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湖隱士 - 岳飛、秦檜、趙構二十大疑案

飢餓，成為了一個無法戰勝的敵人，東京到了這個地步，誰也無回天之力。 不久，程昌寓也來了個如法炮製，他把責任又推給了京畿轉運使上官悟，帶著自己的人回蔡州去了。

上官悟又能有什麼辦法，一個解決不了糧食問題的官，誰會聽他的命令？ 東京留守司已名存實亡。

東京已經成了砧板上的肉，就只能等著金兵拿刀來宰割了，宗澤為之付出的所有心血徹底白費了……

江淮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去，杜充來了，但江淮的軍賊卻並沒有被鎮住，就在杜充與張浚相遇的第二天，佔據揚州的靳賽將招撫使王（左王又夑）殺得大敗，王（左王又夑）隻身狼狽而逃，連製書、金鼓、印文也全部丟了。

朝廷還接到了諜報：剛剛拿了五萬斛米的李成正在秘密勾結金人。

趙構、呂頤浩、杜充不知道該對他們如何下手了，想出兵剿滅，卻沒有一舉蕩平的把握，而一旦不能速戰速決，則可能帶來以下幾個結果：
1、如果形成相持的態勢，必然又要大大消耗兵力和財力，易被金兵坐收漁人之利：
2、如果在戰場取得了優勢，很可能逼得這幫軍賊投靠金人，從此為虎作倀；
3、如果在戰場上居於劣勢，金兵一旦乘機南下，局面將更加不可收拾。
既然不能剿滅，那麼招安行嗎？
也不行！ 招安李成這種人其實是餵狼，你把他餵飽了，他認你是皇帝；哪一天餵不飽他，他立刻就會反過來咬你。 大概李成嫌那五萬斛米太少，所以一邊吃著宋朝的米，一邊和金國勾搭上了。

趙構開始越來越深刻地意識到：要使這重不知義理之輩尊重朝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與宰執大臣反复商議之後，七月底趙構下了一道詔書：“皇太后率六宮前往江西，除軍旅人員之外，朝廷各司官員全部隨從而去。”

此詔一下，建康府又是人心惶惶，大多數人都認為趙構雖然表面上說要堅守建康，其實又在暗地裡打算避敵逃跑。

趙構現在是進退兩難，不走吧，江淮這種局面，金兵一來，自己抵擋得住嗎？ 走吧，人心，人心盡失啊！ 對軍賊是剿滅不了，招安無用，趙構自己又是走也不行，留也不行，只好把希望又寄託在議和上了。 但議和使節的行動又實在是太慢，到了八月，朝廷接到奏報，說洪皓剛由東京出界。

趙構憂心忡忡，這還來得及嗎？ 已經快到中秋了，弄不好自己的使節還未到金國，金國的大軍就已經殺過來了。 呂頤浩心中也是焦急萬分，但也只得安慰趙構。 趙構突然想起了一個人，不禁嘆道：“現在還哪裡找得到王雲那樣的人啊！”（王雲奉使之事，請回顧《疑案二·元帥避敵》）
有宋史學者讀史至此，頗為感慨——趙構此時盼望的是能有一個捨身不顧的議和使，而不是一個能夠力挫強敵的大將軍！
其實，趙構最想要的是一個能夠力挫強敵的大文人。

史料中有這樣一段記載：
八月一日，環慶經略使王似向趙構進言：“現在正值用兵之際，陝西六路的帥臣還是應該用威猛武將。”
呂頤浩不以為然：“臣小時候見過種諤（種世衡之子，種師道之伯），其人身材短小，西夏人對他卻十分信服。現在的武帥都是鬥將而非種諤那樣的智將。”
杜充又把他那一套說辭搬了出來：“臣以為，方今艱難，帥臣不能只坐在帷幄之中運籌，應當親冒矢石。”

趙構搖了搖頭：“王似不知道這些武將不知義理！如果文臣之中有人能像范仲淹那樣智勇雙全、練達邊事，又何須親冒矢石？又何必要依重那些不知義理的武將？”

趙構已經為那些不知義理的武將傷透了腦筋！ 他不知道該如何駕馭他們，並且他已經在形成一種思維定勢——武夫都是“少知義理”。
為了確保將求和的意願送達金軍統帥完顏粘罕，趙構又委派京東路轉運判官杜時亮為大金軍前使，進士范汝為副使，直接出使金軍軍營。 他們帶去的，正是本案開始時講述的那一份徹底放棄了國格和人格的“乞哀書。”
此前已經投降金國的劉豫，此時正得到金帥的重用，節制東平府。 呂頤浩寫了一封信，讓范汝為去送給劉豫，請劉豫務必向金帥轉達趙構和朝廷俯首稱臣的誠意。
杜時亮、范汝為出發後，趙構在建康府等待著完顏粘罕對他的“判決”，他又陷入了忐忑不安的煎熬之中。

從建炎二年末金軍第四次南下起，趙構就進入了一種“極限生存”的狀態，他一次次墮入生命危險之中，一次次在吉凶難卜的處境下煎熬苦盼，而每一次僥倖逃脫之後，新的危險又總是接踵而至，彷彿一個永遠醒不了的噩夢。 這種日子什麼時候才是個頭啊！
趙構幾乎支撐不住了，一天，他對輔臣道:“朕之父母兄弟和妻子女兒都遠在北方苦寒之地，身邊惟有一子，卻也不幸夭折。朕孑然一身，當此艱難之時，這，這如何能不讓朕悲痛切骨！”話未說完，趙構已經是淚如雨下……

真相還原

趙構南逃至杭州後，已經深刻地意識到內外問題的嚴重性，他一再下詔認錯，但同時又在犯錯，終於沒能避免軍隊的兵變。
趙構繼承皇位的合法性，最重要的依據有兩個：
1、他是趙宋直系親屬中的獨苗；
2、太上皇趙佶寫的那八個字——可便即真，來救父母！
但這兩個依據都存在著“變數”：
1、如果有人要反對趙構，可以藉口宋欽宗趙桓尚在金國，如果將來迎回二聖，按封建法統，趙構是不是該讓位？ 此前，陳東就曾說過——趙構應當任“監國”之職，不應該即帝位。
2、“可便即真”四個字語義簡略、含糊，其隱含的意思——如果可以的話，你就真的即帝位（還可以有別的解釋），而“來救父母”四個字語義再清晰不過了。 因此，如果有人要反對趙構，可以用“不救父母”為理由來質疑他皇位的合法性——你如果不救父母，就沒資格即位。

正是由於這種“變數”的存在，趙構繼承皇位還必須要有朝廷重臣、領兵將帥和民心普遍的支持，否則很可能皇帝的寶座會坐不穩。

這是趙構現在內心中最渴望得到的東西。

然而，想得到這些卻不是那麼容易的。

如果以保住皇位和自身安全為出發點來看，趙構面臨的是一系列的兩難選擇和循環變數。

1、趙構如果堅決主戰，去救父母，則沒人能質疑他皇位的合法性，但很可能對抗不了金國，自己將面臨被殺、被俘的危險。
2、趙構如果堅決主戰並最後戰勝了金國，迎還了二聖，可能又面臨是否要讓位問題。
3、趙構如果不救父母，謀求與金國割地議和，假定議和成功，則不僅自己的安全有所保障，也不會有讓位的擔憂，但勢必又會有人以此來質疑他皇位的合法性。
4、如果議和失敗，金國決心消滅趙構，摧毀重建的宋政權，則趙構不但逃不脫生命危險，而且還要受國內輿論的譴責。
對於具備雄才大略的命世之主，這是建千秋偉業的機會，而對庸常之輩來說，這是一個解不開的循環結。
趙構的皇帝不好當。

趙構在相州開大元帥府時，將所部編為前、後、左、右、中五軍，各軍設統制官。 趙構即位後，他的御營軍、宗澤組建的東京留守司軍、陝西軍成為南宋的三支骨幹。 後來南宋的諸大將均出自這三支軍隊，當時，王淵、苗傅、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在御營軍，岳飛在東京留守司軍，吳玠在陝西軍。
趙構南下揚州後，東京留守司軍、陝西軍在抗金前線，他直接統帥的只有十萬御營軍，現實情況讓趙構和新建的朝廷不得不暫時將樞密院和三衙閒置於一邊，設御營司，以宰執大臣兼任御營軍正、副使（黃潛善、汪伯彥曾任此職），正、副使以下是都統制（王淵） 。

在這段兵荒馬亂的時期，樞密院難以正常發揮職能，三衙更是名存實亡，但祖宗家法中防止兵權獨攬於重臣之手的“核心精神”卻堅不可摧。
朱勝非認為：樞密院官員兼統兵官之職，“其利害甚大”，因此建議趙構只給王淵一個虛銜，而實際上不參與樞密院的事務。
當然，苗劉兵變並不是因為趙構違背祖宗家法而引起的，但反對者卻可以以此為藉口，這一點是值得注意的——打著維護祖宗家法的旗幟，來達到自己的某種目的，“以公罪報私怨”。

同時，這次兵變向趙構昭示了一個更大的危機——有很多人已經對他失去信心，甚至已經動了犧牲他而換取金國罷兵的念頭。 金國鐵騎不但打垮了了他的御營軍，而且還打垮了南宋很多人的抵抗意志，士兵不敢迎敵，百姓盼望太平，他們中不願意為趙構、為南宋朝廷賣命的大有人在。

皇帝地位穩固時當然是君臨天下，但一旦被拋棄卻很可能成為不折不扣的孤家寡人。 趙構必須重新爭取人心，復辟之後，他立即又下詔責己，向天下人擺出誠懇認錯的態度。 這也是逼不得已之下的無可奈何之舉，大錯已經鑄成，君威已經掃地，此時表示悔過才是明智之舉——不能讓普天之下的大宋子民敬畏，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爭取諒解和同情了。
趙構身邊的輔臣們也在為穩住他的帝位而出謀劃策，這一段時期皇帝、朝廷連續發出了很多自相矛盾的詔書和公告——
一邊繼續說要收復失地、迎回二聖，一邊又說要和大金息兵講好，使生民免受塗炭，能夠早享太平。

這到底是準備戰呢還是準備和呢？

即是和也是戰，既不是和也不是戰。

說要收復失地是給北方那些流離失所的難民聽的，說要使大宋早日太平是給南方惶惶不安的百姓聽的，說要迎還二聖是為了在天下人面前強調皇帝的聖孝。 至於怎樣收復失地，怎樣使天下太平，怎樣迎還二聖，皇帝和宰執大臣正在商議呢，那是將來再說的事了。
再如那道關於防守江淮的詔書：一邊說已令杜充提重兵防淮，皇帝要親率謀臣宿將堅守建康，還要圖謀進取中原；一邊又說讓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及朝廷百司中非軍旅人員全部轉移到江西。
這到底是要守還是要退？ 要守，朝廷百司為什麼要退往江西？ 要退，皇帝卻又要留在建康。
既是要守又是要退，既不是要守也不是要退。
想守擔心守不住，想退又怕再次失去人心，實在找不到兩全其美的辦法，所以暗地裡同時做兩手準備，表面上模棱兩可地忽悠著。 先把眼前忽悠過去再說，以後走一步看一步吧！

前面是金國的軍事威脅，後面是嚴重的政治危機。 苗劉兵變使趙構和呂頤浩、張浚等認識到：政治危機所帶來的威脅，不在外敵的威脅之下。 趙構的處境現在是前狼後虎，左右為難。
黃潛善、汪伯彥議和的失敗，其實已經給趙構、呂頤浩、張浚敲響了警鐘，他們深知議和是靠不住的，必須馬上為戰守做準備，但僅僅只有幾個月時間了，極度虛弱的南宋朝廷和軍隊能在幾個月內振起嗎？ 這顯然是不可能的。

此時他們已經走投無路，也只好死馬當活馬醫，再次嘗試與金國議和，希望以此換取一點喘息的時間。 如果能讓金兵不來，這一切問題就都解決了。
趙構朝廷此時的策略可以歸納為：
1、盡最大力量爭取援金軍南下之師，以贏得最起碼的平定內患、恢復元氣、準備戰守的時間，此為上策，但成功的希望十分渺茫。

2、以東京留守司軍和御營軍之大部防守江淮，力圖讓金兵不能突破長江天險，此為中策，但成功的希望也不大。
3、如果長江守不住，則繼續南退或者進入四川守險，此為下策。 由於上策、中策成功的希望都不大，所以不得不為行此下策預做準備。
為了爭取上策的成功，趙構君臣讓步讓到了喪權辱國的地步。 完全沒有了談判籌碼的和談已經沒什麼可談，只剩下弱者向強者乞求哀告而已了。
如果長江守不住，趙構下一個逃難的地點有可能選在四川，那麼屏障四川的陝西就至關重要了，這就是張浚提出經營川陝的原因。

然而，乞求哀告注定不會有任何好的結果，除了使更加堅定敵人徹底滅掉南宋的決心，還會在國內帶來嚴重的負面影響。 無知的庸官、百姓或許還會跟著皇帝祈盼大金開恩，但有識之士只會對皇帝、朝廷心生蔑視、憎惡。

建炎元年，趙構決策南下避敵，已經是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但還並沒有放棄中興的希望。 到揚州之後，他還有機會來改變他的人生之路，這也許最後一次機會了。 年僅二十一歲的趙構，此前從來沒有準備去承擔皇帝的責任。 這個原本並不起眼的九殿下，從未學習過承擔這一責任必須的知識，也從未經過的治國用兵的歷練，而他卻是在危急存亡之秋突然登上皇位，立即就面對嚴峻而錯綜複雜的局勢。

以趙構的能力，想要準確分析、判斷國內外形勢是不可能的，想要拿出一個治國禦敵的可行方案則更不可能。 由於能力不足不可避免，此時決定趙構人生走向的更多的是他的品行、性格。

如果趙構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兒，他的注意力會一直集中在如何抵禦、戰勝金國這一問題上，但從趙構前後的行為看，他顯然不是這樣。
人往往並不了解自己，不了解自己在遇到未曾經歷的極端困難和巨大危險時會做出怎樣的選擇。 往往在事前對自己滿懷信心，而事到臨頭才知道自己高估了自己。

趙構要想承擔起中興的重任，必須在戰爭中去歷練。 但是，趙宋就剩下他這一棵獨苗，誰敢讓他去冒生命危險？ 李綱雖然希望趙構能堅守中原，但也準備了幾套方案；宗澤也不敢提出御駕親征的建議，只是請趙構坐鎮東京，宗澤自己帶兵去北伐。

要讓趙構在戰爭中歷練，除非他自己提出來並堅持，這需要他有自強之志，需要他有強烈的報仇雪恥之心，需要他有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毅力。

而這一切趙構都沒有，他只是一個庸人。
一個市井的庸人對於國家、民族來說，無關緊要，誰也不會在意，也根本就不會去注意，當然他也不會成為一個大大的罪人。 但趙構不同，命運使他成為了南宋的皇帝，他個人的庸懦可能會導致國家對外的卑怯，他個人的悲劇可能會擴大為民族的悲劇。
一個市井的庸人往往可以在平庸懦弱中度過一生，但趙構不同，他要么成為中興之主，要么成為誤國之君，甚至是賣國之君。

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皇帝面前沒有平庸這一選項。

對趙構來說，能登上皇位是最大的幸運，也是最大不幸；對宋朝來說，在靖康浩劫中，能留下康王這個獨苗，能避免天下群雄爭立是最大的幸運，同時，這樣的庸懦之人成為皇帝，也預示著苦難還將繼續。
不論是出於無知還是出於自私怯懦，趙構都將為他所犯的錯誤付出代價。 在經歷揚州之難和苗劉兵變之後，趙構失去了民心、軍心，失去了太多的東西，他的中興夢碎了。
從此以後，恐懼成了他揮之不去的陰影，他的人格、心理開始發生重大轉變……

疑案十窮海飛龍

“初怪上都聞戰馬，豈知窮海看飛龍。”
建炎三年冬，金軍第五次大舉南侵，十一月，四皇子完顏兀術風捲鐵騎，揮師渡江，喊出了“搜山檢海擒趙構”的口號。

宰相呂頤浩建議趙構下海逃難，將朝廷中侍從以下的官員暫時解散（“各從便而去”）。
趙構道：“士大夫當知義理，豈不可隨駕扈從？如果文武官員各自散去，朕在海上，豈不形同盜寇？”
然而，皇帝的聖旨此時已經沒有了威嚴，朝廷“侍從百官皆散”，只有呂頤浩等少數臣僚還跟隨著趙構。
建炎四年的春節，趙構是在茫茫東海之上渡過的。 趙構欲乘北風南下，可大年初一，海上卻刮起了強勁的南風，趙構的船隊只得在海中下碇停泊。
完顏兀術的騎兵正沿著海岸追趕。
好在不久風向稍北，趙構的船隊在近海南航至了台州港。 一天，有兩艘船被風吹到禁衛船隊前。 護衛軍士上前查問，原來是販運柑子的商人。
趙構下了一道命令：“將柑子全部買下，分給禁衛軍士食用。”
正月十五日元宵節這天，趙構命人在柑皮中貯油點燈，放入海中。 當時正值風平浪靜，萬點柑燈隨著潮退，熒熒出沒於淪溟之間。
有史學家讀史至此，頗為感慨：趙構並無處變不驚、從容鎮定的氣質，然而在倉皇逃亡之際，卻不乏及時行樂的志趣。
趙構真的是在尋歡作樂嗎？
幾年以後，趙構曾說：“在航海流亡的時候，朕想給金人下跪，可是連下跪的機會都沒有啊！”

顯然，趙構已經是徹徹底底被金國打怕了，膽都嚇破了，一個膽都嚇破了的人在這種時候還有尋歡作樂的心情嗎？

似乎不太可能。
那麼，這海上的萬點燈火究竟表示趙構當時什麼樣的心理呢？

還有，金軍就真的有那麼強大，強大到了不可戰勝的程度嗎？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憶。
建炎四年六月，岳飛寫下了這樣一段話：
“近來中原板蕩，金賊長驅直入，如入無人境地；本朝將帥無能，不能成為捍衛國家的長城。
“我發憤起自河朔，自從二十歲從軍以來，雖然未能遠征夷境，掃蕩敵國巢穴，但經歷了大大小小二百餘次戰鬥，聊可快國仇於萬一。
“現在提領一支孤軍，振起於宜興，一舉收復建康，迫使金賊退過長江、倉惶而遁。但深以為恨的是——未能使金賊匹馬不還！
“今日正休整士卒，蓄精養銳以待敵。如果能得到朝廷關懷，賜給器甲，使我軍裝備完善；論功頒賞，使將士蒙恩。我定當深入虜境，擒殺賊主，使之蹀血馬前；盡屠夷種，迎二聖復還東京；收復故地，使之重歸大宋版圖。
“他年過此，勒功金石，豈不快哉！
“此心一發，天知地知，知我者知之！”
同樣是面對金軍，為什麼趙構被徹底摧毀抵抗意志，而岳飛卻被激發出必將其殄滅的信心和決心？
一個是心驚膽裂，一個是氣吞驕虜。
在金軍第五次南侵中，他們到底有著怎樣的經歷？

一、為避敵用心良苦

建炎三年閏八月一日，趙構下了一道詢問詔書：
“敵人正在不停地追逐逼迫。朕應當定居於建康，還是移駕鄂州、岳州？兩地山川形勢、地利人情，孰安孰危，孰利孰害？三省可將此問題傳達給各職事、管兵官員，讓他們詳細分析、寫成奏摺呈報。”

趙構前不久還口口聲聲說要堅守建康，現在卻又下了這樣一份詔書。

朝廷的文武官員大多數人心裡明白，皇帝要收買人心的時候當然會高喊幾聲，但哪裡真有和金兵對壘的膽量。 這是想避敵求自保，但又不願意也不敢再次出爾反爾，失大信於天下，所以向群臣發出了一個信號。
趙構希望群臣做的，是一起力請乘輿離開建康，好讓他“不得不從百官之請”，這樣就不至於由他一個人來背負棄國土、棄百姓的罵名。
移駕武昌，其實是張浚最先提出來的，宰相呂頤浩也表示贊同。 本來已經就這麼決定了，但張浚走後，江浙的士大夫們又議論紛紛起來，呂頤浩於是也改變了初衷。
這一天，隨駕的百官及諸軍的統治官一起到都堂議事，一直商議到晚上，官員們寫的奏章有厚厚的一摞，呂頤浩把奏摺匯集起來連夜送到了趙構處。
第二天早朝，趙構卻對宰執們說還沒看這些奏章，他一臉憂慼地對呂頤浩道：“只怕這些奏章中眾說紛紜、意見不一啊！昔日真宗澶淵之役，陳堯叟是四川人，於是勸真宗入蜀；王欽若是南方人，於是勸真宗去金陵；只有寇準決策親征。人臣若不為自己謀私，凡事為國家著想，國家也就無不安利了啊！”

這句話表現出趙構複雜而矛盾的心理——再次逃跑吧，他擔心會使本來就已經異常嚴重的政治危機更加嚴重，類似苗劉兵變的事可能還會重演；不逃吧，朝廷的文臣大多為自己打算盤，武將和士兵又沒幾個肯用命，他擔心留在建康會重蹈趙桓的覆轍。
趙構還擔心眾論紛紜，導致此事久議不決，耽誤了時間。 現在已經是中秋了，再拖延不做準備，只怕想走都來不及了——總不能再像揚州出逃時那樣倉皇狂奔吧！

呂頤浩“領會了聖意”，當下奏道：“臣看過百官的奏摺，大多都是說鄂州、岳州路途遙遠，恐糧餉難以運送，又擔心聖駕一動，江北群盜乘虛過江，則東南之地將非我有。”

就這樣，朝廷最後的決定當天就出來了——還是去杭州。
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留誰下來鎮守建康。 大臣們是一大堆“賊精”，都想跟著皇帝避敵，把這個建康知府的烏紗帽栽到別人頭上。

王綯向趙構推薦了徽猷閣待制、知廬州胡舜陟，推薦理由是胡舜陟曾說過，他要專治軍旅，迎敵抵抗，擋住金兵，保衛建康。 王綯說：“胡舜陟有這等豪言壯語，似乎可把方面之任託付給他。”
趙構覺得這個推薦理由實在是太勉強：“言未可信，還是要看他行事的能力。”
王綯馬上對胡舜陟做出了極高的評價：“自兵興以來，淮西八郡盡被群盜攻掠蹂躪，慘不忍睹，只有胡舜陟鎮守的廬州，二年多來，巋然不動。廬州百姓無不對胡舜陟感恩戴德啊！”
就這樣，胡舜陟被任命為建康知府。

早朝之後，趙構又特別召見御營司的幾員大將，問他們的意見。 御前右軍統制張俊、御營都統制辛企宗都說應該先去鄂州、岳州，然後繼續往南去長沙。
趙構聞言不禁心中一涼，他們這是畏敵怯戰啊！ 覺得鄂州、岳州還太近，想再躲遠一點。
韓世忠來得稍晚，他提出了反對意見：“已經丟了河北、丟了山東，現在又要丟掉江、淮，國家更有何地！”

聽韓世忠的語氣，是想請趙構堅守建康，這也是趙構萬萬不願意的。 趙構沒再說什麼，讓這幾員大將去都堂再仔細商量一下。
這一天，一直到了晚上，趙構一點東西也沒吃，愁眉不展，長吁短嘆。
夜裡，他又召來呂頤浩等宰執，對他們說：“張俊、辛企宗畏敵不敢戰，想躲避到湖南。朕原來認為金人所仗的是騎兵，到了江南水鄉，騎兵雖眾，不能馳騁。現在看來，只要人心一搖，就是逃到四川、廣東又有何用？只怕朕到哪裡，敵騎就會到哪裡啊！走到哪裡，哪裡就會成為敵國的地盤了……”
呂頤浩道：“金人之謀，乃是窮追陛下，陛下現在只能且戰且走。臣等願盡死力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在常州、潤州死守！”
趙構搖了搖頭：“朕之左右豈可無宰相？
周望奏道：“臣見翟興、李彥仙之輩，集合潰卒盜賊，尚敢與金兵對壘，據守陝、洛。臣等位居宰執，若不能死戰以守，他日有何顏面見李彥仙輩？臣等實在覺得羞恥！”
趙構道：“張守倒是建議讓杜充不要過江，把他留下來……”
呂頤浩道“臣曾於王綯、周望、韓世忠商議，也是這個意見。”

趙構思來想去之後，對宰執們說出了自己的想法——讓韓世忠守鎮江府，劉光世守太平軍、池州。 這其實是讓兩軍放棄淮南，退保長江。

自古兵家有言：守江必守淮。 不懂軍事的趙構很難真正意識到這其中的道理。 他看到張俊、辛企宗畏敵怯戰，擔心把軍隊放在江北，又會出現類似揚州之難時劉光世半路兵潰的狼狽之事。

趙構現在不敢指望三軍用命，只能指望長江了。 如果御營軍依托著長江天險，可能還不至於喪失最起碼的抵抗意志吧？
呂頤浩等宰執大臣也認為趙構所慮甚有道理，原本商議的守淮計劃就這樣變成了守江。

閏八月三日，趙構下詔：呂頤浩由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章事升任左僕射（左相）、同知樞密院事杜充升任右僕射、同平章事、兼御營使。

杜充從建炎二年接任東京留守以來，可謂“官運亨通”，而且是“名望日重”。 雖然他全部的抗金行動就只是掘開黃河而已，但他率軍撤到江淮後，朝廷的文武百官依然是對他做出了無比崇高的評價。
七月裡，杜充升任同知樞密院事時，朝廷發出的升官制詞裡完全是一副稱讚曠世英傑的口吻：
“杜充剛明不撓，沉縶有謀。徇國忘家，得烈丈夫之勇；臨機料敵，有古名將之風。比守兩京，備經百戰。夷夏聞名而褫氣，兵民矢死而一心。與其統方面而謀國都，孰若委腹心而還之廊廟？庶仲尼既用，國人悉反於侵疆；隨會來歸，晉國永無於賊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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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會：史稱范武子、隨武子，先秦時代賢良的典範。 公元前594年，隨會在晉國執政，改革政治，將緝盜科條盡行刪除，專以教民勸化為務，益求典禮之製，晉之國法為之一新。

雖然升官制詞總免不了有誇讚過譽之辭，但這份制詞實在是離譜。 說他“得烈丈夫之勇，有古名將之風”，已經是把他抬到了天上；至於說他守衛東京、北京時身經百戰，讓金賊聞風喪膽，這更是不顧事實黑說胡吹；後面還要把他德比孔子、才比隨會，寫制詞的人的確要無恥到家才下得了這種筆。
如此名利雙收，如果放在平時，杜充肯定會心花怒放，但現在，他卻是一肚子說不出來的憤懣。 他知道這是皇帝和朝廷文武在給自己戴高帽子，而戴高帽子用意是要自己去“送死”。
杜充是河北相州人，宋金戰爭爆發前，他在河北滄州當知州。 趙構即位後，任命他留守北京大名府。 所以，杜充和此時朝中的大臣們沒什麼交情，與江浙的士大夫們更是素無往來，算是個“外人”。

朝廷裡的這幫人憑著關係相互提攜，苦差事當然最好是栽給“外人”。 這幫“賊精'們早有打算，他們平日爭權奪利時少不了要你傾我軋，相互貶低攻擊，現在在對杜充的評價上卻達到了空前一致——
文官說：杜相公有孔孟之風，德高望重，我等十分景仰；

武將說：杜相公文武全才，威震敵膽，我等萬分欽佩！
如此讚譽，無非是在預先做一種鋪墊，到了皇帝要避敵的時候，大家可以異口同聲地道：“留守建康，非杜相公不可！”
杜充接到升官的任命後，馬上就聲稱自己中風了，已經不能視事，往家裡一躺不出來，，讓人不斷往朝廷裡遞辭免樞密的奏章。
趙構只得溫言撫慰，在不允辭免的詔書中，趙構說道：“卿資兼文武，洞識古今，現在朕交付給卿統兵之任，正如孟子所說的，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者也！”

杜充雖然狂妄自大，但最起碼的自我認識能力還是有的，國人皆曰賢？ 北方軍民有多少人對自己切齒唾罵，杜充心裡有數，這種迷魂湯也灌得太過了。
杜充繼續上章辭免。
趙構仍舊不允：“卿負天下之奇才，明古今之大略，鎮守北京、東京，功績卓著，四海皆知！卿之才識，天下公認！卿若為軍事統帥抵禦外敵，可以稍寬朕之憂心，卿又何須謙讓推辭？”
皇帝都說到這個份上了，給杜充的高帽子已經高到了屋頂上，杜相公實在是無話可說了，只能繼續裝病，想辦法賴過去吧！
趙構和宰執大臣們一商議，使出了最後一招——直接拜杜充為右相。

任命杜充為宰相的詔書下達之後，杜充知道賴是賴不過去了，四天后，他的“中風”痊癒，開始正常“上班”了。

眼看趙構又準備避敵，朝中為數不多的有識之士不禁憂心忡忡，這樣下去，國家中興還有何望？ 起居郎胡寅終於按捺不住上了一封疏，為趙構謀劃七策，作為中興之術：

一、罷和議而修戰略：只有在兩國軍事力量能夠相敵，戰與和利害相當之時，才有講和的可能；如果雙方強弱懸殊，絕不能指望議和成功。 靖康之初，議和之策出自耿南仲，而耿南仲不過是聽了李邦彥的那套說辭。 李邦彥一介諧謔小人，胸無遠慮，只知道分朋植黨，在謀權奪利中爭勝。 當時朝廷中主張抵抗者，只有李綱、種師道二人而已，他們屢被掣肘，導致痛失良機。 其後國家議論紛然，耿南仲又中製河東之師，必使其陷沒，以向金國表示割地議和的誠意，終於導致二帝宗族盡皆北遷，中原生靈塗炭，至今國勢仍然是愈來愈危急。
如果金國願意與大宋議和，那麼辦什麼以淵聖皇帝（趙桓）的誠意，不但沒有達成和議，反而導致了靖康之禍？ 現在陛下卑辭厚禮，避地稱臣，也總應該能使金軍稍微緩一緩出師吧，為什麼幾年來毫無成效？

有人以強弱懸殊為議和的理由，豈不知自古以來有多少帝王都是奮起而爭天下之時，都是徒有雙手，無尺寸之地。

臣伏望陛下洞察利害的根源，罷絕和議，刻意用兵講武，將貢奉給金人的錢財轉而用來養兵。 臣願陛下果斷行之！ 敵國若知本朝有含怒必鬥之志，則二聖還有可能回來，否則，陛下只能偏安於東南一隅之地、萬事不竸。

再則，論納貢獻財，天下何地比東京還富？ 然而當時竭盡東京之金銀尚不能填金虜之貪欲；論出押人質，現在已經是將二帝作為人質了，還有比此更重的人質嗎？ 論供奉美女，天下又有何處的佳麗比中原還多？ 論派遣使節，還有什麼人的級別高得過東京之宰輔。 如此委曲求全，而強敵之來仍然是日甚一日。 陛下對此要深思長慮啊！

二、置行台以區別緩急之務：

陛下可於建康、南昌、江陵之中審慎選擇一處，安置太后、六宮、百司。 任命老成諳練的大臣總領臺務，侍從以下的從事官不必輕易換任，把那些虛名無實、徒費國用的機構，全部予以精簡、罷除。

陛下不必有定居之所，可廣治天下軍旅，提兵按行，與敵周旋；只須把侍從臣僚、帥臣監司、要害守牧帶在身邊，以明察其才能，進賢能之士而退不肖之徒；
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顛持危，其責任何其重大，不是一定要早晚朝見，也不是只坐在政事堂中，弊弊然於文案之上，整天糾纏於無益於國家之細末小事，更不是要煞費心機地升降官員，濟其私慾。 陛下可效仿漢高祖之用蕭何，將糧餉之權專門委託給宰相負責，如果用得其人，假以時日，量入為主，何患無財！

三、務實效而去虛文：
國家經歷大亂之後，風俗糜爛，望陛下今後留意實效，勿愛虛文。
將帥之才，本應智必能謀，勇必能戰，而那些庸奴下材，毫無智勇，遇敵即潰，無異於盜賊。
陛下對他們又賞賜太過，加官進爵超越常規，想以此籠絡武將之心，其實這只會養成他們飛揚跋扈之性。 這是因為陛下別無選擇，只能靠他們分屯所在，所以對他們一切姑息包容，唯恐哪一個武夫哪天對朝廷變了臉色。 但他們教習武藝、訓練士卒，有如聚眾嬉戲，毫無紀律，一遇強敵，這些將帥連自身都未必能保。 這些都是任將、治軍的虛文呀！
陛下的詔書一到下面，這些將帥就假聖意之名，調發丁夫，讓百姓為他們出力；陛下犒勞軍隊，讓各州郡贍養軍隊，他們藉此巧取豪奪。 他們對弓材弩料、竹箭皮革等一切軍需之物，日日徵求不已，處處因緣為奸。 陛下下詔免租稅，雖然赦令上寫得明明白白，但百姓的租稅又何嘗真正有過減免？ 都只是自欺欺人罷了，這些都是愛民的虛文啊！