最後努力。
趙構在南行的船上接到了宗澤的上疏，宗澤先是詳細報告了這幾個月以來已將東京沿線防禦工事構築完畢，接著懇求趙構不要南遷：
“臣年已六十有九，自到東京以來，竭盡心力，惟恐有負陛下託付，近日頓覺精力衰悴。如陛下中興大業未成，臣就命歸九泉，臣死不瞑目！若能見陛下千乘萬騎回鑾京城，臣願率東京士民拜伏於道旁；讓臣得以引兵北伐，縱使身填溝壑，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宗澤的奏章沒能阻擋住他們南逃的步伐，趙構命人起草了一封詔書，稱讚宗澤的忠義之心，以溫言好語撫慰— —還要依靠宗澤作為北面的一道屏障。

而就在此時，金太宗完顏吳乞買採納了完顏粘罕的建議，決定趁趙構立國未穩，國內尚處於混亂之中，發動第三次南侵，隔斷南宋軍隊與河北義軍的聯繫，以鞏固、擴大河北、河東佔領區，並伺機摧毀剛剛建立的趙構政權。

金國諸路軍馬磨刀霍霍，又一場狂濤惡浪即將向東京撲來，宗澤只有獨守中原一條路了……

船隊順著運河一路南行，趙構總算可以稍微輕鬆一下了，但是動蕩的局勢卻讓他輕鬆不下來。
趙構棄中原南下避敵，使人心動搖，加劇了形勢的惡化。
先是建州的士卒發生叛亂，殺了福建轉運副使和判官，派兵前去鎮壓卻不能克；接著荊湖北路的德安府遭到以李孝義、張也為首的數万賊寇的襲擊。
最為嚴重的是杭州的流寇，他們作亂以來，攻秀州、平江府，屢次打敗官軍，派出督捕賊寇的周格被他們殺了。 隨後他們又流竄到了無錫，官軍無力抵抗。
李綱此時正住在無錫，萬不得已之下，李綱讓自己的弟弟拿出家財送到賊營。 賊寇們聽說名滿天下的李丞相以錢財相贈，總算給了這位忠臣一個面子。 李綱之弟把他們送出了無錫縣境，保全了一縣百姓。
可這幫賊寇又流竄到了常州，在常州城大肆搶劫了三天。 搶完了常州，又在鎮江把守臣趙子崧所率的官軍、鄉兵殺得大敗，逼得趙子崧退守到長江中的焦山寺自保，鎮江府被攻陷……
一封封火急奏報接連遞到了船上，趙構覺得，當皇帝真是沒有一天安寧。 他讓黃潛善、汪伯彥趕快派人去平定，招安也罷，剿滅也罷，總之要快點把事態平息下去。
國家大事忙成這樣，張浚在船上還沒忘了繼續上章彈劾李綱，對其窮追猛打：
“李綱陰險慘毒，外弄威權，當時的臺諫官顏岐、李會、范宗尹等人，重者被他陷之以罪，輕者排擠出朝廷。若非對李綱用心覺察得早，勢必養成大惡，則大宋宗廟將會敗壞在這個國賊之手。此前處罰太輕，請陛下早日將其流放偏遠之地。”
李綱因此又落了觀文殿大學士之職，僅剩下提舉洞霄宮的虛職。
十一月，趙構的船隊到達了揚州。 張浚在揚州聽說了李綱散家財、退賊寇的事，又與同僚一起商量，開始了一輪交章彈劾。
張浚稱先上章論李綱“不學無術，競氣謀私”，說不早日將其流放到偏遠蠻荒之地，無以謝天下。
張浚的同僚們接著又上章對李綱進行誣衊：
“聽聞近日叛兵到無錫縣，李綱傾盡家財，讓他弟弟帶數千緡錢去迎接賊寇，其用意安在？今陛下巡幸於揚州，此地民心人情尚未安定。李綱居住於常州無錫縣，離揚州不足三百里。且李綱素來有狂愎無上之心，現在心中有懷怏怏不平之氣。常州一帶風俗澆薄，萬一盜賊藉李綱之名，群起作亂，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兵外患，而在蕭牆之內。”

趙構雖然年輕，但並不是傻瓜，看了這份奏章，心中甚為疑惑：說李綱剛愎自用倒還罷了，怎麼說他不學無術？ 李綱這樣的人會私通盜賊，圖謀不軌？ 這可能嗎？ 趙構對張浚的動機開始產生了懷疑，但轉念又一想：萬一李綱真的懷恨在心，要圖謀不軌，他的號召力那是不可小視的，這也不得不防。

皇帝的悲哀，就在於很多事都無法親身去了解，只能根據大臣們的匯報做出判斷。 更悲哀的是，二十歲的趙構身邊盡是些“人尖子”，要洞察他們的心機，趙構的判斷力還遠遠不夠。
趙構思來想去，做了一個折衷的決定——命李綱去鄂州居住。

張浚仍不罷手，而李綱也正如此前他幕僚所擔心的——一旦失去了權力，對別人的迫害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李綱一直被貶到了海南島，張浚的目的是想把李綱流放到瘴厲叢生又缺醫少藥的蠻荒之地，最好李綱能染上重病，一命嗚呼。
那個李綱根本就不知道的縑囊讓張浚成了他的死對頭，張浚也不敢放手，他怕李綱一旦東山再起，又來收拾自己。
史家稱張浚彈劾李綱是“一言而罷相，再言而罷職，又再言而投諸海島。”按理，臺諫官論列大臣的罪狀必須要予以核實，否則必致公議人心不服，而李綱的“罪行”一件也沒有經過核實，就將他一罷再罷、一貶再貶。 （這是後來岳飛“莫須有”罪名的先聲。）

在分析中找出真相

宋政權重建之初發生的最大的事就是李綱的拜相和罷相，同時，這也標誌著趙構的人生軌蹟的一次重大轉折。
在這一時期，國是之爭、權勢之爭、派系之爭複雜著交織在一起。 現在我們來逐一清理：
1、對金策略當時，對金策略主要有以下幾種：
（1）積極主戰：持這一觀點的代表人物是大臣宗澤和當時還只是下級小軍官的岳飛。 宗澤認為趙構即位之後應該立即回東京，主持北伐大計；岳飛認為有可戰之機，應迅速出兵收復失地、迎還二聖。 持這一點觀點的人根本就不考慮要去和金國議和。
（2）謹慎主戰：持這一觀的代表人物是李綱、張所。 李綱認為宋已遭受重創，現在軍力大不如前，在戰不能勝、守未易圖之時，想談和那更是是幻想。 他們主張對金進行軍事抵抗，首先保證能守，然後伺機北伐，而如果實在守不住中原，則可適當後退，但不能太遠。
（3）避敵南逃：持這一觀點的人認為，首先要爭取議和，為了議和即便放棄黃河以北的國土也在所不惜，如果議和不成，那隻有撤到東南一帶避敵兵鋒。

這三種觀點有兩點根本的不同。
1、對宋金雙方力量判斷不同：積極主戰者認為現在宋就有能力打這一仗；謹慎主戰者認為現在沒有戰勝的能力，先要以守為主，積蓄力量之後才能攻；主張避敵者認為宋完全沒有與金對抗的能力。
2、戰略目標的不同：積極主戰者的目標不但要洗雪國恥、收復失地，還要向金討還血債，對其進行嚴厲的懲罰，將其征服，永絕後患；謹慎主戰者的戰略目的是先保證國土不失，壯大軍事力量之後，再迫使金國簽訂平等的議和條約；（他們看到了一個必要條件——和談的前提是讓對方無法消滅你。只有以軍事力量做後盾，才可能在談判桌上得到自己滿意或可以接受的議和條款。） 主張避敵者的戰略目標是保住新建的朝廷，保住南方的半璧江山，其它的以後再說。 （儘管嘴上說的要冠冕堂皇得多。）

同時，以上兩點又是有著因果關係的，力量判斷的不同決定了戰略目標的不同。

我們如何評價這三種觀點呢，首先來看一看當時的局勢。
在許多人的印像中，北宋滅亡，宋朝的半璧江山也隨之淪陷了，而事實上卻不是這麼回事。
金國的女真貴族起初並沒有想到南下侵宋能如此容易地俘獲徽、欽二帝，如此容易地滅掉了北宋政權。 巨大的戰果來得太快了，他們對此缺乏心理準備，更沒有佔領、統治宋朝廣袤疆土的能力。
沒有史料記載完顏阿骨打的生女真部的人口數量，但一般認為應在100萬以下。 從公元1115年建國起，金先是用十年時間滅掉了遼國，而遼國人口估計在2000萬左右，這已經是蛇吞象了，女真人要統治偌大遼國已經很不容易。
北宋的人口約在1~1.2億，金國無論如何也無法再一口把宋吞掉。 這正是完顏斡離不反對滅宋的原因之一，也是完顏粘罕不得不先扶立偽楚政權的原因。 他們攻破了東京，卻不敢長期佔領，必須班師。
到了趙構即位的時候，河北路僅真定府、懷州、衛州、浚州在金軍的控制之下，河東路也只丟了忻州、代州、太原府、澤州、潞州、汾州、晉州。 陝西、河南、山東更是全境未失。 （這些國土其實是在趙構手上丟掉的。）

了解了這些情況，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宗澤、岳飛為什麼堅決主張北伐：兩河還有不少忠臣義士在堅守城池，豈可坐視他們被金人圍困，坐視他們因矢盡糧絕而被金兵屠殺？
事實上，金軍並沒有全部攻下這些城池的能力，即便有這個能力，也承受不起那麼大的傷亡，要知道如果拼人員的消耗，那金國絕不可能耗得過宋朝。

冷兵器時代的攻城作戰，戰鬥十分血腥慘酷，進攻方的傷亡一般會很大。 金國有強大的騎兵，騎兵在平原曠野有雷霆萬鈞之勢，但攻城時其機動性、突擊力都無法發揮。

雙方的意志和決心是決定城池攻守勝負的關鍵，即便是在野戰中處於明顯劣勢的弱旅，在守城時只要有誓死守衛的決心，城池也很難被攻破。

攻城作戰時，如果遇到堅決抵抗，屢攻不下，進攻方有時就會將攻城轉而為圍城，將城中軍士死死圍困，斷絕其糧食兵械來源，使其彈盡糧絕，城池也就不攻自破。

金軍為了減少傷亡，對河北重鎮中山府、河間府都是採取長期圍困的策略。
宗澤、岳飛都認為一定要設法支援這些州郡，讓金軍解決不了這些城池，懸軍深入時就會有後顧之憂。
但救援卻也是困難重重，因為救援就必鬚麵臨與金軍野戰，而在野戰中，宋軍遠遠不是金國的鐵騎的對手。 金軍騎兵的精銳、主力之師往往一名士兵有二至三匹戰馬，在戰鬥中可以不斷換乘。 如進行長途奔襲時，騎一匹馬向目標地疾馳，另外的一、​​二匹馬則無須負重。 到達作戰地點後，換馬上陣與宋軍廝殺。 再如兩軍作戰時一馬受傷或被擊斃，可以換馬再戰。

在野戰中，騎兵相對於步兵有著極為明顯的優勢：
1、騎兵完全掌握著戰鬥的主動權：如欲求戰，則馳馬而來，步兵機動速度慢，來不及避退，必須迎戰；如戰鬥不利，騎兵可以立即撤退，步兵無力追擊；而步兵若要撤退，雙腿怎麼也跑不過戰馬。

2、在兩軍對陣時，騎兵有強大的衝擊力和殺傷力。 其戰法往往是衝鋒時貫穿步兵的方陣，往返衝殺。 如果不是訓練有素、具備堅定意志的步兵，往往幾個回合就被沖得七零八落。
歷代中原政權要與北方的草原騎兵較量，必須組建強大的騎兵。 漢、唐是中原政權的鼎盛時期，漢武帝、唐太宗就是憑藉精銳的騎兵稱雄塞外，開疆拓土。
但是，到了唐朝中葉以後，中原政權喪失了出產戰馬的西北地區，而內地所產的馬形體較小，無法作為戰馬使用。 到了宋朝，軍隊只能以步兵為主了。

儘管北宋朝廷想盡了辦法，向北方少數民族買馬、用物資換馬、專門設置馬監、令富戶養馬、分配保甲養馬、括買馬匹（用行政命令向民戶統購）、甚至默許慫恿邊民去少數民族地區偷馬，但都未能解決戰馬的供應問題。
《歷代名臣奏議》載工部尚書宋祁曾上奏：“今天下馬軍，大率十人無一、二有馬。”宋神宗時，“河北因為缺少戰馬，只好把一些騎兵改為步兵的弓弩手、長槍手和刀手，可見當時組建騎兵的窘境。
到了徽宗朝，天下承平日久，馬政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
大觀元年（公元1107年），尚書省曾上過一道奏章，分析過馬監的狀況，當時以沙苑監養馬最多，約有六千匹，但為此佔用了九千餘頃的土地作為牧場，此外用於養馬的芻粟之類和馬監人員的廩俸，每年要開銷四十餘萬緡錢。 從元符元年至二年的兩年間，馬匹死亡丟失了三千九百餘匹。 並且這些馬又沒有人來認真調習訓練，大多不能用於作戰。 因此，尚書省算了一筆帳，與其以九千頃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出來的馬還不中用，還不如把這些田租給百姓去耕種，即便這九千頃田只有三分之二是良田，也可得六千頃，按每頃的租金五百餘緡來計算，每年可獲得三百萬緡的收入。

養馬必須有牧場，而北宋疆域在歷代中原統一政權中是最小的，佔用可以耕作的農田養馬在經濟上是算不過帳來的。 各地養馬的監牧機構管理又極為混亂，養六千匹馬居然兩年間不見了三千九百匹。 又兼之趙佶君臣歌舞昇平，不知居安思危，結果徒費錢財卻養不出多少戰馬，所以養馬之政幾經反复。

到了宣和六年邊事緊急之時，趙佶才下詔以重賞鼓勵養馬，但為時已晚。 《宋史?兵十二》記載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李綱的一段話：“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闕馬者太半…… ”
缺少戰馬，就無法組建強大的騎兵，而宋朝又未將分散在全國的騎兵組織在一起，所以各地的騎兵不論從質量還是從數量上，都無法形成強銳之師。

沒有強大的騎兵，邊防就不可能鞏固，宋朝由此不得不採取消極防禦的軍事戰略。 而金國擁有能在當時縱橫天下的騎兵，遼國人曾說過：“女真兵不滿萬，滿萬則無敵”。

在宋金戰爭中，金國騎兵曾創造了一個驚人的記錄——十七騎擊敗宋兩千步兵！ （當然，宋軍缺乏訓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從當時宋金戰爭的情況看，如果宋金兩軍在平原曠野較量，宋失敗的可能性極大，畢竟像岳飛這樣勇武敢戰的騎兵還為數太少。
這也是不得不考慮的現實狀況！
宋金雙方的力量，這種對比使出兵兩河的結局難以逆料，宋軍在量上佔有優勢，在質上居劣勢，野戰中宋軍不是對手，但金軍也攻城乏策，惟有長圍久困——這是一個“盤局”。
在這種局面下，意志的較量往往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誓死血戰的一方往往是最終獲得悲壯勝利的一方。 一個有血性的人會選擇以“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的氣概去和侵略者戰鬥。
宋朝不是沒有有血性的壯士，宗澤、岳飛就是證明，但他們是少數（甚至可能是極少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