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湖隱士 - 岳飛、秦檜、趙構二十大疑案

以上的記載顯然是為了表現趙構的孝、悌、仁，但無意中卻戳穿了一個謊言——不是說趙構讀書日誦千餘言嗎（請回顧《疑案一·康王出質》中對趙構的介紹）？ 趙構已經二十出頭了，那也應該讀了十幾年的書吧，應該早已精通四書五經了吧，如果能日誦千餘言，那麼像《論語》這樣的必讀書、入門書，早已是倒背如流了，怎麼現在還在讀《論語》的首篇？

趙構不但要學《論語》，還要學《資治通鑑》，而趙構對司馬光尤為推崇，用侍讀朱勝非的話說：“陛下每每稱讚司馬光，讓臣覺得陛下真有恨不能與司馬光同時之嘆！”

從這裡又可以看出，趙構在即位之初，大臣的奏章裡往往是援古論今，一會兒漢唐東晉、一會兒三國五代，他根本就不可能看懂，現在只好趕緊補課了。
那麼，為什麼趙構一開始讀《資治通鑑》就對司馬光產生如此強烈的認同呢？
我們先來看看，《資治通鑑》開篇講了些什麼。

《資治通鑑》從“三家分晉”開始寫起，起筆後就插入了司馬光的一段評論：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
是不是這段給了趙構極大的觸動？

趙構的本事，論文，他哪裡比得了身邊李綱、宗澤、黃潛善、汪伯彥，這一個個進士出身的大臣；論武，他又哪裡比得上韓世忠、王淵、劉光世這些武將？ 現在這些人都跪拜在自己腳下，為自己奔走效命，為什麼？ 不就是“徒以名分而已”嗎？ 難怪歷代皇帝都視禮義名分為根本！

現在，我們對此還只是猜測，這一問題可以暫時存疑，留待下文對趙構行為進一步分析時去得出結論。

趙構此時才算是真正在學習怎樣當皇帝。
如果趙構真是如此勤勤懇懇地學習經史、兢兢業業地操勞國事，那大宋真算是中興有望了。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其實真正踏踏實實去做的人，嘴上往往不說，而刻意用語言來表現的，行動上往往正好相反。
《宋史*宦者*邵成章傳》裡記載著這樣一件事：
趙構將邵成章除名、編管之後，又覺得他畢竟是個難得的忠直之人，曾經命人將他召回來。
趙構身邊的太監們知道了，趕忙跑到趙構耳邊去進讒言。 有人對趙構說：“要是邵成章回來了，陛下就沒有歡樂了啊！”
真是一語洩天機——趙構表面上一副勤奮刻苦的樣子，其實在宮裡歡樂著呢！
看樣子，歡樂還是比忠直更有吸引力，趙構聽了這話，隨即改變了主意。 邵成章走到半路上，又接到了新的聖旨——不用回來了。
趙構吸取了父親宋徽宗趙佶的教訓，他知道天下人對趙佶尋歡作樂、荒淫侈靡是什麼看法。 何況他現在的情況比之趙佶當年更有不同，畢竟父兄母妻都還在金國受凌辱，他想歡樂也必須避人耳目，只能是偷著樂，否則必然輿論大嘩。

趙佶、趙桓這兩個皇帝，都是人生的一半在演戲，現在趙構也快要進入角色了。
《青宮譯語》裡說趙構“目光如炬，好色如父”，從他當皇子時到建炎年間這一時期的行為來看，此話一點也沒說錯。

趙構十八歲時就已經是五個女兒的父親，康王府中的侍婢還被他弄死了不少。 另外，他還有“外室”，直翰林醫局官潘永壽的女兒，趙構並未明媒正娶，但在靖康年間她懷上了趙構的孩子，當時她既沒住進康王府，也沒有位號。 後來為了遮羞，趙構對外宣稱是母親韋氏替他做主娶的，這其實是誰都不會相信的鬼話。

金兵包圍東京時，潘氏因為沒有名分，所以沒被當作親王夫人抓走，後來給趙構生下了一個兒子。

趙構是離不了女人的那種人，前面說過，趙構即位之初，就有太監專門到東京去為他物色“拆洗女童”。 此事讓宗澤勃然大怒，後來李綱、鄧肅又上章勸諫，趙構才不得不有所收斂。 （後來的張賢妃可能就是從“拆洗女童”中選出來的。）
趙構到達揚州後，后宮的女人在不斷增加。 以常理推斷，如果皇帝在女色上不是太過放縱，邵成章一個太監是不會管也不敢管的，而現在居然說只要邵成章一來，趙構就沒了歡樂，那這歡樂恐怕也實在是歡得有點離譜，樂得有點容易生悲了。 （趙構後來也的確遭了報應。）
歷代史家對趙構在揚州的尋歡作樂無不齒冷，當代很多宋史研究者更是猛烈抨擊，有人甚至由此判定趙構從第一次出使金營就是要投機表現；第二次出使時就巴不得金兵把東京城攻破，把趙佶、趙桓抓走，他好當皇帝；即位之初，就下定了賣國的決心；他在揚州學習經史完全是作秀……
事實上，這種觀點不無偏頗之處。

人的轉變往往有一個逐漸演變的過程。 趙構南下避敵，其主觀動機主要是想保住自己的安全，他並不知道這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客觀後果。 同樣，他決定以放棄兩河與關陝部分地區為代價與金國議和，是聽信了身邊大臣們的意見。

有一個事實一定要注意——趙構根本不具備判定局勢、運籌決策的能力，他才剛剛開始學《論語》的首篇，剛剛開始翻開《資治通鑑》。
托馬斯*潘恩所說：“君主是一個荒唐透頂的人，他的職責要求他洞悉一切，但他的地位又使他一無所知！”
這句話用來評價建炎年間的趙構再合適不過了。
趙構的內心中應該有學通經史、掌握治國用兵本領的強烈願望。 只是願望歸願望，有沒有刻苦的精神，有沒有頑強的意志去把願望變成現實，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趙構只是個普通人，並且是一個有致命弱點的普通人，年方二十的他自製力又極差，耐受不了苦學、勤政的艱辛，抵抗不了美色享樂的誘惑，於是靠演戲、作秀來應付，來把自己打扮成一個合格的天子。
他對此時一系列重大決策將會導致的嚴重後果，其實還茫然無知。
隨著王淵、張俊、劉光世、韓世忠相繼撲滅了東南各地大部分盜賊，揚州朝廷似乎漸漸有了一點太平的氣象。 然而，這只不過是大難來臨之前短時的平靜罷了。

建炎二年三月，完顏粘罕退兵。

宗澤率領軍民頑強抵抗，保住了東京。 隨著金國三路大軍相繼回師，中原、關陝、山東的不少州郡又重新回到了宋軍手中。
金國開始把主要力量用於肅清河北。 三月，河北重鎮中山府被金軍攻破，中山府從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末被包圍，到現在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了。 靖康元年三月雖一度解圍，但幾個月重又被圍，現在城中糧食早已耗盡，城裡的人都餓得變了形，士兵都拿不動兵器了。 城破之後，金兵見守軍一個個瘦得像骷髏似的，也不禁嘆息、心生憐憫，沒殺城裡還活著的一千餘名士兵。

建炎二年四月，洺州失守，金兵圍困洺州的時間也很長，洺州軍民堅守不降，但外援不至，糧食也漸漸耗盡了。 洺州的軍民知道城是守不住了，於是乘金兵懈怠之機，棄城而走，逃往大名府，金兵隨即佔領了洺州。

宗澤的目光也移向了河北，他獲悉：在包圍河北很多州郡的金軍中，強悍驍勇的​​是女真兵，但其實人數很少，一般一座城池之下只有幾百名，軍中大多數是契丹、奚、渤海、燕雲漢兒等，這些人都是被強徵入伍，戰鬥力不強且並無鬥志。
顯然金軍是有弱點的，女真人口少，他們要佔領兩河全境之地，確有兵力不周之虞。 但完顏粘罕極會用兵，他的戰術的確是以己之長克敵之短：對河北各州郡的城池長圍久困，使其矢盡糧絕，不攻自破，從而避免在攻城戰中遭到慘重傷亡；把精銳騎兵佈置在四通八達的要害之處，如果宋軍對某一城池實施救援，金軍則在半路上選擇適合騎兵作戰的開闊地帶，對宋的援軍進行獵殺。

三、宗澤岳飛論陣法

宗澤陷入了兩難境地，如果坐視金兵將河北的城池、山寨一個個困死、佔領，則河北勢將徹底淪入敵手，河南則將成為“國之邊面”，東京就將成為不折不扣的前沿陣地。 要想使河北的抵抗力量不至於一個個被消滅，就必須要想方法實施救援，想辦法把糧草兵器送進去，但自己的步兵帶著糧草輜重行進在救援路上的時候，金國的鐵騎就會迅速地撲上來……

宗澤一直在苦苦思索救援河北的方法，而最大的困難就是找不到在野戰中對付金國的騎兵的辦法。
宗澤本是文臣，第一次打仗是在他六十八歲的時候，他帶著二千義軍去救援真定府，結果失敗了。 此後的兩年裡，宗澤也打過不少仗，和金國的偏師較量時，還曾經屢屢獲勝。
宗澤一直在自學兵法，一直在研究如何克制金兵。 這不能不令人扼腕嘆息——堂堂大宋，將帥之才缺乏到了這個地步，逼得一個進士出身的年近七旬的老人從頭開始學習軍事，而且一邊學還要一邊挑起“首都衛戍區司令、中原戰區總司令員兼政委兼後勤部長”的重擔。
宗澤第一次和金軍的精銳騎兵在野戰中交鋒，是救援東京時的南華之戰，而這一戰是以宗澤慘敗而告終的。
宗澤沒有軍事老師，他的軍事謀略大多來自書本，他在書上看到古人用兵，曾以戰車克制騎兵，又聽人說有戰車的製造方法，就依法趕製了一批戰車，然後按照書上的陣法，教士兵演練。

救援東京時，他在衛南擺開車陣，讓金兵吃了一回苦頭。 宗澤心中大喜——終於找到了克制金國鐵騎的辦法！

然而，有豐富作戰經驗的金國將帥馬上又給了宗澤一個教訓。 宗澤的戰車大而笨重，行動起來極為遲緩，金軍向南華方向佯敗，誘宗澤來追。 宗澤的軍隊在行進中遭金軍騎兵突襲，倉促間無法布陣，被金軍沖得七零八落，此戰宗澤傷亡慘重，戰車也成為了金軍的戰利品。
戰爭實踐讓宗澤明白，用這種重型戰車，只能守不能攻，只能擺好了陣向敵軍挑戰，不能輕易運動讓敵人抓住機會。 但你擺好了陣，人家可以不和你打，轉而去打你薄弱的地方，你要想把戰車推過去救援，那就要小心人家在路上偷襲，小心人家找一個戰車擺不開的地形把你收拾掉。
宗澤任東京留守之後，又趕製了一批戰車——儘管車陣存在很大的局限，但宗澤找不到更好的辦法，畢竟戰車在防守戰中還是有作用的，比單純用步兵去拼要強多了。

大約就在這時，宗澤和岳飛有一次著名的討論。
宗澤見岳飛屢立戰功，對他非常器重，但覺得岳飛每次作戰，都沒有遵守兵書戰法，他以為這是因為缺乏軍事理論的學習所致，於是拿了一本陣圖交給岳飛，對他說：“以你的智勇才幹，比之古代良將，也絲毫不遜色。然而你喜歡野戰，這不合古人兵法。現在你還只是偏裨將領，這樣做尚且不妨。如果今後當了大將，不懂陣法是萬萬不可的，你好好看看這本陣圖，認真研究、體會，今後作戰時會有用的。”

宗澤交給岳飛是怎樣一部陣圖書呢？ 史書對此未作記載，但我們只要對宋朝的陣法思想做一點基本的了解，還是能得其彷彿的。
在趙匡胤之後，宋朝的皇帝、將帥對於用兵布陣的方式日益重視，宋太宗趙光義就是個“陣法迷”，在對遼作戰時，他親手繪製了一幅《平戎萬全陣圖》，交給大將，讓他們按圖布陣。
宋仁宗時編寫的《武經總要》中，更是把許多“古陣法”都繪製成圖，還把“大宋八陣法”都繪圖說明，還特別強調按圖布陣的重要性，並引孫子兵法中的“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破”為證，說如果不用陣法，怎麼能達到如此境界？
宋朝編的《五經七書》中，如《孫臏兵法》等都有關於陣法的講述。 唐朝的《李靖兵法》中更是對歷代的陣法作了詳細的分析、講解。

宗澤應該就是從這些書裡學習古代的陣法，想從中找到克制金國騎兵的良法。
陣法在作戰時果真有如此妙用嗎？
“平戎萬全陣法”用步兵十一萬二百八十人，騎兵三萬六百五十騎；共十四萬九百三十人，另外，還有作為車營防御用的大車一千四百四十乘。
布陣時把主力步兵放在中央，布成三個“車營”，騎兵在前、後、左、右擔任警戒與掩護，用以抵禦敵軍騎兵的“奔衝突馳”。 這其實是是一種“以步抗騎”的防禦部署。
這個陣法的實戰效果到底如何呢？
《武經總要》的作者對此也不敢肯定，只是說：“故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形而求勝者，愚將也。”
那怎樣才能成為勝將、智將呢？ 書裡沒說。

我一直把這個陣法看作是紙上談兵的典型，因為它僅僅存在於書中。 從繪製完成直到宋朝滅亡，從沒見在哪一次作戰時擺出過這個龐大的陣法，甚至也沒在史料中看見有哪個將領操演過這種陣法。
此陣操演起來對場地的要求也比較高，其正面長達十七里，總兵力十四萬零九百三十人，操練起來那將是何等盛況！

真正能用於實戰的陣法，不可能這樣花里胡哨。
從這裡我們能看到宋朝軍事思想的一些問題，同時也可以發現，在學習軍事上，宗澤是個比較迂闊的人，他可能將這些陣圖當作了良方。

岳飛看了陣圖之後，就把它放到了一邊。
不久，宗澤問岳飛：“看了陣圖，可有心得？”
岳飛道：“留守大人給我的《陣圖》，我已經仔細看過了，書上寫的不過是一些定局罷了。古今的情勢不同，作戰是又會面臨各種不同的地形、地勢，豈可按固定的陣圖去打仗？兵家之要，在於出奇謀，常使敵軍不可預料，方能取勝。比如在平原曠野之上，突然與敵人相遇，那還來得及按圖布陣？況且，我現在只是一員裨將，帶兵不多，如果按固定陣式擺佈兵馬，敵人對我軍虛實即可一目了然，要是以鐵騎從四面衝來，那恐怕我就要全軍覆滅了。”
岳飛的回答出乎了宗澤的意料，他問岳飛：“照你所說，難道這些陣法都不足用嗎？”
“陣而後戰，兵之常法，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飛答道：“請留守再考慮一下。”
宗澤陷入了沉思，過了一會，他若有所悟地點點頭：“你說的是正確的。”

戰爭，隨時代的發展而在不斷產生著變化，機械地因循古代的戰法，其實是行不通的，優秀的將領一定是那種能夠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根據敵手雙方各自的優勢和劣勢，以創造性思維去尋運籌策劃可行的、最佳的方案的人。
此時的宗澤可能根本就沒有想到，目前困擾著他的這些問題，將會由眼前這位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將來在戰爭中找到答案，他還會建立起一支令金國騎兵聞風喪膽的鐵軍。
在河北的失敗（請回顧《疑案四·岳飛犯法》中相關講述），在東京保衛戰中的實踐，使岳飛能夠總結經驗教訓，他的思考更加貼近於現實。

這和“南京上書”時的岳飛、“新鄉破敵”時的岳飛、“轉戰太行”時岳飛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
年輕人要成就一番大事業，不僅要有熱切的心情，更要有冷靜的頭腦，當這個勇冠三軍的青年開始沉思的時候——一代名將即將誕生了。

宗澤原本想從古代戰法中找到解決目前困難的辦法，岳飛的話給了他一個提醒——可能此路不通。
但河北又不能不救，那麼只有靠將士付出巨大的犧牲，舍生忘死地戰鬥了。 宗澤亟盼趙構回東京，完顏粘罕已經退兵了，如果趙構還不回來，會使中原、兩河、山東、關陝出現極其嚴重的後果。
金兵三年以來的三次南侵，對農業生產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有兼之對很多地區進行了大肆掠奪，糧食儲備量急劇下降，更為嚴重的是——大量的人口正在流出。
要真正了解當時形勢的嚴峻，那麼必須先來看一看北方各路的人口、墾田狀況。 建炎年間的詳細狀況史料無載，但我​​們可以以《元豐九域志》中提供的數據來參考分析。

元豐六年全國總戶數為17211713戶，以上北方各路佔全國總戶數的33%。 到了徽宗大觀年間，全國總戶數為20882258戶，以此推測以上北方諸路的戶數可能在690萬戶左右，按一戶平均5口人計算，人口約為3450萬左右。 這是估算，會與實際情況有些出入，但靖康之難前，這幾路的人口在3000萬以上是可以肯定的。

元豐六年全國的墾田數為461455000畝，以上北方諸路佔全國墾田總數30%，一個國家30%左右的耕地，如果不能正常從事農業生產，不僅對北方，對全國都將產生多麼嚴重的後果！ 何況正值抗金戰爭，還要大量養兵。
從小長在皇家深宮的趙構對此可能並不能真正理解，甚至根本沒有意識到。 但農時一誤就是一年，等到秋天沒糧食的時候，禍到臨頭再清醒過來，想補救就已經來不及了。

建炎二年三月，宗澤籌備的軍糧夠半年之用。 但半年之後怎麼辦？ 一旦沒了糧食，北方諸路必將餓殍遍地，軍隊無糧，不戰自敗，那些招安過來盜賊肯定又會重新成為盜賊，北邊沒了糧食，他們勢必又要繼續向南方流竄，擴大禍害百姓的範圍，把更多的人逼成盜賊……

糧食只能靠人從地裡種出來，而北方的勞動力從靖康年間就開始大批流失，其流出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1、官宦富裕之家攜帶金銀向南方遷徙，到兩浙、福建、廣南等地購置產業，成為移民。
2、大量百姓為躲避戰禍，背井離鄉，到南方尋找謀生之路。
3、不少青壯年為生存所迫，佔據山寨。 在河北、河東（尤其是太行山一帶）、山東、關陝等地數以幾十萬計的人成為流寇、盜賊。
4、黃河以北的大批盜賊渡河來到河南、兩淮、荊湖一帶，靠搶劫為生。

只有那些無親可投、五路可走的貧苦人家還守著自己的土地，但他們的生命財產隨時都受到金兵、盜賊的威脅。
現在必須要設法不讓人口流失，設法使北方百姓恢復農業生產，如果現在不給百姓一顆定心丸，只要誤了今年的農時，半年一年之後，北方的局面就將不可收拾。

雖然宗澤威望極高，但要百姓敢留下來，東京留守的威望再高也不夠——皇帝必須回來！

宗澤守住了東京，而趙構仍不回來，這必然會使北方的百姓更加絕望。 他們如果發現皇帝要棄兩河、關陝，甚至於要棄山東、中原，那麼他們拋棄土地而逃難就無法制止。
戰爭已經使北方的大片的田野荒蕪，金國一退兵，宗澤立即著手勸農桑，他深知：今年的地如果種不下去，北方的抗金戰爭將失去經濟基礎，將來想守住中原，只有靠東南漕運糧食到北方，而這勢必又給東南百姓加上了沉重的負擔。 且不說東南是否能承受得起，即便能籌措到這麼多糧食，漕運的能力也有限，很難保證及時供應，很快北方就會有滅頂之災。

宗澤對此憂心忡忡，一封接一封的奏章遞到揚州，一次又一次懇請趙構回鑾、回鑾、回鑾……
然而，揚州朝廷並沒有回東京的意思。
宗澤對趙構還抱著希望，或者準確地說，是不敢放棄希望——他別無選擇。
宗澤似乎覺察了趙構的動機，他對黃潛善、汪伯彥更是恨得咬牙切齒。 他的奏章措辭也越來越激烈，開始還只是說“朝中二三大臣”如何如何，到了後來，直接指名道姓地譴責黃潛善、汪伯彥，再後來，就是我們在前面看到的，以聲討黃、汪為名對趙構進行嚴厲的指責。
對宗澤這種犯上的奏章，趙構漸漸不再給予回复……

四、真相還原

從趙構南下避敵之初，宋朝內部主戰派和主和派的矛盾就已經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儘管主戰派領袖李綱被貶出了朝廷，但留守東京的宗澤仍然在拼死力爭。

揚州朝廷裡雖然有文武百官，但是在他們之中，沒有一個人能提出一個全面的、可行的方案。 以黃潛善、汪伯彥為首的文官集團所能做的、所擅長做的依然是“以道德治天下”那一套。 他們可以為了外戚是否能授待制、學士這樣的文職一類的問題，爭得不可開交，甚至敢把皇帝抵到牆角；德高望眾的老夫子可以大談“教育興國”，是非分明的言官可以編撰文書來鞭撻奸邪。 然而，在如何抵禦強敵的問題上，他們卻成了一幫書呆子。
對治國用兵本來就一竅不通的趙構，身邊又沒有一個堪稱戰略家的輔國重臣。 黃潛善、汪伯彥在獲得了趙構的信任後，把朝廷的國策徹底推向了主和。

傅雱奉使回來之後，帶回了不少重要的信息，尤其是李侗對宋朝的弱點分析得十分透徹——公卿疏於謀略、將士不肯用命、軍隊戰力無法抗衡金國鐵騎、國內盜賊蜂起、軍賊流寇不抗外敵反而殘破自己的州郡……
必須承認，不管李侗出於什麼用意，他所指出的這些問題都是不爭的事實，可謂是擊中了趙構和宰執大臣們的心理要害。 宋朝不改變這種現狀，別說是收復失地，趙構的朝廷在內憂外患之中能不能存活下來都要畫一個問號！
在面對艱險和困境時，不同的人會做不同的選擇。

此前的李綱、張所，當時的宗澤以及後來的岳飛都選擇了迎難而上。 他們想的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如何克服自身的弱點，如何自強不息。 留守東京的宗澤為此竭精竭慮。
將帥無人，這位六十八歲才開始戎馬生涯的老文臣就在百忙之中學習兵法謀略，發現有岳飛這樣的可造之才，立刻將兵書陣圖送到他的手上；

將士不肯用命，宗澤就嚴明賞罰、剛正無私，以近七十的高齡親赴前線，激勵士卒奮勇殺敵；
戰力無法抗衡金國鐵騎，宗澤就在學習思考和戰爭實踐中不屈不撓地尋找克制騎兵的辦法。 挖壕溝、植鹿角、造戰車、布強弩；（雖然他並沒有真正找到以步製騎的有效方法，但他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在東京保衛戰仍然發揮了作用，並為後來岳飛、韓世忠等將領留下了寶貴的經驗和教訓。）

中原盜賊蜂起，宗澤做出了匹馬招降王善的壯舉，成功地變盜為兵，把造成內患的勢力轉化為抗金力量；
軍賊流寇殘破自己的州郡，宗澤先給予出路，然後對敢於繼續為非作歹的格殺勿論，震懾住這幫“不知義理”之輩。
這是有血性的人的選擇，英雄只可能在做出這種選擇的人當中產生，而所謂的“識時務者”卻會退、會讓、會忍、會低頭、會乞求、會“舍車保帥”……
當然，如果這些只是暫時的策略，並不一定是錯誤的，但如果作為長久的國策，那就必將葬送國家。

趙構南下避敵，對軍心的影響尚在其次，此舉對民心的打擊所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可怕的。 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建炎三年中原土崩瓦解，並不是因為遭到金國鐵騎的武力摧毀，而是源於糧食的枯竭。 而糧食的枯竭，除了遭受金兵搶掠之外，更致命的原因是大量中原農民放棄土地南逃。

宗澤聲嘶力竭地呼喊最終沒有請回趙構。 其實，建炎二年農時一誤，中原已經進入了倒計時。

趙構、黃潛善、汪伯彥接下來犯了比南下避敵更為嚴重的錯誤——以乞和為國策。 傅雱帶回來的信息讓黃潛善、汪伯彥內心燃起了強烈的希望——金國並未關上議和的大門。
在黃潛善、汪伯彥看來，議和的關鍵問題，是如何讓讓金國接受趙構即位這一既成事實。 金國所扶立的張邦昌偽楚政權被趙構取代，張邦昌也已經被賜死了，是不是能讓金國承認趙構的地位？ 為此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從《回康王書》中，趙構、黃潛善、汪伯彥看到，除了兩河之外，金國對土地又提出了一項新的要求——割讓陝西諸路。 但卻不是自己要，而是給西夏。
這似乎印證了傅雱帶回來的那個信息——金國征服遼國也不過才幾年時間，人心未附，他們也不敢對遼國人十分信任。 為了有效佔領、控制住兩河，他們已經在往河北移民。 但金國人口少，能移過來的女真人也僅僅只有十萬而已。 （戰前，宋河北路的人口近一千萬。）
金國應該是如李侗所說的得到兩河就已經心滿意足了吧。 同時，這還說明完顏粘罕仍然擔心宋與西夏結盟，所以逼趙構割讓宋的土地，以此來使西夏於宋處於對立位置。

在趙構即位之初，黃潛善就一力主張承認趙桓割讓黃河以北的那一份誓書，以此來與金國議和，所以對他來說，放棄兩河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並且責任還可以推到趙桓身上。 至於陝西，既然不是金國自己要，其中就應該還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吧。
黃潛善、汪伯彥認為，如果趙構朝廷滿足了金國的要求，議和是完全有可能的。 要滿足金國的要求，至多是再把陝西或陝西的一部分割讓出去，這總比面對金國鐵騎要好得多。 哪怕付出代價，他們也是一定要盡全力去達到“和平目標”的。
趙構相信了黃潛善、汪伯彥確定了與金國議和，但這次議和卻必須秘密進行，否則不但議和不成，反而會惹出很大的麻煩。
從趙構即位以來，其政治口號就一直是“收復失地，迎還二聖”。 如果公開宣布放棄兩河，甚至放棄陝西部分的土地，並置徽、欽二帝於不顧，不僅以宗澤為代表的主戰派肯定會立即發出強烈的抗議，而且兩河、陝西的百姓，甚至普天下人都會認為趙構“不當為天子”。 只怕議和還沒開始，就先失去了人心。
十一月底，趙構派遣王倫出使金國，名義上仍然是“大金通問使”。 表面上他的使命和傅雱一樣是去通問二聖，而實際上執行的是一項秘密議和的任務。

當然，此時已到冬天，靠議和延​​緩金軍這一次的南侵是肯定來不及了。 幾乎在王倫出發的同時，金國三路大軍發動了進攻。

趙構、黃潛善、汪伯彥一邊等待著王倫的消息，一邊密切地關注著中原、山東、關陝的戰局。

這一切，遠在東京前線的宗澤還一無所知，他還想以誓死血戰來激發起趙構的鬥志。
趙構年輕幼稚，黃潛善、汪伯彥的妙計讓他“頓開茅塞”，儘管此時北方已經烽煙四起，但趙構彷彿是胸有成竹，前所未有的胸有成竹。 他覺得中興大業有望了，只要與金國達成和議，外患的威脅就暫時沒有了，自己就不用再過這種擔驚受怕的日子裡了，可以騰出手來治理國家。 想我大宋泱泱大國，一旦度過了危機，等到將來國勢振興，自己就可以大展雄圖。

趙構曾對張浚說過：“朕欲一飛沖天！”

現在是一邊在打仗，一邊要議和，那這仗該怎麼打，和又該怎麼議呢？
老謀深算又極度愚蠢的黃潛善、汪伯彥使用的是“因勢利導”法，他們力圖以戰爭來配合議和。 面對四千里戰線蜂煙四起的危急局面，他們採取的“鞏固東南，坐觀北方”的策略。
東南盜賊蜂起，必須予以鎮壓，於是他們把十萬御營軍全部用在了捉殺盜賊上，以此確保揚州的安全。
從宋金戰爭爆發之初，陝西的兵力被一再抽調，趙構南下時，又抽調了一部分，造成關陝兵力不足，揚州朝廷對此裝聾作啞——既然陝西可能要割讓或部分割讓出去，那不如把能戰之西兵調一些到東南，以確保皇帝和朝廷的安全。

宗澤的奏章一道接一道地送到朝廷，揚州朝廷也是不作為。 甚至當宗澤的西南面被包抄，退路被切斷，完顏銀術可的軍隊逼到襄陽，他們也沒有動一下——宗澤一直是朝廷推行割地議和政策的最大障礙，那麼索性讓金軍教訓一下你，打了敗仗，你說話的口氣還敢那麼硬嗎？
山東無帥，揚州朝廷也不聞不問……
他們想以此向完顏粘罕傳達出明確的信號，想讓完顏粘罕相信趙構朝廷有足夠的議和誠意：
1、答應割讓黃河以北，我們就對兩河的守臣和義軍不給予任何支援；
2、割讓陝西的事可以商量，所以我們並未增強陝西的兵力；
3、大金揮師南下，朝廷深自切責，所以斂兵於東南。 至於宗澤等誓死血戰，乃是因為軍心、民心尚不肯屈服，此為朝廷所不能駕馭，但對其也未予支援。 請體諒皇帝、朝廷的苦衷。
他們處心積慮地在戰爭中為議和做好鋪墊，借金兵之手瓦解主戰派的意志、消化掉反對的勢力。 這種策略是對河北、河東、陝西、中原、山東那些浴血奮戰的忠臣義士的出賣，是對尚在苦苦期盼的北方百姓的出賣。
當然，這種出賣是絕對不能公開的，是一定要想盡一切方法來掩蓋的。

五、在真相的背後

當我們看到了趙構、黃潛善、汪伯彥秘密議和真相後，不禁要產生這樣的疑問——在趙桓屢屢被金帥“以和談佐攻戰”的手段玩弄之後，在靖康之恥那樣慘痛的教訓之下，趙構君臣為什麼還會寄希望於議和？
趙構年輕不懂國家大事倒也正常，但黃潛善、汪伯彥，還有朝廷中那麼多大臣，為什麼也如此糊塗？ 為什麼像李綱、宗澤那樣保持清醒頭腦的反而是少數？ 按理說，這些大臣大多是進士出身，雖然讀書可能會使人有些迂腐，但從他們在內部權謀中所表現出的心機、手段來看，這些人都不像是書呆子，那為什麼他們連這最基本的判斷力都沒有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我們就來將其中主要的逐一分析一下：
1 、 宋朝士大夫的天命觀：
在宋朝眾多士大夫（包括李綱、宗澤）看來，北宋遭亡國之禍是遭天譴天罰是徽宗趙佶在位時的所作所為，震怒了上天。
中國的古人對“天”一直深懷敬畏，皇帝雖然至高無上，但仍然只是“天”之子。
在中國古人的思想裡，“天”是哲學的最高範疇。 “天”不僅具有自然屬性，而且是一切價值的基礎，一切道德的最高裁決者。
漢朝儒學最重要人物當推董仲舒，他提出的“天人感應論”對歷代政治產生了重大影響。
董仲舒認為國家的治亂與天道的運行也有感應，“天”對人間的統治者是一直在關注、監督、實行裁決、獎懲的。 他的“天人感應論”中有一個著名的“天譴論”。

董仲舒認為有些異常的天文現象，如日食、月食、慧星出現等是“災異”，今天我們已經能透徹地了解這些天文現象的形成原理，能精確預測日食、月食、慧星出現的時間。 但中國古人不可能有如此認識，所以他們認為這些“災異”是上天的譴責和警告，是人間災難的先兆。

比如出現昏君、奸臣，“天”則會以水、旱之災等來警告，提醒統治集團改正過失，如果他們不知改悔，天就會現出日蝕、月食、慧星之類的怪異天象來譴責，此時還不痛改前非，那就是對抗天命，自取滅亡，“天”馬上就會革他們的命。
從司馬的《史記•天官書》到《宋史•天文志》，歷代史書都記載了很多異常天象，而且，在宋金戰爭前夕和戰爭期間，出現了不少“可畏的天象”，如靖康元年六月慧星出現，就讓趙桓和不少大臣十分恐慌。
《史記•天官書》中說慧星出現是一種重大的天文災異，預示著人間將有大動盪。 《宋史•天文志》說慧星出現是除舊佈新之兆，除舊佈新，也可指改朝換代，故“此天象可畏”。
今天我們已經能透徹地了解這些天文現象的形成原理，能精確預測日食、月食、慧星出現的時間，但宋朝不可能有如此認識。 在他們看來，如果不是出自天意，金國這個人口不過百萬海隅小邦，怎麼可能在十年內滅了遼國？ 怎麼可能僅用了一年多一點時間就滅了北宋？

所以，在宋金戰爭之初，宇文虛中請趙佶下“罪己詔”，首先是向上天“認罪”，爭取上天的原諒。 此後，不論是趙桓即位，還是趙構登基，幾乎所有大臣最先上的奏章裡都會力勸新天子，修德以應天，使天意回，則外患自然可以消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